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佐证——建始发现三百多年前公文碑

晓歌

傅一中

一件险被当成料石的碑刻档案

6月7日，县里的文史爱好者李维全先生通过微信发给我一张图片。第二天清早打开一看，是一块镌刻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的石碑，距今325年。浏览碑文内容，既不是墓碑，也不是路碑、功德碑，而是一块县署衙门的公文碑。

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件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于是，立即将它抄录下来。由于图片中部分字迹看不清楚，便同李维全先生取得联系后，由他邀约最先提供信息的屈春晓先生一道，冒着大雨，驱车前往离县城约20公里的石碑收藏者家中。

到达目的地后，首先抄录碑文，然后同屋主谈起石碑的来历。他介绍说，1992年县工商银行修建职工宿舍，他用拖拉机运碴石。开挖基槽时，挖出一块长方形料石，由于到家的公路尚未修通，于是将它拉到亲戚家，2015年到家的公路修通后，把它拉回家。经过冲洗，发现是块石碑，上面刻有文字，于是将它保存下来。同时出土并被他拉回家的还有县署衙门用过的碾槽、类似猪槽的石制器具以及建筑衙门的青砖、凿制青石等。

我敏锐地意识到，工商银行的职工宿舍，恰好地处建始县城老衙门的门口。后来得知，早在2008年，县文物部门已经给这块石碑做过拓片。

小石碑记录湖广填四川大背景

石碑不大，比普通墓碑还小。横刻大字标题为“巡抚四川地方提督军务督察院条约碑”。基本内容是四川巡抚为各府县下达的关于招民垦荒的八则条约。

为什么会有这么个条约碑？要从明末清初的四川说起。

四川，古称巴蜀，自古以来，四川便被称为天府之国，是西部最大的钱粮之仓，人丁兴旺，百业兴盛。然而，这个梦幻般的天府之国，却在明末清初遭到一场浩劫。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率大西军入川，至此揭开了四川百年浩劫的第一步，此后一直到1646年，即清顺治三年，张献忠战死，大西政权瓦解，清军入川。

清王朝虽然拿下了四川，但仍是兵燹连年，战火不断。先后又遭遇了和大西军余部的战争，平定三藩之乱以及和川东十三营的战争。三十多年的战火，加上战争引发的瘟疫大肆流行，“大头瘟”“马蹄瘟”等瘟疫每流行一次，往往一个县数月之内便成空城。

《四川通志》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明朝末年，户部记载四川有人口400多万，但是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统计，全省人口竟然只剩9万多人。

建始当时属四川省夔州府。再看清嘉庆版《建始县志·户口志》的记载：“建始旧编坊郭、大安、长受、景阳、新陇、永福、革塘凡七里。明季流氛荐祸，容美土司乘机肆虐，革塘等里在清江河以南，皆被侵扰，县中绝人烟者数十年。康熙二十年后，寇乱削平，百姓复业者仅八十户，编坊郭里，余里裁汰。”《建始县志·田赋志》载：“明季寇乱，地无居人，田尽荒芜，粮额全亏。”

清道光版《建始县志》对建始县明末清初所遭受的连年战火作了更加详尽地记载。先后遭受张献忠所率大西军的屠掠，与川东十三营的战斗，以及吴三桂统治期间与清政府对建始这块地方的你争我夺，导致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地尽抛荒，生灵涂炭，以致绝灭人烟的地步。

早在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面对四川满目疮痍，人烟稀少，难以恢复一省之民力，无法完成朝廷税赋的严重现状，上奏康熙帝，建议朝廷下旨移民填充四川。

这个意见得到康熙帝的支持。在三藩之乱平定后，四川局势趋于稳定时，朝廷开始考虑天府之国的重建问题。经过朝中大臣们的商议，决定从两湖、两广地区迁移人口填充四川。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正月，康熙皇帝正式颁布《招民填川诏》。康熙三十二年上任的四川巡抚、提督军务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于养志接到诏书后，根据诏书精神，于二月二十四日给四川各府、县下达八则“条约”，要求各府、县将条约勒于石，立于署前，令军民人等一律遵守。

