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篇获奖作品: 一个通信兵的对越作战亲历记

邓声杰

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英模代表合影

中央军委向广西、云南边防部队下达的对越作战命令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的题词

——纪念中越边境对越自卫反击作战胜利 40 周年

邓声杰

这是一篇纪实性回忆录，其行文风格质朴无华，没有丝毫的修饰与夸张成分。旨在以最真实的笔触，完整地再现我两次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全过程。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因时间已然久远，诸多细节已难以清晰地忆起。仅仅凭借着个人的记忆进行书写，难免会出现一些差错之处。在此，恳请广大读者予以原谅，并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题记

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历经无数之事。往事似风，岁月如流，许多事情已然淡忘，然而，1979 年 2 月 17 日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却始终萦绕于心，难以忘怀。1979 年，发生在我国西南边陲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乃是我国继朝鲜战争三十年后的一次海外用兵，其投入规模之大，举世无双。这亦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重大军事行动，从 1979 年持续至 1989 年，耗时长达十年之久，无其他战争可与之比肩。这还是一场鲜为人知的两国战争，当下，在各书店、传媒、影视作品以及教科书中，皆难以觅得它的半点踪迹，一度成为被彻底遗忘的战争。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这场以“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为动员令的战争，最终以战争的形式成功遏制了战争，为保卫我国边境安全、确保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以及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那场作战中，我的许多战友英勇牺牲，我也历经了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以及战火硝烟的磨砺。自卫反击战中那些激烈残酷的战斗场面，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现在，我将对当时参加战斗的经过进行一番回忆。而故事，要从 1978 年参加军事大比武说起。

　　一、大比武归来

1978 年下半年，作为军、师、团的训练尖子，我先后参与了师在贵阳、军在开远以及军区在昆明组织的军事训练大比武竞赛活动，且均斩获优异成绩。尤其在 1978 年 11 月于昆明举行的军区全区军事训练通信报话兵专业大比武竞赛中，我沉着镇定，力压群雄，一路过关斩将。在无线电报务、收发报、密语、军语、行进间通话这五项竞赛里，成功夺魁，为军、师团赢得了无上荣誉，还受到了军区参谋长孙干卿以及兵部程玉宝部长的亲切接见。 军区大比武落幕后，通信部组织荣获团体和个人冠军的单位及个人在宜良汤池的昆明军区通信训练大队进行集训，全力备战翌年的北京第四届全军运动会。在此期间，队里突然下达通知，召集全体学员开会。军区通信部胡学琛副部长在会上郑重宣告：“即将打仗，中央军委已作出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决定。当下一切以打仗为重，前往北京比赛之事取消。你们先回去打完仗再说，以后仍有机会。”次日，全体参训学员离开了汤池军区通信训练大队，各自返回原单位。

　　二、开进边境

我从军区大比武回到安顺营区的日子是 12 月 18 日。回到连队后，只见好几个老兵都得到了提拔，成为了干部。70 年的老兵秦炳海直接被提升为台长（战后任参谋后转业），他来自 81 台；75 年兵管奎弟晋升为报务主任（战后任台长转业）；75 年兵骑兵班班长蔡循启提拔为二排长（战后任指导员转业）；75 年兵技工室的蓝忠诚提升为技师（战后任政治处书记转业）；73 年兵两瓦班班长薛彪（战后任参谋，后调昆明军区通信部处长转业）则被提拔为三营通信排排长，他们一个个挎上了手枪，精神抖擞，威风凛凛。整个连队的人都在紧张地忙碌准备着，我也跟随班里按照作战要求，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了三分四定工作，并仔细清理好通信器材。第二天晚上，我便配属到二营，随大部队出发了。记得当时二营的营长是杨文团（战后任边防团副团长、团长、临沧军分区参谋长），教导员是李瑛（战后住校，后任师政治部副主任），副营长是张甫根（战后住校、副参谋长转业），督导二营的是副团长王树昌（战后转业）和副政委余华周（战后任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 从贵州安顺出发，采取的是摩托化开进方式。几十辆汽车绵延十几公里，宛如一条长龙，场面蔚为壮观。20 世纪 70 年代的公路大多是砂石路面，庞大的车队行进起来，尘土飞扬，使得天地都变得昏暗。车队每到一地休息时，战友们都满身尘土，只能看到一双黑溜溜的眼睛，要是不说话，着实很难认出对方是谁。我从小就会晕车，最害怕坐车出门。从贵州安顺到云南马关几百公里的路程，一路颠簸，我受尽了折磨。头痛胸闷，胃里翻江倒海，呕吐不断。到了开饭时间，看着别人吃得很香，我却毫无食欲。部队经过好几天的摩托化行军，于 12 月 24 日到达集结地域——云南文山州马关县。我随二营驻训马关梁子寨。在此期间，通信连一分为二扩编为通信连和特务连。已确定转业的李寿先继续担任特务连连长，警通连副指导员田荣泉被提拔为指导员，侦察排长曲伦斌（战后住校、后任青岛警备区副司令员退休）提任特务连副连长，有线排班长孟庆广(战后任保卫股长转业)直接由班长提任特务连副指导员。通信连的变化不大，警通连指导员李宗富(战后转业)提任直政股长，主要协助通信连工作，通信连排长朱继清(战后调昆明军区通信部任参谋、昆明陆军学校通信训练大队训练处处长、副大队长、成都军区士官学校校长)提任通信连连长，副指导员李炳建(战后住校、任边防团教导员、武装部政委转业)提任指导员，81 台台长李昌(战后任连长、参谋、后调安顺军分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提任副连长，已确定转业的通信排长陆文香(战后任边防 15 团直政股长转业)提任副指导员，司务员吴明清(战后任财务股长转业)提升为司务长。

　　三、临战磨刀

在马关梁子寨二营住训期间，师里作出决定，集中全师无线电报话员于文山原 124 团驻地展开临战应急训练。接到通信连通知后，我与两瓦班的全体同志一同参加了全师组织的为期半个月的无线电报话员战前临战应急训练。上午报到完毕，下午便举行开训动员大会，军通信处孙仕华处长发表了动员讲话，随后，各单位依照计划紧锣密鼓地展开训练。 我们两瓦班共有 27 人，分别是：75 年河南新乡籍战士朱芳旺（战后提干任连长转业）；76 年云南镇雄籍战士邓声杰、云南昆明晋宁籍战士孙鲁贵（战后退伍）、史贵明（战后退伍）；77 年云南临沧籍战士王克跃（战后住校）、侯明祥（战后退伍）、周顺凡（战后退伍）；78 年云南昆明籍战士潘明煌（战后退伍，已故）、刘勇（战后退伍）、延晋昆（战后退伍）、肖凡（战后退伍）、郭大春（战后退伍，已故）、四川籍战士曹得超（战后退伍）；79 年云南文山籍战士王光奇（战后提干）、杨开贤（战后退伍，已病故）、孙平祥（后到军区通信训练大队集训报务未参战）、刘文良（战后改士官）、张平能（战后退伍）、开远籍战士丁壮生（战后退伍）、李志华（战后退伍）、云南个旧籍战士李金亮（战后退伍）、河口籍战士齐跃恒（战后退伍）、湖南冷水江籍战士段利华（战后住校）、柳栋（战后退伍）、邓建林（后到军区通信训练大队集训报务未参战）、贵州印江籍战士高元学（战后退伍）、贵州石阡籍战士宋玉新（战后退伍）。在无线排长邹仕碧（对越作战荣立一等功，后任指导员、教导员转业）的带领下，我们每天早上六点钟便起床投入练习，直至晚上十一点才休息，即便是星期天和中午时间也毫不松懈地抓紧训练。老兵们重点练习在各种地形上天线的架设、听译密语以及行进间密语通话。新兵们则重点学习机器的调整使用方法、专向以及网路通话的工作方式。每天乘坐汽车拉开距离进行通话训练，顶烈日、冒风雨，强化基础训练。一会儿在山洞里，一会儿在陡壁下，一会儿又钻进树林中，在各种不同地形、天候条件下，使用不同天线摸索规律。即便在夜间干扰大、信号小的情况下，我们也坚持训练，以提高机上工作能力。 鉴于我团所担负的作战任务，师里临时加强 4 部 10 瓦全新的单边带电台到我团。为了尽快熟悉 10 瓦单边带电台的操作使用，中午别人休息时，我们仍抓紧时间练习。经过半个月的集训，全班都学会了单边带、硅两瓦和 884 步谈机的调整使用以及地形地物利用方法。通过临战应急训练，老兵在原有基础上，行进间专向密语通话时效达到一千二百字，新兵明语通话可达到七百字左右。我们还针对战斗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全班展开了热烈讨论，设想了各种复杂情况并制定了应急措施。 俗话说“临阵磨刀，不快也亮”。全师组织的临战应急训练，时间虽不长，但成效显著，为我们后来圆满完成战中的通信联络保障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训练照

