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岁月的年轮

故乡的云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也许是为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一段青梅往事，一座熟悉的老宅。或许，仅仅为的是这座城

--林徽因

触摸岁月的年轮

陈嘉辉

前言

美丽的杭嘉湖平原，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丰沛的水系，构成了纵横交错的河道，象历史老人伸开的臂膀，紧紧环抱着位于平原腹地的一座古朴而宁静的小镇-新塍镇。这座千年吴越古镇，至今让我魂牵梦绕。

　一个非血缘融合的家庭

此篇回忆，是从父辈的讲述和我自己的亲历中，捡拾起些许碎片记录而成。

我出生在北京，而我父母的幼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这座小镇上度过的。将他们养育成人的，正是我文中提及的被我称呼为太祖母和祖母、但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两位老人。

我的父母原本并不是出生在这座小镇，而是邻近的桐乡濮院镇，由于各自家中兄弟姊妹多，家境极度贫寒，年幼时就先后被他们的父母过继给新塍镇上一户姓陈的人家。

后来听父亲讲，陈家祖辈在镇上以做小生意谋生，尽管不算富庶，但日子过得还算平实。这家女主人姓水，年轻时生过5个孩子，前4个均是男孩，但在出生后就先后夭折了；民国三年，第5个孩子降生，是个女娃（注：我文中后来记述的我的奶奶）。这家女主人（注：我的太祖母）目不识丁，夫妻俩节衣缩食，在女儿长大一些后，将她送到镇上一户教书先生处读了几年的私塾，成为那个年代小镇上为数不多的识字女人。在女儿18岁那年，父母为她招了个上门女婿。家中多了个男人，日子自然有所起色。

　　但天不遂人愿，婚后数年，小夫妻俩一直没有生育儿女，为了延续陈家的香火，全家合计收养一个男孩；经人牵线，联系上临近的濮院镇一户潘姓人家，将这家6个兄弟姊妹中的排行老四过继到了陈家。那年是公元1937年，这年男孩3岁（注：我的父亲）。

　　这一时期的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7月，抗日战争爆发。仅仅数月，日本侵略者自北向南涂炭了大半个中国。年底，日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转年新塍镇也遭遇了历史性的浩劫！那年的初夏，日寇大举进袭镇区，东南半镇的千余栋民宅、寺庙和商铺被侵略者焚毁，男女老幼纷纷逃离这座昔日里平和的小镇。
　　这场劫难过后，劫后余生们的百姓的心，如同眼前满目疮痍的小镇，千疮百孔。人们惶惶不可终日。

　　此时的陈家，似乎更加把这个家庭未来的希望全部寄托到这个男孩身上，一家人待这个孩子为亲生骨肉，孩子自然随了陈家姓。

在那个动荡不定的几年里，男孩长到读书年龄，家里为他安排了私塾先生传文习字。孩子聪明乖巧，深得先生的喜爱并欣然接受陈家的请求，为孩子郑重的起了学名。这一时期，一家三代5口的生活虽清贫但还算安稳。

但天有不测风云，数年后，家里的男主人由于积劳成疾，重病不起，虽经多方投医问药，但最终还是撒手人寰。

在那个风雨飘摇、民不聊生的动荡年代，接踵而来的灾难，几乎压垮了这个不幸的家庭。在这家男主人走后的第二年，陈家的女婿也患上了肺痨，很快丧失了劳动能力。为治女婿的疾病，家人轻信吸食乌烟（即鸦片）可以疗疾的传言，这使得原本已经贫困潦倒的家庭雪上加霜，其病情一天天在加重。全家人虔诚的祈祷最终还是回天乏术。

　　短短的一年间先后失去家中唯有的两个成年男人，天塌了下来。两位无依无靠的妇人，拉扯着一个未成年的幼童，处境的艰难和辛酸可想而知。难以想象的是，做为幼小孩童的祖母和母亲，以近乎虔诚的信念和旧时代中国妇女特有的坚韧，毅然用柔弱的肩膀，苦苦地撑起了这个不幸家庭的一片朗朗晴空。她们整日里起早贪黑，在自家门前摆上小摊位，卖一些自己腌制的糖蒜、酱菜，到邻近的酱菜坊帮工，做一些剥离榨菜皮的杂活；孩子的继母隔三断五要早早步行到十多里开外的集市上，买来几只活禽，加价后多换取几个纹银勉强度日。即便生活如此艰辛，但她们始终没有间断孩子的读书。

　　也许意识到这个家庭的败落已成定局，担心多年后再无力操办孩子的婚事，两位妇人筹划早早认领一个童养媳。不久，同样是濮院镇的一户冯姓家庭的同龄女孩儿（注：我的母亲）来到了陈家，两个孩子以兄妹相称。

由于女孩的家境更加的贫寒，来陈家前，家中已断粮，饥饿难耐的一家人，靠在河渠里捕捞鱼虾和捡拾一些田螺充饥，久而久之，女孩腹内长满可怕的寄生虫，肚子涨得老大，已经疾患缠身。善良的陈家人为她寻医问药，在持续不断地治疗后，这个可怜女孩的身体渐渐好转起来。

两位孤寡妇人，日复一日地默默操劳，含辛茹苦养育呵护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抑或是这个水乡小镇自古蕴含着浓重的文化底蕴潜移默化影响着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质朴，达理的两位妇人，省吃俭用，用辛辛苦苦换来的文银，同时供养两个孩子接受着当地学堂教育。一对原本出身贫寒几近夭折的异乡娃，在纯朴善良、恪守旧时代礼教且辛劳不迭的两位妇人的教化和养育下，渐渐长大成人。他俩日后成为了我的父亲和母亲。

　　 新中国的成立，使得当时的新塍镇，如同一叶船橹扰动了宁静的河面，泛起层层浪花。在那个万象更新的年代，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新社会的洪流中；我的祖母成为公私合营后合作社的一名社员，太祖母则深居简出，料理起一家人的家务。

　　镇上的年轻人尤其按捺不住躁动的心。这一年，父亲16岁，和镇上的几个伙伴说服家人，报考了军校。面对眼前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两位老人深明大义，未加阻拦，就这样，父亲穿上军装告别了故乡和终将为他牵肠挂肚的家人，踏上了北去的列车。父亲走后，在母亲的要求下，祖母为母亲报考了临安的师范学校。就这样，家中平时又只剩下太祖母和祖母两个妇人。

　　上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逐步展开，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相继成立，急需从全国范围的军队院校及地方政府部门征招一批年轻干部进入各部委办，我的父亲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脱去军装，来到了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两年后，母亲从县师范学校毕业，自然也离开了家乡小镇，来到北京，进入父亲所在的部委工作。那个时期，有文化、政治背景不复杂的年轻夫妻或恋人同在一单位的现象非常普遍。可没过多久，毕业于师范专业的母亲一心想从事幼教工作而离开了她所在的部机关。
　　

　　 这一时期，留在新塍镇的太祖母和祖母与我父母亲的音讯往来，全凭一纸书信，好在祖母识字，而且她的字体规整，这是日后父亲不止一次的对祖母书写的评价。

　　父母亲于1958年在北京成婚。一年后，我出生的消息传到新塍；闻听曾孙的降生，太祖母乐不可支，祖母兴奋异常，这无疑对两位老人来说是天大的喜讯，祖母甚至没有过多地考虑，就辞去了合作社的公职，将房屋和家产托付给镇上的世交，收拾起简单的行囊，和太祖母一道，一路舟车劳顿赶往北京。对于前半生未曾出过远门的二老来说，想必心中充满的喜悦之情早已冲淡了他们对故土的眷恋和将要身处不熟悉的北方生疏环境的忐忑。
　　从江南小镇到远隔千里的陌生都市，从一家人的合合分分，到祖孙4代在北京的聚首，时间来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那时正赶上3年人祸天灾，包括粮食、副食品在内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同全中国千万家庭一样，我们这个大家庭同样生活得相当清贫，父母的工资，除去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外，还要每月将计划好的部分生活费寄给濮院他们各自的亲生父母，以尽孝道。那几年，从半生坎坷，清贫寡欲的故乡生活中走过来的两位老人，面对艰苦，泰然处之，心如止水，日复一日，井井有条地默默打理着全家的饮食起居，无微不至地呵护着年幼的我，而我已成为两位老人心中莫大的慰籍。
　　随着妹妹的降生，家中又多了一份欢乐。一双儿女让我的父母心满意足，也让我的太祖母和祖母两位老人笑逐颜开。清贫的生活无碍这个4代之家的其乐融融。

