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b><font color="#010101"> 记忆中的票证</font></b></h1><h3><b> </b></h3><h3><br></h3><h1><b><br></b></h1><h1><b>文：黄强生</b></h1><h1><b>图：除署名外均为网络配图</b></h1><h3><b><br></b></h3> <h1><font color="#ed2308"> 七十年代的东街西口(靠近清道桥)</font></h1> <h1></h1><h1><b> "清道桥"是位于绍兴东街横跨府河的一座桥。原桥宽不过十余米，两边扶栏为铁制，桥面为平板，无台阶无斜坡与两边路处于同一平面。该桥系东街连接大街(绍兴人对现解放路的俗称)的唯一通道，后由于拓宽解放路埋于路下。</b></h1><h1><b> 但"清道桥"也是一个地域名，它包括范围大致为解放南路北端及解放北路南端，南后街北端及北后街南端，东街西端这一区域(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解放南、北路及南、北后街的划分以东街为界，孰向东延长至新建南、北路的划分也以东街为界，现在解放南北路及新建南、北路的划分向南移至人民路为界)。</b></h1><h1><b> 清道桥在绍兴一直属于比较繁华的地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一区域商铺林立，沿街铺面基本上没有闲置的门面。其中当时规模较大的有"朝阳饭店"(原沈桂记饭店)，华严弄囗的电器、广播器材店(店后面是绍兴广播站)，华严弄斜对面为"杨鼎鑫五金店"，更有东街囗"邮电局"，邮局面前还有一溜地排开着代写书信的档口，东面便是当时绍兴最大的医疗机构绍兴第一人民医院(绍兴地区医院)，其他更有酒楼茶肆，日杂百货，估衣铺鞋坊，行医作画等各行各业。因此当时繁华的清道桥在绍兴商界及民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即便后来九十年代绍兴的商业金三角即"国商大厦"、"供销大厦"、"华谊公司"也在这一区域。正是由于清道桥的繁华及有着大量的人员流动，因此当时吸引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段时间清道桥因为"黄牛党"的集聚，成为了各种票证的卖买地而名声远扬(期间有一段时间黄牛党曾经移至人民路口惠兰挢的酒家旁)。</b></h1> <h1><font color="#ed2308"> 现清道桥已埋入路下</font></h1> <h1><b> "票证"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商品供应极为匮乏的年代，国家为了保障供需平衡，对城乡居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定量定时发放粮票、布票、副食品、生活用品等的专用购买凭证，这些凭证通称为“票证”。据了解我国最早发行的票证是在粮食通购通销后发行的粮票。并在其后的几十年间发放了食品类、副食品类及工业品类等各种各样的票证，当时发放的极具时代特色的票证之多之广据说堪称世界之最。</b></h1><h1><b> 票证一般由各级政府的相关部门发放，以便对物资实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大厂矿企业、农场、部队、学校、公社等也印制一些票证作为内部供应使用。各类票证通常由各相关部门按渠道由最基层的组织——居民委员会发放至各家各户。</b></h1><h1><b> 各级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发放的票证只是一种购买相应物资的凭证或权属，它只有与货币结合才能购买到相应的物资并完成其使命。因此在理论上购买货物的票证本身并无价值。然而由于票证发放的依据一般是以人口或工种(粮票的发放就是以工种为依据)等客观因素决定的。同时由于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又处于困难时期，推行的是低收入低福利高积累政策，以便用集中更多的财力支持各项建设。故当年人们的工资收入均较低，所以有些多子女家庭虽然发放到手的票证较多，但由于家庭收入较少，而有限的财力限制了其不能完全地购买配发的物资，因而就造成了这些人群出现了有多余的票证。同时又有一批人有财力改善生活质量但又因缺少票证而受到了限制。正是由于双方的各自诉求所需因此出现了票证的流动，而促使票证流动的媒介就是货币，由此造成了将无价值的票证通过流动转化为具有了一定的价值的商品，最终实现了票证的商品化并具有交易性。同时也由于票证的商品化及交易性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黄牛党"。