　 　四、火线入党

文山临战应急训练结束回来后，团里作战计划，三营担任主攻，通信连又将我配属到三营，两瓦台是延晋昆。记得营长是胡述安(战后住校，任138师参谋长、师长、26军参谋长、河南、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教导员是钟玉林(战后任122团政治处主任)，督导三营的是副团长陈满(战后转业)、副政委李天保(在发隆战斗中牺牲)。

有一天，连队通知我回去开会，到连队后指导员李炳建对我说，连队党支部决定吸收你为预备党员，下午要召开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你的的入党志愿书，你下午参加会议，当天下午在连部的帐篷里我经秦炳海(战后任参谋转业)、华振东(战后住校已病故)二同志介绍加入了党组织，正式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人生旅途中的重要里程碑，为我今后的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我踏上了为党奋斗终生的道路，内心无比激动和高兴。

在三营呆了近半个月，团里作战任务又发生变化，一营负责打穿插，连队又将我配属到一营，副班是丁壮生，两瓦台是郭大春。记得营长是庄华山(战后任副团长、团长、师参谋长、副师长、武警云南省总队参谋长、副司令员)、教导员是杨时胜(战后任政治处主任转业)、副营长是马朝培(战后任营长、参谋长、团长)，督导一营的是副团长陈国富(战后转业)、副政委张志高(战后转业)。战前在三营和一营驻训期间，为了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做到“拉得出、冲得上、打的赢”，部队每晚都进行全副武装超负荷、超强度的紧急拉动，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夜地墨黑，全程灯火管制，数不清摔了多少次跤，双脚磨起了不少血泡，每晚都是大汗淋漓，衣服全部湿透，回到驻地也是疲惫不堪。我还记得，战前在一营驻训期间，营长前后挑了两个通信员，身材都高大英俊，但是在紧急拉动当中体力不支随时掉队，两人先后都被营长换掉了，最终才从二连挑到一个合适的。

　　五、穿插潜伏

一营肩负着打穿插、迂回包围并切断敌军退路的重任。

1979 年 2 月 15 日上午，全营集结进行战前动员，大战将至的紧张气氛愈发浓烈。战士们各自忙碌而紧张地做着准备，翘首以盼出发的命令。晚上 6 点 30 分，全营再度集结，7 点钟从马关梁子寨出发，沿着小坝子一条蜿蜒崎岖的小路前行。途中，不时传来有人摔倒以及装备与路边乱石撞击的声响。历经近 4 个小时的艰难行进，晚 11 点左右，部队抵达边境的一座山梁。借着月光俯瞰，山下是一条如丝般纤细的河流。部队顺着丛林间陡峭的小路向山脚直插而下，道路湿滑，稍有不慎便有摔落谷底的危险。战士们悄然前行，偶尔传来“小心，路滑”“跟上”“注意，不要发出声响”的轻声口令。大家疲惫不堪，眼皮直打架，却无一人叫苦。经过一夜的艰苦跋涉，于 16 日凌晨 4 时 40 分到达隐蔽地域，战士们既紧张又兴奋，就地休息待命。

春寒料峭的夜晚，大半夜的行军让大家浑身湿透。别说睡觉，即使坐在地上也浑身颤抖。在迷迷糊糊中，天已大亮，战士们纷纷拿出头一天带来的饭菜和干粮（面粉疙瘩）充饥。在树林里潜伏极为难熬，蚊虫肆虐，随时叮咬着大家，却又不能随意发出声响或大声说话，只能静静等待。

上级规定，战斗打响前无线电保持静默，特别规定配属一营的 10 瓦单边带需每 30 分钟用吹风或按长码的方式向团指挥所报告一次潜伏情况。一整天的潜伏总算平静度过。2 月 16 日 18 时，部队从潜伏地域出发，向梁子河方向挺进。晚 20 点左右，我开机收听主台，却毫无动静，直至 10 点左右，才断断续续听到主台呼叫。“616、616、606 呼叫！……！”我急忙回应：“606、606、我是 616！606、606、我是 616！……！”然而，由于山高林密，我们又处于山脚谷底，信号极其微弱且断断续续、极不稳定，我回答主台，主台也听不到。10 时 30 分左右，主台说这里有话，请抄收，随即开始盲发。为防止暴露目标，部队实行灯火管制，也不允许发出声响。我意识到情况紧急，赶忙向营长报告。营长说：“你找个背静的地方联络吧！注意不要暴露目标。”为避免被敌人发觉，我在山凹部找到一间马棚，在马槽里架起电台，用雨衣遮住机器发出的亮光进行联络。但因山高林密、距离较远，信号微弱至极。我只好爬上马棚顶部架起斜天线。当我轻轻挪动身体准备慢慢下来时，不料马棚年久失修，椽子腐朽，我一下子踩断椽子头，从马棚上摔落，掉进一丈多深的沟里，右脚踝关节扭伤，手脸被划出道道血痕，疼痛钻心。然而，想到穿插营远离团指挥所，孤军深入敌后，团首长时刻牵挂着穿插营的进展情况，我作为穿插营的“耳朵”，一分钟也不能让通信联络中断。我强忍疼痛，咬着牙，抓住沟边的茅草一步一步艰难爬了上来。在新战士丁壮生的协助下，我开始断断续续地边收边译，梳理通话稿后，内容为：“你营务必于 17 日 6 时前穿插到位，切断敌退路。”我随即将电文报告营长，营长接到团指命令后，下令各连加快行军速度。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行进，部队到达梁子河渡口。河水深近两米，搭的独木桥很滑，稍有不慎就有摔到河里的危险。由于每个人背负着几十斤的弹药、装具、干粮还有大米，行动缓慢。营长看到过河速度很慢，心急如焚，果断下令：“放下背囊，轻装前进。”指战员们随即放下背囊，轻装渡河。有些战士扶着独木桥过河，浑身湿透。全营很快顺利通过梁子河，向指定位置尼记进发。放眼望去，前面又是一座高耸的大山，坡度约 60°，山坡陡峭险峻，每行进一步都异常艰难。部队可以轻装前进，但我们电台兵不能，尤其是我，拖着摔伤的右腿，背着几十斤的电台及附件，跟随指挥员跑前跑后，边走边联络，汗水湿透了衣裤。当部队穿插至爱头寨时，担任前卫任务的二连发现了敌情。营长一边命令部队监视敌人，一边叫我向团指挥所报告情况，请求指示。团指命令：“不要与敌纠缠，加快行军速度，抢占有利地形。”营长随即命令二连：“组织精干力量迅速抢占有利地形。”

二连接到命令后，指导员罗维俊身先士卒，亲自带领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两挺轻机枪直冲向 1301 高地。终于在凌晨 5 点 35 分占领了有利地形 1301、1307 高地，比上级规定时间提前 25 分钟到达指定位置，成功切断了敌人的退路。

　　六、发隆激战

发隆，越南的一个小镇，地处黄连山省孟康县东北 22 公里处。其东面与北面皆与云南省马关县接壤，国界线向中国一侧弯曲，形成一个突出部。发隆地区地势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态势，海拔在 1200 至 1600 米之间，山高坡陡，局部区域为悬崖峭壁，且蒿草丛生，道路较为稀少。

防守发隆地区的越军由黄连山省省军事指挥部下辖的省独立第 3 营 1 连、1 个机动公安连、1 个公安屯、2 个青年冲锋大队以及部分武装民军组成，总计约 500 人。越军主要占据发隆周围的 1561、1523、1609、1336 高地等制高点，防守各高地的兵力一般为 1 个班至 1 个排。越军在主要防御阵地构筑了 2 至 3 道堑壕以及 A 形掩蔽部，且以交通壕相互连接。沿壕的防御工事除了利用少数当年法军构筑的永久性工事外，多为野战工事，由此构成了支撑点式的环形防御。经过多年的精心经营，越军将发隆建设成为所谓的“净化”边境模范区，成为一个顽固的反华桥头堡。守敌曾狂妄地叫嚣：“中国来 1 个师，3 个月也打不下发隆！”

在 1979 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响之际，昆明军区便决心以一部兵力迅速攻克发隆，以保障 14 军主力沿红河东岸向纵深发展进攻。此项任务交付给了 14 军 41 师 121 团。

