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倌刘之一：在希望的田野上

如境

作者 南安如境

猪倌刘

（仅以此文纪念上一辈人逝去的理想）

我出生在老南安梅岭脚下的一个城郊乡村，童年在方圆不到两公里、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沟里度过，儿时的记忆随着岁月的增长渐渐淡去，但有那么一个人却在我幼小的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迹，他在当时的农村虽然是那般的普普通通、平淡无奇，但他曾经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却是这般的让人寻味。

他就是我的本家爷爷——猪倌刘，说起他的故事，还真是可以讲上三天三夜哩……

时光回到公元1981年，广袤的中国的农村又历经了一次巨大的历史变革，我出生所在的城郊人民公社解散了，变成了梅关乡人民政府。公社下属的新华大队大庙前生产队的大锅饭也突然宣布散伙，全队的广大农民又迎来了新的一次解散集体、重分田地。

那一年，正是早稻收完、晚稻拔苗的季节，村民们推选出的代表把全生产队的耕田按地段把段上的、坑里的耕地按青苗收成分成好、中、差三大类，好田以谷产量计面积、差田坑田二折一，以农户们自愿结对子方式形成互助组，各组通过抓阄方式确定自己组的责任田、再自行按户、按人平均分配到户。

村民们热热闹闹分完田后，紧接着又轰轰烈烈的瓜分了队里的茶叶山、木籽树、荒山和成材林，最后再来分大队集体资产，大队仓库、农具低价抵给工分高又没得到实物的农户。最后，把落后户们欠生产大队稻谷几担、猪肉几斤、鱼几条的帐本当场烧毁，欠账从此一笔勾销。

大队放养的两只老黄牛在老队长向上级打了报告，并得到“经核实，大庙前生产队两只老黄牛年老体弱，不能耕作，同意宰杀XXX！”明确批复后，全队家家关门闭户，集中在禾场上摆开十多张八仙桌、支起几只大铁锅，杀牛打牙祭。

人们欢天喜地的大呼小叫、胡吃海喝，牛肉炒辣椒、牛骨焖萝卜，一个个用牛头肉塞满一张张饥渴的大嘴，面黄肌瘦的脸上荡漾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酒足饭饱之后，让大家发愁的是生产队那辆半新旧的“东方红”手扶拖拉机，这个死铁疙瘩斗波烂重，专吃比花生油还贵的汽油，当年大庙前生产队交公粮超水平得了城郊公社的先进单位奖，公社特意奖给生产队的。因这玩意耗油量大又专吃老贵重的汽油，加上也没人会开，放在仓库里生锈已经好几年了，对这个大家伙怎么分？

大家围着这玩艺儿转来转去、讨论来讨论去都没有整出个说法，后来还是公平正直的老队长灵光一闪想了个办法，他让人拿来工具把拖拉机的发动机、轮胎等零件能下的就下下来，不能下的就用铁锤钢钎砸烂，按斤公平分配到户，结果皆大欢喜。

一下子，分得轮胎的滚着轮胎回家，分得扶手的扛着扶手走路，大家砸铁疙瘩这高兴劲儿比五八年砸自家铁锅去土法大炼钢还足。

要是天天这样有肉吃、管够吃该有多好呀，这不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了么？

温馨的晚风夹杂着熟牛肉的香味吹灭了村里的最后一盏灯火，吃饱喝足的村民们打着饱嗝，哼唱着《在希望的田野上》抱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渐进入了梦乡……

天都大亮了，没听到生产大队长催着起床去下田干活记工分的广播，村民们觉得实在不习惯，有好几个村民依旧背着链铲、洋锹准时来到地头，又无所事事左转转右看看，才想起分给自己的责任田在地那一头。

从解放后一九五一年政府“土改”打倒土豪、地主，把田地分到户并发证鼓励农民单干，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搞“一大二公”人民公社，重新规定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并收回田地，由公社对社员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再由现在的生产队大集体一起吃大锅饭，突然一下子又回到从前分田到户搞单干，被割多了资本主义尾巴的朴实农民被政策的左右摇摆得头昏脑胀，对分到手的田地总是有种措手不及的感觉。

幸福是不是来得太突然了？

分田到户在政府看来是要改变生产关系，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农民看来就是有了用武之地，有了金饭碗，有了命根子！对修习惯了地球的他们来说，红土地就和自己的儿子一样亲！

想当年，刚开始搞人民公社大集体吃大锅饭，农民们积极性十分高涨，个个准备苦干大干，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送到大食堂。

再后来，一听号召说祖国钢铁产量要赶英超美，二话不说砸光了家里所有的铁制品送去大炼钢。可大跃进后只听到报纸、广播上天天放卫星，一天等于二十年，按上面的种田方法口号粮食年年增长、喜报天天都有，可是收成却是越减越少。全队年终一算工分，个个都欠生产队的钱、粮。

在生产队，一天亮队长就放广播、吹哨子带领大伙下地干活，那个人干什么活都由队长指定，指一指就摆一摆，一个强劳动力只要出了工，每天干好干坏都记10分。磨得没点积极性的社员到后来磨洋工的多了，干私活时动力十足，干公活则懒洋洋的出工不出力。

