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塔下的惆怅——高中三十周年纪念

肖肖

　　收到合川一中高中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正在田里挖秋藕。

　　按理说考上省重点中学，应该高兴才对，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在八十年代，乡村孩子的最大梦想是在初中就考上中专，以最快的速度跳出农门。我初中就读的云门中学，就在嘉陵江边，也是县里的重点中学。那三年，最快乐的事莫过于站在江边，看一年四季，一条温暖的大河，静静地穿过山岗向南流。初中毕业考试后，一批成绩较好的孩子去县城参加中专会考，记得我们班12人是在苏家街小学考试的。考试题目觉得很难，有一部分答不上来，我自然对上中专线是没有报任何希望的。母亲想让我再复读一年考个中专，早日吃上国家粮，父亲却力主我上高中。我自己懵懵懂懂的并没有什么主意，于是，稀里糊涂的听了父亲的话，决定上高中。可在我内心深处，还是羡慕班上那五个考上中专的同学，当蔚福明同学送来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在田间抹了抹满手的黑泥，没有半点欣喜，甚至有点沮丧。其实，回看人生的坐标，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命运的被动者。父亲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走进合川一中的第一印象是觉得学校很新奇。新的是居然有一个足球场，还有细碳渣铺的跑道；奇的是每个同学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特别是高年级学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自信和高傲。那时候，我对合川一中的历史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们的自信和精气神源于背后的文化，不知道合川一中竟然这么牛。九百多年前，北宋理学家周墩颐曾驻足这儿，在三江汇合口对岸搭建了八角亭；明清时期，已建立合州书院，花台旧地早已书声琅琅。合川一中还是四川省的田径、足球传统学校，在当时大学录取率不到百分之十的情况下，升学率已超过百分之八十。别人说，只要考进合一中，意味着一只脚已踏进大学之门。

　　也许是老师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高一进校的第一天就是数学考试。柏怀民老师出的题一部分是高中的，数列和解析几何还没听说过，我们哪做的出来？结果全班平均成绩还不到六十分。这让自诩为佼佼者们顿时蔫了气，也就老实下来。

　　学习紧张，可生活充满生气。每天晚自习之前是唱歌，从革命歌曲到流行歌曲，五分钟时间，大家唱的热血澎湃情意绵绵意犹未尽。然后是伸长脖子，等班主任喻祥林老师念名字，念着的同学准是收到远方的来信了。那时候刚刚离开家，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对一切又感到孤独，收到信的同学就像收到了一道幸福的闪电，常常惹来周围的羡慕。

　　我离家近，每周回家一次，父母是不会写信来的，我也没有交什么笔友，所以也不盼望喻老师念着我的名字。可有一天晚上，正当我埋头写作业时，同桌用手捅捅我：“呃，来信了！”我茫然的抬头，看见喻老师已笑嘻嘻的走到我的身边，递过来一个牛皮信封。我心里纳闷：“是谁啊？”看看信封右下角的地址，是重庆来的，更不知道是谁了。我迫不及待的打开信封，一行行娟秀工整的字跳了出来。我几乎是屏住呼吸，还没看正文，迅速的扫了一下落款。我差点叫出声来：“啊？怎么，是她？！”

　　她是我初中的班长。圆圆的、白白的脸庞，梳着齐肩的短发，平时不苟言笑，走路也仿佛在思考，给人的印象总是沉浸在学习中。她小学与我同校，就在隔壁教室，是在四年级转入天星小学的，学习很好。记得那一年小升初，语文、数学、自然三门课程，总分三百分，她考了292，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云门中学的，我只有273分，勉勉强强挤上初中。

　　在小学，我认识她，她不一定知道我，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尽管她父亲还救过我一命。她和我母亲同姓，她父亲跟我一个远房的舅公学医，是乡里最好的医生，所以我妈就让我叫这位初中同学的父亲叫表叔。有一年暑期，我在池塘里游泳，回家后就高烧，可能是水太脏的缘故，烧成了中耳炎，两个耳朵里长出了奇怪的两只角，烧的迷糊痛的要命。我母亲领着我去了公社卫生院，她父亲给我开了一点西药，另外开了两付中药。只经历了一周，我便痊愈了。

　　因为这层关系，我心里既感激她家也敬佩她。

　　上了初中，在我们心目中，她就是一个高傲的学神。她的成绩实在是太好了，远远的甩了我们几条街。特别是数学和英语，我们苦思冥想也想不出来的问题，她轻轻松松的答出来，常常让我们张着嘴睁大眼睛觉得不可思议。她座在我前排，不太和大家说话，显得有点孤傲。我的同桌就把钢笔筒拧下来，将笔尖放在桌子的边缘，她往后一靠，白衬衣就染上了黑黑的钢笔水。我那时没有英雄救美的气概，没有阻止这种恶作剧的发生，反倒认为是她高傲所要接受的一种惩罚。

