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魂 / 潘玉良

郭万仕文化舘

潘玉良(1895—1977年)，中国著名旅法女画家、雕塑家。一生经历砍㞹，被称为"女凡高”！

潘玉良原名张玉良，父母早亡，十四岁被吸食鸦片的舅舅卖给青楼，由于姿色欠佳只是给头牌姑娘做婢女。

十七岁时，芜湖商界名流设宴，为时任海关监督潘赞化接风，她被请来唱曲助兴，她一曲婉约凄美的: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博得了潘赞化的同情，并为她赎了身。

潘赞化（1885－1959年)民国元老，青年时因从事反清活动两次流亡日本，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战争和孙中山领导的护法之役及北伐战争。他也是《新青年》的撰稿人。

抗战爆发后曾前往平凉、兰州、西安等地积极宣传团结抗日。

后淡出政界，从事教育。在四川任教时曾多次到江津探望资助贫困中的老友陈独秀。

解放后，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1959年病逝于安庆，终年75岁。

蕪湖商人见鲠直的潘赞化并不为他们办事，便拿张玉良说事，散布说潘赞化沉迷花街柳巷，与妓女纠缠不清。潘赞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娶她做二房，参加婚礼的只有潘的同乡好友陈独秀夫妇。张玉良对此心存感恩，遂改姓潘，且一生忠于比她大十岁的丈夫潘赞化！(图为潘玉良画《我的家庭》立者为潘赞化，后面是儿子潘牟)

1912年安徽都督柏文蔚派潘赞化担任芜湖海关监督，1913年，新任安徽都督倪嗣冲，免去潘赞化芜湖海关监督一职。潘携玉良寓居上海。

寓居上海期间，潘玉良认识了丈夫的朋友画家洪野，经常看他画画，时间长了自己也跟着画，洪野看了她的画大为惊叹，认为良有过人的天赋，乃荊山之璞，稍加雕琢，便可光彩夺目。

在丈夫的支持下潘玉良开始了专业学习绘画，并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虽然考试成绩出类拔萃，但学校迫于她的妓女身份却不敢录取。后在美专校长刘海粟的干预下进入学校学习，师从王济远，朱屺膽先生。

由于刘海粟的上海美专第一个釆用裸体模特儿教学，受到了世人的误解和攻击，潘玉良的入学加剧了这种流言蜚语的攻击和漫骂，什么人体绘画，什么画裸体画，妓女也能进学校，简直有辱斯文，大伤风化……这使潘玉良受到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陈独秀知道了潘玉良的这种尴尬处境后，洞悉国内外情势的陈先生劝潘玉良出国留学，躲开这个是非之地！

潘玉良听从了陈独秀先生的建议，并申请到了公费留学法国的名额，1922年她告别丈夫潘赞化踏上了法兰西之旅。

1922年，潘玉良从上海出发坐船抵达法国巴黎。她先在里昂美专学习，一年后，转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她的同学有徐悲鸿、邱代明，还与林风眠是校友。

1925年她转到罗马国立艺术学院学习油画和彫塑。

这六年是欧洲近代史上相对平静的六年，一战已经结束，二战还相距甚远；离世界经济大衰退也还有一段时间。在艺术上巴黎正引领着世界艺术的中心，各种艺术思潮风起云湧，毕卡索、达利等大师层出不穷。

这也是潘玉良人生中的黄金时代，无忧无虑，为画而生，为画而活。

这期间潘玉良的作品陈列于罗马美术展览会，曾获意大利政府美术奖金，成为东方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画院之第一人。

1929年，思念祖国，思念丈夫的潘玉良归国，曾受刘海栗邀请出任上海美专及上海艺大西洋画系主任，后受徐悲鸿邀请出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

她先后五次举办个人画展，画展中曾有"陈独秀肖像"展出(29年以后陈己为"匪首罪犯")，出版巜潘玉良画集》，创办"艺苑绘画研究所″，发起"中国美术会"，捐赠援助绥远军民抗日义展等，被认为是当时中国西画风格笫一人。

