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岁月之三：安徽寿州的孙家鼐“帝师家族”

我心飞翔

自晚清至北洋时期，由于政府实施新政，振兴金融实业，吸引好几个徽籍大家族汇集天津。这些家族在前有李鸿章、后有袁世凯的引领下，长袖善舞、风生水起，成为晚清至民国期间政界、实业界及金融界三界的翘楚。在这些世代官宦书香的徽籍家族中，除东至周氏家族（代表人物周馥、周学熙）和石埭陈氏家族（代表人物陈一甫、陈范有）外，还有一个寿州孙氏家族。其代表人物为光绪帝师孙家鼐(1827－1909)，孙家鼐咸丰状元、内阁大学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创办人。寿州孙氏家族第九世，字荣卿，号燮臣，晚号澹静老人，谥文正。

图为孙家鼐。

孙家鼐出生于安徽寿州一个书香门第之家，曾祖是乾隆年间的刑部郎中，祖父是贡生，父亲孙崇祖（字鼎叔，号朝云、岫廷，1796-1856）系池州府教谕。孙崇祖对五个儿子管教甚严。五兄弟中最年幼者便是孙家鼐，比大哥孙家泽小十三岁、比二哥孙家铎小十一岁、比三哥孙家怿小六岁、比四哥孙家丞小两岁。其中除四哥不愿走仕途之路外，其余四人皆为举人，而大哥、二哥和孙家鼐又都进而成为进士，孙家鼐更是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因此寿州孙氏家族就有着“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 的美誉。可谓满门煊赫、族大枝繁。

大哥孙家泽（1814-1846）字伯涛，号沛农，又号丽川，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任内阁中书国史馆分校、礼部祠祭司主事；二哥孙家铎（1815-1871），字振之，号雪筠，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进士，历任山西河口镇同知、瑞州府知府；三哥孙家怿（1821-1890），咸丰二年（1852年）举人，任刑部员外郎，奉天司行走，赏戴花翎；四哥孙家丞（1825-1878），字石筠，优廪生，曾任浙江省乐清县知县，补用直隶州知州，工诗善文，著有《淮淝诗文稿》。

图为安徽寿州孙氏宗祠。

孙家鼐被钦点状元颇具传奇色彩。据说咸丰九年殿试结束后咸丰帝召见前十名考生，命以大清立朝以来的兴盛为题现场写出对联。孙家鼐略一思考，写道：“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继羲皇舜尧；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这副对联既歌颂了清王朝的丰功伟业，又把大清历代皇帝十分巧妙地嵌于对联之中，对仗严密贴切，自然浑成，咸丰帝看后，频频点首，赞口不绝！于是钦点孙家鼐为头名状元。

图为寿县“状元府”中残存的老楼，已经残破，但是真迹。“状元府”是坊间叫法，真正的名字是“太傅第”，始造于1908年。这一年82岁的孙家鼐被赏太子傅，故在北街建“太傅第”，当时内藏皇帝颁赏的御书及其他很多珍品。现已荡然无存，成为大杂院。

孙家鼐权高位重、名震朝野，却低调内敛、自奉简约。同为帝师的翁同龢说：“孙家鼐沉潜好学，服膺王阳明之书，立志高远，凝厚而开张，余欲兄事之。”亲历晚清四五十年的英国人李提摩太说：“孙家鼐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

寿州流传着关于他的很多故事。1899年吏部尚书孙家鼐回寿州探亲，知州魏绍殷、总兵郭宝昌准备以最隆重的礼仪接待孙大人，没想孙家鼐却避开隆重的迎接队伍绕道悄悄回家。待官员们赶来时却让他们上座。自己坐在下首陪着，这种谦虚的态度让大家深受感动。

省亲期间，某天孙家鼐在路上遇到一位匆匆赶路的挑粪汉子，那汉子不小心将粪水溅到孙的身上。对此孙家鼐没有在意，汉子却说：“我是状元家种田的，溅脏了你的衣服又能怎样？”孙家鼐听罢正颜曰：“在状元家种田也得讲道理，不能仗势欺人！”那汉子又骂了几声离去。事后有乡亲告诉汉子那天被骂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孙状元。汉子一听诚惶诚恐，赶忙登门赔罪，但孙家鼐却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反而安慰了他一番。