</b><br></h1> <h1><font color="#ed2308"> 北京、广西购物券</font></h1> <h1><font color="#ed2308"> 钱江农场内部票证 </font></h1><h1><font color="#ed2308"> 黄强生摄</font></h1> <h1><font color="#ed2308"> 钱江农场内部票证 </font></h1><h1><font color="#ed2308"> 黄强生摄</font></h1> <h1><b> “黄牛党”就是俗称的“票贩子”，黄牛党是倒买票证而从中谋取差价获得利润的一个群体。开始因票证较为单一故只倒卖粮票，后来随着票证的增多所倒卖的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囊括了“吃、穿、用”三大类的全部票证。较为常见的如粮票、油票、肉票、鸡票、鱼票、蛋票、糖票、豆制品票、酒票、烟票、布票、棉花票、肥皂票、火柴票、煤油票、煤球票、自行车票、手表票等等。总之，由于当时大多数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需要什么样的商品就得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所以市场上有什么样的票证出现，一般情况下在黄牛处均可买到。</b></h1> <h1><font color="#ed2308"> 肉蛋票</font></h1><h3></h3> <h1><font color="#ed2308"> 文革时期丰城棉花供应证</font></h1> <h1><b> 票证从类型上实际上可分为"票"及"证"，二者虽然均为购买货物的凭证具有同一性，但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b></h1><h1><b> 首先从其流动性看 </b></h1><h1><b></b><b>简单的说即票是凭票加钱就可以买到相应的物资，供应商只认票、钱没有其他附加条件。而证(购货证)购买货物侧是在购货证盖章或记录购买信息。因当时购货证对于每个家庭都是十分重要的证件，故不可能交与其他人或进行交易。所以"票"的流动性比"证"要强。 </b></h1><h1><b> 其次从货物供应方看 </b></h1><h1><b>通常情况下票与货是具有对应关系的，即买出多少货就得收回多少票，因此供应商及上级管理部门对货票的核实较为容易，故对于票较难作弊。而购货证购买货物就比较容易作弊，因货物供应商买出的货物只在购货证上盖章或作下记录，所以供应商出售的货物与购买记录不需也不可能一一相对。</b></h1><h1><b> 通过对票与证的简单剖析就能比较出由于票的特殊性，所以票比证相对在流动性、可操作性要强些，因此其票体现在价值上要比证高些，所以黄牛党交易的票证基本都是各种票为主。</b></h1> <h1><font color="#ed2308"> 缝纫机购买证</font></h1> <h1><b> 清道桥的票证买卖聚集不知形成于何时，也不知谁是第一个从事票证买卖的黄牛，这些都无从也没有必要去考证。当年我们这群十岁左右的孩子，常常在玩耍及打闹中见过票证交易，由于我们尚年幼故黄牛党做票证交易并不忌讳我们这些孩子。由于基本上每天都能看到这批聚集在饭店门口及桥附近的这一群体，因此也熟知那几个人是长期盘踞的黄牛。在清道桥的这批黄牛最多时约有数十人之多，有男有女，其构成人员也较为复杂，据了解主要有社会闲散人员，有当年的下乡知青，也有附近郊区的农民等组成。黄牛党名声不好，无社会地位可言，其本人及家属子女往往因做黄牛感觉抬不起头，而社会也将其视作另类。</b></h1> <h1><font color="#ed2308"> 挌尔木市面票</font></h1> <h1><b> 黄牛党其实也是一个高风险职业，当时有关部门也多次干预及打击。除相关部门日常进行打击外，还在专项运动中进行集中打击，如六十年代中"群众专政指挥部"所发动的"红色台风"对其打击过，七十年代打击投机倒把时将其抓获并进行了游街示众等等。黄牛党多数均系屡次被打击者，抓进放出对他们是常态，但黄牛党他们最怕的是在被抓时身上所有的票证将被全部没收，因为这是最直接的损失。为避免被抓时搜出票证，黄牛党们藏票证的方法各式各样，有藏在鞋垫底下的，有藏在小弄堂里面墙缝里的，有藏在鲁迅小学围墙外的石头底下的，也有二人配合的，即有一人怀揣票证躲在远处了望着，另一人在招揽购买者，待有人购买时由另一人去取。反正为避免造成重大损失，一般黄牛党本人身上只有少量票证，若有大客户黄牛党会十分警觉，并会易地交易。因此虽然屡次打击其结果只是换来数日的安宁，因为有需求就有其生存的土壤，而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票证产生的基本因素即市场物资的短缺的矛盾尚未解决，所以每次干预或打击后只有一时的安静，其一切照旧。</b></h1> <h1><font color="#ed2308"> 安徽省粮票</font></h1> <h1><b> 如果暂时撇开法律及道德层面，就事论事看待黄牛党，其实际上这个群体是起了桥梁中介作用。假如没有这个中介层次，买卖双方均得象无头苍蝇一样去乱碰了。而黄牛党通过一段时间的蹲守最后都有一批较为固定的客户，他们知道那些人有什么票要出让(如不嗜烟、酒者出让烟、酒票)，又有那些人需要那些票去满足或改善生活(如嗜好烟、酒者需要烟、酒票)，从而方便了买卖双方，并且黄牛党也能获得差价，应该说黄牛党在特殊时期的票证流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再次重申我并无为黄牛党在法律法规及道德规范之内有开脱之意！！！