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吉山 (鲁中抗战故事三)

上校1970

一、 引 子

秋风萧兮沂水寒，生死撕杀战吉山，

且将壮士千声唤，父老乡亲正涂碳。

腥风血雨长戟断，国门悬颅慑敌寒。

岱岳巍峨英雄血，刺破苍天化赤胆。

谁家儿女不牵挂？山河几曾忍摧残？

唯将浩气长空贯，凤凰烟中已涅槃。

山东自古出好汉，打虎英雄世人赞，

泰莱山中杀鬼子，抗日悲壮死无憾。

小时候，常听父亲讲起吉山战斗，有一年去英雄山扫墓，父亲站在烈士墓前，连续为四所学校的学生，讲述血战吉山的故事，一上午竟讲了五个多小时。那时候人太小，尚不理解什么叫牺牲，只知道八路军英雄，老百姓真好，日本鬼子太坏，打仗太激烈……，长大了才知道，那是父亲的亲身经历，那么多首长、战友就牺牲在身边，父亲是在用血和痛，来纪念他们。如今，我也老了，却更想小时候的事情，自然也把小时候听的故事又倒了出来，不是为了掉书篓子，而是为了纪念而纪念。

吉山战斗，是山东抗日武装自1941年10月大青山突围战的一年后，遭到日寇又一次的重创，其惨烈可谓之重，其损失可谓之大，其影响可谓之远。这个血淋淋的故事当年曾萦绕我的心头，″鬼子为什么要突袭吉山？""吉山到底有多重要？″"八路军为什么又一次没有防备？″"我们八路军的大部队哪去啦？″这一串串的疑问终在今日揭开答案。

1942年10月17日，在莱芜北茶业区吉山村，发生了一场扫荡、反扫荡，清剿、反清剿，包围、反包围的激烈战斗。我鲁中泰山区党政军机关及警卫部队500余人与十倍与我的日军激战6小时。虽毙敌200余人，但我泰山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汪洋及干部战士共323人壮烈殉国……

1942年，日寇加强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连续大扫荡，加上大批国民党顽固派公开投敌，使鲁中泰山区根据地处在日伪军据点和顽固军队的分割包围之中。在日伪军逐步蚕食下，根据地越变越小：形成东到莱芜茶业区与博山交界的禹王山，西至莱芜大王庄与章丘垛庄交界的老虎岭，北到章丘与茶业区交界的偏草岭，南至茶业区与雪野区交界的马鞍山，真可谓“东西一条线，南北一弹穿”。在此严峻形势下，战斗十分频繁，几乎是平均两天就要打上三仗。

　　二、鲁中根据地的"小延安″

吉山，位于现在的莱城区北茶业镇的刘白杨村的附近。茶业镇因政府驻地茶业口村而得名。据村碑记载，建村在明朝中叶，因址在茶芽河口(俗称茶中口)，曾名茶芽口。后谐音成茶业口。清末属北乡石城保。民国初年属第七区(雪野区)，1941年春属莱芜(北)县的抬头区和茶业区。1942年，两区划归淄川县。同年末，两区合并为茶业乡。

这里不仅地处深山峡谷之中，背倚连绵陡峭的凤凰山，更是一个全民抗战的模范村，曾被人们称为鲁中地区的"小延安″。这是一个一千多口人的深山大村，自1938年小鬼子侵占山东以后，这里就成立了民兵抗日游击队、青年抗日联合会，并快速发展了三十多名党员，组织起一百多人的抗日队伍。

有如此好的群众基础，又有险峻的地理环境，当年泰山地委把战地医院、兵工厂、《泰山时报》、被服厂、子弟学校等机关、后勤单位都先后设在茶业区人口最多的村——刘白杨村。这里成了鲁中泰莱抗日中心。

　　一批又一批的八路军伤员从前线送来。八路军医院设在这里，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衣、食、住、养、保都能顺利解决，可谓“家家是医院，户户是病房”。

战地医院在此三年多的时间里，刘白杨村的老百姓付出了一切，尽管日伪军多次围剿医院，都在人民战争中化险为夷。为此，全村献出了六十三位抗日烈士的宝贵生命，其中，民兵联防队长刘俊林，为保护战地医院，率领民兵把敌人引上了火龙台，弹尽路绝之际，毅然纵身跳下十几丈高的悬崖。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敌人对战地医院的破坏，1942年冬，鲁中八路军又在茶业区的崖下村、卧铺村、上宅科、董家峪、榆林前村分别设立了医疗所，从不同方向送来的八路军伤员可以就近分散治疗。

(当年，我的父亲也在此参与对伤病员的救治)

　　1938年1月，徂徕山起义后，四支队洪涛司令在茶业区腰关村西峪建立了一处小型兵工厂。随着抗日队伍的不断壮大，对武器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1941年春，地委书记刘莱夫，同军分区廖容标司令员经过深思熟虑，商议扩大兵工厂规模，但不能集中在一块，决定设立五个分厂，分厂建在交通虽不方便，但易于隐敝、群众基础好的小山村。这样，五个分厂分布在上石臼村、船厂村、中温峪村、埠口村响泉沟、榆林前村。村与村之间最近距离在三公里以上。如果敌人扫荡，各分厂之间相互呼应，迅速隐藏。这种机动灵活的方式，可最大限度的减少敌人破坏造成的损失。

兵工厂在茶业区的四年多里，尽管遭到敌人的多次袭击和破坏，但都没有伤筋动骨。人员由起初的二十多人发展到后期的四百多人，由开始只造“汉阳造”步枪，到后来能造盒子枪、轻重机枪、手榴弹、地雷等等。同时，兵工厂培养出了大批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解放战争期间，超过半数的技术管理人员被分派到全国各地兵工厂，成为中坚力量。就是这四百多人里，建国以后走出了三位省部级官员，六十多位县厅级干部。他们为新中国的军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军工之歌。

　　中共泰山分区主要刊物《泰山时报》创立于1939年10月10日。报社编辑部头两年一直跟随地委机关在各根据地之间游动。但由生铁铸造的石印机重达八百余斤，十分笨重，不可能随机关经常转移，故应有一个固定的处所。刚开始，印刷部设在章丘麦月村，1941年10月转入莱芜房干村，三个月后，随着地委机关的东移，印刷厂迁入茶业区。为确保印刷安全，地委指示设立两个印刷所，一所在茶业区上王庄村的泉子沟，另一所在紧邻的雪野区的小篓村。日伪军如果在章、莱路沿线扫荡，报纸就在博、莱交界的上王庄村印刷；反之，敌人进犯东部，印刷厂工作人员就步行三十里到西边的小篓村印刷，以此保证报纸的定期发行。

