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城到美国……不能忘却的记忆(作者:邓要兵)

一把夏粮

<h3>  素描《邓要兵》,作者:向新元,1974年7月。非常神奇,向老师阅读此文后,竟然找到这幅45年前的素描作品。四十五年来,向老师辗转多地,还精心保存。四十五年来,我从没有奢望能找到它。</h3> <h3>说明:</h3><h3>1.文字由作者提供,一把夏粮把文字搬上美篇,配上图片。</h3><h3>2.图片由张小游、根秋多吉、一把夏粮拍摄。图片多半是甘孜州的,一些是美国的,还有作者的一些老照片。</h3><h3>3.乡城县风光的魅力四射的图片是张小游先生拍摄,有部分张小游先生的图片未署名,有点遗憾。</h3> <h3>  离开乡城县已经四十三年了,到美国也快四十年了。本来以为乡城县只是我内心深处一个记忆,一个偶尔出现在大脑里的故乡影像而已。</h3><h3><br></h3> <h3>  却不想在2017年,我的发小,也是我的同学张小游先生把我拉进班级的微信群,我终于回到了乡城县中学高77级这个终生难忘的团体。在同学们回忆中,在同学们叙述中,我大脑里逐步有了一些系统的回忆。因工作繁忙我未能回国参加毕业四十周年的聚会,也非常遗憾。现在乡城县中学建校五十周年,邀请我写点东西用在纪念文集里面。我很久没有提笔写文章了,这次勉为其难,写点我记忆里零星的顺序可能颠倒的文字,将就用来交作业吧。</h3> <h3>一:生长在乡城县</h3><h3> 1960年,我在乡城县出生,由于父母从事机要工作,故给我取名要兵,来纪念他们的工作和爱情💑。</h3><h3> 在乡城县,我生活到1977年,临近高中毕业,随母亲内调回到内地。17年,从幼儿园到高中,乡城县中学小学给我的教育让我受益终生。</h3> <h3>  我读小学的年代文革已经开始,内地的学校开始混乱。乡城县小学也有造反派干扰教学,但我自己感觉还不太乱。可以说,我小学的各种课程学得都很踏实。</h3><h3> 进入乡城县中学,美术老师向新元老师当我们班主任,后来是数学老师陈道培老师当我们班主任。</h3> <h3>  1972年秋天我升入初中,记得与好几个同学一起去学校报名上初中,都很兴奋。我们了解到在初中里我们会学许多新的科目,比如农业基本常识、地理、历史、英语、还有物理、化学等。我们先去学校拿报名表,回家填好后再交到学校。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都要讲阶级和阶级斗争,报名上初中也要填家庭出身一栏。我和好些同学填了“干部”或“职工”,老师说我们填得不对,要我们回家问过父母后重填,于是我又改填为“中农”才被认可。当时我们是乡城中学的第三届学生。这时学校已经有了新的教学楼,一座两层的楼房,坐落在老喇嘛寺。楼上两间教室楼下一间,刚好够我们初中三个班用,楼里还有办公室和教师宿舍。在这栋楼里我读完了三年的初中。三年以后到升高中时,学校又迁到了新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乡城县中学所在地,位于香巴拉镇西北角。</h3> <h3>  我还记得陈老师(2018年陈老师去世)上课拖得很长的声音,他讲勾股定理时,说a²+b²=c²,他会说a……(拖音悠长)的平方,加……b……的平方,等于c……的平方。还记得熊发恕老师讲语文时,总是背着手,走来走去,口若悬河讲解古文。熊老师也会一板一眼的诵读课文,讲解课文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他还让我们练习记笔记,写作文。其情其景现在依旧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时常出现在眼前。</h3> <h3>  我的另外一个数学老师苏宗贵老师(已经去世),是我在乡城县中学遇到的唯一一个讲普通话的老师。在一片四川话里面冒出一个川普(当时,只觉得好玩,不知道川普,可能还没有川普的说法)苏老师是从小学过来的老师,以严格著称,陈老师苏老师都是我初中数学启蒙的老师。时代久远,细节记不清楚了。</h3> <h3>  我后想起来觉得珍贵(当时觉得理所当然),乡城县中学竟然有美术老师!而且,这个美术老师水平还很高(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画家)他就是向新元老师。