孙家鼐在家教方面尤其严格，家规上有一条明文规定：孙家子弟16岁之前不许穿绸缎，不许穿皮毛。举止须以《仪礼》为准则，如有犯过、犯罪等行为，族长须依家规给予严惩。

图为孙家鼐的墨宝。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宣布变法，而建立京师大学堂是其变法的重要举措之一。7月3日，光绪帝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孙家鼐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受命为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首任管理学务大臣。最初校址选在北京市景山东街和沙滩红楼等处。此为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

可以说孙家鼐是中国首任教育部长与首任北京大学校长。

图为大学堂的匾额。摘自《中国最早的大学是如何招生考试的，学科设置都有什么?》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设立之时，科举制度尚未废除，起初的学员并不是通过专门的招生考试选拔的，而是直接从通过科举考试的举人、进士中选拔。学堂成立当年招收举人、进士出身的京曹入院学习，十二月开学，学生不满百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正式筹备后，直等到1902年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开始正式举办招生考试。

图为京师大学堂北京景山东街旧址。

摘自《老照片记录中国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

1909年孙家鼐已经八十三岁，由于年迈体衰、百病缠身，他向皇帝奏请开缺，宣统皇帝没有批准。同年十月十七日孙家鼐乘鹤西去。

邮传部长、学者杨士琦为他写了一副挽联：

“事上也敬，行已也恭，杖于朝，杖于乡，允矣君子；

和而不同，群而不党，能为师，能为长，所谓大臣。”

孙家鼐死后，清朝给他追授谥号“文正”，在清朝历史上只有8个人获得这个谥号，他是最后一位。

图为孙氏宗祠。

孙家鼐一生留下的墨宝很多。这是书写的生日贺幛。

孙家鼐书写的对联。

1868年所作扇面：吴大澂绝壁奔泉图，孙家鼐楷书五言诗。

孙氏自八世起派辈字序为：“士克祖家传，多方以自全，同心仰化日，守土享长年”。

孙家鼐元配宋氏，侧室王氏。 生有二子六女。长子传榕、次子传楘。

此为寿州孙氏支谱。

孙家鼐深知官场险恶，一生谨慎，不主张后代从政。其第二代中只有孙传樾与孙传楘在仕途发展。其中孙传樾为孙家铎次子，做到江苏候补道。孙传楘做到陆军部郎中，军技司司长。但毕生钻研中医外科，长期义诊、济世救贫。

图为孙家鼐年轻时所摄。

但孙氏家族的联姻却并没有违背晚清一贯的“门当户对”。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其中孙传榕嗣子孙多焌娶的是周馥四子周学熙的次女。而孙多焌的次女孙琏方则嫁给周馥重孙、周学熚之孙周骏良。孙家与周家可谓是两代姻亲。

图为晚年周馥。

此外孙家鼐的女儿中，长女适内阁中书王昌年；三女适壬戌科状元，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徐郙长子，署直隶天津兵备道徐桢祥；

四女适江苏候补道胡铭业。六女适四川总督刘秉璋四子户部郎中、收藏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晦之。（二女五女早殇）

图为上海新闸路1321号民国银行家收藏家刘晦之旧居。

而孙传楘次子孙多煃的长女孙琪方，则嫁给了孔子的第77世孙孔德成（世袭衍圣公），孔德成后来在台湾当了考试院院长。

图为末代衍圣公孔德成一家的留影。

孙家鼐的二哥孙家铎，大孙家鼐十一岁，辛丑恩科进士，曾任户部侍郎等职，官至二品。

曾国藩创建湘军消灭太平军时期，奏调李瀚章至江西南昌综理粮秣，此时，孙家铎与李瀚章同在江西任职，又是安徽老乡，同时又为曾国藩的湘军筹集兵马粮草，在那个时候结下了情谊，这才成就了孙家与李家之间的儿女姻亲关系。