我记忆中的两位老人

自我记事起，让我最依恋的就是太祖母，现在回忆她老人家留给我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一副典型江南老妇人的仪态，矮小瘦弱的身材，肤色很白，消瘦的脸庞，深深的眼窝，一头已显稀疏的银发，梳理成一个髮结，利落地盘在脑后；常年一身打了补丁的青布侧襟衣衫整洁平顺，裤脚被长长的袜带绑裹，一双因裹足形成的三寸金莲，成为她所出生的那个年代的一个标志。

我和妹妹自幼称呼她“太太”，太太由于小脚行动不便，几乎不迈出家门半步，更是因为语言不通，凡是有邻里造访，老人家总是彬彬有礼的起身向来人投以友善的微笑，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拘谨地找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坐下，一言不发，但也不会向平素那样自顾着做她的活计，而是平静地关注家人与来客的交谈，尽管她不曾听懂半句。

平日里，老人家沉稳安静，总是在不停的弓着瘦小的脊背，带着老花镜，埋头做着针线活，似乎有补不完的全家人的布草；一双小脚悬在床边，凝神中，眉宇间形成一道深深的沟纹，身旁摆放着一只从老家带来的表面已经磨得发亮的紫红色藤条笸箩，里面放满做针线活的家什和碎布头，还有两位老人的一些日常用的梳子，发卡，簪子、记账的簿子和一些已经记不清的小杂物，其中一把“张小泉”的剪刀，至今仍保留在北京的家中。我和妹妹对这个笸箩存有莫大的好奇心，不厌其烦的一遍遍在其中翻来翻去，总想从中寻找到感兴趣的玩意儿。而我乐意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帮太太纫针线。太太没有文化，喜欢家人和她聊些家常，但她很善解人意，从来不向父母问这问那，生怕晚辈不好回答而尴尬。

在两位老人身边度过幼年时光的我们兄妹俩，自然能说得几句新塍方言，也愿意听两位老人为我们讲述那些早已记不清楚的故事和传说，听她们哼唱谁也听不懂的家乡小调。太太喜欢我和妹妹缠着她玩耍，每当我俩调皮的你一句我一句的叫她“塔踏”（嘉兴方言“太太”的发音）时，总能感受到她老人家发自内心的欢乐和满足感。

太太每天是全家起得最早的，为的是准备一家人的早饭。那年月，早饭很简单，顿顿是玉米面粥，腐乳和北京辣菜。日复一日，总能在凌晨时分，看见太太椅坐在厨房炉灶一侧的墙壁旁，将一只手一次次伸进放在膝前的粮袋，一把一把将玉米面慢慢撒入一锅沸腾的开水中，另一只带套袖的手，执筷子不停地在锅里搅动，锅中的玉米粥逐渐粘稠起来，泛起的气泡不时突突迸溅到她布满老年斑的消瘦的手背上。多年以后，我向父亲问及玉米粥为何如此做法，父亲告诉我，老人家相信这样做可以让粥能更多出些数。尽管那时我尚年幼，但这情景，至今深深的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祖母那时并不老迈，和太祖母的性格有着鲜明的不同，人很泼辣，喜好言谈，只是因语言障碍，多少限制了她与邻里间的顺畅交往；齐耳的短发和一双幸免裹足的大脚，显得泼辣干练，说话从不轻声细语，也不太在乎人们对她的南腔北调表现出的诧异。由于性格使然，祖母有时也会因家务琐事和父母产生些小的言语冲突，每每此时，太太总会叫一声祖母的名字，一场争吵就会嘎然而止。

我和妹妹按照北方的习惯，称呼祖母为奶奶。奶奶每天都要往返于家和菜市场、粮店、副食店之间，操持一家人的两顿正餐。夏季，总要为我和妹妹洗澡冲凉。每晚哄着我们入睡。我大致5岁以后，奶奶每次上街，都要把我带在身边，为的是充当她的翻译。记得，我和身边的小伙伴不止一次地追着奶奶为她纠正“豆腐”一词的发音，这似乎成了我们乐此不疲的游戏，由于她的发音总是那么怪异，会引得我们蹦着高的大笑，而奶奶也会慈爱地望着我们几个屁孩自嘲的地笑个不停。

闲暇时，奶奶会带上老花镜，痴痴地翻看父母为我和妹妹买来的小人书，时常还会信手捡来身边的报刊、读物并一字一顿的念出声来。每天晚饭后，奶奶总要在她的记账簿上记录她一天的流水帐并不时和太太私下交谈些什么。奶奶喜欢哼唱家乡小调，尤其喜欢重复家乡老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某一段唱腔。洗衣、做饭时也经常到奶奶自娱自乐的哼唱谁也听不懂的江南小调。多少个夜晚，我们兄妹是在她诵经般的吟唱中渐渐进入梦乡。

童年追忆

我们兄妹俩的童年是幸福的，那时和我同龄的孩子，大都是在机关幼儿园度过，而我俩却在两位老人的全程呵护下从幼年步入童年。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文革运动席卷全国，全社会的躁动改变了每个家庭平静的生活，1969年，我已经读到小学3年级，妹妹也在这一年入学。这一时期，不时传来浙江老家的相关音讯。已经阔别故土10年的两位老人，开始流露出浓浓的思乡之情，自然也放心不下留在老家的家产。父母亲猜透了二老的心思，经过精心的考虑后，准备安排二老返回故里。

　　那时的我，年龄尚小，不清楚二老的离开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她们要去的地方离我们有多远，但得知两位老人要走的那一刻起，就似乎明白，在此后的日子里将不再会有太太奶奶每日的陪伴。

　　在二老启程前的几天里，两位老人同样变得沉默了，看得出，对我和妹妹的怜爱和放心不下，使得二老百般纠结。
　　送老人返乡的那天，是个周末。晚饭吃得较早，饭菜似乎较以往丰盛些。像往常一样，太太和奶奶不时将她们碗中的肉夹到我和妹妹的碗里，但那顿饭我怎么也没有品出滋味而只是想哭。
晚饭后，我们全家陪二老乘坐103路无轨电车至北京站，一路上大家都很沉默，分别前心中的压抑和难言的惆怅写在我们每个人脸上。
我们一行顺着人流走进站台，我和妹妹随父母上了车厢，父母为二老摆放好简单的行李、安顿好座位，不时地叮嘱着二老几句，而两位老人并没有坐下，目光始终投向我和妹妹。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她们的眼中已噙满了泪水。
　　站台响起刺耳的铃声，提醒着人们列车即将启动。我被父亲领向车厢门口，但头始终依恋地侧向两位老人；奶奶疾步奔向我并在怀里急促地掏着什么，就在我快下车的那一刻，奶奶将一把纸币塞进我的一只小手。
　　在乘车回家的路上，我的这只攥着纸币的手始终没有再松开。

　　太太奶奶的离开意味着我和妹妹将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由于父母忙于单位的运动，我们兄妹俩象身边很多同龄孩子一样，脖子上挂起钥匙，内衣衣兜里揣着母亲为我们每天分配好份额的饭票，书包边拴着一个毛巾外套包裹着的铝制饭盒，摆动时勺子在饭盒中叮当作响。
　　那些日子，父母亲时常回家较晚，照顾妹妹的重任只好落在尚年幼的我的身上。那年冬天，似乎很冷，天早早会暗下来，在机关食堂吃过晚饭，回到家边做作业，边焦虑的等待父母的归来。这时的我开始深深的思念远方的两位老人。而隔三断五收到的奶奶的来信中，无一例外地表达着她对我和妹妹的关切。

前往新塍古镇

　　1970年5月，父亲即将动身奔赴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国家的前途和家庭的命运未仆 ，我们这个家，也将面临祖孙4代三地相隔的局面。考虑父亲不在身边，母亲学校正在“复课闹革命”而难以照顾我们两个孩子，父母最终决定将我和妹妹送到新塍镇的太祖母和祖母身边，知道父母这个决定，我已经有所期盼，盼着能早些见到分别一年多的两位老人。在办理了我俩的转学手续后，由父亲带上我们兄妹俩，先绕道嘉兴再赶赴湖北襄樊干校报到，而北京家中将只留下母亲一人独守。

　　这年的“六一”儿童节，我和妹妹随父亲是在南下的列车上度过的，平生第一次坐火车加之将要与太太奶奶重逢，我一路兴奋异常。

　　当年的嘉兴火车站

　　列车停靠嘉兴车站是在转天的午夜时分，那个时辰离天亮还有很长时间，父亲用一根扁担挑起两只沉重的旧皮箱，一只手臂搭住扁担，另一只手领着妹妹下了车厢，我紧跟在父亲的身后走向车站的候车室。

