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我的合肥之二

🍀扬扬扬🍀

庐州何为要改名“合肥”

庐州，合肥古称，位于江淮之间，巢湖之滨，素以三国故城，包公故里闻名于世。最初的时间公园前1066年，迄今三千多年历史。三国曹操与东吴发动数十次战役，著名的逍遥津大捷由此而来。南朝梁代改名合州。隋开皇三年（583年），改合州为庐州。隋大业三年（607年）改庐州为庐江郡，郡治合淝县，宋为卢州，元为庐州路，明清为府，辖区大致相当于合肥市以及巢湖部分地区，隶属于安徽省，下辖四个县（合肥，舒城，庐江，巢县）以及一个散州：无为州。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安庆府一度被太平军所占，庐州府一度为清朝安徽的临时首府。1913年，撤废庐州府，而合肥名字也是由来已久，买西汉的时候就有合肥县，因境内有南淝水和北淝水合并于此而得名。1938年，日本占领合肥县，国民政府把县政府迁走，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安徽省会迁至合肥，合肥成为安徽的省会，1949年合肥县和平解放，同年设市。

2011年8月22日，地级市巢湖拆分，庐江县和巢湖市划给合肥，自此沿用至今。

你还记得合肥这些老路名吗？

有趣的合肥地名——讲述合肥地名故事

中国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五千年文明进程中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名。已经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背景，合肥也从未停下文明的脚步。近日，由合肥市社科联推出的新书《有趣的合肥地名》正式发布，全新的人文视角追本溯源，结合历史让人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据悉，本书共收录了113个合肥地名故事。

据了解，本次由合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编撰的《有趣的合肥地名》是“合肥市社科知识普及丛书”之一，该丛书是市社科联精心打造的“合肥市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该书由省内外著名作家、媒体人、专家学者、普通市民等共同撰写，以文化散文的形式，收录了包括庐阳区、包河区、蜀山区、瑶海区、肥西县、肥东县、长丰县、庐江县和巢湖市等在内的共113个有趣的合肥地名故事。此书分为上下两册，目前上册已出版。

【木滩街】

“隐姓埋名”诉不尽的老合肥乡愁

木滩街位于合肥东门孝肃桥附近。早在清代时期，由南淝河水路运入合肥竹器木材多集散于此处的一片河滩上，并逐渐形成木材交易市场，因此得名木滩街，这里算得上合肥最古老的半边街。

合肥因水而得名，素有“皖中粮仓”之称，自古是江淮之间的重要粮油集散地。木滩街辉煌的时候可以用“百货骈集，千墙鳞次”来形容。当时的木滩街码头上，光依靠搬运货物养家糊口的工人就有上千人。据了解，到了1982年，因“红光桥”复名凤凰桥，木滩街亦随桥改名为凤凰桥路，20世纪90年代曾又名凤凰桥巷，木滩街地名逐渐不为人知。

【散兵】

项羽让士兵解散回家留下千秋悲情

提起“散兵”，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战场上英勇作战的士兵，但“散兵”其实是巢湖岸边景色迷人的地名。早先，巢湖本没有散兵这个地名，它的产生是因为楚汉相争。据传，西楚霸王项羽在垓下被刘邦打败后，就率领一百八十名精兵突围而去。他们沿着巢湖南岸，依山傍水，翻山越岭来到了巢湖东南边的一座大山上，扎营休息。第二天早餐，项羽只留了28名年轻士兵，其余让他们解散回家。

尽管数次冲出突围，但汉兵很快又追赶过来。当项羽再次冲出重围，并且飞马达到乌江岸边（今安徽和县东北）时，遭遇一场恶战，最终他自刎在乌江边。同时，“散兵”之名留给人们的是千秋遗憾的悲情。

【齐嘴】

不是吃饭而是巢湖古村落

“巢湖南岸绽奇葩，叶绿花红众人夸。潋滟水光山倒影，桃花源里有人家。”齐嘴听起来很奇怪，其实齐嘴是个古村落。据传自明初，就有夏氏和吴氏兄弟先后迁徙于此，村中至今仍有夏家井和吴家井。据介绍，齐嘴村在数百年的村落孕育、形成、发展过程中，其村落布局呈巢湖流域特有的“九龙攒珠”格局。而所谓“九龙攒珠”主要是指以村落前的“门口塘”为中心，根据村落的地形特点，科学规划道路、行巷、明暗排水沟渠和居住区等一种村落布局方法。

【百花寨】

为纪念文武双全“百花公主”得名

关于“百花寨”地名，现存清朝几部《庐江县志》里，并没有关于百花寨的文字记载，但《庐江县地名录》记载：“百花寨因盛产绿茶与野百花苗，太平天国时有人于此建寨，故称。”在民间，地方艺文杂记及传说，把“百花寨”的历史上溯近千年：传说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黄巢起义，曾命部将柏文秀夫妇率兵扼守在马槽群山，为大军筹粮。由于柏文秀文武双全，加之天生丽质，人们便誉其为“百花公主”。后人为了纪念“百花公主”，便称此山为“百花寨”。

据传，古时百花寨共分四门，东门有拦马石、西门设瞭望台、南门与牛王寨相连、北门临数丈深渊。昔日依山而建的山寨早已荡然无存，而寨前两块高大的石柱、巨石门槛尚存。作为古战场的百花寨地势险峻、景色迷人。登上山顶可看到一道瀑布悬挂于峭壁上，而瀑底的深潭如一张巨大的荷叶，美不胜收，被游客盛赞为“小香格里拉”。

历数已撤销的合肥11个行政区域（中国最好记的区名）

合肥，简称庐或合，古称庐州、庐阳、合淝。地处中国华东地区、江淮之间，环抱巢湖。合肥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因东淝河与南淝河均发源于该地而得名。合肥素有“三国故地，包拯家乡”之称。

一、巢县

1952年，巢县改属芜湖专区。

1958年，改属合肥市。

1961年，复属芜湖专区。

1965年，复设巢湖专区。

1983年，撤销巢县改置巢湖市，行政区域不变。

2011年，新设的县级巢湖市由安徽省直辖，合肥市代管。

二、东市区

1960年，车站区更名为东市区。

同年，东市区改为南市区。

2002年，原东市区分别更名为瑶海区。

三、中市区

1963年，南市区更名中市区。

2002年，中市区更名为庐阳区。

四、西市区

1951年，设置西市区，原属皖北行署区。

2002年，西市区更名为蜀山区。

五、城郊区

1951年，设置城郊区。

同年撤销，改置东郊区和西郊区。

六、东郊区

1951年置东郊区，原属皖北行署区。

1952年，撤销合肥市郊区，设立东郊区、西郊区。

1954年，撤销合肥市东郊区和西郊区，合并为郊区。

七、西郊区

1951年置东郊区，原属皖北行署区。

1952年，撤销合肥市郊区，设立东郊区、西郊区。

1954年，撤销合肥市东郊区和西郊区，合并为郊区。

八、郊区

1954年，撤销合肥市东郊区和西郊区，合并为郊区。

1960年，改为蜀山区。

1963年，再次改为郊区。

2002年，原郊区更名为包河区。

九、车站区

1951年，设置车站区。

1960年，车站区更名为南市区。

1963年，南市区更名中市区。

2002年，原中市区更名为庐阳区。

十、北市区

1960年，蜀山区改名北市区。

1963年，改为郊区。

2002年，原郊区更名为包河区。

十一、南市区

1960年，东市区改为南市区。

1963年，南市区更名中市区。

2002年，原中市区更名为庐阳区。

安徽合肥：巢湖如何形成？揭开历史神秘

作者：许昭堂

“陷巢州”传说，并非形成巢湖湖泊的成因，巢湖到底如何形成的，又如何演变为现今湖泊形状？广大科学工作者为探明湖泊形成的成因与历史演变的来龙去脉，运用了专业知识和高科技手段，在获取大量资料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终于揭开巢湖神秘的面纱。

巢湖的形成

根据吴跃东《巢湖的形成与演变》（2010年《上海地质》增刊）等资料，巢湖形成的阐述，专业性强、专业术语多，简述如下。

巢湖及其流域主要轮廓是由中生代燕山运动和新生代喜玛拉雅运动奠定与形成的。根据地质学家研究，从总体上看，巢湖物源区的地质背景是以晚更新世粘土为主。巢湖湖相地层由芜湖组地层组成，分布于东半湖及其现代河谷的炯炀河、兆河、白湖、裕溪河一带的芜湖地层岩性组成河漫滩和一级阶地，冲积物的二元结构特征较典型，其成因应属冲积、湖积类型。

影响湖盆的新构造运动主要发生在晚更新世之后。目前掌握资料证实，湖盆底部沉积物属晚更新世下蜀粘土，与沿岸广为分布的粘土岸同属一个时代。据14C同位素年令测定，下蜀系黄土层的最后形成年代约距今12000年左右。从TM卫星航空遥感图像解译，巢湖的湖盆受多组方向的断裂构造控制，且古今均有活动。表明巢湖形成以后，形状在不断发生变化。巢湖演变的原因是在构造控制、泥沙淤积、降水变化和湖岸岩性不同以及人类的围湖造田等共同作用的结果。经过漫长岁月，随着巢湖自身发育和受环境、人类活动影响，而逐渐萎缩形成现今的湖泊形状。

巢湖历史演变过程

巢湖雏形大约在晚更新世开始沉降形成，至晚更新世末，奠定了巢湖的基本形态，距今已有一万余年。初始形成的巢湖湖盆比现在要大得多，西半湖远大于东半湖的面积，湖泊范围西至六安市的双河镇，北至合肥市的大兴镇，南至庐江县金牛镇，东至巢湖市的夏阁镇。

安徽合肥：巢湖如何形成？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

巢湖演变图（本图来自吴跃东《巢湖的形成与演变》）

距今8500—5000年间，这个时期由于气候转暖，降雨量充沛，巢湖面积达到鼎盛时期，约为2123平方公里。北至合肥大兴镇，东至巢湖市的夏阁镇以北地区，西至六安双河镇，西南至舒城县马家河口镇，此时的巢湖湖盆范围达到最大，湖汊多。

距今3600—2800年间，气候又变得较为干冷，造成湖盆面积缩小。湖盆面积约为1383.93平方公里。此时气候变冷，湖盆收缩，人类活动向湖沼地区推进，湖盆水面开始缩小。北边至合肥市大兴镇，西退到舒城桃溪镇之东，南退到庐江县金牛镇，东到巢湖市夏阁镇。

安徽合肥：巢湖如何形成？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

巢湖湖盆地形图

到了东汉末年，湖泊萎缩，北到大兴镇，西到肥西三河镇，南到庐江石头镇，东到巢湖市柘皋镇，湖盆面积缩小到1114.61平方公里。到了宋代之后，巢湖面积缩小到829.96平方公里，人类开始大量围湖造田，特别是庐江、肥西两县，到了清代尤为强烈，湖泊面积缩小到今天787平方公里，形成了今天的湖貌。

巢湖演变相关因素的影响

巢湖形成与演变过程是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简而言之：主要影响因素有：一是巢湖湖相沉积物的物源区背景及湖相地层沉积物的组成；二是气候条件对巢湖形成的影响；三是构造运动对巢湖形成的影响。四是泥沙淤积对巢湖形成与演变的影响。

安徽合肥：巢湖如何形成？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

前三者是环境和地质因素影响，比较复杂。后者泥沙淤积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发源于大别山的丰乐河、杭埠河，水系流入巢湖长度最长，流域面积最大，不仅是巢湖西南岸泥沙主要来源,而且流域内水土流失引起的非点源污染，直接影响着巢湖水质。由于入水系携带大量泥沙，致使巢湖底抬高，湖泊水位相应上涨，把巢湖西南部大面积填充，使陆地面积不断扩大，湖盆面积缩小。巢湖湖泊含沙量分布规律为：西半湖大于东半湖，近河口处大于远离河口处；湖心处少，近岸处多；有水草处少，无水草处多。据史料记载，在300年前肥西县三河镇是濒临湖滨的重镇，而今已远离湖边达十几里，这些都是泥沙淤积和围湖造田双重因素造成的。因此，控制杭埠河流域的水土流失，对减轻巢湖的泥沙淤积和改善巢湖水质是至关重要的。

合肥淮河路江淮大戏院，合肥最豪华的剧院。

曾经的江淮汽车制造厂，原属于公安厅的劳改犯工厂，据说最早是巢湖汽车配件厂，由巢湖搬来。69年移交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后属安徽汽车工业公司，现在是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辆江淮汽车

当时最普遍的嘎斯51——军车

　　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合肥制造”

计算机被誉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深刻引发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1977年，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在合肥诞生，从而拉开了我国微型计算机事业发展的序幕。

【出镜】我现在是安徽创新馆，在我旁边的展柜里陈列的是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43年前，这台全部国产化的微型计算机在合肥诞生，从而在中国的计算机事业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合肥也因此赢得了中国微机摇篮的美誉。

看到当年研制的微型计算机和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安徽大学计算机系首任系主任、83岁的程锦松老人激动不已。1971年，美国硅谷研制出了微处理器；1973年，第四工业机械部决定在合肥成立联合设计组，研制微型计算机：安徽无线电厂负责整体设计、软件设计、联调联试，清华大学负责集成电路和芯片研制，第四工业机械部六所负责推广应用。

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研发者 程锦松

我们没有办法仿制，一个没资料，更重要的是，我们当时集成电路的工艺水平，跟美国差了好大一截子，从来没有的东西，你要敢去创，敢去闯，要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把这个事情给干出来！

程锦松所在的安徽无线电厂一时间聚集了当时国内电子工业最尖端的一批人才，大家在电子管、晶体管计算机的基础上，围绕一系列核心技术攻坚克难，程锦松的妻子喻嗣南就是其中一员。

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研发者 喻嗣南

那个时候没有高级云，都是用机器云来写，二进制码代写，天天晚上加班。

研制计算机，芯片是核心技术。而当时中国的集成电路技术很低，只能化整为零，将处理器芯片分解成若干个小块。

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研发者 程锦松

蚂蚁啃骨头的方法，它本来是一片，我们就搞十几个片子，给它组装起来，小规模的片子清华大学它可以做。

凭着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计算机总体架构搭建起来后，喻嗣南负责软件设计和调试。由于当时一个芯片的内存只有1K，却要包含加减乘除、三角函数、开方、平方等功能,如何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确实需要花费脑筋。

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研发者 喻嗣南

这一片只有多少个字节呢，只有1024个字节，内存就这么点个大，我们两个到那去调的时候，就差3个字节才能装下，就围绕这3个字节，我们就花了好长时间，两个晚上才把它压缩进去。

突破无数个技术障碍，经过3年多的艰苦攻关，1977年4月23号，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DJS-050终于在合肥诞生，并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了重大成果奖。

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研发者 程锦松

我们是填补了微型机的空白，为了国家需要，我们尽力而为。

安徽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 张兴义

程老师他们这一批老的学者和专家，他们能够迎着国家的卡脖子工程，迎难而上，不畏艰难，拼搏精神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为我们的人工智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从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到世界首台量子计算机，从科教之城到创新高地，如今，合肥已经是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面向最前沿，这里正推进关键领域自主创新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迈进，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语音等技术都走在全国乃至世界前列。

60年代明教寺，老合肥人也称它为“菱角台”。门前驶过的二路公交车。

1959年的金寨路与今天的金寨路，同样的地点不同的画面。

三里街机场原候机楼

合肥有个三里街机场

安徽的民用航空，始于1929年沪蓉航空线管理处，辟沪汉航线自上海，经南京、安庆、九江至汉口，在安庆长江水面设置机场，供该航线水路双翼飞机备降。五年后，就在合肥市区东北角的三里街一带，一座占地近千亩当年被称为“三里街机场”的老机场拔地而起，不少安徽人的“飞人梦”在这里启航。

接下来，以合肥机场为例，通过梳理其发展轨迹，回顾安徽民航发展历程中的三次历史性跨越。

梦开始的地方：当年的三里街机场被誉为全国“八大机场”之一

🍀记得小的时候约我们几个玩伴，花上几分钱坐2路车到三里街，走过当时红火的永康食品厂，好华食品厂来到三里街机场看飞机。站岗的门卫不让进，我们就沿着围墙走很远，从铁丝网钻进去，机场里只有几架绿色的安二飞机，等了半天都没见到一架飞机起飞。

当时能乘飞机是很了不得的事，规定必须县团级以上，而且要单位开介绍信才能购票。

父亲在省军区卫生处，每年负责征兵体检，也包括空军飞行员，招飞时要上空中检测，经常坐飞机，曾答应我们长大后有机会带我们坐一趟飞机，但最终没有实现。🍀

1957年1月1日，一架苏制里-2飞机从合肥三里街机场腾空而起，上海经合肥、徐州至北京航线正式开通，标志着合肥三里街机场正式通航。当年运送旅客61.5人次，货邮4公斤。

第二年，中国民航安徽省管理处在合肥成立，组建并管辖合肥、阜阳、芜湖、屯溪四个民航站，并在1960年扩编为中国民用航空安徽省管理局。

那时候的机场跑道是碎石道面，一到下雨天，飞机就无法正常起飞。1962年，三里街机场再次扩建，并购置了多架“运五”型飞机。扩建后，三里街机场占地面积约900亩，跑道长1200米、宽50米，水泥道面，承受重量25吨；安全道长150米，跑道西南侧修有滑行道，长560米、宽14米，柏油道面，可供多种型号的飞机起降。

60年代初的三里街机场，停机坪上是伊尔-14飞机。在当年，伊尔-14、里-2、运-5是三里街机场的主力机型。

1977年底，随着骆岗机场的启用，三里街机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合肥的三所大学

中科大为什么选择了合肥？

提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所知名的高校，其在量子信息、单分子科学、高温超导等前沿领域，都遥遥领先。

一般而言，这样一所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应该在北上广，或者是江浙沪，为什么会落户合肥呢？知安徽小编和你一起了解中科大与合肥的不解之缘。

图：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届学生入学（玉泉路校区）

一次离开就是永别！

中科大校龄其实并不长，1958年9月，由于国家科技和人才发展的需要，中科大在北京应运而生。

它的首任校长是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在他的带领下，中科大在创办的第二年就跻身全国重点大学。

1958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联合一批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

20世纪60年代，北京共有13所大学因为特殊的年代关系集体外迁，中科大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去哪儿却陈了中科大一个悬而未决的心病。

安徽的橄榄枝

据了解，1969年9月下旬，中科大派两组人员分别去河南和湖北沙市（编者注：现该市已被撤销）寻找落户的地址。

河南组带着中央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给河南省的亲笔信，在南阳山区和邓县看了不少地方，但河南省只同意在平汉路以西的地区临时战备疏散，若在河南建校他们表示有困难。

沙市已经有科学院的五七干校，表示没有地方再来安排科大了。两组选址人员回京后，认为这两个地方都没有条件，不能去。

于是中科大又派出第二组选址人员奔赴江西和安徽选址，江西省也有了不少大学的五七干校，明确表示不能接收科大。在安徽选址的人在宣城地区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地方交通不够便利，放弃了安徽。

在随后的中国科学院、中科大联合办公会议上，刘西尧说：“去河南的单位太多太集中，是否考虑到安徽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立马表示安徽安庆可以接纳三千人，并介绍了近几年来安徽省的发展形势及发展前途，说科大下去大有英雄用武之地。后来经过领导讨论研究，大家都同意科大去安徽安庆。

最后落户合肥

中科大

安庆的条件十分艰苦，中科大第一批九百人只能挤在一幢十分简陋的三层小楼里，吃水要越过山沟到对面的山上去挑。一场大雪下来，连睡地铺的垫草都买不到。生活条件已经如此更不用提办学条件了。于是相关人员向安徽省革委会汇报，商定学校搬迁到合肥市。

尽管合肥并不是中科大的第一选择，甚至不是它的第二选择。但对于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合肥还是给予了“亲人”般的待遇。

北京到合肥

为了搬迁校址，直接把铁路修到校门口；为了腾出住的地方，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都被迁走；八十年代电力不足，中科大被保障优先于市政府用电；为了能让科大引进更多的人才，特意修建了人才公寓——科大花园；扩建新校区更是一口气批下三千亩地。

其实在局势好转后，中科大一直想迁回北京，毕竟他要依托中国科学院办学，但安徽方面极力挽留，在市里没有集中供暖的情况下单单为中科大提供了专门开放的暖气；市政规划中凡是科大的项目都列为1号项目优先发展；安徽省政府明确表示“再苦，安徽人民不吃不喝也要把中国的科学苗子保住”，最终中科大才没有回去。

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

后来发生的证明，安徽的倾情付出和努力都没有白费。

1984年，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在合肥成立，这是我国首个国家实验室。在全国共仅有的20座国家实验室中，合肥坐拥了4个。

1998年，教育部决定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中科大位列其中，成为国内最强高校队伍“C9联盟”的成员之一，合肥也由此争取到了宝贵的985高校资源。

2012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安徽量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承建的合肥城域量子通信试验示范网正式建成。合肥由此成为我国乃至全球首个拥有规模化量子通信的城市。

2019年，国内首家融医学基础研究、临床试验和医疗服务为一体的中国科学院临床研究医院在合肥揭牌，将为合肥的临床医学研究方面做出贡献。

虽然许多1969年迁出北京的院校已经迁回了北京，但是中科大却选择了留在合肥继续自己的二次创业。

从一九七零到二零一九，有中科大的合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座座新的大楼拔地而起，经济总量连跨台阶，人才从四面八方涌来。

在合肥的中科大享受了一个城市的最高礼遇。器材、人才、钱财样样不少，它已经在这片适合自己的土壤里成长为行业的领头人。

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合肥。

人们常说:安徽建国后最明智的决策就是把中科大留在了安徽，安徽如果没有中科大就不会成为国家综合科学中心。

目前，我国只有北京，上海，合肥三座城市列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全国已经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只有22个，国家“十三五”规划新建大科学装置也只有16个，其中合肥依托中国科技大学就有8个，而北京只有7个，上海只有5个。合肥仅靠中科大一家之力超过了全北京的高校。随着深圳即将成为我国第四个国家综合科学中心，到时会形成北上合深四大区域中心，合肥的发展也会更上一层楼！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医科大学，解放初期由上海东南医学院迁入，先在怀远县，最后落户合肥。学校前身是

1926年创办于

上海的私立东南医科大学

1930年更名为东南医学院

1949年底响应中共中央华东局

“面向农村，走向内地”号召

内迁安徽怀远

成为安徽省第一所高等医科院校

1952年迁址合肥

改名为安徽医学院

1985年更名为安徽医科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的历史沿革

办学溯源

1、原合肥工业大学

● 安徽省立工业专科学校

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安徽省国民政府教育厅决定在省立第七中等职业学校和省立蚌埠初级工业职业学校的基础上，组建成立安徽省立蚌埠工业职业学校。

1946年9月，安徽省国民政府教育厅决定，将安徽省立蚌埠工业职业学校更名为安徽省立蚌埠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校于当月29号启用新印。

1947年6月3日，学校校址由蚌埠迁淮南洞山。8月，安徽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在淮南洞山正式成立。学校设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三科。

1949年1月，淮南解放。2月2日，淮南煤矿特区政府接管了安徽省立工业专科学校。

● 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

1950年1月，安徽省立工业专科学校改建淮南工业专门学校，归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领导。6月20日，学校改归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领导。10月，学校改名为淮南工业专科学校。11月28日，淮南煤矿管理总局通知学校改名为“淮南煤业专科学校”，由煤矿管理总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双重领导。

1951年3月13日，学校更名为“中国煤矿工业专科学校”，其任务是专门培养煤矿工业所需的技术干部。4月17日，学校改名为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6月18日启用新印。

