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br></h3><h3> 早上7点半起床,8点去做“寻找女红军”的小红旗。小红旗长65厘米,宽50厘米,中间是“寻找女红军”五个大字,上面是我的笔名“冰山”,下面是我要走访的地方:大巴山、大雪山、祁连山。10点过找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可馆里搞装修已闭馆两个多月,毫无收获。我在“博物馆”后门把小红旗挂上自行车,表示我“寻找女红军”的征程正式开始,然后给挂上小红旗的自行车照相以作纪念,整个“仪式”都是在无人看见的情况下举行的。说心里话,我有点不好意思,但这一“仪式”却坚定了我走完“长征”路的信心。现在,我就像开弓的箭,已无法收回,只有勇往直前了。</h3><h3><br></h3><h3> 骑着挂有小红旗的自行车在巴中市里穿行,开始总感不自在,仿佛大家都在看我。其实看我的人特别少,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为了各自的生活,谁还关心一个“脑壳出了毛病”的人去“寻找女红军”呢?这么一想心里渐渐坦然,也就无所谓了。然而这无所谓却让我为红军们悲哀起来——红军真的远去了,尽管这里是红军的故乡。</h3><h3> 巴中市包括巴州、通江、南江、平昌四县(区),总面积1.2万平方千米,人口347万,市政府驻巴州区。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开始战略转移,翻秦岭越巴山来到川北,创建了以巴中市为中心的川陕苏区,红军由入川时的1.5万余人迅速壮大到近10万人。当时巴中市143万人口,先后就有12.7万余人参加红军,占总人口的8.88%;红军烈士约2.23万人,占总人口的1.59%。解放后,全国健在的红军仅巴州籍就有3000余人,有中将1人,少将9人,省军级150人,地师级146人,县团级179人。但是,如今这块红军战斗过的地方,走在大街小巷上已难见红军留下的遗迹,迎面而来的是高大的现代建筑和穿着入时的男男女女。人们都在忙着奔小康,浓厚的商业气息掩去了昔日苦难的革命岁月,可我知道我要寻找的“女红军”也许就在这些忙碌的人群中。</h3><h3><span style="line-height: 1.8;"> 到巴州区民政局收集女红军资料,他们告诉说原来有女红军,但都已去逝,至于资料他们这里没有,建议我到将帅碑林办公室去找。到碑林办公室后,主要负责人张崇鱼老先生去北京开会,其它人不太熟悉业务,建议我到将帅碑林去看一下,那里有女红军方面的信息。将帅碑林建在离巴州城约1.5公里的南龛山顶上,占地面积20余亩。我走进大门后,首先被左边紫红色的“红军魂”雕塑所吸引,上面刻着:“红四方面军在十年艰苦卓绝斗争中有十万人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奉献了年轻的生命,换来了幸福的今天。是他们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丰功伟绩。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永恒的纪念,特地塑造红军魂……让红军精神同天地共存,与日月同明。”顺“红军魂” 塑像往前走约100米是高高耸立的“川陕苏区红军将士英名纪念碑”,碑墙上刻着10万红军烈士的英名,还有一段专门介绍女红军的碑文:“川陕苏区时间,有2300名女红军战士、苏维埃女干部和妇“川陕苏区时间,有2300名女红军战士、苏维埃女干部和妇女群众,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有30万名劳动妇女参加了基层妇女组织;有1万余名妇女在各级政权机关、部队、医院、工厂工作。在首先建立妇女独立营后,又发展到拥有2000余人的妇女一团、二团。红军从鄂豫皖入川时,仅有女红军40人,到1935年春,随红四方面军渡嘉陵江参加红军长征的妇女8000余人。其中妇女独立一团、二团2000余人;妇女工兵营500人;总政剧团和3个分团女战士及宣传队员达1000人;总医院及各军医院战士1000余人;省委妇女学校达500人。年龄一般在十八、九岁,最小的八、九岁。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会师时,女红军幸存者仅有2000多人,随主力部队西渡黄河的红军女战士约有1800人,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的1300人,进入祁连山的女战士仅有300余人……长征结束时,有700余名女红军到达了陕北,其中500多人编入妇校学习,有达100人分配到工作岗位,一部份进各类学校学习,建国后在岗的女红军400余人。”</span></h3><h3><span style="line-height: 1.8;"> 抄</span><span style="line-height: 1.8;">下以上这段文字后,我又把定居在河西走廊、甘孜藏区和通江县的共80名女红军名录全部抄下,其中甘孜藏区一位女红军的名字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名字,脑海中也“?”号不断。参观完“英名碑”后,我来到了大门右边的“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纪念像园”,正中台上立着李先念、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的头像。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这里居然还立着张国焘的头像,他反向立于距中心台子30余米的右侧,虽然低三个台阶,但可以看出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基座上一幅对联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张国焘的一生:“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辨忠奸留史册,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历史就是历史。张国焘最终虽然背叛了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革命事业,但他早期于共产党的建设还是有一定贡献的。</span><br></h3><h3> 1897年,张国焘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916年以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1921年7月中共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为组织主任;1922年7月中共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为组织委员;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务委员;1928年5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张国焘被共产国际圈进中央政治局;1931年4月,张国焘和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被中共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工作。自此,红四方面军的命运和张国焘个人的命运紧紧相连,红四方面军女战士的命运也因此走向了十分悲惨的境地。</h3><h3> <span style="line-height: 1.8;">下午3点过,遇将帅碑林工作员彭端老师带人参观,他说碑林长廊里可以找到一些健在女红军的名字和住地。于是我到碑林长廊里逐一寻找,凡是没有刻死亡年月的女红军都抄下来,共24名。其中住在“老区”的有5人,她们是李玉南、桂惠琴、王文珍、余同英、罗芝兰,住在外地的有刘伯承夫人汪荣华,罗荣桓夫人林月琴等。现在,下一步行动有了明确的方向,我决定首先去采访家住通江县城的李玉南和家住南江县兴马乡的桂惠琴,因为彭端老师说这两个人他们去采访过,现在应该还健在。最后,我在将帅碑林里取了一块红色砂岩、一捧红褐色土壤和一小条柏树枝,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包好放在背包里,然后在心里庄重地立下誓言:女红军战士们,不管路途有多么艰险,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一定要把代表故乡深情厚意的泥土和长青树带到梨园口,以告慰您们飘荡在祁连山深处的游魂。下午5点,到巴中市邮局盖上邮戳,然后向通江县前进。出市区就是很陡的上坡路,非常非常劳累,挥汗如雨,我信心不足。想着几千公里以外的祁连山,我有些后悔一个小时前向女红军战士立下的誓言。7点过到巴中市的兴文镇,只走了12公里。我真后悔,真的!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大多数人认为毫无意义的事情?累!累!累!而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呀!</span><span style="line-height: 1.8;"> ,</span></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