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胡苏明（四)     ——革命传略

胡建生

编者按：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了，在这日子里我想起了我爷爷胡苏明，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特别慈祥的老人，侍人和蔼可亲、知识传授渊博、书法笔精墨妙，父亲在世时断断续续地也对我们姐弟讲过他老人家以前革命及办教育的事，但不透彻，现在闲来无事就翻了一些有关六安革命斗争史等党央，从中我较为系统地了解到爷爷的曲折一生，原来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与周恩来、朱蕴山、柯庆施、许继慎这些后期中国革命领导者都曾交往过，因而我决定将爷爷一生革命经历汇总，经六安市党史办主任鲍劲夫老人核对，写成系统文字，让熟悉他的后人们进一步了解他老人家，永远纪念他。

胡苏明（1897—1980）今安徽六安县（今六安市金安区）张家店胡家大湾人，谱名胡本法澍、曾用名胡澍 、胡苏民、艺农（专为书法作品用）。五四运动时期,为芜湖市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爱国学生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先进知识分子；大革命时期加人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人中国国民党（左派）；大革命失败后，奉党指示回乡组建中共六安特区委员会并首任书记, 因抵制中共安徽省临委“左”倾盲动错误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抗日战争初期，出任由中共实际领导下的六安县三区区长，建立张家店——东河口抗日民主根据地；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为中共提供情报,掩护地下党员，策动六安县上层国民党党政人员起义,弃暗投明,率领师生参加人民解放军,任皖西行政公署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历任皖北区各界人民代表，皖北高级六安中学,肥东中学等校校长,先后从事教育工作达40余年,形成一套鲜明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管理模式;1963年,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安庆市政协常委等职。他一生追随马列，追随中国共产党,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追求社会公正,革命一生，曲折一生,蒙冤受屈,矢志不渝；荡产兴学,刚正勤教；开启民智，教育救国；教不阿贵,面向平民；尊师爱生,教管有序;劳动教育，勤工检学；以德化人,以诚感人；民主管理,培养能力；清正廉洁,率先垂范,是安徽省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

胡 苏 明 的 革 命 之 路

胡苏明出生于书香世家,其父胡学曾，祖父胡大章均为清末秀才。胡大章一生未能中举，后捐了个优贡的头衔，一生在家乡教私塾,节余一部分钱,乘着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土地价格便宜，购进了大量田地,成为当地拥有土地最多的首富。其父也是屡试落第，两代不中,使其父决心要在下一代中培养出一个出类拔萃、荣宗耀祖的人物, 故在胡苏明幼时,即被派跟其兄等读私塾,而且管教甚严。

胡苏明兄弟三人，姐二人,妹一人。长兄本源,字湘圃；二兄本钊,字肖康,博学多才,敢于思考,苏明幼年就曾随他课读,打下了深厚的汉文根基；三兄本瀚,字浩川,幼年与苏明同时就读于湘圃,后又前往六安有名的塾师王绍岑处读书,再同时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兄弟情谊极深。苏明排行第四,但因其与祖父辈兄联合排行,故浩川居四,苏明居五,家乡人称苏明为“五先生”。

胡苏明幼时随兄读私塾,虽其兄严管,但因小贪玩,学习较差。改从王绍岑后,渐知努力,背书作对,常得称赞。1913年,六安县广城子创办第二高等小学堂,胡苏明投考被取, 一年结业。1916年8月，他在朱蕴山先生支持下,与其兄胡浩川同时考取安庆六邑中学,期末成绩名列榜首,受到学校奖励。安庆为当时的安徽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各种进步书刊也不少。胡苏明接触了这些进步知识分子和进步书刊后,受其影响和启迪,开始对黑暗政治和旧礼教、旧教育不满,并从此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统治阶级反动统治的必然结果，是造成本阶级的叛逆儿。这种叛逆儿往往是下一场革命的奠基人。胡苏明的实践验证了恩格斯的这一论断，他后来成为了六安土地革命开始时期党的领导人。

就在胡苏明1916年秋考取六邑中学这学期,学校当局克扣学生伙食费，从中贪污, 学生极为不满,遂组织起来和校方算账,进而全校总罢课,给学校当局打击很大。胡苏明积极参加这次斗争, 成为主要的组织者之一。学校当局丑事败露,羞恨难容, 遂将胡苏明等开除，以泄其恨。这件事使胡苏明进一步切身体会到当时政治的黑暗、学校的腐败。

就在胡苏明求学不得,忧愤唯平之际,他得到了乡前辈、著名教育家刘希平的支持,考取了芜湖第五中学。 芜湖地处中江,是个通商口岸,输入资本主义较早,辛亥革命前后及“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以这里为策源地。这一期间，陈仲甫（独秀）、柏文蔚、刘光汉、房秩五、李光炯、朱蕴山、刘希平、高语罕等都先后在芜湖开展过革命活动。刘希平实除上是陈独秀在安徽的代表。