孙家铎的次子孙传樾娶了李瀚章的二女儿，为孙传樾生了多鑫、多森、多钰等六子四女。而孙传樾长子孙多鑫（即李瀚章外孙）则娶了李鸿章四弟李蕴章孙女李国熹为妻。孙传樾六子孙多钰，又娶李瀚章孙女李国琼为妻。孙传樾次女孙多晶则嫁李瀚章长孙李国成为妻。由此孙家与李家成为盘根错节多门姻亲的亲家关系。并由此孙家开始由晚清的官宦人家转型为清末民初的著名金融实业家族。

孙家的转型，或许与孙多森的母亲有关，她曾教导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当今欧风东渐，欲求子弟不坠家声、重振家业，必须攻习洋文，以求洞晓世界大势，否则断难与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图为李鸿章李翰章兄弟合影。

孙传樾长子孙多鑫（1865-1906）字荔轩，光绪年举人。孙多鑫自幼深受外祖父李瀚章的喜爱，在总督府学幕。李瀚章卸任后，孙即北返至扬州，向其姑父何维健处租用盐票，从事食盐运输生意。后由于办盐危险太大，常有土匪沿途劫持，孙多鑫感到这项差事既麻烦又担风险，就与二弟孙多森商量改图他业。而1894年德国商人已在上海首开机制面粉厂，产品质量优良，行销上海。此事引起孙多鑫孙多森的兴趣，遂派人在美国购进全套制面粉机器，于1899年开始筹建阜丰面粉厂，并于1900年竣工投产，日产面粉2500包。总经理由孙多森担任，孙多鑫任协理。此后阜丰面粉以质优价廉迅速占领了市场。

1904年，阜丰厂因面粉供不应求而扩建厂房，增置机器，次年日产量增至7000余包，获利甚丰。之后，孙氏兄弟又在黑龙江、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创办分厂，十余年间，阜丰厂每年赢利均在10万两左右，孙氏兄弟也成了国内名副其实的“面粉大王”。

图为位于莫干山路120号的阜丰面粉有限公司办公大楼。（摘于网上）

图为阜丰面粉厂旧貌。摘自新浪博客。

图为阜丰面粉厂旧貌。摘自新浪博客。

图为阜丰面粉厂车间旧貌。摘自上海记录系列之阜丰面粉厂。

图为阜丰面粉厂车间旧貌。摘自上海记录系列之阜丰面粉厂，

图为阜丰面粉有限公司股票。可以看出这是由孙家独资经营的公司。

（摘于网上）

图为阜丰面粉厂最早的商标。（摘于网上）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因天津缺少规模较大的实业，便嘱咐天津道周学熙物色调用办实业的人才。当时孙多鑫在上海创办阜丰面粉厂成效卓著，又是李瀚章的外孙，于是周便请孙来京商议。孙与袁见面交谈后，直接被任以奏折秘书，不久更委为直隶官银号总办、天津造币厂督办。孙多鑫与周学熙同庚同乡，又是亲戚，所以配合默契。自1904年起，孙多鑫与周学熙共同策划、创办了一系列北洋实业。这些实业的成立大都没有现成资金，或以机器作押或干脆没有抵押，以官督商办名义由官银号拨借大批资金扶植起来，各项事业均有赖官银号周转资金，因此孙多鑫不仅成为掌握北洋财政的实权人物，也让孙家兄弟们见识到了办银行的好处。1906年，正当北洋实业开展得如火如荼时，孙多鑫因急性阑尾炎抢救无效而病故，死时正当中年。

图为周学熙。

孙多鑫去世后，袁世凯又将孙多森调来北方，继续协助周学熙办实业。与之共同经营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局及京师自来水公司， 并担任这些公司的协理。

图为孙多森。

此时孙多森的妹夫李士伟（李士伟1878-1926，娶孙多森妹妹孙多雯）早已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成为袁世凯幕僚，并参与滦洲官矿公司的筹办及与开平煤矿的谈判，草拟了合办开滦矿务局的合同并成为中方三名董事之一。孙多森的加入使以周学熙为首的北洋“启新华新财团”如虎添翼，而且这个财团内部的裙带关系更趋浓厚。

