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我的母亲王文瑞,抗战老兵,伤残军人,1928年1月6日出生,很小就参加了革命,1945年1月入党,1946年与我父亲结婚,1947年孟良崮战役胜利后,在转移路上遭国民党飞机轰炸,脸部负伤,一只眼失明。<br>1949年春随部队渡江后,进驻上海,分配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机要处办报科工作,不久调任华东局办公厅专职团总支副书记。<br>1954年华东局撤销,被分配到上海市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工作,任党总支副书记、审干办公室副主任、人事科长。<br>1957年,被组织上调到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任党支部书记、副院长,在保健院工作至离休。<br>大约在本世纪初,为了迎接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我母亲开始写下自己的一生经历,因眼睛不好及健康原因,断断续续写了不少时间,终于完成了回忆录《我的一生》初稿,由我帮助核对修改,于2005年10月6日完稿。</h1> <p><span style="font-size: 20px;">每当我翻开母亲的回忆录,脑海里就映出了母亲的家乡——文登县高村镇下夼村,一个偏远的农村山村,小时候,我去过母亲家乡,在我的回忆录《童年》里,我记下了这段经历:</span></p> <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1966年,秋,我即将满十三岁,我有了一次“伟大”的行动,孤身一人闯胶东。</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文革开始,小学毕业,进不了中学,闲逛了一年,倍感无聊,我向父母提出,爸爸家乡去过了,妈妈家乡没去过,我想去,上舅舅家玩玩,父母同意了。文革乱世,小孩子学不到好,上农村大山里吸吸清新空气也好。</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告别父母,我上路了。放眼今日,家长们天胆,也不敢让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孤身出门。</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海轮靠上青岛码头,天已黑,没有时间浏览青岛城市风光及海边景色,随人流过地道,穿小巷,抄近路赶往火车站,搭上去烟台的列车。</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烟台苹果莱阳梨,山东多水果。我在烟台一毛钱一堆梨撑开肚子吃,吃得闹肚子,在旅馆里躺了一天。</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长途汽车至文登县高村。高村,出了个类似于陈永贵的劳模——张富贵。机缘不同,此贵不如那贵。文革中,陈永贵官居副总理,张富贵名列中央委员,仅此,高村百姓已觉大大地露脸了。</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站在汽车站门口,我孤立无援,一脸的惊慌。此时,我才想起,我根本不知舅舅家——下夼村在哪个方向,我已分不清东西南北了。</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一个大姐姐朝我走来。大姐姐在县城读高中,收割季节,学校放农假,大姐姐回乡帮家里干活。见我一个小孩呆呆地站在汽车站门口,问清事由,大姐姐替我背上了包,领我上了路。</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走了三十多里山路,路过大姐姐家,她放下行李继续送我。时而,羊肠小路,时而,趟过小河,时而,翻山越岭。休息时,大姐姐给我讲了许多城里孩子感觉十分新奇的农村故事。</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终于,下夼村到了。舅舅、舅妈拉着大姐姐千恩万谢,大姐姐连水也不肯喝一口,匆匆踏上归程。我真不懂礼貌,连“谢谢”都忘了说,只是感激地呆望着大姐姐逐渐远去的背影。我尚年幼,但我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家乡人民的品质,感受到了这一种浓浓的乡情、亲情。</b></h1><h1><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b></h1><p><br></p> <h1>下面是我母亲的回忆录《我的一生》</h1> <h1><b><font color="#b04fbb">我的老家在山东省胶东地区的文登县高村镇下夼村。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我父亲和母亲组成了家庭,1928年父母生下我时,家中已有一个哥哥和姐姐,我排行老三,之后几年,家中又添了一个弟弟和妹妹,兄弟姐妹五人,加上父母全家七口,生活十分贫困。那时候,家里只有二亩山地和三间破草房,贫瘠的山地常年打不出多少粮食,为了养家,父亲长年给地主家卖命的干活,年终只能获得一些粗粮,作为家中来年的口粮。父亲由于长年劳累过度,再加上患有肺病,经常吐血,得不到医治,在我年幼时就早早地离开了我们。父亲一走,可就苦了母亲,一个寡妇带着五个年幼的孩子,拖着缠过足的小脚,将地里的活和家中的事一个人担了起来,就是这样一位任劳任怨、坚强不屈的母亲,在日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更是做出了许多让后人称赞的事,这些留待后面再说。</font></b></h1> <h1><font color="#b04fbb"><b>我哥哥为了家里少一口人吃饭,很小的时候就被人带到东北抚顺的煤矿打工;姐姐则带我去山上挖野菜、剥可以吃的树皮、摘树叶、拾捡地主家扔弃的玉米棒芯子当口粮,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饿得难受,有一次,我实在饿得不行,再加上嘴馋,就偷偷地跑到地主的葡萄地里偷摘葡萄充饥,地主为了防范穷人偷吃,用铁丝网将葡萄地围起来,我大着胆子,把头慢慢的伸到铁丝网内,刚要摘葡萄,突然看到游过来一条大毒蛇,顿时吓得大哭,一下子从铁丝网缝里滚到山底下,头发也被铁丝网揪去一大把。