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鲁德

1

        回想起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与父亲都没有过父子之间那种特别亲密的接触。
        这首先是因为小时候很少在家中见到他；其次是难得见到他时，他的脸上又总是一副很严肃的表情，心里有些怕他，不敢和他讲话；再是稍稍长大一点，我又早早离开了家，先是当了五年兵，后是读了四年大学，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外地参加了工作。除了从部队退伍回来在工厂的那一年半时间，长大后我基本上就没在家中呆过。

       儿时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工作非常忙。训练民兵，带领民兵修铁路、搞生产，送兵到部队，外出学习受训，“三支两军”，下乡下厂……对我们几个子女来说，看到他的身影差不多成了一种奢望。我们兄弟姊妹，包括5岁时因再生障碍性贫血夭折的最小的妹妹，一共有五个。母亲对我们说，我们五个出生时，父亲都不在家，不在母亲身边。这在今天，是根本不能想像的。 

        我出生时，父亲在南京军区学习；大妹妹出生时，他下乡去组织民兵搞双抢；弟弟出生时，他到武装部的生产基地为部里的官兵和家属解决吃粮紧张的问题——那是1961年初，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二妹出生时，他在省军区开会。后来夭折的最小的妹妹是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出生的，那是11月份，父亲正为征兵在忙碌。

        特别是弟弟的出生，母亲直到今天说起来还是难以释怀。父亲推着自行车、驮着行李要出门，母亲说她已经感觉到临盆的阵痛了，恐怕就是这几天的事。父亲头也没回，说了句“找许管理员”，跨上自行车就走了。第二天，母亲觉得不对劲，从家中艰难地走到值班室门前，实在挪不动身子再往前去许管理员办公室了，便抱住走廊旁边的柱子，喊值班的王参谋帮她叫医生。王参谋跑出来一看，大声惊呼：你这不成了白毛女了（电影《白毛女》中喜儿就是在庙里抱着柱子生下孩子的）！他立马给医院打了电话，然后把母亲搀回了家。弟弟就在这天晚上出生了。而父亲在弟弟出生20天后，才回到了家里。

        在父亲那一辈人的心目中，公家永远是第一位，工作永远是第一位，原则永远是第一位。在南京军区总医院生下小妹后，母亲带着她坐大轮返回池州。池州港离父亲工作的武装部有7、8里路，那时也没有公共汽车，母亲是一手抱着襁褓中的小妹，一手拎着装满衣物的大包裹，以刚生完孩子的虚弱身子，一步一步走回家中的。父亲是武装部的政委，配有一辆北京吉普，但就是不让车子去接一下母亲。母亲说，别人的家属就在池州生孩子，出院都安排车子去接，可她的丈夫连板车都没为她找一个。

        1976年3月，我从部队退伍回来，想安置到好一点的单位工作，找他说了想法，他一声不吭。由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统一分配到一家生产减速器的工厂后，我发现厂长是团县委的老书记，跟父亲熟悉，便动了请父亲跟厂长打个招呼的念头，想让厂里给分配一个好一点的工种，比如技术性较强、时间约束又不是太严的钳工，或者是有技术、活儿也不是太重的镗床、铣床操作工。但看看父亲的表情，我把想说的话咽回了肚里。最终，我被分配当了一个这个工厂最没有技术含量、最耗体力的装配工，主要任务就是搬齿轮、拧螺丝——每天把一个个沉重的齿轮放进减速器外壳，然后盖上顶盖，拧紧螺丝。

        这样的工作显然不是我的兴趣和志向所在。1976底，厂里分下来两个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名额，其中一个恰恰分到了我们车间，条件是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年龄25岁以下，并说还要经过一定的文化考试。我一看，觉得机会来了，因为车间里好像就我一个人同时接近符合这两个条件。我满心欢喜地报了名，并为了把稳起见，还找到了我们厂主管局——机械局的杨局长，说了厂里的情况和我的想法。父亲算是杨局长的老领导了，他在文革中支左，兼任过11年的县委副书记。杨局长为了我的事，专门到了我家，来听父亲的意见。让我意想不到也令我永远无法忘记的是，父亲听了杨局长的话后，很正式、很郑重地说他不知道这事，我没有同他讲过。当时我就在旁边，看着杨局长的表情由恭谨、谦敬变为惊讶、错愕，心想这下完了，大学没我的份儿了。父亲呀父亲，你难道就不能顺水推舟、就汤下面地说一句：是嘛，那就麻烦关心关心喽；这不是嘴边上的话吗？！
        最后的结果不出我的预料，我连边都没沾上，是车间里一个仅小学毕业、已经28岁并结了婚生了孩子的滚齿机工走了，所说的文化课考试也没有看到进行。我是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后，通过考试才走进了大学校园的。
        不光是我，弟弟、小妹妹也是自己考出去的；大妹妹下放到农村，返城后落实知青政策，在一个政府部门的普通工作人员岗位上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地一直干到了退休。

