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副连长们

1968

我当兵入伍后，新兵训练结束，就直接到连队的队部当通信员。

在当通信员期间，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的连长。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还没有当兵，连长就去地方上“支左”了，听说在什么铁路部门当领导。

“支左”工作一结束，连长就直接到团后勤处当处长了。若干年以后，见到他，我知道他曾经是我们重炮连的连长，但他不知道我也是重炮连的。 

当通信员，我脑子里最神圣的人物就是我们老指导员，他现在在我脑子里仍然很神圣。

除老指导员外，在连队给我印象深刻的、或者说关系较好的、或者说比较有故事的，就是几任副连长们。

从右至左：胡连长 袁指导员 宋副连长 俺自己

《王副连长》

我刚到连队时，连队是在河南省安阳市水冶镇的许家沟。我们副连长姓王，是个1957年入伍的老兵，山东人。我们新兵到连队时，他也是刚从外面“支左”回来。

他个子不高，胖胖的，眯着小眼，总是微笑，弥勒佛似的，非常善良的感觉。

我是新兵，当时也看不出他分管什么工作，只知道他每天早上和晚上要率领我们队部的文书、卫生员和我三个人，向毛主席早请示和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后和晚上熄灯前，几个人齐刷刷站在毛主席像前，右手高举毛主席语录，王副连长带头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早上领头唱《东方红》，晚上领头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连队的文书名字叫上官长法，比较稳重；卫生员叫李峰，比较内向；我比较爱笑；副连长比较逗笑。

副连长的逗笑，不是那种幽默和逗乐，因为这种早请示晚汇报的，必须一本正经，不允许任何的玩笑。

副连长之所以逗笑，一是他长相可爱，天生的咪咪笑脸；再就是他可能有喉咙咽炎，也可能是长期的习惯，就是说话时每说几个字就要“咳”一下；还有就是他人比较胖，比较容易放屁。他每天带领我们“请示、汇报”，朗诵或者唱歌时，每句话或者歌词之间，不时的都要掺插他的“咳”或者他的“噗”的声音。这样一次两次可以，不间断的插入这种杂音，我是憋不住笑，肯定要笑出来的。我笑，文书也笑，卫生员也笑，副连长也跟着笑。大家都能笑的喘不过气来。副连长一边笑的喘不过气，还一边说“不准笑”。

笑完了，就重新开始。所以一次的“请示”“汇报”往往要反复好几遍才能够完成。有时候，部队的就寝号熄灯号都吹过了，我们还没有“汇报”完呢。有时候，指导员从门口路过发现了，问“你们笑什么？”，我们也不回答，只管笑。

王副连长

这个王副连长和她的爱人，帮过我很大的忙。

那时，我们连队从河南省安阳市移防到了河南省漯河市，我是一排排长。

在漯河市，先是部队施工自力更生盖营房，后是搬进新营房严格军事训练。

那时部队穷，连队的家底也吃空了，生活非常艰苦。蔬菜等副食品很少，主食又都是库存多年的战备粮，即便是小米，吃到嘴里都是满口腔的转，就是咽不下去。连队食堂都是自制自腌的大缸大缸的咸菜，上面漂着厚厚的白毛，有时候捞出来冷水冲一下直接就吃。不是不讲卫生，也不是不懂得讲卫生，而是顾不上讲卫生。不少连队的干部战士血液中的转氨酶指标都莫名其妙的升高。

我也得了严重的肠胃疾病，每天大便不计其数，每次大便惨不忍睹，身体很虚很弱。

一次外出野营训练，我负责打前站。“打前站”，就是在大部队正式出发以前，有几个人提前出发，提前到达目的地，提前安排部队到达后的食宿事项。

我坐在打前站的汽车上，由于身体虚弱，途中突然呕吐，直接就吐了对面的其他连队负责打前站的干部满身都是。到了驻地，住在百姓家里，躺下了就起不来、吃不下。

驻地是个山区，挺穷的。山里的群众也厚道，房东老大娘跑到几十里地以外的他的娘家，找来鸦片，熬成水，给我治病让我喝，说是有奇效。喝了三次，我怕上瘾，没敢再喝，其实也没有效。