胡苏明来到芜湖这么一个充满革命气氛的新环境,精神为之大振,思想也不断升华。在刘希平、高语罕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朱蕴山等直接教育、影响下,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同年9月，他参加了由高语罕创立的全省第一个学生自治组织——省立五中学生自治会,首任会长。1918年6月，省立五中成立了以“反强权、反礼教、反专制”为宗旨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安社”，他和蒋光慈,李宗邺、吴葆萼、 祖晨、赵宗汉、胡涣、凌纯池以及校外的钱杏邨、李克农等均参加了 “安社”机关报——《自由之花》的编辑工作。

1917年，胡苏明21岁,这一年,他第一次照相。他的《题21岁初照》诗,就反映了青年胡苏明渴望自由但尚未得到马克思主义指导时的苦闷心情及崇尚“侠骨” 信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思想：“茫茫大陆竞风尘, 顾影无端亦枪神。镇日羁縻须恼界, 何时恢复自由身。敢夸留我头颅在, 总保庐山面目真。与处不随人俯仰, 嶙嶙侠骨亦前因。”毛泽东说过，无政府主义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一个反动，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无政府主义是起过一定作用的。当然,这个作用是极其有限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实际斗争的深入,后来,他和“安社”大多数人一起,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长为一名先进知识分子。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胡苏明带头积极响应,为争取科学民主而奔走呼号。由于他斗争性强,极富爱国热忧,故与胡灏 (繁昌县人）一起被推为五中学生代表,负责与芜湖各中等学校联系，由各校派一名代表于芜湖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会客室开会,到会的有胡苏明、胡灏、王稼祥、翟宗文及进步教师刘希平、高语罕等。会议决定5月7 日上午各校学生集中、统一行动，并要各高等小学高级学生参加游行示威。

7日上午,芜湖全市2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胡苏明和各校代表走在队伍的前列。会后,为统一和加强领导,成立了芜湖市学生联合会,朱大猷任会长,翟宗文、蒋光慈任副会长,胡苏明任总务部长。 5月中旬，胡苏明与芜湖学联领袖周新民、童汉璋、宋伟年及女师附小教师罗梦平等一起,参加了安庆抵制日货的斗争。返芜湖后,他们组织进步学生包围反动商会,打反动的芜湖商会会长兼米业公会会长汤善福，逼使汤签字同意封存芜湖市场日货,同意学生检查日货。

6月8日，胡苏明和市学联领导一起,组织全市罢课、罢工、罢市，以支援6月3日上海被迫害的学生。1920年, 胡苏明在上海大同学院及外语学院读书时,与在上海新闸路中等工业学校土木工程科读书的芜湖人阿英(钱杏邨）相遇,阿英家生活困难，连生活费都供应不起。 为帮助阿英完成学业,胡苏明即将他和同学李宗邺的两份包饭分成 三份,把其中一份分给阿英。

1922年，胡苏明参加驱遂贪官——六安县知事骆通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和从外地回乡的许继慎、宋伟年、王逸常以及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学生黄人样、霍其善等一起,集中住宿,统一指挥,分化和争取开明人士及土豪劣绅的子女，发动城关工人、市民,终于将骆通赶出六安。继后，苏明又参加六安学生“打倒胡子派，刷新地方教育”的斗争。驱逐骆通的斗争胜利以后，以清末翰林王兰庭（秋仕)为代表的封建遗老、顽固派仍不甘心失败，不愿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利用"公益维持会”，拼凑所谓"十三公团"，即教育会、劝学所、商务局,财政局以及四镇（城关、苏家蚌、独山、张家店）、五乡（麻蚌、徐家集、木厂、先生店、毛坦厂），继续与民主势力对抗。

为把这班封建余孽打倒，由胡苏明起草传单,揭露王秋仕等人的倒行逆施，抄录在接起来的两张大红纸上，落款"二十六公团李春山"，抬到"十三公团”办事处门前示咸，并乘势砸了 "十三公团"的牌子,将公开跳出来反对学生的高子舞等捉来游街,使土劣们威风扫地，王秋仕也悄然溜回丁集老家,不敢出门。

慑于学生运动和民主势的压力，代理县知事范梅厢逐一撤了把持教育会、劝学所、师资讲习所和第一高等小学的封建顽固派,而代之以学生等民主势力拥护的进步入士:王炳炎任教育会会长，桂月峰任师资讲习所所长，毛子敬任一高校长，高可鸣任劝学所所长,胡苏明任劝学所劝学员①，大大促进了六安的教育革新。