● 合肥矿业学院

1955年2月，高等教育部和燃料工业部同意在合肥新址建校。3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改建为合肥矿业学院，隶属煤炭工业部。1955年暑假后，各专业全部招收4年制本科新生，停招专科学生。

1956年6月，西北工学院矿区开采专业学生65人、教师9人及专业设备一并调整到合肥矿院。暑假后，各专业全部招收4年制本科新生，停招专科学生。

1958年9月，合肥矿业学院改名扩建为合肥工业大学，属国家教育部和安徽省双重领导，迁合肥建校。10月7日，合肥工业大学正式成立。

1962年，安徽建筑工程学院（本科部分）并入合肥工业大学。

1960年，合肥工业大学（土木系部分）、安徽建筑工程学校合并升格为安徽建筑工程学院。7月，工大附属中学成立。10月22日，合肥工大被定为全国重点大学，成为全国32所重点工科院校之一。同年，开始研究生教育。

1970年，安徽水利电力学院、安徽工学院并入合肥工业大学，学校采矿系和地质系的煤田地质专业分出成立淮南煤炭学院。1977年，重新招收本科生，1978年，重新招收研究生。

1979年，邓小平同志亲笔为学校题写了校名。

1986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1990年11月22日，学校培养的首位博士研究生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1995年10月10日，由学校和安徽省财政厅共建的合肥工业大学财经学院正式成立。

合肥矿业学院

2、安徽工学院　

1951年，皖北干校并入（合署）皖南革命干部学校。 　

1952年，皖南革命干部学校、皖北干校合并组建安徽干部学校安徽干部学校，后更名为安徽行政学院。

1958年，安徽行政学院、芜湖电力学校（机械科）合并升格为安徽工业专科学校，蚌埠工业专科学校创建，安徽省建设厅干部培训班、沈阳计划经济学校和苏州建筑工程学校（部分）合并组建安徽建筑工程学校创建。

1959年，安徽工业专科学校更名为安徽机械工业专科学校。

1960年，安徽机械工业专科学校升格为安徽机械学院，蚌埠工业专科学校升格为蚌埠机械学院，合肥工业大学（土木系部分）、安徽建筑工程学校合并升格为安徽建筑工程学院。

1961年，蚌埠机械学院、芜湖电力专科学校、铜官山有色金属专科学校、淮南化工专科学校、马鞍山钢铁专科学校并入安徽机械学院。

1962年，安徽轻工业学院、安徽交通学院、安徽建筑工程学院（专科部分）并入安徽工学院。

1978年，合肥工业大学农机系分出，恢复安徽工学院建制，改名为安徽农机学院。

1978年，安徽农机学院更名为（复名）安徽工学院。

合并组建

1997年2月，机械工业部正式通知，安徽工学院与原合肥工业大学组建为新的合肥工业大学。

1998年9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合肥工业大学被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

2000年9月20日，合肥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成立。

2002年，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成立。

2001年，学校开始建设新校区——翡翠湖校区。

2003年8月，翡翠湖校区全部建成并交付使用。

2005年，学校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行列。

2006年，学校入选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2009年，学校被列入国家“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计划。

2007年，依托合肥工业大学创办合肥共达职业技术学院。

2008年，入选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立项学校。

2010年6月，学校入选教育部第一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高校。

2011年，经教育部批准，合肥工业大学、宣城市人民政府共同建设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学校对口支援北方民族大学。同年9月，由新华社安徽分社、安徽省科技厅和合肥工业大学三方联合共建的科学研究机构——合肥工业大学工业信息研究院成立。

2012年5月，学校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2013年5月，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徽省人民政府签署协议，共建合肥工业大学。9月，合肥工业大学工业与装备技术研究院成立。

2014年，合肥工业大学与合肥市人民政府共同组建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

2015年7月，学校入选首批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 [12]

2016年6月，学校由新能源汽车工程研究院、汽车技术与装备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与原汽车工程技术研究院合并组建合肥工业大学汽车工程技术研究院。

2017年2月，学校入选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3月，学校获批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专项计划。9月，学校入围国家首批“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11月，学校获评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荣誉称号。

2018年3月，学校入选教育部首批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7月，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联合发文，确定“十三五”期间新增8所共建高校，合肥工业大学位列其中；同月，学校入选2018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2019年5月，蚌埠市人民政府与合肥工业大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合肥举行。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农学院，前身是安徽大学一个系。文革时期安农下迁，6408（12军）进驻，为12军军部，1976年12军撤离，安农重新回归，今天改名为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大学

历经沧桑几分几合、几经迁移、重建、拆分、合并的安徽大学，由毛主席提写校名。据说原来提交给毛主席的是为“合肥大学”提字，但主席认为合肥大学不够响亮，便改为了“安徽大学”，因此“安徽大学”是全国唯一由毛主席亲自改名并提写校名的大学。

安徽大学主教楼。

合肥县衙

合肥县衙府衙今安在？

作者 李云胜

合肥长江路与金寨路交口至今天安徽省博物馆这一段过去叫做横街，昔日是合肥县衙和府衙所在地，虽然历经600余年，中间屡次改朝换代，至民国时期已经改为县政府，但庐州老百姓还是习惯称呼其为“县衙门”。

庐州城历史上不仅有合肥县衙，还有庐州府衙，原本县衙和府衙是连在一起的，最早可以上溯到元朝，老县衙是余忠宣公的私宅．地点在庐州府衙的西侧。余忠宣公名叫余阙，元朝色目人，是元末的一个“大忠臣”，《嘉庆·合肥县志》云：“署本余公宣公宅，在府署西。明洪武初，知县张义改建。”

《嘉庆·合肥县志·营建志》同时记载：“县署，在后大街。照墙一座，头门三间，仪门五间，戒石坊一座，大堂五间，右外库两间。堂前东西班房各三间，东西科房各九间。堂后为外宅门，门东耳房二间，正房五间，东西厢房三间，堂东房二间，三堂三间为‘镜心堂’……”从中可见合肥县衙在清朝时的规模。

一直到孙中山创建民国以后，废知府而置合肥县，县衙改称合肥县政府，地点仍然不变。

1949年1月21日，新生的合肥市政府也把办公地点安在老县衙里。不久，又搬迁至四弯巷．老县衙才被彻底废弃。1954年，已经破烂不堪的老县衙被拆除．并建成了安徽省博物馆，旁边成了安徽省公安厅的办公地点和家属区。

合肥“大宅门”

在合肥老城区，有一处建于清末的江淮古民居，这里曾是一代名将武探花（进士第三甲）董金凤后人的府邸，也是一处附着了晚清、民国市井元素，并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自皖北行署至安徽建省以后的金融发展史的深宅大院。近日，旅居海外多年的董家后人项翔回国，他有意将此处老宅捐赠给政府，并呼吁尽快将老宅保护起来，并挖掘老宅故事，为发掘合肥文化出一份力。

外公董季平留下的清代古民居

今年64岁的项翔在海外生活了30年，但他时常挂念着故乡。这些年来，他曾多次回到合肥，每次回来，他都会去拱辰街转一转，去看看外公董季平留给他们的这处老宅。

“每次回来我都很感动，我曾在周边访问过一些居民，他们一开始以为我是开发商，对我很有敌意。后来听说我是董家后人，对我特别好，非要把我拉进家里给我倒茶喝。还跟我说一定要把这个老房子留下来，这都是我们的历史文物。”

每当项翔听到这些话，都会感动得落泪：“这个房子现在还有人住，我在国外听说老城区要改造，很担心万一哪天被拆掉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据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飞介绍，合肥老城区的古建筑仅5处，这片老宅是其中之一，位于曾经最繁华的拱辰街上。7月8日下午，记者跟随项翔一家人来到拱辰街，记者看到，这片老宅位于中段，地处一片纷扰的菜市场。但站在街上，能够一眼认出这片29间江淮古民居建筑风格的老宅，和周边的现代建筑有着明显的不同。如今，这片古民居建筑群内，密密麻麻地住了数十家居民，房间的结构被大幅度改造，但江淮建筑中特有的木质冬瓜梁、雕花梁托依旧留存。建筑群内，部分房屋的主体结构已被破坏，有着翻建过的痕迹，青砖砌成的山墙已有部分倒塌，一些房间的顶部也出现了坍塌，沿街的房屋还被改成了几家肉铺、杂货铺。

“门口的石鼓我上回来的时候还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估计是被文物贩子偷走了。”项翔说，早在几年前他回国几次，当时是为了明晰这片祖宅的产权。由于历史的原因，祖宅曾经发生很多变故。如今，他们这代子女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并不想占有祖宅，只是觉得这么有历史价值的宅子，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掩盖住其历史的光芒实在可惜。

“我们想把这个宅子捐赠给政府，也是希望政府能够把它保护起来，利用起来，这不仅仅是一个老宅，里面承载着的是历史文化，这对合肥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大宅门下曾是两家名门望族联姻

“这片老宅始建于清末，我母亲就在这老宅内长大。”项翔说，即便到了今天，很多周边的住户一说到董家，都知道他的外公董季平。清末和民国时，董家是合肥名门望族，这片古民居建成时就有29间。解放前，外公董季平和外婆龚维云还有外公的兄弟们，好几家人都住在这。

说到董家，不得不介绍的就是清朝乾隆年间的武科一甲第三名进士——董金凤。由于他建有战功，乾隆皇帝追封其曾祖董子上“太学生，封武义大夫晋赠武功将军”；祖父董玉为“太学生，封武义大夫晋赠武功将军”；父举人董起朝，“封武义大夫晋赠武功将军”，其叔董林也被封赠为武义大夫。这一家在当时的合肥可谓声名赫赫，董金凤就在前大街府学云路街东侧三十米处（即今飞凤池巷西侧三十米），盖起探花府，荣耀非常。

说到拱辰街，即便是老合肥人估计也只是觉得它就是一条小巷子。但是查阅1947年的合肥地图，就可以发现拱辰街叫北门大街，是一条主干道。这里曾经居住过两个名人的后代，一户便是清初合肥“武探花”董金凤的后代董季平，另一户是清初礼部尚书龚鼎孳的后代龚积炳。董季平后来迎娶龚家四小姐龚维云为妻，在拱辰街置有九进大宅，29间，500多平方米。在拱辰街南段，有一处晚清老宅，为董季平、龚维云夫妇所有。

1951年8月，这处老宅曾出租给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后来世事沧桑，房屋产权不明，屋主的后人也在国外发展。29间房，一大半都拆除建了红砖楼房。大门的门枕石，已经看不出原先的模样，那口古井也被封存起来不用了。

老宅记录着合肥的历史文化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地契、房产证早已不在，唯一能够证明老宅产权的，只有一份判决书。”项翔说。

在他提供的一份合肥市中市区人民法院关于老宅的法院判决书上，其判决结果中写道：“拱辰街297号29间房屋，属于董季平、龚维云私有产权。”“1951年8月，因董季平、龚维云均不在合肥，其女董善涵将29间房屋出租给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1952年7月，租期届满，双方均没有办理续租手续。”判决时间为1983年。

项翔还告诉记者，由于“文革”十年，家族人的成分不好，家里人未能将老房子的产权明确，多年过去了，老房子一直为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使用。直到改革开放后，为了明晰这座老宅的产权，曾在法院打官司。但1983年法院判决后不久，其母董善涵去世，几年后，项翔前往澳大利亚，一家人对于这片祖宅的所有权问题再也没有过问。

在国外这些年，每每想到祖国，回望故乡，项翔都有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感，每次想到母亲临终还在惦记着的老宅，他就觉得自己肩上还有一个重任没有完成。

“这个老宅就是历史的记录者，它不仅仅是一个房子，更多的是记载着董家的历史，合肥的历史，我们不能让它淹没在市井里不闻不问。”项翔这些年在澳洲一直从事媒体工作，他也一直关注着国内的新闻。

无意间他看到一条新闻：庐阳区将注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挖掘盘活老城区特有的历史古迹、人文典故、老街巷、老字号等资源，延续城市文脉。争创4A级庐州历史文化旅游区，恢复古城墙和古城门，唤醒庐州历史文化记忆。建设老四中及周边历史文化特色街区，提升城隍庙外围文化品位。将79号董家宅院开发利用为合肥淮军府或为合肥民俗馆，与拱辰街进行整体改造，形成合肥版“锦里”。

这条新闻又让他看到了希望，“这次回来就是想跟政府对接，我们家人也商量了：要将这处老宅捐赠给政府，目的只是为了让它能得到应有的保护。”

一条六安路，百年庐州史

解放前的地图上，你完全找不到她的名字。然而百年间，她却串连起庐州城史……

六安路，全长1.3公里，从繁华喧闹的“安徽第一路”长江路向北通向清幽寂静的环城北路。

安徽合肥：一里六安路，半部庐州史

这样的一条路，在大家的眼中不足为奇。甚至，与周围的长江路、淮河路、安庆路、寿春路相比，她的存在感低的可怜。仅多，曾有一大波司机吐槽，六安路北段的路难走。六安路的故事可不像外表那样普通，她的内涵你想象不到。

话不多说，跟着镜头，我们一起回到那些年的六安路上。

李公祠旧迹难寻

1901年，晚清名臣、合肥人李鸿章带着一身疾病和无数争议，在北京病逝。之后，朝廷决定在他的老家和曾任职的省份（包括北京）建立了10处公祠。这位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成为清代唯一在京师建祠的汉族官员。

安徽合肥：一里六安路，半部庐州史

合肥的李公祠在哪里？很多人摇头不知。“安庆路与六安路交叉口那边有个石碑，好像写着‘李公祠’……”也许路过随意一瞥，偶然朋友向我提供一条线索。前往一看，临街树有一座石碑，上面写道“合肥市重要历史文化遗迹——李公祠”。碑前人行道，已被两辆电动车占满。

石碑的后面有一处小花园，种植了几棵树木，还有一座刻有李公祠简介的文化墙。据说，这里还保存有当年建筑的一段墙基，我们并没有找到。

据史料记载，当年的李公祠，向南与街齐平，有一座灰色大照壁，东西各有一座辕门；里面有方形大院，中央为月台，前后共三进（还有一种说法是两进）。祠堂内，雕梁画栋，富丽辉煌。

李公祠建于1906年。三十多年后，日军侵占合肥城，李公祠遭到破坏并被改为大戏院。抗战胜利后，安徽地方银行址。解放以后，这里又相继成为合肥市干部学校、安徽省邮电管理局、邮电招待所等。1985年，被合肥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第二年却遭到了拆除。

当时的李公祠西侧有一座和平桥，九曲水从南向北流在今天的六安路中央。小河东侧是一条平行的小巷——和平桥巷，后大街（今安庆路）与其垂直，并通过这座桥延伸至小河以西地区。昔日，小河潺潺流水，“河畔轻烟碧波，春光融融”。除了和平桥，六安路上原来还有今霍邱路口的指挥桥、今淮河路口的洗马桥，等等。

段家祠独留百年古树

九曲水流入到今六安路，最终在今淮河路与六安路交叉口附近汇入古金斗河，而这里的淮河路过去曾是金斗河的一段河道。河的北岸，今路口的西北角，有一处“瑞园”，过去是段家祠堂。

看到这里，有网友就要说了：“那是段祺瑞修的祠堂！”祠堂是段家的没错，但主人可不是段祺瑞，而是他的本族祖辈段芝贵（2014年两家合谱确认）。段芝贵在晚清民初也大有名声，曾任民国政府陆军总长。民间曾有“小段不小，老段不老”的说法，“小段”便指的是段芝贵，比段祺瑞年龄小，辈分上却大了两层！

“段家祠”其实是由段家祠堂、公馆、花园组成。其中祠堂三进九大间，琉璃瓦、风火墙，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山门、天井院、大厅，其中大厅墙上还悬挂有“百世其昌”、“再造共和”等匾额。天井院西墙有月门通往公馆区和花园。

段家祠堂究竟有多大？史料给出了答案，西至今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北至合肥工业大学北区、临近城墙根，建筑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占地13万平方米。据说，当年修建这处大宅院总共用去6万多块银元。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变身为元宝香烟公司。抗战胜利后，合肥县参议会址。解放以后，先后为安徽省军分区政治部、安徽日报社仓库、新华社安徽分社。1974年，当地孩童的游戏酿成一场重大火灾，烧毁了一部分建筑。西边的四合院式住宅建筑保存完好，1985年7月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最终逃不过城改，于上世纪90年代初遭到拆除，原址上新建了单位宿舍楼。

路口西北侧，昔日祠堂的一部分，今天被改造成一处小公园，名字叫做“瑞园”。园内临路还有一棵136年的广玉兰，是段家祠唯一完好的遗存（还有拆下来的木结构存于某学校内）。

安徽合肥：一里六安路，半部庐州史

安徽合肥：一里六安路，半部庐州史

安徽合肥：一里六安路，半部庐州史

组图：瑞园（摄影 | 束文杰）

在合肥工业大学北校区（原安徽工学院）校园内，有一处美丽小湖——“娘娘池”，当年在段家花园内。

市委大院幽静闲情

在六安路东侧、瑞园的对面，有一片住宅小区，今天的名字叫做“市委大院”。在市委未搬迁到政务区现址之前，机关办公区和宿舍楼便设在这里。

除了市委，这片街区曾经还有市妇幼保健院、市政协等办公区。今天，只有市委机关宿舍留了下来，而其他区域纷纷换成了新单位。

走进大院，当年的老楼都还在，而里面的居民纷纷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

有些区域，被改成了大型停车场。

当年的市委机关办公楼，如今换了新的主人：合肥城市轨道交通公司。

结束语

六安路，并不普通。她的故事有很多，还有增知旧书店、老安工、六安路菜市，等等。一篇的讲述肯定是不够的，这里仅列举几处代表性地点。段家祠堂和李公祠的消失十分可惜，近几年市府有计划将在滨湖重建，未来效果如何？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作者：束文杰

合肥宰相李鸿章姓许不姓李？

许氏宗祠：“李许本同根”的家族情深

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是土生土长的合肥人。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李中堂大人其实不姓李，而是姓许。

李鸿章祖上原本姓许，后来过继给了李家，所以改姓李。这些许氏祖谱上都有记载，李鸿章是李家的第七代传人，因此，清代还有‘许李一家’的说法。”许氏老人告诉记者，根据自己祖上的说法，清代晚期，官至大学士的李鸿章为了报答许家的恩情特地回老家修建了这座“报恩祠”，后来也一直被他们作为“许氏宗祠”。

在合肥市新站区磨店社区漕坊村，有一栋青灰砖瓦的古建筑，门头挂着“报恩祠”匾额。它就是许氏祠堂，由晚清重臣李鸿章修建，屋梁上还刻着李鸿章、李鹤章等兄弟的名字。

许氏宗祠横梁，那些被涂抹的地方，就是李氏兄弟的签名。

几百年来，漕坊村一直流传着“许李一家”的故事。据说，许家和李家是好友，一个做酒，一个做豆腐，两人常结伴赶集做买卖，闲暇时一起喝酒。李家经济富裕，用4个元宝垫桌子，可是没有子嗣。许家虽贫寒，但儿子多，吃饭时让4个儿子抬桌子、另两个儿子端菜。李氏很羡慕许氏，请求过继一个儿子，就是李鸿章的祖上慎所。这抬桌子端菜的趣闻不知真假，不过，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许绍堂说，李鸿章确实“先本姓许”，其一世祖正是许家慎所，许氏宗祠有碑文可证。

民间传说，李鸿章六兄弟发迹后，曾一度想认祖归宗姓许，后觉不妥作罢，为报答许氏恩情，李鸿章六兄弟捐款，在家乡修建了“报恩祠”，又被许氏族人叫做“许氏宗祠”。据资料，清代对于修建祠堂规格有严格规定，一般都是三开间或五开间，总督、尚书才有资格修建七开间，九开间的只有封了王才可以修建。“报恩祠”是三进七开间，当年只有李鸿章的身份、地位才可以大肆修建，这也是合肥目前规格最高的古祠堂。

现在所看到的“报恩祠”是重新修建的，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门前广场一左一右有“光华亭”、“文明台”两个亭子，门口竖着威风凛凛的雄狮和雕饰精美的石鼓，大门上有“忠廉、孝义”4个大字，赫然醒目。进入宅子里，雕梁画栋，飞檐翘角，十分精美。现在的许氏宗祠“修旧如旧”，但据许氏后人说，和当年曾经的辉煌相比，还是差了一些。

“以前的‘报恩祠’寝堂正中挂着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及曾国藩等人御赐、题写的匾额，正中是‘庆祝永昌’，两边分别是‘木本水源’、‘升平人瑞’等。”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云胜说。祠堂三进，第一进为祠堂处理日常事务之用，第二进为看墙，第三进摆放许氏各代祖先牌位，“那牌位一阶一阶地摆着，高至房顶，可能上千座都不止。”许氏后人说。早年间，村里有人听到许氏族长亲眼看见李鸿章返乡祭祖一幕，“身上穿着朝廷的官服，可神气了。”

解.放以后，许氏宗祠被改建成小学，祠堂里被隔成了一间间教室，很多木梁被拆下来盖建人民公社、供销社。但也正因为被改做小学，这座祠堂才能动乱岁月中幸存下来，虽然梁上李鸿章等人的名字被墨水涂抹了，但是还能依稀辨认“太子太傅……少荃”等字迹。

同在磨店社区的群治村是李鸿章出生地，那里有他读书的“棣华书屋”、嬉戏游泳的“柳荫塘”，还有李母曾耕作过的“麻大田”、全家赖以生存的“熊砖井”及环井而葬的李家祖坟。在群治村，李鸿章为父亲文安修建祠堂，俗称李氏家庙。也是徽派建筑，整个家庙占地约有一公顷，光是烧石灰的水池就有三亩田那么大。村里人回忆，上世纪70年代，许多大型会议都在李氏家庙召开，能同时容纳三五百人。

曾经的李氏家庙气势恢宏，正门上悬挂着一块大匾，是“老佛爷”亲笔写的“李氏家庙”4个大字。屋内四周圆柱刻有龙凤图案，挂满了曾国藩、左宗棠等诸多名人字画，还有同治十三年十月初八皇帝的圣谕，并放有玉如意、金碗、黄马褂等“稀罕物”，可惜，在那段动荡的岁月，“李氏家庙”被拆个精光，仅留下极少的物件儿，后来被村人收集在一起，放在家庙的大院里。

拱辰门，拱辰街，97号大院，当年合肥一条繁华大街

拱辰老街竟藏清代四合院，系“武探花”后人所建

作者：束文杰

在三中读书三年，数次路过拱辰老街，翘首一眼市井繁华。拱辰老街

和很多吃货一样，对老街的进一步印象来源于各式各样的美食。目光从街首转向远处，除了菜市散摊，便是小吃名食。各种人群都可以来到这里，根据自己的需求，满足自己的皮肚，一解馋虫的困扰。

不知何时，这条市井老街竟与“网红”一词关联了起来，年轻人们纷纷拿起各种设备来此打卡，一时间老街又多了份青春活力的气质。

第三印象，便是老街的历史。拱辰街，解放前她的名字叫做北门大街、北门街，南起宿州路与阜南路交口西，向北蜿蜒近400米至 “拱辰门”。拱辰门，是当年合肥城的北门。

1938年，可恶的日本鬼子侵袭合肥城。这条街作为当时合肥城的“北大门”，成为人们重要的“逃亡通道”。前有窄桥人群拥挤，后有日军枪林弹雨。最终，造成了惨绝人寰、血流成河的拱辰桥事件。后来，在拱辰街的北首，人们树立了“拱辰桥死难者纪念碑”，纪念那场事件中死难的先辈们……