但社会大众与论并不关注她的绘画成就，人们仍然津津乐道的是她的青楼妓女，小妾身份和她画中的裸体题材，在第五次画展中一幅巜人力壮士》的男性裸体画被人贴上了"妓女对嫖客的赞美"，使她大受打击。

1937年潘玉良又一次旅居巴黎，到77年病逝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上海期间，潘赞化的正妻所生长子，年仅8岁的潘牟一直和她们生活在一起，潘玉良便和潘牟有母子之实，这成为日后潘玉良作品回归祖国的法律基础。

潘玉良第二次赴法的40年是一个朴朔迷离的40年，基本上处于失联状态，有人称她为"迷失的画家"，她的真实生活几乎就是个盲点，因而也为以后的众说纷纭埋下了伏笔。

1982年安微女作家石楠根据有限的资料写了一部小说《画魂》出版，嗣后在各大报刊转载，拉开了国内"潘玉良热"的序幕。

继小说后，电影、电视剧和各种文章都争先恐后的出台，但各种叙述前矛后盾，真真假假，虛虚实实，莫衷一是，由于实际资料的缺失，大多作品其实就是文字作者自已的想像和编造。

如潘的第二次赴法原因，有说为筹办万国博览会和个人画展的，也有说因国内展览受到无端攻击愤而出走的，也有说受不了潘赞化正妻侮辱而成行的…

对于潘的家庭生活作者们也是各说各话，有的说潘赞化的正妻贤淑温柔，和潘玉良情同姐妹，也有说潘的正房不容侧室，刁难侮辱潘玉良，要求潘玉良下跪，常使潘赞化处于两难境地…

对于潘的这40年的国外生活也是说法各异，坏的说她生活贫困，租住在贫民区，房屋漏水，常捡拾别人抛弃的食物充飢，巴黎沦陷后不知其所。

还说潘玉良有所谓"三不主义"，即不谈恋爱，不入外国籍，不和画廊签约，所以卖画很少，导致生活窘迫等等…其实，这个"三不说" 现代味和道德说教味太浓，是靠不住的。

好消息则说她在巴黎参加各种沙龙和展览，周游欧洲各国并举办画展，获各种政府和组织奖项，作品被抡购，受到业界好评。曾为旅欧的张大千作头像彫塑，并担任巴黎中国艺术家协会会长等职。

现在资料显示，第二次出国后，除了二战时期外，潘玉良和丈夫潘赞化一直有书信往来，赞化去世后也和其子潘牟保持着书信联系。

图为1956年潘赞赞写给潘玉良的信

特别是解放后，潘赞化任安微文史馆馆员，曾向玉良介绍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像，动员其回国，玉良也有回国打算。

但在57年后，潘信中告知玉良儿子潘牟，老师刘海栗都被划为右派的消息，并委婉劝其暂不要回国。

潘玉良对什么是右派十分不解？对儿子和老师的遭遇十分伤心，曾写信慰问刘校长。

1959年，潘玉良获得了巴黎大学的多尔烈奖。她写信给丈夫说想回国，但却接到了潘赞化逝世的消息。

在潘玉良的晚年曾出现了一位资助者叫王守义，对于此人各种传媒也是说法不一，有潘赞化的学生说，有潘玉良早年的学生说，有玉良的粉丝追慕者说，有同居者说，也有只是玉良委托后事料理者说…

其实王守义(1898—1981)非等闲之辈，河北高阳县人，一九二0年十一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船去法国的有周恩来、郭隆真等近二百人。王守义到法国后，俭学不成，勤工颇丰，先后担任“旅法华人俱乐部”常务委员、副主席。

一九七五年五月，邓小平同志出访巴黎，在机场见到了前来迎接的王守义，两人热情拥抱，互道别情，使在场的法国官员深受感动。

一九七八年王守义应邀回国参加国庆观礼，聂荣臻同志代表邓小平设宴招待，曾在巴黎的老同学钱三强、王德昭等许多科学界名流作陪。

一九八0年邓颖超同志出访法国时，在巴黎邀见王守义，并谆谆嘱咐他要珍重身体，早日回国定居。

王守义的曾孙曾在河北媒体上发文介绍其曾祖和潘玉良的关系，现在网络媒体，包括百度词条，在涉及潘玉良和王守义关系时，大多脱胎于此文，现摘录如下:

曾祖父和同乡一起在巴黎近郊开了一家中餐馆，起名为“东方饭店”。在一次在法华人午餐会上，曾祖父邂逅了潘玉良。这是潘玉良第二次来法国，也正是她穷困潦倒生活艰难之时。

　　曾祖父从此开始资助潘玉良，为她租了高级公寓，购置了画室，购置了绘画和雕塑的各种材料，给了她作为一个“专业画家”的优裕生活。曾祖父资助潘玉良举办艺术沙龙，也陪她出入朋友的艺术沙龙，交流画技。潘玉良在艺术沙龙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曾祖父陪潘玉良出入凡尔赛宫、卢浮宫、巴黎圣母院等艺术宫殿浏览艺术珍品。曾祖父还设法筹资，多方奔走，在巴黎、瑞士、意大利、希腊、比利时等国家为潘玉良举办画展。潘玉良的绘画和雕塑作品的展出，引起轰动。作品被法国教育部、巴黎市政府及各大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先后获得法国金像奖、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艺术圣徒奖、意大利罗马国际艺术金盾奖、巴黎大学多尔列奖…

　(文章附有潘玉良为王守义作塑像的照片，見图)

　　1977年，潘玉良在法国病逝。曾祖父操持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曾祖父为潘玉良选定了墓穴，那是一个双人墓穴，一旁的空位是留给自己的。曾祖父和潘赞化的后人联系，让他们请人写了“潘玉良艺术家之墓”。1979年，曾祖父回国探亲，特地请家乡最著名的书法家赵锡庄先生，为潘玉良书写了墓志铭。

　并特意到上海拜会了潘家的后人，他将带回来的潘玉良遗物交给潘家后人，并希望解决潘玉良遗作、遗物运回国内的问题。

曾祖父答应将潘玉良的孙子潘忠玉带出国，其后一切生活读书所用的费用都是由他来承担，这让潘家人万分感激。

还未能办完诸等事项，1981年曾祖父在法国病逝，和潘玉良合葬一起，就这样，在法国公墓中，一块精致的墓碑格外惹人瞩目：潘玉良艺术家之墓。这几个字要比一旁后加上去的“王守义之墓”几个字要大一号……

(原文中有潘、王合葬墓的照片，见图)

另有潘玉良的孙子，即潘牟之子也写文章，证实了是王守义料理了潘玉良的全部后事，并涵告潘家，并在其后回国探亲时向潘家交付了潘玉良的部分贵重遗物。

但也有一位旅法艺术家在走访了一些当时的知情者后撰文指出，王守义的"东方饭店″只是老年体弱贫困中的潘玉良经常就餐的地方，饭店常常为她提供免费服务和食物。潘玉良病危时委托王守义料理她的后事，并嘱咐将她的画作送回国内，将她的遗物送归潘家。

同时指出王守义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把他和潘玉良合葬在一起是当时处理他后事的同胞的主意。

还有署名张仃的一篇文章巜我所知道的潘玉良》，他说的是中法建交前夕的一件事，时间应该在1964年的前1至2年，也就是62_63年左右，可知潘玉良当时生活非常窘迫，这距她第二次出国已有20多年时间了。此文也记述了张大千访法也是在此时间段，张玉良为张大千塑像也应在这前后(原文不能复制，只好发截图)

综合以上材料，我个人认为:

1、王守义应该是潘玉良晚年的资助者和去世后诸事的料理者，但不会是他曾孙所说的潘第二次出国后两人就有了交集，他们的相识不会早于中法建交前的1964年，否则就无法解释张仃文中所看到的当时潘玉良的生活窘境。

2、不管王守义去世前有没有遗嘱，也不管是他的主张还是处理后事者的主张，能将王守义合葬于潘玉良的墓中，只能说明他俩的关系非同一般。料理后事的都是些侨胞，都是中国人，他们懂得中国的传统，离故土越远，这种传统越根深蒂固，能将她们埋葬在一起，说明他们深刻了解俩人生前的实际情况，他们应该是: 不是夫妻胜似夫妻的人生伴侣！