　　为确保军分区指战员冬夏服装，地委经过踩点，看中了坐落在半山腰的珍峪村，该村位于火龙山脉的中部，村北山梁上盘卧着雄伟壮丽的齐长城，村南面是蜿蜒陡峭的凤凰山。村西北两公里处是茶业区第二大村——阁老村，同方向三公里处紧挨着上冗子村、下冗子村，正南方一公里是西圈村，东南一公里处是上茶业村，同方向依次是中茶业村、下茶业村。在一条不足十公里的山沟里分布着八个村庄，三千多口人。

在地委武装科长李凤鸣指导下，八庄党组织成立了抗日民兵联防队，联防队长正是令日伪军闻名丧胆的爆炸大王、全国民兵战斗英雄——李念林。联防队按村设立八个游击组，每组设一名通讯员，如遇敌侵犯八个组可迅速集结，在沟口埋设地雷，利用沟口两旁的有利地形伏击敌人。

1942年6月15日，在汉奸孙召千的引领下，一百多名日伪军向被服厂扑来。李念林率领一百多名联防队员在沟口阻击敌人，他派人在中途埋设地雷，然后放敌人过去，炸得日伪军血肉横飞，狼狈回窜。地雷组成员按李队长指示，快速绕道在沟口的道路上埋设石雷，在河道里埋设水雷。回撤的敌人在道路上挨了炸，纷纷向河道里跑去，又被炸了个葫芦开花，只好丢下几十具尸体，抱头鼠窜。

　　1942年春，进驻茶业区的泰山地委、专署、军分区各机关，人员超过八百，泰山军分区正规部队两千余人。党、政、军干部子女中适学儿童超过一百人。为了培养革命后代，地委在茶业区董家峪村建立了子弟学校。董家峪村地处茶业区中部，背依老猫窝岭，山岭的背面山坳里正是战地医院所在地——刘白杨村，村的前面有两座小山包，像一道屏风挡住了外来人的视线。不是当地人，很难想象山包后面有一片洼地，坐落着一个小山村。

学校为公办寄宿式，学生大部分是干部子弟，吃住都在学校，只有放假且没有战事时，才能与父母团聚。学校的校长更准确的说应该叫队长，男女教师既是教员，又是保育员、战斗员，随身配带长短武器，一旦遭遇敌情，可迅速组织并掩护学生转移。当时教师和武装保卫人员共二十余人，村口和山头设有岗哨。学生用的课本，是根据地自编的抗日课本，师生同吃同住同学习。

三、决策失误

1942年秋，泰山区抗日形势到了最艰苦的阶段，在日伪逐渐蚕食下，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全部压缩到不足200平方公里的区域，庞大的机关集中在这个小小的舞台。在1941年春至1942年秋的一年多里，日伪军对茶业区先后进行了六次扫荡，其主要目标就是针对战地医院、兵工厂、被服厂、子弟学校、《泰山时报》等八路军机关。但那时各机关不仅分散灵活，防范措施严密，更有当地联防武装的鼎力保护。日伪军多次围剿未果，对茶业区根据地恨之入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直等待着合适的时机。泰山区地、专、军机关的全部涌入，使敌人逐渐抓住了围剿的契机。

1942年10月，泰山军分区司令员廖荣标率鲁中主力部队挺进淄河流域，扩建抗日根据地。留政委汪洋和专员赵笃生在刘白杨村培训县、区领导干部。鬼子在得知情报后，乘机调动6000名日、伪军，釆用去年围剿大青山八路军115师机关部队的战术，兵分六路长途奔袭泰山抗日根据地茶叶口，预定于10月17日拂晓前形成包围圈，一举端掉我鲁中根据地。

而此时的泰山区主要领导仍在按部就班的组织干部培训，竟对这种局面缺乏足够的准备，全然没注意到鬼子的屠刀已在头顶。1942年10月1日，地委为提高党的干部素质，在茶业区举办区、县级干部及部队干部培训班，又称教导队或教导营，受训人员达150余人。培训地点设在山高林密、道路难行的船厂村。

教导营营长由军分区十二团团长石新担任。授课教员则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汪洋、原地委书记，现任副书记刘莱夫、地区专署专员赵笃生、地委组宣部长高启云、武装科长李凤鸣等兼任。为保护培训班安全，汪洋授课六天后，率军分区司令部机关及负责警卫任务的十团一营一连进驻与船厂相邻的东栾宫村，十天后，赵笃生率地委机关、专署机关和军分区警卫连进驻刘白杨村，十团一营二连留守船厂村。

10月15日，教导营在船厂村召开结业典礼，汪洋、刘莱夫、赵笃生等领导到会祝贺。汪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学员回到各自岗位后，开拓性地开展抗日工作。

　　就在这一天下午，泰山地委接到省委紧急电报：济南日军从鲁南用火车运来大批日军，准备组织对鲁中区进行大扫荡，为以防敌人有可能对你部进行合围，望早作准备。同时，我军区侦察科长刘采芹从外围回来向汪洋汇报：章丘、博山、莱芜的日军正在大量集结兵力，雇用民夫，对我有合围迹象。

当日下午，省委再次来电，催促其向东转移，与廖容标所部会合。廖容标司令此时正率军分区主力战斗在淄河上游，开辟扩大根据地，欲建成现有根据地到淄博平原的缓冲地带，增加根据地伸缩机动的空间，改善当前饥、寒、围、困的现状……

而此时，距鬼子形成合围圈展开攻击，还有一天两夜的时间，也就是说茶业口的八路军尚有近三十多个小时的转移撤退机会。

可是，地委主要领导认为还有一个重要会议未开，鬼子不会这么快就形成包围。但为安全起见，汪洋指示县级以上主要干部，于当晚转移到茶业区北部的阁老村继续开会，其余人员于16日上午集结刘白杨村待命。

16日上午，会议如期在阁老村举行。会上部署了自军分区与四旅合并以来的工作任务和人事调整，根据省委安排，调刘莱夫任鲁中三区地委书记，17日派人护送到任。

　　1942年10月16日，泰山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教导队、警卫连及十团一营一、二连指战员近500多人集结于刘白杨村。在茶业区党组织的具体领导下，刘白杨村党组织和民兵联防队忙得不可开交：站岗放哨、安排住宿、筹措钱粮。伤病员的增加也加大了设在该村八路军战地医院的工作难度。一切仍是那么按部就班，一切仍是那么有条不紊，一切都显得那么从容不迫。然而，宝贵的四十来个小时，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消失，死神一步步向八路军逼近，鬼子已从四面八方向茶业口疯狂扑来。