向老师多才多艺,几笔就画出毛主席像,像极了,我们只能以此确定向老师的水平。他既教我们美术也教我们音乐🎵,这使得我们在智育发展上比较全面。向老师还和我们后来的数学老师(乡城县人称大张老师)张兴国老师,一起编排表演节目,可见,那时我们的老师们才华横溢,不同凡响。</h3> <h3>  我和同学刘志伟约好去找向老师给我们画一幅素描,向老师欣然同意。先给刘志伟画了,再给我画。很快一个胖胖憨憨的圆脸少年出现在纸上,很逗人喜爱。向老师自己也很喜欢,舍不得给我,说下次再给你画一幅。我的第一次肖像画是属于向老师的,以后我再也没有去找向老师给我画素描了(现在,这幅素描,可以呈现给乡城县中学的所有同学,再次感谢向老师)。我的美术才能太差,向老师的绘画技巧我没有学到手,美术字却学得比较好。这对我后来参与办墙报有很大的帮助。</h3> <h3>  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县里在大礼堂举行追悼会,请向老师去画周总理遗像。向老师带上李继东和我去给他做帮手,并把写横幅的任务交给了我俩。可惜我没有把老师教过的笔画少的字要写小一点这一技巧掌握好,把“士”字缩小得不够,结果贴在墙上后它看起来特别大,不协调。当时不知是时间关系还是材料不够,没有重新写这个字,将就了。后来我一直想,当时把这一个字取下来重新写过就好了。<br></h3> <h3>  我的英语课是吴先琴老师上的,记得开始是她教我们26个英语字母,然后学习的第一句英语是一句当时最流行的语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那时,为了记住读音,我们在下面标注汉字“浪里物切尔漫毛”。吴老师特别告诫我们,不要用汉字注音,因为不准。但我们还是我行我素。这是我的英语启蒙,没有想到后来几十年,英语成为我的最主要的语言。</h3> <h3>  我们的物理化学老师是段老师,段老师人如物理,充满严肃和理性。可惜了,乡城中学基本没有仪器来做物理化学实验。我也绝对没有想到,我后来在大学和留学美国,就是主攻物理,并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h3> <h3>  还还记得乡城县中学的詹老师,詹龙恩老师,风度翩翩,文理双全,几乎把中学的课程都上遍了。而且,几乎每个课程学生的评价都不错。詹老师是数学系毕业的,把数学课讲得津津有味,使我感受到了数学的魅力。我记得詹老师还给我们上过语文课,讲得也很出色。</h3> <h3>  我在乡城县中学,印象最深的,最喜欢上的课程是张兴国老师的数学课。现在想来,对于我们这些野惯的孩子,数学天地是那么有吸引力。我敢肯定,尽管我们中许多同学没有完全听懂大张老师讲解的数学理论和讲解的数学题,但都会记得大张老师讲课飞扬的神色。我后来的大学学习,数学好使我学习比较轻松,数学让我得益匪浅。</h3> <h3>  在我的回忆中,陶老师有着高高的个子,常常活跃在篮球场上。高中时,陶家诚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他在讲课时撇开当时的语文课本,给我们讲起李白、白居易等名家的诗词和文章,优美的诗词和文章给我另外一片广阔天地。我后来知道,这在当时非常违规,可见,陶老师是多么勇敢。</h3> <h3>  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编织出我在乡城的经历。虽然平淡,但也让我感叹,在乡城县中小学老师们精心教导和培养下,铺就了我最初的人生轨迹。今天除了说感谢您们,我真的再也说不出其他东西,我会永远记住您们!</h3> <h3>二.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h3><h3> 我从小缺乏与人交往的勇气和能力,不管熟不熟悉,见人心里就发慌,不知道说什么好。不知道的人可能会说我笨嘴笨舌,脑袋不灵光。我喜欢数学,数学就成为我心灵的避风港(写到这里,我想起在小学时我写作文说我上课开小差了,詹洪杰老师告诉我,开小差只能是思想开小差,你人在教室里,身体不会开小差,只能是思想开小差。故,我的思想开小差了。在老师们细心指点下我形成了用语比较准确的习惯)。在数学的世界里我感到自由自在。因此,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就比较好,从来在班上都是第一名。