受领战斗任务后，团首长组织班以上干部及骨干多次前往边境进行现地侦察，开设观察所昼夜对敌军进行观察。同时，还派遣侦察分队多次越境侦察地形、道路以及越军前沿阵地的兵力部署情况，并通过边民的跨境亲族关系获取越军情报。根据所了解到的情况，121 团首长最终形成作战决心：集中四倍于敌的兵力和九倍于敌的火器，从西北方向对发隆守敌侧翼实施主要突击。并以一部兵力从东南迂回到发隆背后，切断敌军退路，割裂越军的防御体系，形成“关门打狗”的有利态势。从西北、东北、东南三个方向发起攻击，首先消灭 1561 高地、老道寨地区之敌，再围歼发隆之敌。

这是解放军报发表的《发隆歼灭战》通讯

在发隆战斗中牺牲的121团副政委李天保、5连连长赵军生烈士。

　　1979 年 2 月 17 日凌晨 6 时 40 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号角正式吹响，我军向发隆之敌展开了猛烈的炮火准备。晨幕中，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转瞬间，雷霆震怒，万炮齐鸣。一排排炮弹如流星般呼啸着掠过我们头顶，狠狠地砸落在越军阵地上，炮火震撼着大地，天空被映得一片通红。

7 时战斗打响后，即将被我军围歼的发隆之敌，疯狂地向我军发起反扑，夺回了我二连先前抢先占领的 1301 高地和 1307 高地。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伤亡惨重。从 8 时起，便有伤亡的人员陆续从阵地上被抬下来，一个个鲜血淋漓。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到营指挥所的烈士和伤员越来越多。我清晰地记得，第一个被抬下来的人脖子被打断，一串串血泡从喉管处不断冒出；有一个人的头被炮弹炸掉了半边，满脑袋都是脑浆；还有一个人的腹部被炮弹炸开，肠子流了出来；有一位被迫击炮击中的烈士，遗体用雨衣包裹着，长度明显比正常人短了许多，两名战士用竹竿抬着，软绵绵的。

没过多久，营指挥所附近就摆满了一地的烈士和伤员，有的断腿，有的断胳膊，还有的被炮弹削去了整个脑袋。一个个身上都流淌着鲜血，一具具用白布裹着的烈士遗体表面渗透着红红的鲜血。大家这才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惨烈。这时，教导员杨时胜站起身来讲话，他说道：“大家不要害怕，有战斗必然就有牺牲。我们要把这笔血债记在越南鬼子头上，化悲痛为力量，英勇杀敌，报效祖国。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是英雄还是狗熊，就在战场上见分晓。”教导员的这番动员，扫除了战士们心中的阴霾，众人顿时群情激昂。

由于战斗的激烈程度超乎想象，瞬间通话量急剧增加，不是战斗命令的下达，就是请示上报战况，让人应接不暇。营指挥所也不时遭到敌人炮火的袭击，头顶上子弹“嗖嗖”乱飞，只能不停地转移位置。我和新战士丁壮生紧紧跟随营指挥所，在敌人的炮火下一边通话一边快速跟进，利用地形地物隐蔽前进，做到指挥员走到哪里，我们就工作到哪里，一刻不停地随时接收和上报战况。

8 时 15 分，我正用 10 瓦单边带电台向团指挥所报告情况时，机器突然发生故障。营长和我都心急如焚，我与刚入伍的新战士副班丁壮生迅速高架天线，用两瓦台接替工作联络。然而，两瓦台信号不佳，工作十分艰难。好在技工聂晶很快就排除了 10 瓦单边带电台的故障，使其恢复了工作，没有耽误战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与敌人形成了对峙。夜幕降临，硝烟渐渐散去，激战的一天暂时恢复了平静，但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浓烈的弹药气味，偶尔还能听见一两声枪响。

经过一天连续不断的工作，我口渴难忍，脖子也开始疼痛，声音嘶哑，人也十分困倦。但随时都有电文要接收和上报，只能强打精神坚持下去。天黑了，敌我双方都不敢贸然行动，我们就趴在堑壕里各自坚守阵地，在敌人的心脏地带过夜，这还是第一次。周围的村子里、营房都住着敌人，必须提高警惕。夜晚非常寒冷，由于大家都只穿了一件雨衣，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一整晚都没有合眼。寒冷只是一方面原因，更主要的是想着在白天激烈战斗中牺牲和负伤的战友，特别是看见营指挥所附近躺着的若干烈士遗体和伤员，心情十分难过。

2 月 18 日，天刚一亮，阵地上就枪声大作，激烈的战斗再次拉开帷幕。各连对兵力部署稍作调整后，战士们又向敌阵地发起了进攻。但在进攻途中，遭到了 1301、1307、1336 等高地各个不同方向敌火力的压制，进攻再次受挫，伤亡很大。营长叫我向团指报告，请求炮火支援。当时枪炮声震耳欲聋，指挥所四周浓烟滚滚，硝烟弥漫，尘土飞扬。我在敌人的火力下冒着生命危险，用嘶哑的声音向团指挥所报告敌人的火力位置，呼唤我军炮火，并不断为我炮兵指示射击目标、修正偏差、报告情况。由于我的情况报得及时准确，炮火打得又准又狠，连续摧毁了敌人二十多个火力点或目标，炸得敌人尸横遍野，鬼哭狼嚎。

我步兵迅速夺取发隆后山各阵地的有利地形。两天的战斗中，毙敌 90 余人，俘敌 14 人。下午，在耳机里听到先后配属 8 连担任穿插，后又配属 4 连、7 连打主攻并跟随副政委李天保的报话员孙鲁贵报告，李副政委在进攻途中中弹壮烈牺牲的消息，我心如刀绞，悲痛万分。1978 年部队在贵州野营拉练和住训期间，我一直跟随他。李副政委年轻有为，平易近人，有时团里政治学习，他还会来两瓦班参加我们的讨论。他在营区走路总是习惯背着双手，每次路过营门见我站岗，都要与我打招呼。他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永远怀念他。（李副政委是我军 1979 年对越作战中牺牲的团以上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位，时年 33 岁）。与李副政委同时牺牲的还有二连排长李良优、四连副连长董保国、五连连长赵军生（师长、后任政委赵勤之子）等。

几十年后，战友孙鲁贵回忆说：李副政委虽然牺牲了，但是在发隆战斗中，他两次救了我们的命。一次是在激战中，我们指挥部隐身在公路边的土坑里，土坑上面有土石下落，他大声命令我们快速转移。当我们转移 30 米左右时，一颗炮弹准确地打到了土坑里面，威力之大，使土坑扩大了好几倍。要是没有他命令我们转移，指挥部的全部人员可能都会伤亡。后来打进发隆主战场，我在他后面，处于一个高埂下面，上面就是敌人。当第一颗手榴弹炸响时，其他人员都会卧倒，而我们通信兵没有作战经验，是李副政委一脚把我踢倒的。刚倒下，敌人的手榴弹就成串成串地往下落，炸得我们个个背上都是很多沙土。要是没有他这一脚，可能再有几个我孙鲁贵也是不够炸的。土坑转移后我问他怎么知道有炮弹会来，他说是步兵的曳光弹给炮兵指示目标，今后你们要多学习战场经验，还叫我把天线的辐射叶取掉，可能是敌人看到天线才暴露指挥所的目标。多好的领导啊！李副政委牺牲得太可惜了，如果他活着，说不定我们的命运都会被改写，所以十分怀念他。

2 月 19 日，激烈的战斗已持续到第三天，发隆守敌已被我军围困得水泄不通。敌人妄图作垂死挣扎，战斗打得十分激烈。营长叫我向团指挥所报告：“我一营先后拿下了 1410 高地和 1301、1307 高地……现在正向 1410 高地北侧无名高地发展进攻，遭到了羊角山方向敌炮火和 1336 高地敌火力点的猛烈压制，请求炮火支援！”1336 高地东侧无名高地有法国军队 1911 年修筑、又经越军加修的碉堡群，山高坡陡，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发隆南侧的主要支撑点。1336 高地攻克不下，夺取发隆战斗的胜利就毫无希望。

电台兵既是指挥员的耳目，也是部队的神经。在战场上，电台兵虽然不像步兵一样直接扛枪参加战斗，但指挥员运筹帷幄的决心和意图都必须通过电台兵上传下达才能实现。所以电台兵的工作不仅技术要求高，而且工作量大，常常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战斗间隙，冲锋陷阵的步兵可以就地休息睡觉，但这个时候的电台兵正是最忙的时候，必须正确接收上级电文和向下级发送指令，还不能出任何差错。