1924—1925年，胡苏明卖田创办私立进德小学，开办进化书局和石印店，自任校长和董事长,由施亚春任经理,朱谨怀,沈月高等任进德小学教师，销售《新青年》、《每周评论》、《胡适文选》等进步书刊，翻印进步文章,利用进德小学校舍开办平民夜校，给进行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很大作用。1925年5月，他参加国民党(左派）,7月任国民党芜湖市党部秘书。1926年11月，国民党安徽省临时党部在武昌黄土坡创办安徽省党务干部学校,他任校秘书,年底，经分队长张赤枕、分队指导员周新民介绍，胡苏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胡苏明密率20名干校学员返芜湖，准备迎接北伐军北伐,再次任国民党芜湖市党部秘书。

“四.一二”大屠杀后，全国一片白色恐怖。胡苏明和在上海、广州、武汉、安庆、芜湖等地一批不能立足的共产党员，受党的派遣陆续回乡。8月，根据中共安徽省临委的指示,他和周娟之、储克盛、桂伯炎,吳岱新等36名共产党员一起,于六安城关西外紫竹林尼姑庵成立了中共六安特区委员会,他被任命为首任书记。

六安特区委下辖六安、霍山、合肥、霍邱四县党组织。作为书记.他受命于危难之际，面对的形势极为复杂。大革命失败后,一方面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另一方面受共产国际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城市中心论”的思想在党内占绝大多数；由于对蒋介石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愤怒，党内的"左"倾言动主义正在发展，其表现是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一切反对, 甚至连中间派的小资产阶级也不去联合了；党的“八.七”会议虽然提出和确定了一条武装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方针,但对组织什么样人干,在哪里干,都不明确；驻六安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对中共仍守中立,共产党员黄铁民、宋伟年等仍在军中工作。

面对这种形势，胡苏明没有搞教条主义，而是结合六安的实际斗争状况.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表现了很高的决策水平。胡苏明突破了对国民党一切反对,反对一切的"左"倾盲动主义，突破了教条主义的"城市中心论"，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下，抓住驻六安北伐军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对中共暂守中立的时机,仍维持与该军的局部统战关系，并以此为掩护,改组国民党县党部,驱逐国民党右派,掌握了县党部的领导权；召开北伐战争胜利宣传大会,镇压县衙门反动差失,逮捕土豪劣绅高子舞、董复初，扫敌威风，大涨民气;发动六安城关500余名黄烟工人罢工45天,获得胜利。

与此同时,他又将在城关没有掩护条件的共产党员派回各自家乡，以正当职业为掩护,深人贫雇农之中.秘密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这一举措,促进了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际的结合，找到了农村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战场和农民这个最可靠的同盟军，抵制了"城市中心论"， 实现了工作重心向农村的转移。因此,当国民党省"清党委员"毛于敬来六安"清党"，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被调走，白色恐怖严重,形势逆转时,六安特区委及其所属没有一个组织被破坏,没有一名党员被捕牺牲。这在当时全国都是不多见的。①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戊戌变法”因为没有提出和解决农民问题，没有民众的发动，结果必然失败。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本来有机会避走国外,免遭杀戮，但他说:凡革命没有不流血的。今日流血，请自嗣同始。当他悲壮地在北京菜市口引颈就义时,他看到的人都是那么麻木不仁,他悲怆地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也因为没有农村的大变动,没有解决农民问题,没有找到农村这个主战场和农民这个主力军，而终于失败。胡苏明领导的中共六安特区委能在1927年8月成立之初，将党员放到农村去,与农民群众相结合,积蓄力量以待发展,在客观上与毛泽东在1930年提出的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理论不谋而合,这是十分难得的,虽然胡苏明当时还没有把这一做法提高到理论的高度。

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形势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将其家作为党的地下活动中心,变卖家产给党的活动提供经费，给党的干部提供食宿。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掩护党的干部,江苏如皋共产党员吴亦苏、河南省籍共产党员张庸言等都曽得到他的掩护。据朱传钧回忆，胡苏明还曾将张庸言送到朱瑾怀家隐藏过，躲过敌人的追杀，保存了革命力量。

　　1927年10月，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中共安徽眷临委不顾全国一片白色恐怖、革命暂处低潮的客观事实,强令六安特区委立即举行武装暴动,计划夺取三区（独山）300支枪。①而当时特区委实际只有1支枪在手,执行这一指令,无异以卵击石,将给革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出于对革命的高度负责精神,胡苏明几次召开特区委会议,讨论如何贯彻省临委这一决定。

由于他和大多数委员认为尚不具备暴动的条件,遂报请省临委要求批准推迟举行暴动。这本来完全符合组织原则,不料却遭到"左"倾盲动主义严重的省临委的严厉批评,错误地指责他"对八七会议所确定的武装起义总方针消极怀疑''。虽在省临委第二次指示后,他已在组织上表示了服从,但"左"倾盲动主义严重的省临委仍撤销了他的特区委书记职务，另派省临委执委、皖中特委书记周范文兼任书记。