还有一次,我到地主家门口去拾捡他们扔出的玉米棒芯子,被地主家的狗追着在我大腿上狠狠的咬了一口,鲜血直流,现在腿上还留有个很大的伤疤。到了过年的时候,看见别人家吃饺子,我们也盼望可以吃上饺子,母亲就想办法将萝卜煮熟后弄碎,与少许面粉掺在一起做成饺子皮,饺子馅里根本没有一丁点肉,全是野菜。那时吃着野菜饺时高兴的感觉,现在的小孩是绝对体会不到的。<br></b><b>从我记事起,我就没有穿过新鞋子和新衣服,那时捡到一双被人扔掉的破鞋子,藏着舍不得穿,春天、夏天和秋天全是打赤脚,到了冬天再拿出来穿,以抵挡冬天的寒冷。<br></b><b> 日子一天天过,我也一天天长大。到了识字的年龄,我渴望着能上学读书,但家中没有钱,无法供我上学,小伙伴朗朗的读书声又吸引着我,我就在挖野菜之余,搬上几块石头垫在学堂窗外,站在上面,从窗口往里看老师上课,天长日久用这个方法认识了不少字。有时,我还与那些上学的孩子们交朋友,经常向他们借书,或者请他们教我认字。白天一有空我就练字,晚上家中没钱买灯油,我就在月光下用树枝在地上比划着练写字。聪明加上勤奋,使我在日后上学时学习成绩非常好,十一岁上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将二年级的课程学会了。十二岁我跳读三年级时,又把四年级的课程内容全学会了,并且门门课程考试都名列前茅。第三年后我就直接读了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br></b><b>我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是村里人都不叫我的名字,而管我叫“假小子”。地里的活在母亲的指导下,我样样都拿得起,干得象模象样,我力气很大,时常帮邻里老人干点农活、家务活,他们都夸我是母亲的好帮手、邻里的好孩子。<br></b><b>抗战初期,我们村成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村里成立了儿童团,由于我在孩子们中的威信很高,我担任了村里的儿童团团长,与那些穷孩子们相处得很好,成为捆得很紧的小团体,做任何事情都是一呼百应,他们都非常拥护我。有时候见到别人欺负穷孩子,我就招呼小伙伴们上前对打,有时候见到谁家的父母打骂孩子,我也带着一批小兄妹前去讲理。<br></b><b>那时候,村里的孩子在我的带领下,手持树枝站岗放哨(没有红缨枪),监督行人,干得可欢了。</b></font></h1> <h1>儿童团站岗查路条(资料图片)</h1><h3></h3> <h1><font color="#b04fbb"><b>哥哥王文郁很早就离家到抚顺当矿工,由于早期接受党的教育,一九三七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担任地下党区委书记,之后姐姐王文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县武工队,后来,我的母亲在一九四三年也加入了党。受家庭的影响,我也向往着党,那时虽然还不知道党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他们是打日本鬼子、斗地主、求解放,为穷人办事。他们给我们儿童团的要求就是站岗放哨。每当看到他们聚在一起时,我就主动出门躲藏在隐蔽的小街上或者爬到树上为他们放哨。记得一次我爬在树上放哨时,看到地主家的人带着一些陌生人走过来,我就放声假哭,以示告知有坏人来了。地主和陌生人看见我哭,就骂我:你这个小兔崽子哭什么?我故意把脚刮破说:我的脚被树枝划破了,他们看到我脚上有血,就骂骂咧咧的离去了。还在聚会的党员听到我的哭声,很快就翻墙转移走了。还有一次党员们聚在一块杂草地里商量事情,我见到一个陌生人从远处向他们走去,我急忙从地上抓了一把石头向杂草地扔去,听到动静党员们及时的四处分散开来,安全的离开了。<br></b><b>一次,一个党员负责人派我到另一个村子送封信,他把信小心的塞进我的破棉衣领口里,说:这封信很重要,必须送到李村当面交给一个打铁铺的李爷爷。接受了任务,我很兴奋,也很紧张,生怕出事,大约走了半天的路程,到了李村找到打铁铺,见到一位老人,他问我干什么,我说有人叫我来找李爷爷,他说他就是,我指指衣领口,他取出信,十分欣喜的说你这个小姑娘真行,事后他递给我一个窝窝头吃,让我离开时不要走原路,要我绕道另一个村子再转回我家。在回家的路上,我感觉自己已是党的人了。<br></b><b>有一次日本鬼子进行大扫荡,党组织试图摸清敌人的具体军事装备情况,党的负责人让我去了解一下,我就拎着讨饭的破篮子,到附近的几个敌人驻守处,心里数、脑子记,鬼子有多少大炮、机枪,马骡,几个鬼子挂大刀,把情况向党的负责人作了汇报。我们的抗日独立大队和武工队,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发动袭击,打死了一些鬼子汉奸,还缴获了一批武器和粮食。说不定,这其中还的我的一份功劳呢。<br></b><b>1941年,我哥哥被中央社会部调到丹东做情报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日本鬼子抓去。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哥哥受尽毒刑,但他豪气凛然,宁死不屈,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后日本鬼子绑住我哥哥的双手,将人用绳子连在马背上,在冰天雪地里沿着大街小巷扬马飞奔,活活的给拖死了,情景真够残忍的。(哥哥牺牲的详细经过,还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到大庆参观的返沪途中,路过丹东去看望原村党支书王辉宗时才知道的。)哥哥刚牺牲不久,姐姐王文华在一次武工队袭击敌人时,不幸倒地,也光荣牺牲了。</b></font></h1> <h1>2013年8月2日,民政部下发通知,正式启用统一式样的《烈士通知书》和《烈士证明书》,同时换发《烈士证明书》。</h1> <h1><b><font color="#b04fbb">我妈妈姓田名乃本,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在已经失去了大儿子和大女儿的情况下(我母亲被定为牺牲两个子女的烈属),她还是把我的妹妹送到了前线,并且加入了共产党。她本人当时担任乡妇救会长,作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在解放战争中,由于支前工作成绩优越,多次受到党的表扬。