就在这一天，大家刚刚接到第二天清晨转移的命令。炊事班和刘白杨村的群众为部队准备了一夜的“锅搭”（一种用粗粮掺杂少量细粮，贴在锅沿上蒸煮的食品，又名锅贴）。侦查科长刘采芹在村子四周山头布置了严密的警戒，规定了发现敌情的信号：发现敌情打一颗手榴弹，敌人数量较多拉响两颗手榴弹，发现重大敌情、情况紧急时炸响三颗手榴弹。

然而，这种预警设置的距离太近了，手榴弹的爆声传递在山区只有一、两公里，当山上发现敌情再报警，鬼子已经距我只有二、三公里，轻装野战部队仅需半个多小时就可攻击前进到我警卫线，重装部队的山炮、野炮也完全可以覆盖我方目标。面对重兵压境，我方本应该前出至少五公里派出侦察小分队，多层次多方位掌握敌人动向，才有利于我军的行动。可惜侦察科长终究不是作战科长，掌握敌情靠他，排兵布阵就显欠缺了。然而，生死搏杀已在眉睫，战机稍失即纵，一切都没有挽机。

四、血色黎明

17日，天近拂晓，奔波劳累了一天的八路军大都还在睡梦中，十团一营一、二连刚刚起床准备上早操，刘白杨西山突然炸响三声手榴弹，与此同时，北山、南山也随即也传来手榴弹的爆炸声。

侦察科长刘采芹立即报告汪政委已发现重大敌情。当时军分区机关、《泰山时报》编辑部、一营两个连驻村东，地、专机关和警卫连驻村中，教导队驻村西，慌乱中大家分头集合。匆忙中汪政委决定率驻村东人员先行探路。

此时天刚蒙蒙亮，隐约看到北、西、南三面山上的树林中晃动着日军的旗帜，但敌人没有冲下山来，只是零零碎碎地打枪。刘采芹科长建议汪政委向西突围，估计敌人可能是声东击西(事后证明刘科长这一判断才是正确的)。汪政委认为省委的指示是向东转移与廖司令会合，必须执行省委命令，而且当时东面尚未发现敌情。他立即下达命令派人通知刘莱夫、赵笃生、高启云率地委、专署机关和警卫连，石新率教导队，分头向东转移。他带军分区司令部机关和一营两个连先行，顺着白杨河滩过高白杨村，经茶业口村，向吉山村奔来。

然而，就在东面吉山周围，鬼子已张开大网，等着八路军机关这条大鱼一头撞进网中。鬼子先头部队首先控制了南北西等三面的制高点，在稍开阔的吉山一侧仅派出一只小部队，而在其后高地却布置了重兵。这样一来，汪政委带领的部队既是冲上吉山，也会陷入突不出退不回的绝境。死神已张开血盆大口，悲剧已拉开沉重的大幕。

　　(鬼子的扫荡部队)

部队刚到村东，迎面山头上枪声大作，跑在前面的十几个人应声倒下。汪政委判断可能遭遇伏敌，他令一连一排阻击敌人，命参谋长刘国柱和侦查科长刘采芹率司令部人员、《泰山时报》部分编辑向东南方向分散转移，二三排迅速抢占吉山河的南山制高点，以便判断选择突围的方向。二三排刚到半山腰，再次迎头遭到突然阻击，又有八九个战士倒了下去，其余人员被火力压下山来。汪政委大喊:“我们被敌包围了，只有抢占制高点，才能掌握主动权，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南山头！”二三排不顾一切冲上山去，汪洋指挥二连紧随其后。守卫南山的敌人大约有一个排的兵力，架不住二三连的猛攻猛冲，丢下几十具尸体后渐渐向南山坡败退 ……

汪洋站在山头上用望远镜环视一周，看到吉山河的东山、北山、西山上布满了敌人，西、北两山的敌人正在向我军的迅速合拢，退路被切断，唯一的突破口只有向西南方向。恰在此时，西南退的敌人又返了回来，在他们身后的山梁上冒出黄呼呼一大片日军，足有八九百人，这是从莱芜、口镇、雪野赶来增援的敌人，他们从腰关东面的龙子村，爬上龙堂寨，正赶上我军突破南山阵地。到了此时，我军已无退路。

汪洋政委此时已彻底明白了自己的失误，他高声喊道“同志们，我对不住大家！把你们带上了绝路，是我的失职！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精忠报国的时候到了！你们怕不怕？”“不怕!不怕！”战友们的回声震荡着山谷。

汪洋政委时年才29岁，虽缺乏軍事斗争经验，铸成大错，但面临绝境，他视死如临，不失英雄本色，毅然决然率部与鬼子展开了绝命拼杀。

(鬼子的扫荡部队)

敌人开始疯狂地反扑，遭到我军顽强阻击，一个个鬼子倒了下去，但后面潮水般的鬼子仍嗷嗷嚎叫着冲了上来。我军的子弹很快打光了，被迫从山头上撤了下来。敌人从四面围了上来。我军与敌人在小吉山东边的河滩里短兵相接，展开了肉搏战，他们用刺刀穿，枪托砸，抱住敌人摔打撕咬，刹那间厮打声、惨叫声、武器的撞击声响成一片……

一营营长赵钧挥舞长枪和敌人拼着刺刀，连挑五名鬼子，自己身中数刀却毫无惧色，但终因失血过多体力渐渐不支……当他感到自己已无力再杀敌人，但信念告诉他，死也不当俘虏。他伸手一把卸下刺刀，冲着扑上来的日军大喝一声：“老子不用你们动手！”用尽余力捅进自己的心窝……

汪洋政委的警卫员张登平是个人高马大的硬汉，自幼习武，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他挥舞大刀，左右护卫着汪洋，快速砍向扑上来的鬼子，不一会儿七八个鬼子死在了他的刀下。两个鬼子见拿他没办法，叽哩哇啦几句商量，从腰里摘下手雷，拉弦后同时扔向张登平。张登平见状急忙将汪洋推倒在地，随即扑在汪洋身上。“轰轰” 两声巨响炸得尘土飞扬。汪洋急忙翻身起来，发现张登平头颅已被炸开，脑浆流了出来。敌人又一次扑了上来，此时一营两个连剩下不足五十人，面对几十倍于我的敌人，他们毫无惧色，拼了全力和敌人厮杀……恰在此时，西面枪声大作，敌人一阵慌乱，原来是石新率教导队杀到……