　　为了解爷爷胡苏明在六安的革命轨迹，我们家人组团到六安独山镇“六霍起义纪念馆”了解历史情况。

1928年1月，中央巡视员尹宽被派赴安徽省巡视党务。尹于1月29日在六安南岳庙召开的六霍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以更"左"的面貌出现,在大多数党员没有到会、未通知胡苏明出席的情况下,坚持开除了胡苏明和另外10余人的党籍,造成一起严重的冤假错案。值得提出的是，由于当时六安确实不具备武装暴动的条件,故无论是撤销他的领导职务,开除他的党籍，还是另派他人领导，以至尹宽亲自出马,六安的武装暴动都仍然搞不起来，直到两年之后1929年11月8日，六霍起义才在独山镇打响第一枪。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的省临委书记柯庆施在1940年延安整风中检查说:“这一个时期,正是盲动主义发展的时期。我们在安徽，当然也想盲动一下……故暴动没有成绩。时中央派尹宽（桐城人,后为托派)来巡视,他借此打击我们一场,我被派赴上海,任闸北区委书记, 时为1928年上半年。”②柯庆施的这番话,一是讲了省临委1927年10月 强令六安夺枪暴动是犯了“盲动”性; 二是讲了六安等地不具备暴动条件的实际;三是讲了 1928年1月胡苏明被开除党籍是中央巡视员尹宽借此打击的一场宗派主义斗争的结果。① 中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及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井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②毫无疑问，胡苏明是这一“左”倾错误的牺牲品。

　　在六安市独山镇“六安六霍起义纪念馆”里，我们查找到当时会议纪要文件。

　　鉴于上述情况.根据他的要求,原中共六安县委组织部组织人员着手进行调査,写出调查报告,并于1985年10月12日以“组审字(85) 15号”上报。

该调査报告在列举大量事实后说：“由八七会议开始的一些 “左”的错误,逐渐发展到十一月份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而形成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的严重错误。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省临委命令六安特区委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以胡苏明为书记的六安特区委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地分析了当时六安的革命形势，认为立即举行武装暴动的条件不成熟,并向省临委报告说明理由,请求改变决定，是符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因而开除苏明同志党籍是不妥的,建议根据中央关于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予以改正。”

1986年8月15日，原中共六安县委落实政策领导组在审查了原县委组织部调查报告后，以“组审字（85）20号”上报《关于1928年开除六安特区负责人胡苏明等十几人党籍问题的调查处理报告》：“根据中央关于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的有关规定精神，经县委政策领导组1986年8月9日会议研究，恢复胡苏明党籍”，并上报审批。

胡苏明在被错误开除党籍之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屠杀,“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千扰,党遭到重大牺牲,革命形势处于低潮。面对白色恐怖,他仍抱定“身不在党，心可在之”的信念,继续为革命工作,表现了“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①的美德。他不变节,不投靠国民党,而是投亲靠友,在一些农会,学校中谋事维生,但国民党反动派仍把他视为共产党,随时都要逮捕他.而"左"倾的一些中共党员对他也极不信任,随时准备要除掉他这个“被开除分子”，处境十分危险。

1928年2月，他去六安县石河子小学教书,不到两月，国民党 “清党委员”来校清査,不得已只有偕同即将临产的妻子宋育惠躲到嵩寮崖朱谨怀家。这时,六安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他又只身逃往安 庆,由友人高宗禹介绍,在国民觉省农民协会任委员兼秘书，又在国民党党务训练所任指导员兼授农运课;不久，又逃往北平,经友人汪少伦介绍,任河北省国民党党务训练所生活指导员；时间不长,该所又追査,胡只得再去找汪,汪推荐其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宣传部总务科主任,但很快又为“清党委员”所注意,于是潜往上海,投奔在沪的朱蕴山、沈子修,朱子帆等,不料，为周范文所获悉。

周在1925年任国民党芜湖市党部青年部长时，即与时任市党部秘书的胡苏明有嫌隙;1927年10月，周又撤销胡的特区委书记职,将特区委改组为临时县委，自任书记;1928年1月，在尹宽主持的六霍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是尹宽开除胡苏明党籍的主要支持者。 周在党内还散布余昌准烈士为胡苏明所出卖②,故周范文这样一帮党内“左”倾分子,极力要除掉胡苏明这个“出卖同志”的“被开除分子”。幸得在沪的姨妹宋玉田暗地通知,他遂匆匆离沪返回六安。在险恶的环境中,在二兄肖康的支持下,他于1929年9月痛苦地离开祖国，东渡扶桑，以其长兄胡沅的证件改名胡沆,去日本东京明治大学预科学习。

这时他痛苦至极。一首七绝诗“年来心迹未模糊,血怒如潮静也无。如此乾坤唯一哭,茫茫人海只身浮”，既表明他革命到底的决心，也表现他对 “左”倾分子的愤怒心情。留日未及一年,二兄肖康病故。噩耗传入日本,苏明决定返国。1930年8月，胡苏明离日返抵祖国,治丧事毕，即从事教育工作。回国后,他仍不愿意为国民党政权效力，而共产党内的一些“左”倾分子仍对他不予信任,他便选择了教育,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他先去任无为中学校长的好友吕惠生处任教,然后,或芜湖、郑州，或凤阳、合肥,辗转东西,家无定所。 .