我的妹妹王文芬和妹夫黎明离休后一直居住在浙江省宁波市,我弟弟王文鉴担任生产大队大队长多年,现在家乡安度晚年,子孙满堂。</font></b></h1> <h1><font color="#010101" style="">我的外婆和我的父母合影(摄于50年代)</font></h1> <h1>我的外婆和我的姨妈姨夫合影(摄于50年代)</h1><h3></h3> <h1>母亲和弟弟合影(1974年1月摄于上海)</h1> <h1><font color="#010101">母亲和妹妹合影(1984年10月摄于宁波)</font></h1><h3></h3> <h1><b><font color="#b04fbb">1952年,由于我工作太忙,一没时间料理家务,二其实我也不会干家务,所以就请母亲来到上海,让她帮着操持家务;谁知她的名气很大且又很能干,被选为里委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将近30年。由于她的经历和事迹,经常被邀请去机关、学校、工厂等做革命传统报告,粗略估计不下万人听讲过。里弄里大人、小孩都亲切地称呼她为田大娘。七十年代中期她被任命为徐汇区建襄小学党支部书记,退休后在我家养颐晚年,1996年去世,享年94岁。</font></b></h1> <h1><font color="#b04fbb"><b>1941年我已经13岁了,当时的我认为党员都是好人,都是可以信赖的,所以我也提出要当个党员。我找到村党支部书记王辉宗同志,要求做一名共产党员,他对我说你年龄太小。我说:你们做的事我都知道,是打日本、斗地主、求解放,我年龄小为什么不能入党?如果不让我入党,我也可以参加你们的会,大家轮流站岗放哨。党支部书记被我反复要求,我甚至抱住他的大腿,大有不同意我就不放过的架势。过了一年,支部书记悄悄找我谈话,说你入党年龄太小,你做的事与党员做的是一样的,现在经过组织讨论请示,批准你参加“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队”(简称“民先”),那是在1942年秋,我当时十四岁。就这样,我正式地被批准参加了革命工作。支部书记告诉我:“民先”是党的外围组织,主要是做党的情报工作,是保密的,对任何人都不能讲。从此,我的革命工作劲头更足了,积极参加了站岗、放哨、送情报、摸敌情、监督地主汉奸等的活动,样样都认真。<br>那时,我还在读小学,说是读书,其实很多时间是在做抗日救亡工作、情报工作。我的公开身份是担任中心小学区学生会长,实际上是积极组织宣传队、歌咏队,号召人们“空舍清野”(把粮食藏起来不被鬼子汉奸抢走),宣传青年男女参军到前线去打鬼子、保家乡,宣传、动员老者支前抬担架送弹药,宣传、动员妇女为军队做鞋做袜。我还组织学生把鞋袜运输到前方。<br>我十五岁那年,党组织为了让我做工作有个掩护,让我在村里当一名小学教员,这时我也得到党组织给的生活补助,每月三十斤苞米。可是,我仅读过四年书,只能凑合着给一、二年级的孩子认认字,但要我在识字班给大姐、大嫂、大娘们讲课,就非常难了,可以说很多事我都不懂,比如说在春天草、树为什么会发芽、发绿等等,我都不明白其中的原理,讲不出个所以然,经常有发窘的时候。有一次,一位从县中学毕业回家的地主儿媳妇在课堂上问我:“老师,猪为什么会长肥肉?”我讲不出道理,但随口说:“猪和地主一样,光吃不活动,所以爱长肉。”弄得这位嫂子很难堪,但是课堂上大嫂、大娘们有的举起了大拇指,有的甚至拍手。事后我想,这可能是阶级恨的一种本能的发作吧。<br>当小学教员没有几个月,党组织为了培养干部,就保送我到山东文荣威联中学读书。我带着区委给的两份介绍信,一是入学通知书,一是“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队”的介绍信,背着破被子,到了荣城县的一个村庄报到。校组织先把我领到初一(四)班,指导员姓李,又介绍我与姓秦的指导员接上组织关系——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队。说是学校,其实学校没有校址,没有课堂桌椅,没有书本,讲课也是不定期的。为了防备鬼子汉奸来袭击,每住几天就要换一个地方。口粮都是学生自己凭介绍信到指定地点去领,然后肩挑背扛回来。平时吃住都是在老百姓家时,晚上打地铺,铺上草就睡了;晚上大家轮流站岗放哨,站岗的人没有枪,只发一枚手榴弹。在四班我是副班长,篮球场上我是神投手,唱歌时不是我领唱就是指挥,称得上是一个活跃分子。<br>秦指导员看到我在学校的机灵劲,一天,派给我一个任务,让我一个人到威海敌占领区的一个地方,去了解给鬼子当翻译的人进出家门的时间,以便党组织捉个活舌头了解敌情,我在街头呆了一天一宿,又向周围的大娘大爷了解了情况,顺利的完成了任务。<br>1944年,那年我十六岁,学校四班党支部全票通过我为中共候补党员,但是校党委没有批准,告知我年龄不够,直至1945年1月1日校党委批准我入党了。候补期为三个月。当时校党委的组织部长(他是伤残军人)看上了我,托人介绍,要与我结婚,可是我才17岁,此事被我拒绝。结果是校党委没有按时批准我转正为中共正式党员,理由是我骄傲自满。延期一个月后我才被转为中共正式党员。</b></font></h1> <h1><font color="#b04fbb"><b>1945年5月份,到了抗日战争末期,党组织为了给抗日战争输送力量,将文荣威联中学撤销,部分同学分配到抗战前线,部分到了山东抗日军政大学,部分来到延安的学校,部分回到抗日后方工作,我被分配到山东威海市羊亭区担任妇救会干事,两月后被任命为区妇救会会长,主要任务一、为支前做群众工作,抗租减息;二、为解决妇女本身的工作。<br></b><b>我与农救会、青救会的同志一起组成抗日宣传队,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为部队运输粮草、弹药,发动妇女为部队战士做军鞋、袜。我工作所在的机关没有固定办公地址,白天在一个村开展工作,夜间就转移到另一个村住宿,每人随身携带一枚手榴弹,遇见敌人宁死不屈,手榴弹一拉,我死你也活不了,多炸死一个敌人就多赚一个。有一次我与青救会一个干事到敌后去工作的途中,只见远处一阵尘土飞扬,听到隆隆马达声,我想一定是遇上鬼子、汉奸的巡逻队了,这时我俩急忙跑进高粱地的沟里躲藏起来,把手榴弹紧紧的握在手上,在高粱地沟里藏了一晚,还好敌人没有发现我们,天亮后我们又急忙赶到另一村庄去做宣传工作。<br></b><b>1945年夏天,日本鬼子宣布投降了,鬼子炮楼的日本太阳旗也降下来了,人们兴高采烈,拍手欢呼。日本兵缩在他们的军营里不敢出来,那些二鬼子、汉奸们也垂下了脑袋,到处求饶。这时党组织临时调我到威海市城区,所执行的任务不是去接受日本兵投降,而是要我到日本军官住的别墅区,去保护日本官兵家属免受不法之徒趁机抢劫,这样工作了一段时间,到秩序相对稳定后,我仍回到羊亭区妇救会工作。