　　午夜过后的嘉兴车站既昏暗又寂静，偶尔能听到不远处传来的蛙鸣虫吟。简陋的候车室内，人影稀少，角落里点燃着驱蚊的盘香；父亲将我俩安顿在一张漆成墨绿色的长条椅上，从皮箱中抻出两件长衫分别盖在我们兄妹俩身上。由于年幼加之一整天的兴奋，我们很快就又睡了过去。

　　
　　等我再次睁开眼时，天已经大亮，车站及周围开始嘈杂起来。父亲唤来一位挑夫，挑起我们的行李，我俩被父亲牵着手，跟在挑夫身后，向不远处的站前码头走去。这位挑夫留给我的印象至今依稀记得：皮肤黝黑，身材矮小，一条过膝的短裤，赤着双脚，上身一件洗得已经泛黄的白色粗布马甲，敞着怀，一路低头前行，步履很快，扁担在他的肩上颤巍巍的抖动着，不多时我们来到了码头。挑夫将行李送上船，接了父亲递过去的钞票，疾步折返而回。
知道当时嘉兴与新塍镇之间还没有通公路，是很久以后的事情。那时嘉兴县城与新塍镇的出行往来，全凭两地码头间的轮船。
　　那天我们乘坐的棚式轮船的船舱，仅一层且很低矮，满载乘客时，船舷几乎与水面平齐，行船时涌起的微澜似乎要打入船舱，弄湿船客的衣衫。河道不宽，水流平缓，轮船载着我们一路西行，风景大都被岸边生长的茂密的芦苇遮蔽。只有当船行驶到稍宽阔的水域时，方可以见到沿岸联排的老旧民宅和远处接二连三映入眼帘的各式石拱桥；在不时鸣响的汽笛声中，有大小船只与我们交汇而过，形成的涌浪使船客随轮船上下起伏。
　　轮船载着我们即将接近新塍镇的东栅码头。远远望去，岸上聚集了不少人，大都是等待返程的船客，来接船的人并不多。当船靠近码头时，我早已开始定睛在岸边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找奶奶的身影。未等轮船靠岸，我一眼见到了在急切张望的奶奶；分别两年后的重逢，使我忘乎所以的连声呼喊着奶奶，此刻，奶奶也认出了我们，她兴奋地上身前倾着，张开双臂，似乎刻不容缓地要将我揽进怀中。

　　从东栅码头到两位老人的家，我们兴冲冲西行。整个街道的路面由一块块长条的青石板铺成，最宽不足2米，两旁大多是一门三吊闼的低矮窄小的两层木质结构的民宅，街道近乎笔直，奶奶步伐很快，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当拐过一个近乎直角的急弯，我们来到了两位老人的住居。

当我们兄妹随奶奶和父亲迈入宅门的那一刻，我俩一眼便见到太太端坐在靠北墙的一张老式方桌旁，没等太太定睛看清来人，我和妹妹已经径直扑向太太，匍匐在老人家膝上，抬头望着老人，“太太，太太”叫个不停；太太慈爱的抚摸着我俩的头，我看到老人家此时已经老泪纵横。

重新回到两位老人身边，我俩对新的环境丝豪没有陌生的感觉。而奶奶兴高采烈地将我们到来的消息迫不及待的告诉她的邻里。那天，我们家不断有宾客临门，都想看看来自北京的客人；他们和父亲攀谈寒暄，还带来一些米糕、糖果送给我和妹妹。不时有邻居的小孩怯生生的探头向屋里张望。不记得是哪位老太叫着我父亲的小名问道：“在北京你们每天都能见到毛主席吧？”

也许因为已离家多年，也许因为对伴随自己长大的这块热土的眷恋，父亲没有立刻赶赴湖北干校。有父亲接下来几天的陪伴，更使得我们兄妹俩倍感惬意。几天来，我们随父亲走访了他过去镇上的挚友，漫步在市河两岸的街区。青石板路贯穿整个小镇的大小街巷，街旁能见到三三两两的店铺，这其中，剃头店、箍桶店、竹行、烟杂店最为常见。时常有赤脚的挑夫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还记得那捧着泥壶、叼着烟袋的男人蹲在自家门前纳凉的悠闲场景。河埠台阶下，有女人用木板在拍打盥洗着衣衫，不时用湿漉漉的手捋起垂下的几缕长发；还有横跨市河两岸的座座造型各异的石桥以及桥下摇着船橹穿梭往来的船夫…...,小镇依就，民风依然，这熟悉的一切想必让此时的父亲百感交集。

　　在父亲离开小镇的前一天，晚饭后，我和妹妹随父亲散步来到镇北面一片桑树林，那里远离镇上的喧嚣，一望无际的桑田在金黄色晚霞的辉映下，呈现出一幅赏心悦目的景致，清风徐徐，空气中弥漫着雨后泥土的芬芳。回眸远处，朦胧中，小镇的轮廓依稀可见，这景致如诗如画，美轮美奂，时至今日仍成为我脑海中无与伦比的动人画卷。

　　第二天一早，奶奶带我俩送父亲来到几天前登上小镇的东栅码头，只是这一次是我们依依不舍地送父亲离开这座小镇。船驶出去已经很远，我还是执拗地久久不肯离开，长时间注视着父亲离去的方向。
我和妹妹重新开始了在两位老人身边的小镇生活，只是父母亲却天各一方。由于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对太太奶奶的依赖，多少淡化了对父母的思念。

故乡那湾河水，那条窄巷，那座河边的小学堂

　　我和妹妹在镇东面的汲水桥小学就读的时间非常短暂，当时的这座小学，坐落在离家不足2里外镇东南的一片空场上，校舍是几排红砖青瓦搭建起的平房，房前有一片开阔的长满青草的慢坡，缓缓的向南延伸到河中，这片水域很宽，是市河的一处弯道，河中能见到当地农夫放养的水牛，在离岸边不远的水中懒散的露出脊背，一对相向弯曲的牛角时而隐没在河水中，不多时又重新浮出水面。

我已忘记当时就读的那个班级的班号，但还能清楚的记得我和妹妹各自拥有一群小伙伴，他们每日上下学都愿意和我们结伴而行，现在我仍能记得我那个班的小班长名叫吴正伟，个头不高，黑黑的皮肤，留着一头当地孩子标志性的盖儿头，我俩似乎对对方有着小小的崇拜，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他似乎很有号召力，能做到一呼百应。和这些纯朴的乡下伙伴相比，我略显腼腆和文弱，但他很懂得照顾我。镇上的男孩子夏天从不穿鞋，上下学路上总是光着小脚连跑带颠。我入乡随俗，也尝试着赤脚，跟在他们中间，但在穿行于必经的田间小道和起伏的土坡时，由于脚下的石子、瓦砾会硌的小脚板生疼，总会放慢步伐，小班长会主动回转头停下来等我。

因我来自北京，可以讲普通话，老师总会安排我示范朗诵语文课本，这自然得到全班同学投来羡慕的目光，这让我在班上颇感得意。

身边这些朴实可爱的小伙伴，也时常会在我面前，展现他们强烈的表现欲。课余，我们这些男孩子时常会光着膀子在教室前面的空场上踢球玩耍，每当皮球落入水中，总有几个伙伴争先恐后地跃入河中，将球掷回岸上，而他们会趁势向深水处潜去，来到河心，探出头，向岸上调皮的挥手；这对于我这个不会游泳的旱鸭子来说，也着实对他们羡慕不已。

时至今日，我还会时常记起班上一位邻家女生，名叫柴梅，文静漂亮，同学们在一起时，我和她常有似乎不经意的对视，每每此时，她会瞬间将头埋下。她让我暗自喜欢了很久；每当路过她家门口，我总会有意放慢脚步，总想和她偶遇。至今，我仍能想起她当年的可爱容貌。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儿时短暂相处过的小伙伴们，如今可安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熟悉了小镇上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拱桥，似乎镇上的每一个人也已不再对我陌生。我完全可以融入这座小镇。可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的我们兄妹俩，多少是要受到老人约束的，不会允许我们去河里游泳，为此，祖母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很久前，一位在这条河中摇橹行舟的船夫，在木船行至河心时，橹绳突然断裂而落水，人们始终没有打捞到这个亡者的尸首。传说他变为水中的一个鬼，不晓得什么时候，它就会出来捉拿河中游泳的孩子，一旦被它拖入河底，就再也别想回到岸上。这个连老人自己都将信将疑的故事，自然会吓住我们俩。