由于连续几天几夜的工作，体力消耗过大，身体十分困倦，人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站在身旁的副班丁壮生看见我困倦的样子，便把我头上的耳机取下来，戴在自己的头上，很想让我休息一会。可是，才几分钟，他就听到耳机里传来了呼叫：“616、616、我是 606，有话请抄收！”丁壮生是才入伍的新战士，战前只进行了很短的训练，业务还很生疏，密语也不熟，无法上机工作，他只好把我推醒说：“班长，快，团里来报要抄收。”我听说有报，就迅速接过耳机，开始抄收。电文内容是：“命令所有部队暂时后撤四百米，用炮火摧毁敌人工事！”根据团指命令，部队迅速撤出阵地，营长叫我向团指报告“一营攻击部队已撤出，可以开始炮击”。不一会儿，炮击开始。顿时炮声隆隆，发隆变成了一片火海，战士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攻占发隆，消灭了残敌。

2 连在打扫战场时，看见一个负了重伤的越军女中尉军官坐在地上拿着一颗定向地雷，叽哩咕噜朝大家大喊大叫，大家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就叫来了翻译。翻译说：“她说只要我们再往前走，她就要拉响定向雷，和我们同归于尽。”有人请示连长怎么处理，连长说：“毙了她！”随后几个战士端起冲锋枪就是一梭子，结束了这个拒不投降的越南女军官的性命。发隆战斗结束后，连队党支部通过主台通知我已报请团里为我火线记三等功（团党委批了二等功）。

发隆战斗，我团共歼敌 470 人，其中毙敌青年冲锋队大队长以下 329 人、伤敌 91 人、俘敌 50 人，缴获 82 迫击炮 1 门、60 炮 10 门、火箭筒 7 具、轻重机枪 16 挺、步枪和冲锋枪 454 支、电台 4 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七、南征栋光

发隆战斗结束后，部队进行了短暂休整，随后奉命南下。

2 月 21 日下午，部队向勐康县城挺进。沿途皆是腐烂发黑发胀的越军尸体，腐尸臭气熏天。我穿着防刺钢板鞋，鞋子又硬又厚又滑又笨重且不合脚，走在砂石路面上，双脚磨起了多个血泡，疼痛难忍，每走一步都极为艰难，但我依旧咬紧牙关坚持，绝不掉队。好不容易抵达勐康县城时，天色已黑。夜幕下，所看到的尽是激烈战斗后留下的痕迹，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断壁残垣。路上，一颗颗直径几十公分的大树被炮弹拦腰劈断，有的树干上还嵌着硕大的弹片。路边还能看见好几辆被越军击毁的我军坦克。（注：17 日在攻打勐康的战斗中，坦克 1 营参战的 19 辆坦克，在进攻途中因与步兵脱节，被击毁 5 辆，被击伤 11 辆。据说我们的坦克兵死得很惨，一个个都被烧焦了。）县城上空烟雾弥漫，偶尔传来“哒、哒、哒”的机枪声和炮弹的爆炸声。

上级通知原地待命，部队搭帐篷开始埋锅煮饭。由于县城已被炮火摧毁，没有水源做饭，炊事班只好就地在水沟里取水煮稀饭。稀饭煮出来后，味道实在难闻。连续几天的激烈战斗，大家都是啃干粮，又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行军，大家都已口渴难耐、饥肠辘辘，大多数人还是吃了，但有部分人闻到那个味道就实在不想吃。直到天亮才看见水沟里竟然泡着几具越军已经发胀腐烂的尸体，让人实在想吐。

2 月 22 日上午，部队稍作休整，中午又继续前行。队伍浩浩荡荡，行进队伍除了我团的主力，还有运送弹药物资的车队、炮兵兄弟，车来人往。一路上还能看见几个越军的伤兵在路边鬼哭狼嚎，大部队也无暇顾及。路边有几门 152 榴弹炮和 130 加榴炮正在炮轰远处的敌阵地，隆隆炮声，震耳欲聋。

经过一个下午的行军，部队于晚上 21 点左右到达了坂甘一个隐蔽的山谷，旁边有条小河。部队就地待命，由于长途跋涉和连续不断的工作，非常疲劳，我背着电台躺下就睡着了，人睡着了但电台一直顶在腰部。天亮后无法起身，新战士丁壮生把我扶起后，腰部不仅疼痛而且只能直立不能弯腰，症状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才恢复。

第二天整整一个白天都在小河边休整。下午，营指挥所旁边突然听见枪响，营长问：“是谁开枪？”竟无人回答。随后得知是一枪连班长、我的老乡王某银冲锋枪走火打死两匹骡子。营长拔出手枪追上去吼道：“老子枪毙了你！你把我的骡子打死了，我的重机枪怎么办？”教导员等上前拉住营长。营里当即召开会议，给王以留党察看处分，骡子驮的一挺重机枪交给其扛着走，戴罪立功，将功补过。

24 日上午部队又开始前行，走的是林间小道，一路上枪炮声不断。途中路过 2 团头天晚上遭越军伏击的东家的一个山谷，一大片竹林和树木被炮弹和高射机枪扫射拦腰劈断，地上一片狼藉，血迹斑斑，到处都是残肢碎肉和我军遗留的行李和装具，血肉横飞的场面还清晰可见，现场惨不忍睹。旁边还有一辆被越军摧毁的救护车。（注：2 月 24 日，41 师 122 团奉命向郭参发展进攻。先头 3 营于当晚进至东家东南，突遭三面越军火力袭击。由于夜间情况不明，3 营行军队形拥挤，遭到较大伤亡。全营与越军顽强奋战 7 个小时，因地形不利，始终未能扭转被动形势，先后伤亡 90 余人。直到 25 日凌晨，3 营才在本团 2 营掩护下撤出战斗。）由于一个水壶装水不够喝，我还随手捡了一个水壶背在身上。沿途的路上还见到几辆被越军埋设的压发雷（反坦克地雷）炸毁的我军解放牌汽车和嘎斯车。

下午五点左右到达目的地栋光。营指挥所附近有一幢比较好的竹木房，营部的兵很想住在里面，营长不允许，命令大家挖猫耳洞住。驻地一大片都是菠萝地，我们这些内地人，大多都没有见过新鲜菠萝是啥样，也不知怎么吃。由于口渴难耐，我和好多兵一样，听说是菠萝，在地上掰起来就开始啃吃，当时觉得很解渴，没有什么感觉，过了一会儿整个牙龈全部肿了起来，十分难受。营长看到后说：“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傻瓜，哪有这样吃菠萝的，你们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想吃，我让炊事班明天好好整一锅给你们吃。”晚上，郭大春、丁壮生和我三人同挤在一个猫耳洞里，既热又闷，十分难受。夜晚炮声及冷枪不断，只能偶尔才能迷糊一下。

第二天早上，营长叫炊事班的把菠萝砍来削了皮，切成条状，煮了一大锅，叫大家都去“享受”。营指挥所驻地有一大个水塘，出境作战已近十天，每天负重前行，汗流浃背，日晒雨淋，穿在身上的衣服和打在腿上的绑腿，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身上长满了虱子，随手一抓都是好几个，奇痒无比。第二天休整待命，大家就脱下衣服抖虱子，并下水塘洗澡。洗完澡后，身体舒坦多了，精神也爽快。我贴身穿的是一套蓝色腈纶衫，脱下来一看，整套内衣裤都布满了虱子、虱蛋，弄了好一会也没有办法洗干净，随手就丢弃了。以后，一直到回国我就只穿一套外衣裤。

在栋光休整的时候，通信连遭到越军炮击，幸好只伤了一匹马。

　 　八、拉色东搜剿

部队抵达栋光后，我团转为师预备队，奉命组织防御，待命歼敌，并准备掩护友邻部队撤离战场。

3 月 2 日，敌情报告显示，勐康附近有一股数百人的残敌活动，袭击我后方运输线。为此，上级决定必须将其彻底清剿干净。我团随后奉命返回勐康地区清剿残敌。下午，部队沿原路返回，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于深夜到达南下时的宿营地板甘。

3 月 3 日，凌晨 4 时，部队开始向满是原始森林的大山上攀爬。细雨绵绵，战士们冒雨前行，山路陡滑，举步维艰，行动极为艰难。全身被汗水和雨水浸湿，一个个犹如落汤鸡。爬山途中路过一条小溪，大家口渴难耐，就在小溪中接水喝，我也满满灌了一水壶。往前走了几十米后才发现小溪里泡着几具已经腐烂的越军尸体，那种恶心之感难以言表。