　　这时的胡苏明对中国共产党仍坚信不移,无怨无悔,忍辱负重,红心不改,在党需要他时,积极,坚定地为党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与坚持下，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政治形势有了明显的改善,胡苏明遂返回六安。

1938年5月13日，日军飞机12架轰炸六安县城,8月28日，六安县城陷落,张家店等地也被焚烧一空,胡苏明携家逃难至东西溪山区避难。当时，国民党六安县长盛子谨几乎只身逃亡到麻埠水晶庵,张店区区长邱少兰（合肥人)早已弃职逃走,区乡政权大多不复存在。一时间，土匪蜂起,社会秩序混乱。

在此严重形势下,为稳定后方,支援新四军四支队,发展壮大扰日力量,中共六安县委决定由胡苏明出任区长。经力荐,盛子谨同意任命胡苏明为三区区长，并命程明远、翟树森（罗平）、李维知,储鸣谷等携委任状去东西溪请胡苏明就职。

　　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次的国共合作除党中央外,在地方各级,共产党均是不公开的。所以，当中共六安县区委领导人程明远、罗平、田兰田、李维知在第三行政区独立第一大队大队长储鸣谷的陪同下到达东西溪,向胡苏明出示委任状后,胡以为是国民觉县政当局的安排,就以种种理由，推辞不就。

相持一天多,储鸣谷才不得不告知以实情,程明远也告诉他,已和驻扎在张家店南部的新西军四支队取得联系,新四军可为撑腰。至此.胡苏明才明白要其出任三区区长,实除上是党的决定,便欣然接受委任;接着,又和程明远研究了开展工作的具体部署。

胡苏明就职后,兼任区动委会主任,宋东屏任区动委会指导员。他还遴选一批开明进步人士在区署任职,如区员高性天、张子务、朱秀田,经济委员会主任金翥秋等。中共六安县委书记程明远,县动委会指导员田兰田、省属第三十八工作团团长罗平、抗日人民自卫军第八大队（由独立第一大队改编）大队长储鸣谷,中共三区区委书记李维知等都全力支持三区工作。他乘势抓了如下工作:

一是组建区抗日武装。采取动员地主交出枪支和招安土匪等办法,把区抗日武装扩充为3个大队1000多人枪,即储鸣谷的第八大队500多人枪,涂靖南（晴岚）的第十大队300多人枪,李祝三的第十一大队包括招安土匪计300多人枪。

二是召开参政会,实行战时合理负担政策。在程明远、田兰田、李维知等支持下,胡苏明到职不久,即召开了各界人士 100多人的抗日保家动员大会（即参政会），提出并讨论通过了下列方案:（1) 调整乡保民主政权;（2)实行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出人、有枪出枪的抗日合理负担政策;(3)成立经济保管委员会,负责筹粮箱款,取消苛捐杂税;（4)收集绅董自卫枪支,建立三区人民抗日武装,维护抗日后方的社会秩序;(5)招安土匪,组织与壮大抗日力量,坚决肃清匪患;(6)征收“石田担米一元钱"的爱国粮捐,并规定由东家交纳,佃户免征。

三是与四支队达成建设三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三项协议。1938年10月，盛于谨调任六区专员,唐晓光接任六安县长。为了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中共派程明远、罗平和胡苏明、唐晓光到新四军四支队机关驻地——舒城县东港冲和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进行两次商谈,达成如下口头协议：（1)由抗日人民自卫军第八大队选拔300人枪升入四支队主力部队；(2)共同建立从周家冲(今太平桥)到东西溪一带的敌后抗日根据地;(3)皖西支队的军粮和经费由三区协助筹拨(每次30-50担米，最多一次拨给350担米）。

四是以省属第三十八工作团和县属第五委托工作团、第七委托 工作团等因体，为抗日动员的骨干力量.组织全区各乡镇抗日动员委员会和抗敌协会,推动抗日活动深入开展。在较短时间内,各乡镇的动委会和抗敌协会纷纷建立,抗日宣传活动极为活跃。全区各乡镇的动委会指导员,张家店为蔡镜溪，毛坦厂镇为邵华,小椿树岗为武跃山，凤凰台为吕渭泉，施家桥为王绶成,双河镇为罗晴涛。区青抗、妇杭、商杭也同时建立健全起来,还以保为单位组建了农抗、妇抗等。