五、殊死一搏

17日拂晓，在刘白杨村发现被敌包围后，为了减小目标，决定分散突围，汪洋把所有人员分成三组。按照分工，石新团长率教导队东行，临行赵笃生专员将警卫连三排交给教导队。当走到高白杨村东时，石新考虑不能紧随汪政委主力其后，这样做无疑目标太大，沿着河滩顺着山沟跑，更容易被敌人围剿。他当机立断，带领教导队往北爬上曼里岭，曼里村坐落在凤凰山半山腰，站在村头可以看到周围的情况。石新用望远镜察看敌情，发现凤凰山顶有日军旗帜，便率领教导队翻过曼里村东面的峪井岭，来到下法山村与王庄村的交界路口。

其实，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战斗，地、专机关和警卫连一二排与章丘来敌遭遇，但他们成功突围而去，教导队翻山越岭赶到这里时，他们早已不知去向，敌人已向吉山方向赶去……教导队一分队（军事队）指导员周钰、分队长田广林认为西北方的茶业峪很可能是敌人的薄弱点，容易找到突围的空隙，石新感觉有道理。为了缩小目标，他让教导二队（政治队）指导员张建率二队60余人向北，从章丘北王庄、三角湾一带突围（他们成功突围），自己率一队（军事队）和警卫三排共90余人向茶业峪突围。他率众趟过王庄河，向火龙台攀登……

正在此时，从吉山方向传来密集的枪炮声。石新站在半山腰用望远镜向东南方望去，吉山峪中段浓烟滚滚。他判断汪政委他们已经与敌遭遇，看阵势可能被敌包围。他大声说：“同志们，汪政委和一营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决不能见死不救，全体听我命令，向汪政委快速靠拢，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政委和战友们！”

(鬼子的扫荡部队)

石新率众下山，沿着嬴水河道南奔，不足二十分钟便赶到了茶业口村，村子周围没有发现敌人动向，但吉山方向传来的枪炮声愈来愈烈。他们不顾翻山越岭带来的疲惫，不顾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何等危险，快速向枪声最激烈的方向飞奔。

十几分钟后，他们赶到吉山村西，远远望见村东河滩上正进行着惨烈的肉搏战。河滩周围到处都是日军，估计敌人数十倍于我。教导队都是各县及军分区抽调的干部，他们手中没有重武器，除警卫三排手中有几十杆长枪外，干部们手中都是短枪，幸亏他们每人都背负着一把大刀。短枪“呯呯”开路冲到敌人面前，大刀立马发挥出肉搏战的优势，还没等敌人反应过来，他们已杀进重围与汪政委会合在一齐。

石新上前扶住已经受了腿伤的汪政委转到一块大石头后面说：“政委，我们来晚了。”汪政委狠狠地推开石新，气愤地说：“你这是自投罗网！我们拼了全力，就是为了掩护你们突围，教导队可是咱泰山区的精英啊！”石新说：“我没想那么多，战友遇难，不能不救，就是死，我们也要死在一块！”汪政委急了：“我们要为党和人民负责，现在我命令你，带教导队向北山突围，北山地势复杂，可利用地堰、石崖遮护，我带一营掩护你们。”石新还在犹豫，汪政委用手枪指着他喝道：“不听命令我枪毙你！”到了此时，石新只好招呼教导队成员和警卫三排向北冲去，冲上河岸，敌人从东西两面夹击过来……

　　(汪洋烈士遗照)

河滩上，敌人重重包围了一营，并叽哩哇啦高喊着什么。他们不再开枪，只是轮番上前拼刺刀。筋疲力尽、遍体鳞伤的一营战士哪是他们的对手，一个又一个勇士倒了下去。一连副连长张刚看到如此，想作最后一次努力，他高喊：“同志们，我们往西南坡冲，保护汪政委突围。”

西南坡离沙滩不过几十米，只要冲过去，可以借助山沟地堰及树木作掩护。张副连长背起汪洋，二十几个战士在前杀开一条血路向西南山坡撤退。敌人一看，随即边开枪边追击，战士们一个个倒在山坡的地头堰边。张副连长背着汪政委跑进尤家峪沟，顺着河沟一口气跑出三百多米，迎面南山头上敌人的机枪“哒哒哒”射过来。他迅速折回，在堰跟的一块大石旁把汪政委放下来，敌人很快追了上来，张连长挥起大刀向一个鬼子砍去，那鬼子应声倒地，其余十几个鬼子围住了他，一齐向他捅去，他身中数刀，鲜血淋漓，把刀一横，抹在自己的脖子上，倒了下去。

几十个鬼子端着沾满鲜血的刺刀，把汪洋政委团团围住，一个日军翻译官说：“这人肯定是八路的大官，要抓活的。”事已至此，汪政委心里出奇的平静，绝不能做俘虏，也不想就这样躺着死去，但无论他怎样用力，伤腿已不听使唤，只好用手把双腿盘坐，用力挺胸将身端正，举枪对准自己右边太阳穴，“砰”的一声，汪政委的身躯慢慢地向后倒了下去……

(鬼子的扫荡部队)

且说石新团长率教导一队及警卫三排冲向河北岸，向北山突围，敌人迅速从东西合围而来，北山火石岭上的敌人也扫射过来。一队长田光临对石新说“后有追兵，前有阻敌，形势十分险恶，我带警卫排阻击敌人，你带教导队突围。”他不等石新同意立马高喊：“警卫排留下阻击敌人 ，掩护教导队突围！大家听我号令，同时投手榴弹，一二，投！”二十几枚手榴弹同时掷向追来的敌群，没被炸着的敌人同时趴在地上。

一眨眼的功夫，石新率教导队已冲到半山腰，半山腰是层层梯田，他们顺着石堰堰根向东飞奔，北山的敌人打不着，山下的敌人够不着，他们一个个猫着腰一口气冲到小东吉山的东岭下。石新回头一看，田队长和警卫排战士已全部牺牲，又有几百个日伪军冲上山来。他顾不了许多，带领教导队翻过东岭，冲进了崖下村的西北沟，刚要上岭，突遭山头上伏敌阻击。