<br></b><b>1945年秋天,上级党委经过挑选,派我到胶东军区机要训练队学习译电。十七岁那年,我终于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穿上了军装,心里觉得神气得不得了。可接着在学习译电课程时,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由于我的文化水平不高,既要背明码,又要学习文化,我只能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尽快的掌握所学的知识,经常是熄灯以后我还不能入睡,在被窝里死记硬背白天老师们所传授的东西。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几个月的学习,靠着我的勤学苦练,在学业结束时我的成绩达标不错。当时学机要、做译电员工作,纪律是很严密的。组织规定:个人不能单独活动,外出要两人同行,不能与家中通信,必要的联系要用假地址,这都是我们必须遵守的纪律。</b></font></h1> <h1>这是母亲17岁刚穿上军装时,也是受伤前留存的唯一照片,右边战友叫杨磊光,1945年春摄于山东莱阳胶东军区驻地</h1> <h1><font color="#b04fbb"><b>1946年机要训练队结业后,我被分配到胶东军区司令部机要科做译电员工作,1947年春,又被调到第三野战军九纵队后勤部机要组任代组长。我们的做的工作,虽然不在最前线,但是每天的行军很艰苦,夜行军一百二十余里是常有的事,往往是太阳西下离营急行军,天亮前又转回到原驻地,目的就是为了迷惑敌人。当时领导给我们机要组配了一匹大马、一个警卫员。但是在行军的路上,谁也不肯骑马。当时我还可以边行军走路、边打瞌睡。<br></b><b>在战争间隙,领导批准我与李钧同志结婚(当时部队中男人结婚的条件是28、9、团,即28岁、9年军龄、团级干部),九纵队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是我们的证婚人,他叫警卫员向老乡买了几把花生作为新婚志喜的礼品,战友们聚在一起每人几颗。床是老乡家的门板,铺上两床军被一合就成了新婚之夜。婚后三日,我就又回到了后勤部。</b></font></h1> <h1>父母合影(1949年6月摄于杭州)</h1><h3></h3> <h1><font color="#b04fbb"><b>在孟良崮战役中,我虽然不在第一线,但是看到部队频频调动,战士们能到第一线参战是最大的愿望,到不了第一线的都在摩拳擦掌,有的战士急红了眼,渴望早日上第一线。我特别看到支前的民工们肩挑、背抬、小车推、毛驴驮,日夜不停的向前线运送弹药粮草,他们那种忘我的牺牲精神,是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br></b><b>1947年孟良崮战役胜利后,敌人军队向山东胶东地区进攻,妄想把我军逼向海边消灭掉,我军在转移的路上,在山东莱阳县大沙河,遇到敌机狂轰滥炸,我处在后勤部机关的马匹很多,目标很大,我眼看着敌机机枪扫射、炸弹乱扔,在看到炸弹在我头上向下落时,我没有多想,本能的将我背着的密码背包向屁股底下一放,怕炸弹将密码背包炸飞,我习惯的知道密码比我的生命更重要。我当时疼痛的感觉是就像有人在我的脸部打了一拳。不知道我负伤了,我用手摸摸头,我的军帽没有了,从头部向脸部一摸,发现了一把血肉,我才知道受伤了。我当时昏迷了,稍候又清醒了,我双手抱牢皮包(即密码背包)走到一个山坡倒下了,又昏迷过去。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机要组的同志找到了我,我迷迷糊糊地将皮包交给他们,又昏迷过去。不知多久,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被包扎的伤口,把头部全部用纱布包牢,眼睛看不到人,也不知道我是怎样被抬上担架、由民工抬着向后方转移。出发时,李钧从前方来看望我,他只能握住我的双手,嘱咐我好好治疗。在转移的路上,又遇到敌机乱炸扫射,但是我感觉到民工同志没有离开我去躲藏,他们趴到我的身上掩护我,怕我再受伤。老乡们的这种鱼水情、军民情和忘我牺牲精神,我至今记忆犹新。</b></font></h1> <h1><font color="#b04fbb"><b>我被担架抬着,转移到山东胶东海阳县的一个村庄,住到一个农民的家里,身边跟随了一个卫生员。他怕我发现伤口的惨状,就将老百姓家里的镜子都藏了起来。换药时没有酒精消毒,用的是纱布蘸盐水泡洗。<br></b><b>我的嘴部全部肿了,没法吃东西,农民大嫂用口将山芋嚼烂,口对口给我喂下,有时吃苞米糊,也是口对口给我喂下。敌军进攻胶东、逼近我住的村子,农民为我挖了一个山洞,给我一串米饼挂在脖子上,一盆水、一枚手榴弹,将我藏在山洞里。过了些时间,敌人走远了,把我又接回农家。这时候党组织爱护我,将我与当时负伤的团级以上的一批干部(我当时是连级,因为是译电员,所以被特别照顾)向东北转移,可能的话就转送到苏联去治疗。<br></b><b>我们这一批伤员都化装成老百姓,由担架抬着,经过数天,转到荣城县城山角渡口,乘了一只小船,经过几天,摇摇摆摆地渡海到了大连口岸。但是大连市当时是被苏联军队占领,他们不允许我们上岸,我们只得又被抬回到一只船上,又摇摇摆摆地到了安东市(现在的丹东市)大沙河登陆。在冰天雪地里,我的头部全部包在破被里。我们到了丹东城区,得到的回答是:前方形势紧张,无法通往。在安东市第三野战军驻东北办事处,组织上想让我就近治疗,但是当地的中国医生无法治疗我的伤口,领导又设法找到一个法国私人医生,他的答复亦是:无法治疗,并说可能到夏季我会因伤口感染影响脑部而死亡。办事处的领导又将我们这批伤员转到大连市治疗,先把我送到旅顺苏联在那里开办的康复医院,他们仍说不能治疗。回到大连市,领导通过当时大连市党委(当时对外称为大连公安交警总队),找到大连满铁医院(现在是大连医学院附属医院)一个没有回日本的有名的日本医生,领导派员带我去了他家,他说可以试试。领导觉得有希望了,就买了两袋大米、两箱鸡蛋、几斤鲑鲑鱼和一些大对虾,送到他的府上。我化名王珏,职务是小学教师。住进医院后,他亲自检查伤口,先进行伤口烂肉的剐除,没有麻醉,剐时疼得我两手把腿部都抓破了。第一次手术是将我胳膊部位的皮肉割开一大块,然后缝到我面部伤口处,用石膏固定,经过约四十天,胳膊的肉已长牢在面部伤口处,就拆掉石膏,伤口洞被堵住了。四十天里我无法洗头,头上已经生出了许多虱子。住院期间,领导给请了一个帮工,每月30斤玉米,我的口粮也是30斤玉米,领导又给买了一只煤油炉煮饭吃。