大部队到达野营训练点以后，我又被送回营房，到团卫生队住院。一个河南省原阳籍的李军医专门为我研制药物配方，让我试，都效果不明显。

李医生给我推荐一种健脾丸可能有效。但是，这个药军队药房没有，要到地方药店自费购买，一块多钱一颗，一天吃两颗。

我买了几次，效果有一点，但是，我当时月工资52元多点，每月吃药都不够，有点吃不起。

我们王副连长的爱人，是在我们团家属工厂上班，家属工厂是制药厂。她仔细看了我买的药，便记在了心里。他说他们工厂也生产类似的药，虽然配方不同，但是，大同小异。

她在药厂里是包装工，就是负责把药丸外面裹一层蜡纸，而后装盒。包装车间都是会有机动的药丸，厂子里管理也不是特别严格，她上班就趁别人不注意时，暗暗的将机动的药丸往口袋里装几颗。过一段就给我提回来半袋子，有几十颗。

就这样，副连长的爱人为了给我治病，经常是提心吊胆的给我供药半年多，我的这个毛病算是彻底好了。直到现在，我的脾胃都没发现大毛病。

安阳市水冶镇连队的老营房的现状

《宋副连长》

我们新兵到连队时，宋副连长是二排排长。

我们连队搬出河南安阳以后，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移防河南漯河，作为留守处，王副连长就到了漯河。连队的主要力量就转战焦作市博爱县，执行国防施工任务。博爱县施工结束后，又转到郑州东郊施工，再到漯河与留守处汇合。

我们在离开安阳前，原来的二排宋排长，就提升为副连长，负责博爱的施工。

在安阳和博爱，我都是连队的通信员。在博爱施工的后期，我的职务是一排二班班长，但，实际上还是在连队的队部做通信员的工作。因为一直没有挑选到合适人选接替。

宋副连长

宋副连长，在他当排长时就很喜欢我，总是乐呵呵的叫我“通信员”或者“小通信员”。他当了副连长，我们很自然的就亲密无间了。

宋副连长，湖北襄樊人，1961年入伍。人很精悍，一副体育运动员或者武术教练的身板；处事果断，说话利索；对连队管理有序、带兵有方。

连队到博爱县不久，指导员就被上级提拔调走了。后来虽然从外面调来几个连队干部，但都是走马灯式的，立足未稳就又离开了。所以，一段时间，主要就是宋副连长负责全面工作。

宋副连长，做什么事，都喜欢带上我或者牵涉上我。

记得连队参加当地的“八一”建军节军民联欢，还让我给他写了讲话稿。

那时候才当兵刚一年另几个月，真的不会写，都不知道讲话稿应该是啥个样子。但是我没有推辞，勇敢的承担了下来，坚持给他写。

所谓“写”，就是模仿报纸上上级领导的讲话、社论、评论文章，东抄一段西抄一段。还生怕抄的不全面，所以稿子特别长，几十页。

一九六九年的八一建军节，天气特别的热，是我印象中历史上天气最热的一个八月一日。

正式开大会了，宋副连长军容严整，制式军服外扎武装带，潇洒的登上室外露天的主席台，念着稿子讲话。念着念着就满身大汗了，念着念着就烦躁不安了，还小声嘟噜着“怎么这么长？”。

他热，下面听众也热；他烦，下面听众更烦；特别是我，更是无地自容的心烦意乱。

副连长终于发言完毕，下来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写的什么稿子！”

其实，他在主席台上讲到中途时，我就想到了，这种场合，这么热的天，下面坐的又是自己连队的战士和一般村民群众，要是不念稿子，随机应变的临场发挥讲几句，也就不至于这么砸锅了。