3、王守义192O年赴法前就己成家，且有一个两岁的儿子，但在法国他一直孤身一人，直到潘玉良去世两年后的1979年他才第一次回到家乡，見到了自己的儿孙。俩位孤独的老人相互帮助，相互慰藉，共度晚年寂寞时光，这是再自然，再人性不过的事了。没有必要用一种理想主义的，甚至是封建主义的观念看待这样一件事！

4、王守义和潘赞化一样，都是富有同情心，心有大爱的人，他们都是潘玉良的命中贵人！

　　潘玉良遗作遗物运回的经过

潘玉良的孙子有篇文章谈到:

　　1977年8月我们收到祖母潘玉良生前好友王守义先生以表弟的名义给我们寄来了唁函，瞬间我们全家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悲痛之余父亲考虑到潘玉良的后事安排和遗产处理。

　　潘玉良财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潘牟于1977年8月28日和1977年10月1日分别写信给外交部西欧司、和外交部领事司，首先提出我们家派人去法国，在使馆的协助下，料理潘玉良的后事和处理潘玉良遗产，并提出了如不能去法国的具体意見。

　但这两封给外事部门的报告，却象放飞的野鸽子，杳无音信。

　1979年潘牟病逝。

　　在潘玉良去世五年，潘牟也去世了三年的1982年，有关部门才开始策划、启动将潘玉良的遗作、遗物运回国内的工作。

　　1984年3月份，安徽省委宣传部通知我们：潘玉良的遗作、遗物已经运回安徽，要我们家属派代表两人参加3月15日的清点、验收、交接工作。

　　3月14日彭德秀(潘牟之妻)、徐永昇（潘牟女婿）奉命赶到合肥。当天晚上，在文化部艺术局代表下榻的宾馆江淮饭店，文化部艺术局代表王米、刘国华和安徽省委宣传部艺术处的王庭接见了彭德秀、徐永昇，告诉他们潘玉良的遗作、遗物共装有七只箱子，已存放在省博物馆，并向他们传达了《文化部1235文》文件精神“……潘画运回后交文化部艺术局收件，除中央美术馆留几件代表作作为国家收藏，其余全部作品交安徽省委宣传部接收。建议安徽省委考虑满足家属留几张画作为纪念的要求。”

注: 中央美术館疑为中国美术馆之误。

潘玉良去世后，她的遗作、遗物全部存放在我国驻法大使馆内，运回的潘玉良七箱遗作、遗物，是由我国画家郁风和候一民、汤小铭在访法期间挑选、整理、装箱的，还有一部分潘玉良遗物-朋友送她的画，如张大千的几幅册页、常玉的速写等，是由候一民、汤小铭回国时随机带回来的，带回后交给了文化部。

　　王米、刘国华在三天清点验收中，首先挑选了艺术价值最高的潘玉良遗作53件，遗物若干，由他们带回文化部艺术局。带回去后，将28件交中国美术馆收藏，将25件交中央美术学院收藏。

　　然后王米、刘国华又挑选了艺术价值一般的21件潘玉良遗作和一些对于他们没有价值的潘玉良遗物交给了彭德秀、徐永昇。

　　最后，将绝大部分潘玉良遗作、遗物交给了安徽省委宣传部。

验收后，彭德秀、徐永昇同时提出了要把潘玉良遗物给他们，省委宣传部戴部长回答：“象潘玉良这样的艺术家，她的一切都是国家的。”

　　1985年7月5日安徽省美协和安徽省博物馆联合在博物馆举办了《潘玉良遗作展览》。

在开幕式上，省委宣传部长牛晓梅向彭德秀颁发了奖状及5000元奖金。奖状是：“彭德秀同志将著名女画家潘玉良遗作捐献给国家，为表彰这一爱国行为，特发此状，以资鼓励。”

但巜新世纪周刊》有篇文章说:

1977年，潘玉良因病去世。去世之前，她把一生创作的作品都交由知己王守义保管，并嘱咐他一定要把遗作运回祖国。而王守义在临终前则把这批遗作和遗物交给中国驻法使馆。七大箱遗作和遗物在大使馆的仓库里放了好多年。

