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赴东北二三事

康庄大道

        每天观看老同学高金镖携夫人孔卫珍游东北的实时报道，也打开了我的记忆闸门，回想起了我们1968年初赴东北的二三事与老同学分享。

一、泪别锦州站

       1968年6月10日，我们309班一行15人告别母校；告别北京；告别同学、亲人，从北京站乘坐168次车一路向北、向北------

       　　第二天天刚刚蒙蒙亮，168次到达锦州站。分到山海关的8名同学因为要到锦州局报到，就要在这里下车了。同学们都来到月台上互道珍重告别。忽然一声铃响，紧跟着是站台上女同学的哭泣声，一下子有的男同学也忍不住抽泣起来，好像比离开北京时更难舍难分，真不知何日再相逢。我们这些继续北上的七兄弟还大都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高寒禁区”的凶险，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向北向北-------

        现在回想起来在“高寒禁区”工作生活的二十几年，异常艰苦不说，我因为睡没有烧干的热炕不到三十岁就患上“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荣嬷嬷也因为中了热毒得了皮肤病。当回想往事的时候我并不后悔，在哪滴水成冰的大兴安岭留下了我们一生中很多最美好的回忆。如果不是荣嬷嬷力主调转，我的归宿将陪同振燕兄长眠在大兴安岭的青山翠柏下。

二、滞留齐齐哈尔

        从锦州发车，我们当天就到达齐齐哈尔。齐齐哈尔老火车站和当时的齐齐哈尔铁路局是一座楼。1934年开始修建火车站，两年后建成，当时号称“北满第一火车站”。 大楼为五层，地上四层，地下一层，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总面积13762平方米。是日本人建的，据说设计师是一位爱国的中国人，火车站整个平面是一个中国的“中”字，钟楼四面的开窗也形成一个“中”字，飞机在空中俯瞰是却个“国”字。火车站建成后日本人才发觉这建筑背后居然藏着秘密。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许多当年的日本老兵和开拓团成员要求回齐齐哈尔故地重游。可当时齐齐哈尔仍在使用1936年日本人建的这个火车站。国家考虑到面子问题，专门拨款在老火车站旁边建造了齐齐哈尔新火车站，要求必须比老站高大、漂亮。一年时间，一座新火车站与老站比肩而立。

        窗棂的图形也是“中”字

        记忆里这是当时的齐齐哈尔铁路局招待所。应该是一座俄式建筑。（现在已经拆除建了齐齐哈尔铁路体育馆）我们43名北京铁路机械学校的毕业生于1968年6月11日住进这里，7月11日离去，整整住了一个月。

        为什么滞留此地？就是齐局的分配方案要把我们43人分配到齐局兴安岭南北麓的四个蒸汽段博克图、海拉尔、乌尔旗汗、伊图里河。我们这些同学一商量坚决不同意，通过去学校接我们的加格达奇内燃段筹建组副组长梅景一、人事组长刘海涛向当时齐局综合组长赵文忠及军代表反映，理由主要是：当时国家正在大力发展内燃机车，如果齐局分配不了把我们退回铁道部重新分配。由于理由充分，齐局只能到铁道部汇报。最后决定人事令全部下到加格达奇内燃段筹建组，因为当时的基建原则是先生产、后生活，加格达奇内燃段除大库建成外，刚刚进了少数设备。职工生活必须的单身宿舍、地区食堂还不能使用。职工住宅更是奇缺的很。安排我们暂时到四个蒸汽段实习。

       整整一个月我们43人吃住在这个建筑物内，游览了齐齐哈尔的市容市貌。1968年7月3日，309班七兄弟在齐齐哈尔留下此照。1968年7月11日我们告别齐齐哈尔沿着滨洲线、牙林线奔赴四个蒸汽段。

三、海拉尔往事

        照片应该是海拉尔的老车站。当年，我和裘时雄分到海拉尔；邵开国、孙洪宾分到博克图；沈胜利、王振燕分到乌尔旗汗；邓廉分到伊图里河。分到海拉尔的8班有张广义、程木材。司机班还有6人。

       　　我到海拉尔分配到解放六1547号机车见习副司机。司机长国占才、副司机秦润生、司炉窦兴佳。1547是海机青年包乘组。蒸汽机车煤黑、烟熏、油呛，我记忆国占才出乘夏天都是白衬衣、白手套，真是了得。

       　　在海拉尔大约跑了2个多月的车。往东跑免渡河，往西跑满洲里。满洲里当时可没有现在这样灯火辉煌。记忆里有不少苏联人用原木搭建的房子冬暖夏凉非常好住。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换装所也没有什么太多任务。市里也很少见到苏联人，甭说俄罗斯美女了！！

        在海拉尔跑车最大的体会就是我的“爱睡”。除了自己烧火时还能处于清醒状态外，只要一坐到副司机座位上就开始昏睡。解放六是一种小型蒸汽机车，速度高一点晃得非常厉害。即使这样我也照睡不误。什么信号、两边景色根本就没有看清过。这段时间的实践决定了我回加格达奇内燃段后不干机务运转这行。

        1968年9月8号海拉尔就下了大雪。雪后没几天我的1547号机车洗罐。由于想念同学，我记得好像没请假就私自乘车到乌尔旗汗、伊图里河、博克图看望同班同学。由于都在跑车，忘记了是否都见到他们。回到海拉尔挨了一顿很批。但没有几天我们就接到回加格达奇的命令。

        

        1968年大兴安岭冬天不但来得早，而且奇冷。我记得是9月20号左右回的加格达奇，先到的同学都是穿着大皮袄来接的站，好像要给我们这些京城学生来个下马威。我们挺住了，站住了脚，扎下了根。直至1991年离开大兴安岭，我在“高寒禁区”整整待了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