2

        与父亲的交流和沟通，对父亲的了解和熟悉，实际上是从他离休以后才开始多起来的。
        1982年下半年，父亲离休。
        离休后的父亲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父亲很少呆在家里，现在则是在家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外出的时间。过去父亲除了我们犯了错批评教训外，几乎从不主动与我们说什么，现在跟我们聊身边的事、聊社会上的事、聊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的事、聊他和母亲的事……差不多无所不聊。过去父亲在家里什么事都不问，什么都不操心，家务活都是母亲一个人做，现在父亲每天早早就起来了，生煤炉、烧开水，上街买菜、买早点，与母亲一起拣菜、洗菜；并且，还记起了家里每天的开支花销流水账。更让我惊讶的是，有一次回去看他和母亲，发现他买来了一只高压锅，并将煮什么食物，多长时间熟、烂、脱骨从说明书上一一抄了下来，列成一张表，贴在厨房的锅台上。我不禁暗自思忖，父亲是不是觉得过去亏欠母亲太多，在不声不响地努力弥补呢？
        我的猜测不久就得到了印证。
        我们弟兄姊妹四个，三个都不在父母身边，过年时，都要携全家回去。父亲离休后不久，就跟我们一个个打电话，要我们轮流或错开回去，说我们一起回去母亲太累。后来，父亲还几次请来了一个钟点工，每天帮母亲干半天的家务，做一顿午饭。尽管因为母亲的坚决反对，说她好手好脚，让别人干活，她在一边看着，心里别扭、不安；几个钟点工都只在过年边上做了不长的时间便离开了。就这样，父亲还是坚持不让我们同时回去过年，并且每逢过年前夕，都要三番五次地与我们一个个通话，问我们的想法和安排，同我们商量谁回去与他们一起过大年夜，谁晚几天等先回去的离开了再去。
        不光是对母亲，父亲对我们也与过去不一样了。我们每次回去，他都要在电话里不厌其详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动身；而在我们到家时，总见到他守候在军干所大门前、静静地等着我们、让人心动与心漾的蹒跚身影和期盼目光。待我们进了家门，他又不声不响地上街买来一大堆水果，香蕉、桔子、葡萄……；他和母亲不大吃水果，这是专门为我们买的。吃饭时，总会有红烧桂鱼、炖老母鸡。开始我们都没怎么注意，后来才慢慢发现，我们一回去，饭桌上必有这两道菜。这是我们小时候想吃、喜欢吃但又极少能吃到的两个菜。母亲说，一接到我们要回来的电话，父亲就坐不住了，忙着开始跟她商量买什么菜、做什么饭；桂鱼和老母鸡都是他头一天就早早地去菜市场买回来放家里养着的。

        等到我们的孩子，也就是父亲的孙辈们出世后，非常明显，父亲脸上的线条变得更柔和了，这时的他真正成了一个和善可亲的蔼然老者，脸上已经丝毫看不到过去的那种让我们心生畏惧的威严了。回家过年，年夜饭后，总是父亲把崭新的压岁钱一个一个地放到他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手中。而这个时候，是他的孙辈们最兴奋最开心的时候，也是父亲自己最高兴最满足的时候。身患重病，觉得自己不久人世时，父亲说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大学毕业、已经参加了工作的长孙交女朋友。他甚至做了一个梦：长孙带着女朋友来看他；女孩儿个子高高的，总在笑着，很安祥，很文静。

        “她就蹲在那里，一声不响地洗着自己的衣服。”父亲指着卫生间门口对我们说。父亲说这话时的语气和目光我终身难忘。那里面不仅充满了对难舍亲情的期待和留恋，还饱含着对难了心愿的不甘与无助，闻之视之让人动容，也让人心痛、欷歔。

3

        父亲出身贫寒，8岁时没了母亲，9岁便开始放牛干活。一家人寄居在村口的破庙里，靠看守庙里的10亩竹林、租种庙里的1亩水田和给地主帮长工度日。20岁的时候，因受不了乡保长的欺侮，反抗抓壮丁，父亲跑出去参加了新四军。打日本鬼子，打七十四师，北上，南下，渡江，剿匪，经历了许多出生入死的战斗。他的左小腿中过敌人的弹片，凹下去深深一块，留下的紫红色伤疤非常扎眼。他的右胳膊肘部在胶河战役中被敌人的子弹洞穿，伤好后胳膊无法再伸直，落下了终身残疾，只能始终端在胸前。