同宋副连长一起住过的博爱县前庄西村

宋副连长聪明伶俐、点子很多，生活很有情趣。

那时候，连队开饭以后，炊事班经常还有剩饭。一旦有剩余的大米饭，副连长就让我带一点回去。回到队部，他就用我带的剩饭做米酒。就是掺点什么东西拌一拌，太阳底下晒一晒，随后再怎么弄一弄。甜甜酸酸的，他很喜欢吃，我就是尝一尝味道，不是特别爱吃。

有那么一个阶段，副连长身体不好，主要是肠胃方面不舒服，他爱人小骆也从老家赶来了。副连长称呼小骆，我们也跟着叫小骆。那时候，人都心眼少，要是现在的世道，咱小通信员，人家是首长家属，起码称呼人家阿姨什么的。那时候就那样，她叫我小高，我叫她小骆。

小骆来了，副连长离开队部，同小骆一起住到了另一户百姓家里。

副连长肠胃不好，吃不下连队的硬菜硬饭。我就从炊事班拿来红白萝卜大白菜，用北方好像提水桶那样的大砂锅，在百姓家的烧煤的炉火上面炖，还隔三差五的骑着自行车，到周围村子里去买还没有开始生蛋的小母鸡、或者还不会打鸣的小公鸡，由小骆将萝卜白菜小鸡一起炖着给副连长吃。

那时候，周围村子里许多人都认识我这个小解放军。只要我骑着自行车一到，村子里妇女老太、大人小孩就高兴，就满村子追的鸡飞狗跳，帮我抓鸡。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只小鸡能卖八角到一元钱，已经是很好的收入了。

2019年，左起：小骆、小罗、胡连长、宋副连长

小骆要走了，假期满了，还要回去上班。副连长安排我送小骆，从博爱县九府坟火车站——到新乡火车站——转到去襄樊的火车。

这个，是我入伍以来第一次单独出远差执行任务。

第一次出差，完全没有经验，不懂得因公出差经济开支可以公家报销，不懂得到司务长那里多借点钱带着。也不懂得途中给小骆买点饭吃或者买点干粮点心带着。

到了新乡，送走了小骆，天已经很晚很黑了，我都不知道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毕竟是刚刚从农村出来没见过世面的十几岁的孩子呢。

怎么办？住旅馆？想都没有想过。在车站候车室过夜？也不行。

新乡火车站，是客车和货车混合的车站。附近停的有很多货车。我就去找那些在货车旁边给车辆加水或者添煤的铁路工人，逐个询问他们，有没有马上要走的路过九府坟的货车。

当时，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其中一个铁路工人说，我不知道，我去给你到调度室问问。

新乡到山西，运煤的货车是很多的，一般都路过九府坟。老师傅真的问来了。老师傅给我指了指一列停靠的运煤车，说你就去那一列车，在首车上等着，很快就要发车了。

什么是“首车”？首车，就是货车上最后的一节封闭的小车厢，还没有解放牌汽车的车厢大。

我上了首车，不一会儿，一个提着像《红灯记》中李玉和提的那种“号子灯”的工人也上来了。他性格不好。上来就问，谁让你上来的？我说，调度室让我上来的。他说，你到哪里？我说，九府坟。他说，这趟车九府坟不停站。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到时候再说吧。

火车到了焦作，暂停四十分钟，说是车上开火车的工人要下车在焦作铁路食堂吃饭。那个“号子灯人”说，你也去吃点吧。我就真的跟着去了，因为我确实还没有吃晚饭。

到了食堂，看到工人们拿着碗筷、捏着饭票、排着队伍、等着打饭。我一没有碗筷二没有饭票，怎么吃？我就不声不响的溜出了食堂，回到了车上。号子灯人吃好后回来了，他说：吃了？我说：吃了。

火车就要路过九府坟火车站了，我问号子灯人，我怎么办？他说，马上给你停一分钟，只能一分钟，停了你就赶快下，本来不能停的。

那个时候，通信是相当的不发达的。火车上特别是货车上，除了那个号子灯，是没有其它通讯工具的，掌管号子灯的人权利很大，也许他就是此趟列车的总指挥。

只见他打开车厢门，手抓挂钩斜跨在车厢外，对着车头方向摇摆了几下号子灯，车速很快就慢了下来。车子一停，他就催促我“快下”。我刚站上站台，就听到他对着站台上跑过来的工作人员说了声“刚才有任务，临时停靠”，列车就启动开走了。