第一次冲锋，教导队伤亡过半。敌人开始用迫击炮轰炸，一发炮弹在石新和教导员周钰身旁爆炸，石新团长当即牺牲，周钰屁股被炸伤，接着右腿中弹，他迅速用裹腿扎住腿伤，继续指挥队伍冲锋。这时山上的敌人开始向山下冲来，从西边追来的敌人也翻过山来，很快形成对我两面夹击之势。教导队被压缩在山沟的一片菜地里，在敌人两面扫射下，队员们一个个倒了下去……周钰被警卫员推倒在地，正好倒在堰跟老百姓用来浇菜园的一个小水湾里，还没等他爬起来，身中数弹的警卫员也趴在了他的身上，幸亏头部没泡在水里，二人流出的鲜血染红了湾水……

六、浴血山谷

自17日拂晓在刘白杨发现敌情后，地委、专署机关紧急集合。赵笃生与刘莱夫、高启云商议，将警卫连三排留给教导队，带一二排东行。他们紧随汪政委之后，顺河岸过高白杨、王白杨到达茶业口，见汪政委率军分区司令部和一营一二连往东奔吉山方向而去。

刘莱夫认为茶业口是四条山峪的交会地，附近对敌人设伏有利，不能集中一个方向突围，应向北从南王庄，过章丘北王庄、三台、进入淄川的东牛角村，向廖司令靠拢。大家认为有道理，众人便往北跑去。

刚到茶业区与章丘交界的北王庄，迎头与章丘来犯之敌遭遇。敌人枪炮齐鸣，妄图消灭这支大部分没有长重武器的干部队伍。赵笃生命令向东山齐长城一带撤退。他们借助树木的掩护，冒着枪林弹雨，飞跑着冲上南王庄东面的山顶。东山南面的山沟里紧挨着下法山村、中法山村。这时发现法山村的北山、南山已被敌人先期占领，便立即飞速下山向西撤离。北山的敌人发现了，以密集的火力扫射过来，但射程较远，构不成伤亡。

大家快速趟过王庄河，赵笃生不见了刘莱夫、高启云，高声问：“看见刘书记、高部长没有？”警卫连一排长说：“刘书记和他的警卫员朝法山方向去了，高部长和报社、电台人员在一起，现在不知去向。”赵笃生明白刘书记、高部长和主力跑散了，这也同时提醒了他：二百多人跑来跑去目标太大，不如分头突围。他大声说：“大家分散突围，翻过前面的西山，进入茶业峪，到阁老村北会合。” 大家纷纷向火龙台南的山岭跑去。从东山追下来的敌人，到了河边停止了追击，好像接到了什么命令，向南山（吉山村后山）奔去。地、专机关及警卫连一二排二百多人，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到达了预定的地点。

(向鬼子冲锋的八路军)

且说刘莱夫和他的警卫员，在茂密的树林里和赵专员他们跑散后，只好向中法山村奔去。他担心汪洋一行的安危，想去南山看看情况。刚过法山河，发现南山也已站满了敌人。此时，北山的敌人也下山向南山赶来。他与警卫员只得卧倒在山崖跟的草丛中，用青草掩身，他们穿的是草绿色军衣，青草成了他们的保护色，才未被敌人发现。

敌人撤走后，他与警卫员走到中法山党支部书记吴宗辛在山坡一座种地避雨的小堰屋时，恰遇茶业区区委书记邢德同志。刘莱夫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估计敌人很可能于第二天进行分片合击和清剿，应赶快通知有关同志去靠近淄川、博山边界的山坡上隐蔽，因为那里一旦发现敌情便于机动。把任务布置下去后，他们一行五人从窝铺村西北爬上既高且陡的霹雳尖半山腰，弄了几捆玉米秸作铺盖，由于一天来十分疲劳，不知不觉一觉睡到天亮。

刘莱夫最耽心的是汪洋同志，要到吉山去看看。邢德同志说：让上法山村青救会长吴宗林作向导，他是本地人，熟悉环境，先到逯家岭，如有敌情，他可以随时带你们隐蔽，我去潘家崖了解情况。刘莱夫同意后，邢德同志去潘家崖村巧遇村支部书记崔立德同志，他介绍今夜敌人都住在吉山村，昨天战斗十分激烈，今早天不亮，敌人就顺着去博山的路开走，看情况后边已无敌人。邢德当即去逯家岭找到刘莱夫，说明情况，刘莱夫和邢德等直接去了吉山……

　　汪政委正率一营一、二连与敌争夺南山时，侦察科长刘采芹也在指挥司令部机关及报社人员向吉山东南方分散转移。此时东山的敌人扫射过来，大部分同志都牺牲在奔跑的路上，报社的资深编辑李爱文、李新华、藤振戈、郝克昌，誉写员孟华……都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刘采芹科长带领部分同志顺着山沟，借着树木的掩护，向吉山的东南山插过来，看到山头上的鬼子到处摇摆着膏药旗，刘采芹立即命令大家分散隐蔽。他和警卫员小李走到一处约有三层楼高的陡崖，这时如果走别的路，肯定会被敌人发现，他当时腿已受伤，但顾不得伤口的流血和疼痛，立即跳了下去，幸好下面是老百姓秋季刚翻过的麦田，土质比较疏松，才没被摔伤，小李也随之跳下，两人匍匐前进，钻进了一片芦苇丛中隐蔽起来，他们两人只有两支短枪和两枚手榴弹，仅能自卫。在芦苇地的旁边，鬼子来来往往，嘴里叽哩哇啦地喊着什么，有的敌人还向芦苇丛中扔石头，但敌人没有进芦苇地。他们二人屏住呼吸，观察着外边的一切情况。

大约中午时分，忽然听到有人拨拉芦苇丛向里走的声音，刘采芹立即拉好手榴弹弦警惕以待。但来人离他们两米远就不动了，又等一会，只听他喘粗气的声音。刘采芹估计不是敌人，便小声问：“谁?”那人听出了他的声音，说：“你是刘科长吧？我是作战科的王参谋。”刘告诉王不要动，一定隐蔽好。他们在芦苇丛中一直隐蔽到下午六、七点钟，这时敌人已撤回村子里，他们从芦苇丛中出来走向西吉山村。

　　(战斗中的八路军)

七、突破重围

当他们走到村东北小山沟一个菜园附近，忽听地头的一眼枯井内有动静，小李问：“你们是什么人？不回答我要扔手榴弹啦！”王参谋接着说：“侦察科刘科长在这里，你们是谁？”井内的人急忙答话：“我们是警卫连三排机枪班的，我是班长，还有一个弹药手。”幸好井不深，他们解下绑腿结在一起将两人拉上来。机枪班长说，“还有一挺机枪，一箱子弹都在井下。”刘采芹一听高兴极了，马上让班长再下去，随之把机枪和子弹拉了上来。有了机枪如虎添翼，突围就有办法了。