夔州府建始县知县李新命接到“条约”后，立即将条约刻于石碑，立于县署衙门头门口。

此碑文虽然由于时间久远，部分文字已漫漶不清，但主要内容十分清楚。一是对有主荒田，限时开垦，若不开垦，概作荒地处理；二是对新招徕垦荒之户，给予6年内不征粮、免除6年杂差、贷牛借种等惠民措施，同时，豁免复业之民以前的公私欠账，宥免从前的一切过犯；三是对招徕垦荒之户，编入保甲户籍；四是对霸荒和诈骗勒索的地方土豪劣绅给予严厉制裁，同时对包庇袒护霸荒行为的官员一并进行参处。

招民垦荒政策带来建始人口的繁衍

就这样一块小小的石碑，反映的是康熙年间清王朝“湖广填四川”这项重大经济政策和民生政策。

康熙皇帝的《招民填川诏》和四川巡抚的“八则条约”颁行实施后，一场旷世大移民从康熙三十三年一直持续到道光年间才停止，移民人数前后超过100多万人，涉及十多个省份，其中主要以湖北、湖南、广东等地为主。

位于川东的夔州府建始县，是川鄂交界之地，也是鄂省入川的陆路交通要道，明末清初的兵燹，建始首当其冲。

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战乱结束，社会秩序稍趋稳定时，渐有复业之民返乡，但调查全县户籍，只有80户，大约为300至400人。这是建始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人口的最低点。当时建始的建制由七里缩编成一个坊廓里，余、里皆裁汰。

“召民垦荒”政策的推行，一是诱使流亡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二是“荆州、湖南、江西等处流民竞集”。据《侯氏族谱》载，乾隆初，仅江陵县侯氏一家先后有数十人“扶老携幼，伯仲偕行”，迁居建始花坪、高坪、猫坪、天生等各地。查建始各姓氏宗谱，不少家族由清康乾时期或之后由荆州、湖南、江西等地播迁而来。

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时，建始人口猛增到1.6万户，7万多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户增到2.4万多，人口增到14.4万多。21年时间，人口翻了一番多。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户增为3.57万，人口达17万多人。道光三年(1823年)，清查“土著流寓烟民”，建始人口又上升到19.34万多人。道光二十三年至咸丰十年(1843年～l860年)，建始人口有所减少，但仍为18.1万多人。

清乾隆至道光初，是建始历史上人口增长幅度最大的时期，这与清政府招民垦荒和稳定的赋税政策不无关系。

被埋藏近两百年的“条约碑”

建始县流传下来的清代县志共三部。第一部是纂修于嘉庆十五年至十八年（1810年～1813年）的嘉庆版《建始县志》，第二部是纂修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道光版《建始县志》，第三部是纂修于同治五年（1866年）的同治版《建始县志》。查这三部县志，均没有关于四川巡抚于养志颁发“条约碑”的记载。

对于清王朝推行这样一项大的经济和民生政策的公文，县志却没有记载，于理不通。

同时，查嘉庆《建始县志·职官志》记载，在康熙二十六年至四十年（1687年～1701年）的14年中，历经三任知县。第一任为史晟，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任；第二任为李新德，无任职时间；第三任为武令谟，康熙四十年（1701年）任。而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条约碑”上署名的知县“李新命”，应该就是嘉庆县志记载的“李新德”。无独有偶，道光版《建始县志·官师志》又将这位知县误写成“李德新”，同治版《建始县志·官师志》亦沿袭道光志的错误。

综上所述，其一，清代的三部《建始县志》均无“条约碑”的记载；其二，三部县志均错记条约碑上知县的署名。这种现象只有一种解释，即纂修第一部县志嘉庆志时，此条约碑已经因某种原因埋于地下，县志编纂者并不知道曾经有这样一块“条约碑”。

查清道光版《建始县志·名宦志》，在知县杨兆杏名下记载：“建自嘉庆元二年被兵后，书院即成官廨，文教日衰。”由此初步推断，嘉庆元二年，农民起义军“白莲教”在建始与清兵作战，衙署遭受兵灾毁坏，被迫迁至书院，而衙署门前的“条约碑”，也连同一些器具和建筑材料被埋于坍塌的衙署废墟中。后来，在废墟上重建县署衙门，“条约碑”因此沉睡于地下近200年。

“条约碑”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刊刻，约于100年后的嘉庆元年（1796年）被埋于地下，根据石碑的材料和碑文风化毁损程度，完全说得通。埋藏近200年后，于1992年再见天日。自刊刻之年至今，已历时325年。

如今，一块距今325年、被埋于地下近200年的公文碑终于面世，从而给建始的历史档案增添了新的内容，也是建始历史的重要佐证。

（该文物现已被建始县文物局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