宋副连长，本来是很有才能，很聪明灵活，很有发展前途的。但是，当时的上级协理员，是一个老式的工农干部，也许不适应副连长的才能、聪明和灵活，后来在调整干部时，就安排宋副连长复员了。

当年的“复员”，是很残酷的。给几百元安置费就算打发了。复员了，无论你原来是什么，到地方就什么都不是。后来，副连长到一般的工厂当了个一般工人。

近几年，国家落实退伍军人政策，副连长的待遇才逐步好了起来。不过现在很好，子孙满堂，家庭美满，身体又很健康，晚年的生活很幸福。

同宋副连长一别就是几十年。近年来，随着通迅的发达，许多战友都陆续联系上了，却找不到宋副连长。我利用我的关系和战友的关系，到处打听，最后查到了副连长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某银行取过钱，顺着这个线索，又委托后来的老连长上门寻找，终于联系上了。

后来就出现了我同宋副连长在合肥高铁站，两人没说一句话先抱头痛哭的场面。

六十年代的新乡火车站

《徐副连长》

徐副连长，我们当新兵时，他是一排的排长。

徐副连长是湖北随县人，1960年入伍，比老指导员和宋副连长资格都老。但提副连长晚一点。

宋副连长复员以后，徐就当副连长了。

徐副连长当副连长时，我已经不做通讯员工作，已经正式在二班当班长，已经是干部苗子，已经参加过提拔干部前的身体检查了。

徐副连长一看就是忠厚老实的那种。个子不高，话语不多。没有开口说话，先脸红，说起话来慢慢腾腾，一字一顿。

他当排长，我是通信员。我每天给排级以上干部单独送《解放军报》，到了他那里，他也就指指床上，点头笑笑，说话不多。对谁都是不温不火的感觉。

徐副连长虽然话语不多，但是心里很有数呢，只是不轻易表达出来。

徐副连长虽然当副连长晚了一点，但，后来提升的快的。他副连长当了不久，就提升为连队指导员了，指导员没当多久，就调整到师政治部担任家属指导员了。虽然是平级调整，毕竟是进了上级机关，说明领导还是器重他。

由于徐副连长在连队任副连长和任指导员的时间非常暂短，所以，我同徐副连长的故事不是很多。不过，也是有故事的。

他到师机关担任家属指导员的多年以后，我调任三团司令部炮兵股当参谋。

1978年的下半年，部队开展清理团以上机关的小金库。所谓“小金库”，笼统地说，就是应该列入单位统一账簿而没有列入的资金和固定资产。

实际上像部队的团级单位机关，就不存在“小金库”，因为它的一切经费来源，都来自于上级的拨款。假如说有点什么其他来源，充其量也就是卖点废书废报纸的零星收入。

即使这点“零星收入”，团炮兵股也是最少最可怜的。因为步兵团的炮兵股是个小股，人少经费少，废旧的东西也少。不像别的股，比如作训股有废图纸废书籍，通信股有废文件废稿纸，军务股有保密室，有废文件废档案等等，炮兵股充其量也就一点破报纸卖卖，不会有几个钱。军队的财务管理非常严格。各部门就指望这点可怜巴巴的废品钱，用于自己部门里哪个转业了、调动了、提升了、分别了，买盒香烟买包瓜子花生水果糖的，在一起坐坐。根本算不上“金库”什么的。

师里面组织检查各团的小金库清理情况。三团是由我们徐指导员负责的。因为他是师机关家属指导员，编制在师政治部，也算机关干部，可以代表师机关检查各团。

徐指导员到三团，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了解“小金库”的情况。其他部门都一口咬定没有，一点都没有！