在初中的时候,同学们给我的绰号是“数学家”、“科学家”、“大学生”。那时正是文革时代,知识越多越反动,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整个社会不提倡学习,老师再努力,学生不学习,老师白费劲。所以,我的绰号我自己也不敢接受。更不敢设想哪一个称号会落在我的头上。现在想来,世事难料,命运多舛。我真的读了大学,成为科学工作者,但很可惜没有成为数学家。</h3> <h3> 我读初中时,文化课受到挤占,劳动课非常多。除了在学校内支援学校的建设外,更重要的是参加支农劳动,比如到山坡上捡牛粪送到乡下做肥料;在农忙收割季节下乡帮助收麦子等。记得有一年陈老师带我们班到十二宫帮助收麦子,我们参与了割麦子,搬运麦子和拾麦穗等劳动。回来的路上我突然腹痛难忍,虚汗淋漓,中暑了。陈老师连忙帮我刮痧。症状缓解后回家,就像没发生过任何事一样。直到第二天陈老师来我家看我,我父母才知道我中暑的事。</h3><h3> 在我们上面两个年级毕业以后,学校办墙报的任务落到了我身上。我的毛笔字写得非常难看,好在有李继东王云龙周武等字写得好的同学帮助誊写,我只管版面安排。墙报与黑板报有一个特点,就是版面固定,所有文章必须排在有限的版面里。排版是个仔细活,必须数清每篇文章的字数,看能否排在指定的版面里。为此我把同学们投的稿件大刀阔斧地删了很多很多,此乃“削足适履”也。</h3> <h3>  就在我读初一之前,乡城县分来一大批大学毕业生,有很多后来就是我们中学的老师。他们很多人暂住在县委大院里,一些调皮捣蛋的娃娃总去骚扰他们,在他们路过时扔泥块和牛粪,可见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不受尊重。因而,对我来说,那些称呼我有点不乐意接受。</h3> <h3>  一个文革,轰轰烈烈,远在横断山脉的一个旮旯里的乡城县却是受益的地方(许多藏区学校都接受了大学生,极大提高了藏区学校的教学水平)。许多大学生毕业后内地无法接受安置,被分配到青藏高原。分配到乡城县的包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四川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师大等大学的毕业生。我们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得利者,没有文革,我们的教育顺风顺水。因为文革我们的教育有了那么多大学生来当老师,那么多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是谁都无法预料的包括组织运动的人。</h3> <h3>  从1966年开始,高中毕业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加工作,只能下乡。在这样的背景下,等待我们的是下乡务农。所以,那时就有不少同学学习木匠想做木匠。我也在家里捣鼓木活,最得意的“作品”一个洗脸盆架子,我用数学知识设计了一款结构与众不同的产品,很好使用。</h3> <h3>  高中时, 我还应体委龙天文叔叔的邀请,设计了一款篮球架,我用三角函数做了一些计算,画了一幅草图,给出了篮球架的一些数据和基本结构。但是,重心在哪里没有计算。后来,城小球场上篮球架后面压上一个大石头来达到平衡的篮球架不知道是不是我设计的?</h3> <h3>  还有记忆的事,是我们的“open door”叔叔。初中时,吴老师因产假缺课,那时,会英语的人非常少。好不容易,学校找到财政局的干部邓烈昌叔叔来教英语,因为他在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时当过英语翻译。</h3> <h3>  第一堂课,他做自我介绍,说可以叫他邓老师,也可以叫他邓叔叔。随后在黑板上些下一行英语,念给大家听并要求大家一起读。所有同学既听不懂也念不来,只会嘻嘻哈哈跟着起哄,闹成一团。在同学们的哄闹中,我抄写了这句话,看不懂,念不来。邓叔叔解释是:有志者,事竟成。他在鼓励我们有志者,才有前途。这句话我读大学也没有学会,以后,在美国后才知道,真够笨的。