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龙·红厦

菜园龙哥

 

他凭耳朵就知道有多冷。长着一对招风耳，有什么办法。耳朵冻疼了，要用双手捂着，捂一会，好一点。穷在债里，冷在风里，这话，招风耳最懂。

 

现在是下半夜三点，他两边胳肢窝下各挟着一张小板凳，在马路上等地瓜出来。小年夜过了，已经是大年三十，他约了地瓜一起去红厦菜场排队赶早市。地瓜总算从家里悉悉嗦嗦出来，从他这里接过一张小板凳。太冷，两个人跑着跳着去。

 

还好，人还不多。可是每个摊头前都已经排好了篮子砖头，几个大人小孩在旁边冷得缩脖端腔直跺脚。想趁人不注意插挡，保证被人骂，把你板凳都摔出去。地瓜说早知道我们也隔夜摆一块砖头，睡到天亮再来。算了算了，他们在肉摊和菜摊的队伍后边各摆了一张小板凳，算是排上了队，数一数，前面大概有二十多个人吧。逢年过节有热气肉供应，要赶早，晚了只有冷气肉了。菜摊也是，排在前面可以选好看的，品种也多。鱼、蛋、豆制品都要凭票，晚点排队也没关系。不，买鱼不行，也要赶早，一大块冻在一起的带鱼，宽的厚的在外面，一条一条凿下来，里面的就越来越小了。他们让地瓜的妹妹排在鱼摊这里，她跌跌冲冲也来了，赤脚趿拉着一双大人的棉鞋，时不时抽一下流到嘴唇上的鼻涕。

 

四点多吧，菜场开始氽肉皮。哗啦啦油锅炸响，像小日本半夜里没头没脑放了一阵机关枪，油烟弥漫开来，冷风中霎时充满了浓浓的油香肉香。人多起来了，借着氽肉皮摊头的灯光，他看见一些认识的邻居大人小孩，一张张忽明忽暗的脸兴冲冲地晃动，好像露天电影开场前一样。他有点着急，大姐二姐怎么还不出现，他又不知道该买哪块肉哪条鱼哪种蔬菜，也没钱，连篮子都没有。人越来越多，挤得他都看不见了。这时，听见二姐在叫，他大声答应着，让二姐挤进来。二姐问你怎么排在这么后面，他都快哭了，说本来没这么多人的，本来只有二十多个，现在看看多出一倍不止。二姐说这里有我，你找大姐排队买菜去。他挤了出去。菜场边上，大姐挎着篮子，双手交叉插在袖子里，笃悠悠地看热闹。他把大姐拉到菜摊队伍前边，找到地瓜。后面一阵叫骂，不让插挡，大姐理都不理，换下地瓜，说你要什么菜我来替你买，地瓜说要问妈妈，妈妈还没来。

 

五点钟开秤。每个摊头一只电灯泡，开秤前陆陆续续亮了。吵闹声顿时大了起来，人人都在叫喊似的说话，人人都想朝前拱一点。地瓜妈妈才来，说没我怎么行，就扑了进去。他和地瓜没什么事了，在铁路公安处看守所门口张望整个菜场。乱七八糟的，像一锅面疙瘩，天还没亮呢，全城的人都挤在菜场。

 

他们把地瓜妹妹给忘了。等大姐和地瓜妈妈提着菜篮子出来，问起来才去找。挤到鱼摊前边，乱哄哄的队伍旁边，地瓜妹妹哭得声音都哑了，一只棉鞋挤丢了，赤脚站在地上，用袖子擦着眼泪鼻涕说没了没了，轮到我了，现在没了。她以为轮到不买就要重新排队。地瓜妈妈说放屁，敢不让，举着钱和鱼票冲了上去。

 

好大的两条带鱼啊，他以后再没见过那么宽那么厚的带鱼。

 

离开菜场，天才蒙蒙亮。他好像已经不冷了。

 

红厦菜场的年三十早市，缺了挑挑拣拣这一块。那是我怕说错的。比如买肉，好像分猪头、腿肉、肋条、里脊、大排骨、小排骨、猪尾，腿肉又分前后腿，价钱不一样，差别在几毛。一整条大排骨，当场开片，啪啪啪一刀刀斩下来，很均匀的十二块。我在旁边看来的，自己没买过。面前的肉师傅举着大刀，后面心急的大人又不断催促，如果让我买，我肯定没主意了。幸亏钱由两个姐姐掌管，她们的能耐就是不紧不慢，人家再吵也只当耳旁风。

 

红厦，还有大球场，还有家属浴室，还有红厦食堂。拍过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的大食堂，夏天所有门窗大开，几十个吊扇呼呼转动，冬天热气蒸腾，笼罩着饥寒交迫的大人小孩。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里有一篇“鲍加尼达村的鱼汤”，那全村老少在河边的聚餐情境，令人难忘。我不会写大场面，试过，不好。还有文化宫。我们成天混在那里，混进去看电影。谁在票根箱里偷来一把票根，我能半张半张对粘起来，对付检票员足够了，谁去看上半张下半张座位不对？后来干脆用色纸裁开，一张张直接画电影票了。混进去看电影，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从第一次到十一次。广场上千万人难以形容的神态和呼喊，以后直接和间接地经历过，每次喊的内容不一样，情形是一样的。我写不出来，看过法拉齐《男子汉》里的“章鱼”，更写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