        大概是因为自己的这样经历，父亲对生死之事看得很开，从不忌讳谈论死的话题。过了70岁以后，常听他说的一句话，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说不行就不行了”，很坦然，很淡定。有一次我们回去看父母亲，正碰上一座新建公墓的人到军干所，挨家挨户地上门介绍他们的墓地，劝说老人们签订购买使用合同，都被轰了出去。母亲和我们也十分反感和不快。这不是在咒人早死吗？所以，也没给推销人好脸色看，要轰他们出门。但父亲拦住了我们，说订不订是一回事，可人总是要死的，听他们说说，如果觉得地方不错，早点做个考虑也没有什么不好。父亲的话让那几个推销墓地的人连连点头，说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还是这位老人看得透、想得开。

        2009年，父亲在他85岁的时候，被检查出了直肠癌伴肝转移，肝上最大的肿瘤已经比鸡蛋小不了多少。在与绝症抗争的日子里，父亲从没叫过一声疼，从没让我们看到过一次他忍受病痛折磨的痛苦表情。那一段时间，我每个双休日都要和妻子儿子去看他，每次去，他都静静地半躺在客厅里的沙发上，身上盖着床薄被，见我们进门，脸上满是期待、惊喜和欢欣。这姿势，这表情，一直定格在那里。直到他起不了床，下不了地，进入半昏迷状态，失去了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他才开始呻吟。慢慢地，低声呻吟变成了大声叫喊。这是剧烈的疼痛致使他发出的本能的喊叫。我不禁想，父亲清醒时，是用了多大的毅力、多强的意志才没让我们看出他在承受着这么剧烈的疼痛折磨啊！
        我们手足无措地听父亲叫喊了一夜。早上，叫喊声逐渐减弱了，变成了喘息声。到11点，喘息声也渐渐消失。终于，父亲走完了自己85年的人生路程，心脏停止了跳动。
        弥留之际，父亲交待了我们三件事。一是丧事从简，不要放鞭炮，以免影响邻居们休息；二是不要向组织上提要求，不给组织上添负担；三是代他向军干所党支部缴最后一次2000元的党费。

4

        父亲去世后，中央组织部为他缴纳的最后一次党费特别送来了专门的证书，《池州日报》2009 年6月17日在二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特派记者撰写的悼念文章：《绿叶对根的情意——追记老战士、老党员、老干部鲁令全》，并加了编者按；池州先锋网全文转载了这篇悼念文章。
        看了那篇悼念文章，我才发现，其实我对离休以后的父亲了解得还是太少太少。离休后的父亲，担任了军干所党支部的书记，坚持每天读书读报写笔记，必看中央、省、市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非常认真地主持和参加支部组织生活；连续多年不间断地给在农村的老复员军人、春蕾女童、困难党员捐款，每次捐款数额都在500元以上；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他在第一时间捐款1700元；他是池州市委授予的“全市老干部先进个人”，是省民政厅、省军区政治部授予的“全省军休系统优秀军休干部”。　
        敬畏父亲。他不但对自己的要求严格，对他的家人要求也非常严格，从不利用他的权力、地位、影响为我们说过什么话、办过什么事。对此我曾经有过不解甚至怨艾，但现在我懂得了，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严格要求，才成就了我们弟兄姊妹今天的身要正、行要端、不因人热、自励自助的品性。
        钦服父亲。他的心中深藏大爱。公家，大家，是他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就奉守的信仰，是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些已深植在他的血液里，不论世事如何变幻，不论社会发生什么变化，他都始终不改初衷，始终没有动摇，始终没有放弃。就是在他离休以后，他还在为之尽着自己的一份心、一份责、一份力。
        感恩父亲。尽管他对我们、对家人很严厉、很严格，但他骨子里的执手情、儿女心并不比别的丈夫、别的父亲轻。他用他的方式悉心呵护着母亲，呵护着我们。他的严厉、严格说到底其实也是一种呵护，而且是一种更深层次、更高意义上的呵护。我们几个子女包括我们的母亲能够有今天尽管平淡但很踏实、有尊严的生活，说到底正是得益于他的这样一种呵护。
        他是一位独特的父亲，他也是一位普通的父亲。
        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