<br></b><b>由于党组织和我爱人的寻找,打电报到大连市委机要科,他们找到办事处的领导,知道了我的下落。机要科的张宪文科长(也是我爱人在胶东军区机要科时的同事)把我接到了机要科的驻处。这样,我的生活就由机要科给解决了。住院期间,组织上怕我伤口感染,设法从香港买来两瓶盘尼西林,但是我一直藏在身边没有用,回到三野部队后交给了部队。<br></b><b>在大连治伤的过程中,我产生了一种想法:我不想回部队,结束与李钧的夫妻生活,感到面部的伤口太难堪了。但是经过张宪文科长及他爱人吕淑琴的劝导,我打消了这个念头。<br></b><b>1948年春末,我的伤口在大连也没有新的治疗方法,三野电告我返回三野部队。回部队后,我被分配到三野机要训练大队,担任大队机关党支部书记、指导员。1949年春随部队渡江后,进驻上海,分配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机要处办报科工作,不久调任华东局办公厅专职团总支副书记。</b></font></h1> <h1><font color="#b04fbb"><b>进驻上海后不久,我患了肠结核肿瘤,上不能吃,下不能泻,肠阻塞了,身体瘦得只剩下80斤。还是党组织的关怀,请了时任中山医院院长的沈克非教授亲自动手术,切除了肠瘤,身体恢复的很快,不到两个月我就上班了。<br></b></font><font color="#b04fbb"><b>又是靠党的关怀,进驻上海后,领导先把我送到长征医院、同济医院、中山医院修复伤口,但是均称无法手术,而后住进眼耳鼻喉科医院,由郭秉宽教授亲自给我做了眼部修补手术,但假眼仍然装不上。后又住进瑞金医院,由张涤生教授(后为第九人民医院教授)多次、反复地手术,我的面部才修复到现在这个样子。<br></b></font><font color="#b04fbb"><b>对我在治伤、治病过程中那些给予我关心、照顾的人们,特别是沈克非教授、郭秉宽教授、张涤生教授、吴学愚教授等专家,原华东局办公厅的同志们,中国福利会原秘书长李云同志、郭敏同志和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同志们,他们给予我的无私的、感人的恩德帮助,我终身难忘。</b></font></h1> <h1><b><font color="#b04fbb">1957年,我29岁,被组织上调到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任党支部书记、副院长,一干就是27年。</font></b></h1> <h1><font color="#010101">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International Peace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是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为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健康,于1952年以她荣获的"国际和平奖金"所创建的一所市级妇产科专科医院,又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坐落在上海西南繁华的商业中心——徐家汇。</font></h1><h1><font color="#010101"><br>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今貌</font></h1> <h1>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创始人宋庆龄和产妇在一起</h1><h3></h3> <h1><font color="#b04fbb"><b>初时,党支部办公室设在用破碎的旧砖头垒起的,屋顶是用破铁皮、破瓦片盖住,地是泥土地,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冬天地面结冰,黄梅天渗水的破房子内办公。我到保健院后,张佩珠为使行政工作与党支部密切配合,也搬到这个所谓的屋子办公。<br></b><b>我到保健院报到的第一天,副院长张佩珠(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后升为院长)马上给我介绍医院情况,她愁眉苦脸地对我说,医院目前很困难,缺少技术人员,办不成事,一个全子宫切除手术都没有人能够做,孕妇、婴儿死亡率很高。对于她的这种人才观,我是非常有同感的。在她的殷切渴求下,我很快地找到了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的李云。这个同志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参加革命,做地下秘密工作和机要工作,她平易近人,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关爱下级。当我向她汇报了医院缺技术人员的实际情况后,她很同情。不久,她亲自带着我,一去见时任市卫生局局长王聿先、党委书记何秋澄,二去见二医党委书记张明秀(红军将军夫人),三去见一医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洛三(老红军),恳求他们能够忍痛割爱,抽调几名好的主任、副主任医生到宋庆龄创办的医院来充实医学力量。很快,一、两年之内,医院就一下子调来了九名主任、副主任医生,又从市人事局半路“截”来了几位医生。这样,张佩珠如虎添翼,把他们分别安排在产科、妇科、计划生育科、儿科、中医科、病理科等部门担任学科带头人,医院一下子兴旺起来了。当时青年医生、青年助产士、护士大都住宿医院,医院有事、特别是遇到抢救病人的紧急情况时,要人有人,要血有血,(张佩珠带头献血)。医院又聘请了妇产科医院王淑贞院长、 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胡志远主任、中医学院陈大年名中医师、市儿童医院的宋杰教授做医院的顾问。他们经常来医院传授中外医学先进理念和技术,帮助我院医生选定科研选题,修改科研论文,在张佩珠的带领下,我们这样一个专科医院,在上海市医务系统率先进行了城乡劳动妇女妇科检查、子宫脱垂防治,率先成立了临床计划生育科、中医科,率先实行了产妇病员食堂制度(当时上海各医院实行的都是统一的六角钱一天的伙食,市卫生局为此在本院召开全市推广交流会),率先实行产前检查一贯制,率先成立围产期保健实验室,从1961年至1963年,医院近三年没有发生产妇死亡。