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俩“小鬼”的故事

阿庚

　　 “小鬼”

1947年9月，我考入了苏州工业专科学校（简称“苏工专”），从家乡江阴农村来到苏州读书。

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了。5月20日傍晚，同学段统增对我说：“现在解放军正在打上海，三野后勤部要在苏州招收一批青年学生，准备上海解放后前去参加接收工厂，我们苏工专的学生他们是很欢迎的。我打算去应招，你去不去？”我说：“去的！什么时候去？”“明天上午。”

翌日，吃过早饭，我给同班的陈正同学打了一个招呼，说上午有事要出去，请代我向班主任请个假。随即与段统增、钱仁荣、张元培等十多位同学一起，从三元坊走到观前街的吴县银行（今工商银行）。征召点设在银行进门右边一间狭长的房间里，我们排着队进去，各人填好一张表后，依次交到一位坐在临窗办公桌旁的解放军干部手里。轮到我将表交给他时，他看了看我，见我个子很小（当时我实龄17，尚未发育，身高不到1米55），看上去还是个小孩，他迟疑了一下，问我：“当兵要行军走路的，你怕不怕？”我说：“不怕！”他又问我：“当兵要打仗的，你怕不怕？”我爽快地回答：“不怕！”“好，欢迎你！收下了，什么时候集中，等通知。”

6月1 日，部队来通知了，明天上午九点钟到火车站集中。当晚，我把要带的东西准备好。考虑到天气渐渐热了，自己个子小，东西带多了行军时负荷重，而且一些衣服、日用品部队会发的，所以只带了一条很薄的毛毯，用一块包袱布包了几件替换衣裳（晚上可当枕头用）。其余被服、物品全部留在了学校里。

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我们一行十多人便离开学校，背着东西，从三元坊向北，穿过整整一条护龙街（今人民路），于九点钟前步行到了火车站。这时，已有六七十个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学校、河南农校的学生在那里了。这三所学校都是1948年从河南郑州搬迁到苏州的。这些学校的学生带的东西比我们带的多，因为他们家在河南，从家里带过来的东西都得带走，否则就只得扔掉；苏工专的学生来自常州、无锡、江阴等地，留在学校的东西可以写信叫家里派人来取回。

大约9点20分，我们进入站台，登上了没有座位的棚车，于10点钟左右到达浒墅关，在蚕桑学校里编队、领取军装。我的军旅生涯从此开始了。 我们一行近百个青年学生进入蚕桑学校后，不到十分钟，一位干部发令：“全体到操场集合！”我们到操场无序地站到一起后，他立即宣布：“我们这个部队的代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部队三大队三中队，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后勤财经干校，从现在开始，你们是革命军人，是后勤财经干校的学员。今后你们对外联系、写信，要用代号，不能用番号。你们今天不要写信，我们明天就要走的。我叫陶之龙，陶渊明的‘陶’，‘之乎者也’的‘之’，‘龙腾虎跃’的‘龙’，过去在学校里教过书，现在是这个中队的中队长。”接着，他指了指站在身旁的一位干部说：“他叫武彤夫，武装的‘武’，‘红彤彤’的‘彤’，‘大丈夫’的‘夫’。他是我们中队的指导员，是个作曲家。”这时，操场上响起了一阵掌声。武指导员跨前一步向大家行了一个军礼。“下面开始编班、排。”陶队长接着说：“班排的次序自东向西横向排列，各班的学员由南向北纵向排列。现在开始按班点名，先点到名的，暂时先站在前面，全部站好后，再按个子大小调整，大个子站到前面来，小个子站到后面去。”

全队共编成了三个排九个班。我被编在一排一班。班长叫李桃，原是河南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列队时，我因个子小，排在最后面。