</b></h1> <h1><font color="#ed2308"> 辽宁、黑龙江、青海粮票</font></h1> <h1><b> 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的开放搞活，物资从匮乏到充足，从卖方市场到了买方市场。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极具时代特色的票证，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逐步退出了经济舞台，完成了历史使命。由于市场供应充足，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于是其票证买卖的基础消失了，黄牛党也不用打击自动消失了。因而也佐证了票证黄牛党的存在与商品及市场有着密切的关系。</b></h1> <h1><font color="#ed2308"> 北京汽油票</font></h1> <h1><font color="#ed2308"> 济南市絮棉券</font></h1><h3></h3> <h1><b> 对于黄牛党这一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为何会从事这个职业，我想其一定有各种原因或理由。但其中一定有好吃赖做，投机取巧的部分人员。不然就不会在票证黄牛党消失后出现倒外币的黄牛，倒火车票的黄牛，倒医院专家号的黄牛，倒卖演唱会票的黄牛……</b><b>。</b></h1><h1><b> 在此文中我没有对黄牛党这一群体作褒贬，更无水平在理论上对其进行深度的剖析及评判，只是将青少年时的所见所知作一番叙述。仅此而已。</b></h1> <h1><font color="#ed2308"> 西藏军区粮票</font></h1> <h1><b> 新中国成立后的这段票证使用时期，浓缩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基本上囊括中国农业、商业、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史。是商品从匮乏到丰富，人民生活从贫穷过渡到温饱，再逐步进入小康社会真实写照。相信随着祖国的强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商品的进一步充沛丰富，定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那种凭票供应的时代一定是一去不复返了。</b></h1> <h1><font color="#ed2308"> 南昌市郊区粮票</font></h1> <h1><font color="#ed2308"> 济南市肉票</font></h1> <h1><b> </b></h1><h1><b> </b></h1><h3><b><br></b></h3><h1><b> </b></h1><h1><b> 后记</b></h1><h3><b><br></b></h3><h3></h3><h1><b> 绍兴曾流传过二句话"靠活铜钿辛苦用"，"辛苦铜钿靠活用"(靠活——绍兴方言，是轻松、容易的意思，铜钿——钱、钞票)。这二句话的本意分别是，"靠活铜钿辛苦用"指文革期间由于制度的缺失，单位对工作时间和工作量的管理均比较宽松，从而出现靠活赚钱的现象；但由于当时生活资料短缺及匮乏，故想购买到生活物资却得付出超过工作数倍的精力和体力。反之现在由于工作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大，赚钱不易。而市场商品丰富，应有尽有，购买商品基本上既不用票证也不需排队，所以形成了"辛苦铜钿靠活用"的局面。</b></h1><h1><b> 前几天在微信中看了一个视频，说八零后、九零后不理解在六、七十年代时购物不但要起早排队而且还得有票证。他(她)们不解地说"为什么不去超市买"？就是啊！他(她)们那里知道当年物资是如何的短缺匮乏，什么东西都得凭票供应，并且虽然有了票证但由于想购买到相对较好或较称心的物资有时甚至得漏夜排队。这些对他(她)们这一代来说真是天方夜潭。由此视频勾起了我记忆深处的这些事件并记录了下来，希望使得八零后、九零后甚至零零后们通过此文能了解到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曾经由于因物资的匮乏而有过如此多的票证，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行业"黄牛党"，故作此拙文。</b></h1> <h3> </h3><h1><b> </b></h1><h1><b> </b></h1><h1><b><br></b></h1><h1><b> 2019年7月11日</b></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