他们完全忘了饥渴，随向西吉山村走去。当走至吉山村头时，发现鬼子的巡逻队在路边烧起篝火。当时刘采芹暗想，如果绕道而行，势必被敌人发现。必须趁天黑突然冲过去。他当机立断，命令机枪班长向火堆猛射，机枪班长的射击技术十分高超，打得又准又狠，与此同时，刘采芹和警卫员又将两颗手榴弹扔过去，炸得火星、炭木漫天飞舞，几个鬼子倒在柴火灰里，活着的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嗷嗷叫着逃向村里。刘采芹一行五人迅速从村边冲过去。

他们摸黑爬上南山，又翻过十几道山梁，走下一道长长的山坡，来到暗摇头村北。他们饥饿难耐，想进村找点吃的，可连续找了几家都没有人，估计老乡都躲进了山里，他们只好向东南山奔去。当走到村东的天主教堂时，发现教堂里灯火通明，十几个伪军围坐在火堆旁，正烤着从老百姓家里抢来的几只鸡，估计是榆林据点趁乱出来抢劫的伪军。刘采芹命令机枪班长向教堂射去。伪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懵了，扔下烤鸡慌忙夺门而逃，有的连枪也来不及拿，从后窗翻墙逃命。待敌人跑远，五人走进教堂，哪管烤鸡熟不熟，狼吞虎咽一顿，找一个僻静的柴火垛睡了一觉，天刚朦朦亮，便向吉山村来打探情况……

(战斗中的八路军)

再说高启云率地委、专署机关的电台部及《泰山时报》部分编辑人员，在南王庄东山与赵笃生、刘莱夫等人跑散，借着树木的掩护，顺着东山南坡跑进了下法山村。刚进村子，北山上大批的敌人冲下山来，高启云命令分散隐蔽。但敌人没有进村，而是绕过村头快速向南山奔去。高启云担心敌人返回村里突围就难了，他很快召集起所率人员向北山转移。

当爬上北山的一个山头，吉山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听阵势敌人是有备合围而来。报社编辑部和地委电台部的同志都是非战斗人员，为了保护电台和编辑部人员，高部长缜密分析敌情后，当机立断，毅然决定沿着北山的摩云岭向东转移。

摩云岭十几个山头，自西向东逐渐攀高，崎岖蜿蜒二十余里。当翻过第五个山头，远远望见相隔两个山头的霹雳尖上有日军的旗帜，高部长说“大家听我指挥，我们只有十几个人，敌人不容易发现，大家一定要借着树木的掩护，不要暴露目标，从敌人的缝隙里穿过去。”还未靠近霹雳尖，山头上十几个日军从南坡下山朝卧铺村走去，此时，吉山方向的枪炮声逐渐停了下来。同志们都急着下山去吉山看看，但高部长认为下山去无济于事，还是保护电台和编辑部要紧。

在不停地转移中，他们沿着齐长城来到了博莱交界的风门道关，又顺山坡来到了坐落在悬崖边上的逯家岭村。天色暗了下来，高部长说：“不知道上王庄的印刷厂怎么样了，我们到那里看看情况吧。”于是，一行十几人摸黑下山来到上王庄，幸好印刷厂完好无损。印刷厂的邹明主任和经理部的燕遇明主任与上王庄群众一起为他们烧锅做饭。

　　在崖下村的西北沟，教导队一分队的同志大都壮烈牺牲。危急中指导员周钰被警卫员推倒在地，正好倒在堰根老百姓用来浇菜园的小水湾里，还没等他爬起来，身中数弹的警卫员也趴在了他的身上，幸亏头部没泡在水里……

敌人开始打扫战场，几个鬼子朝着教导队成员的尸身上胡乱打枪。一个鬼子向周钰和警卫员连开三枪，第一枪打中了他的帽子，第二枪打在警卫员身上，第三枪打在他脸旁边的水湾边上，泥水溅了满脸。过了一会儿，敌人走远了，他用力掀开压在身上的警卫员，吃力地慢慢站起来，这时，两名教导队学员从河沟里的死尸堆里拱了出来。见教导员活着，两人高兴地哭起来。周钰说：“此地不可久留，敌人有可能返回来打扫战场，我们沿着北山岭向东，到淄川去找廖司令。”

二人搀扶着周钰，借着地堰和树木的掩护，翻过几道山梁，申时赶到潘家崖村西南的一座小石屋。一位姓崔的大爷连忙把周钰扶进屋里。此时的周钰不仅腿部流血过多，口燥，而且一天水米未进，饥肠辘辘，难以忍受，便问崔大爷有没有吃的。崔大爷说儿子回家拿晚饭，估计快回来了。不多时，儿子从潘家崖村的家里带来了父子俩的晚餐——八个豆腐渣窝窝头和一小瓦罐小米粥。崔大爷说：“你们三人饿了一天了，将就着都吃了吧。”周钰说：“我们都吃了您爷俩吃啥呢？”崔大爷说：“你们在这里住一宿，等天黑了俺爷俩回家吃住。”第二天清晨，崔大爷又送来了十几个煎饼和小米粥。三人吃饱喝足了又踏上了东进的路。临行，崔大爷把顶门的木棍递给周钰：“孩子，拄上它借点力吧。”

(转移中的八路军)

当军分区机关人员分散突围的时候，机要科科长兼译电员陈成彦，用石头把电台砸烂，把拆散的零件扔入水中。他沿着山根跑向吉山村后山，没走多远，只见日军打着太阳旗迎面而来。他猫着腰，借着荒草的遮护，转而东北，攀登上山半腰的“蛤蟆嘴”。“蛤蟆嘴”是石灰岩和粒砂岩的交接处，经过上万年风化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中间逐渐向里凹进去，顶面的石盖很大，而中间又形成一个平台。

陈成彦用力爬上平台，发现有一个八路军战士趴在里面。这时，又爬上来一个子，认得是军分区机关的卫生员小王。小王伸手够不着平台，陈成彦伸手把他拉了上来。 “蛤蟆嘴” 岩石的颜色呈土黄色，和他们旧军装的颜色几乎一样，在对面南山的日军根本看不出有人趴在上面。不一会儿，听见大石盖上面有日军喊话，他们屏住呼吸，紧贴岩根，趴在石板上一动不动……未牌时分，敌人开始放火焚烧河滩周围的秫秸团和谷秸堆，几个藏在里面的伤员被活活烧死，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皮肉味……