编好班排后，各班依次到司务长那里领取军装。每人两套草黄色的单军服，一套细布的，一套粗布的。轮到我领取时，司务长看了我一下，"唷！是个小鬼，适合你穿的恐怕没有。”我顿时诧异了一下，他怎么会叫我"小鬼”？（后来才知道，部队里通常将年少的同志称"小鬼"，带有亲昵关爱的涵义，并无贬意）。司务长在服装堆里找了好一会，才找到两套小号的。可是我一穿到身上，上装的下部盖没了屁股，这还可以凑合；尴尬的是袖子和裤管太长，袖子如京剧演员的拂袖，裤管盖过脚背拖到了地上。大家看到我这个模样，不由笑了起来，连司务长也一边摇头一边笑开了。这时，有一位女同志走到我跟前，说：“小同志，你把军装脱下来，我来给你想办法。”我脱下军装，把两套军装都给了她。她让我把手臂伸直，将衣袖在我手臂上号了号，然后将超过手臂的那部分衣袖折到里面，拿出针线缝了起来。没用多少时间，两件上装的袖子问题解决了；接着，她将我裤管长出的部分也缝到了里面。我再穿到身上一试，手和脚都露在外面了，我高兴极了，连声向她道谢。

6月3日，我们到了昆山，全队分散住在集街的居民家中。我与钱仁荣住在一户人家的客厅里。我睡在一张靠墙的较高较长但很狭窄的供桌上，比我高且胖的钱仁荣睡在供桌前一张宽大的矮方桌上。安排好后，排长出门时对我关照了一下：“小鬼，夜里睡觉当心点，不要滚下来。” 钱仁荣接着说：“不要紧的，滚下来有我垫着。”三人都噗嗤笑了。

三野进行上海战役时，司 、政、后指挥机关驻在昆山。上海解放后，野战部队继续势如破竹地向浙、闽等地挺进，华东军区指挥机关和随军学校 、医院等则决定移驻南京。为此 ，我们这个上海部队三大队三中队，在昆山集训、学习了一个多月后， 也要去南京了。 7月18日，我们乘火车开始北上。车至正仪站停下时，迎面也有一趟列车到站。正当两列火车都停在站上的时候，空中忽然传来隆隆的声响，接着，两架国民党军的飞机从云端蹿出，向车站俯冲而来。这时，对面车上的乘客纷纷下车，急速奔离。我们的陶之龙队长则马上下令：“全队原坐不动，一个也不准下车！”

两架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圈，然后俯冲下来，“哒哒哒………”，扫射了一阵，便离开了 。结果是，两个火车头都被打坏，车头中喷出的高温水蒸汽将司机都烫伤了，其他人员无恙。我们下车列队时，队长告诉我们：“现在上海、杭州虽然都解放了，但舟山群岛还在国民党手里，那里有机场，飞机时常蹿过来骚扰。刚才，他们发现火车里出来的是老百姓，里面可能还有他们的亲属等人，故未轰炸扫射。我们这列车毫无动静，他们以为是空车，所以也未袭击。如果我们当时下车，他们发现我们是解放军，肯定会扫射甚至扔炸弹，那时，不仅我们会遭殃，而且还会殃及老百姓。”

我们离开车站时，指导员等几个干部去看了看车头损坏的情况，见到有几个弹孔离我们一排一班所坐的第一节车厢的距离只有一米左右。回来给我们说起后，我感到“额骨头蛮高”。因为当时我正好坐在第一节车厢最前边的位置，隔一层厢壁就是火车头。

　　隨后一段时间，我们主要以徒步行军尤其是夜行军的方式行进。宿营的地点、天数视情而定。

8月1日傍晚，我们从无锡与常州交界处的横林出发，经过一夜行军，到了位于常州西北的龙虎塘，在那里的农村住了一个多月。

在昆山时，由于与军区机关和大部队在一起，警卫工作有专门的警卫部队担负，我们这个学员中队是不用站岗放哨的，故而除了几个干部外，其余人员不配备武器。而现在离开了大部队，在单独行进中，警卫工作必须由中队自行负责。所以在从昆山出发时，我们中队也配发了一些武器弹药。每到一地宿营时，各班学员都要轮流参加夜间站岗放哨。放哨时，每人配一支步枪，两颗木柄手榴弹。那步枪是日本投降时留下的三八大盖枪，插上刺刀后长达1.66米。我在值岗持枪时，刺刀高出我头一大截。有天午夜，月明星稀，班里的董耿介同志来接我的班，他走过来时，远看，我的头上在发光，近看，一把刺刀像是插在我的头顶上。