解放以后，北门街的名字一度保留了下来。后来，由于这条街的北首曾有“拱辰门”，于是便将此街改名为“拱辰街”。有人说，她是合肥城内最后一条“活着”的老街。街中的菜市具有独特的市井气息，一晃已在这片热土上存在了近40年。上世纪80年代，人们先是在阜南路上做起了小规模的买卖，后逐渐向北门街内延伸，不断聚集人气，日益形成了一处繁荣的市场。

如今，老街内已经很难看到历史的痕迹。然而很多人不知，这条“网红街”还暗藏一处百年民居建筑群。同时，她又是合肥老城内唯一保存下来的清代民居。

拱辰街79号

从拱辰街与阜南路交叉口进入老街，向北步行近百米，老街的西侧——拱辰街79号便是我们的目的地。北侧、南侧是小区住宅楼，建筑群则夹在二者之间。

老宅的大门位于第一进建筑中央，门前区域早已被摊贩们“占领”。叫卖的吆喝声、来往的“格朗车”声、买卖的讨价还价声……与大院内的宁静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不是专程或者仔细寻找，人们很难将这座大门里的建筑与清代联系到一起。

吴大爷，在这里居住了50多年。他操着一口“合普”对我们说，原来的大门十分宏伟，门前还有石狮、石鼓，门上还有厚实漂亮的门板子，“就和现在的李鸿章故居一样”。好东西还不早早就被那些“梁上君子”盯上了！今天，那些“玩意儿”早已失去了踪迹，实在可惜！

门框的两侧为青砖墙，破损处用粗拙的红砖修补着；那青砖每片不过一寸高，砖缝间整齐地勾着白灰。门框下方，左右两侧各一个门枕石，原先的形状早遭破坏已经看不出来了，只能看见这些质地紧密的石块，仍在守护曾经繁华的深宅大院。门框外侧，有两堵高墙，似乎要撑起当年宽阔的门楼，墙上也是细密的青砖，顶部呈阶梯式变宽。

走进第一进堂屋，屋顶的梁柱均为木制。仔细欣赏，上面还有不少纹饰或者木雕。

进入内院，第一进院子南侧还砌上了一堵石墙，将其分隔成了两个部分；北侧则新建了一座小屋，使得本来挺大的院子变得格外狭小，似乎仅是居民出入的通道。

第二进院子里，以及北侧墙外，有两口古井。关于他们的来历，有人说是房屋原来的主人百年前开挖的，也有人说他们是解放后才挖的水井。今天，居民们早都用上了干净的自来水，于是水井被人盖了盖儿。合肥老城如今剩下的古井已经不多，这一下出现两口，又要吸引一大波摄影爱好者袭来了……

第二进院子与第一进相同，院中都砌上一堵石墙；而院内西侧的建筑终逃不过时光的蹉跎，几年前部分屋顶出现坍塌，里面的居民也早已搬离。与第一进的门楼一样，这座房屋也有精美的木雕。

现存的建筑群为典型的四合院结构，三进院落。吴大爷说，解放前建筑群的周围区域，包括几座小区住宅楼所在地，都是这家主人的“领地”。能有如此规模宅院的家族，无论是地位还是财富、势力都是十分显赫的。当时是地主老财，用现在的词语就是一“土豪”了。

那么究竟是哪个大家族？又是什么人所建的这处百年老宅呢？

老宅的主人

当地居民常称此处为“董家大院”、“董家宅院”。这位“土豪”可不土！当年大院的主人，是清代初年合肥“武探花”董金凤的后代董季平。

什么是探花呢？就是科举考试第三名！

说董季平很多人不认识，他祖宗董金凤可是大有来头呢！乾隆年间高中举人、进士，当官以后在合肥城前大街府学云路街东侧三十米处（即今飞凤池巷西侧三十米），盖起探花府，轰动庐州城一时。武探花出身的他于嘉庆时奉旨从福建任上接替海隆阿，担任台湾北路协副将。这一官职，隶属台湾镇之下，是当时台湾中南部（台南以北）及北部的最高武官将领。以后，几百年间包括民国时期，董家一直是合肥城内的望族名门。

清代末年，董季平、龚维云夫妇建立这处宅院。龚维云，是当时合肥城内另一大家龚家的千金四小姐。刚建时，为九进大宅，共29间，有500多平方米。建筑坐西朝东，从北门街一直延伸至陈小巷。时光飞逝，当年的主人在解放前后搬离了老宅，解放以后这里成为了一所学校——“银行干校”；同时，周围区域先后拆了一部分，盖起了几栋红砖楼房，为银行职工宿舍。

很多年过去了，用几位老居民的话说，当年银行的职工们早都搬走了，“外来的打工者们”纷纷租赁了这里的房屋。为了扩充住房空间，若干年来老宅的院内不断增添新建筑，或者将屋内隔成若干间。房屋若是漏水了，人们或更新瓦片，或用石棉瓦、塑料布覆盖于屋顶上，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吴大爷的父辈是当年银行的职工，他说这里最热闹时住有几十户居民，现在只剩下六七户坚守，大多为白发苍苍的老人。

几年前，曾有消息将其打造成合肥淮军府或为合肥民俗馆，由于牵涉产权诸多历史遗留原因，未能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

老宅虽然破损不堪、伤痕累累，但那保留下来的片片青砖小瓦和精美的木雕门头似乎诉说着当年的辉煌。遥想百年前，董家群居深院，前有产业，振兴家族；后有雅致，谈笑风生，其乐融融。董宅屋舍俨然，绿荫花香。

若将昔日庐州人家生活的场景恢复于这处百年民居之中，加以打造或者修饰，岂不让人们对老合肥更加了解和认识呢？传播合肥文化，何须再造新景？现成的四合院就在这儿呢！

合肥城门——故威武门

合肥，因东淝河与南淝河于此汇合而得名，有“江南之首，中原之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为庐州府治，故别称庐州。

民国元年废庐州府，保留合肥县，1945年省会迁入合肥。

“天生重庆，铁打庐州”，合肥城之固可想而知。合肥最早的城墙历史可以上溯到东汉初年，几经兴替，至宋时，基本奠定了以现在的环城公园为范围的老城区。

起初城墙只是用土坯堆垒起来，明朝初年，虢国公俞通海监修合肥城墙，开始在土墙两边砌砖，形成了后来“内层土，外层砖”的城墙结构。东吴孙权重兵围城，屡攻无果；南宋时金兵长驱直入，打合肥或不克而退．或反被赶走；北伐时国民革命军马祥斌师驻守合肥，奉系军阀张宗昌攻城40余天，甚至动用雇佣军白俄哥萨克骑兵参战，终以败北而告终。

你知道吗？合肥共有七座城门。其中最壮观的是威武门，位于今天的淮河路步行街东边入口处，其上还有城楼，名曰五凤楼，也叫回风楼。

1949年解放时，合肥的城墙基本完好。（图片放大远传可清晰看到威武门）

上世纪50年代，全国大兴拆城墙之风，合肥城墙也被拆除，改建环城马路。据悉，现在的环城马路下三四米，即为古城墙墙基。

威武门上的五凤楼

五凤楼是我国城楼的一种样式，许多城市都有类似的历史建筑。最著名的是紫禁城的正门，其城楼为五座崇楼，以游廊相连，东西各有一座阙亭，形如雁翅，俗称“五凤楼”。

威武门上的五凤楼规模当然不能和紫禁城的比，但也不算小。依照《嘉庆·合肥县志》记载：“楼五楹、二层。”楹的本意是柱子，古文里有“丹桓宫楹”的说法。不过这里的楹是量词，为计算房屋多少的单位，一列为一楹，五凤楼即为五排房子。

五凤楼的老照片我们已无法看到，只能从老合肥人的描述中了解它的模样。抗战时期一位日军随军画家画过一张威武门的速写。从画面上看，应该是威武门外的瓮城，上面是三排房屋，《嘉庆·合肥县志》记载：“月城楼三楹。”月城即瓮城，规模比主城门小，与此相符。

过去有一种说法，京城的前门楼是九丈九，到了地方要减去三分之二，应该是三丈三。其实威武门上的五凤楼只有三丈，说其“城楼三丈三”，应该是文人的猜想。

登高望远于五凤楼

合肥周围名山环绕，有紫蓬山、四顶山、大潜山、浮槎山、龙泉山、大蜀山等，但都距离主城很远。

自古以来，合肥人就有重阳登高的习惯，但大多数人都懒于奔波，除了少数有马车、轿子的富裕之家和一些文人雅士，去大蜀山享受秋高气爽的天气，大多数人家都是涌到大东门，登上五凤楼一览秋景。

那时的合肥城，除了基督医院附近有几栋外国人盖的洋楼外，基本上是平房，最高的也就是二层小楼。而高约三丈的五凤楼“鹤立鸡群”，加上城外没有高大物体的遮挡，站在五凤楼里，可以往东看见十里以外的景象。

五凤楼前的瓮城中间有处陷马坑，在战争年代，是一处重要的防御工事。兵书上说，典型的陷马坑“长五尺，阔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枪、竹签。其坑似亚字相连，状如钩鏁，以草及细尘覆其上，军城营垒要路皆设之。”

不过，既然有兴趣重阳登高，必定是在歌舞升平时期。陷马坑上早已覆盖上石条，以方便行人、车马进出。据说有文人雅士经历了烽火连天的日子，在太平盛世登上五凤楼，看到城外田野里劳作的身影，不禁感慨，随即吟出“向日满城骑战马，如今四野尽耕民”。

这个人就是戴复古，南宋著名江湖派诗人。有一年他在游历途中经过合肥，恰好时逢重阳，写下了著名的的佳句。

炸不毁的威武门

据说威武门很牢固，即使用炸弹炸城门，也是纹丝不动。相传，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想将威武门连同五凤楼全部摧毁，但炸弹总是无法击中目标，最终，只好将城外的坝上街和城里的前大街炸为废墟。

威武门下 淮河路桥的前身

有文字记载说，威武门城楼前有壕沟，大约深1.9丈，宽42丈，壕沟上面是吊桥。所谓壕沟其实就是护城河，其上方的吊桥是合肥七座城门仅有的两座吊桥之一，另一座在德胜门前。

清朝晚期，李鸿章的胞弟李鹤章住在东门大街，当时半条街都是他家的。李家不仅在城里经营典当、钱庄等买卖，在乡下还有大量的田产。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李家祖籍在合肥东乡磨店祠堂郢村，每当收租季节到来的时候，李家人必定要穿过五凤楼下的威武门，经过护城河上的吊桥去收租。每次放下拉上都很不方便，于是财大气粗的李家命人在那里拆除老桥，重新修建了一座石拱桥。那是一座三孔的石桥，即今天淮河路桥的前身，多少年来匍匐在高大的五凤楼下。

威武门，通称大东门，为合肥旧城七座城门之一，其遗址位于城东，今淮河路与环城东路交叉处。东接淮河路桥，经胜利路通往长江东路，东南靠河滨游园（即今东门小花园）。嘉庆《合肥县志》载为“威武门，楼三楹，二层，月城楼三楹，门外有陷马坑方丈，深倍之，上布石作道”。今城楼无存，但门名仍习惯沿称。

因昔日合肥城池的地势，西边高而东边低下，大东门即属于平原低洼之地。同时，护城河之水通向巢湖，水路交通方便。所以，每有敌人进犯，不论是从陆路还是水路而来，大东门都是首选之地。为了保卫合肥，威武门上不仅建有二层五楹城楼，即五凤楼；还在月城上建有二层三楹城楼，并在城门外修有陷马坑，护城河上架有吊桥，称威武门吊桥或大东门吊桥，以加强防守。

抗战时被日本飞机炸毁的拱辰门。

日本战领下的合肥小东门。

合肥南薰门。

58年合肥得胜门拆除，正在修建金寨路。

合肥千年古城墙的前世今生，你了解多少？

历史上曾有“天生的重庆，铁打的庐州”之说。把庐州与重庆相提并论，一是说两地的战略地位相当，都处在十分要害的位置上；一是说两地皆城池高峻， 易守难攻。例如，三国时孙权曾重兵围城，屡攻不下；南宋时金兵曾长驱直人江淮，攻打合肥却不克而退；北伐时，国民革命军马祥斌师驻守合肥，奉系军阀张宗昌攻城40余天，甚至动用了雇佣军白俄哥萨克骑兵参战，终以失败而告终。马祥斌后来被奉系军阀暗杀于山东，合肥民众把他的牌位和同期守城的冯玉祥部北伐先遣司令王金韬的牌位，一起供奉在新修的四牌楼上，以纪念这两位使合肥免遭屠城的将军。

合肥古城的历史十分悠久，春秋时就已是江淮名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合肥属九江郡。那时的淝水，水域宽阔，水源丰沛，流量很大，是中原通往江淮、江南的一条重要通道。这使合肥很快就成为一个战备要地、全国著名的商业都会之一。合肥的这个黄金时代，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东汉初年，刘秀大封有功之臣，武将鉴镡被封为合肥侯，合肥于是有了侯国之称。鉴镡来到封地之后，在今合肥市西北方向修筑城池，其位置大约在今大西门外二里，南淝河北岸，四里河东岸，是一座土城（曾经的安徽省军区修械所，现在的安徽武警总队招待所，警星苑）。 这是合肥作为县治之后筑起的第一座城池， 史称“汉城”。

到了三国时期，曹操把相当于今天几省地域的扬州州治迁至合肥，又把九江郡的郡治设在了合肥，使合肥同时有了“行省”和“州府”两级行政衙署，政治上达到了空前鼎盛。代督扬州诸军事的征东将军满宠，受命于魏明帝曹睿，镇守淮南，管辖合肥。满宠实地勘察后，发现东吴孙权的水师十分强大，控制着整个巢湖水城，若犯合肥，战船由巢湖出发，半日即可抵达合肥城下，将城池团团围困。这怎么行?他于是奏请在合肥以西30华里鸡鸣山东麓另建一座新城， 驻守军队，以防犯东吴的水师。

这是一座夯土城，周长约3华里，与“汉城”形成犄角之势。为与旧城区别，百姓称为“新城”，亦即我们今日所说的“ 三国故城”。“新城”建成之后，恰逢孙权率水师第一次来犯，看见合肥多了一城池，心中疑虑，结果在船上待了20多天，不敢轻易上岸。回去后，孙权经过番精心战备， 第二次率 10万大军攻打“新城”，不料满宠在淮南得到消息，飞驰赶来救援，使壮土十数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在上风口纵火，将东吴军队的攻城器械全部焚毁。孙权的侄子孙泰也死于乱箭之中。

孙权再次无功而返。

然而东吴仍不死心。事隔20年后，东吴大都督诸葛恪第三次率重兵围攻“新城”，苦战90余天不见胜负。无奈之下，诸葛恪只得发起强攻，却同样以失败而告终。虽然，三国“新城”在历史上仅存在了短短的50多年，所起的军事作用却远非一般城池可比，正因为有了它，孙权问鼎中原的计划才最终付诸东流。

西晋统一后，废三国所筑城池，迁回旧址。

合肥旧城地势低洼，南北朝时，梁将韦睿因此堰水攻破合肥。唐贞观年间，唐右武侯大将军尉迟敬德，在旧城东南高地重筑土城，史称“唐城”，又名“金斗城”。其故址大致以今四牌楼邮电大楼为中心，东至三牌楼，西至三孝口，南到庐江路，北到市府广场，亦即今日老城区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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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斗城之名，出自东汉王充《论衡》中所记载的巢湖出黄金的故事。南淝河流经城区的斗门特别多，不知根据什么，最后将位于今十字街菜市场的北门城楼定名为“金斗门”，同时改施水为“金斗河”， 改庐州城为“金斗城”。

斗门又称“水窦”，是古代城门下所设的放水闸门。

南宋乾道年间，淮西大将军郭振率重兵驻守合肥，为防御金兵侵袭，筑“斗梁城”。斗梁城“横截旧城之半”，地跨金斗河北，使金斗河横贯城中，将东北部的逍遥津、西北部的“金斗圩”都包括进来，基本上奠定了今日合肥老城区的基础。金斗河人城后，促进了城市贸易的繁荣。嘉庆《庐州府志》记载:“自河入城后，而民间之利甚溥矣。谷粒之出入，竹本之栖泊，舟船经抵县桥或至群邑署后，百货骈集，千樯鳞次，两岸悉列货肆，商贸喧阗。”“斗梁城”经宋代几任州府官员的不断修葺，城区面积大了好几倍，今日市府广场的边上，还有“县桥”的地名。

明初，开国功臣虢国公俞通海监修合肥城墙，改为全用砖砌，合肥古城自此始为砖城。弘治年间，庐州知府马金修在原有的基础上，将合肥城墙拓展成周长26华里，并疏浚加宽了护城河，把合肥修筑成城门七座、水关两座的“铁打的庐州城”。时至今日，老城一带80岁以的老人，还记得小时候乡土教材里描述合肥城墙的诗句:“城头月冷将军庙，郭外风寒孝肃祠。”注意到了没有?“孝肃祠” 就已经算作“郭外”了。一张绘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的《合肥县傅郭城图》，清楚地标示出合肥七座城门的位置：东边的威武门、时雍门，南边的南熏门、德胜门，西边的西平门、水西门，北边的拱辰门。七座城门中，以西平门最为雄伟沉固，时人有“铁打庐州城，雄关西平门”之誉。明初朱元璋入城时，正式将“西平门”匾挂上城楼，寓意平定和平安。

历史上，合肥所以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誉，城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以抵御冷兵器为主的古城墙，终未能挡住日本侵略军的进攻。1938年5月14日，日本人先以炮火轰击，随即从南门和德胜门冲进城内，大肆烧杀抢掠。城中百姓纷纷向北门拱辰门方向逃命，一时拱辰桥上死尸枕藉，桥下河水断流。

一直到1949年合肥解放，合肥的古城墙还基本保存完好。那是一座砖石结构的城池绵延17华里，平均高度8米，底座厚1.3米，堞楼相望，城垣巍峨、为什么不是清人徐子苓在《庐州战守记》中所记述的“庐州城周二十六里”，已经无人知道了。只知道它的大致走向和今天的环城公园相当。合肥古城墙的最终消失，缘于1951年8月16日合肥市政协的一项决定:拆除旧城墙，改建环城路。随后，合肥市民怀着解放的喜悦，加人到拆除旧城墙的队伍。很多很多年以前，许有为先生为合配环城公园作过首“碑记”。 内中有一句很精彩的话:“昔日环城，郭也；今日环城，公园也”，这句话准确地指出了合肥老城郭和今日环城公园的位置以及沿革。

文章作者：潘小平

他是个失意的异乡人，

但却凭一段情被合肥记了千年

——合肥有座赤澜桥

合肥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古往今来，被很多文人墨客所瞩目，李白、王安石、苏轼、罗贯中、王守仁等均作过与合肥有关的诗词。

说起古诗词中的合肥，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南宋著名诗词作家姜夔。

姜夔是江西鄱阳人，然而在他诗词创作的鼎盛时期，却是不断往返于杭州、合肥之间。他的作品中，有四分之一都是和合肥这座古城联系在一起的，而赤阑桥是这联系的枢纽。

姜夔曾住赤阑桥

姜夔是南宋的文学家、音乐家。他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仕，一生转徙江湖，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他多才多艺，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词格律严密。

他曾先后五次来到合肥，寓居、寻访或者追忆，与一位始终没有道出真名实姓的歌女相知相恋，因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而流淌出的一首首哀婉沉挚的诗词。

赤澜桥边姜夔雕像

我家曾住赤阑桥，邻里相过不寂寥。

君若到时秋已半，西风门巷柳萧萧。

——姜夔 《送彭仲讷往合肥》

这是姜夔在送别邻居范仲讷时所作。客居合肥赤阑桥的日子，邻里之间的来往，让一颗漂泊的心不再寂寞。

宋金交战中，合肥曾两度失陷，而姜夔把这里称作“我家”，想来合肥曾给离乱中的词人姜夔，一份家一样的安定和温暖。

留下的爱情故事

姜夔第一次来赤阑桥，便为桥边一位弹琵琶的歌伎的美貌和歌艺所倾倒，在《踏沙行》中详细地描述了这位歌女的色艺和他们刻骨铭心的爱情。

琵琶女还有一个弹古筝的妹妹。姐妹俩陪姜夔游巢湖、登佬山，又常常泛舟环城河，弹唱演绎“姜词”，令姜夔心旷神怡，乐不思蜀。

姜夔因儿女情长而难免英雄志短，为此甚至被合肥两姐妹批评。相传一次合肥被金兵攻陷，姜夔在江西家中不放心，毅然赶到合肥探望两姐妹。

谁料却遭到姐姐的白眼。她在素笺上疾书：“酒磨壮志，花消英气。国家有难，岂能熟视?”姜夔读罢，羞愧难当，遂暂别赤阑桥，投奔抗金军营。

在宋军收复合肥后，姜夔回到赤阑桥，眼见桥毁楼空，姐妹俩不知所踪。

经多方打听，得知姐姐不愿被金兵所辱，跳河自杀。姜夔大哭一场，赤阑桥也成为了他的情殇之地，他以后写下了很多缠绵悱恻的怀念诗词。

合肥赤阑桥就是姜夔苦吟远游、魂牵梦绕的心中圣地之一。在这里，他成就了广为流传的浪漫爱情佳话，留下了二十多手吟颂合肥的诗词。

关于这座桥的研究

到底是赤阑桥还是赤栏桥？

在如今的桐城路桥头，有“赤阑桥”石碑，上写“赤阑桥，又称赤栏桥。到底是赤阑桥还是赤栏桥？

研究姜夔文化多年的合肥学院老教授许有为先生说，2006年桐城路桥附近进行改造，结合姜夔的诗句，将桥更名为更有历史意义的赤阑桥，成了桐城路上的标志性景点。

桐城路桥头的赤阑桥石牌

赤阑桥是现在的什么地方？

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睿介绍，当年姜夔寓居合肥时，住在赤阑桥附近，而赤阑桥，大致就在今天合肥市桐城路桥附近的位置。

1803年的合肥城

经有关人员考证，赤阑桥具体位置确定在今桐城路的月潭庵北侧。从老地图上看，月潭庵北面不远处确实有一条河流经过，如今河流成了街道，但月潭庵还在原处，其北面一墙之隔就是现在的四十五中。

2002年，合肥市政府在四十五中(当时是合肥师范附小）门口立了一块“赤阑桥”石碑，并将姜夔的《送范仲讷往合肥》刻于碑上。

四十五中门前的赤阑桥石牌

许老说，现在的环城路其实就是以前的老城墙，环城公园的水面就是护城河，姜夔所说的城南就是现在的环城南路北（内）侧。“桥没有了，又没有办法原地恢复，就把桐城路桥叫为赤阑桥。”许老解释道。

来自家乡的纪念

姜夔的家乡位于今天的江西省鄱阳县，鄱阳人为了表达对他的怀念，便以姜夔文化为背景，建立了姜夔公园、姜夔大道来纪念他。除此之外，以姜夔公园为依托，还建立了姜夔文化广场和姜夔纪念馆。

姜夔纪念馆

姜夔在赤阑桥留下的这段爱情佳话，纪念馆生平厅中用电子声光技术，生动唯美地全程演示，再现了他们相遇相识相爱相思的美丽画面，让人无限感慨和惆怅。也成为生平厅的精彩看点。

姜夔雕塑

把姜夔“请回”合肥

姜夔不是合肥人，但因为一段刻骨铭心的情缘，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在他生命中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他诗词中流淌的合肥元素，让人们感受到合肥就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留给合肥的，不仅仅是一段传唱千古的爱情故事，更帮合肥保存了一份南宋时期真实的城市记忆。