1980年，时任中国美协主席的江丰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访法时，在大使馆看到了这些作品的一小部分，江丰认为“有研究价值”，建议文化部运回国内收藏。

编撰者按: 江丰是延安时期的文艺干部，解放后在全国美协任上被划为右派，文革平反后那儿跌倒那儿爬起，再任美协主席。文章内容如属实，那就是说从80年行业內就已起动了潘画的回国程序。

　　　“潘玉良遗作遗物返还案″

　　后来，潘家后人又启动了”遗作遗物返还案"，状告安微省博物館，要求：“安徽省博物馆返还潘玉良遗作遗物”。理由是博物館对潘玉良的遗作遗物保管不善，造成损坏，向台湾出借展品收取高额费用以图利，而且有向台湾出售作品计划等。诉讼经几年的不公开审理不了了之。

但此诉讼在客观上亦促进了对潘玉良遗作的保护和有效利用。

现在，潘玉良遗作归国己近40年，对潘玉良的研究也早已列入文化部重点工程，通过对潘玉良近四千件遗作、遗物、书信等的剖析，成果颇丰，如安微重点项目研究员董松所著《潘玉良艺术年谱下编1937_1977》对潘玉良后40年的艺术经历己有祥尽的阐释。可以说潘玉良已完全走出了历史迷雾世界，持续了多年的"潘玉良热″也早己散去，一切生活都归于了平静。

此时，闲暇无事的老夫不仿对此再作个梳理评判:

　　在現代中国美术史上有两位大红大紫的画家，他们的火不只限于美朮界、艺术界、甚至是文化界，而几乎是全民性的热炒，他们的热度一点也不亚于影视明星和体育明星，对于寂寞之道中的画家来说这真是件非常难得而又奇特的事情！他们就是刘海粟和潘玉良！

刘海粟在上世纪20年代创立上海美朮专科学校，首先使用女性人体模特教学，而且大张旗鼓，招摇过市，唯恐别人不知，大大刺激了刚从封建王朝统治下解放出来臣民的脆弱神经，几乎发出了全民性声讨，北洋军阀上海督军孙传芳下令查封学校，追捕艺术败类刘海粟！

潘玉良的火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刚从僵化封闭锁国的左倾思潮中醒来，迫切需要一种心灵润滑剂来调适滋润，于是雏妓、小妾、多角爱情、流亡画家和在澡塘子里画光屁股女人就成了作家的作料，也是全民精神需要，提起"画魂"几乎妇孺皆知。

大家一定会发现，不管是20年代的刘海粟，还是80年代的潘玉良，他们的火爆其实跟艺术和绘画并没有多大关系，挑动中国人神经的并不是这些东东，充其量只是讲故事的一种由头和工具。。柏杨所说的"丑陋的中国人"龉龃心理在于窥探别人阴私和忌讳说"性"而又热衷说性，这是他们能火的深层原因和时代原因。

经过改开4O年的洗礼，"从小卖蒸镆，啥事都经过"的中国人再也不会那么神经脆弱和那么被易于挑逗了，比如现在有所谓的书法家在女人的P里插上毛笔写字，还一边表演，一边拍录像发微信圈，目的就是想火，但却火不起来，原因就在于时代变了！

　　同时在这里也说说潘玉良绘画评判中的几件事: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一贯倡导中国绘画之革命，主张以西洋绘画之法改造日益僵死的中国传统绘画，1937年他在潘玉良作的一幅《侧身背卧女人体》白描画上亲题：“余识玉良女士二十余年矣，日见其进，未见其止，近所作油画已入纵横自如之境，非复以运笔配色见长矣。今见此新白描体，知其进犹未已也。”

同年又在潘玉良创作的《俯首背女人体》作品上，以同样的字体题写：“以欧洲油画雕塑之神味，入中国之白描，余称之曰新白描。玉良以为然乎?廿六年初夏_ 独秀。” 足見其评价之高。

