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心随语】我是疆二代

双子（随心随语）

　　枣园路的西段二高对面，新开了一家“烟火江湖”的餐厅，我去过，也推介过，因为那是几个新疆兵开的，在那里，你会闻到大西北的味道，吃到新疆特有的馕和烤肉，感受到新疆那一份专属的气质——善良而大气。

　　周末，照例和母亲通电话，一个多小时里，都是母亲在说，我在听。母亲说她和她的知青战友们过几天又要去农家乐了，这次去的农家乐，是一个疆二代开的。

听筒的那端，我笑了，听说过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兵二代，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也有了一个标签——疆二代。

曾经很多次，被问及“你是澉浦哪里的？”也有“你是于城哪里的？”（因为我的姓氏在于城较为多见），我的第一反应是：看来我的口音已经完完全全融入当地而毫无瑕疵了。而当对方得知我不是本地人时，就会充满好奇的问“那你是哪里人？”往往这个时候，我却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想这该是很多疆二代都会有的困惑：我们是哪里人？因为我们的祖籍、我们的出生地、我们的成长地、我们最终工作和生活地都几乎没有重合的，我的祖籍，似乎就是每份简历表上必填的一个符号，几十年过去了，仅仅去过两三次。我的成长地，有魔都、有海盐，还有遥远的阿克苏。而我的出生地，就在阿克苏，那个在古代被叫做龟兹的西域三十六王国之一。

六十年代，还在魔都读高中的母亲和她的同学们高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感召下，揣着一颗红心去了新疆。其后不久，出身浙江农村的父亲中专毕业被分配去了新疆，他们最终在农一师新疆建设兵团里相识并完成了人生大事。

　　在疆二代的记忆里，最深刻的交通工具是绿皮火车和大卡车，从阿克苏坐卡车到乌鲁木齐要三天三夜，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到上海要四天三夜，母亲四年一度的探亲假，一半时间就耗在了路途中，即便如此，母亲都不会放过这宝贵的团聚时间。相较于母亲，童年时的我在阿克苏到乌鲁木齐的戈壁滩上、乌鲁木齐到上海的铁路线上往返的频次更高。母亲没有假期的时候，我会被托付给那年返程探亲的同事带去上海交给外婆和舅舅。印象中那时的绿皮火车不是走上去或跳上去的，而是被父母举着经过无数双手踩过无数人的肩膀从车窗被他们的战友接进去的。

　　刚出生的我，身形大小与绿皮火车卡座上的桌板大小一样，于是在周围友好的谦让里，桌板上的一应物什被撤掉，在母亲牢牢地注视里，我就躺在桌板上摇晃着醒来，又摇晃着睡去。等到三四岁，就在卡座的下面铺张席子，要睡觉了，就钻进去，如果恰好旅伴中也有如我一般大小的，那就躺着不出来了，直到列车员推着餐车过来时才赶紧的去看有啥可吃的。

　　

火车上是没有我们想要的美味的，所以我清晰地记得在到达一个叫符离集（后来知道那是在安徽地界内）的站点时，绿皮车有短暂的停留，不少乘客下车去买个烧鸡上来，刹那间整个车厢都是烧鸡的香味，孩子们吞咽着口水，从父母手中接过鸡大腿，一边狼吞虎咽着一边看着他们小心翼翼的把烧鸡扯成若干份，再分给同行的人。

　　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火车钻山洞时一瞬间经历白天与黑夜的转换，那一瞬间连原本喧嚣嘈杂的车厢也会突然的静寂下来。

坐着大卡车颠簸在几乎见不到绿色的戈壁滩上时，无聊至极的我隔着窗玻璃一路就靠着数电线杆打发时间，或者听母亲和驾驶员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再或者就是躺到后排座位上昏天黑地的睡去再醒来。

　　在疆二代的记忆里，最好吃的水果不是库尔勒的香梨、哈密的瓜，而是采自沙漠地带特有的沙枣树上的果实——沙枣，手指头般的大小，果肉很干，入口沙沙的，略微带点儿甜和酸，我喜欢让果肉均匀的分布在我的舌尖，再一点点的吞噬它们，再从容不迫地拿起下一颗。

在疆二代的记忆里，我们喜欢的当地食物有羊肉抓饭，相较于口味，我们更喜欢手抓的那份随性。

我们也喜欢羊肉泡馍，以至于离开新疆很多年后去西安旅游看到羊肉泡馍，就如同见到了老朋友般的兴奋。

　　我们还喜欢新疆最独特的大饼——馕， 一种中间薄边缘厚的圆饼，烤的好的馕吃口香酥干脆，很经吃。维吾尔族人“可以一日无菜，但决不可以一日无馕。”母亲每次取笑我的懒惰时喜欢说那个套大饼的典故，那时我暗想，套一个馕，兴许可以支撑很久。