图为任财政总长时的李士伟。

启新洋灰公司是中国创设最早的一家水泥厂。一九零六年，北洋大臣袁世凯命令周学熙从英国人手中收回重办，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采用近代管理模式的启新洋灰公司，总理为周学𤋮，协理为孙多森，

图为早期的启新洋灰公司。

1908年，周学熙主持筹办了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周自任经理，并请来孙多森任协理。兴办过程中，孙多森在筹集资本、购置机器以及施工等方面积极为周学熙出谋划，立下汗马功劳。

例如：为了加速资本的筹集，他向周学熙建议一方面由政府筹垫，一方面陆续招股，并请直隶所设天津官银号代为经理招商事宜。为了鼓励投资，孙多森等还制定了招股优惠规定。

该图摘自《北京自来水博物馆》。

此为京师自来水公司三位创办人的合影。中间为周学熙，左为马学庭，右为孙多森。

该图摘自《北京自来水博物馆》。

图为京师自来水公司初建时的照片。

该图摘自《北京自来水博物馆》。

图为京师自来水公司发行的股票。总理周学熙，协理孙多森。

1912年，孙多森任安徽实业司司长，同年9月任北洋政府国家银行事务所会办，并负责筹办中国银行等事宜。1913年4月，他被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裁。孙多森通过对日本的考察学习，仿效日本银行的管理， 在中国银行采用营业、出纳、国库、发行、证劵、检查、计算、文书八局制度，并主持修订《中国银行条例》。

此时期银行规模与经营范围大为扩大，分行已由3处增至19处。为减少工作差错、防止内部人营私舞弊，孙多森大胆聘用了两位外国专家担任稽核员和司账员，直接对其本人负责，这也是后来总稽核的雏形（总稽核的地位仅次于总裁、副总裁，其有权检查业务上的任何环节和漏洞，以保证银行的安全运营）。

图为中国银行旧址。

孙多森虽任职中国银行总裁时间不长，却使其净盈余8.7万余两，这在当初是了不起的业绩。此后孙多森的妹夫李士伟于1915年任中国银行总裁，后又任靳云鹏内阁的财长，使得从周学熙到孙多森再到李士伟，其金融理念与金融举措一定程度上得以贯彻。

不久孙多森又奉命任赴日本实业调查专使。回国后在北京发起组织中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总裁。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全国农工银行筹备处筹备员。是年又与周学熙创办通惠实业特种公司，任临时总裁。翌年筹办中孚银行，1916年在天津正式成立后任总经理，相继在北京、汉口、上海设分行。1918年银行开办国外汇兑，为我国第一家特许经营外汇的商业银行。

孙多森在创办中孚银行的同时，作为掌握资金周转调度的专门机构，还集中力量发展面粉工业，最终形成“通孚丰财团”。

图为中孚银行文件。

中孚银行成立于1916年，总行最初设在天津北马路，是由孙氏家族的孙多森、孙多钰、孙景西（元方）等创办的。孙多森任首任总经理，聂其炜（曾国藩的外孙）任协理，卞白眉任总稽核。 此后，孙家以3万元买进法租界巴斯德路楼房一所（曾经是和平区赤峰道中国银行旧址）作为行址。 除由通惠公司拨款60万元作为官股外，商股主要是由孙多森招来。 初定资本100万元，后又增至200万元。 后来孙家把绝大部分商股陆续收买，因此中孚银行股权几乎全在孙氏家族手中，成了孙家的家族银行。

1929年，中孚银行总行迁来上海。

孙家各地面粉工厂的资金调度均与中孚银行有密切关系。如：上海阜丰面粉厂，由上海中孚银行负责资金往来；河南新乡通丰面粉厂，由于其产品销路主要在北京，资金的运转调度由北京中孚银行负责。后来中孚银行在郑州设立办事处，也与该厂建立往来关系；山东济丰面粉厂的资金周转由天津中孚银行负责；哈尔滨滨丰面粉厂则由上海、天津两地中孚银行负责。