赤阑桥畔的雕塑刻画下两姐妹的形象

他在词坛上的影响力，帮助合肥提高了在文学艺术史上的知名度，可以说姜夔是把合肥带进中国文学史的人，合肥能与之结缘，实乃合肥之幸事。

姜夔与合肥赤阑桥的故事

对于如何打好“姜夔”这张文化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合肥进行大建设时，时任市政协副主席的陈衡及建委领导程华昭等人曾提出在环城公园开发“白石知音”景点的设想，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后来，庐阳区在七桂塘竖起了《白石知音》铜像，包河区在芜湖路与桐城路交界处建成了一组《白石知音》浮雕。

《白石知音》铜像

姜夔诗词的众多爱好者表示，姜夔文化是合肥最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合肥有责任把姜夔这张文化品牌打好，建议规划兴建姜夔纪念馆，让更多人了解合肥的历史文化。

虽然姜夔和歌女已随时间逝去

但赤阑桥依旧在淝水边伫立

为往来的合肥人静静诉说

属于那个年代的爱恨离愁~

花园古街。曾经的石板地，别具特色，现在没了。据考证当年包公在合肥读书的时候就住在这附近。后来这里拆迁改成了市政府广场，并在此建了交通银行大厦。

市府广场与安庆路上的老房子。据考证，1000多年前的包公当年在合肥就读（就读学堂就在四牌楼邮电大厦处），他就住在这里，但现在已无任何遗迹了。

合肥四古巷

位于长江饭店西侧的四古巷，是杨振宁家的祖屋和他的出生地（有说杨振宁出生在肥西三河镇），杨振宁多年前曾回到此地，但无法找到当年的痕迹了。

合肥有个龚家祠堂



龚家祠堂：合肥“外交之家”的显赫岁月

曾经的古庐州城，龚家是当之无愧的大户人家。合肥的“老地标”稻香楼，曾是龚家的别业，由龚家后人建造。今天的永红路曾叫龚湾巷，出自龚家。光绪年间，逍遥津也一度“姓龚”。清朝末年，庐州城里流传一首民谣：“一世二世孤苦伶仃，三世四世渐有书生，五世出一高僧，六世车马盈门……十三十四两代翰林……”反映了龚家白手起家，成为合肥望族的光辉。

龚家繁盛源自清朝，第七代世孙龚鼎孳任顺治、康熙朝的左都御史及刑、兵、礼部尚书之后，龚氏家族名人荟萃，在政治、文学、外交、水利、医学等领域皆有建树，可谓群星闪耀、俊才辈出。尤其是“外交代有才人出”：龚照瑗曾任驻英法意比等国公使，儿子龚心钊于1909年被任命为驻英属加拿大总领事；龚安庆先后任驻旧金山总领事、伊尔库茨克总领事，他的侄辈龚镇洲曾被孙中山派往南洋诸国宣慰侨胞，筹集款项。龚镇洲的3个女儿均十分优秀，被称为“龚氏三姐妹”。长女龚普生，1945年在纽约见证联合国成立，1979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爱尔兰大使，是新中国150余位首任大使中的第一位女性。次女龚澎，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外交部情报司(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是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三女儿徐畹球，1946年出面为上海中共代表团寻租办公住宿地点(周公馆)，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修建龚家祠堂的，是龚家十三世孙龚心湛，也是龚家其中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据资料，龚心湛曾驻英、日、美、法、比等国使馆随员多年，回国后又在广东、云南为官。1912年起，龚心湛历任汉口中国银行行长、安徽国税筹备处处长、财政厅长，又调任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督办，回任安徽省长。1919年秋，龚心湛在财政总长任上代理国务总理3个月，1924年后在任段祺瑞执政府内务总长、交通总长。

龚心湛于1926年修建龚家祠堂，坐落于今天永红路小学一带，占地约500平方米。据龚氏后人回忆，刚建成的龚家祠堂气势恢宏，进门是个高大的门楼，非常气派。正门进去，是个大四合院，之中还有若干个小四合院，层层环绕，神秘而复杂。各个建筑中都可以看到雕刻精美的花草、动物花纹，由青石块铺成的小路连接各个院落。

《 庐阳区志》中也记载了龚家祠堂的旧貌：“解放后还存有5开间寝堂，建筑面积210平方米，其结构为五架梁、前轩、后双步，梁架雕刻繁缛精美，主要有卷草花卉、人物故事，且兼有明清两代风格，又得皖南徽派建筑神韵，被专家认为系江淮地区所仅见。

”许绍堂收藏有龚家祠堂照片，可以看到其门楼高大气派、雕刻精美繁多，门头挂着“龚氏宗祠”匾额，透过铁门向里看，地上平整、面积较大。

时光流逝，龚家祠堂逐渐衰败，祠堂主体建筑于1995年被拆除。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永红路小学大门残存着一堵墙，居住在周边的老人说，那曾是龚家祠堂的厢房。2005年11月27日上午，龚家祠堂仅存的厢房部分，也随着一声巨响被彻底拆除了。如今，龚氏祠堂已彻底消失，只有永红路小学内的一块汉白玉石碑，浅浅诉说着属于龚家祠堂的往事。

三孝口红旗旅社，下面的黄山照相馆。

逍遥津大门

合肥最古老的公园吗，原来是这里



说起逍遥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老话题了，大家也都写“烂”了，写尽了，会不会又是一篇“同质文”？写尽？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又有一次，一位外地朋友对我说，她来合肥只去过了逍遥津，但是那个公园“并不好玩”。又一想，别说是他们，就连本地市民，面对这座首批便被授予“国家园林城市”城市，日趋繁多、数不胜数的公园绿地，似乎选择逍遥津的越来越少？笔者不妨回溯历史，重拾记忆，用珍贵史料和影像资料，揭开逍遥津的前世今生。

古津渡 古战场

津，津渡、渡口也。今天，我们知道，南淝河（古施水）自水西门外流至老城东北拐了弯，与逍遥津湖外沿及逍遥津水平行，直到东门大桥（今淮河路桥）。历史上来看，这一段是改道之后的走向，而在宋代以前，南淝河走的是南线，即后来金斗河的走向。逍遥津，正是位居这两段河道之间的古津渡，清代《合肥县志》称其“无源”，但据《合肥老城志略》考证，当年的逍遥津与南流的板桥河、东流的白水坝水曾在道士岗东南汇成一体。

说起逍遥，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庄子的那篇《逍遥游》。这一词来自于道家哲学思想，悠然自得，无拘无束。于是，有人便说了，逍遥津湖阔流缓，船只行驶于此，不受羁绊束缚，船家心情愉悦，自由放逸行船。

逍遥津向南不足一里便是古教弩台（今明教寺），自此向东百米是飞骑桥（今飞骑桥巷内）。一千八百年前，这里正是曹魏、孙吴两个阵营大战的前线。曹军藏舟浦屿，练兵教场，筑台南望，孙吴大军袭来，张辽领兵迎战，连破数次进攻，差点生擒了孙权，以少胜多，颇受历代赞誉。其中发生的“威震逍遥津”、“张辽止啼”、“孙权纵马跳桥”等故事，在民间广传佳话，并以戏曲、评书、小说等艺术形式而家喻户晓。

私家园林别墅

五代筑罗城、宋代筑斗梁城，逍遥津逐渐被纳入城内，失去了与北方河流的连接后，转而“在城北汇诸水（‘雨天积水’）”。此后，逍遥津沉寂了几百年。



明代万历年间，合肥乡贤窦子偁回归家乡，在这里兴建起了“窦方伯别墅”和祠堂，“掘旧津”改名“窦家池”。自此逍遥津囊入私人手中。窦子偁，字燕云，合肥西乡人，万历壬辰（1592）进士，官至福建布政使，世称“淮南先生”。

清代康熙年间，王姓翰林（一说“王育泉”）在这里又建起了“小辋川别墅”，而湖泊则改名为“斗鸭池”。“小辋川”，自然是受到了唐代诗人王维辋川别业的影响，而“斗鸭池”，也许是因读了北宋词人晏几道那首《鹧鸪天·斗鸭池南夜不归》？《梅缘梦记》曾载录一篇楹联：“地邻飞骑桥边，问当年、一船筝笛，万队旌旗，弹指话沧桑，只安排、水国逍遥，已是昆池庄叟境；春到听莺时节，看此夕、对月歌诗，临风把酒，散怀忘泛梗，且领略，画图结构，俨然鹿柴右丞居。”撰联者方浚颐（1815—1888），字饮苕，号子箴，又号梦园、忍斋。祖籍休宁鄣源，寄籍定远炉桥。道光甲辰（1844）进士。

清代光绪十八年（1892），著名外交家龚心钊为了供其父龚照瑗养老，买下了这里，改作了“蘧庄”，又将湖泊改名为“豆叶池”。“蘧庄”，取自其父龚照瑗的字“仰蘧”，“蘧”指的是他仰慕的归隐不仕的春秋名士蘧瑗， “蘧”又通“蕖”， 荷花别称，表明其出淤泥而不染的心志。“豆叶”，取自龚心钊的号“豆隐”，合肥方言中“斗鸭”音近“豆叶”，同时湖形略有相似。龚心钊（1870—1949），字怀希，又字淮西、怀西，号仲勉，别号豆隐。光绪乙未（1895）进士，曾出使英、法等国，以及加拿大总领事。



光绪辛卯（1891）举人、著名画家姜筠曾绘制一幅《蘧庄长卷》，李经畲题签条，吴昌硕题引首，五十余名家题跋。由图可见，当时龚家将现成的陆地水面依世界地图稍加改造，疏通数条沟渠，分作若干陆地，如同“小五大洲”。又在园内种植花木，其中设置屋宇、茅亭，另建有武陵、问津、金石三桥以及文定、日晖二闸等。蘧庄落成以后，龚心钊曾邀请其廷试主考官、同治甲戌（1874）状元陆润庠题写“逍遥津”及“豆叶池”，并书“豆隐大千界，池环小五洲”一联悬挂于蘧庄大门。

民国的公园

关于民国时期，很多地情书籍仅说明了一句“合肥沦陷后，逍遥津成为日军的栓马场，树木被砍伐，建筑遭破坏”。事实上，这一时期，逍遥津亦由私家园林逐渐转变为城市公园。

民国初年，第一张逍遥津照片。目前，笔者已发现的最早逍遥津照片是刊登于《民众文学》1923年第3卷第3期上的一张，图片下方注：“合肥逍遥津风景 戴寄桐君赠”，距今97年。笔者欲寻“戴寄桐”生平信息，但查无结果。

“逍遥津”作为名胜，多次出现于报刊中。1927年，《兴华》第24卷第41期刊文，大军阀靳云鹏夜宿逍遥津（“豆叶池龚家花园”）。1929年，第152期《虞社》刊登杨运知《临江仙·偕史次耘游合肥逍遥津》一词。1935年，《学风（安庆）》第5卷第7期的《合肥风土志》一文称其“有园林池水之胜，亦游人流连之地也”。1936年，《青年》10期的《合肥风光》一文将其列入城内古迹，并称“每春秋佳日，游人甚多”，等等。虽然，当时的逍遥津没有明确公园的性质，但从报刊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很多人已经前往游览、参观（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城内有十几处私家花园）。

日军的书刊中，已称其为“庐州公园”。笔者在查询抗战史料中，无意发现日军《独立步兵五十八大队史》附有一些合肥的照片，其中就包括了一张注明“盧州公园の入口”，很显然是逍遥津，至于是“庐州的公园”还是“庐州公园”，那可能要另行考证了。该照片还有一大亮点是近处的菜园，其实这并不足为奇，早在明万历《合肥县志》便记有“为民田征粮”，当然这要“归功”于旧时的堵塞西水关，致使金斗河“河渐淤浅”，逍遥津湖面“缩水”，而暴露出来的土地尤其肥沃。

逍遥津，曾规划辟设为中山公园。1945年，随着省府机关从大别山深处迁来合肥，这座饱经战火的古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发展迫在眉睫。1946年，合肥市政工程局成立，两年后1948年2月《合肥市政工程规划》完成。其中，“绿化区”部分提出了“将东门内之逍遥津辟设为中山公园”，还有一处公园是“北门公共体育场”（今市体育场）的“中正公园”，那个就有点后来体育公园的意思了。后来，我们便知道了，规划还没实施，当局就卷着铺盖南逃了。

第一个人民公园

1949年，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决定在这里筹建第一个人民公园。后来，李家小圩子（建动物园）、季家花园（建西园）相继并入，形成今日的规模。“文革期间”曾更名“东风公园”，自开园至今，设有东西园、动物园、儿童乐园、游览码头、梅花山、牡丹园、盆景园、陈列室、张辽衣冠冢等，设施景观多有变化，不作多述。

其实去说景观怎样，倒不如提一提当年的“逍遥津现象”。笔者曾在搜寻合肥老照片时，发现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合肥人或者外地人来合肥，最喜爱在逍遥津留下影像，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物，不同的造型，唯一相同的却是波光粼粼的湖水背景。当然，也不乏有在“大象”滑滑梯、中心广场、大门等处的留影。不过，到了今天，翻看某圈鲜有古津身影，人们似乎已对她“嗤之以鼻”，难道真的是因为不好玩了？

安徽合肥：逍遥津不只是一座公园，更是古代的津渡、津要、津门



作者：许昭堂、束文杰（整理）

逍遥津，今天位于合肥老城区东北角，是一座约20万平方米的城市公园。

昔日古战场 今日逍遥津公园

明清民国 | 私属别墅花园 历经三次易主

据《合肥市志》记载：明代时期，逍遥津曾为福建布政使窦子偁所有，建“窦方伯别墅”，掘旧津呼曰“窦家池”。清代康熙年间，为王某（清末合肥三怪之一王尚辰先人）所有，建“小辋川别墅”，改名“斗鸭池”（今两别墅均已无存）。清光绪十八年（1829），为官僚地主龚心钊所有，更名“豆叶池”。抗战时期，这里又成为日本侵略军的拴马场，树木被砍伐，建筑遭破坏。日本投降后，复归龚家。解放前夕，这里已是残垣断壁，杂草丛生，仅有一些菜地、稻田和少量麻栎、柏树、银杏、白皮松、广玉兰等树木。

清代嘉庆年间 合肥县傅郭城图

今日 | 首座人民公园 见证城市发展

1949年6月，皖北行署决定将龚家花园扩建为逍遥津公园，这是解放后合肥建设的第一个人民公园，也是合肥园林绿化的开始。

上世纪50年代 逍遥津公园

正在修建中的逍遥津公园

组图：1955年 逍遥津公园 湖心亭、水榭

组图：上世纪50年代 逍遥津公园 泛舟、雕塑、假山

合肥解放前夕，城内只有10盏路灯。1957年，合肥城的路灯发展到920盏。

组图：逍遥津公园 路灯

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满足广大市民精神生活需要为目的，新修逍遥津公园、动物园（后由逍遥津迁至大蜀山麓新址）和包河公园，组织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群众自娱自乐文化活动。

组图：上世纪50年代 逍遥津动物园 游客看猴

解放初，合肥市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改变城市脏乱差卫生环境，控制传染病，培养人们良好的卫生习惯。1951年夏秋，合肥市组织扫“五毒”（鼠、蚊、蝇、跳蚤、虱子）活动。

小学生在逍遥津打扫卫生

逍遥津公园设立至今，见证合肥城市发展。从当初的影像，再观今天的模样，无论是公园还是这座城市，巨大变化显而易见。

古代 | 逍遥津：津渡 津要 津门

古代与现在逍遥津不是一码事，早期河流完全处于自然状况，南淝河及其支流是无堤坝的，当巢湖水域在1300平公里以上，水位高，阻滞了南淝河及支流水注入巢湖。南淝河、板桥河及合肥周边河流与逍遥津相交连接，成为一片开阔的广袤水域。

汉、唐、宋合肥古城略图

逍遥是道家学术语，是一种无拘无束的逍遥境界。由于逍遥津水面大，水流缓，船只行驶于此，不受羁绊束缚，船家心情愉悦，自由放逸地行船。津，既是指津渡渡口，也是指津要之地，还有津门之意。合肥逍遥津的“津”字，这三层意思都包括其中。

津渡，《论语·微子》“使子路问津要焉”。合肥城就是依靠逍遥津渡优势，成为南北货运交汇地，促使合肥城建设发展。

津要，水陆冲要之地。《宋书·武帝上》“时议者谓宜分兵守诸津要”。曹魏与孙吴为争夺合肥鏖战32载，其中张辽大战逍遥津，是魏吴之间水战较著名的一次战斗，使逍遥津之名闻名于世。

逍遥津公园 张辽衣冠冢

津门，设在渡口的关门。《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裴松之注引《世语》曰：“初，爽出，司马鲁芝留在府，闻有事，将营骑，斫津门出，赴爽。”《庐州府志》记载：“教弩台，昔魏武帝筑台，教强弩五百人，以御孙权棹船。”所以，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曹操筑教弩台的意义，它不仅是教练水兵指挥台，也是“以御孙权棹船”，守水上关隘要塞的瞭望台，防止孙权水兵偷袭。教弩台，现已成为合肥老城区之根。

逍遥津附近 飞骑桥巷（摄影 | 束文杰）

逍遥津既是货运军运综合的渡口，也是合肥城水路要塞的关口。嘉庆《合肥县志》引《水经注》对古合肥城位置描述：“城南居四水中。四水者，西为肥水经流，南为施水经流，东为逍遥津，北为施水枝津。”消失的古合肥城在逍遥津西北，今老城区在其东南，历史上的合肥城是围绕逍遥津而选择城池地址的。逍遥津不仅是合肥最大的津渡口，而且对合肥城建、军事都有着极重要位置。

1949年 安徽省会警察局辖区全图（来源 | 《合肥城市规划志》）

三国 | 战事：张辽威震逍遥津

据《三国志》 卷十七《张辽传》和卷四十七《吴主传》等文献记载，东汉建安二十年（215）8月，吴主孙权趁曹操用兵汉中之机，亲自率十万大军进攻合肥。此时，合肥城内曹魏守将只有张辽、李典、乐进等人，总兵力7000余人。两军对峙，众寡悬殊。魏将张辽在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临危不惧，履险如夷，毅然率领将士出击迎敌，在逍遥津以七千破敌十万，东吴惨败而归，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战例。经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浓墨重彩的描述，“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故事，历代相传，老少皆知。

张辽威震逍遥津（摄影 | 束文杰）

作者：许昭堂（节选自《巢湖史话》、《合肥城图志》）、束文杰（整理）

一九二三年的合肥逍遥津公园旧景

解放初的包公祠

为守合肥城慷慨寻死的巡抚——江忠源

太平军进犯合肥，江忠源死命守城，城外援军视而不见忙着抢百姓

1853年春末，洪秀全、杨秀清在派出北伐军后不久，派出了另一支军队，那便是西征军。西征军一开始势如破竹，清军要么望风而逃要么直接投降，只花了近半个月时间，太平军就打到了南昌城下。而，也正是在这里，太平军遇到了西征路上的第一个悍敌——江忠源。

江忠源本只是一介书生，后来考中举人，靠着练团练镇压农民起义得到朝廷提拔，做了县令。太平军起义之后，江忠源带着手下的乡勇们在蓑衣渡打了漂亮一仗，被咸丰皇帝看中，成了清军抵抗太平军一线的救火队长，从蓑衣渡到江南大营，再回到安徽境内，南昌危急后立马又奔南昌。自然，咸丰皇帝也没有亏待江忠源，在庐州城中的他已经是湖南按察使，堂堂三品大员，再进一步就已经算是封疆大吏了。

太平军攻不下南昌的时候就悄悄跑到安徽，等他们到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的时候，江忠源已经在城中，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是安徽巡抚，步入封疆大吏的行列中，守卫的也是自己的地盘。不过，这一次注定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守城之战，江忠源疾病缠身，麾下能用到的士兵只有700楚勇和300庐州官军，其他临时拼凑的年轻人几乎没有战斗力可言，而城外，是太平军中有“黄忠”之称的老将曾天养，同行的还有上万士兵。

江忠源与太平军的实力悬殊让咸丰非常揪，当然身为皇帝，在咸丰的心中，庐州的安危比江忠源的安危更加重要。为了让江忠源和楚勇死心塌地的卖命，咸丰下令给江忠源及其手下的干将加封勇士的称号。江忠源等人非常卖力守城，江忠源自己更是拖着病体登上墙头为士兵们摇旗呐喊，清军多次将太平军的攻势挡了回去，咸丰远在北京也没有闲着，他要求周围的清军都向庐州靠拢，在合适的时机将对太平军实施前后夹击。

不过，咸丰高估自己派去救援江忠源队伍的服从性，虽然援军们都到了庐州外，却将自己视作局外人，整天闲荡，看太平军攻城，江忠源挨打，甚至有清军在城外抢老百姓，和土匪强盗没有任何区别。

身体病入膏肓、心里备受打击的江忠源望眼欲穿的等待舒兴阿对太平军发起攻击，舒兴阿依旧装作没有看到，后来还是城外的太平军主动向舒兴阿的部队发起进攻，援军才拿起武器，不过不是拿起武器战斗，而是拿起武器逃命，这是庐州的悲哀，更是江忠源的不幸。

太平军失去了最后的耐心，1854年1月14日深夜，太平军土营往早就挖好的水西门附近的地道中放了很多的炸药，只能听几声巨响，庐州城墙被炸出了一个几丈宽的口子，太平军从缺口处杀入庐州城中。

眼见城破，江忠源一心想要殉城，被部下阻止，江忠源继续带着残兵巷战，后来身受重伤，无心逃命，跳水自杀。

参考资料：李滨，《中兴别记》

大蜀山下的农场。

李鸿章与大蜀山的故事

1843年农历九月初九清晨，庐州城的西平门刚一打开，一位身着绸缎袍子、脑袋后面拖着条长辫子的年轻后生，就随着赶集卖菜的人流钻过那高大的城门。所不同的是那些人是从城外往城里走，他是从城里往城外走。当时经过他身边的人绝对想不到，多年以后，这个人居然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他就是合肥东乡磨店人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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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这条古老的驿道他十分熟悉，早在道光十八年即1838年重阳节的时候，李文安刚刚得中进士，衣锦还乡的父亲带着他从二里街、三里庵、十里头，一直来到大蜀山脚下。

那时的大蜀山，周围三面被湖水环抱，只有东面一大片是广袤的树林。进山小道旁有个农家搭起的凉棚，一张小桌子上放上几只大海碗，一把已经破了壶嘴的大茶壶里泡着浓浓的大茶叶，当地人叫茶卤。如有人买茶，只需往一旁的铁皮筒里丢进一枚铜钱，卖茶的大爷就会往大海碗里倒满凉开水，再用茶卤略微一兑，一碗清凉的碧绿的大碗茶就好了。

那天，李文安、李鸿章父子俩从磨店到大蜀山是坐独轮车的，家里的伙计推着他们，独轮车的木头轮子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好不容易到了庐州城里，独轮车的胶皮轮子却坏了，父子俩只好让伙计回去，用了半天的时间，走走停停，步行来到了山脚下。

虽是秋天，却已经是汗流浃背。见有卖大碗茶的，父子俩赶紧买了两碗一饮而尽，心里立即畅快淋漓，真的如甘露一般。

望着满山秋色，踌躇满志的李文安随口吟起了前人歌咏大蜀山的诗：

春山艳冶如笑/夏山苍翠欲滴/秋山明净如故/冬山惨淡如卧。

父亲告诉他，大蜀山山形单椒，秀泽不连，岭以自高，自古以来都是庐州的一个重要景点。传说在重阳节这一天登上山顶，向着山脚下的开福寺许愿，佛祖就会保佑你心想事成。

也就是在那一次，15岁的李鸿章暗暗在心里告诫自己，一定要努力争气，要像父亲那样取得功名，光宗耀祖。

李鸿章少年时就十分聪慧，六岁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功底。父亲进京在刑部担任督捕司郎中后，他来到了庐州府学就读。