1962年中央召开全国文教群英会,我院被选为上海市医疗系统的八面红旗(包括中山医院、第六人民医院、龙华医院、瑞金医院、华东医院等)之一,张佩珠代表医院赴北京出席会议,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宋庆龄在北京的寓所接见了张佩珠,宋庆龄非常开心,说保健院的同仁为中国福利会增了光,嘱咐张佩珠今后更好的实行实验性、示范性、科学研究的方针,更好的为广大妇幼服务。</b></font></h1> <h1><font color="#b04fbb"><b>1960年,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的李云同志打电话通知我说:宋庆龄要见我。他同时告诉我,宋庆龄问他:医院的那个王同志怎么样?李告知说:工作还可以,就是厉害一点。我听后想:我岂止厉害一点,我很厉害,批评起人来不讲情面,不分场合,弄得人家很难堪,因此有人怕我。但是我有一条原则:批评应当严厉一点,以后再做思想政治工作,但是绝不给人组织处理。<br></b></font><font color="#b04fbb"><b>我跟随李云到了淮海西路宋庆龄住处,带着受批评的心情,但是一进到会客室,只见宋庆龄祥和的坐在沙发上,微笑着让我坐下,请人送给我一杯茶水,宋庆龄亲手用叉子送给我一只小苹果(那个年代上海没有大苹果)说:“你吃吧!吃苹果不要削皮,皮有营养,已经消毒了。”空气很缓和。我顺便向她汇报医院的工作情况:一年要接生近万人,张佩珠同志工作的情况,新调来医技人员的情况等。宋庆龄听后很高兴地说:“张佩珠是个好人,是个好医生”。我又告诉她医院现在最大的困难是缺房子,最忙的时候甚至要把职工食堂、办公室都让出来加病床,所以很容易发生交叉感染,她点点头。<br></b></font><font color="#b04fbb"><b>逢过春节时,宋庆龄多次设宴招待中国福利会系统各单位领导,有一次她还亲手叉了一只鸡腿给我。<br></b></font><font color="#b04fbb"><b>1962年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会在宋庆龄的寓所召开执委会会议,到会的有柯庆施、陈丕显、刘季平、金仲华以及文化、教育、出版、卫生等局长们。当讨论到要给保健院建造病房楼时,中福会的领导提出造个四层楼200张病床。我听后急了,当即提出200张床位不够,根据发展需要顶少300张床位六层楼。中福会的领导给我打手势,不让我讲。等到散会了,我趁领导们与宋庆龄告别时,赶快溜出去,急忙跑到柯庆施车前,对柯庆施说:“柯老,200张床位确实不够,请批300张床位。”还好,市政府确实批准建造300张床位六层楼,还有一个大地下室,外加一幢钴60镭锭放射治疗室房子。<br></b></font><font color="#b04fbb"><b>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斗我,说我狗胆包天,竟敢伸手向中央政治局委员要钱造修正主义大楼,说的就是这么回事。</b></font></h1> <h1><b style="color: rgb(176, 79, 187);">我和张佩珠共事近30年,可以说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俩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姐妹。她是我一生遇到的好人之一。她几乎没有节假日,不顾家庭、孩子,是一位常年的“住院”医生。医院一遇有抢救病人的情况,她都把我叫到抢救现场以助她一臂之力,或者请会诊医生,或者给参加抢救工作的人送水送饭,或者做患者家属的工作。每逢我在家中,深夜街上有喊“老王”的声音,我就知道医院又在抢救病人了。有一次深夜我被喊醒,由工人同志用自行车骑带到医院,一进抢救现场,我发现张佩珠又在挽袖子,就知道她又要献血了。我说:请别人献血,你还要负责抢救!她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抽我的!”遇有医患矛盾,我挺身而出,保护医护人员躲开。有一次,医院为了试验天花粉引产,受术者被感染了,虽经大力抢救,但是仍不治身亡,医患矛盾一时尖锐。我站在死者丈夫、子女面前,诚恳地认定是事故。由于我是站在死者家属立场、用感情说话,不回避医院责任,后来取得谅解。嘉定县马陆公社派大卡车来接送尸体,我和死者家属坐在卡车上尸体旁,伴送尸体到了马陆公社一村庄。我只身找到公社党委书记,说明事故真相,取得了谅解,当即说好埋掉尸体,他们和家属没有让医院出一分钱。对于这件事,当时医院大多数人是不让我去的,怕我挨打,但是我悟出一个道理:错了就承认错误,我是医院的负责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民是通情达理的。</b></h1><h1><b style="color: rgb(176, 79, 187);">我与张佩珠共事的过程中,凡是她提出的为医院发展的事,对人民群众有好处的事,与实验性、示范性、科学研究有关的事,我都予以支持,密切配合,并肩战斗。从调配人员、选拔人才,到做思想工作、处理矛盾,我都甘当配角、做善后工作,让她牵头大胆干。</b></h1><h1><b style="color: rgb(176, 79, 187);">1962年,在国家困难时期,张佩珠把多年积蓄的四万元人民币作为党费,委托我代为转交给中福会当时主管组织工作的一位党员干部。届时此人说张佩珠很好。</b>(在文革中,此人参与了对我母亲、张佩珠等领导、老医疗专家的批斗)</h1><h1><br></h1><p><br></p> <h1>张佩珠(1916~1990),女。浙江鄞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调入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担任副院长,1962年任院长,1984年任名誉院长,1980年兼任上海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所长。她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派出并经常亲自参加医疗小分队,深入工厂、街道、农村、边疆,进行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和防癌普查普治,经过长期努力,保健院的孕、产妇死亡率大大降低,达到上海市的先进水平。