各抗日团体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在全区贴标语,画漫画,演唱抗战歌曲、戏剧,宣传抗日，筹集粮款、衣物,支援抗日将士。全区三次共捐鞋抹4万多双。1938年10月，还请第三十八工作团和第五委托工作团在张家店镇胡氏祠举办了抗日干部讲习班,胡苏明任班主任，三十八工作团团长任教育长,杨仲诚任指导员，罗平、陈世新等任教员，训练了 30多名干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三区区委。此后,全区还训练了不脱产的抗日自卫军战士6000多人。

　　为了安定社会秩序,胡苏明在抗日武装的支持下,采取剿、抚并重的策略，很快平息了匪患，也壮大了抗日武装。1938年10月15日，他亲率三区抗日自卫军逮捕了油坊冲的匪首何x老爷等,18日处决了月牙塘的惯匪头目何X X 。短短时间，先后总计处决匪首7名，致使远近的的土匪大受震慑。许多土匪或携械来归，接受招安;或远遁他乡不敢在三区插足。

1938年11月，三区张家店另一匪首汪xx，孙家岗土匪杨xx，金xx，胡xx等带30余匪、20支长枪、8支短枪到三区区署投案自首。盘踞在双河一带长期为害的大匪首闻风丧胆，逃往舒城投靠在桂系游击大队长唐仰务的卵翼之下。三区社会秩序迅速趋于稳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①

　　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是有中共六安县委的正确领导；二是有人民抗日武装特别是新四军四支队的支持;三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四是与苏明熟知匪情,善于开展政治攻势,严格执行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区別对待的政策分不开的。

为了肃清匪患,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不顾个人安危,经常不带枪丁,只身前往土匪啸聚的思古潭、施家桥,双河一带,有时化装成“叫花子”，手拿一根竹棍,半夜上路;遇到赶集的,就与之拉话；遇到推独轮车的,就帮助拉车,边走边谈,了解匪情,侦察匪踪。

有次他侦知一伙匪徒在双河的一个村庄赌钱,便冲进屋去,把桌上的赌具——牌九,一竹棍扫到地上，厉声责问:“你们谁是头？为计么不听命令接受招安？!”然后才自报山门和身份。这种大智大勇,使土匪大为惊惧，纷纷接受招安和改编。对于“反水”的，则予以处决，以儆效尤。

高山附近有几名匪徒，冒充新四军出外抢劫,被抓获,经新四军四支队回复查无此人,胡苏明即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处以极刑,维护了新四军的崇高声誉。他还以“共商政事”为名,带领区自卫军大队长李祝三将破坏国共合作的军统特务分子、驻扎在凤凰台的别动总队大队长李朗山处决。.

蒋介石对此大为恼火,在国民党炮制的《是谁破坏了统一战线》的反动小册子里,还借此攻击新四军。胡苏明还在县长唐晓光指挥下,两次率领区抗日人民自卫军大队奔袭40公里外的青山镇日军据点,夺回了日军抢去的耕牛和家禽,归还当地群众。一次奔袭青山镇日军时，由于平素不谙军事,缺乏临战经验,直到在敌调堡前开火时,枪打不响,他才发现枪闩还没拉开,子弹还没上膛,被挚友们传为笑谈。但由此也可看出胡苏明不顾个人安危,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1938年l2月，胡苏明应程明远、罗平及唐晓光之约，一同去舒城东港冲韦家大屋的新四军四支队驻地，与四支队政治部商讨建立、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并达成一致认识。后因日军撤离六安.以郝凤亭为头子的汉奸“维持会”迅速被摧毁，沦陷区全部光复，又加新四军东进,原定计划才自动取消。

三区（张家店）的抗日民族解放和敌后武装斗争,推动了全县人民的抗日运动，得到了中共的充分肯定。当时，何伟曽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专程采访过胡苏明在三区开展抗日斗争情况。时隔近半个世纪,1986年底，当中共六安县委负责人一行去京拜访张劲夫时.张老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三区（张家店)抗日斗争情形。

　　1938年12月，为恢复因日军攻陷六安而停办的县立初中.县长唐晓光批准胡苏明辞去三区区长之职，担任六安县立初中筹备复校复课工作。

1938年，原在城内的六安县立初中迁到胡家大湾办了起来。在他接任的这所学校里.“他从来不按国民党政府规定，也不讲礼义廉耻的规定校训"，从不刷写针对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三民主义是抗战建国的最高准绳"以及反对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等大标语。

所以，在县中见不着"上述的政治口号，老师也不宣讲其内容"。"相反的,六安中学的教师中很有几位是共产党员"，请狄超白等来校讲演，新四军文工队员、政工干部孙勉被聘来校教唱革命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中华颂》、《黄水谣》，宣讲革命道理，足见其坚定革命信念的一斑。