现在可以再现这句话:“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h3><h3> </h3> <h3>  邓叔叔从不给我们讲抗美援朝的故事,说与学习英语无关。为了营造氛围,他总是在课堂上说英语。那时教室的锁已经是自动弹簧锁,风一吹就被锁住。迟到的同学敲门,邓叔叔就说:“要兵,open door”。很快,同学们就喊邓叔叔“Open Door”。</h3> <h3>  我对乡城县中学的化学实验印象深刻,不是因为丰富多彩,而是因为太少。既没有实验室,也没有设备和足够的试剂。有一天,段老师搬来一些化学试剂到教室,并在黑板上写了一些化学方程式,要我们先确定该用那些试剂,还要算出每几种试剂的量,最后在试管里完成验证结果。我立即拿笔开始计算,还有几个同学也在计算化学方程式的配平。教室后面却热闹非凡,有人高喊“冒烟了,冒泡泡了”,教室里马上有了臭鸡蛋的味道,个个兴奋得不行。原来他们直接混合了一种试剂。我问他们:“你们算出该用哪些试剂,用对多少?”他们都说,不知道,算不来。</h3><h3> 哈哈哈,现在想起来可怕,如果是硫酸,强碱,弄到眼睛里,眼睛👀要瞎的,弄到手会烧坏手上的皮肤。</h3> <h3>  我们中学的宣传队,在大张老师和向老师的带领下演出了许多较高水平的节目,我记得到的是: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京剧《智取威虎山》,高一时,还演出过张顺由老师(那时大家称张顺由老师为小张老师)编写的节目《干!》“大干快干加油干”,配合当时的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我们班级的许多同学都积极参与了这些演出。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队伍里,我和李继东等同学还拉起了乐器配合游行活动。</h3> <h3> 在乡城县贫瘠的文化生活中,我还记得一件事(记得的人可能不多)中学组织过一次游园活动。大家带了一些木柴,在喇嘛寺那里烧起了篝火,三间教室布置了各种游戏。包括解数学题,猜谜语,汉语英语书法比赛和展览。其中一些谜语我记忆深刻:庆功会上戴红花;大鱼拱翻载谷船;打甘孜州县名,哈哈,你猜出来没有?是得荣县,稻城(稻沉)县。</h3><h3> 这些活动,显示了我们老师深厚的文化文学功底。</h3> <h3>三.离开乡城到江油县</h3><h3> 1977年春天,我随母亲工作的调动,告别了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们,告别了我的老师们,怀着一丝惆怅离开生养我的故乡。</h3><h3> 从乡城县中学迁移到内地,我心里还有一点点担忧,怕新的学校进度快一些,教的东西多一些,怕跟不上。虽然我在乡城县中学的同学、从内地转学到乡城县的刘明安慰我说,内地学校不会比乡城县中学质量好,不用担心,我还半信半疑。到达新学校后,果真如此,不仅仅是进度,就连教学质量、师资质量都不如乡城县中学。很快,我就成为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h3><h3> 因此,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当然,也非常感谢乡城县中学老师们,你们是棒棒的老师,是我终生敬仰的爱戴的老师!</h3> <h3> 1977年夏初,我高中毕业。农村,这个广阔却贫瘠的地方是我的唯一出路。一辆货车拉我来到了江油县附近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h3> <h3>  在农村呆了不到三个月,1977年秋天,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有机会参加了第一届文革后的高考。所以,在农村我过度的时间很短。</h3><h3> 在家里在农村里我积极准备应考。在乡城县新华书店购买的两本青少年自学丛书《代数》《几何》成为我最主要的参考书。</h3> <h3>  回想在乡城县买书经历还非常有趣。我们的教室在喇嘛寺,放学回家必经之路上有乡城县唯一一家书店。书店很小,我们也常常去看书。其实那时书店的书也很少。那一天,于松生、刘志伟等几个同学都只买《几何》没有买《代数》。轮到我购买时,我也只购买我喜欢的《几何》,不想购买《代数》。卖书的阿姨不乐意了,说,都买几何不买代数,代数卖给谁?