图为上海仁记路（今滇池路）中孚银行旧址，建于1922年。



这是中孚银行总行旧址大门。

1918年孙多森建于上海武康路与华山路交口的住宅完工了，这是一栋西班牙风格的住宅。

孙多森这座住宅的地皮是从其表舅、李鸿章小儿子李经迈手里购入的，因宅内有相当宽敞的独立花园，又称孙家花园。

该建筑为三层砖混结构，正立面一层底部架空，开券形门洞，有螺旋纹柱。二层退为露台，有连续的拱券门洞，方形窗洞和券形窗洞相间，上有红色筒瓦雨厦。黄色水泥拉毛墙面，红筒瓦四坡顶。

这是从主楼通向前院的石梯。

遗憾的是，这座豪宅刚刚落成一年，往来津沪忙于金融实业的孙多森因糖尿病于1919年8月在天津去世，享年52岁。而大他两岁的哥哥孙多鑫1906年去世时才41岁。孙家多字辈最有才华、最有建树的两位兄弟，却都是英年早逝，令人唏嘘！

图为此宅的大客厅。

孙家花园的围墙。

而他们的小弟孙多钰（1882-1951），则继承了家族的事业。孙多钰字章甫，1905年入美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毕业回国后被朝廷授予工科进士。1910年孙多钰任吉长铁路局工程师，1913年任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总办。1919年其兄孙多森病故后，接任北京通惠实业公司总裁、中孚银行总经理。翌年任浦口商埠管理局局长。1923年1月任交通部次长，翌年辞职。1929年接任阜丰面粉公司董事长，并兼直隶滦洲矿务公司副董事长、启新洋灰公司常务董事。1937年起任开滦矿务局天津局华方经理。1951年4月26日病故于天津。

图为当年位于天津的开滦矿务局大楼。

图为当年位于天津的启新洋灰公司大楼。

1925年上海中孚银行爆发了一场严重危机。

当时沪行副经理谢芝庭长期隐瞒经理孙元方（孙多森侄子）做外汇投机，亏累200万元，而孙元方又一味维护，直到事情败露。事出后，幸而在孙多钰的多方协调下，多方凑集资金才得以挽回局面。

再后又出现几次危局，致使中孚银行业绩明显下滑。孙家各房勉为经营、苦撑局面，直至1952年底加入公私合营，结束了三十多年中孚银行的经营之路。

这是当年的上海中孚银行总部大楼旧照。

只是我们目前所见的高大建筑已不复当初，是一座近似于孙多钰旧居的新建筑，与当年的旧影有不少的差别。

这是笔者在此宅落地重建之前拍摄的孙多钰旧居，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可以看出是典型的英国庭院式别墅。

1919年孙多森去世时，中孚银行协理聂其炜在上海，原来三年前因与孙多森意见不合而返沪。在此危急时刻，孙多森在津浦铁路局任出纳科职员的长子孙震方，为防外人插手中孚银行，即与叔叔孙多钰商议，拍急电去上海，催请聂其炜来津主持行务。聂接电即赶回天津，等到李士鉴（李勉之之父）率接管人员前来，发现聂其炜已到行视事，大为惊讶，只得返回向龚心湛复命。风波之后，孙氏家族将商股中的绝大部分散股陆续赎买回来，而官股已无代表（原来官股代表即为孙多森），故中孚银行的股权几乎全部落入孙氏家族手中。

图为孙震方在天津大理道的旧居，与其叔叔孙多钰旧居比邻而居。

孙震方旧居为西班牙乡村别墅式建筑风格，占地面积3431平方米，建筑面积1917平方米。主楼为二层砖木结构楼房，局部为三层，整个住宅内部院宇宽阔，房屋只占院落的四分之一。院内栽种有白杨树和院府海棠，甬道顶部设有藤萝花架。此外，院内还设有小型游泳池，游泳池位于旧居的西侧，设计精巧，镶有黑白瓷砖，出水口为兽头。在院落的西南角设有一个高台作为休息望远之地。外墙面采用水泥抹灰拉毛处理，配以大面积门窗，具有浓郁的南欧风情。

