回忆病床上的父亲——汪致重 张思华

汪龙俊

　　日月如梭，时光一晃，老人已经离开我们十几个年头了。

仍然清晰地记得，那是在1993年夏天，新加坡会谈结束之后，正好到家里去看望他。那个时候的我，对台湾就像所有的人一样完全没有任何概念，我冒着胆子问他，台湾的事情啥时候能有个眉目？正在书架旁翻书的父亲摘下眼镜，抬起眼睛看着窗外，思考了一会儿，缓缓地回答:“起码还要有个20年……”他停顿了，转过脸看着我，又一字一句明确地对我说:“两岸需要沟通，没有这个时间，两岸之间就不能够相互了解，如果同胞相互都不了解，隔阂不除掉，家庭怎么能团聚？”

从那时起，我在他的影响下，开始有意识地读一些关于台湾的书籍，也经常时不时地和他谈到台湾的历史与未来。我和哥哥姐姐们作为子女，父亲不会和我们多说什么，但是从只言片语中，我慢慢地读到了一点儿他的想法，他的眼光，他思维的脉络与胸中激荡着的情感。

2005年1月，父亲已经住医院两年多了，在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检查之后，医院最终得出了一个已经迟到的诊断结论:胰腺癌。医生们认为必须做手术，否则就晚了。大家都在试着说服父亲，但是他却不由分说果断决定:“无论如何，手术必须在5月中旬以后再动！”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他的态度非常坚决，没有人能够说服他改变。作为子女，我们只能够依然每天陪着他散步、看书，虽然心中绝望，但不能够表露出来。

　　5月2日，父亲叮嘱把身上插的管子都藏在宽大的衣服里面，护士长着便装，与大姐汪静一道陪同父亲会见了连战先生。父亲感谢连战访问上海期间前来探望，对连战率国民党访问团来访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他说，20多年来，我们始终保持着改善与发展两岸关系的良好意愿，为两岸民间交往的发展和双方政治关系的改善进行艰辛的努力，以满足两岸同胞的要求与期待。尽管两岸之间存在政治分歧，但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共同的血缘、文化把我们连在一起，应该推动两岸关系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为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作出贡献。

5月8日，父亲又一次把插在身上的管子藏到衣服里面，由医护人员便装陪同，会见了宋楚瑜先生。父亲说，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脉相通，骨肉相连，没有化解不了的恩怨，没有抛不开的成见。和平发展难能可贵，民族振兴弥足珍贵。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两岸关系理应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

所有参加会见的人都不知道老人的病况，更不知道他在感谢台湾客人的看望，告诉台湾客人们祖国对他们的关心的时候，衣服里贴身藏着好几根插在身体里的输液管子。

　　5月中旬，在完成了为祖国统一所能够做的最后几件主要事情之后，他同意动手术了，可是确实已经晚了，手术没有继续，创口被处理后又重新缝合，父亲又被推回病房。他又继续着他的病床、读书的生活，稍事恢复之后又坐着轮椅去外面透透气，一直到9月，他就再也没有出过病房。

2005年的下半年，父亲已经大部分时间都躺在病床上了。他没有力气再举起书来读，但是腹中的隐隐作痛又让他不能安睡。姐姐汪凝、弟弟汪雨、思华和我每天去陪他的时候，就拿着不同的书给他读。每次给他读书，我们都要时不时观察他是不是感兴趣，是不是太累了要睡一会儿。记得我当时给他读的书中，有一本是陈文茜写关于台湾社会针对种群之间矛盾的不同看法。我在读，他闭着眼睛在听。我读了好一会儿，轻声问他:“你累吗？要不要休息一会儿？”他睁开眼睛，只是简单地说:“你读。”那天我给他读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一直到护士长来说“让汪老休息一会儿吧，”他才又睁开眼睛对我说:“好吧，你坐在沙发上看吧。”我知道他一直在听，也知道他一直在想。