　　新疆的知青来自全国各地，对家乡的思念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做一顿家乡的美食，再叫上战友同事左邻右舍。于是，儿时的我们也就跟着父母尝遍了各种菜系和风味，心灵手巧的母亲没多久就掌握了不少北方主食和菜肴的做法，我至今依然忘不了的是韭菜鸡蛋合子，在我而言，面食中惟它独尊，母亲负责做，父亲负责烙，只有经过他们两默契配合完成的作品，才是最香最入味的。

　　十年前城北路上开了一家主打西北风格的“御面食坊”，吃到了他们做的韭菜鸡蛋盒子，也是这么多年来在海盐吃到的众多的“韭菜盒子”里唯一最接近儿时记忆的口感和味道的。

　　母亲、我和女儿都会做一道比较独特的菜——蟹粉蛋，发明者就是当年在新疆的上海知青们，因为想念大闸蟹却又吃不到大闸蟹，知青们就用吃大闸蟹的调料——姜末、糖、醋混拌在一起后浇在炒熟的鸡蛋上，鲜香的鸡蛋就有了大闸蟹的味道，也是，家的味道。

　　在疆二代的记忆里，孩提时代最有意思的文化生活就是看露天电影，

比如越剧电影《红楼梦》看了十遍，至今很多唱段还能随口道来；

看样板戏，那个时候觉得《杜鹃山》里的柯湘真美；

在剧院里看演出，回来学着跳《唱支山歌给党听》；

八十年代初交谊舞开始盛行，小小年纪的我们跟着去参加知青们定期举办的舞会，也无师自通的跟着走会了三步四步。

　　在疆二代的记忆里，有些成长故事是父母说给我们听的。七十年代的南疆还是很艰苦的，当时根本吃不到时令蔬菜，就连最常吃的大白菜也是一车车的从外地运来后被大人们储存在地窖里，可以吃上一个冬天。而两岁不到的我就知道帮爸妈搬运大白菜，只不过我是沿路捡拾旁人搬运时不慎脱落的菜叶子，再抱回来搁在自家的白菜堆上，引得爸妈的同事又羡慕又好笑，说你们咋生了个这么做人家的小人精。

　　一岁的时候我还不怎么会说话，母亲给我做了一件深红色的棉斗篷，长途路上总用它裹着我，而我也似乎特别的喜欢，可就是在长途上的一次住宿，凌晨起床赶路，睡眼惺忪的母亲抱着我就走却忘了斗篷，而我指着旅店的方向着急的哼哼，母亲终究是没弄明白我的意思，直到卡车开出很久，她才回过神来，斗篷，终究是丢了。

　　疆二代的记忆里，最揪心的名词是——眼泪。四年一次的聚散离合，总伴随着外婆和母亲的眼泪。

　　7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外婆担心边疆的安全，一岁不到的我就被母亲送去了上海。于是，跟父母就只能是四年见一次了。儿时的记忆里，跟父母是疏离的，有了记忆后的第一次见面，我躲在外婆的身后怯怯的不敢叫，到晚上和母亲睡在一起，一直紧绷的神经才开始松弛下来，而对父亲，依然陌生着，直到第二天父亲在商场里给我买了个洋娃娃，我才开口叫了他。

　　很多年以后跟母亲一起看剧，不知怎么说起男儿有泪不轻弹这话题时，母亲说，从来没有看到父亲哭过，只有当年父亲在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听到那句“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提着花篮去卖花”时哭了，跟母亲说他想我了。

记得那年母亲托同事送我回沪，她送我们到车站，列车一开动，母亲的泪就停不下来了，而我只是跟母亲挥了挥手就安安静静的坐在了车窗旁，直到列车开出很久，我才躲避着母亲同事的视线悄悄的流着自己的泪。十二岁那年，没有户口的我只能回到新疆去参加小升初考试，舅舅哭着送我们，在舅舅和母亲面前，倔强的我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伤感，以至于母亲当场就责备我“不懂事体，没有良心”。可我却在列车开动后一个人走到靠近车门的无人处，开始放任泪水尽情的流，我何尝舍得那视我如己出的亲爱的舅舅。少年时的我固执的认为眼泪是不需要给人看的。反倒是成年后，又变得感性起来。

　　疆二代的记忆里，童年是两个极端，在魔都的日子是封闭的，家人上班后我就被反锁在家里，陪伴我的只有零食和小人书，过得像阁楼小姐，而在新疆的日子却是野蛮生长，跟一帮同龄的小伙伴们在大院里撒丫子狂奔乱跑，在马路上爬树跳车，于是越发构成了我的双重性格，我习惯于沉静孤独，却也能恣意洒脱，我敏感，却也神经大条。

　　疆二代的记忆里，少年时代，真的是“身体和灵魂，一直在路上”，我们总是在转学，小伙伴们刚刚混熟了，革命友谊结下了，却又面临告别天各一方，而那时有没有QQ微信，一旦书信来往的疏了，这联系也就淡了。但不管怎样，我的记忆里，始终有着她们，少年时的模样。

（本文所用图均来自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