她重视吸收国外经验,在国内率先开展孕期家庭自我监护、实施围产期保健,提倡母婴同室、推广母乳喂养。她支持计划生育咨询,组织开展宫内节育器科学研究,作出了很大的成绩。</h1> <h1><font color="#b04fbb"><b>我在保健院担任党支部书记27年,没有人称我是书记、院长,我深知党务工作者是党员的服务员,是党的基层组织的办事员,应当成为一块吸铁石,把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凝聚起来,为共同的目标作战。<br></b><b>我一般的没有休假日,在业余时间、休假日、夜晚访问职工家庭。当时医院有600余人,差不多人的家庭我都访问过一次几次。哪家的家境如何?哪家的家庭成员关系如何?我心中一清二楚。遇到家庭有大困难的职工,就从我微薄的工资中抽出一点让他家糊糊口。我对长年累月在保健院工作的职工深感谢意,有时我还跑到这样的职工家中当面向家属感谢。<br></b><b>那时,医院的党政领导班子、干部是非常廉洁的,近30年时间,医院的财务方面没有发生任何问题。财务科科长顾延芳是一个把关很紧、一丝不苟的人。</b></font></h1> <h1><font color="#b04fbb"><b>1975年秋,我时任保健院党总支书记、革委会主任,我申请到农村医疗队去,做一名普通队员。在医院赴南汇农村的医疗队里,我不懂医疗,就时而帮医疗队生生煤炉,买买菜,时而到农家田头洒洒漂白粉灭蚊蝇,到村里宣传计划生育等,精神很好。<br></b><b>1976年夏天,唐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地震,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到唐山去,到抗震救灾前线去。我连续三次打电话给医院申请,未获批准。九月底我回家休息,傍晚去医院看一下,适逢医院第三批赴唐山医疗队即将出发,我再次申请去唐山未准。我又申请陪送医疗队去唐山,获准。我急急忙忙回家取了生活日用品,赶往火车站与医疗队会合,队长是庄留琪。在行进的列车上,队员们的心情是沉重的,但大有“雄赳赳、气昂昂”、奔赴抗震前线大战一场的架势。到唐山后我先被安排在库房睡觉,但是我不休息,我不懂医,就一起帮助队员搬运粮草和饮用水……</b></font></h1> <h1>母亲回忆录里提到的赴唐山医疗队队长庄留琪,妇产科专家,曾任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h1><h3></h3> <h1>很可惜,我母亲赴唐山未留下照片,当时我爱人参加了第二批赴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前排左二是我爱人(摄于1976年9月,唐山灾区现场)</h1> <h1><b><font color="#b04fbb">几天后我该返沪了。在返沪的火车上,我突然想顺便赴京拜访一下老首长肖光同志(他是长征干部,时任中共中央机要局局长)。下了火车,在去中南海的路上,惊见马路上遍布解放军战士持枪巡逻,我纳闷今天为何首都警备这样森严?摸到中南海边门,我向警卫战士反复说明来意,战士很不情愿的报了信,肖局长派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我领进他的住处。他很高兴,带我到中南海里边遛了一下。晚上他请我吃饭,亲手给我一只雌性大闸蟹,我感谢他,但是不明白其中含意,但是肖光非常开心。住了一夜,返沪后第二天我赶赴南汇医疗队(当时医院在批我,说我赴唐山是为了去游山玩水)。第二天,只见农村人们沸腾了,到处敲锣打鼓,横幅是“打倒四人帮”,我激动了,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时我才意识到肖光同志给我吃雌性大闸蟹的含义和首都戒备森严的道理,原来他已经知道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font></b></h1> <h1 style="text-align: left;"><font color="#b04fbb"><b>1983年12月28日,医院正在召开职工大会,安排元旦、春节工作。会议当中突然接到中福会来电,通知我三件事:一是已经给我办理了离休手续;二是下个月我的工资在退休职工中取;三是可以马上交接工作。我说好的,然后继续到会场开会。<br></b><b>第二天我正在办公室清理办公桌抽屉,张佩珠兴冲冲地到办公室找我商量工作,见状就说你在搞卫生大扫除啊!我笑笑说:中福会让我离休,办交接手续。她吃惊地呀了一声,并说她要到总会去要求我与她再共事几年。我说:不要,党员在行动上要听从上级安排。她当时一下子就哭了,哭得很伤心,久久不愿意离开办公室。我对她承诺:我会常来看她的,我会继续关心医院。<br></b><b>张佩珠同志先后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br></b><b>张佩珠患了重病、住进肿瘤医院,我经常去看望她。一天她已经是病危了,我去看她,将右手放在她的腹部轻轻按摩,想减少她的疼痛。她的右手用力握着我的左手,轻轻的问:医院好吗?我点点头。她又询问我说:我一生对得起党吗?我被感动了,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用力点点头。张佩珠同志一生为人民服务,为妇幼保健事业拼搏奉献,临终前还惦记着事业,怀念着党,她有多么深的党的理念啊!当时我禁不住流下了感动的泪水,这一场景又使我终身难忘。正在这时,不知是哪位摄影师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这是我们相处30多年来唯一的一次合影。当时我还不知道合影的事。这张合影直到90年代初期,中共上海市委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展览厅展览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的版面上,我在参观时,才发现我与张佩珠的合影。我沾了张佩珠同志的光,照片被挂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展览厅里。</b></font></h1> <h1>母亲和同事合影(1983年3月摄于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病房大楼前)</h1> <h1><font color="#b04fbb"><b>刚刚退下来的时候,我还身强体壮,四十多年忙惯了,一下子空下来,实在不习惯。