吉山战斗后的当天下午，廖容标司令正带着军分区主力战斗在淄博的淄河流域，听到汪洋等同志牺牲的消息，他万分悲痛，连夜率三营三连赶往茶业区，途中在淄博瓦泉和杨峪之间与日军遭遇并被敌包围，廖司令沉着冷静，指挥部队迅速占领北面的山头，坚持等到天黑，从敌人包围圈的缝隙里突围而去，天明赶到茶业根据地。

当走到崖下村东时，恰遇军分区参谋长刘国柱。刘参谋长说，他在向东突围时和大家跑散了，自己一个人躲进了崖下村北山沟里的一个堰屋里，晚上赶到潘家崖村，在一户崔姓老乡家住了一宿，今早下山打算到吉山村看看。廖司令和刘参谋长一道向吉山村赶来，刚到吉山村东，远远望见河滩里熙熙攘攘的人群，正在搬运八路军尸体……

　　10月18日凌晨天还未亮，敌人突然吹响集合号，带上200多具日军尸体，匆匆向东朝着博山方向开走。吉山村的干部群众纷纷走向河滩及村北的山坡，寻找是否还有活着的伤员。

河滩上横七竖八躺着八路军的尸体，他们大部分是和敌人拼刺刀而死，鲜血染满了全身，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吉山村党支部书记李隆平带着几位村民来到河滩，仔细查看每一具尸体。他用手抚摸尸身的胸口，看还有没有体温。河滩中央的大石旁躺着十几个，其中三个重叠在一起，李书记逐一翻过来查看，发现最下面一个不仅有体温而且还有脉搏，他立即派人送回村里抢救。

经过一天一夜的救护，此人苏醒了过来。他叫国都君，是军分区秘书处秘书。10月17日清晨，军分区机关与一营一二连在向东撤退的时候，他身上带着重要的机密文件。在吉山村东遭到敌人伏击后，为了藏文件，他随部队来到河滩一块大石头旁，想把文件埋在碎石下面。就在他刚要低头扒沙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肩，另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右腿，鲜血刷的流了出来。他忍着疼痛，趴在沙滩上拼命在大石头旁扒了一个洞，把文件塞了进去，随即埋好。刚要起身，两个中弹倒下来的战士先后压在他的身上。他想抽腿翻身，但被死死压住的右腿痛彻心腑……战斗结束后，敌人开始清理战场，鬼子不停的朝着战友们身上扎刺刀，他虽然被压在下面也未幸免，大腿上重重挨了一刀。他再也支撑不住，昏死过去……

　　天已大亮，向战场赶来的人越聚越多。吉山联防队的队员们带领村民满山遍野搜寻伤员，又有三位幸运的教导队成员从北山抬了下来。刘莱夫、高启云他们赶来了。赵笃生率地、专机关赶来了。茶业区区委、区政府、妇救会也来了……赵笃生安排把伤员火速送往设在刘白杨村的战地医院……

见到廖司令率三连赶来，人们围上来痛哭失声。刘莱夫和廖容标这对患难与共的老战友紧紧地抱在一起泣不成声……茶业区委书记邢德握住廖容标的手哭道：“如果你和主力部队在，小鬼子咋能这样猖狂，咱队伍咋能吃这样大的亏啊！”

廖司令高声喊道：“乡亲们，同志们，眼泪救不了战友，更吓不倒敌人，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大家听我指挥。”他面向邢德：“请邢书记安排十几个熟悉地形的人，配合三连一排布置岗哨，各个路口和四周布防要严密，外围岗哨要在十几里以外，防止敌人反扑。”等警戒人员分散出发以后，他对赵笃生、邢德等人说：“现在我们分头行动，机关部队人员和当地干部群众搭配分成若干组，分散寻找烈士遗体，决不能漏掉一个。”

地专机关的人在南山坡地堰跟的大石旁，找到了汪洋政委的遗体。廖司令及干部群众都围拢过来。明白人一眼看出，汪政委是用自己的手枪自尽的。子弹是从头的右边打进，左边打出，见者无不泪如雨下，悲痛欲绝。廖司令抱着汪洋尸体嚎啕大哭。

当天下午，从不同方向抬回来的烈士遗体排满了河滩：教导营营长石新、一营营长赵钧、军事队长田广林、军区保卫科长孙玉山、供给处长刘述坤、一营副教导员刘汝高、地委宣传科长李凯军……廖司令和赵专员安排把遗体按部队、教导队、地专机关、地方武装分类，一是方便统计，二是便于确认烈士身份。根据确认，部队指战员169人，教导队61人，地专机关7人、地方武装民兵26人，共计263人。

八、泰莱英雄

地方民兵大部分是在救援的外围与敌人战斗而壮烈牺牲，在我军遭受日伪军围困的严峻情况下，他们义无反顾地冲向敌人。其中上宅科村民兵队长李常才的牺牲尤为壮烈。当时《泰山时报》记者方正的夫人王庆芬正从泰北找过来，由于地形不熟，误打误撞来到了上宅科村。第二天天刚亮，李队长刚打算送王庆芬去刘白杨村见方正，两名民兵急匆匆跑来报告：“队长，咱村的北山和东山发现好多鬼子，满山遍野都是。”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李队长大吃一惊，他对两名民兵说：“你俩领着这位姑娘到南坡的堰屋里躲一躲，我去组织疏散群众。”

李队长发现鬼子根本没有进村的意思，每一队都快速向西跑去。还没等群众疏散完，就听见村西枪炮声大作。听动静好像不止一处，大约从村西的桑科村到十里处的吉山村，到处都有激烈的枪炮声。尤其是机关枪的“哒哒”声传得很远。李队长紧急集合民兵打探情况，他率领十几个人到达南坡峪，找到王庆芬她们，王庆芬本是泰北区的妇救会会长，此时正在和民兵疏散隐蔽群众。

一民兵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泰山军分区机关及教导队被敌人包围在了吉山峪，到处都是日军。区联防队派人来通知各村，要保护好群众，防备敌人烧杀各村。”李队长安排部分民兵将群众转移到南山峡谷的树林中，自己带领十几个人去支援部队。王庆芬也拔枪跟随。李队长说：“你还是跟随群众转移吧，事后我再带你去找方正老师。”王庆芬边走边说：“放心吧李队长，我大小也参加过几次战斗，不会拖你们的后腿。”

　　他们刚到桑科村西，发现大批日军继续向西压缩，战场逐渐缩小……他们顾不了许多，慌忙从敌人背后开枪。敌人好像知道背后开枪的是小股民兵武装。只分出十几个日军调头应对，其余大部队继续西赶。