为此他遭到国民党"党教派"的打击迫害，先后派杨先礼、韩銮志等特务进校监视②,师生传说国民党并采取《水游》中“火烧草料场”的卑劣手段，两次在校制造火灾事故以加害于他，不逞后，国民党六安县党部书记长黄肇祥坐镇六安初中，限令全校学生集体加入国民党。

胡苏明以学生应以读书为主、不应过问政治为由，力加抵制,但黄不达目的不离开学校。胡苏明无奈,只得采取折中办法:一面允许年龄大的（15岁以上）加入，一面则指派一些进步教师背后动员他们不要报名①；在有的班级则采取坐在教室前几排的矮个子一律不加入，只让坐后排的高个子加人的办法加以抵制②,结果，使一大批青少年幸免失足。国民党县党部对此十分不满。

1940年春，中共为继续培养教育唐晓光,六安县委派赵翅生，田兰田两名党员干部随唐去合肥县，以县政府科长身份作掩护，从事教育培养唐晓光的工作。唐在临行前,将一部分枪支弹药(轻机枪1挺、手枪数支、步枪10余支,一批迫击炮弹、手榴弹,步枪子弹）密送胡苏明处,待机转送新四军,如被发现,对外即说是供六安初中军训用的。

事被国民党县党部以六安初中“窝藏军火，图谋反叛”及“宣传赤化,危害党国”等罪名密报蒋介石,蒋密电C、C系安徽省头目，省教育厅长方治“査明属实,就地正法。”密电到达立煌（省府驻地）时,方治正在舒城晓天的省立第七临时中学视察未归,被胡苏明之摯友、省教育厅秘书张子务看到,便派人星夜兼程赶到胡家大湾,嘱胡一定要抢在方治之前,做好应急准备。胡苏明接信后,立即和在校的共产党员、进步教师商量对策。

胡苏明决定不离校,留下与方治周旋,同时采取几项措施:（1)将共产党员教师童汉璋、吴爱菊等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区,重造教师花名册;(2)转移进步书刊，重造图书目录、清单;(3)将来不及转送出去的枪支用盐水浸湿,促其立即生绣,同时将部分枪支枪闩、零件拆卸,使其确似军训用枪;(4)派人连夜在校内外墙上刷写并无明显反共色彩的大标语：“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精诚团结,坚持抗日"等。

不久,方治果然带一个排的反动武装来到六安初中.“视察两天也没发现任何破綻。临走前,方治召开全体教师会,才透露来校的目的，说经过他几天的观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还“勉励,”全体教师努力把学校办好。

　　方治离开教育厅后,继任汪少伦是胡苏明的老朋友,汪坚邀胡苏明去省教育厅工作。这时，国民党六安县党部书记长黄肇祥等一伙人仍在暗中整他。在此形势之下,他便离开县立初中,接受汪少伦的邀请,到省教育厅任二科科长,后任主任秘书,主管中教工作,为争取教育经费,整顿学校风气,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43年元旦，日本侵略军进攻立煌县城,形势危急。恰于此时，省教育厅长万昌言去重庆未归。胡苏明以主任秘书代厅长,紧急关头，置自己家属，子女安全于不顾,带领教育厅职工、家属安全转移，受到各方好评。

安徽省国民政府主席,桂系军阀李品仙为装点门面，拟任胡苏明为专员或县长,但胡苏明看到国难当头之际,国民党还破坏国共合作,几度掀起反共高潮,不得人心,了解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明争暗斗,互相倾轧,腐败不堪，不但断然回绝拟任专员或县长，而且辞去教育厅主任秘书本兼各职,毅然回六安接办省立第三临时中学③,效力于沦陷区流亡学子的教育工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安徽教育工作作出了贡献。

　　1948年底，淮海战役胜利在即，江北敌人如惊弓之鸟，纷纷组织南逃。放寒假前夕，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与省教育厅联合会发出通知，要求省立六安中学全部撤迁到江南①,还派省教育厅主任秘书卢宜庆到校作动员报告,要求立即动迁。卢宜庆煽动性报告后,会场上一片混乱,有的说撤,有的说不撤。一阵短暂的混乱之后,胡苏明走上讲台,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胡苏明身上,听他如何表态。胡苏明委婉但坚决地回绝了南撤指令“我老了 ，哪儿都不去了!” 一錘定音,拒绝南撤。②会后，又通过许天民征得中共皖西三地委的同意和支持,组织师生300余人留校护校,迎接解放。

1948年12月31日，他在参与国民觉六安县党政要员辞旧迎新活动时，探明桂系驻军撤离六安的准确时间和方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随即派学生聂子燕密赴张家店三分区驻地报告分区首长。分区首长随即作了相应部署。③