8 时左右，在爬山途中需要上报情况，然而通信联络却突然中断。我和新战士丁壮生以及两瓦台的郭大春迅速寻找开阔地带，高架天线，终于与主台恢复了联络，没有影响部队行动。经过近 11 个小时的艰难爬行，好不容易接近山头。此时大雾弥漫，笼罩着整座大山，视线不足两米。忽然听见前面有人说话，瞬间枪声阵阵。先头部队三连与敌人遭遇，战士们反应神速，先敌开火，击毙敌人 13 名，重伤 2 名，活捉女俘虏 4 人，男俘 1 人。重伤的两人都是女的，其中一个中尉腹部受重伤，坐在地上，肠子都掉了出来。营部医助上前为她包扎，她却挣扎不配合。另一个耳朵下沿和胸部受伤，躺在地上呻吟。满地都是越军散落的行李和食物，还有一锅没有煮熟的玉米饭。这场遭遇战持续了近半个小时，缴获轻机枪一挺、冲锋枪 5 支、半自动步枪 9 支、望远镜 1 具。部队押上俘虏后又继续上山追敌。

部队到达山顶后，发现到处都是敌人遗弃的掩体和工事，偶尔还能听到枪声。在搜查掩体和工事的过程中，有战士被敌人冷枪击中或被敌人埋设的地雷炸伤甚至牺牲。搜剿活动一直持续到天黑，部队就地宿营。由于一整天都没有吃上饭，大家饥肠辘辘、筋疲力尽。深夜，又下起了大雨，无处躲藏，一个个都被淋得水淋淋的，冷得浑身发抖。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

3 月 4 日，部队继续搜索前进。二连报告发现了一个藏在山洞里的简易弹药库，内有各种弹药数十箱。营长命令将其炸毁。下午，继续搜索。傍晚，又是大雾弥漫，部队开始下山。路过昨天与敌遭遇的地方，看见被击毙的若干越军和重伤女军官的尸体。听见茅草棚里有人呻吟，营长庄华山、三连连长段汝林（战后转业）等前去观察，看见是昨天受伤的另一个女兵。营长叫翻译上去问那个女兵能不能和我们一起走，翻译询问后告知：“她说走不动了。”营长叫随行人员、负责营部警卫工作的三连排长、我的老乡同年兵周兴举（战后任连长转业）和特务连配属 1 营的侦察班长陈云坤（战后任指导员转业）分别拿来两盒压缩饼干和装满水的两个军用水壶，放在那个女兵的头部后大家就离开了。连长段汝林一边走，一边对营长说：“营长，不要留她了，我去把她毙掉算了。”营长不置可否。段汝林连长端着冲锋枪转身就过去了，正好碰到从迎面走过来的副团长陈国富。陈副团长问：“段汝林，你要去哪里？”段连长说：“我上去把昨天负伤的那个女兵毙了。”陈副团长说：“你给我站住，要优待俘虏。传话过去，叫收容队的上来把她抬走！”收容队抬的还有在剿匪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和伤员。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山高林密，独自行走都很困难，更何况还要抬烈士和伤员。收容队的几个战士上来后，听说是抬俘虏，嘀嘀咕咕扭头就走了。后来通知民工上来抬，民工上来后知道是俘虏，担架也没有用，直接从茅草棚上取下一根木头，用铺单将女俘绑在上面抬起就走。走了还不到一百米，民工报告俘虏已经死了。

返回的路是一片原始森林，里面没有像样的路。我们上山的时候有的路段是靠四肢攀爬上来的。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陡峭崎岖的山路，又是下坡，天上还下着细雨，地上很滑。夜晚的森林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枯木发出的闪闪磷光，阴森恐怖，不时还能听见“哒哒哒”的枪声。被打散的越军散兵游勇都藏了起来，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随时都有可能出来袭击一下。森林里面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好在当晚没有出现敌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部队严格实行灯火管制，每行走一步都十分困难，随时都有摔跤的可能，一溜就是十多米。当晚没有摔跤的人很少很少。我的腿被摔伤，手被划破，电台也摔得变形。特别是那些抬着烈士和伤员的战士更是吃尽了苦头。部队天黑下山，直到天亮才好不容易走出森林。

阵地上的越军尸体

阵地上的越军尸体

阵地上横七竖八的越军尸体

　　(九)高缸剿匪

3 月 5 日，从拉色东搜剿残敌归来后，部队在公路边原地待命。历经两天艰难的长途跋涉，大家都已精疲力竭，无比渴望好好休息一下。然而，中午时分又接到团指挥部围歼残敌的命令。部队南下之时，有一股敌人窜入我国境内偷袭，烧杀抢掠，上级决定将其歼灭。接到命令后，众人不顾两天来的疲惫，再度投入战斗。

部队经过几个小时的穿插行进，抵达高缸的一座山头。此时，众人发现对面山底下数百米处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下方有一个村庄。营长用望远镜往下观察，看到我们追剿的敌人正在山脚下活动，而部队又无法下去。几个连队的指挥员问道：“营长，怎么办？”营长回应道：“给我架上三挺重机枪，用曳光弹射击！”重机枪架好后，营长亲自操枪，只听见“哒哒哒”“哒哒哒”的机枪声不绝于耳。过了好一会儿，整个村庄浓烟滚滚，燃烧了起来。我们在山头看见村庄里的敌人一个个抱头鼠窜。营长叫我呼唤炮火支援射击。此时，一发炮弹落在营指挥所附近，我们误以为遭到敌人炮击。营长叫我向团指挥所报告。在主台还未回应的情况下，在炮群附近的属台报话员孙鲁贵通过电台询问我有几发炮弹。我回答一发。孙鲁贵说这是团炮兵群对敌目标进行试射，试射炮弹命中目标准确无误后，炮兵群会根据方位目标集中射击。孙鲁贵得知情况后，及时跑去向指挥员报告，随后立即叫停射击，重新修正方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一会儿，只听见“乌尔！乌尔！乌尔！”一排排火箭炮弹狠狠地射向敌群，覆盖了整个村庄。战斗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才结束，毙敌 41 人，俘敌 13 人，缴获各类枪支 30 余支。打扫战场时，发现半山腰有个山洞，外面有罐头盒等生活垃圾。一个排长带着几个战士搜索着进入山洞查看情况。刚到洞口，就遭到敌人射击，一个战士当场牺牲，排长负伤。营长下令：“用 82 迫击炮和火箭筒给我射击！”打了十几发炮弹后，没有了动静。进洞一看，打死了 7 个敌人，有一个竟然没有死，但也伤得不轻。打扫完战场已近天黑，部队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上一顿热饭了。经营长批准，各连枪杀满山跑的猪牛改善生活。肉煮熟后虽然没有盐巴作料，但大家吃起来还是很香。当晚，部队就地休息。

部队经过几个小时的穿插行进，到达了高缸的一座山头，发现对面山底下数百米处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盆地，下面有一个村庄，营长用望远镜往下看，发现我们追剿的敌人都在山脚下活动，部队又不能下去，几个连队的指挥员问：“营长，怎么办？”营长说：“给我架上三挺重机枪，用曳光弹给我打！”，重机枪架好后，营长亲自上阵操枪，只听见“哒哒哒”、“哒哒哒”的机枪声，过了好一会儿，才看见整个村庄浓烟滚滚，燃烧了起来，我们在山头看见村庄里的敌人一个个抱头鼠窜，营长叫我呼唤炮火支援射击，此时，一发炮弹落在营指挥所附近，我们误以为遭到敌炮击，营长叫我向团指挥所报告，当时在主台还没有回应的情况下，在炮群附近的属台报话员孙鲁贵在电台里问我有几发炮弹？我回答一发，孙鲁贵说这是团炮兵群对敌目标进行试射，试射炮弹命中目标准确无误后炮兵群会根据方位目标集中射击，孙鲁贵得知情况后及时跑去向指挥员报告情况后立即叫停射击，才重新修正方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不一会儿只听见“乌尔！乌尔！乌尔！”一排排火箭炮弹狠狠地射向敌群，覆盖了整个村庄，近两个小时才结束战斗，毙敌41人，俘敌13人，缴获各类枪支30余支，打扫战场时发现半山腰有个山洞，外面有罐头盒等生活垃圾，一个排长带着几个战士搜索着进去看，刚到洞口，就遭到敌人的射击，一个战士当场牺牲，排长负伤，营长说：“用82迫击炮和火箭筒给我射击”，打了十几发炮弹，没有动静了，进洞一看打死了7个，有一个竟然没有死，但也伤得不轻，打扫完战场已近天黑，部队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上一顿热饭了，经营长批准各连枪杀满山跑的猪牛改善生活，肉煮熟后虽然没有盐巴作料，但大家吃起来还是很香，当晚，部队就地休息。