生产队大集体食堂年年入不敷出，刚开始半年还天天有干饭吃，到后来只能吃稀饭、蕃薯、芋头，社员个个饿得眼冒金星。有的社员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在分得的猪土里种上点粮食，或偷偷的养上几只母鸡下鸡蛋吃，哪知道这种行为就是“资本主义尾巴”！

在越穷越光荣的年代辛辛苦苦养大的尾巴被无产阶级毫不留情的割了，人们眼光中闪亮着的希望也渐渐地湮灭……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是风水也会轮流转。重新分得田地的农民又重新找回了曾经的希望，个个像打了鸡血的变形金刚，一甩懒洋洋、病怏怏的旧貌，蜜蜂般在自己责任田里辛勤的耙田、插秧、育肥、割禾，样样做得一丝不苟、有榜有眼。

哪丘田莳水稻，哪丘田种芋头，哪块地种上菜，哪块地种喂猪的青饲料，从此不再听从队长安排，完全可以随心所欲，个个按自己的小农业生产安排得井井有条。

半年下来，队里各家的早稻粮食产量居然比生产队前六年的产量总和还高！乡邻们挑着金灿灿、沉甸甸的粮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个个笑得合不拢嘴巴。

茶余饭后，赶完“双抢”的乡邻们在打谷禾场上打着呱，开心的谈着今年的收成和来年的打算，在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着蛙声一片。经大家比较，队里粮食单产最高的还是本家爷爷——猪倌刘。

猪倌刘因自小是癞痢头，老太公也没文化随便给他取个吉祥的名字叫刘显财，从小到大我也没见过他什么时候显过财，从来也没听谁叫过他的大名。在村里，谁要是打听刘显财肯定没人知道，但一说猪倌刘可是人人认识。

猪倌刘的得名来自于他原来在生产队里专门负责养猪，有养得一手好猪的手艺。

养猪可是门技术活，来不得半点马虎！村里原先安排的几个猪倌不是好吃懒做养死了肥猪就是专业不对口技术不行，生产队养下来的猪送金莲山烈士墓边上的县食品公司收购都是三等残猪（当时毛重96市斤以下的为三等猪、97到125市斤的为二等猪、126市斤以上的为一等猪），等级不同价格不同，社员们辛辛苦苦养殖了一年多的长不大的“铁猪”离公社的“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口，足够吃半年”的方针要求相差甚远。

面对公社年年下达的生猪收购指标，当队长的爷爷愁得长叹短吁、头疼得比猪头还大！怎样才能完成党和人民交代的猪任务？思来想去，爷爷觉得还是让猪倌刘负责养猪当猪倌，因为别看他脑袋上没几根毛，可头脑机灵转得快，干什么都好得诀，随便做点什么也是像模像样的，是我们村里的土专家。

猪倌刘是爷爷的亲堂兄弟，爷爷平常对他也借钱济物，关照有加，面对队长堂兄的要求和命令，他顿时有了种家族的兴旺感和悲壮的临危受命的责任感及使命感！一句不推、二话不说拍着胸上任当猪倌了。

说来也怪，自他上任后，不知是时运好还是技术好，队里和社员们养殖的猪经他点拔不再发瘟，经他指导，后来上交的猪绝大多数都是一等好猪。年终，爷爷默默地折起公社彰发的“养猪先进生产队”奖状，送了两瓶“草籽”酒给堂弟猪倌刘。

种田对猪倌刘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什么犁、耙、落、锉、扬牛做田不在话下。他虽然没读过书大字不识一担，但一年四季24个节气要干什么农活他能如数家珍、倒背如流，什么“立春三场雨，遍地都是米”、“谷雨前后，种瓜点豆”、“雨淋清明节，红薯芋头满地结”、“白露前后一场风，乡下老表做个空”、“霜降不割禾，一天掉一箩”。

我小时候对他的才识佩服得五体投地，常仰着脑袋叽叽喳喳跟着学他的谚语。

他对看天气识气象也有一套，什么“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朝有破紫云，午后雷雨淋”、“红云变黑云，必定下雨淋”、“天上鲤鱼斑，明日晒谷不用翻”、“河里鱼打花，天天有雨下”等等。

生产队解散了，猪儿们卖光了，猪圈也拆除了，但猪倌刘养猪的手艺还没丢。

他在自己家自留地上搭了两间猪栏，圈养了五、六头肥猪，专门收集猪粪尿去肥田。他托人去韶关亲戚家买得了有名的“马坝粘”水稻良种，又懂得科学管理，泡猪粪尿的过磷酸钙沤制的底肥功效足。他当年种的早稻亩产干稻谷达到了600市斤，在当时缺少化肥、农药的情况下，比只有350来斤的平均产量确实增产不少。这早稻产量在全县、全乡引起了哄动，后来县里的农牧渔业局工作人员还专程来他这取经。

他只是咧着嘴，只知道说“以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路线为纲，指导好农业生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