　　我的家在镇上西南大街的西段，这所宅子与街上大多民宅有着相同的布局，房屋坐北朝南，正门分为内外两道，两道门之间原先用来摆上摊位做些小生意，现在仍保留着旧时的格局，门板依靠戸枢固定，向上抬起，即可将其卸下。进得堂内，泥土地面没有铺砖，推开厅堂的后门，市河从面前流过，后门一侧摆放着一口硕大的水缸，用来盛放一家人的生活、饮用水。那时，小镇上没有水井更没有自来水。缸中的水取自后门外的河中；将水缸中放入明矾，可以使取来的河水沉淀后变得清澈。
　　从河中汲水需要有一定的技巧，先将一条足够长的细麻绳的一头拴住一只铁桶的提手，将桶顺出门外，待铁桶接近水面时，持绳的手快速一抖，让铁桶底部冲上缓缓的沉进河水中，然后提拉绳索将满满一桶水提会屋里倒入缸中。要想将缸中的水盛满，需要不停地重复这个动作很多次。起初我无论怎样抖动绳子，铁桶总是漂浮在水面。而几天后，我已经能够运作自如。每天为水缸补满水，成了我的一件乐事。
从我家向西、隔两户人家，就是一处用长条石堆砌成的河埠，人们可以由此停船上岸。我时常会随祖母拾阶而下，看她盥洗衣物，淘米洗菜；我顺便将两只脚没入水中纳凉，看着鱼儿在脚边游来散去。
倚坐在家中后门垂钓，着实也是一件惬意的事。为此祖母向邻居讨来一根笔直的、手指般粗细的竹竿，我向太太要来缝衣服的棉线，一头缠在竹竿的顶端，另一头纫上一根细针，将截成小段的鸡毛梗串进线中做成鱼漂，然后把线和针系成死扣，将针头放入煤火里烧红，煨成勾，一副简单的渔具就这样做成了。钓鱼的诱饵来自街对面一小片棉花地中捕得的最常见的蝇子。为了获取这类鱼饵，我练就了徒手捉活蝇的本事，将捉来的活蝇串在鱼钩上顺后门投进河水中，鸡毛梗做成的鱼漂漂浮在水面上。一旦鱼漂抖动几下忽然沉入水中，这时迅速提起鱼竿，多半会有惊喜。

　　7月天，烈日烘烤着小镇，人们会变得慵懒。而一场疾风暴雨的到来，往往会暂时缓解难耐的暑热。每当乌云压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时，我反倒会疾步来到后门前，将门敞开，任凭风挟着雨水打在脸上，这时的我，会痴痴地望着整个小镇被瞬间湮没在水幕中，而我只顾享受那一份短暂的清凉。

　　我们兄妹和两位老人的寝室都在楼上，即便太祖母，每天也不止一次通过带有扶手的木楼梯上下阁楼。阁楼并不算低矮，南北两侧都开有窗子，老人的大多物件都存放在这座阁楼上。脚下的木地板已经呈现大小不一的缝隙，楼下的光线隐约会通过这些缝隙透进阁楼，走在上面咯吱作响。家对面是一户切面铺，两家阁楼相对的窗户之间搭有一根长长的竹竿，用来晾晒衣物。

　　由于临水而居，夏季难免会受到蚊蝇叮咬之苦。蚊帐成为晚上就寝时的必备之物。入夜，即使一整天的暑气没有多少的消退，即便有蚊帐的遮蔽会难以入睡，但我俩仍能在两位老人用芭蕉扇送来的清凉中安然进入梦乡。
　　夏季的小镇，天亮的很早，每天清晨，我都会被街对面店铺的那台切面机有节奏的咣当当的响声唤醒，而老人已早于我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通常祖母会去集市上买回一些应季的果蔬顺便带回几条油炸鬼（即北方的油条），有时还会拎回半竹篓欢蹦乱跳的河虾。瞎叉三馄饨、红烧鳝鱼、油炸蚕蛹这些美食是我来到小镇上经常能够吃到的佳肴。

　　8月末的一天，小妹突发急病，接近41摄氏度的持续高烧伴随呕吐，几近昏厥。经镇卫生院诊断，妹妹患的是乙型脑炎。虽施以大剂量抗生素，但高温丝毫不退。祖母情急之下，边拍电报给我的母亲，边求助于镇上我母亲当年在师范的同窗、一位姓陆的阿姨，她的丈夫在镇上一家小药店坐堂，祖母从这位坐堂大夫处开得几钱名贵的羚羊角，依医嘱用家中的小铜炉煮水，凉凉后让小妹服下。这一偏方竟神奇地使妹妹的高热迅速地消退。加之一个疗程的治疗，不到一个星期竟呈现痊愈的迹象。

　　母亲赶到新塍镇已是小妹病情痊愈的数日后。见到我和妹妹安然无恙，母亲的心算是放了下来。然而二老却依然忐忑着。

　　尽管我已经适应了小镇的生活，尽管受到两位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母亲的到来，让尚不谙世故的我，产生了强烈的回京的念头。这让母亲在选择我俩的去留上两难抉择。那几天，为了能够回京，我一遍遍的和母亲吵闹着，也向母亲不停地做出能够自己料理自己并带好妹妹的保证。在我软磨硬泡下，母亲最终做出了带我俩回京的决定。现在想来，我当时不顾一切的闹着要离开小镇，但愿没有让两位老人过分伤感。

在我们离开小镇前，母亲带我俩去了濮院，见到了我的外公外婆，也探望了我的亲祖母（祖父早已去世）。这是我和妹妹平生第一次见到这几位老人。

　　告别新塍镇的那天，是祖母送我们娘儿仨乘船去得嘉兴。离开家门那一刻，太太将我们送至家门口，依依不舍的目送我们的离去。即将来到街巷的转弯处时，我回头望去，她老人家仍孤独的站立在自家门外，始终望着我们离去的方向。

重逢与永别

　　再次和两位老人在北京的重逢，已经是我大学毕业后的1982年，那年，太太已是92岁高龄，奶奶也已近耄耋之年。二老的再次来京，源于父母考虑老家已无晚辈陪伴，对于日渐衰老的两位老人早已放心不下。而二老做出告别她们一生临水而居的这块故土的决定，想必是何等的无奈和痛苦。正是这方水土，安葬着她们的祖辈，寄托着她们一生的希望，带给她们无数的悲欢，也赋予着她们圣洁的心灵慰籍。这座一路陪伴了她们人生旅程的小镇，本该理所当然成为她们的归宿之地。而我们全家没能成全二老。两位老人当然清楚，她们这次与小镇的告别，无疑意味着永别 两年后的1984年3月18日，太祖母在北京家中与世长辞。仅仅3个月后我自己的女儿出生。老人家没能等到这一天。

　　在送别太祖母的那一天，祖母捧着自己母亲的骨灰，我们全家跟在她的后面。祖母步履依旧很快，脚下是通往公墓的小路，小路同样由青石板铺成，但那已经不再是家乡小镇上那条蜿蜒着、通往家的青石板路，这条异乡陌生的小路通向更遥远的天国……..

十八年后的2002年7月30日，祖母也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两位老人的一生平淡无奇，但她们的离去对于我却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深深的思念涌上心头，我会痴痴地眺望南方的天际，冥冥中又降身于那座小镇的观音桥旁，疾步攀过古桥，兴冲冲踏上那条通往两位老人故居的青石板路。

　　时间过得越是久远，小镇留给我的印迹在我的脑海中愈发清晰起来。尽管对两位老人追忆的情思和对小镇眷恋的情怀绵绵不绝，但是，近半个世纪了，在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我至今未曾再踏上我心中的这块圣地，未曾走近那座做梦都想去看一看的二老故居。似乎时间老人有意将这坛情感的酒酿封存的长久些，再长久些，直到启封的那一刻，浓香四溢。我想，当我再次离开早已更换了主人的那座木屋，我一定会回眸再望上一眼，但我已永远不会再看到当年目送我离去的那深情的目光和熟悉的身影，而这再次的回眸，竟会相隔近半个世纪。
　　岁月带走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更无法留驻我心中挚爱的两位老人，但这一切，已永远深深镌刻在我记忆的年轮上。
两位老人从中国千千万万默默无闻的平凡老人中走来，她们生活过的这个世界，不曾对她们有所眷顾，但她们宽容且不懂得抱怨；她们是那样的柔弱和不善言辞，但她们礼义鲜明；她们平淡无奇、与世无争，但她们恪守的信念是那样的坚定；她们在故土虔诚的敬畏神灵，在异乡怯生生的待人；她们包容万物且终生忘我的劳作；她们一生无华，但用大爱养育了她们的子孙。
　　早已作古的二位老人啊，尽管今天已经很少再被人提起和知晓，但我愿意相信，二老早已魂归故里，永存于曾经养育了她们和她们祖先的那一片沃土和河流中并将生生不息，继续滋润着她们后代的心田，保佑着这方圣土人杰地灵，长存不朽。。。。。