越军俘虏

越军俘虏

　　十、凯旋归来

3 月 6 日起，部队开始后撤，工兵负责断后。依照军委“由前至后，交替掩护，边剿边撤”的原则，在撤退前夕，为确保越军无法对我军形成偷袭与骚扰，所有应当摧毁的建筑物、桥梁以及关键性道路，均被实行了毁灭性的摧毁。

部队在向越南纵深挺进时所见到的越军尸体，如今都已变为骷髅骨架，满地皆是蛆虫。部队抵达法隆后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休整。在此期间，营领导分头前往各阵地巡视战场，查看战斗痕迹。我随营长庄华山陪同团领导前往发隆后山，查看历经两天一夜才攻克的 1307 高地以及已被我军摧毁的敌军工事等遗迹。（为攻克此高地，我军付出了十余名干部战士宝贵而年轻的生命）并在阵地上照相留念。副营长马朝培在查看阵地时，发现堑壕里有一具我军战士的半截不成形且已腐烂的遗体，便叫人搬出装进烈士袋。阵地上弥漫着浓烈的尸臭味，遍地都是越军腐烂的尸骨以及满地的蛆虫，令人作呕。

3 月 12 日中午，部队过境马关老卡，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自出境作战以来一直悬着的心至此终于落地！在这一刻，对于祖国含义的理解最为深刻。踏上国境线的瞬间，大家的话语一下子多了起来。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大家心中觉得安全了，人的精神状态从战争中解脱了出来，人们的情绪又回归到了和平时期。人心理上的这种瞬间变化，只有从战场上归来时才能真切地感受到。

3 月底，部队移防至河口县。我随一营驻守在水果场二队马多依下寨。没过几天，连队就通知我归建。一回到连队，我便收到了家里发来的“母亲病故速回！”的电报。得知母亲病故的噩耗，我悲痛万分，无比渴望回去看母亲最后一眼。然而，由于部队刚刚撤至河口，未予准假。我只好强忍悲痛。母亲患有心脏病，据说母亲得知我上战场后，天天为我担忧，茶饭不思，最终去世。

我归队才一个星期，连队又通知我配属三营（记得营部好像是住在马革电站）七连在蚂蝗堡农场夹马石 4 号界碑国境线一带防守，防止敌人的渗透、破坏和偷袭。记得连长是王文义（战后任营长转业）、指导员是罗茂辉（战后调至昆明陆军学院）。连部就住在山头斜面的一间简易草棚里。晴天还好一些，雨天时外面下大雨，草棚里面下小雨，被子褥垫潮湿发霉，夜间难以入睡。夜晚不是地雷爆炸就是冷枪声响，每晚睡觉都提心吊胆，不得安宁。好不容易熬到部队移防马关县马鞍山水库，心里才踏实下来。

这场战争，使我们的军队和我个人都经历了实战的考验。这场战争，对于我们个人而言也是一次终身难忘的经历，它会使我们重新审视生命、审视生活。

　　十一、战评

部队在河口休整期间，庄重地开展了战评活动。那是一个对参战军人作战表现进行评价的神圣时刻，每一位战士都心怀敬畏，暗自期待。

战评过程中，大家回顾着战场上的惊心动魄与艰难险阻。通信连凭借着卓越的表现荣立集体三等功，而我们两瓦班更是立下了赫赫战功，荣获集体一等功。其中，单边带主台排长邹仕碧荣立一等功。战士朱芳旺、邓声杰、孙鲁贵、史贵明、侯明祥等五人荣立二等功，他们在战斗中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高超的专业技能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还有七位战士荣立三等功，他们同样在战场上奋勇拼搏，为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么大的立功比例，在当年的作战部队里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仅是对我们在战场上英勇表现的高度认可，更是激励着我们继续保持军人的荣耀与担当。每一份荣誉的背后，都承载着无数的血汗与付出。战场上，我们不畏强敌，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确保通信的畅通无阻，为指挥决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这些荣誉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军旅生涯中最为璀璨的篇章，激励着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无论面对何种困难与挑战，都能勇往直前，为国家和人民再立新功。

十二、参加庆功会

在马鞍山水库驻防期间，作为对越作战英雄模范先进集体立功代表，我有幸先后出席了 41 师、14 军、昆明军区的庆功大会。军区政委刘志坚、副司令员张铚秀等领导亲切接见了与会代表，那场景令人倍感振奋与自豪。

7 月至 8 月，我又出席了北京英模会和总部召开的全军“对越自卫反击作战通信工作经验交流会议”。记得我们昆明军区代表团是下午 5 点从昆明军区第四招待所乘车前往巫家坝机场的。在机场稍作等待后，6 点开始登机。与我们一同登机的还有十来个个子不高、皮肤较黑的外国人。我们乘坐的是一架三叉戟客机。第一次乘坐飞机，心情难免有些激动。飞机起飞时，阳光明媚，大好河山尽收眼底。晚 7 点左右，飞机在成都机场降落加油时，天气突变，大雨滂沱。飞机冒雨起飞，很快就穿越云层。云层上面蓝天明月，云层下面电闪雷鸣。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景象，感觉似人间仙境，好不稀奇。不一会儿就飞过了云雨地段，映入眼帘的有时是一片漆黑，有时是一片片璀璨的城市夜景。有位首长对我们这些第一次坐飞机的人说：“你们的运气真好！看到了别人坐一辈子飞机也看不到的景色。”飞机从成都机场起飞，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飞行，于当晚 10 点降落北京机场。马上就接到通知，说机场有重要外事活动，飞机上有外国贵宾，让我们在机上等候。只见由若干辆轿车和大巴组成的车队向机场疾驰而来，不一会儿整个机场就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此时大家才知道与我们从昆明同机抵达北京的十几个外国人是到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理、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吴貌貌凯一行。当晚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机场主持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缅甸贵宾。我们在机上近距离观看了整个欢迎仪式，华国锋总理高大魁梧的形象和严肃的表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欢迎仪式结束后，我们才下飞机随总部的接待人员乘车前往住所。报到当晚住的是北京校尉胡同总参第一招待所。第二天一大早，会务组的同志通知说，接副总参谋长杨勇电话，传达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的指示。邓小平指示说，我们的军队 30 年没有打仗了，英雄们为国争了光，要让我们的英雄住好一点，享受一下，人员不多京西宾馆住得下，同意大家住京西宾馆，但要把相关的纪律要求给大家讲清楚（因为宾馆里住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务组的同志简单介绍了住京西宾馆的注意事项后，大家就乘车前往宾馆了。

京西宾馆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主要接待国家、军队高级领导，并设有国家主要领导人套房，是中央军委、国务院举行高规格大型重要会议的场所。军委领导曾作出指示：“北京是核心，京西是重点”。京西宾馆的安保工作十分严密，安全措施极其严格，用戒备森严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对人员出入检查十分严格，没有会议证，任何身份证、工作证都不准通行，只有会议保卫人员通知，会务组或宾馆工作人员到门口迎领才能进入；就算进了大门，同样不能随意自由行动，也不允许随便拍照。围墙内三栋高楼的每一个出入口，都有卫兵严密守卫，而且“每层楼都有警卫巡逻执勤”。长长的过道铺着厚厚的红地毯。整栋大楼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宾馆大门、地下室、楼道、会议室都有解放军战士守卫，一个岗哨按 8 小时工作制，轮班值勤。个别房间还有专人值守，出入必须获得中央警卫局认可，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带人进入。宾馆里的服务员很有礼貌，一见客人就立即行礼。宾馆后面的花园可以休闲散步，偶尔也会遇见中央领导人。据介绍，党的九大是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文革期间为了不让造反派揪斗陈毅，周总理特意安排陈毅住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到宾馆揪斗陈毅，进不去宾馆就在外面守候，过了一个多月陈毅都没有出现，造反派的阴谋未能得逞。听宾馆的女宾（服务员）讲，在她们接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最平易近人的是周总理，只要周总理来宾馆都会和他们打招呼，嘘寒问暖，没有一点领导人的架子，都说很怀念总理。

会议期间，倘若会务组在晚上没有统一安排活动，我们便会走出宾馆，漫步前往复兴路空军司令部大院或者总后勤部大院等地，去观看球赛或者电影。那确实是一段极为休闲惬意的日子。

会议分别在京西宾馆、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礼堂等地举行。我在会上作了题为《电台紧跟首长走，指挥及时不间断》的交流发言，受到了总部首长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赞誉。并瞻仰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遗容，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我从北京开会回来已是 8 月中旬，部队已移防建水。8 月底，我被任命为步兵第 121 团直属通信连正排职报务员（报务主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普通战士，我只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但组织却给了我崇高的荣誉。光荣属于祖国和人民，属于全体参战将士，属于对越作战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