1949年1月3日,驻六敌军四十六师两个团仓皇撤离，县长李寿林也带领部分地方反动武装于下午逃往(淠)河西。解放军进城,六安遂获解放。与此同时,胡苏明集中留校师生,热烈欢迎解放军先遣部队代表④,并随进城解放军参加宣传工作。六安中学教师韦上伊、高性天、何荣延等二三百名师生在胡苏明的带领下集体参加革命阵营,极大地震动了皖西残敌营垒,大长了革命威风。当时我党为此发出内部通报,一直传播到山东解放区。③

　　六安县城解放后,因侦悉淮海战场溃敌将逃至六安,进城解放军决定撤出，胡苏明遂带领韦上伊,高性天等二三百名师生随军撤往毛坦厂,受到中共皖西区党委、行署、军区首长彭涛、于一川、桂林栖、罗士高、曾绍山、鲍先志、何柱成及唐晓光、马芳庭、霍依茹等亲切接见 和设宴招待。

皖西区党委决定成立皖西行署文化教育委员会,任命胡苏明任主任委员,他随即以个人名义,发表《告皖西青年书》,号召青年踊跃参加革命,号召教育界同仁积极迎接解放军接收,并担任了中共皖西区党委主办的皖西公学校长,吸收大批革命知识青年,经短训后,分配各地,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还策动国民党六安县参议会议长潘杰三、国民党县自卫大队大队长涂靖南（晴岚）起义（后叛变）。1949年1月23日，六安全境解放后.在庆祝解放的群众大会上.他发表了讲话.对稳定新解放区的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同日，他将刚由上海读书放假归来的长子胡晓肇送去参加革命，次子胡晓明被同时送去参军。①

　　我叔胡晓明随解放大军从安徽，到湖北、贵州，进入四川，后定居四川成都当了一名军报记者。

　　我爸胡晓肇1949年1月还在上海暨南大学没毕业，听从爷爷号召随着六安解放大军一起来到安庆，4月23日安庆解放，就与几位热血青年办起了“安庆新闻报”。

　　1980年9月中旬，爷爷胡苏明病情已十分严重，还应中共芜湖市委之请，一边吸氧气，一边为芜湖党史工作人员简述芜湖建党的历史，终因病情日益严重，未能终稿。

　　建国后，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热爱党和祖国，先后任皖北区各界人民代表、皖北区教育工会副主席、皖北凤阳高级农校校长、黄山林校副校长等,晚年任政协安庆市常委等职。

胡苏明在教育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师范、农业,林业方面的高中级人才。其中有的学生已成为部长、将军。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虽遭缴送军管会、群众专政指挥部关押8个月，释放后义被长期”监督改造",精神、肉体备受折磨,但他对党无怨无悔。

"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欢欣鼓舞。他说：“四人帮被粉碎,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大发扬,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批冤假错案被平反改正,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大好形势,使我这个年已垂暮的老人在政治上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我庆幸自己能活到今天！”

晚年,他以带病之身,致信在台旧友,恳劝捐弃前嫌,笑泯恩仇,回归祖国,两岸一统。对统一大业殷殷之情,溢于言表。病重期间,他还致书省委,要求恢复党籍,表现了对中国共产党终身追随、至死不渝之情。临终前,嘱咐亲属对其丧事坚决简办；又作《自挽联》："八十年岁月漫长，回首感茫然,于国于民贡献有几？万千事胸头起伏,今天做总结,对人对己俯仰无惭!"表现了革命家的情怀！

综观他的一生，他是由信奉封建儒家思想——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左派国民党员——共产党员；这样一个成长过程，是我家庭的骄傲。

以上胡苏明革命经历来源于：

①《聂子燕回忆》，1995年10月

鲍传鲁：《忠心耿耿，铁骨铮铮》，1998年5月。

②《高绪楷回忆》,1995年3月

《杨寿乔回忆》，1995年4月

③《吕文宜回忆》，1995年6月。

《晁文醇回忆》，1995年12月。

④《朱传钧.朱平回忆〉，1996年2月。

《晁文醇回忆》，1995年12月。

⑤ 庞良举、叶森、胡晓肇:《胡苏明同志传》，1983年4月

胡苏明的革命轨迹道路是由芜湖市学生联合会总务部长——左派国民党芜湖市党部秘书——中共六安特区委书记———三区区长——皖西行署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皖北各界入民代表——皖北区教育工会副主席等逐渐成长而来, 一目了然,称他为革命家实当之无愧。即使在他担任国民党统治区的校长和其他社会职务期间, 经过六安党史办的大量调查、査阅历史档案、敌档,也没有发现他有叛变、自首或其他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诬为叛徒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中共六安县委、县政府对我爷爷十分崇敬，深深怀念这位六安特区首任中国共产党书记，在我的老家——六安市金安区张店镇，以他老人家名字命名兴建了一座“胡苏明文化广场”，树立了铜像，以此纪念他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