她要求我买代数,我没有多想,反正家里给的钱也够买代数书,于是两种都买了。阿姨强迫我购买的代数书,我没有想到1977年恢复高考后,数理化书籍非常紧俏,一书难求。高考复习时《几何》《代数》是我的最主要资料。高考试题里的几何题、代数题,对我来说,解题像是信手拈来,真要感谢这个阿姨。</h3><h3> 在准备高考的过程中我一直心里没底,直到考完试才觉得有希望,而最后结果却使我喜出望外,虽然我没有填报中国科技大学,却被他们录取了。</h3> <h3>四.成为“大学生”</h3><h3> 1978年初,我收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到了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h3><h3> 中科大成立于1958年,素有“富清华,穷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的说法。我成为不要命的学生之一,这四年真的不要命,四年学习也收获满满。</h3><h3><br></h3><h3> </h3> <h3>  中国科技大学位于合肥市,是淮河以南,夏天之热,教室寝室都没有空调和风扇,全靠手摇芭蕉扇抵抗热浪。所以自习室里男生差不多都脱光了上衣,赤膊上阵。有时把仅有的几个女生请出自习室避免难堪。冬天,又冷又湿,房间里面之冷,远比乡城县的冬天冷,又没有火炉取暖。晚上毛巾会结冰,我的十根手指常常冻得发红发疼,长时间不能入睡,没有炉子,偶尔有人烧电炉取暖又会烧断保险,黑成一片,引来骂声一片。</h3><h3> </h3> <h3>  虽然如此,我们也苦中取乐。比如我们戏称中国科技大学为裤子大学。因为安徽人合肥人说话,把科技大发音为“裤子大”,于是有人制作一款钥匙链,是裤子的造型。来寝室找学生用鸡蛋换衣服的人又说合肥话:“旧鞋旧衣换子弹(鸡蛋)啊!</h3><h3> 艰苦的四年也飞逝而去,真的是光阴如梭。第四年,我有幸参加了著名物理学家,诺奖得主李政道教授发起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的考试,并顺利通过,获得到美国留学的机会。1982我到达美国康涅狄格州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康大,远离城市,坐落在一片宁静的森林之中,少了城市的喧闹,是一个安静好读书的地方。</h3> <h3>五.感叹,点点滴滴</h3><h3> 从乡城县到美国留学,这一变化我自己都不太相信,可谓天翻地覆。一个人的命运的确是与国家兴盛联系在一起,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一个乡城娃,何能成为美国名校的博士研究生?</h3><h3> 初来乍到,美国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交通和通讯发达到难以想象。从机场到领事馆的高速公路,到后来看见的双向十车道。以及美国的发达便宜的通讯方式,更让我感叹的是美国科技的发达。</h3><h3>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现在,中国后来居上,也充分发达,手机、网络、快递、高速、高铁、动车、5G。祖国有今天,我想从我的经历里面可见一斑。</h3> <h3>  在美国留学工作的日子过得真快,我的住地和工作几经辗转,现在定居芝加哥。岁月不饶人,已近花甲之年,对故乡乡城县的思念依旧未减。</h3> <h3>  离开乡城县四十三年,我的心儿常常飞向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满山的杜鹃花,清澈见底硕曲河,洁净的天空,震耳发聩的蝉鸣,空中飘散的雪花,常常浮现在脑海里。那里,有我的童年的欢乐,少年的梦想,青春的萌动。现在,虽然远隔千里万里,我仍然是一个乡城人,我仍然是一个乡城县中学的学生。</h3><h3> 我在美国遥祝我的中学:生日快乐!祝愿未来的乡城县中学更加兴旺发达!祝愿我的老师们健康长寿!</h3><h3> 乡城县中学高77级学生邓要兵</h3><h3> 2019.07</h3><h3><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