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伟教授：司法，怎可留有“秘密武器”？

游伟

              《司法，怎可留有“秘密武器”》

                                  游 伟

　司法公开是我国宪法和诉讼法的明文规定，也是一项“宪法原则”。宪法在一个法治国家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各级司法机关理应尊重并一体遵循。但宪法和法律规定毕竟较为原则，它只能提供一种价值理念和行为的导向。审判作为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应该公开、透明，但如何公开，透明到什么程度，以及采用哪一种合适的方式，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开，则有赖于各级司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积极作为。

         近年来，公开与公正已经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不少地方法院在以往电视选播庭审实况的基础上，又探索借助新型网络媒体进行案件的“直播”。不过，人们发现，总体上来讲，社会高度关注或者涉及官员贪腐的“热点”案件，司法机关通常极少组织直播，没能满足广大民众对于审判公开的真实期待。

        可与此相反，一些地方公安司法机关为了制造“严打”声势，至今还有将执行刑事拘留、逮捕与公开宣判的场所放到体育馆、大会堂的情况，甚至出现过召开大会，让普通民众去公开辨认犯罪嫌疑人。这些做法，都与司法公开和司法民主的本意相去甚远，不是法治意义上的公开、透明。而这种情况，在我国的一些地区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需要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过程中予以特别关注，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回应社会的关切乃至质疑，不断改进司法行为。

        应当看到，司法公开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没有公开，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公信。这既是“真理”，更是“常识”。但真理或者常识要转化成司法操作的规范和实践，有时却并不那么简单，需要社会各界尤其是司法机关做出不懈的努力。

        因此，多年以来，无论是法学界、新闻界还是普通民众，对公捕公判等做法大多表示了不满，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提出过批评意见，贡献过完善制度、改进举措的合理建议。

        司法公开也包括将实际裁判依据予以最大程度的透明化，让民众知晓。因为在一个积极倡导法治的国家，绝对不应该有司法上的“秘密武器”或者去搞“不教而诛”。但我注意到，最高法院虽三令五申禁止地方制定变相的司法解释文件，但个别地方司法机关却依然我行我素，制定内部“执法意见”。它们既不向社会公开，又因缺乏法律依据而不能在裁判文书中公开援引。有的“规定”、“意见”甚至制作主体层级极低，是一些司法机关内设的部门，而这些规范性文件又因缺乏科学性、权威性，根本无法对外公开，也难以接受社会的评判与民众的监督，成了一地司法人员自己掌握的“执法依据”。特别是导地案件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辩护律师，无法从公开、正规的渠道了解这些“依据”，在参与诉讼活动时，难以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维护当事人或者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实践证明，司法公开是法治现代化和司法民主化的重要环节，当然也是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事业的迫切需要。由此，各级司法机关应当站在不断推进司法民主和维护执法公开、统一的高度，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不断规范自身行为，通过切实努力，使“司法公开”这一宪法原则真正“落地”，成为人们能够切身感受的司法行动。

              （原载上海《新民晚报》评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