2013年中秋 于北京

圆梦-

《触摸记忆的年轮》续篇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浩如繁星的中国古代诗文中，唐代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一直是我的最爱。当年安史之乱中的张继，顺流南下的途中，夜泊封桥，浓浓的思乡之情和孤寂之感，催生了这首千古绝句。
在后人编辑出版的唐诗集的众多诗篇中，《枫桥夜泊》是唯一被收录进去的张继的诗作，而正因这首《枫桥夜泊》，使作者名垂千古，也使位于现今苏州郊外的寒山寺中外闻名。
吟诗继而向往寒山寺，还有另外一层意境在其中。
半月前，短暂的江南之行，置身寒山寺的怀抱，领略着岁月的沧桑荏苒，感悟着生命的多彩与无常，聆听着千年不变的传说，体味着张继在那遥远年代的遇境入咏。
正由于诗人多年后故地重游，又以一首少为人知的《再泊枫桥》抒发他的感怀，而使我联生感慨： “白发重来一梦中，

青山不改旧时容。

乌啼月落寒山寺，

依枕尝听半夜钟。”

　　 这诗境，无比贴切的契合了我的这次圆梦之旅。去年中秋，我以纪实体写下一篇题为《触摸岁月的年轮》的文字，真情记述了44年前那个动荡年代，也大致是相同季节，我们兄妹俩被父母送往浙江嘉兴郊外一座小镇生活的那段经历，以表达我对这方故土和逝人的思念。在书写此文的那段日子里，往事云涌，强烈的想回去看看的愿望使我欲罢不能。

　　这些年来，我无数次梦见这座小镇，梦见小镇上那条蜿蜒的河，梦见河两岸枕水而居的联排民宅，梦见水上那座座石桥，梦见镇东面那座小学堂，梦见记忆中小镇上曾熟悉过的人和经历过的事 ；
　　仲春时节，带着我思乡的情怀，带着我对这个江南小镇难以释怀的眷恋，带着我对至亲至爱的两位故人无尽的思念，带着我挥之不去的梦境，我终于踏上了让我牵挂了整整44年的这方故土。。。

高铁列车载着心驰神往的我，风驰电掣般一路南行，仅仅5个多小时，即到达新建成的嘉兴南站。而44年前，大致相同的里程，我们随父亲足足走了27个钟头。

走下车厢，江南一路的小雨亦然驻了，家乡雨后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车站上的人流已渐渐散去，而妻子陪我在站台上无言的伫立良久。。。多少次，我在北京家中痴痴遥望南天，寄托我对故乡的思念，今天，我离故乡是这样的近。

　　幼年的我随太祖母和祖母两位老人一直生活在乡下的新塍镇，对嘉兴这县城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只记得当年的那个清晨，从嘉兴去新塍，一路全是乘船，嘉兴车站满是乡土气息，一眼望去，周边很空旷，见不到像样的景致，没有柏油马路，更不会有车水马龙的景象；站东面的码头以及河面上停泊的轮船，还有疾步往返于车站与码头间挑夫的身影，成为我对这座城市和车站的仅存记忆。

　　来到当年到达和离开的嘉兴火车站。久违了，这就是44年前我们午夜时分到达、在简陋的候车室的长椅上又昏昏睡去的那座嘉兴车站，眼前恍惚呈现当年候车室那略显昏暗的灯光，角落处驱蚊的盘香燃烧后那弥漫着的缕缕青烟，还有站外不远处偶尔传来的蛙鸣虫吟….

如今站前的空场已经辟做公交车站和迎送旅客的停车场，车站虽经修整但规模依然不大，遗憾的是，站东面的轮船码头早已经难觅其踪影。先前留在我脑海中的这座城市仅有的印记已荡然无存。

　　如今的嘉兴变得如此的时尚。宽阔洁净的柏油路面，两旁茂密的植被，绿树成荫的街道，还有幢幢别墅和高层民宅；经过整修的河道，早已不再承担繁忙的交运，而成为妆扮城市的一道别样的风景 。旧时沿河而建的街区被呵护至今，古朴与现代在这里交融。我静观着这座随时光的长河流淌到今天的城市，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让我从内心想与她亲近。“做一个谦恭有礼的嘉兴人”，我对草地上一块匾牌书写的这段文字凝视许久，领悟着家乡人始终秉承的文化内含。

　　人们是那样的自在悠闲，即便在早晚时段，也很难感到这座城市的喧嚣和嘈杂。在旅店下榻，在餐厅用饭，在超市购物，在街头漫步，你尽可以从容不迫。比起北京，这是一座祥和的城市，她安稳静谧的让我心平气和。

嘉兴城的变化，应该是在我的始料之中的，而到达嘉兴的当晚，我辗转反侧，让我牵挂了这么多年的小镇，那弯河水，那座石桥，那间宅楼，那条青石板路，还有镇东面的那间小学堂，现如今还赋当年的那般风情吗？

　　新塍镇，位于嘉兴市的西北约16公里，距离寒山寺仅百余华里。当我真的再次走进这座小镇，我的梦似乎仍在延续，只是这一次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触手可及；近半个世纪光阴的印记形成完整的影像，在现实与过往中穿梭。

　　小镇与时光同步前行，而当年我随两位老人居住的那条街，却被完整地保留至今。西南大街的街名仍在延用。所谓大街，现在看来不过是一条窄窄的巷子，整条街只有2米来宽，向西延伸约1公里。幼年时，我无数次往返于这条街巷，以至于今天再次置身其中时，仍熟悉得犹如当年放学后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用心在触摸这座小镇，这条街巷。岁月，留给她太多的沧桑和变迁，旧时脚下的青石板，已经被水泥路覆盖，热闹非凡的街区，现如今已变得那样的沉寂。不见了街旁三三两两的店铺和赤脚挑夫匆忙往来的身影；再未见到河上穿梭往来的小船和摇着船橹的船夫的身影。偶见记忆中河埠台阶下盥洗衣衫的老妇人，而不再看到那些用湿漉漉的手不时捋起垂下的几缕长发的浣衣女们的优美身影；唯独这条小河，从不停歇地向东默默流淌，沿河两岸古老民宅的基石，一直深情地亲吻着这湾河水，相互倾诉着数百年来相濡以沫的衷

　　44年前随父亲来到过的镇东面那片一望无边的桑林，一直在我心中是一幅田园诗般的心灵画卷；现如今在这片桑田上，修建了条条公路，盖起了幢幢楼房。
　　当年曾就读过的汲水桥小学，那青砖红瓦的校舍，那空场前缓缓延伸到水中的、长满青草的慢坡，还有河中懒洋洋的水牛，这一切亦永远成为记忆中的往事，校舍原址现如今已是一片布满瓦砾的空场，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记不得河上有多少座石拱桥。经过时光的变迁，这些古桥已被改造成为便于车辆通行的贯穿南北的平桥，唯独家东面不远的天竺桥（原观音桥）被完整的保留至今。这座联通南北街区的石桥，仍不改当年的那般容貌，成为代表这座古镇和这条街区的一个标志，桥的两端仍能够见到延伸开来的石板路面。我伫立在这座桥上，脑海中浮现出当年随祖母一次次经过这座石桥的情形。那时祖母的步履总是那样的匆忙且坚实。如今，石桥依旧在，思念向谁说？

　　这些一直留在我脑海中的温暖记忆，想必将成为不灭的印记，被我永远地记忆下去了。
　　来到街巷的一拐角处，一户门前的小石狮示意我，家就要到了。

　　转过弯来，呈现在眼前的，就是让我魂牵梦萦了40多年的两位老人的故居。尽管它早已更换了主人，尽管岁月的风霜让这座小屋的门面较之当年近乎面目全非，但宅楼上那窗棂仍是当年的窗棂，那墙板还是当年的墙板，门前的空场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那块棉花地，而开辟成通往南面街区的空地。对面那间曾经的切面铺还在。