35213部队（41师）79年对越作战庆功会在云南马关举行

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英模报告会会场

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通信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会场

京.西宾馆外景

　　（十三）艰苦卓绝的老山对越作战

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越南当局无视我国政府的严正警告，执意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持续派遣军队侵占我国老山地区。越军凭借有利地形构筑工事、设置障碍、抢占要地，还频繁向中国境内的农场、村寨、学校开枪开炮，致使我国边境军民数百人伤亡。边民被迫离开家园，穴居岩洞。数万亩土地难以耕种和管理，数十万亩橡胶无法收割，学校也被迫停课。为维护祖国尊严，保卫神圣领土不受侵犯，保卫边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央军委下令我军进行老山地区对越自卫反击作战。

我团战前并无参战准备。其一，我团二营已调入云南武警总队；在收复老山作战中，我团从一营每个连队抽调六班编入 118 团。其二，1981 年我团已抽调部分兵力增援 124 团扣林山作战。其三，我团三营分散在贵州广顺、遵义等地从事生产和挖矿活动，在营房训练的只有一营一个建制营。由于 40 师在攻打老山时伤亡较大，收复老山后部队转入防御，急需有部队替换作战部队撤出阵地进行休整。同时，我军破译了越军不甘失败、准备在“7.12”对我老山地区进行大反扑的情报。在此情况下，上级命令我部参战。当时我在师文化补习班学习，遵照上级指示，补习班解散，学员各自归队。部队所有人员取消休假，探亲人员立即归队，来队家属被送走，全力以赴投入备战。

我团于 1984 年 5 月下旬、6 月中旬和 7 月中旬先后分三批，分别由政委段克仁（大理人，1985 年转业，已病故）、参谋长查振国（1979 年作战时任师作训参谋，战后任 3 营营长、参谋长、团长）、副团长崔毅（1979 年作战时任 9 连连长，战后任 3 营营长、直工科长、副团长、团长、师参谋长、西藏军区参谋长、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已病故）带队，陆续从建水开赴麻栗坡县豆豉店、三道班等地域集结待命。

一进入战区，便炮声隆隆，气氛骤然紧张起来。7 月 20 日，上级命令我团在八里河东山老邓弄地区组织防御。经过短暂动员，18 时我团利用夜暗秘密而迅速地进入八里河东山老邓弄、白石岩地区防御阵地。该地山高坡陡、草深林密、沟谷纵横，好多地方都没有通往阵地的道路，给部队进入阵地带来极大困难。战士们一边开路，一边艰难攀爬，好不容易才到达阵地，此时已精疲力尽。然而，他们来不及休息，马上又开始构筑工事、挖掘掩体和猫儿洞，着手“安营扎寨”。在近半年的防御作战中，我团三次出击敌人，粉碎越军 10 余次渗透。部队虽有少量伤亡，但未出现非战斗减员的情况。

84年老山作战期间团首长、司、政、后领导在八里河东山二连阵地上与连长李发忠、指导员张加义合影（左二为时任政委段克仁、左三为时任参谋长查振国、右一为时任主持工作的副团长崔毅、二排右一为时任后勤处长董滇春、后排中为政治处代理主任许善友、后排左一二连连长李发忠、前排左一二连指导员张加义、前排右三警卫排长朱华堂）

　　老山战区，那是一片充满挑战与磨难的土地。这里地理气候炎热潮湿，环境极度恶劣，条件极为艰苦，仿佛是大自然为勇敢的战士们设置的一道严峻考验。

团机关所在地在八里河东山老邓弄，距被越军偷袭炸毁的“辛柏林”相控阵雷达阵地一百米左右。此处为亚热带气候，山高林密，高温潮湿，峰峦叠嶂，植被繁茂，乔冠树木丛生，葛藤缠绕，阴雨连绵，团指挥所谨慎地设在一个永久性水泥工事里，那是作战指挥的核心枢纽。除指挥所附近有少量几顶帐篷供机关办公使用外，其余部队皆住在临时构筑的地下简易工事和猫儿洞内。这里时常遭受越军炮火轰炸和特种兵偷袭，不少战士和老百姓在此伤亡。

在战争的初期，条件异常艰苦，战士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和简陋的工具，挖掘出一个个并不坚固的藏身之所。然而，后期随着后勤保障的不断加强，工字钢、波纹钢等工事掩体预制件以及油毛毡等防水材料被运送到前线，工事的坚固性、防水性和安全性才有了较好的保障，条件也随之有所改善。

作战期间正值雨季，那是一段充满艰辛的时光。白天，战士们在酷热的阳光下挥汗如雨，执行着艰巨的作战任务；雨天，则是一身泥泞，艰难地在湿滑的土地上坚守岗位。特别是当大雨倾盆而下时，山体滑坡和防御工事塌方的危险如影随形，我们的一些英勇指战员不幸被掩埋而壮烈牺牲。连绵不断的小雨使空气闷热潮湿，猫耳洞内白天气温高达 40 多度，仿佛一个巨大的蒸笼。洞里面到处湿漉漉的，让人无处可躲。衣服褥垫潮湿发霉，散发着刺鼻的气味。人在里面就如同蒸桑拿一般，不但潮湿闷热，还要时刻承受蚊虫的叮咬。那嗡嗡作响的蚊虫，如同战场上的敌人一般，不断地骚扰着战士们。加上几个月没有条件洗澡，好多战士都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身上长满湿疹，瘙痒难耐；有的甚至烂裆，疼痛难忍。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前沿阵地上的战士干脆就不穿衣裤，赤身裸体，这便是后来所称的“裸体战争”。这看似无奈的举动，背后却是战士们在艰苦环境中的顽强抗争。

恶劣的气候环境、艰苦的防御作战、极其枯燥的战地生活，还有敌人不断的炮击和特工的袭扰，这一切交织在一起，犹如人间炼狱。每一个在老山战区战斗过的官兵，都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压力。然而，他们没有退缩，没有畏惧，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这些经历给官兵们留下了终身的伤痛，但也铸就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和不朽的功勋。他们的奉献和牺牲，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84年老山对越作战期间11军副军长何其宗来121团阵地视察在121团指挥所与副团长崔毅分析敌情。

老山作战牺牲烈士图片

老山作战牺牲烈士图片

　 　在老山地区对越作战中，团通信连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实施团对师及各营、团直分队的通信联络，指导营以下分队实施通信保障，配属侦察分队遂行战斗任务。白石岩大桥是通信保障重点之一，它是通往前线阵地的咽喉要道，敌人通过渗透破袭等方式，千方百计的想炸毁大桥，我团三营选拔精兵严防死守，采取阵前主动出击，严密封锁中间地带，设伏间隙谷地等战斗方式，履次挫败越军企图。

连队在团党委的坚强领导和正确指挥下，认真组织并实施各种通信手段，突出重点，兼顾全面，有线无线通信手段并用，保障了全团9.3公里的一线防御正面、数十个阵地，100多个战斗哨位的通信联络，在敌情、战情、天情和地情错综杂的情况下，圆满地保障了防御作战和反偷袭、反袭扰作战的通信联络。

战时开设了4个电话总机站和分机站，站长分别由彭国锦、蔡萨昆等同志担任。12部电台加入和开通了对上对下无线电通信网，架设和维护团防御阵地近200余公里的野战被复线路，担负全团19个主要阵地、30余个排以上防御战斗阵地、70余个战斗哨位的作战通信保障。

为保障全团指作战通信指挥迅速、准确、保密、不间断，全体通信兵指战员充分发扬我军“－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战斗精神，全体通信兵指战员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与通信工作的优良作风，英勇顽强，机智灵活，分秒必争，团结协作，不怕牺牲，不怕苦累，克服了种种困难，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铸造了一条炸不断的电话线，化作了一束永不消失的电波，誓死保障了作战通信联络迅速、准确、保密、不间断，圆满地完成了战时通信保障任务，为全团作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有7人荣立三等功，20余人受到嘉奖。

阵地上臭气熏天的越军尸体

老山作战图片

　　1979年对越作战后，为了显著改善装备水平、大力提高无线电通信保障能力，上级开始为通信连两瓦班精心装备10瓦单边带电台。81台在原本徒步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部车载台的编制。明确了徒步台台长为管奎弟，车载台台长是邓声杰。然而，两个台的人员并未作具体明确的划分，平日里大家一起值班备勤，只有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才会进行具体的调配。