1935年，潘玉良的第五次画展开幕，徐悲鸿特地撰写了《参观玉良夫人个展感言》一文，发表在当年民国主要报纸《中央日报》上说：“士大夫无得，而得巾帼英雄潘玉良夫人。”

可见，徐悲鸿对潘玉良的评价之高。

但这件事令我不解，因为刘海粟，林风眠，潘玉良等在法国接受的都是现代派艺术思潮和绘画模式，而徐悲鸿接受的却是与此相反的古典美术技法，而且他还是一个艺术思维并不宽泛的领导者，执掌中国绘画艺术牛耳后容不得其他艺术思想和绘画形式的存在，必欲除之而后快，赶得许多归国回来的绘画艺术家鸡飞狗跳墙，在这种大肯景下他又是如何接纳和盛赞潘玉良的呢？这是一个世纪之谜！

倒是吴冠中在其自传《我负丹青》一书中说: 远在巴黎的潘玉良对徐悲鸿所领导的写实主义绘画深感不满，坚决地表示，如果中国美术教育还是徐悲鸿领导，那么她就坚决不回来。说的比较符合实际，道出了他们之间的艺术分岐。

让人大跌眼镜的还有，网上说: 著名画家吴冠中和潘玉良熟识，他曾经这样评价她：“潘玉良是很好的人，但是画卖不掉……客观地讲，潘玉良的画不算好，格调不高，她和常玉(与潘玉良同时代的旅法画家)比，差很多。……她人非常豪爽，画稍为俗一点。”

这又是一大迷团，一个悖论！

首先，吴冠中的老师是被称为中国现代绘画之父的林风眠，他本人留法接受的也是印象派那一套，不入徐悲鸿主流绘画的法眼，解放后被排挤出中央美院到我后来学习的北师院前身北京艺术学院棲居，只是到了文革结束后才成了劫后余生的国宝。论门派他和潘玉良都是一个山头的，没必要相互"残杀"！

其次，他把潘玉良和同时留法画家常玉作比较本身就是欠妥当的，潘和常在法国都是接受印象派和野兽派潮流的，只是常玉出身富商之家，有较深的学养，表现在绘画上更具书卷气，而潘玉良出身低微，没多少文化，更多的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入画，绘画常表现出一种草根民俗气，这在艺术上就叫个性。你可以不喜欢，但别说行外话。而且常玉也是66年因煤气泄露在巴黎去世后，画价才在台湾画商推动下大涨起来的，两人在这方面都很相似。

再则，以能否卖画论成败本身就是个艺盲市刽腔。

所以，我的看法是，要么吴冠中的这个评价是假的，是有人在网上故意编造的，现在干这种事情的人很多，一点都不奇怪。

如果是真的，那一定是80年代吴老先生面对扑面而来的"潘玉良良热"的一时精神失衡，一瞬间的心理失态。再优秀的人也难免遭际人性深处的酸葡萄弱点啊！

其实蹭热度的到处都有，那个写了《画魂_潘玉良传》，助推"潘玉良热"的作家石楠后来却在网上发文说刘海粟和潘玉良并无实际交集，都是她的虚构情节，小说出版后刘海粟反倒几次找她了解情况，还说由她捧红的刘海粟把嗣后的潘玉良形象弄得不伦不类云云。这实在大可不必，资料证实潘玉良初次就学就在刘的上海美专，29年归国后又应聘在该校任教，他们怎么会没有交集呢？女作家此举实在是不甘寂寞的画蛇添足，贻笑大方。

　　老夫眼中的藩玉良可称得上是一代真正的奇女子，她出身贫苦，操业低贱，相貌丒陋，为人作妾，不能生育…可说老天给她的确确实实是一手烂牌，她却硬是打出了滿堂彩！

不必抱怨四十年的流浪生涯，逆境也是一种修炼！

不要惋惜客死他乡的悲哀，如果早早回国，她连57反右都躲不过，更不要说文革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了！

潘家后人也不必争夺她的遗产，"潘玉良"本身就该属于全民所有！

结束纷纷扰扰的争论吧，是真金光辉自在那里！

(图为潘玉良于罗马皇家美术学院毕业照)

谨以此文献给"画魂″的专属代表_ 潘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