孙震方开始住在上海，其旧居就是位于徐汇区华山路831号的“孙家花园”，也是西班牙风格的三层花园洋房。但上海地面并不太平，孙震方遭了绑架。经过一番周折，总算有惊无险，但他再也不敢在上海居住，于是来了天津，并在天津同样建起一座西班牙式建筑。只是这所住宅建于1931年，比他幼年时代居住的上海旧居晚了十三年，算是天津的“孙家花园”吧！

花园中的藤萝架。

天津“孙家花园”（润园）的围墙与上海“孙家花园”有异曲同工之妙。很可能是孙多森之子孙震方的怀旧之作吧！

此为小楼的内部陈设。解放后与其叔叔的旧居一起成为和平宾馆，负责接待政府高官。

孙震方在天津定居后，延续了家族门当户对的传统、其次女孙以凡嫁给了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四子王泽和（1925—1985）（摘自《五大道的王孙姻缘—李福林》）

图为王占元后人旧居。

2018年当代著名作家、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曾携夫人顾同昭赴寿州瞻仰孙家鼐纪念馆。顾同昭是孙家鼐侄孙孙多鑫的孙女孙以藻的女儿。

孙多森的妹妹孙多雯，在1926年底李士伟去世后，携子女从天津旧意租界大宅搬出，先是住在特别一区旧德租界，后搬入英租界马场道此宅，再后搬入附近革新里，文革初期去世。

在历史变革的大潮中，孙家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及叛逆的艺术天才。

孙毓筠字少侯，是孙家鼐侄孙，其父孙传普做过道台，孙毓筠虽身处高墙深院，却对封建大家庭的规矩和生活非常不满，所以在康梁变法时，受到维新思想熏陶，加入了废科举、办新学的大潮。孙毓筠加入同盟会，在江苏、安徽策动新军起义，谋划刺杀两江总督端方，被捕下狱后，经孙家鼐暗中庇护获救，反做了端方的女婿。辛亥革命后，他出任安徽省第一任督军，并电召陈独秀返皖任都督府秘书长。1912年同盟会等五团体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孙毓筠参会并被推举为参议。

袁世凯复辟帝制，他是袁世凯登基大典的筹备处处长，“筹安六君子”之一。纵观孙毓筠一生政治生涯颠簸反复，颇为传奇。

孙氏家族中最具艺术天赋的要数孙传瑗之女孙多慈（1913—1975），孙多慈是画家。端庄秀美，颇具艺术气质。1933年，孙多慈与徐悲鸿产生感情。全面抗战爆发后，孙多慈与徐悲鸿的联系一度中断。在朋友的劝告下，孙多慈与时任浙南政府教育厅长许绍棣结识。后因父亲坚决反对她与所爱的老师徐悲鸿恋爱，又因徐悲鸿尚有家室之累，于是1940年孙多慈与许绍棣结婚。1949年，孙多慈随丈夫许绍棣前往台湾，日益精研绘画，成为知名画家。1975年在台湾去世。

图为孙多慈。

这是画家孙家慈的画作。

孙家慈的前半生因爱情而传奇，后半生则因绘画而光耀台湾。但她与徐悲鸿彼此都没有忘记对方。多年后，有人向徐悲鸿索要书法条幅，他铺开宣纸，不假思索一气呵成的随手写下七言绝句。整幅书法运笔老到，几乎烂熟于心：“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时。伤心家国无限恨，红树青山总不知”。这首诗的作者正是孙多慈。

图为徐悲鸿。

纵观安徽寿州孙氏家族，其绵延流长有其丰厚的内涵。孙家世代书香，至孙家鼐一辈“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而孙家鼐则为政清廉，求真务实，外圆内方。晚清百日维新失败，但他千方百计保住了唯一硕果京师大学堂。在新兴实业的实践中，他支持并参与家族创办了安阳广益纱厂，成为当时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近代纺织厂之一。他提出的“盖学问乃天下万世之公理，必不可以一家之学而范围天下”的教育思想，打破了当时“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为后来蔡元培校长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开辟了道路。

而孙家鼐的后辈，则出现了以孙多鑫、孙多森、孙多钰为代表的近代金融实业家、使孙氏家族顺应潮流而转型。百年沧桑、百年坎坷，寿州孙氏一脉已繁衍海外，仍旧承袭家业，更上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