当部队开赴麻栗坡之际，除了徒步台台长管奎弟被安排留守之外，81台含我在内共7人一同踏上征程。战士报务员有杜严华、王正涛、贺水坤、刘文斌、王贵祥和电台车驾驶员李述庆等6人。我肩负起了全权负责管理的重任，并执行对越作战中团对师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保障任务。

部队进入八里河东山阵地组织防御后，8月2日，接到师通信科通知，要求我团抽调一部15瓦电台和两名报务员去马关县配属师侦察大队执行无线电通信联络保障任务。经连队深入研究决定，派战士报务员杜严华、贺水坤、王贵祥3人于8月4日前往。连队指定经验丰富的老兵杜严华具体负责此项任务。他们先后驻扎在马关东瓜林和都龙等地，在那漫长的半年多时间里，多次出境侦察。期间，连队决定杜严华退伍，留守的台长管奎弟和刚从老山前线撤回来的报务骨干刘文斌迅速前往接替其工作。在条件艰苦、气候环境恶劣到极致的情况下，他们勇敢地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与侦察大队一同爬山涉水、披荆斩棘，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越南境内出境侦察。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基本摸清了敌情，圆满地完成了出境侦察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保障任务，为整个作战行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支持。

老山地区对越作战前期，我所在的81台由于抽调了3人配属师侦察大队执行通信联络保障任务，我台的力量顿时被大幅削弱，只剩下我（台长）和两个战士报务员以及一个电台车驾驶员。他们分别是河北安国籍83年战士刘文斌、贵州清镇籍82年战士王正涛以及贵阳籍81年战士李述庆。在防御作战后期，从大连陆军学院分来了河北籍见习学员牛福春、吉林籍见习学员王树和、辽宁籍见习学员张学辉3人。但他们由于业务尚不够熟练，只能协助而无法上机工作。在人员少、工作量大且环境条件极其恶劣的艰难处境下，全体报务人员毅然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伟大精神。大家同心协力、恪尽职守，以顽强的意志克服一切困难，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在那充满挑战的战区，敌我双方电台众多，夜间信号干扰特别大，无线电波信号极其微弱且断断续续。没有过硬的抗干扰技能，根本无法上机工作和抄收电报。晚上抄收一份电报常常一上机就是一个通宵，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还要忍受蚊虫的肆虐和叮咬，那种痛苦如同遭受酷刑一般。

老山作战图片

作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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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81台台长，我深知自己肩负着重大的职责与艰巨的任务，那便是务必确保团对师的无线电通信联络畅通无阻。在那紧张激烈的作战期间，81台犹如一座坚实的通信堡垒，承载着至关重要的信息传递使命。我带领着台里的全体成员，日夜坚守岗位，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收发电报的工作之中。我们共收发电报650余份，累计达87500余组。每一组电码，每一份电报，都经过我们的精心处理和反复核对，确保准确无误。在枪林弹雨、信号干扰严重的战场上，我们以高度的责任感、精湛的业务技能和顽强的毅力，出色地完成了防御作战中团对师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保障任务，而受到全师通报表彰。团党委更是为我记了三等功，这是对我个人以及81台全体成员的高度肯定。那一刻，心中满是自豪与感慨。我们用汗水与奉献，向祖国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展现了中国军人的忠诚与担当。

12月1日，当部队接到由1军接替我部防御、我部准备撤出阵地的命令后，干部战士们心中的喜悦之情如汹涌的浪潮般难以言表。那些在老山战场上经历的如炼狱般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头。大家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充满了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望。部队上下迅速行动起来，纷纷忙前忙后，认真做好撤离战场的各项准备工作。从这个时候起，部队开始了为期五年的“两山”轮战，新的使命与挑战等待着更多的战友去承担。

12月5日，部队顺利撤出战区，到达马关文华乡进行战评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回顾着战场上的点点滴滴，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的战斗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12月16日，部队从文华乡出发，踏上归程。那一天，阳光洒在战士们的脸上，仿佛在为他们的勇敢与坚韧喝彩。经过漫长的跋涉，部队于当天晚上平安回到了阔别半年的建水营区。熟悉的营区，亲切的战友，一切都让人心生温暖。从此，部队又进入了日常的战备训练、值班备勤的学习生活环境之中。但那一段老山战场的经历，将永远铭刻在每一位战士的心中，成为他们人生中最为宝贵的财富，激励着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为保卫祖国、守护人民的安宁而继续奋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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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团通信连两瓦班79年对越作战集体一等功锦旗

北京英模会会议文件

作者的发言材料，对越作战集体一等功121团两瓦班事迹材料

英模事迹材料

英模事迹材料

步兵第121团两瓦班英雄事迹同时收录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英雄通信兵》专辑

步兵第121团两瓦班英雄事迹

步兵第121团两瓦班英雄事迹

步兵第121团两瓦班英雄事迹

步兵第121团两瓦班英雄事迹

步兵第121团两瓦班英雄事迹

步兵第121团两瓦班英雄事迹

步兵第121团两瓦班英雄事迹

步兵第121团两瓦班英雄事迹

作者79年对越作战两次荣立二等功喜报

作者79年对越作战两次荣立二等功喜报

作者荣获的二等功奖章

作者荣获的三等功奖章

作者荣获的三等功奖章

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纪念章

老山、者阴山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纪念章

前排右四为作者

作者出席北京英模会期间在八达岭长城留影

作者出席北京英模会期间在天安门留影

作者出席北京英模会期间在天安门留影

作者出席英模会期间在北京天天门留影

作者出席北京英模会期间在颐和园留影

出席英模会期间在北京十三陵水库留影

参加英模会期间瞻仰毛泽东主席遗容纪念章

作者与营长庄华山、通信排长李庆凯在越南发隆合影

作者79年出席14军对越作战庆功会代表证

作者84年出席14军老山对越作战庆功会代表证

部队凯旋归来作者在河口留影

出席英模会期间在北京定陵留影

出席英模会期间在北京十三陵水库留影

121团赴老山作战部队整装待发

84年老山作战期间作者在八里河大额留影

121团老山作战凯旋车队

84年老山作战期间作者在八里河大额留影

84年老山作战期间作者工作照

84年老山作战期间作者工作照

84年老山作战期间作者与战友彭国锦、刘文斌、李术庆在八里河留影

84年老山作战通信连参战干部在八里河东山阵地合影

84年老山作战期间八一台全体干战合影（前排为大连陆军学院三学员）

121团84年老山地区对越作战基本指挥所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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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战友们在一起

作者与战友们在一起

作者与战友们在一起（中为时任参谋长，后任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张肖南少将）

作者与战友们在一起

作者与战友们在一起

作者与战友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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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重返老山留影

作者重返老山留影、背景为越南

左一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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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工作照

作者工作照

作者工作照

作者工作照

作者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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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获得的立功奖章

2009年作者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机关专项治理工作先进个人

公示及证书

公安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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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照

步兵第121团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英名录

步兵第121团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英名录

步兵第121团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英名录

步兵第121团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英名录

步兵第121团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英名录

步兵第121团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英名录

步兵第121团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英名录

　　《对越战争十年简介》

对越自卫反击战，又称中越战争，是指1979年2月17日～1979年3月16日中国越南两国在越南北部边境爆发的战争。

广义的中越战争，是指从1979年到1989年近十年间的中越边境军事冲突。包括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1981年中国收复扣林山、法卡山之战，1984年收复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之战，对越拔点作战，两山轮战，对越坚守防御作战等。

不过大规模作战仅仅有开始的3个月，其后都是小规模边境冲突。

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官方称为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或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在民间被习惯称作对越自卫反击战，越南称之为1979年北部边界战争或越中边界战争。

国际上则又将其视为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的一部分），是指于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爆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下简称越南）之间的战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短时间内占领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一个月之内便宣布胜利，撤出了越南。越方在中方撤出之后也宣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这场战争令中越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到最低点。进入八十年代后两国继续对抗，在罗家坪大山、法卡山、扣林山、老山、者阴山等地区又相继爆发了边界冲突，时间持续达十年。

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两国关系逐步恢复正常，陆地边界也最终划定。

通过十年边境战争，中国打击了越南自越战胜利后膨胀的信心，维护了中国西南边疆的稳定，同时促进了东南亚的和平局面，并为柬埔寨问题的最终解决打开了道路。

对越南方面来说战争的影响是持久的，国力遭到了长期消耗和破坏，最终不得不改弦更张。

1979年，中国军队在撤退回国的过程中回收了此前援助越南的大量物资，并沿途破坏了越北地区的军政设施、公路、铁路、矿山。（说明：文字内容来自于网上的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