　　中考，她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一所重庆的中专。这是我收到她的来信才知道的。

　　我读着她的来信，一遍又一遍读着她的问候，读着她叙说的经历。那短短的一页纸，仿佛是从小到大收到的最好的礼物。那一晚下了自习，我吹着口哨穿过学校的花坛，满天星斗，月季花开的正盛，蛐蛐在草丛中叫的正欢，我突然觉得生活是如此的美好。

　　我以最快的速度给她回了一封信。每天我算计着她回信的时间，伸长了脖子等喻老师送信来。她在信中说刚打了一场有趣的篮球赛，我不禁笑了：“她怎么可能打篮球呢？”在初中，除了跑步，她连篮球也没摸过呀！她像写作文一样，把那场球描绘的十分精彩，我也随着她一起紧张，一起兴奋，那场球，她居然投进了三个。我想像着她娇小的身体如何是在人群中奔跑和穿梭，她的长发是如何在空气中飞扬，她的汗水是如何大滴大滴的滴落在操场上，我甚至听见了她叉着腰喘气的声音。

　　打篮球可是我的最爱，我对自己说，好啊，那我们开始聊篮球吧。我化身为体育老师，给她大谈打篮球的要领。她似乎对这一点不感兴趣了，就像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突然跳出包围圈，开辟了新战场。这次，她用英文写了一封信来。英语，那正是我最头疼的事。信里有许多我不认识的单词，我兴奋的抱着一本词典，花了不少的时间才读懂。我就纳闷，初中毕业才几个月，她的英语怎么提高这么快？这无疑又从敬佩增加了几分崇拜。

　　她在信中告诉我，她们正在学国际音标。英语老师课前通常有一个小测验，就是听写单词。那个老师故意难为他们，发音在美式与国标之间来回转换，一个姓郑的同学用海南话嘟囔了几句，使她分了心，不然，那次测验她依然会是满分。我觉得她的世界真大啊，她的生活总是那么精彩，我是一个真正的乡下人。

　　不得不承认，她的信，就像火炬点燃了我的热情。有时，在枯燥的学习中，望望窗外，梧桐树上小鸟的叫声也变得十分可爱；有时，独自漫步在嘉陵江边，看着残阳染红江水，回味着她信中那些摘录的哲理，我想起拿破仑那句话：拿起你的剑。

　　她用英文和中文交替给我来信，我的生活是如此的简单，哪能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写的？我找来徐志摩和梁遇春的书，认真的东抄一句西抄一句，权当少年的忧愁寄给她。通信的时间过的真快，转眼就到了绵绵细雨的秋季。我们也慢慢的熟悉了，她的来信落款从yours变成了Yours sincerely 。这把我吓了一大跳。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这只是英文信件最普通最正常的表达方式，就像某些人无法区分华氏温度与摄氏温度一样，吓得以为自己高烧快死了。我躺在床上惴惴不安反复咀嚼sincerely的意思，听着秋雨滴嗒滴嗒地落在地上，一直到天亮也想不出“诚挚”（sincerely）的答案。

　　烦恼就像秋雨下的苔藓在心头滋生。她的来信变成了隶书，那圆圆的字体就像她圆圆的脸一样在我眼前晃荡。她说，希望在长长的沙滩上，留下人生坚实的脚印。不安和恐惧愈发蔓延开来。

我心里想，她是那么聪明活泼可爱，已吃上了国家粮，在九天之上；我还在数理化中苦苦挣扎，这么聊下去，对得起光阴么？我甚至想到对得起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么？我似乎是做了一件大错特错的事，不，简直就是犯罪，上课集中不了精力，吃饭也没味道，篮球场上再也找不到我的影子，我的心已无处可去。

　　我徘徊在学校附近的白塔边。一座耸立云霄的白塔，建于清嘉庆年间，是为了镇三江水患，祈求物华天宝的合川多出人材而筑的。细雨蒙蒙，我绕着文峰塔走了一圈又一圈，尽管已是深秋，涪水东篱，琼楼渺渺，嘉陵南岸，碧树葱葱。我没有心思欣赏那些美景，惆怅，莫名的惆怅，就像细雨一样剪不断理还乱。无言独上高楼，我登上白塔的第二层，看见上书一匾“欲穷千里”，沿着逼仄的过道，依次通过“更上一层”、“欲罢不能”……来到第13层“气象万千”，俯瞰嘉涪，对着一川烟雨，我作了一个莫名其妙荒唐的决定：不再与她通信。

　　我已记不清楚最后一封信写的是什么了。大抵是无知与胆怯，我伤害了一段sincere友谊。那一年，我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