我天天乘上公共汽车到处跑,从浦西到浦东,从沪南到沪北,大大小小的公园都跑过了。再就是跑老战友家,谈谈心、叙叙旧,但是还是有空余时间。家里订有十几种报纸,翻来覆去阅读,差不多每一个字都看过,还是有多余的时间。还好,中福会成立了离休干部联合党支部,党员们选我做支部书记,当时有四十多个离休干部,大家都谈得来。我主要做三件事:一是组织学习,永葆理念常存思想常新;二是进行家访,每个老同志家里我都去访问过,老同志想些什么?要求些什么?必要的话向党组织汇报,向离休干部原单位汇报,想当好一个好的服务员;第三件事,就是想为老同志谋点经济利益,贴补一点家庭生活。我们以支部的名义向中福会、保健院借了十万元,投资到一家公司,公司每年分给一点利润后再分给老干部们,大家很高兴。<br></b><b>几年后,中福会党组将离休支部撤销,离休干部各回原单位成立党支部,我又被保健院离休党员选为支部书记,一干又是十几年至今,每月过一次组织生活,事情很少。</b></font></h1> <h1><font color="#b04fbb"><b>回忆我的一生,我从不对上级领导拍马奉迎讨好,从不邀功求荣,有错率先承担责任,有话直说,从不讲违心的假话,有时讲话尖锐,因而有时遭到白眼或者不公正的处置,我毫无悔意,即使事后证明我的意见是对的,但是我也不沾沾自喜、自我吹嘘。最苦恼的事是我们这个党内还有不正之风,我疼心。<br></b><b>徐汇区卫生局聘我为医德医风监督员,永嘉路派出所聘我为警风警纪监督员,我尽心尽力,跑遍徐汇区各大小医院,发现不少问题。我与有关的医务人员个别谈心,耐心劝导,他们都表示以后改进。里委派我为安全巡逻保卫员,我愉快地承担,与一位退休老者一起,戴上红袖章巡逻,还蛮神气呢。</b></font></h1> <h1>1986年,母亲被永嘉路派出所聘为警风警纪监督员,配发的检查证</h1> <h1><font color="#b04fbb"><b>一次,一对中年夫妇告诉我,他们的儿子每周六晚上外出不归,十分焦急。我就找到这个男孩,晓之以理,并借书给他阅读。这个男孩逐渐变好了,学习成绩也上去了。<br></b><b>听说医院老职工或者老战友患病,我总是到他们家中或者医院探望,祝他们早日康复。他们的亲属为之致谢,我也感到心里欣慰。<br></b><b>我不太会烧饭烧菜,家里请了帮工。因为我是二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民政局每月还补贴一点费用。我与家人相处得很好,同居儿、媳悉心照顾,外住儿、女、婿、媳常来家看看,我很舒心。医院的领导、职工,里委的干部也经常来家探望,我也是很开心。我与老伴相互恩爱,是一对幸福的老人。<br></b><b>承蒙国家的照顾,我的经济生活是富足的。但是医院已经退休多年的七、八十岁的老职工,他们深感医院分配不公,照顾不够,向我求诉,要我代他们呼吁。我作为老者,非常同情他们,于是有时就向我的后任提点建议,希望他们善待老人。很好,自2005年以后,在保健院的领导和同志的过问下,医院对退休职工的待遇大有改善,老职工们很满意。不少人对我说,要我代他们向医院的领导和同志表示感谢。<br></b><b>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死了就是了了。我与老伴李钧多年前就一起到公证处公证:死后遗体交给医院解剖、火化,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免除后人的麻烦。如果他们愿意,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追思一下我的一生,我就满足了!<br></b><b>(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胡锦涛同志向老战士、革命伤残军人、老支前模范、老民工鞠躬致敬,我感动得流下了泪水,党没有忘记我们,人民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我们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代代相传。我很喜欢观看关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电影、电视连续剧,特别喜欢观看《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的电影和电视剧,因为剧中的剧情很像我的家庭,我的妈妈就像剧中的妈妈,剧中“小燕子”做的事情,我都做过。)</b></font></h1> <h1>摄于2000年6月</h1> <h1>2005年1月,父母摄于家中</h1><h3></h3> <h1>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所摄</h1> <h1>2008年5月,为支援汶川地震救灾,母亲上缴特殊党费1万元</h1> <h1>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9·3”前夕,中央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向约21万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表彰他们的历史功勋,彰显他们的荣誉地位。<br>我们的父母亲都是抗战老战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的获颁者。</h1> <h1>2015年9月,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记者采访了我母亲,以“战争伤痛铸就坚定信念”为题作了报道</h1> <h1>2019年7月4日,母亲参加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党务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座谈会,右侧为李国维,著名妇产科专家,曾任副院长,今年99岁,仍每周2次开门诊;左侧为黄荷凤,现任院长,院士</h1><h3></h3> <h1>母亲的回忆录写好后,当时印刷了500本简装本,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要求并取走一部分,作为科级以上干部的读本,后来应多方需求,陆续发送完毕(我保留了电子版本)。<br>感谢母亲,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