每年的重阳节，李鸿章都会回忆起和父亲一起登大蜀山许愿的情景，他喜欢邀上三五好友，带上好酒好菜，登高赏景作诗。

刚进庐州府学的第一个重阳节，他和书童从庐州城里最著名的酒店“万花楼”买了菜点，有酱牛肉、挂面圆子、水晶烧卖，还有一壶上好的口子酒，出了城来到蜀山脚下，约好了在那个茶棚聚齐，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来，急得他直搓手，对书童说：“平生我有四怕，一怕请了不到；二怕到了不吃；三怕吃了不走；四怕走了又回来。今日倒好，现应了一怕，但愿没了后三怕。”

前几天，他刚刚接到喜报，通过庐州府试，被选为优贡。要知道，这种由各省学政通过考试选拔优秀生员去国子监读书的人，全国加起来也只有百人有余，况且还是三至五年选一次。

父亲闻讯后，也通过驿路带来了家书，要他立即进京，准备第二年的顺天乡试。

这是李鸿章第一次离开故乡合肥，心里是既欢喜又忐忑。亲朋挚友馈赠饯行的那一天正是重阳节的前一天，他特意让家人准备了菊花酒、重阳糕，院子里插满了茱萸。夫人周氏在旁斟酒夹菜，眼里含着点点泪花。见此场景，李鸿章惆怅抑郁之情油然而生，趁着酒兴，赋诗一首：

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故人共赠纯仁麦/荆妇同持陆贾装/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依照父亲的安排，他在重阳节的清晨，独自一人登上了大蜀山之巅，环顾四周，山脚下就是修建于唐朝贞观年间的开福寺，据说从前有个慧满法师在此大演《法华经》，为百姓祈雨救生，超度渊济龙神，留下弘法利生、世代称颂之佳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庐州城里的读书人在赶考之前，都会登上山顶，跪拜开福寺，然后还要登笔架山，喝状元井里的水。

山色逐渐明亮起来，小鸟叽叽喳喳地响在耳旁，登高上山的人也逐渐多起来。

庐州这个地方很独特，周围名山环绕，叫得上名字的就有紫蓬山、四顶山、大潜山、浮槎山、龙泉山等，但都距离老城区很远。只有大蜀山稍微近一些，于是就成了喜欢附庸风雅的文人墨客光临的地方。

山上的景色明显比城内好看，刚入秋时分，树叶尚未凋零，木芙蓉、菊花、茶花、百合、西洋鹃竞相开放，桂花的香气弥漫在上空，将一应人等熏得醉意朦胧。

不知怎么，李鸿章感觉大家都在看自己。那是一种羡慕的眼光，也许冥冥之中，眼前的这个青年书生已经透露出一股傲人的紫气。

李鸿章感受到了众人的眼神，不由自主地也昂起了头。他的耳畔再次想起了5岁那年父亲的教诲：“少荃，男人要有大志向，要掌握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

从小诗文功夫深厚的李鸿章，站在蜀山顶上，气宇轩昂地唱诗一首，抒发了豪气万丈：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徧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从大蜀山下来，李鸿章来到了京城，拜在了父亲同年登科的好友曾国藩的门下，第二年就得中举人，排名第48名。又过了几年，到了1847年，24岁的李鸿章终于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生涯。

相。

1938年5月13日，日军在大蜀山上向中国军队进攻。

合肥大蜀山之战

1940年1月4日，驻守合肥日军的一个大队，在大佐率领下，向上派镇方向扫荡，国民党方面得到情报，派一个营部队在鬼子必经之路上构筑工事，准备迎战。但鬼子在离上派镇还有一段距离，转向西边的农兴集，傍晚时分到达农兴集的岗头，准备向冲下周老圩进攻。

周老圩住着合肥县一个参议员，当天他正在请138师的葛旅长吃饭，晚饭后打麻将，8点左右，庄外狗叫很凶，发现鬼子来了，圩内民众武装随即上了碉堡，准备迎战。周老圩四周虽有碉堡，有桂军的旅长和警卫人员，但面对大队鬼子人马，气氛仍非常紧张。面对此种情况，葛旅长也不便离开，随即派卫兵到农兴集街上打电话，命令驻守在上派集边该旅的一个团立即来解围，该团接到命令后，三个营按旅长命令，从不同方向朝周老圩急速行进。同时，派人请求驻扎在邻近的新四军一个大队，接应打援，命令保安团的一个连，到达大蜀山下接应。

为减轻鬼子对周老圩的压力，138师部队在离周老圩 2里多路就打枪，鬼子派一个中队占领了农兴集，138师一个营即刻把农兴集包围，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一个中队的鬼子被消灭一半。另外两个中队的鬼子在周老圩与另两个营国军和新四军展开激战，因战斗处于劣势，夜里鬼子全部集中到农兴集老街，战斗进行到第二天上午，鬼子支撑不下去，边打边向大蜀山方向撤退，鬼子在退至大蜀山脚下南侧遭遇保安团阻击，退往合肥的路被堵死，新四军和138师追兵又至，鬼子全部被包围，激战至下午2点，鬼子被压缩到一个干枯大水塘里被全部歼灭，此战从1月4日夜打响，至1月5日下午结束，不到20个小时，出城扫荡鬼子400余人全部被歼灭。

后来，在蚌埠盘踞着日军的大部，得知合肥这边的部队吃了败仗，就连忙派来了三百人的援军。拉着野战炮，在一位名叫小琦的少将带领下，于5号上午艰难地赶到合肥，为了反扑，他们把大炮架在大西门的城墙上，疯狂的轰击十里庙和大蜀山。这边日军的野战炮一经打响，龙旅长他们便迅速架炮还击，结果有发炮弹直接打到了大西门城墙的瞭望台上，那位日军的小琦少将从台上摔下当场死亡。

本着“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在乎得到一城一地”这样的标尺，考虑到一时占领合肥城也无法守住这里，中国军队赢得了农蜀战斗的胜利，却也撤离了这里。后来的日军为防止中国军队再来攻击，在离城里20多里路外的大蜀山上新修了作战攻势，包括交通号、碉堡、机枪阵地、炮兵阵地等。而日军负责这个工程的西山工程队事后在大蜀山上立了个纪念碑。

日本鬼子占领合肥。

鬼子进入合肥前大街。

还记得望江路上的轴承厂吗？

作者 李云胜 陈星

曾任合肥轴承厂厂办主任的王学华细细数来：“从金寨路望过来，望江路上第一家是叉车厂，第二家是锻压厂，第三家就是我们的轴承厂......”

如今的“轴承厂”只停留在望江西路公交车的站牌上，而轴承厂老宿舍区退休老人们关于轴承厂的记忆却绵延不绝。

轴承厂在望江路上只遗留下两处员工宿舍区，是“58系”（1958年参加工作的第一批工人）老员工们的家。几名退休老人坐在小区的老年活动室聊天，回忆起过往的岁月。

1958年6月，轴承厂已经处于筹备之中，第一批轴承厂员工于7月份从上海来到合肥。

“我在学校念书，横幅就是‘支援安徽建设’，轴承厂当时组织了一批人来上海各个学校里招工，所以我们轴承厂上海人特别多。”

今年77岁的蒋韵珠老人就是轴承厂的元老级员工，当时，年仅16岁的蒋韵珠既单纯又好奇，跟着同学一起报了名，光荣榜下来后就乘着火车一路颠簸来到合肥工人文化宫，与同校的十几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轴承厂。

那时的望江路远不如今天繁华，环境也不咋地。袁玉珍比蒋韵珠大两岁，她们在轴承厂相识，如今已过六十多年。说起当时的条件，袁玉珍戏称道：“安徽安徽都是灰。”

初来时，呈现在这群上海小姑娘面前的是泥泞的路面、广阔的农田以及即将成为厂房区的坟堆地。

“我们自己建厂，造砖头、抬砖头，自己种树，自己修路，一切都是自己来。”

袁玉珍和同事们就住在木工房里，外面是男同志，里头是女同志。

多少年过去，曾经的木工房连同厂房一起烟消云散。“我们是把厂建起来的第一批人，是元老，现在厂也没有了、搬走了，不是我们的了......”袁玉珍的语气似回想又似留恋。

厂房没建成时，所有员工都要外调进行培训。这些老人分别去了不同的省份和城市，有的奔赴上海学习，有的前往大连......

当时全国已有不少轴承厂，享誉盛名的三家分别是：瓦房店轴承厂、哈尔滨轴承厂和洛阳轴承厂。王学华去了1938年建立的瓦房店轴承厂，也是全国最大的轴承生产基地。

袁玉珍在上海待了8个月，学习的是车工。但回来后并没有从事机床生产，而是在厂区的工会中担任广播员。蒋韵珠夸赞她当年普通话讲的好，声音也好听。

睡梦中的厂房每天都被广播唤醒，袁玉珍会放歌曲喊大家起床，随后就广播报纸。

“大会战的时候要下厂房采访，采访之后就要‘放卫星’！”

袁玉珍解释什么叫放卫星，“哪个人生产的套圈多，就叫放卫星，这个人出了20个，另一个出了25个不就放卫星了嘛！”

这是生产者的热情，大家都有上进心。袁玉珍补充道：“那时候干活是热火朝天，特别忘我的，你干的多，我比你干的还要多。礼拜天要抬砖头，厂长和我们一起抬，本来一趟20块，你加一块我还要加，厂长还要加两块，这就叫你追我赶！”

大家年纪相仿，都是从学校初入社会的年纪，豆蔻似的年华、青葱般的岁月都揉碎到一天天的生产热情中去了。

蒋韵珠的年龄较小，厂里曾考虑让她重回上海。她没有贸然回家，而是先写了一封信询问自己的父亲。作为党员和全国的先进工作者，她的父亲劝她莫回头：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既然来了，就不要当逃兵。

蒋韵珠最初在检查科做检查员。轴承生产分为四个部分：内圈、外圈、钢球和铆钉。检查员检查钢球是否合格，最原始的筛选办法就是在铁皮上凿出符合规格的圆洞，钢球滚在上面，能够穿过圆洞的即为合格品。虽然是最简陋的设施，但要有最严格的要求，不合格的一律返工重新锻造。

度过最艰难的时光，轴承厂员工们的生活条件渐渐好转，座座厂房矗立，宿舍楼也一一建好。上世纪70年代初，许多员工搬进了新楼房。同时，合肥轴承厂的名气也打响了。

“最鼎盛的时期是70至80年代，合肥轴承厂是安徽第一家做出口生意的。”

袁玉珍和蒋韵珠都很骄傲，这是大家伙儿一起打下的“江山”。

现已退休的王学华当年是大学生出身，在成为厂办主任之前，也曾是检查科的科长，他介绍说：“轴承厂初期只有四五百名员工，最好的时候能有一两千人。”

王学华自1958年入厂，一直到1999年才退休。他亲身经历着轴承厂从一穷二白到兴盛鼎立、又从强盛转而沉寂的三个时期。1992年是大型国有企业改制的发端，王学华说：“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多人有这方面的专长，给合适的人，让他们有效利用继而富裕起来。”

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辉煌，当年的姑娘小伙子如今都已步入暮年，多年的老同事在活动室谈谈心、打打牌。许多邻居都是同一个厂里的，闲话家常的时候能牵扯出许多故人和往事来。

袁玉珍老人指着小区外的望江西路说：“这边变化好大，现在这边交通很方便的，轴承厂的公交站牌就在那边。”

袁玉珍当年作为广播员，礼拜六要给大家放电影。从工人文化宫骑着三轮车出来，望江路不像现在这样平整，下坡的时候车没有刹好，整个人就从车上灌下来。

袁奶奶和蒋奶奶两个人同时笑着发出了声：原来那个路就是一坡上去一坡下来！

合肥钢铁厂

合钢国企曾经有一厂，二厂，三厂，以及轧钢厂等附属厂，他是曾经拥有近7万人的大型钢铁厂，现在却杂草丛生！

提起合钢两个字，对于合肥人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了，当年在合肥地区，曾经很流行一段话:男娶安纺，女嫁合钢！

位于合肥市瑶海区和平路两侧合钢国企集团旧址，曾经是当地人的一种骄傲，前几天我到了合钢旧址工厂去转了一圈，里面漆黑一片，空无一人，都是锈迹斑斑的门窗，和杂草丛生，在工厂周围，还有几十家居民在这里居住，看上去有点杂乱无章的样子，想当年，这里有近7万名工人，没有一点关系的人是很难进去这个国企的，都身为合钢而骄傲！而六十年后的合钢集团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合钢筹建于1956年，荣耀在1958年，飞腾在1960年，升华在1970年，辉煌在1980年，下滑在1990年，衰弱在2000年，这个大型钢铁国企占地面积644万平方米，曾经拥有在岗人员近7万人，有矿山及20余家生产企业，安徽省炼的第一炉钢水就出自合钢，作为国家冶金工业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毛主席在五六十年代曾经两次到合肥市合钢企业考察，并做出了重要指示，如今时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那些曾经辉煌的岁月，已经随着岁月的流失而渐渐的远去，曾经有多少人在这里挥霍了青春，洒下了汗水，而现在留下的却是锈迹斑斑与荒草丛生的合钢旧址，而更多人留下的是一种怀念！









安徽电影制片厂拍摄基地。今屯溪路南，原人民印刷厂西，电影机械厂处。

安徽电影制片厂是经国家文化部和安徽省委省政府于1958年2月批准成立的，是安徽唯一一家电影创作生产单位。该厂为国有事业单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建厂之初，该厂率先在全国省办电影制片厂中，第一个创作生产了反映大别山区革命斗争历史故事的影片《风雪大别山》，随后又因拍摄了黄梅戏电影《女驸马》而小誉全国。

历史沿袭

1958年，为筹建安徽电影制片厂，省文化厅在合肥西郊大蜀山以北，董铺水库以南，征用土地265亩，建设安徽电影制片厂，当时已建厂房1600平方米，修路1.5公里，并建桥一座，架设了高压电线。



当时的安徽省委主要领导对此极为重视，并专门从全国各地的老电影厂抽调了一批骨干力量前来安徽，还调来了一些电影拍摄设备。安徽电影制片厂初建厂时，时任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赖少其担任了电影厂的厂长，该厂职工起初只有七八十人，后来渐渐地发展到了400多人。当时办公地址就坐落在合肥市屯溪路，出厂门口是一片菜地。用芦席搭就的工棚便是生产车间，有洗印车间、摄影棚和录音车间等，条件虽然简陋，但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在这样的条件下，安徽电影制片厂先后生产出了一批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影片。安徽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合作的故事片《柳湖新颂》。编剧是我省著名作家陈登科。该厂拍摄的影响较大的影片，是1961年拍摄的《风雪大别山》，本片由陈登科、鲁彦周编剧，黄祖模导演，这是中国省办电影厂独立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

1963年，国家对省办电影厂采取了“下马”政策，不再要求每个省都办电影厂，于是安徽电影制片厂也跟着“下马”了。1963年4月，接合肥市人民委员会通知书，给位于大蜀山脚下的电影制片厂拍摄基地保留建筑物周围的土地25亩，其余土地交给蜀山人民公社耕种，之后合肥市民政局借用电影制片厂厂房、土地设立长流人员四边队，进行劳动生产，直到1982年，荒废至今。

上世纪70年代初，安徽组建新闻电影发行站，后来该发行站又逐渐演变成了安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争取故事片的拍摄权，1983年，安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独立拍摄了故事片《剑归》，再度在全国产生了影响。这部影片拍摄完毕后，经文化部认可，安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又改为安徽电影制片厂。其拍摄的宽银幕立体声黄梅戏故事片《生死擂》，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

自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许多优秀的影片。80年代，先后拍摄了故事片《野妈妈》、《剑归》等，其中《野妈妈》获第11届印度国际电影节银孔雀奖及电影评论家协会最佳影片奖；

1996年，拍摄的黄梅戏故事片《徽商情缘》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戏曲片奖，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

2000年与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了故事片《珠拉的故事》，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

2001年，拍摄的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黄梅戏故事片《生死擂》，获第2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第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上海影评人奖2001年度最佳戏曲片奖、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

现状收起

50多年后的今天，安徽电影厂现只有从业人员50余人，厂址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宿州路20号。主要从事有关影视制作、交流等一般业务。

在全厂职工的努力下，安徽电影制片厂2000年被评为安徽省广电系统先进单位，2001年被安徽省政府授予繁荣黄梅戏艺术事业突出贡献奖。

美丽的董铺水库边座落着一个快要被人遗忘的红墙院落------安徽电影制片厂，在这曾经拍摄过我省第一部故事片《风雪大别山》，严凤英的巅峰之作《女驸马》等一些影片，当年虽然比不上八一，长春，上海，但在省级电影制片厂中却是佼佼者。最辉煌时在董铺水库旁占地250亩，主创演员工作人员达250多人，杨在保，李世龙（王成扮演者）等演员从这里走出。历经沧桑后，如今只剩下1.2号摄影棚和部分生产车间。

闷罐车，四十年前的春节加班车，我是坐着这车回芜湖过年。

安徽老水利厅所在地，曙光路，水利厅办公大楼——曙光路1号，水利厅大门拄（已作为文物保护）记载着安徽水利的历史。

西岗小学

合肥西岗小学，原安徽省军区子弟学校，部分烈士子女，孤儿，父母不在身边的部队孩子，军区，省里部分干部的孩子们聚集在这里。文革一度改为工农兵小学，后来升格为合肥第十八中学，合肥教育学院，现在是合肥学院宁国路校区。左下角的半栋平房就是我的教室，（刚入学时教室是在学校最北面靠近故二里河的一栋红色的平房里，现在成了一条马路了）我的小学一二年级在这里度过。

合肥二中老大门，朝北正对曙光路，对面是屯溪路小学。二中过去和今天的主教楼。二中今天废弃的老大门。

学校于1952年创建；1963年与合肥师范学院实验中学合并办学；当年是与合肥一中齐名的安徽最好的中学，今天是以艺术类为主的高级中学。“文革”期间曾下迁至阜南县农村分散办学，后迁回合肥市韩家洼原址。大哥曾在此就读。

我们的合肥第四中学

关于合肥四中历史与现状的调研报告（节选）

合肥市作为全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有着丰厚的科教基础和悠久的历史渊源。仅具有八十年以上历史的中学名校就有3所：合肥一中(原庐州中学堂)建于1902年，合肥三中（原正谊中学）建于1920年，合肥四中（原安徽省立第六女子中学）建于1929年。合肥四中丰厚的历史名校资源，以及作为安徽省省级示范高中在当今中学教育中的杰出表现。为弘扬名校传统、挖掘其历史与现实的宝贵资源、促进我市教育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更大发展，合肥人物研究会对合肥四中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和研究。

一 历史沿革：与国同命的发展历程

1929年安徽省立第六女子中学在合肥筹备成立。1934年改名为省立庐州女子初级中学，直至抗日战争爆发。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1938年，当时的安徽省政府由原省会安庆市迁至立煌县（现金寨县），于是，省府各军政机关、省立各事业单位，流亡学生、工商民众、公务人员等纷纷跟随迁往立煌县。当时省教育厅将原省立中学改编为“临时中学”，仅设在立煌县的就有省一临中、三临中、六临中，还有几所新建的私立中学。1942年底至1943年1月，日本鬼子几度侵入省政府住地立煌县，烧毁了私立抗建中学。教育厅并未向侵略者屈服，在烧毁了的抗建中学旧校址上赓续省立六女中，1943年10月正式开办，校名为安徽省立立煌女子中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安徽省政府迁到光复后的合肥，并以合肥为省会。省立立煌女中随即也于1945年冬迁入合肥，学校更名为安徽省立合肥女子中学，于1946年2月正式开学，定校址于孔庙（又称“文庙”、“府学”），即今日安庆路与蒙城路交口东北角的原校址所在地。

1949年1月21日，合肥县解放，2月合肥市人民政府成立。安徽省立合肥女子中学被地方政府接收，紧接着原县立女中并入，学校更名为合肥市立女子中学。1949年4月成立皖北人民行政公署，驻地合肥市，合肥市立女子中学又先后更名为皖北区合肥第二中学、皖北区合肥第二初级中学。1952年8月，皖北行署与皖南行署合并成立安徽省，省会仍驻合肥，学校更名为合肥第二初级中学。

学校于1956年秋季开始招收高一新生，成为完全中学，校名也由合肥第二初级中学更名为合肥市第四中学。

二 底蕴深厚：历史悠久的四中原址

合肥四中原校址即是历史上的孔庙，又叫学宫，是庐州府学的所在地。坐落在老合肥城西片，西南背北，东与庙街（今城隍庙市场内步行街）相接，西与庐州府署（今博物馆）为邻，南与府学街（今安庆路，解放前叫后大街）紧连，北与老城隍庙隔街（庙后街）而望，校园占地总面积约在45至50亩之间。老校友们清楚地记得：一进门有个半月形的泮池，池上正中有个石桥名叫状元桥，过了桥，迎面一排砖瓦平房共九间，中间是向后进的过道，平房后有个大院，院中东西两厢平房，向北有约两尺高的五级青石台阶，拾级而上，正中便是一座五间房大小的大成殿，也是当时的礼堂，大成殿前后左右有几排砖瓦旧房和砖土墙革顶房，殿后有幢破旧的木制小楼，小楼后有座不高的长满树的小土山，却有个响亮的名号“笔架山”，再往后东北方位就是大操场，操场上只有一副篮球架和一副排球网架，操场东、北临街处，一圈高不过1米4的土围墙把学校和外界隔开。学校东南角留有两三个篮球场大小的一块地，上面住有十多户人家，家家门朝庙街或后大街，做个小买卖。西围墙外南边一半是个巷子——半截巷，北边一半把学校和博物馆分隔开来。1986年新建蒙城路时，半截巷辟为路面，合肥四中校址成为今日蒙城路东侧的现状。

合肥四中原校址现存的文庙，是2000年重修的。在文庙的入口处，合肥市人民政府竖立了一块历史遗迹标志碑，上面详细地介绍了文庙的来龙去脉：“学宫，宋时为景贤书院，清乾隆午间重修改为学宫，即文庙。前至前大街（今安庆路），后至后大街（今淮河路），自南向北依次建有棂星门、泮池桥、戟门、月台、大成殿、明伦堂等，另有配殿、礼门、崇圣祠等附属建筑，大成殿中供至圣先师孔子位，两厢配颜子、孟子等人之位”。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所谓文庙，就是学官，是中国古代地方官学的办学形式。自西汉景帝时文翁在蜀郡设学宫开始，天下郡国皆设学宫。至汉平帝元年（公元3年）开始建立了地方学制度。按制度规定，郡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学校名称即由此而来。东汉出现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局面。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学衰废，“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

唐代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其前期教育事业空前发展，地方官学繁盛。府州县学的学生一般系下级官吏及庶民子弟，所以内容虽以《九经》（三礼三传易书诗）为主，但要求较低，只要达到通一经或“未通经，精神聪悟，有文词史学者”，即可毕业。宋辽金时期，除辽金亦设有地方学校之外，宋代地方官学在学校经管方面有如下特点：首先设置主管地方教育的行政官员，各路置提举学事司，掌管路州县学政；第二，实行三舍制度（上舍、内舍、外舍）；第三，划拨学田，保障经费；第四，教学内容以“经本衍义训导诸生，掌其课式之事，而纠正不为规者”，与汉唐以来的地方儒学别无二致。元代地方官学制度比较完备，在各路府州县内，均有相应学校，但事实上有名无实，并未普遍设立。明代早在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即在全国诸府州县设立府州县学，最盛时期，全国共计有学校1700余所。清代基本沿袭明代学校的规模。