　　门是敞开着的，视线通过厅堂，一眼看见了屋内北墙的那扇带有横隔栏的后门。当年，我正是通过这扇后门，用栓着绳子的小铁桶，一次次地从屋后的河中汲水，灌满门旁的那口硕大的水缸；也曾倚门而坐，悠闲地将自制的鱼竿伸向河中垂钓；在疾风暴雨来临时，站立在敞开的门前，痴痴的望着眼前的景致被湮没在水幕中，任凭雨水扑打在脸上，而自顾享受那炎炎夏日里的那份难得的清凉。。。。
想必那屋中的木楼梯还在。当年我们兄妹和两位老人的寝室都在楼上，即便太祖母，每天也不止一次通过这座带有扶手的木楼梯上下阁楼。当时的我，感觉阁楼并不算低矮，南北两侧都开有窗子。即使一整天的暑气没有多少的消退，即便有蚊帐的遮蔽会难以入睡，但我们兄妹仍能在两位老人用芭蕉扇送来的清凉中安然进入梦乡。
家对面的那间切面铺，现如今已经改做它用，门紧闭着。当年两间房相对的窗户之间搭上一根竹竿，用来晾晒衣物。
夏季的小镇，天亮的很早，每天清晨，我都会被对面店铺的那台切面机有节奏的咣当当的响声唤醒，而两位老人已早于我们开始了一整天的忙碌。

　　通常祖母会去街东面码头附近的集市上买回一些应季的果蔬，顺便带回几条油炸鬼（即北方的油条），有时还会拎回半竹篓欢蹦乱跳的河虾。

　　向西隔两户人家，有一处向下通往河里的石台阶，我喜欢随祖母一同来到台阶下淘米洗菜，顺便将两只小脚浸泡在水中，看着小鱼在周围游来游去。现如今，这座台阶还在，但看得出，已经被废弃多年。

　　来到小镇的这天，是个周末，但这条街巷仍寂静的几乎见不到人的踪影，它像是时间老人不肯撒手的一尊把玩，任凭时光留下印记，而始终宣示着它的存在，让故地重来的我得以触景生情，心生感慨。

　　

　　

　　

　　岁月带走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更无法挽留住我心中挚爱的两位老人。良久站在两位老人故居门前，睹物思人，我相信，二老一定会知道，知道我的到来，就像44年前我的到来和离去。当年，告别小镇返京的那天，是祖母送我们乘船去的嘉兴车站。出得这扇木门，太太将我们送至家门口，依依不舍的目送我们的离去。即将来到这街巷的转弯处时，我猛地回过头，依恋地向家的方向望去，她老人家孤独的站立在门外，始终望着我们离去的方向。

　　这次的离开，我仍像当年那样，回过头再望上一眼，但已永远不会再看到当年目送我离去的那深情的目光和熟悉的身影。而这再次的回眸，竟会相隔近半个世纪。。。。。

陈嘉辉

2014年4月23日

朋友读后留言：

嘉辉，读过《触摸岁月的年轮》，即对你曾经有过的那段儿歌般的童年羡慕不已。后来我去了新塍，也试图寻着你的文章中的描写找一种感觉，尽管没有找到，但见到你文中描写的那些地方也觉亲切。 儿时的记忆如片片屐痕，烙印在故乡绵长而光滑的青石板路上；被浓郁、热烈、真切的亲情、乡情裹挟着，令身临其中的人被融化，融进新塍那轻淌的小河流水，化入故乡一抹疏淡的流云。

我们不禁要问自己，我们的身心还能不能回到儿时那悠然自娱的生活中？要是能回去那该有多好啊！答案因该是否定的。过活在当下的我们，被太多太多放不下的东西所累，很难让心灵回归到纯粹的恬淡与率真之中，去享受那份清悠的生活意趣。也正因为不能回归，那片片温暖的记忆才显得弥足珍贵。

至此，我记起了弃官归田的陶渊明的一句话，这位归隐之人在“归去来兮辞”里说“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委心任去留，谁能做到，时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做到了，我等之辈即使终老也做不到，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高山仰止的境界，无以企及。我们能做到的只有委心任心灵去清新温暖的记忆中做短暂的停留，以摒除些许世俗中的忧烦。

愿温暖的记忆永远陪伴着我们！

秋天的回忆

写给永远的“73.6”

一场秋雨过后，窗外那株高大的梧桐树开始落叶了。
常言道，“梧桐一叶，天下知秋”。 似乎刚刚告别草长莺飞的春季，这秋天这么快就来了，来得悄无声息，快的让人都有些回不过神来。阵阵寒意，让我不免对已经过去的夏天多少有了些不舍 。

秋天，我们经历了太多，而乙亥年的秋，对于我们“73.6”的每一位来说，应该是足以感怀的，因为这注定是我们一生中唯一的甲子之秋了。

　　这些年，每逢秋天，都感觉心底沉淀了过往中的太多太多。落叶无痕，人生留迹，我总感觉秋天是一个适合回望的季节，因为时间的长河，已然载着我们流过60个春秋寒暑，那一程的风霜雪雨，那长河两岸的色彩斑斓，早已尽收我们的眼底，铭刻进我们的脑海。

　　大自然四季轮回，永无停歇，而将我们走过的一生，比喻作四季，想来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作为大自然的过客，我们从生机怏然的春出发，走过了红肥绿瘦的夏，正驻足于金黄色的秋。
　　印象中，秋天是平和的，它不再步履匆匆，时常会停下脚步，将它沉稳的仪态，浓重的色彩，华丽而不失典雅的浪漫，尤其它的从容，更多的留给这个世界，留给正属于金秋时节的我们。
　　秋天，又像是在广袤天地间回着响的一首如歌的行板，那舒缓的旋律，带着我们回望那曾经属于过我们的季节，去与春之声，去和仲夏夜来一次奇妙的共鸣。当欢快，跳跃的青春节拍再次鸣响在我们耳畔的那一刻，往事又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记忆中的 “73.6”

　　还记得吗？这里就是“73.6”的诞生之地。
这幢校舍前，那扇已经加装了护栏的窗户内，曾经留下多少我们青春的故事，自然也少不了那个懵懂年纪的顽皮和荒诞，似乎那个年代只属于信马由缰，无拘无束的我们。

　　退休后，有机会在晨间和傍晚时分，望着青春勃发，成群结队出入这座校门的孩子们。而曾几何时，我们也同样年少，同样激情跃动。无论时光过去多久，历史都会告诉后人，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也正是在那个春寒料峭的早晨，青涩的我们，初次踏进了这所校园。
　　当我怯生生步入这间位于走廊尽头的教室，见到书桌被摆放得整整齐齐，讲台前的黑板上，红色粉笔书写着“欢迎新同学”五个大字。由于身材矮小，甚至不及一些同班的女生，我被安排靠窗户一列的第二个课位坐下，忐忑中，匆忙将书包放进课桌，怯生生环顾四周，那一刻，与你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对望，是那么陌生。

过去的43年，在人的一生中，无疑是非常漫长的一段光阴，时间过去了那么久远，而当年同伴在上学路过我家楼下，呼喊我名字的声音犹在耳畔，还记得那条早已不复存在的通往学校窄窄的小巷，我们曾无数次经过并在此嬉笑打闹；记得校门内那面书写着毛泽东笔体的高大的影背墙和领操台，我们曾经在这座高台上引吭高歌，翩翩起舞，而那条煤渣铺成的跑道，那当时看来宽阔无比的田径场，我们有过多少次威风八面的列队行进以及在春秋两季的运动会上龙腾虎跃，不让他人；记得课前和课间，教室和楼道内人群的熙熙攘攘，记得4年间在上课铃声响起，老师出现在讲台前那一刻，我重复了无数次“起立”的口令；清晰地记得五年来为我们授业解惑的每一位老师的音容笑貌。当然也不敢忘记每当期末备考前的忐忑，记得没有完成前一天数学作业，在转天上课前突击抄写同伴作业的那份狼狈，以至于多年后不止一次在梦境中呈现考试前的惶恐；记得张国华老师在物理课上传授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时，我们每个人做出拇指朝下，四指并拢模仿磁力线走向时那滑稽拧呗的手势；记得年轻漂亮、略带江南口音的历史老师，在她讲课时绘声绘色说出的那句“一包叉烧一包屎”而搅得整个课堂响起哄堂的笑声；记得在音乐教室回响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那优美的旋律。记得那五年间，我们遵循领袖号召，：“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于是我们的汗水就流在了清洁二厂的车间和挑灯夜战的建筑工地上，流在了大兴郊外三夏麦收的田间地头，流在了劳动人民文化宫文物展柜搬运的现场，流在了钓鱼台东侧的那片桃园，流在了北京站母子候车室的水磨石地面和排排座椅间，流在了地震后南长街平房修缮的屋顶上；流在了玉渊潭公社马神庙大队的农田里。那辆当年被倪方骑上田埂的28永久自行车的牌号，我至今仍清楚的记得：零三零四七三五。