　　2010年秋天，我和思华第一次去台湾，看望了辜严倬云老夫人，也到屏东，给辜振甫老先生扫墓祭拜。那天下着细雨，我和思华静静地站在辜老的墓碑前，回忆着父亲1998年与辜老在上海二次会面之后，回家和我们谈到的情景。辜老在新加坡“汪辜会谈”之后，于1998年10月15日到上海与父亲举行第二次会晤，并正式向父亲提出到台湾访问的邀请。在第二次会晤临别之际，他低声对父亲说:“一定会有那一天，一定会有！”83岁的父亲说到这里，情绪激动。我从父亲的话语中看出来，他们二位老人心中对海峡两岸未来福祉的关切与责任，是相通的，父亲是为此而激动。

1999年6月27日至29日，两会在北京商谈，就落实“汪辜会晤”的四项共识交换了意见，并就汪道涵9月中旬或10月初访台达成初步共识。父亲兴致勃勃地连续召开各种讨论会，为圆满完成中央交付给他的使命而全力以赴地精心准备，没有想到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竟在10天后的7月9日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突然抛出“两国论”，使一度缓和的两岸关系又一次跌入低谷。

　　这个事件严重阻挠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也使父亲抱憾终生。他没有看到的，是台湾百姓们对老人家最终没有能够到台湾所感到的惋惜与遗憾，以及对“汪老先生”发自内心的尊重。

那一次在台湾，我们去台湾高雄县大树乡看望当地的农民。当他们听到“汪老先生的家人”来看望他们，70多岁的老农穿着大裤衩、大背心就跑过来了，带着他的子女一起，向我们深深鞠了一躬。我知道他们这一躬是给他们尊敬的“汪老先生”鞠的，赶忙也回鞠了一躬。他随后拉着我的手，直率地说:“汪老先生懂得我们台湾人啊！”我当时没有明白其中的含义，后来才慢慢懂了他们，正是两岸不断加深了解与合作，才使台湾局势从相互的猜忌防备逐步走向相知相近的和平未来，两岸人民才能够把力量都集中在“安居乐业”上。台湾人民是这样想的，福建人民也是这样想的，整个大陆也都是这样想的。回想起1993年父亲对我说的话，我慢慢明白了，尤其是我看到台湾百姓们真诚表达的时候，我更是明白了。

　　2013年，我和思华作为“汪老”的家属代表，应邀去台北参加“汪辜会谈”二十周年纪念会，回上海后，将台湾赠送的“轻舟已过万重山”牛樟木雕刻放在“汪道涵纪念室”里。在牛樟木散发出来的清香中，我们回想自1992年到2005年，父亲在他最后的十几年里为两岸的和平发展所作出的努力，才开始慢慢地体会到了老人们心中充满的对海峡两岸百姓和对中华民族的深情与责任。作为两岸和平发展的先行者，他们面对的环境是复杂艰险的，他们承受的压力是常人不能想象的。但是他们以两岸百姓的长久福祉为根本、以对历史与民族的责任为唯一的动力，忘我地把自己交给了历史，交给了两岸的人民。

自1992年以来，经过两岸共同努力，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又面临了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这个时代要求我们，以更明确的责任与更多的思考，以不断创新的思维方式与理念，以更宏大的心胸与格局，来看待亚洲与世界的变化与发展，来把握我们共同面临的发展机遇。来分享我们彼此的经验与教训，探索一条两岸共荣之路。父亲曾对我们说过，人类的历史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我们看得越远，今天所做的一切都会是添砖加瓦；反之，我们就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子孙后代。

　　家里的客厅正中墙上，至今放置着父亲的遗像。摄影师把这张相片拍活了，无论在哪个角度，都会觉得他还在和我们说话，在看着我们做事。他教给我们子女们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责任。”这两个字。是老人和历史上所有的先贤们给我们留下的最大财富。我们相信，只要两岸同胞同心，共谋发展，我们一定能够共同缔造一个美好强盛的中华大家庭，一定能够使我们伟大的民族更加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一直到现在都常常回忆起，每当父亲和我们讨论，兴起时分他红光满面拍案叫好的情景。我们知道，父亲看到今天两岸和平发展的成果，一定会高兴；如果他看到同属于中华大家庭的两岸百姓能够重新团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更高兴！

看着老人高兴，才是我们晚辈子女们最开心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