唐代会昌年间在合肥四中原校址所在地初建的庐州府学，至今已有1100多年历史，是合肥市具有厚重文化、教育资源的珍贵历史遗迹之一。合肥四中历届师生人人都将自己曾在合肥四中任教、就读，视为一种无上的光荣与自豪。千秋功罪任凭后人评说的洋务运动领军人物李鸿章，20岁时被庐州府学选为优贡，第二年顺天乡试一举高中，随后拜在曾国藩门下，庐州府学成为李鸿章学业和仕途的起点。

三 心忧家国：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

1934年“九·一八事变”消息传至合肥，合肥四中前身安徽省立第六女子中学全校师生立即召开大会，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的行径。会后，同学们把过去买的日制发卡、梳子、脸盆等日用品集中到院中烧毁。六女中校长王德钧还组织了女学生义勇军敢死队，每天天不亮就操练于学校大礼堂；六女中的同学们后来又成立了“朝曦读书会”，起草了《我们的宣言》。并将“抗日救国”四个大字写入该《宣言》的第一条。朝曦读书会的活动，主要是读书，当时读的书有《列宁主义问题》、《新哲学大纲》、《我的生平》、《子夜》、《毁灭》等，还经常读《新生》、《中学生》等杂志。读书活动每周一次，时间多在星期天，活动内容主要是做读书报告和时事报告，报告人由会员轮流担任。朝曦读书会对六女中的教育方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学校曾仿效读书会的做法，规定在星期六下午的周末集会上，每个学生都要发言，内容是谈对时事政治和其他一些课外活动的看法，以此督促学生读进步书，关心时局，锻炼口才。

四 砥砺前行：传承优良办学传统

抗战时，学校迁至立煌县（今金寨县），改称“安徽省立立煌女子中学”。初建时的女中规模不大，教学和生活设施极为简陋：校舍全是草房，实验设备只是奢谈。教职员工工资微薄，学生更是清苦。时值外敌入侵，烽火连年，国难当头的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困苦不堪，办学育人者肯清教，求学者能苦学，实属不易；能在此地静心办学，更属不易；那些年轻的女孩儿们，远离家乡、父母，孤身来到穷乡僻壤，孜孜求学，不仅是对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礼教，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的挑战，也是对辛亥革命“废科举、兴新学”的革命主张、“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解放妇女和男女平等等先进思想的新发展。

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合肥，1946年2月省立合肥女子中学正式开学。女中校舍和教学设施十分简陋，课桌椅缺十分之一，办公桌椅及橱架缺十分之四，生活用具缺十分之八；体育设备仅有篮球、排球网架各1付，童子军棍150根，帐篷2顶；工厂、农场、医疗卫生设备均无。如此设施，可见当初教育事业之艰辛。这个时期学校的教师万宴南、孙靖松（女）、金义为等大都正值年轻有为、奋发向上的年纪，天资聪慧且学识渊博，虽以教书谋生但师德纯正，他们诲人不倦，传道、授业、解惑皆能耐心、认真，析理深入浅出、透彻明白，表述生动活泼。他们每个人或是兼授几门功课，或是带几个年级的课，可谓一人多能。

1949年5月，时年61岁的金稚石就任合肥市立女子中学校长，奉令代表中国共产党、新政权接管、改造合肥市立女中。1956年学校招收高中生，成为完全中学，随后十年学校进入稳步发展的阶段。1966年文革浩劫中，合肥四中下迁至利辛县，直至1969年迁回合肥。

改革开放以来，合肥四中与整个合肥教育事业同步发展，办学条件也日臻完善。2001年重修了学宫，重现110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群，成为合肥文化教育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2003年斥资100万元，在校园内先后兴建了具有现代化条件的运动场，更注重了校园人文环境的建设。置身教学楼中，正西面墙上“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名言铜字赫赫入目，下方是寓意华夏“蛰”文化精神的龙头喷泉雕塑，与之搭配的是天井地面上的中国地图，隔窗穿廊，寓意打开“知识宝库”的雕塑“启”与“蛰”遥相呼应，转而教学楼与运动场之间，耸立着一座名为“腾”的雕塑，三座雕塑形成序列，承载着厚重的中国历史，更彰显了合肥四中教书育人的办学理念。

大兴教学改革之风，是合肥四中积极探索全面加强学生素质教育的新亮点，党的十六大以来，该校通过以人为本，整合教学资源，精心打造“341”教学管理模式，即：“三个年级滚动、四个方面比较、一把尺子衡量”的教学模式管理，尤其通过推行任课教师竞聘上岗、学校与家长联手抓好学生教育的方式，大大提升了教学质量。

从2001年开始，合肥四中将创建省级示范高中纳入“十五”发展规划，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经过2年努力，学校先后获得“合肥市甲级管理学校”、“合肥市示范高中”、“安徽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合肥市办学水平优秀等级学校”、“安徽省家教名校”等称号，2003年合肥四中终于成功晋级安徽省省级示范高中。安徽省教育厅评估验收专家组这样评价合肥四中——这是一所文化底蕴深厚、校园文化浓郁、人文环境和谐、常规管理扎实，教师水平高，学生素质好，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可喜成绩，具有发展潜力的一所省级示范中学。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教育方式方法创新，是合肥四中实现自我超越的又一新亮点，由该校名师结合教学实践辑写的《新课程理念下高中政治课教学方法研究》、《中学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高中学生英语口语交际能力培养的研究》等论文，相继在全省乃至全国专题研讨会上交流。师资质量的提升，催生了学生德、智、美、体的全面发展，其中计算机学科在全市比赛中夺得团体第二名的好成绩，排球、乒乓球等体育项目，连续数年保持市级竞赛的团体冠军。

备受社会家长关注的升学率也因教学改革的不断创新，也连续数年保持平稳上升的趋势。2006年，全校8个班参加高考，有300人达到本科录取分数线，其中理科最高分654分，文科最高分630分，一本达线54人，二本以上达线198人，再创历史新高。难能可贵的是，文科考生阮敏2003年入学成绩仅597分，高考取得了600分的佳绩，理科考生严诚2003年入学成绩仅587分，高考取得566分的佳绩，成为合肥四中“全面提高+英才教育”新的成功范例。

五 桃李天下:

桃李天下：合肥四中知名校友（部分）

合肥四中建校以来，培养出大批优秀的毕业生走向全国各地，还有不少留学海外，从母校汲取的优良品德和文化科学知识，帮助他们继续深造，成为各行各业的建设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列出部分知名校友，合肥四中对合肥教育事业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金稚石，1949至1953年任校长，曾任皖中参事会议长、安徽省博物馆副馆长、安徽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安徽省政协常委。

李泽震，1950年初中毕业，合肥通用机械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研究员级高工，曾任安徽省人大常委。

完永祥，1950年初中毕业，曾任驻摩洛哥大使。

郑宜苏，1950年初中毕业，曾任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刘洪勋，1952年初中毕业，研究员级高工，曾任兵工207研究所副所长，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许人冰，1952年初中毕业，曾任安徽省政协常委。

刘先平，1953年初中毕业，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王家珏，1953年初中毕业，解放军总医院研究室主任，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方明，1953年起任教，曾任合肥市人大副主任。

杨治平，1954年初中毕业，曾任中共合肥市委常委、合肥市人大副主任。

朱佩蓉，1954年初中毕业，曾任马鞍山市人大主任。

高玉骅，1956年初中毕业，曾任合肥市民进主委、市政协副主席。

陈义林，1958年初中毕业，曾任上海市人事局局长。

苏平凡，1958年高中毕业，曾任中共安徽马鞍山市委书记、研究员，省人大副主任。

袁华音，1959年高中毕业，教授，曾任安徽省立医院院长、党委书记。

卞国良，1959年高中毕业，解放军少将，曾任某部军政委。

诸宗智，1960年高中毕业，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孙靖松，1960年任副校长，曾任合肥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

宣凤华，1961年高中毕业，北京新闻学院副院长。

戴国庆，1962年高中毕业，民革中央委员、安徽省民革秘书长。

李增智，1963年高中毕业，教授，曾任安徽农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龚维博，1964年初中毕业，哈佛大学博士，美国麻省大学终身教授。

李长才，1966年初中毕业，十七届中央委员，解放军上将，兰州军区原政治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屠筱武，1966年高中毕业，曾任安徽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

厉德才，1968年高中毕业，曾任中共合肥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安徽省人防办主任。

孙志刚，1968年高中毕业，曾任中共合肥市委副书记。

杨思松，曾任合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政法委书记，合肥市委常委、秘书长。现任合肥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项贤峻， 1968年初中毕业，曾任合肥电视台台长，安徽大学新闻系兼职教授，中国记者协会理事，安徽省记者协会副主席，安徽省影视家协会副主席；现任合肥市政府副秘书长，安徽省旅游学会副会长。

王大明，1974年高中毕业，现任宝文置业（安徽）有限公司董事长，企业家，慈善家。

汪兆钧，1974至1984年任教，曾任安徽国宝公司董事长、安徽省政协常委。

胥午梅，1979年高中毕业，央视著名新闻主播，曾任文化宫教员；安徽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主持人。

王继锋，1980年高中毕业，现任合肥市档案馆馆长、合肥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档案学会副理事长兼档案馆专业委员会主任。

吴起，1985年高中毕业，合肥市交警大队长，全国特级优秀警察。

张昱，1989年高中毕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面向新兴智能应用的编程系统、软件分析与安全、量子软件等，发表论文90余篇，出版教材9 本、译著1 本，获4次安徽省教学成果奖、中科大首届唐立新教学名师奖等。

温耀龙，1989年高中毕业，现为公安部上海金盾艺术团国家二级演员、主持人，曾多次主持国家级大型晚会及典礼。

董松，1991年高中毕业，先后任安徽省博物院副院长、安徽省书画院副院长，第七批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安徽省宣传文化领域首批“拔尖人才”，中国博物馆协会陈列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2013年入选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领袖计划”（IVLP）成员。

…………还有一大批仍战斗在全国各行各业、国内国外的优秀四中毕业生。

2018年，在省市党委政府的关怀下，合肥四中在省府之东落成复校，这所有着丰厚文化底蕴，悠久办学历史的名校旧貌换新颜，作为校友，我们内心无比激动，祝愿母校广育新人，再立新功。

撰文：金其安、崔建望、洪继文

摄影：高玉琪

编辑、审稿：裴启超、彭强

合肥九中

合肥九中的前身最早为清代知府张纯修于康熙四十四年（公园一七零五年）所创，始称“横渠书院”，继改为“庐州书院”，历经七朝近两百年，逐步成为合肥有名的学府。光绪二十八年（公园一九零二年），李鸿章子侄、邮传部侍郎李经方改之为“庐州中学堂”，成为合肥教育史上第二个所谓“西为中用”、“除旧布新”的新型学堂。民国以后，学校数易其名先后为“省立二中”、省立六中、省一临中、国立八中、合肥高中、皖北高中等。三百年来合肥九中所在地一直是学子聚集，名人荟萃。

名人杨振宁，胡底，戴念慈，何国伟，王诗槐。

长江饭店。合肥豪华酒店。

1958年毛主席视察安徽，在省委书记曾希圣的陪同下，乘坐敞篷汽车从稻香楼出发，经金寨路，长江路，胜利路到合肥火车站乘车回北京，这是毛主席唯一一次检阅群众，沿途合肥十万人夹道欢迎，合肥人民有幸亲眼目睹领袖的风采。我想我的父母当时应该在幸福欢迎的人群中吧。图为领袖的车队经过长江饭店前。

安徽合肥：上世纪80年代“最高楼”——合肥大钟楼



出外龙舒人

23小时前 ·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作者：程堂义

​​1975年始建、1980年投入使用的大钟楼，是上世纪80年代合肥地区的最高建筑，高达82.55米。

虽然如今的大钟楼已经被周围许多高大的建筑所掩盖，但曾经可是有着辉煌和荣誉：不仅是科技和高度的代表，甚至连粮票等上面都有它的“身影”。

而且，几代合肥人对“大钟楼”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一个年代的最高楼

对于合肥人来说，应该没有不熟悉大钟楼的。其实，大钟楼是合肥人的通俗说法，它的全名应该叫“合肥长话通信枢纽工程”。

据档案记载，大钟楼于1975年开始动工建造，1980年建成并于当年12月投入使用。整个工程由主机房、钟楼、营业大厅等部分组成，总建筑面积14485平方米，主楼7层，钟楼12层，全部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钟楼上有双层平台，安装微波天线，楼顶部设直径约4米的自鸣电钟4面。钟楼从地面至微波天线尖净高为82.55米。

82.55米，放在现在的确是个不起眼的高度，但在上世纪80年代，这绝对是一个“鹤立鸡群”的高度，因此大钟楼成为当时合肥最高建筑，是科技和高度的代表。

○1981年的合肥大钟楼

大钟楼自建成以后，一直是合肥电信局的办公场所。只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建起了更加高大的合肥电信大楼，大钟楼的功能才有所弱化。

而透过大钟楼，我们也能管窥电信业在合肥的发展史。据《庐州府志》记载，早在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合肥就设立了“庐州电报局”。从1935年至合肥沦陷前，电报局设于今安庆路五金批发站处。1938年5月合肥沦陷后，原电报局由日本人接办。抗日胜利后的1946年，合肥电信机构有交通部经办的“安徽电信局”、省政府经办的“省电话局”和“合肥县电话管理处”。

1949年初合肥解放后，市军管会将两局一处合并，成立皖北电信指挥局，统管合肥及皖北的电信、邮政业务。1950年6月，改设合肥电信管理局，邮电业务范围不变。1950年12月16日，又取消合肥电信管理局，成立安徽省邮电管理局。1951年9月1日，省、市局分设，成立了合肥市邮电局。这样一直到1969年12月13日，根据邮电部指示，实行邮、电分设，于是成立了合肥市电信局，并于1975年开始修建办公场所，也就是后来的大钟楼。

大钟楼与老合肥人的感情

据上世纪70年代参与大钟楼建设的老人们回忆，由于当时的合肥不是很大，大钟楼建造前，这里都是坟堆、土房子、杂树林等，旁边是没有什么高大建筑的，当年附近只有一个交警的指挥台。

这里没有马路，旁边的芜湖路也就一条道，人们行走都是顺着坡往上走的。芜湖路上当时只有省图书馆、物资局两个小红楼，都只有两三层。当时大钟楼算是合肥第一高建筑了。

○1959年的芜湖路（大钟楼建造前，这里都是荒地、土房子、杂树林）

除了是最高建筑外，对于合肥人来说，对大钟楼还有着一种天然的感情。那是因为，几十年如一日的每个清晨，大钟楼被东方的朝霞辉映着，六点整的报时曲向我们宣告着新一天的开始；而且，直到晚上9点，每逢整点就会奏响乐曲报时；它准点播出的报时钟声整个老城区都可以清晰地听见……每当置身它的旁边，总能感觉它的形象依然高大，看着钟楼身上那黑白分明的钟盘，一股亲切感油然而生。

而据我们了解，其实，大钟楼的报时也是“与时俱进”的。刚开始时大钟是机械报时，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每逢整点就会奏响《东方红》乐曲。虽然维护人员每天对时，但也免不了大钟四面时间各不同。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钟的“娘家”上海电动厂不再生产相关零配件了，于是机械大钟被石英钟所取代，整点报时音乐也换成了法国乐曲《钟声》。而到了2003年，大钟报时采用了先进的GPS进行卫星校时，走时更准确。

○1986年合肥大钟楼鸟瞰

​“对我们那个时代的合肥人来说，大钟楼绝对是一种标志和寄托，每每当‘东方红’的旋律在城市上空奏响时，人们总会停止脚步，习惯性地向钟声方向寻找。”一些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前的市民在接受采访时纷纷说道。更有不少住在大钟楼附近老城区的人说，每天清晨去环城公园晨练，在途经大钟楼时，抬头望一眼大钟看看时间，已成多年的“习惯”。

是啊，对于老合肥人来说，大钟楼不仅能让人掌握时间，更多的成为一种习惯和仪式感。

“走出”合肥的大钟楼

作为合肥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的标志性建筑，在土路上建起的这座大钟楼成为合肥的名片，它不仅出现在合肥的宣传画册上、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的合肥图片中，还出现在合肥地方粮票上、烟标上，而且连商品包装纸上也印着它的轮廓。

○曾经的合肥地标——大钟楼（资料配图）

这在笔者本人身上就有亲身经历。在上世纪80年代，笔者就喜欢收集烟标和火花，并且像宝贝一样收藏着。上次回老家，在一本大书里看到仅存的十几张烟标，虽然破旧，但居然就发现了两张‘合肥’牌香烟。上面的图案——当时合肥的标志性建筑大钟楼清晰可见。

不仅如此，在文学作品里，“大钟楼”也频繁亮相。例如，1993年公映的一部电影就曾在大钟楼取景。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阔少爷阿满只身去外地旅游，不慎将行李丢失，他只好四处流浪打临工。正在这时，四川妹子彩云来到了他身边，在真诚的接触和交往中，两人相爱了。几年后阿满终于与家中取得了联系。当彩云见阿满一下由临时工成了阔少时，欲转身离开，阿满追了上去……

○电影中取景合肥大钟楼打电话场景

虽然这部戏的主创均和合肥没有什么关系，也不太清楚当初为什么在合肥取景，但的确是在合肥拍摄的，影片中不少场景都能见到合肥的影子，比如安徽饭店、包河公园等，而其中林阿满几次打电话的邮政局，就是合肥当年的标志建筑大钟楼。

时代进入到今天，虽然大钟楼“变矮”了，但它依然是合肥的重要地标。在它周围的各条马路上，多少路公交车依然报着“大钟楼”的站名；当我们漫步在包河公园的小径上时，往西处一看，大钟楼依然在蓝天下矗立；对于惯常行走在大钟楼附近以及居住工作在它周围的人们来说，定然还听得到它悦耳的报时曲。

​作者：程堂义（档案观止）

市侩巷——在市政府宿舍东与宿州路之间的一条古巷。

合肥最短的一条小巷

市侩巷也在宿州路上，而且正与义仓巷相对。如果足够仔细，你会惊奇的发现上文提到的四弯巷曾经也是“东起北大街（今宿州路，与义仓巷相对）”。咦！这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个“市侩巷”是古早“四弯子”的一部分，正如上文所说，因为新建宿舍楼的缘故，这段小巷便与北段遥遥相望。北段继承了“四弯”这一名称，而南段一直无名。据街口报刊亭的老板回忆，2005年以后获得今天的名字。

说了那么多，究竟市侩巷有多短？巷口的地名牌上显示“50米”。50米什么概念？站在巷口，一眼望到小巷的尽头，两侧的建筑物更是一览无余。据说，有人曾计算过从巷头走到巷尾，只要花费十秒钟。

当然，话是这么说，平日里真想一眼望到头，还得等到小巷内没有车辆的时候。因为老城停车位实在奇缺，市侩小巷成了天然的停车场，本来水泥浇筑的是两车道，往往东停西靠之后只剩下窄窄的一车道。

而且，作为三中附近的几条美食街之一，这里一到中午放学或者晚自习前立马被一大波学生堵得水泄不通。这一点，笔者在那些年的时光里深有体会……最近几年，三中施行了“午间静校”，这里逐渐沉寂了下来。当笔者再次探访小巷，当年巷内火爆的小吃也都不见了。只有一辆辆外卖车来来往往，告诉人们这里曾是吃货的天堂。

市侩巷还是市会巷？

其实，这条小巷本身名字便存在争议。大约几年前，笔者还在三中读书时，她还叫做“市会巷”。这次故地重游，发现牌子已经换了，上面的字也变成了“市侩巷”。

这又是什么情况呢？笔者翻到了2014年安徽网的一篇题为《市会巷”还是“市侩巷”？合肥一小巷“真名”成谜》的报道。话说，当年一位在此居住十年的张先生对新置换（2013年11月）的“市侩巷”牌子提出异议，说他从搬过来这儿便叫做“市会巷”，会不会是有关部门写了错别字？随后那座路牌遭到拆除。

今天不知为何，那座“市侩巷”的路牌又“卷土重来”！据当年那篇报道称，相关部门“立新路牌时走访过附近的老人”。街口报刊亭的老板二十年前来到了这里，见证了宿州路两旁的变化，她也表示赞同：“这个（市侩巷）是最早原来的名字，后来才改成了市会巷。”

无论是市会巷还是市侩巷，除了巷口的地名牌，小巷子里未发现相关的门牌、涂鸦。巷子尽头的住宅小区，门牌号也是写着“宿州路167号”。

其实这片住宅小区也有传奇故事。今天，她的名字叫做“市政府机关宿舍”。据《庐阳地名物语》介绍，七十年前，1950年左右，合肥市政府从今老省博址临时搬迁到了这里，当时有两排破旧的砖瓦结构平房，前一排是办公区，后一排是生活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据说连厕所也是公用的。后来，市府机关迁至淮河路址，而这里则陆续盖起了几栋小楼，成为机关宿舍区。

“市侩巷”还是“市会巷”？这样的问题似乎已不重要。街巷的名称本便是人们约定俗成，怎么方便怎么来吧。不过，今天既然定了，就不应再做变动了。街巷起名挂牌本为方便人们出行，别因变动成了“误导”！

结语

笔者准备离开时，时间已近傍晚。夏风迎着暮霞，柔和吹来。人们也悄悄走出空调房，结伴来到了街道上。孩童的喧闹，也惊醒了寂静的市侩巷，外卖车来往更加频繁……“市侩”一词曾指唯利是图的奸商，而今天却代表了老城最后的“市井气”。

束文杰

航拍市侩巷

今日市侩巷

淮河路桥，解放前的威武门桥。

70年代修建的长江路桥。记得老师给我们念过一篇叫刘（赵）爽的小学生写的一篇作文《长江路桥啊！幸福桥》。

淮河路省邮电管理局

三孝口长江书店（现科教书店），工行长江路支行，三孝口百货商店。

合肥老火车站广场，58年毛主席在此登车回北京。

车站广场。

胜利路连接着老、新合肥火车站。1949年1月21日，解放军先遣兵团从磨店出发，经此路进入合肥，合肥宣布解放。此路从此被命名胜利路。

段家祠堂及前面的金斗河（南淝河），今天的淮河路。

金斗河——今淮河路旧景

安徽省博物馆，楚大鼎是镇馆之宝。

五十年代省博物馆

肥东瑶岗，渡江战役指挥部所在地。1949年2，3月间，邓小平，陈毅率领的渡江战役指挥部由蚌埠到合肥，先住在条件较好的东门洪家花园（即安徽省委处），但由于电台集中，同时合肥城里的国民党特务报信，国民党派飞机轰炸了洪家花园，指挥部不得不另外换地方，最后有人推荐了瑶岗一个大地主（进步人氏）家。邓小平，陈毅等在这里指挥了渡江战役。

合肥老地图局部——一条小河从龚大塘（老一中南）流出，在段家祠堂与南淝河汇合。

航空拍摄的合肥三孝口附近

合肥市委市政府。

范家修造的四牌楼——范巷口



“一人巷，难过车轿。二郎庙，无人把香烧。三孝口，三子尽孝。四牌楼，范家修造。五星寺、六谷祠，遗址难找。七桂塘，丹桂香飘。八蜡祠，凤凰拜朝。九狮桥，正对三国古庙。十字街，十分热闹。”老合肥对这首数字民谣十分熟悉，而每一个数字讲述的都是一条著名的街巷，有的仍然存在，有的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合肥人习惯把路边半弧形的建筑叫做牌楼。上世纪50年代，在原先的范巷口，即今天的长江中路和徽州大道交口处，先后建起了新华书店、百货大楼、供电大楼、轻工大楼，形成四楼相犄之势。其实，历史上的四牌楼位于今天的长江路与宿州路交口处。