　　当然，更不会忘记，我们的汗水流在了校办工厂表面皿的制作车间里；我们带上厚厚的棉手套，一次次重复着同样的一个动作，将裁成正圆的玻璃片放进磨具，送入炽热的炉火内，待玻璃片被烧的彤红后，用夹钳取出，再用一只手持着模具，用力压出浅凹型的表蒙形状；更记得我们时常溜出东校门，花 5分钱买来一只烧饼，偷偷放在制作炉旁，那渐渐被烤成焦黄色后的烧饼散发出的诱人的味道，至今想来仍令人垂涎难忘。
没有忘记的，还有我们所经历的那个“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年代，马振扶事件和黄帅事件引发的校园内学生们给教师书写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们曾穿梭其间，览文摘句，乐此不疲，而很难顾及到那时的老师们是怎样的诚惶诚恐，失魂落魄。尽管教务主任不止一次亲临嘈杂的教室，在黑板上奋笔疾书“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而我们全然不去理会其中的含意，而只记住了那两行俊朗的板书。
时光荏苒，但岁月并没有淡化我们对自己这所母校和这个班级的感怀和依恋，这倒不是因为在此后的岁月中，我们有过多少惊天伟业，而是因为在那五年间，我们经历了人生中最最值得记忆的1800多个难忘的日子，经历了亲如兄弟姊妹般的厮磨，且随着时间的远去，这些记忆愈发清晰温暖起来。

　　我们的青春始于这里，有多少故事等着我们去回忆，有多少趣闻轶事，在此后的岁月中被我们反复的津津乐道。

　　思绪不由得回到了那入学的第一天。
　　班主任的出现使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转向教室门口；高淑英老师，看上去已不再年轻，矮矮的身材，整齐的短发利索地梳向耳后，她的笑容会让人过目不忘。高老师陪伴我们度过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初中一年级。这一年，她为我们操碎了心。高老师的家在一栋三层的红砖砌成的居民楼的二楼，与教学楼后的那块篮球场仅仅一墙之隔。

　　时至今日，每当我路过这座当年的母校，还总会隔着马路外的围墙向那座依然存在着的红楼望上一眼，更试图能认出当年的那扇窗户。

想来，如今高老师已然是九旬开外的老人了，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从铁二中毕业至今，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高老师，甚至那五年间没有留存一张有高淑英老师的合影照。记忆中，入学后很长时间，高老师始终无法分清楚张力和我，经常叫错我俩的名字。

　　顽皮，成为那个年纪我们的天性。在那人所共知的特殊年代，我们都不安心本分，由于贪玩没能完成课堂布置的作业，或因违反课堂纪律，总会受到高老师的训斥甚至家访。不知从哪天起，我们会在下午放学后，来到楼后的篮球场追逐打闹，在傍晚时分，躲在某个不被人发现的角落，对着墙外红楼那扇敞开的窗子，齐声高喊："淑-英，淑-英........."；自此，开启了五年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数不清的恶作剧。
　　入学不久，我们之间已经熟悉得如同早先就曾过往甚密的瓷气，相互之间嬉笑打闹，无所不及；而那个年代，似乎有一条楚河汉界，泾渭分明地将男女生分成两个互不相干的群体，大有虽同处一隅却老死不相往来的意味。然而，男生们内心的躁动，抑或为了更多博得女生的关注，而非要搞出些动静不可。五年间发生了太多令人啼笑皆非，现在想来又忍俊不止的“荒唐闹剧”。无事生非，成为了我们男生的常态。
谁会想到，当年课间摆放在课桌上的书本，竟会成为被恶作剧的目标。如果有谁课间忘记将课本放进课桌内，那他注定就犯了一个自认倒霉的错误，因为必有人争先恐后奔向那张课桌，抢过桌面上的书本，用力抡向桌子的一角，而那可怜的课本瞬间会变得惨不忍睹且由不得书本的主人急赤白脸，因为这早已是不成文的规矩——不许急！动静闹大了，整组课桌会被由后向前推倒，如同翻倒的多米诺骨牌，课桌内的书本，会散落一地，铅笔盒被砸的面目全非，这无一例外会招来女生们愤怒的目光。而多数的课间，女生们是会离开教室去到户外的。
即便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也需要多加小心，稍不留神，就会被同伴推进路边低矮的灌木丛而一时半会儿爬不出来；而将同伴的书包抛向路两侧低矮房屋的露台和房顶也是常事。

一年级入学伊始，在全班男生中，陈耀是班里公认的大帅哥，也是身材高大的几个男生之一，是我们的班长。与刘秋琳和他班的宗平等成为铁二中文艺宣传队的成员。记得那时宣传队在排练样板戏《红色娘子军》，课间休息时，有人会趁陈耀离开教室的那一刻，从他的课桌里翻出演出用的驳壳枪和袖标（亦或是绑腿）道具，挂到教室后面的黑板上“示众”，引来班上男女生的哄笑，这出恶作剧让返回教室的陈耀一脸怒气，奔向后面的黑板将其迅速摘下放回书桌内，却找不到发泄的对象。可怜的陈耀兄！

提起陈耀，让我记起在高中期末备考前的日子里，为了准备数学考试，我总要约他来到我位于红塔礼堂东侧的家中，相互探讨数学难点，每次都会搞得很晚。实话说，相比较班上的倪方、秦桦、姚双、孙平、朱刚、任世焱。。。等等理科尖子们，我俩当年的数学着实不咋地。对解题方法都一头雾水的两个人，却如此这般郑重其事的互帮互学、苦思冥想，现在想来足可以大大自嘲一番了。

　　这帧已经泛黄的旧照片，拍摄于我们毕业后的1983年春节期间。那天午后，736的部分同学约好一同去看望周文球老师，照片就拍自老师家的客厅。看得出，在数量不算少的后来的736合影中，这张照片是不完美的，相机快门早了几毫秒，任世焱就成了这幅尊容。可恰恰这张照片中的任兄，让我想起初中美术课上的一段有趣的轶事。
　　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下午第一节，如今已经想不起那位授课老师的姓氏名谁，单给我留下印象的，是这位老师的不修边幅；头上帽子的帽檐已经卷曲，一副老旧的深度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面色黝黑，容颜有些未老先衰而看上去却又有那么几分威严。食指和无名指被香烟熏得泛黄，一身洗得已经褪色且皱皱巴巴的中山装敞开着领口。

　　老师操着浓重的河南乡音做了这节课的开场白：“今天我们学习打格画法。打格画法，是最简单的一种画法。” 我们都摒心静气听着这位老师的讲课。在他布置完课堂上的作业，从黑板前转过身来，发现靠门第一排头一个座位上的任兄，此刻正将头侧枕在课桌上酣然大睡。老师怒气冲冲走下讲台，来到任兄桌前，用一只手在他面前晃动，还未开口，不知是谁说了一声：“老师，他是美术课代表。”老师楞了一下，脸上的怒气瞬间似乎消失了，随即从一个空位上扯过一把椅子放到敞开的教室门口，边坐下边放缓语气说：“哦，是课代表，那可以原谅。”随即竟从衣兜里掏出烟盒取出一只香烟，翘起二郎腿，悠闲自得地划着火柴点上一支，开始环顾伏案做作业的同学们；而任老兄是何时睡醒的，已不大重要，也早已记不太清了。

又一次的恶作剧是发生在我们和任兄之间。下课铃声响起，男生们悄悄围拢在伏案酣睡的任世焱桌前，一齐“呕！”的大喊，睡梦中的任世焱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差点吓死！

贪睡，被任兄演绎到极致，也因此吃了不少苦头。在三夏麦收劳动时，因躲到麦垛里睡觉，险些被手持木插四处寻找他的同伴戳到；还是因为贪睡，被围拢过来的哥们儿们从房梁上顺下一根麻绳拴住脚踝拉起，大头冲下悬了许久。
发生在任兄身上的故事远不止这一起儿。除了在桃园劳动时啃食悬挂着的桃子被开了“现场批斗会”外，还有经典的故事被大家在日后时常提及。

记得上初三年级时，有一位教语文的男老师，中等偏胖的身材，不苟言笑，与那位教美术的老师相比，衣着仪表显得讲究了许多，制服帽端正地戴在他的头上，平整的灰色中山装，风纪扣总是系着，圆圆胖胖的脸型，不笑的时候，两眼也似乎眯成一条缝，戴着一副透明框架的眼镜,憨态可掬；这位老师姓齐，“齐大眯”的绰号几乎全校尽人皆知，也几近被他的学生们无故捉弄。课间，当他从刚刚讲完课的教室出来，回他办公室的路上，就有不止一个班的男女生们，不约而同站满整条楼道的两侧，向他齐声鼓掌。齐老师此刻居然会一手夹着讲义，抬起另一只手臂边走边向大家致意。此刻，他的脸上也会呈现出少有的微笑，尽管笑得有些尴尬。直到人群中有人突然喊出“齐大眯”时，他会速速停下脚步，笑容瞬间会从他的脸上消失，那眯成缝的双眼，透过厚厚的镜片向人群中寻望。齐老师的被捉弄，似乎每天都在延续。