炮兵股我管内勤，徐指导员就让我汇报炮兵股的情况。

我想，徐指导员是我的老排长（我也在他当排长的那个一排当过排长），是我的老副连长，我的指导员，我这里是有或者是没有，我都应该如实向老领导报告。

我说，有；一共六十三元多；全是卖废旧报纸的钱。我说的很彻底，他听的很认真，我们俩谈的很愉快，很开心。分别时还恋恋不舍。

过了几天，师里面汇总了整体检查情况，通报批评的文件很快就下来了。说是，检查“小金库”的情况，其他团都很好，三团大部分部门也很好，就是三团炮兵股还存在“小金库”。

团里李乾元参谋长拿着师里面的通报，笑眯眯的对我说：怎么，你们炮兵股还有小金库？我说：是，是的。参谋长说：如实汇报，还挨通报，真是老实人吃亏。

参谋长之所以这么说，其实，谁家有，谁家没有，谁家多，谁家少，谁灵活，谁老实，他心里像明镜似的。

其实，通报了，批评了，我们也没有吃大亏，钱还是我们的，还是我们开支。过后也没有怎么整改，废旧报纸该卖还是卖，因为谁也没把这点破事儿当回事儿。只是以后再对上级汇报工作时，讲究点策略。

我之所以讲同徐副连长的这个故事，是说徐副连长确实很老实，很实在，做事坚持原则，一视同仁，甚至对身边的人、对熟悉的人，要求更严格一点。这些，都是军队干部所本应具备的良好品质。

图片是和赵副连长全家

《赵副连长》

赵副连长，名字叫赵振栋，我们当兵在一起工作时，连队总共编制三个排，我是一排排长，他是指挥排排长。（连队还有个二排。二排长是直接从排长提升为连长的，我们的故事更多，另讲。）

我离开连队后，振栋当了连队副连长，随后到团炮兵股当参谋，随后中越自卫反击战，随后转业回河北老家工作了。

由于年龄和资历都差不多，习惯上就直呼其名，称呼他振栋，兄弟一样。

大家都有了手机有了微信以后，振栋在微信中说，他想去河南新密市（我老家是新密市）看望看望我们曾经一个连队的战友们，可惜我不在。（因为我远在杭州）

我说，我回去陪你去。

我们新密市我们的那批兵，有十几个人当时都是分配在一个连队，十几个人振栋都认识。感情还都特别深。

振栋人很帅很精悍，能吃能干。当年，每顿饭吃米饭要三大碗；二两重一个的大馒头，一次吃八个；一两重一个的肉包子，一餐能吃二十三个。

振栋虽然比我们晚一年当兵，但进步很快，提干部很早。新密市这十几个人，有的是他的直接上级，有的是他的直接下级。

现在，我们新密的原来和振栋一起工作过的这十几个人，有几个已经去世不在了。现在还健在的，也都是七十多岁老头儿了。也都是这病那病：听不到、走不了、说不清、记不住的。

振栋自己也生过一场病，说话也不是那么灵清了。出远门也需要家属孩子随行跟着，不然不放心。

振栋这么诚意的要去我老家看看战友，我是得想办法回去陪陪。

因为振栋是临时告诉我的，我还正好时间上错不开。因为间隔三天后，我要在杭州参加一个必须要参加的活动。

但是，我同振栋也是几十年没见了，所以，我决心铁定，哪怕是只有一天，我也要赶到河南新密去陪，因为，老战友，珍贵呢。

结果，还真是回去同振栋见面了。我同振栋同时分别从涿州、杭州出发，同时赶到新密，一起看望战友们，随后连忙赶回杭州，继续参加杭州既定的活动。

申副连长

我同我的副连长们，都几十年了，也都七老八十的年纪了，回忆起这些当年的故事，尽管陈谷子烂豆子的，但还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兴奋。但愿我们都还能有十几年、几十年的，再来回忆我们这些珍贵的往事。我们的这些往事，我们之间的情感，又好似一坛陈年老酒，只有我们，才能品出其中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