那里以前是范氏宗亲积聚的地方，俗称范巷口。范家最著名的是范大房，位于老省文联附近，曾是老合肥民居建筑中为数不多的四合院样式，建于晚清，原是土砖草舍，范氏曾祖辈购建宅基，民国初年由范氏祖辈扩建翻盖，彦、士两辈及部分家字辈三代同堂居住。抗战前夕范氏家族不断扩大，一度彦、士、家、毓四世同堂。

还有一种传说，当年庐州战乱，有人在此巷口设立粥棚，熬粥救济灾民，被称为“饭巷口”。

留在合肥人记忆中的四牌楼人行天桥。

五十年代国营合肥百货大楼。

俯瞰四牌楼，当年高大的四座建筑——百货大楼，供电大楼，轻工大厦，新华书店人民银行。

淮河路十字街

俯瞰合肥孝肃桥和合肥粮食一库。

五十年代的芜湖路，法国梧桐还没长成。

中菜市

三孝口老面点店

金寨路

合肥东门外

芜湖路，七中，包河公园。

西园新村——八十年代建设的集中小区。

宋村小学，后面是卫立煌家的碉楼。

骆岗机场——77年启用。我们许多人的蓝天之梦是从这里开始的。

淮南铁路——裕溪口至蚌埠的一段铁路。记录了我们合肥人的走出去之梦！

光明影都：那些定格在时光中的影像

<重温合肥记忆>

在不少老合肥的记忆中，曾经的光明影都就是一座记忆深处的建筑。尽管如今它已不再矗立于三孝口闹市，即将变身成为具备地铁换乘功能的现代化立体停车楼，但萦绕在这座建筑上的点滴往事，仍然让我们能够回忆起当年合肥老影院的独特魅力。

口述者

吴永昌，1946年生，1976年调入光明电影院任总务，1984年任光明电影院副经理，1993年任光明影都副总经理，1995年任光明影都总经理。1998年调入合肥市电影公司任副总经理直至退休。

前苏联专家亲自设计建造

据我了解，光明影都的前身光明电影院是1954年7月正式建成的,这是当年合肥市民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这座建筑也成为三孝口地区当时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上世纪50年代，全国上下受“苏联老大哥”影响，建筑风格都流行前苏联的，光明电影院就是一座由前苏联专家设计和参与建造的“纯种”苏式建筑，连绘制建筑图都是前苏联专家在合肥亲自完成的。电影院门前那高高的八根廊柱，风格鲜明地承载了当时中苏友好的历史文化信息。

刚一建成，光明电影院就拥有了能容纳1300多人的放映大厅，这可是当时全市最大的电影院。那时国产电影不多，放了很多前苏联电影，有一部叫《幸福的生活》的电影，一时间吸引了众多单位工厂来搞电影票，电影里的女主角是本色演出，不化妆，姑娘大嫂看完都觉得新奇，朴素也能那么好看！当时观众后排座位设计成台阶式，可让观众斜靠在沙发靠背椅上看电影，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说已经是很大的享受了。1977年，光明电影院将弹簧沙发椅改为活动胶木被靠椅，又增加了250个座位，节省内部空间、方便观众走动的同时，继续保持着全市最大电影院的规模。就连电影院门前面朝马路的小广场也成为市民游玩的好去处。

光明影都的前身光明电影院

首映彩色立体宽银幕电影

现在的年轻观众提起看电影，都喜欢选择MBOX等巨幕影院，银幕画面能够将观众包围起来，试听效果确实震撼。但是可能大家没想到，50多年前的光明电影院就已经在合肥首开先河，带领当时的合肥观众过了一把“巨幕”电影的瘾了。

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人民群众大多只能看看露天电影，想搞张电影票真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所以那时的售票阿姨可被人羡慕了。电影院一进门的放映大厅里挂着那个时代22位“新中国人民演员”，俗称“二十二大电影明星”大照片，成为大家“追星”的素材，当时电影票上也会印着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王心刚、陈强这些大明星，也是市民收集的宝贝。

当年吴永昌在光明影都改建时的照片

溥仪弟弟亲题“光明影都”

改革开放了，电影票也开始要钱买了，光明电影院顺应新情况的需要，在80年代推出了“敞门入场”的观影等多种创新形式。所谓敞门入场，就是不在影院门口设立有工作人员的检票口，观众持票进场自觉对号入座，这基本上解决了观众排队检票时间长、人数多的问题，整个影院秩序井然。正是凭着多项软硬件优势，光明电影院仅在1985年就放映电影3736场，收入突破50万元，在安徽省内电影院中名列第一！

时光总是在不知不觉中逝去，到了80年代末期，光明电影院已历经了30年的风雨。影院晴天透光透亮，雨天地面积水，墙体开裂了多处，门口那八根大廊柱也是破旧不堪，安全隐患很多，这些都大大影响了观众来看电影的安全性。恰在此时，合肥多家电影院都在上马新的放映技术，改造原有影院结构，吸引年轻一代的观众。因此我们整个电影院从上到下都觉得改造电影院迫在眉睫！而且光明电影院不但要改造，还要走影院多功能这条新路。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国内正在放映台湾影片《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影响一代人的片子上映后非常火爆，电影院里哭声一片。虽然票房很不错，但还是在1990年9月20日放完最后一场《妈妈再爱我一次》后，光明电影院正式停映电影，进行改造。

上世纪90年代的长江中路一带已是合肥非常繁华的商业文化经济圈，我们感觉影院要想有更大发展，不扩大规模是不行的，但城区寸土寸金，最后我们只争取到了仅有1500平方米左右的面积。只能在和老影院几乎同样大小的地基上建设一个综合影城，并且要求具有70毫米立体声放映厅一个、400座和250座中小型豪华放映厅各一个，还要建设多种娱乐用房、商场等设施，且规划高度只允许在21米以下。用合肥人的话说，就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啊。

在设计建造过程中，我们还分别考察了上海等有先进电影放映历史和经验的城市，最后确定将“光明电影院”更名为“光明影都”。我们还联系上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著名书法家溥杰，寄去了笔墨纸砚，请他题写了“光明影都”四个字。自此，“光明影都”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设计者考虑多方面意见后，决定对光明电影院的建筑采用兼容并蓄的设计风格，提取原光明电影院中最精彩的建筑片段加以提炼，用现代建筑的设计手法，结合到“光明影都”的设计中去，设计者把老影院的立面形式视为历史的“画卷”，卷曲收藏在新的建筑里，让市民去缅怀、去追忆，并由此而对新建筑产生情感上的延续和心理上的认可。

在全新的设计中，我们通过多种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去契合“光明”这个主题。比如讲原有的实体山花墙用现代材料穿孔铝板替代，用意是把人们从怀旧中唤醒，去感觉这是一座全新的“光明影都”。在半圆山花墙和柱廊上，延伸展开大面积的弧形宝蓝色玻璃幕墙，远观好像一块硕大的露天银幕，又如同蓝色的海洋和天空，像铺展开来的巨臂拥抱着四周，反射着阳光，是“光明影都”从过去的辉煌走向未来灿烂的形象体现。这个造型不仅当时引领了潮流，很多年后也没有过时。而在影院内部，观众席采用长排法设计成全无遮挡的看台式池座，侧墙及后墙为阻燃地毯后衬多层吸声材料，顶部为穿孔石膏板衬矿棉做成的大弧形双曲面顶棚。尽管用材不是很高档但却达到了较高雅的艺术请调和理想的声学效果，光明影都也一度被电影公司确定为特级电影院。

当时不少剧组来光明影都举行观众见面

首届“中国相声节”在此举办

1993年4月，光明影都在原址闪亮登场，重新开业。建成后的光明影都立体经营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是当时合肥市唯一的综合性、多功能文化娱乐活动场所。其中，电影放映大厅设有840个座椅，配置的200平米超大银幕更是全省第一大银幕，可放映35mm和70mm电影，兼具六声道立体声音响，视听效果独特。

当时我们除了电影放映这个老本行，还积极扩展业务范围，设有月光录像放映厅和休闲厅，室内装饰精致、典雅，环境舒适，除了观赏影视节目之外，还可举行小型会议和联欢活动。此外，光明影都还开设天上人间美食娱乐中心，达到了特二级酒店的标准，同时设有23个温馨浪漫的KTV包厢和歌舞大厅，能放映水幕电影，还能安排接待演出和商务活动。1997年新增加高科技娱乐项目的动感电影。那时候的光明影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闹市区的shopping mall，是一到周末大家都想来逛逛的地方。每逢大片上映，更是座无虚席，一票难求。

更让我和同事们高兴的是，就在1993年重新开业当年，由于在华东地区数一数二的硬件条件，我们被在合肥举办的首届“中国相声节”选作主会场，当时来了24个国内外代表队，有35段相声作品角逐相声节最高奖——“金玫瑰奖”。马季、王谦祥、冯巩、范伟等一大批著名笑星都在光明影都表演相声，与光明影都结下缘分。这在当时可是一件轰动安徽乃至全国的大事。

1996年，由斯琴高娃、陈强、陈佩斯主演的喜剧电影《太后吉祥》，由葛优、许晴、姜文主演的《秦颂》先后在光明影都举行了首映式。1998年，影片《背起爸爸上学》也在光明影都举行首映礼，因为是部励志片，所以当时几乎各个大中小学都前来包场，热闹非凡。

1996年陈佩斯随《太后吉祥》剧组来光明影都

已成永久的回忆

历史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2008年4月7日，随着“光明影都”几个大字和巨幅电影海报的拆下，曾经留给合肥人无数光影记忆的光明影都正式开始拆除，至今仍有不少城市建筑师与“老合肥”惋惜不已。随后，光明影都还因七桂塘菜市拆迁改造客串过半年的临时菜市，也曾被建议改建成合肥“孝文化”主题公园。

时至今日，光明影都再无踪影。

已被“香港广场”取代的合肥剧场，据说当初是刘晓庆投资的

合肥最“草根”的剧场

能够直接用一座城市命名的公用设施，在城市的发展历程中自然拥有着不同凡响的地位，合肥大厦、合肥饭店、合肥剧场……尽管有些早已踪影难寻，但提起它们，老合肥无人不知。合肥剧场——这座曾经给万千老百姓带去欢笑的公共文化娱乐场所，早已在时代的车轮里沉寂，但也承载着一座城市的记忆。

　　讲述人简介

谷光平，1937年出生，1976年进入合肥剧场工作直到退休，历任合肥剧场宣票股长、副经理、经理、书记等职。

追根溯源曾有百年历史

　　提起合肥剧场，虽然在如今的市府广场、淮河路中段已见不到它的身影，但不少像我们这样的老合肥记忆犹新，“合肥剧场”、“淮阜楼”、“花园巷”可都是当年的热闹地。

　　合肥剧场最早的前身是寺庙——由福建省旅肥同乡会十二姓在清乾隆年间建成的天后宫，因为是祭祀天后娘娘所用，所以每到春节，为迎合祭祀人群，这里自发地出现了各式杂耍和徽班演出，成为合肥最古老的戏曲演出场所之一。到了民国初期，这里发展成为合肥的“天桥”——文昌宫广场，汇聚了大量的曲艺人员，吸引了众多观众。

　　1913年，徽州人方遇春在此处重新建造了戏院，组建京、徽两班唱戏。直到解放前夕，董良臣、段正宽、胡月天等集资在该处建新民大戏院，草木结构，演唱京剧。合肥解放后，新民大戏院由新生平剧社经营，几经修缮，拥有995个座位，与肥光电影院一起，成为老合肥屈指可数的公共文化设施。尽管新民大戏院看上去拥有不少座位，但其实简陋得要命，剧场舞台是草席围起来的茅草顶棚，围墙也是土坯夯成的，座位干脆用木板钉成，没有任何喇叭、电灯，晚上演出点的是清油灯，演员在舞台上唱戏就靠一副好嗓子。但即使是这样，每天也总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老百姓都涌到这里看“大戏”。所谓“大戏”，就是合肥老百姓对京剧的俗称，因为京剧起源于徽班进京，在安徽本地拥有众多戏迷。

全省首家新建专业演出剧场

　　解放初期，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特别喜欢京剧，应该说这对日后合肥京剧团成立、建造合肥剧场都有着不小的促进作用。1953年，新民大戏院大厅倾斜，无法正常营业，于是在合肥市政府的重建请求下，曾希圣指示省内拨款10万元，历时8个月在新民大戏院原址上新建砖木结构的新剧场，建筑面积有2500平方米，并命名为“合肥剧场”。

　　不过，第一次拨款全部投入土木工程后，资金就紧张了，盖好后的剧场内，地面没有铺平，1068个座位也是普通大板凳，同时缺少必要的配套设备。情况反映后，曾希圣再次指示拨款2.5万元，为剧场添置了沙发、翻折椅、大幕、灯光等使用设备。

　　1953年底合肥剧场建成后，成为合肥乃至全省第一个新建的专业演出场所，自然也是全市轰动一时的大事。当年的剧场为3层建筑，不仅拥有前厅、大厅、观众厅、表演台、化妆室等不同的功能区，就连10.8米宽的舞台上都备有面幕、天幕、二道幕、腰幕、沿条，安装了两路电源、两套音响，灯光在当时也是比较齐全了，表演区达到了120平方米。还配备了3层的职工宿舍楼和面积不小的内院。要知道当时的合肥市还没有什么像样的地标建筑，老合肥人熟悉的江淮大戏院、百货大楼、新华书店都还没有建成，连长江路都没有打通，紧邻市政府边上的合肥剧场当仁不让地成为地标，普通市民走到剧场门前都驻足参观，俨然街头的一个靓丽景点。

上万农民开着拖拉机来听戏

　　新建的合肥剧场首次演出是由合肥市京剧团演出的《秦香莲》。随后，合肥剧场就成为合肥市京剧团的驻地，供京剧团排练演出专用，场团统一领导，同时保障市委、市政府重要会议召开，其余时间则接待其他剧团演出。这段时间里，我们不仅排演了合肥市京剧团的《岳飞》等剧目，还接待了由严凤英领衔安庆市黄梅戏剧团的《柳树井》、《打猪草》，无锡锡剧团的《方卿羞姑》等外地戏曲剧团演出。

　　可以说，上世纪50年代末的合肥城里，最热闹的地方我们合肥剧场绝对算得上一个，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合肥市京剧团的剧目上演，还经常有薛浩伟、缪鸿菊、周麟荣等外地名角儿来肥登台，他们一来更是一票难求。尤其是我们剧场门前每天都张贴出第二天上演的剧目海报，观看彩色的海报常常成为票友们每天必做的要事。就连后来到合肥晚报工作的老编辑张家武，当年也曾在合肥剧场担任美工、宣传等工作，剧场门前张贴的不少戏剧、电影海报，就出自他的笔下。

　　1957年4月，丁玉兰领衔的合肥市庐剧团带着庐剧代表作《借罗衣》、《休丁香》、《讨学钱》，到北京进行汇报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庐剧在家乡合肥的影响力更加巨大，合肥剧场一时间也成为庐剧的主场。随后，由丁玉兰、孙邦栋主演的《秦香莲》、《借罗衣》等，在合肥剧场连续进行了3个月的晚场演出，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合肥市区以及近郊、县区的观众远道而来。因为太过热火，当天的演出门票根本无法购买，需要提前几天预定。而因为开着拖拉机集体来购票、看戏的农民观众太多，一时间剧场后门的小街巷里都停满了拖拉机，与旁边的江淮大戏院门口停着的小轿车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当时大家津津乐道的一道奇景。在老合肥人的心里，我们剧场就是“最草根”的本土味。

　合肥四家剧院之首

　　1969年秋，合肥市京剧团与安徽省徽剧团合并为安徽省京剧团，并从合肥剧场搬迁至如今的桐城路黄梅戏剧院。为了填补经营空当，同时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合肥剧场体制改为独立经营单位，在不断修缮的同时，还添置了大型配电柜、高频率扩大器、音箱、放映机等放映设备，开始在接待剧团演出的同时，放映电影，剧场也随之进入观众活跃期。

　　当年家喻户晓的上海越剧团摄制的电影《红楼梦》、江苏省京剧团摄制的电影《白蛇传》等一大批经典戏剧名片在合肥剧场都是多场次放映，平均每天六七场，场场爆满。火爆全国的武侠电影《少林寺》更是在合肥剧场连映70多场，仍然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除了火爆的电影，庐剧、黄梅戏、话剧等交替上演，让合肥剧场在上演上映场次、营业收入等指标上，都居当时合肥四家剧院的首位。有资料显示，截至1985年，我们剧场先后接待了演出剧团40个，放映电影1万多场。

　　早在1979年，合肥剧场就利用地下人防工程坑道冷气，改造成为全市第二家开放冷气设备的剧院。到了1985年我们又贷款15万元，淘汰了最初安装的6个木制扇叶电风扇和并不太新鲜的地下人防坑道通风技术，安装了两台大型空调设备，同时新增了全套的宽银幕放映设备和1台氙灯滤波器，较好地改善了观影条件。

　　由于与江淮大戏院距离只有几百米，两家文化单位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关系。不过与硬件较佳、名声在外的江淮大戏院坐门等客不同，我们合肥剧场是系统组织、主动出击、上门宣传、提高软性服务质量，与周边不少的大中小学校、医院、工厂都建成了共建文明单位的关系。当时我们主动粉刷剧场两边的围墙，开辟为灯光橱窗，介绍当期热映的电影、戏剧等。在各个单位组织宣传员，定期开会互动，送票上门，组织集体观影。由于通宵夜场电影的热映，为了保障观众的身体健康，还特别邀请了合肥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在现场进行医疗保障。各项服务保障推动了剧场业务的顺利开展，1987年我们入选安徽省文明影剧院。

见证戏剧发展传承文化种子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合肥剧场由于主体采用砖木结构构建，且年久失修，被房管部门鉴定为危房，舞台及大厅无法使用，被迫停业。随后，我们在剧场院内搭盖了简易建筑，放映投影，用以维持剧场30多名工作人员的工资发放。也曾迫于生计，将部分建筑改成小旅馆出租。几经波折，合肥剧场终于被拆，改建成了如今的“香港广场”商业写字楼。

　　作为合肥剧场曾经的一名老员工，如今回眸合肥剧场那一段段难忘的华章，它的历史、它的特色，已经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共同的记忆，这座老合肥心中“最草根”的老剧场，见证了从晚清民国，到解放初期，再到改革开放，合肥地区戏剧事业发展的起起伏伏、合肥文化事业发展的点点滴滴，给合肥人留下了绚丽的回忆，更留下了文化传承的种子，让如今的我们能够欣喜地看到：徽剧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安徽徽京剧院日渐强盛，丁玉兰艺术馆开始筹建，合肥青年戏剧节成功举办。

合肥有条跑马场路

跑马场路是从长江西路到合肥市体校的一条支巷

合肥还有一条路叫“靶场路”，实际上跑马场路和靶场路都是因为过去分别有个靶场，靶场路的靶场是属于安徽省军区的不对外，而在长江西路的靶场是对外给民兵打靶用的（据说在大蜀山下还有个靶场），跑马场的靶场曾是合肥的刑场，不少死刑犯在这里执行，后来这里交给了合肥市体校，并曾开发成了个游乐跑马场。

长淮电影院

合肥最早的电影院

　　合肥街头关于影像的游戏由来已久，传统的皮影戏，走马灯可能是电影最早的雏形。

庐州大地上的光与影

　　“一人巷，不走车轿。二郎庙，无人把香烧……十字街，十分热闹”，这是一首流传在庐州土地上的民谣。昔日的十字街，现在的宿州路和淮河路交叉口，曾是老合肥关于庐州光与影最早记忆的地方。

　　十字街曾有一条自西向东的河流，叫金斗河，民国初年那里很是热闹。老合肥印象里在那儿上演了一出《战太平》的皮影戏，它精妙绝伦的表演和充满豫剧味道的唱腔赢得了人们的喝彩。

　　当时的庐州人把皮影戏称作“影子戏”或“灯影戏”，是用灯光照射在剪影上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艺人们在白幕后面操纵戏曲人物的同时用当地流行的曲调唱述故事，还配以击打乐器和弦乐，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一口叙述千古事，双手摆动百万兵”，将中国民俗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因为表演的皮影大多用驴皮刻成，也有人叫它“驴皮影”。

　　还有一个和电影原理差不多的游戏叫做走马灯，又名马骑灯，也是庐州传统玩具之一，不过常在元宵、中秋等节日期间才玩。具体是在灯内点上蜡烛，其产生的热力造成气流，使轮轴转动。轮轴上有剪纸，烛光将剪纸的影投射在屏上，图像便不断走动，因多在灯各个面上绘制古代武将骑马的图画，而灯转动时看起来好像几个人你追我赶一样，故名“走马灯”。

　　过去，在灯火通明的元宵夜，从十字街往鼓楼那边望去，各路花灯一齐走上街头，玩龙灯，舞狮子，踩高跷，演“旱地行舟”等，热闹非凡，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走马灯。

第一次有了活动的影像

　　如果说皮影戏和走马灯只是简单的光影效果，那合肥第一次真正放映电影是什么时候呢？那必须要追溯到1925年的夏天，合肥基督医院的美国籍院长柯普仁在自家草坪上为合肥人放映了一场关于美国西部垦荒的黑白无声电影。

　　据《合肥市电影志》记载，20世纪20年代末，有个叫娄迈三的人邀合肥部分商界的人士集股，就在今天的安徽省立医院附近开办了城南游乐园，在夜晚将至的时候会放映露天电影，而这应该是合肥最早出现的营业性电影放映活动。因地处荒僻，经营日渐萧条，不足半年即倒闭。

　　其后，在1936年2月15日，淮安新安儿童旅行团从蚌埠去巢县路经合肥，逗留了六七天，随团带有活动影片和卡通片，售票公映几场，其中包括《一·二八战地写真》等抗日宣传片。从1943年12月到1945年7月，侵华日军占领合肥期间，城内基督教堂，前大街建国小学空场等处曾相继放映过《海上大观园》、《凌波仙子》及《大东亚战争实况》等影片。

　　1946年9月16日，在前大街永观巷王家大院有了合肥第一家放映电影的场所，一周后转至县桥西边赵千户巷里已关闭的安徽大舞台。那时的“安徽大舞台”可谓是人潮涌动，热火朝天。虽然只经营了短短的一个月，却给庐州人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安徽大舞台”早已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香烟、洋火、桂花糖！”舞台外那拖着长音的叫卖声却还萦绕在老合肥们的心间，久久消散不去。现在，他们唯有默默地怀念着当时的欢喜和悲伤。

庐州电影院往事

　　现在在合肥，要是打听合肥第一家电影院，许多人包括那些新中国刚刚成立就来到合肥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是解放电影院。解放，顾名思义，是为了庆祝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是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才建的，但是人员和设备却是从新中国成立前的老肥光迁入的。

　　合肥第一家正式电影院应该是肥光电影院，其实就是“安徽大舞台”。它曾三易其名，先后叫过“安徽肥光电影院”、“安徽省立合肥社会服务处委托办理肥光电影院”，以及“新记肥光电影院”。

　　“安徽肥光电影院”经过改造的放映厅不大，只能容纳850人，座位分正座和副座，票价也相应分为旧币1000元和800元。

　　土木结构的电影院里，所谓的座椅就是一条条坐上去吱吱呀呀、摇摇晃晃的长椅。那时的观众还保持看戏时的习惯，一边看电影，一边随意地抽烟、喝茶、吃零食。

　　电影院上空混合着老式旱烟味和新式烟卷味，烟雾严重影响到电影的放映质量。加上影院自己供电，电力不足，影像声音模糊，但依然深受合肥市民的喜爱。所以后来电影院在被迫关门的时候，各界反映强烈。而后又筹办“新记肥光电影院”，于1948年9月18日正式开业。