当有一天，齐老师在示范朗读语文课本中一篇描述4.12清缴共产党的文章时，将“血雨腥风的1927年”，竟然误读成1972年。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其后果必定会自受其辱！果然，教室瞬间炸开了锅，有人喊出“齐大眯反动”，“打倒齐大眯”的口号。此刻的齐老师即便改口不叠，也早已无济于事，教室开始呈现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一幕，有人趁乱踩着临窗的课桌，跳出教室，甚至出现齐老师试图平息事态与闹事同学撕扯在一起的一幕。盛怒之下的齐老师，不停地喊着，谁是班长？班干部呢？！见没人应和，一怒之下，索性将坐在教室靠门处、一直在起哄的任世焱逐出了教室。事态似乎刚刚有所平息，只听得教室玻璃窗“啪”的一声，一张“齐大眯”肖像漫画被从室外贴在了上面。

齐老师怒气冲冲走下讲台，伸手将窗外玻璃上的那副漫画摘下，同学们正在等待齐老师的再次发作，不曾想，或许是为了缓和气氛，或许是感叹任兄高超的画技，齐老师在短暂端详后，竟自言自语道：“嗯，画得不错，还挺像”。随即将这幅自己的漫画像平整的放到了讲台上。

在后来的日子里，班上的恶作剧仍然在延续。
记得在任课教师中，有一位擅长教授电学的张老师，个头不高，言行举止却显得彪悍，嘴角总是微微撇向一侧，据传是由于一次被电击所致。同学们似乎都有些怕他。每次在黑板上书写完电量公式，放下粉笔，总会边拍打手上的粉笔屑，边转身用他特有的眼神扫视着讲台下的每个人。即便如此，班上的男生也曾在他的课上与之发生过激烈的肢体冲突。这以后，就有人准备恶搞一下这位张老师。
一天，物理课前，班上不知是谁，将教室的门开启一条不大的门缝，把满满一簸箕垃圾放置在门框与门顶之间，静候着张老师推门的一瞬间；上课铃声响起，张老师走到门前却停住了脚步，并没有去推那扇门。一出后果严重的恶作剧就这样成为泡影。可接下来这节课就成了由校领导亲临的一场整顿校规校纪的现场会。而当时并没有谁被“出卖”。
鉴于那个年代老师们的被作弄，我总是想，日后毕业，无论做什么，也绝不选择做一名教师。
可命运就是这样蹊跷，早先发誓绝不做教师的我，偏偏报考了师范专业，最终也成为教师队伍中的一员。在毕业前师大二附中的实习教学前，想到做学生时发生的那一幕幕情景，总是又些惴惴不安，心有余悸。
那5年间，留给朝夕相处的我们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记得初二时，男生们曾经将每人出资5角钱购得的一只金杯牌篮球，一直玩儿到近乎只剩下一个球胆，仍不舍得放弃。其间因“坏分子”张明不情愿出资，私下“悍然”将球扎漏，而使得他成为一段时间以来736的 “公敌”且被冠以“王明”的绰号。说起这位老兄，不仅让老师们操碎了心，也让这个班的弟兄们吃过苦头。记得某一天的课间，这老兄在和毕伯温的打闹中，将其一只手臂反拧到身后，将他倒退着推到教室的后墙 ，“老毕”的后脑撞墙的瞬间，后背又被一排铁质挂衣钩重重顶了一下，此时的 “老毕”疼的背了过去，两腿一软，整个身子靠着墙壁滑落下去，而他的那只被反拧的胳膊却还被牢牢控制在张明的手里没有被松开，毕伯温一声惨叫，那一侧的肩关节活生生脱了臼。
如果没记错，班里不少男生的外号，例如“野驴”、“歪奔儿”、泥呗儿、“美俊”，“史大牙”，“小姑娘”“阿Red”等都出自他的创意。
已经记不清因为何故，有段时间，下午放学后，我总要去位于三里河三区某栋六层的张明家，为他辅导课堂作业，或者代老师找家长告状；但我从未见到过张明的父母，却从他那里收到过一把私下送给我的精致漂亮的宝剑模型，那是他亲手磨制的，材料也许就取自教室窗户上的铜拉杆。而他通常是取材于废弃的塑料牙刷把。经过他的手艺，会变成一把把精致的小工艺品。当初用来刺破那只篮球，想必用的就是自己磨制的类似的利器。在毕业后多年的聚会中，我与张明开起玩笑来，是唯一不用过脑子就可以信口开河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位老兄似乎未改初衷，见了面仍直呼我“歪奔儿”、“野驴”。
又有好多年没见到张明了，心里怪想他。
我们的无忌贯穿在那5年间以至于后来的日子里。记得在高中毕业后，男生一行结伴去毕伯温的家。骑行了很久，终于来到 “老毕”的家门外，隔着老远，姚双就高喊：“老毕---，老毕，你家的狗窝怎么那么难找哇！”，而应声出来的竟是毕伯温的父亲。

那五年间，我们无数次利用寒暑假结伴出游，什刹海的水域、玉渊潭的湖面，我们嬉笑打闹，秋日里香山鬼见愁封顶，我们的团旗迎风招展，

　　在颐和园的冰面，玉泉山的溪畔更留下我们欢快的身影。

　　记得那年我们在西山樱桃沟的沟壑间，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跋涉畅聊，目及之处让人心旷神怡。走到饥渴时，我们会弯腰捧饮石缝间潺潺的溪水，那份清凉甘冽，沁人心脾。而待我们顺流而上，寻见那弯溪流的源头，竟是来自一汪积满枯枝败叶的水潭，回过神来的我们，面面相觑，然后仰面大笑！

摄影：孙平

那些岁月被定格在珍贵的瞬间，无声地讲述着我们青春的故事；而更多不被记录的，已然铭刻进我们的脑海。

　　毕业至今已近40个年头，我们已经记不清有过多少次的相聚，而当年的故事却被一次次反复提起。

有幸的是，73.6被永久的纪录进下面这张泛黄的老照片里。

　　合影中，缺少杨燕凌，冷进岩，杨庆，刘洪瑞，周秀玲，曹绪芬，刘秋琳，苗颖。。。。
魏俊光（从军），于国祥（从军）

　　我们就是在这些故事里长大成人。其中的一些故事早已凝结在我们的记忆的深处而成为永恒。

　　杨燕凌，一个梳着两只羊角辫，微笑时嘴角上翘，眼睛会眯成一条缝的女生。这是初中二年级时她留给我们的最后印象。
　　当有一天，我后面那个座位空了很多日。自那时起，她的身影已永远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如果今天她还在，我们的聚会中，必定会多一个银铃般的笑声。。。。
　　

在我们毕业后不久，刘晓晶离世的消息同样让我们愕然痛惜。

而就在不久前，惊悉我们的好兄弟张力，已在两年前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2012年5月一日，在北京西郊杏林山庄的那次欢聚，竟会成为我们大家与张力兄弟的最后诀别！

右1为张力

追悔那天我们没能多陪陪他！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的每一次聚会，都会想到他。时光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追忆和怀想。

　　

　　同样，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敬爱的周文球老师。

　　周老师陪伴我们度过了73.6最后4年的时光。

毕业后的那些年，每逢春节，我们都会相约去看望老师，在老师家欢聚畅谈， 追忆过往。看得出老师是那样的欣慰和心满意足。
1989年春末夏初，我和张珊珊受老师之邀，去老师位于海淀双榆树的家中做客，由于当天交通受阻，无法前往，就找了一处用公用电话与老师做了简短的通话。后来得知，周老师在此后移居加拿大。多年后，得知老师也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我们。那次电话中的交谈，竟成为我和周老师最后的诀别！

　　此刻，我们不该忘怀的还有太多太多。
　　那五年中，引领过我们的每一位老师，他（她）们都将永久被我们铭记。近半个世纪后，如今的老师们，多半已近耄耋，有的老师已经离开了我们，愿他（她）们安息！愿还健在的老师们，晚年安康、长寿！

我们正经历金色的秋天，让那份秋日的温暖祥和保持更长久些吧，凭借这份金秋的安祥，来回望我们曾经走过的漫长的人生之路，与昨日的自己来一次约会，为我们73.6的故事，装裱上浓墨重彩的扉页，与后来发生的故事凝结在晶莹剔透中成为永恒。当新的四季开启时，让我们重新来过！

陈嘉辉

2019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