于是十几个民兵与十几个日军在桑科村西的河滩上展开激战。不一会儿，民兵的子弹打光了，李队长只好命令撤向东南峪，日军穷追而来。爬上一个小山坡，李队长命令副队长带领大部分民兵撤退，自己和另外两名民兵留下来阻击敌人。王庆芬坚决要求留下来，李队长大声对副队长他们说：“你们几个把她抬走，她是方正的爱人，你们一定要完整地把她交给方老师。”王庆芬把枪顶在胸口说：“我也是抗日战士，你们这样做不公平。我意已决，不然我就死给你们看。”李队长无奈，只好同意。

这时敌人已经爬上山来，密集的子弹射了过来，李队长猛地把王庆芬推到在地，自己也随之倒了下来。另两名民兵把仅有的两颗手榴弹投向敌人，“轰轰”两声炸倒了五六个，剩下的几个日军一看害怕了，掉头向山下跑去。王庆芬看见李队长倒在地上没有起来，赶忙上前去扶，却发现鲜血从李队长的后背涌出。她急忙用手按住枪眼。李队长用尽最后的力气说：“没用了，也没帮你见到方老师，要…要靠你自己了，教导队和军分区遭敌包围，凶多吉少……战后去上王庄的印刷厂打听，或许能找到……”说着他头一歪，在王庆芬的怀里闭上了眼睛。王庆芬痛哭失声……

吉山战斗后的一天，方正和王庆芬去了一趟上宅科村，来到村东北的山上。朝阳的山坡上一座新起的坟茔是那么醒目，墓碑上清晰地写着：抗日烈士李常才之墓。王庆芬趴在坟上放声痛哭……以后的几年里，他们每逢清明都来为李常才扫墓。

九、风潇潇白杨(注)寒，壮士一去不复返

10月19日，在地方党政人员及群众的帮助下，237具烈士遗体（26名民兵回村安葬）分别安葬，教导队成员葬在吉山村东北的山沟里，军分区机关及一营一二连干部战士葬在吉山村南尤家峪沟口的洼地里。群众早已挖好了坟墓，他们把家里炕上铺的席子拿来，卷起烈士的遗体放进墓穴。几个木工师傅连夜赶制出两口桐木棺材，把汪洋、石新的遗体放进去……原本荒草丛生的洼地变成了一片崭新的墓地，一块块写着烈士英名的木牌庄严肃穆，拍人心裂。廖司令抚摸着烈士们的碑牌，想起战友们跟他出生入死的情景心如刀割，痛哭失声。

吉山战斗，我方500余人经历被动的战斗过程，除263人（包括民兵）牺牲以外，其余200多人成功分散突围或受伤后被救治。所有人员无一人变节投敌，更无一人含生怕死怯战偷生，表现出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纯洁性和坚定性，英雄壮怀激烈，烈士虽败犹荣。

(注:白杨河，为莱芜区境内最大的一条河流。)

　　吉山战斗，是山东抗日根据地鲁中地区抗战中最惨烈的一次战斗，伤亡重大，损失惨重。其中，教导队军事队的60余名部队指挥员，全是泰山军分区八路军主力部队的优秀连排长，更是鲁中八路军的精英。日军在这次扫荡中，目的就是彻底消灭我泰山区抗日机关和武装，所以他们参战的主力部队5000余人全是日军，他们唯恐伪军部队中有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怕走漏了消息，并在战前做了充分的准备，说明敌人志在必得。

这次战斗，我军主要是指挥员犯了麻痹错误、大意轻敌，没有及早做好充分的准备，虽然毙敌200余人，但在整体上来说，我方损失更大。正因如此，在建国后的我军战史上，几乎看不到对这次战斗的详细记述，在幸存者的回忆录中，大都是个人经历的一些零碎片段。

后来的军史研究证明，吉山失利除日军战略得当，情报准确，部署有力，动作隐蔽，出动迅速等原因。我方也存在以下重大失误:

一、决策失误，贻误转移时机。泰山地委本应在接到省委电报后，迅速撤销原会议计划，及时组织部队转移，却因麻痹大意，既是在收到第二封电报后，仍白白浪费了三十多个小时的宝贵时间。

二、抉择错误，固执独断。大敌当前，对突围方向的判断，决定了生死。汪洋政委缺乏军事作战经验，加之年青自信，固执执行上级指示，全然不接受军事干部的意见，造成突围方向的选择错误，致使自己和部队陷入敌人的包围圈。

三、战术失误，分散突击，无法形成强有力的突围力量。泰山地委在安排突围时，过分强调多路分散撤退，减小敌人发现的目标。然而，在敌人尚未站稳脚跟，刚刚形成合围圈时，我方集中力量突围的成功机会更大，无论抗战初期的皖南事变，还是1941年10月的115师大青山突围，无不证明了这个道理。

世上从来没有常胜的军队，更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我们要直面历史，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教训更值得总结。我党我军的战争史上，“弃新野”，“走麦城”的例子并不少见，然而，我们不正是在不断地失败中总结经验，才成熟壮大起来的吗？

　　1945年4月初，泰山区地、专、军会议决定，以淄川县为主导，茶业区为主体，在钓鱼台修建“抗日烈士纪念碑”。钓鱼台，位于济南莱城区茶业口镇吉山村西，原名钓鱼台，是一座古庙，始建于清嘉庆年间，传说当年姜太公曾在此垂钓，故得此名。

这次建碑先后动用人工上万人次，历时五个月，至8月底竣工，命名“汪洋台”，将263位烈士英名镌刻其上。廖容标、欧阳平、高启云、武中奇、薛玉、李元荣、李念林、刘中和等党政领导题字纪念。与此同时，将分散在几处的烈士遗骸移葬至汪洋台北的洼地里，此处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距汪洋台不足30米。后来，曾遭日军和国军多次破坏，但都被革命政权先后修复。

1977年，茶业人民公社重修汪洋台。1987年在距汪洋台60米处的南山建“钟效培烈士纪念碑”，碑文由高启云亲笔题写。1999年，茶业口镇政府投资50万元再次重修汪洋台，在汪洋台东南50米处建64平米“抗日烈士纪念馆”。在墓地北山顶塑汪洋汉白玉雕像，从墓地至雕像修建石阶恰巧323级，代表着吉山战斗中壮烈牺牲的323名将士。

　　注:此文资料主要釆编于父亲的回忆录《战斗的历程》和鲁中红色旅游网陈业冰先生的《吉山战斗》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