　　几乎和私营的电影院同时出现的，还有一家官方的合肥放映站，当年在四牌楼西侧建起了一座砖木结构的草顶大棚。但是它的寿命也很短，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后来有人顶下了电影放映站的场子，并进购设备，成立了革新电影院。因为年代动乱，革新电影院几经摧残，最终也无法生存下来。

　　《合肥大事记》里就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合肥学生举行抗议国民党青年军殴打无辜学生的示威游行，引发了全市的罢课、罢市，国民党青年军被迫公开道歉，而那次殴打事件就发生在革新电影院里。

　　合肥电影院的鼎盛时期是在解放以后，其最多可达到27家。每一个电影院对于老合肥们都有不尽相同的意义，曙光电影院见证了许多人浪漫的爱情故事，人民电影院成就了双岗百姓午夜的美梦，还有那几经迁徙终不见的长淮电影院也是馈赠给市民的精神礼物。

　　时间在慢慢流逝，合肥的发展日新月异，是否还有更多的人记得那曾经贫瘠之上的光影盛宴呢？

记忆中合肥最辉煌时期的电影院

解放电影院，江淮大戏院，长江剧院，合肥剧场，长淮电影院，淝滨剧场，工人电影院，光明电影院，人民电影院，曙光电影院，花冲剧场，钢铁电影院，江淮仪表厂礼堂，矿机厂礼堂，南七电影院……

合肥县学今何在？

我们介绍过合肥的庐州府学在城隍庙合肥四中旧址，但当时还有个合肥县学，相当于今天的市级学校。

（作者 李云胜）

时光的流逝总是快过我们的记忆，假如说几年前我们提起合肥县学的位置还可以用“安徽省总工会那一带”来表述，如今再去，安徽省总工会也已搬离。可喜的是原先的办公楼还在，据说庐阳区在多方力量的共同协作下，由滨投集团牵头对其进行有序改扩建。

有关资料显示，当年皖北皖南行署总工会合并成立安徽省总工会时，县学的老房子还在，包括举行县考时用的考房，现在我们见到那幢苏式建筑是后来才盖的。

因为合肥是府县两级政府所在地，昔日庐州城里自然就有县学和府学。

县学是合肥县最高教育机关，内设教谕一人，训导数人，嘱托若干。其中，教谕相当于今天的校长，在当时，教谕和训导都算官员，在志书里入“职官表”的。比如合肥县学教谕楼悌的名字就出现在《光绪•庐州府志》里。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文化程度不高却十分重视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在都司、行都司和卫所设立儒学，在府、州、县也分别设立府学、州学和县学。

按照当时的规定，明代府、州、县、都司、行都司和卫所的学校共有教官四千二百余人。府学设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设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学设教谕一人，训导三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由生员、训导佐之。各级生员因供给廪膳，称廪膳生。后来数额扩充，又有增广生、附学生的编制。廪膳生在京府学六十人，在外府学四十人，州、县学依次减少十人。增广生的数目与廪膳生相同，附学生数额不定。初入学的都是附学生，考试合格后升为增广、廪膳生。府、州、县学的学习内容与国子监相似，但程度略低。

从前合肥书生里要是有人考上了廪膳生，那全家都脸上有光，不仅是衣食有了保障，更主要的是廪膳生意味着学业优良，登录科举仕途的希望更大。

《明史•选举志一》记载：“先以六等试诸生优劣，谓之岁考，一等前列者，视廩膳生有缺，依次充补，其次补增广生。”

庐州城里的私塾馆虽然有几十家，但能够进入官办的县学学习，任然是许多家长梦寐以求的。

明清时候的县学大体沿袭宋元旧制，但管理更为严密。儒童入县学读书，须参加由县官亲自主持的考试。合格者，方准许进入县学，称为“入学”，并确定其生员身份。

合肥县学到了清朝的时候已经不复存在，只留下一些遗迹。乾隆45年（1780年）的时候，合肥县令刘昆打算重修县学，不料原先的县学位置已经盖上了民居，并且已经百年有余。

按道理这里是官府的土地，可以令其拆除。但考虑到“一经拆毁，难以容身”，便让在原先县学位置上盖房的黄盛远、刘维新、刘迈群三户人家分别捐出数额不等的银两，在原先位置的前面重新修建了一所县学。

《嘉庆•合肥县志》上对原先的县学基础有描绘：洛水桥东，前至前大街，后至后大街，东至庐州营署，西至孝义巷。

前大街和后大街分别是现在的长江中路和安庆路主要组成部分；孝义巷有资料说也叫孝女巷，因为附近有一座忠义孝悌祠而得名，位置在洛水桥东三十米处；洛水桥就在今天的长江中路和六安路交口；而庐州营署应该是在今天花园宾馆的位置。

康熙年间的宰相李天馥告老还乡回到故乡合肥，亲眼目睹了合肥县学的重建，写下了《重修合肥县儒学记》，“记鸠工庀材之事，述规制，存故实以贻来者”，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重建县学的一斑。

合肥县学并不像现代学堂或学校那样有固定的课程，而是随岁科两试题例变更。当时县学藏书丰富，有《四书大全》、《易经》、《书经》、《春秋》、《礼记》、《性理大全》、《资治通鉴》、《学政全书》、《上谕》、《十三经》、《康熙字典》、《廿一史》、《大清律》等。除此以外，县学还有学田、赡田。

1955年，安徽省总工会在那里盖办公大楼，残留的县学建筑最终被拆除了。

望江路——老厂房的光影变迁后 高楼定格在望江路

望江路，一条历史与现代感交织在一起的地方，同一时刻，你既能体会岁月在沉寂中的慢慢流淌，因为老房子留下的痕迹，也许你更能觉察这里五六年中的变化，因为高楼的平地而起，这背后是大牌房企的推动。

作为老工业区的望江路那里留下的有曾经的光荣与梦想，而望江路现在的光荣与梦想是什么？

消失的老厂房

如果你坐公交车在望江路上，沿途不少地名姓“厂”，除了轴承厂，还有锻压厂等等。但是随着合肥城市重心的南移，这些老厂区的企业都纷纷进入开发区，再不见老厂房中灼热的炉火跟工人师傅额头的汗滴。

锻压厂的退休职工张师傅挥之不去的是红砖的集体宿舍，“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房子，前几年就是危房了，都过去了，以后也会有”。从张师傅低缓的言语中仍能听出他对往往的不舍与流年。

这样的深刻记忆或来自于多年前望江路的辉煌。

国内第一条拖拉机生线、国内第一条洗衣机冲压生产线、国内第一条电冰箱冲压生产线、全国最大的汽车保修设备制造企业、中国叉车行业的第一家上市公司……这些都发生在望江西路，在一个个“中国第一”都是在这里产生，但确是新合肥人不熟悉的。

这些都源于1958年，这是望江路上特殊的时间节点，是望江路工业的开端，起重机厂、变压器厂、锻压厂、轴承厂、锅炉厂、汽修厂、肉联厂、皖安机械厂、化工机械厂……在合肥出现，且都长在望江路。

老地名就是城市的旧记忆，渐渐消失的背景下或仍能给你留下回味的空间、

叉车厂是望江路上剩下的不多的老长，1958年建成，1971年扩建，1984年重型机械厂更名为叉车厂。2013年后，叉车厂与锻压厂、轴承厂等等一样面临着搬迁的命运。旧有的建筑仍在，但却要说着新的故事。

合肥市第一任市长郑抱真同志

斧头帮同志（前中王亚樵，后右一郑抱真）

1952年8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合影(二排右一为郑抱真)

毛主席签发的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任命书。

传奇：他从斧头帮金牌杀手，到新中国合肥市的第一任市长

他是安徽寿县人，自古以来，寿县人以勇敢、忠诚、爱国和热情、实在著称！

当年，曾有一个追随上海最大的黑帮头目王亚樵的部下，他在王亚樵的麾下，参与众多的暗杀活动，主要目的是杀富济贫，反对独裁，制造了许多的惊天大案。

后来，在王亚樵死后，他又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参加共产党的抗日队伍，成为我军我党的高级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合肥市的第一任市长。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郑抱真。

郑抱真（1897—1954），1929年赴上海参加王亚樵领导的斧头帮组织，先后参与庐山刺杀蒋介石、上海北站刺杀宋子文等惊天暗杀。

这些暗杀活动，在当时来说，都是弥天大罪，与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势不两立！

郑抱真他们又是国难当头的民族英雄，1932年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参与策划轰炸日军旗舰出云号、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

1936追随王亚樵前往广西梧州，躲避军统追捕，不久，王亚樵遇难。

郑抱真返回家乡寿县组织抗日武装，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他才算是真正找对了方向。

1949年解放后，郑抱真担任新中国首任合肥市长。

郑抱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民族英雄，在日寇大举入侵，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时刻，1938年，他率部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

参加革命队伍后，他率队英勇杀敌，屡立战功。

曾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纵队长、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副司令、新四军淮南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淮南津浦路西专员公署专员、苏皖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

这时，郑抱真已经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抗战的长期艰苦岁月中，他始终不渝地执行党坚持敌后根据地的方针，紧紧依靠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积极扩大人民武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为赢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6年8月，郑抱真率部奉命北撤，历任华中分局驻鲁办事处副主任、政委，华东驻通化办事处主任、党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安徽省会合肥市的第一任市长，主政合肥时，也把一个落后的人口大市搞得非常有秩序，经济迅速发展，深受合肥人民的爱戴。

郑抱真：从斧头帮主到抗日名将，

合肥市首任市长

外孙回忆合肥首任市长:（梁立文，郑抱真同志外孙，1952年11月生于合肥。曾任淮南市经贸委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淮南市企业(企业家)联合会会长、淮南市新四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他是传奇人物，在风云诡谲、政局动荡的近代中国，他从迷茫彷徨到奋起觉醒，最终成为一名皖江抗日名将；他是时代风云的见证者，以合肥市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参与了新中国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他就是合肥市首任市长郑抱真同志。今年3月6日正是他诞辰120周年。日前，郑抱真同志的外孙梁立文为我们讲述了外公不平凡的一生。

炸死侵华日军最高长官

1897年3月6日，外公郑抱真出生在安徽省寿县(今长丰县)吴山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兄弟三人，因排行老三，人们叫他“郑三爷”。贫困的生活，艰苦的童年，使逆境中成长的外公磨练出一副嫉恶如仇、正直勇敢的刚强性格。

1924年外公跟随他哥哥郑绍成投身革命，并随后在大哥的带领下来到上海，毅然投入他大哥的拜把兄弟王亚樵的怀抱，并加入了他的“斧头帮”。“斧头帮”是一个以抗日为主，内杀卖国贼、外抗侵略者的在上海滩非常有影响的抗日锄奸集团，1929年改为“铁血抗日锄奸团”。在该集团的核心领导成员中，号称“四大金刚”之一的外公负责内外联系、行动谋划及武器配备等，并奔走于上海、南京、北平、广州、香港等地,积极组织策划抗日锄奸活动。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外公协同王亚樵组织带领一支两千多人番号为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救国义勇军的队伍，迅速开赴前线，进入各个战场，巧妙迂回配合第十九路军有力打击日本侵略者，使日军进攻上海不断受挫，损失惨重；外公和他的战友还于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死炸伤包括侵华日军最高司令长官白川义则大将在内的13名日伪重要人物，使侵华日军高层受到了沉重打击。这是我国军民自“九一八”到抗战胜利期间击毙的侵华日军最高长官，不仅震惊世界，也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一大事件。

在开展抗日锄奸活动的同时,外公还积极与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李克农等频繁联系，从各个方面支持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外公引荐王亚樵与李克农会面，此后，上海地下党多次通过外公商请王亚樵帮助筹集经费办印刷厂、开书店、支持东北人民抗战等事项，都得到了王亚樵的积极支持，每次都很圆满地解决。

在上海的“铁血抗日锄奸团”期间，外公还组织和参与了几次重大的锄奸行动。一是组织发动三路大军讨伐蒋介石；二是参与策划到庐山、南京暗杀蒋介石；三是直接参与刺杀汪精卫、宋子文等行动。使反动当局如惊弓之鸟，极大地推动了民众反蒋抗日的热情。蒋介石对王亚樵等非常恐惧，在蒋下达的“悬赏缉拿”名单中，王亚樵的赏格为100万大洋，外公为50万大洋，并命令戴笠尽快捉拿或暗杀王亚樵、郑抱真等“斧头帮”主要成员。

建成抗战时期“小莫斯科”

1936年10月20日，当王亚樵不幸被特务杀害后，遗体被外公外婆等人安葬。1937年“七七事变”后，一直匿居在广西的外公回到家乡寿县，组织成立了抗日武装——皖北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二支队。外公担任支队司令后，带领群众拿起武器奋力抗击日本侵略者。支队组建期间，外公一直与中共寿六霍中心县委书记黄岩、中共寿县县委委员董吉贤保持密切联系，积极与共产党合作。1938年10月,他毅然决定率部参加新四军，随即被任命为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纵队长。1940年，经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兼政委戴季英、淮南抗日联中校长裴济华三人介绍，外公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怀抱真理救中国”的夙愿。

1940年6月,外公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北纵队副司令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配合主力部队反扫荡、反摩擦，坚持津浦路西抗日救亡斗争阵线，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带领部队战斗在最前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津浦路西地区部队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十分困难,常常是吃不饱、穿不暖。他作为司令员带头响应，以身作则，开荒挖地。一有空便早早起床，肩背粪筐，一边拾粪，一边检查生产情况，寒冷冬天也坚持如此。大生产运动使路西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发展，呈现兴旺的景象。特别是藕塘镇，市面上行人熙熙攘攘，商品琳琅满目，抗日军民称其为“小莫斯科”。

1943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关于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指示，外公转任津浦路西专员公署专员。在任专员期间,他不徇私情、赏罚分明，郑侠是外公的亲属，因他在任津浦路西专署宣传科文书时，工作失职、贪污腐化、经教育仍不悔改，1945年6月4日外公签署专员公署通令：“兹决定撤销郑侠职务，准予在路西根据地内为民，特此通令，仰各知之。”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外公改任华中第四行政区专员。自此，他离开津浦路西地区，在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任职。为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的新华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解放战争期间，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外公奉命从津浦路西到苏北，经山东直到东北通化，一路风尘仆仆，历经艰险，带领路西地区各级干部、职工和家属胜利地完成了大转移任务，为保存大批党的干部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特殊时期合肥首任市长

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千年古城回到人民的怀抱。2月1日，合肥市委、市政府正式成立。黄岩任中共合肥市委首任书记、外公任合肥市首任市长。此时，正在山东临沂的黄岩和外公等人奉命日夜兼程，奔赴合肥，负责接管工作。当外公和黄岩等人乘坐一辆旧汽车经过定远县严家桥时，不幸翻下河去。随行人员见他眼镜跌失、满脸是血、多处受伤，都劝他养好伤再去合肥。但他想着市政府应尽快开展工作，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带伤赶往合肥。

解放之初，合肥百废待兴。外公担任合肥市市长后，一方面领导群众生产自救、发放救济粮，一方面整顿社会治安、安定民心，同时还以很大的精力组织民工支援大军渡江。外公还创造性地发行了地区性信用公债，极大地解决了金融困难，并且为促进物资流通、繁荣经济，他倡导并创办起了合作社，在城里开设了农民招待所，这都在老百姓中传为美谈。

虽然外公任合肥市市长的时间并不长，但就在他离任前夕，凭着过人谋略和胆识，成功破获一个隐藏很深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1949年3月末的一天，外公得到情报，合肥地区有不明电台活动，由于使用者十分警觉，军管会采取几次行动都没有抓获。外公晚饭后对着合肥地图看了很久。第二天一早，他带着卫士由洪家花园出来，在四牌楼附近转几圈，就往西南方向一直走到德胜门的城墙上，走走停停。中午回到办公室，又看了一会地图。命令卫士在德胜门外南园附近找找看有没有外地人居住。三天后卫士汇报，发现一户人家，不像一家人，像上下级。郑抱真立即下令组织人员进行抓捕，成功破获国民党潜伏小组。抓获国民党军统特务少将组长、上尉报务员等多名。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的宋任穷得知后赞许：“这是郑抱真同志的绝招，是大军渡江的喜讯，抱真同志功不可没！”抓捕行动使国民党失去了重要情报来源，为大军渡江提供了保障。

1949年4月初，长江以北安徽地区全部解放。4月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安徽境内以长江为界分别设立皖北人民行政公署、皖南人民行政公署。4月，中共皖北区委和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正式成立。中央任命宋日昌任皖北行署主任，郑抱真、李云鹤任副主任。郑抱真负责皖北行署的常务工作。

没有一点旧社会坏习气

皖北行署下设合肥市、蚌埠市、淮南特区及阜阳、宿州、滁州、六安、安庆、巢湖等专区和50多个县。在皖北人民行政公署3年多的任期内，外公与宋日昌主任(1950年3月由黄岩接任)、李云鹤副主任等联名发布了许许多多命令、训令和批示，出色地完成了支援解放大军渡江作战、民主政权建设、剿匪反霸和生产救灾、兴修水利等重大任务。他还参与领导了皖北人民的支援抗美援朝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听家人和他身边工作人员说，外公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穿着、饮食、住房都无过高要求，总是随遇而安。他任皖北行署常务副主任期间，安徽正遇洪灾，为检查灾情和生产救灾情况，他多次带着工作人员深入蚌埠、淮南、滁州、阜阳等灾区一线查看灾情，了解群众受灾缺粮的具体情况，与灾区干部群众商讨灾后的生产自救措施。有时住在区里，吃的是粥和半干半稀的菜饭；有时和大家一起不顾暑热、蚊虫叮咬，吃住在船上。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撤销皖南、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成立安徽省人民政府。8月1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省会设在合肥。曾希圣同志任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外公被中央政府任命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兼第一秘书长。1953年9月，他调任安徽省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省长黄岩兼任)，主持日常工作。

外公有着超强的组织纪律性，从不计个人的名利地位，无论安排在什么岗位，都能自觉服从党和革命工作的需要。据当时担任政治法律委员会秘书长的郑淮舟和副秘书长丁继哲回忆，他虽然是一位在旧社会闯荡多年、见过大世面、阅历很广的人，但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旧社会那种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团团伙伙的坏习气。他平易近人，生活简朴，待人诚恳，作风民主，没有一点官架子，更像一位忠厚的长者。

新中国成立后，外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地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终因劳累过度病倒了。1954年在上海华东医院确诊为食道癌，并已到了晚期，虽经全力抢救，但还是于1954年12月12日在上海逝世，享年57岁。外公虽然逝世60多年了，但他富有传奇色彩、追求真理、刚正不阿、不懈奋斗的一生，却给我们后辈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和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郑抱真同志的灵柩葬于合肥大蜀山烈士陵园。

还记得它吗？“矿石收音机”

矿石收音机在半个世纪以前是当时的电子爱好者最喜欢搞的电子制作（当时元器件很贵，并且种类少，也没什么更好的制作），这种收音机不需电源，采用矿石作为检波器，直接用高阻抗耳机收听，灵敏度低，选择性差，且声音小，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种矿石收音机的工作原理。

上图是一个不需电源的矿石收音机的电路原理图。线圈与可变电容器组成一个并联谐振回路，用来选择要收听的中波电台，调节可变电容器，即可选择电台。由于这种收音机没有高频放大电路，故在线圈两端接上天线与地线，以提高接收灵敏度。天线一般要架到房顶上，地线接在自来水管上（当时的自来水管都是铁管子）。

图1电路中的检波二极管实际是一个具有单向导电性的矿石（其外形见上图），天线接收到的电台信号不经放大，直接经矿石检波，从电台信号中解调出音频信号加到高阻抗耳机两端，使其发出声音。耳机两端并联的旁路电容用来滤除矿石检波后残留的高频信号。

由于这种矿石收音机没有低频放大电路，检波后的音频信号必须接高阻抗耳机才能听到声音。这种高阻抗耳机的阻抗一般都在数百欧以上，若用现在的低阻抗耳机直接代替高阻抗耳机，耳机将不会发出声音。

上图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无电源收音机，现在这种收音机看起来非常简陋，但当时的电子爱好者能制作一个这样的收音机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小的时候大概是初中，就十分爱好无线电，自己装过不少。

解放军第105医院的前身今世

“红色基因是强筋壮骨的精神财富。”我院组建于烽火硝烟中的解放战争时期，经历过抗美援朝、边境自卫战的烽烟洗礼，历经1次换防、多次整编、3次转隶，在近70年的历史中积淀了丰厚的红色基因。为推进“传承绝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向纵身推进，院报开辟“院史大讲堂”，通过讲医院历史、话精神传统，探寻初心，激发铭记医院的发展历程、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崇高使命的信念决心；感悟老一辈“105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医者仁心、“死也要把医药送上前线、爬也要将伤员救下火线”的医者血性。



105医院院史涉及三个医院：

1．志愿军511医院：1957年8月移防合肥至今的现第105医院其前身是志愿军511医院，组建于朝鲜战场，1950年10月开始入朝，1951年12月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1、12、16、17、18、23、26、32等8所兵站医院合编组建，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第二分部基地医院，编制床位3000张，实际展开5169张。1955年12月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11医院，驻朝鲜阳德郡。1957年8月奉令回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5医院对调换防，并互换番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5医院，隶属安徽省军区后勤部，编制床位500张，驻防合肥至今。1962年东南沿海战备时，抽100张床位组建697野战医院，医院编制床位变为400张。1983年医院整编，编制床位调整为300张，1985年7月第104医院与第105医院合并，床位调整为400张，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5医院，隶属关系不变。1986年7月1日起由安徽省军区后勤部改归省军区直接领导，1999年4月由安徽省军区转隶为南京军区联勤部第15分部。



2．华东军区笫一后方医院：1957年8月前驻防合肥的老第105医院，其前身为华东军区（三野）第一野战医院二队三室，组建于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10月由上海调防南京，并入华东军区卫生部直属医院第一队，驻南京光华门外，1950年7月赴当涂组建华东军区笫一后方医院，1950年11月建成，1952年底改称华东军区笫一陆军医院。1953年9月进驻合肥，1954年12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5医院，编制床位500张。1957年8月与志愿军第511医院对调并互换番号入朝，改称志愿军第511医院，1958年8月从朝鲜回国后集体转业到新疆，一分为二为乌鲁木齐七一纺织医院和克拉玛依油田医院，支援边疆社会主义建设。



3．原104医院：1985年与第105医院合并，该院前身是成立于1945年３月的苏北军区十纵队医疗队，曾隶属于华东野战军12纵队，后改为江淮军区卫生部直属医疗所。1949年3月，以江淮军区为基础成立皖北军区时，该队又改属于皖北军区卫生部，并进驻合肥市东郊撮镇，继而进驻合肥市前大街（现合肥长江路省政府对门花园宾馆所在地）。1950年4月以江淮军区卫生部直属医疗所为基础，逐步扩建成皖北驻军第一所综合性医院－皖北军区直属医院。1950年下半年以该院的部分人员和设备、房屋为基础又成立了皖北行署医院（省立医院的前身，院址：今合肥长江路省总工会所在地，后迁入合肥庐江路现址）。随着皖南、皖北军区合并为安徽军区，该院更名为安徽军区医院。1954年12月全军医院统一编制命名为解放军第104医院，为安徽驻军中心医院，隶属安徽军区。1953年春，南京军区卫生部明确医院任务、收治范围和技术指导要求，确定第104医院和南京军区总院、第93、96、1OO、173医院同为技术指导中心，分别担任医院和部队的技术指导任务。1964年10月院址由合肥长江路迁入合肥市原青年路17号安徽省建筑工程学校旧址。1985年8月，第104和105医院合并为新的第105医院。

今天她已转为解放军东部战区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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