9月8日上午8点，队里通知各班立即到队部集中，说是有重大消息宣布。全队集中后，队长和指导员走到队列前，队长脸带笑容地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我们队里的全体男同志要调到北京去啦！女同志留下，继续随队去南京，学习结束后分配工作。下面请指导员给大家详细讲一讲。”接着，指导员讲了这次要调男学员去北京的缘由和目的。大意是：部队渡江，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和广大战略要地后，接收了国民党留下的许多军械仓库。由于旧中国备受世界列强侵略。这些仓库里留下了世界各国的武器，什么毛瑟枪、勃朗宁、汤姆逊、三八式、司登式等等，杂七杂八，什么都有，我国几乎成了世界武器博物馆 。这些仓库里还有大量弹药，有的好用，有不少是有问题的，受潮的，报废的，甚至是自杀式的。有个仓库，敌人逃跑时有意留下了一批没有延期葯的手榴弹，你一拉它就炸。有的部队已经发生过自炸事故。为此，现在全军急需懂得识别、使用和管理这些武器弹药的人才。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一所军械学校，这所学校设在北京通县，中央命令华北军区和华东军区各调送一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干部和战士到那里学习。本月中旬就要开学。军区领导得知我们这个中队学员的文水化水平都符合去军械学校学习的条件，非常高兴。并考虑到搞枪炮弹药有一定的危险性和体力要求，决定女的全部留下，男的全部调去。

听罢指导员的这番讲话，男学员欢欣鼓舞，女学员则表情不一，有的默不作声，有的有些忿郁不平。

提及这些女学员，其中有一位就是在浒墅关蚕桑学校领取军装时帮我缝袖管和裤管的，当时如果没有她为我解燃眉之急，我怎不知如何穿那两套新军装哩。那时我们互不知对方姓名。队伍到昆山后，大家天天在出操、听课时见面，才知她叫孙岚，是河南师范学校的学生，比我大6岁，待人和蔼可亲，乐于助人。原先与她同校的同学都称她“孙大姐”。有一天，出操歇息时，她特地走过来问我：“小金同志，你的袖管、裤管怎么样，有没有脱线？那天时间仓促，缝得较稀。以后我抽时间再给你缝一下。”她的这种助人、关爱之举令我感激不已。而更使我永生难忘的是，当得知我们9月12日就要去北京的消息后，11日那天，她竟然带了针线急匆匆来到我们班，径直走到我面前，用近乎长辈吩咐小辈的语气说：“小金，快把两套军装都给我，让我再把袖管裤管缝一缝。”我听出了她的来意和用心，是怕我在日后的路途和生活中，在没有擅长针线活的女战友的情况下，一旦袖管裤管脱线了，会遇到尴尬的。当时，我心里虽然感到很过意不去，不应该再麻烦她，即使以后衣裤脱线，也要自买针线自己缝，那怕缝得七弯八牵也要自己解决。可是面对她的这番真心实意，我怎可如此回绝？于是，我只得乖乖地先把塞在枕头里的那套军装拿出来递给了她。我恭敬地站在她的旁边，认真地看着她娴熟而又细心地飞针走线。突然间，随着一股热泪的涌出，心中翻腾了起来。想到自己4岁时，生身母亲便患病去世了，后母虽然对我甚好，但也没有亲眼见到过像今天孙大姐这样对我关怀备至的情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当年在学校里读到孟郊这首《游子吟》的时候，只觉得写得好，写出了爱心和意境。但这种感受仅是表面的、干巴巴的。而此刻的真情实景则是感人肺腑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虽是大姐却似慈母。这不就是一幅新“游子吟”的写照吗？这是我刚刚进入革命大家庭就感受到的铭心的温暖呀！

正当我沉浸在感激和遐思之中的时侯，孙大姐将缝好的一套军装递了过来，交给了我，同时要我去把身上的一套换下来后也给她缝………

　　9月12日上午，我们在当地老乡和留驻同志的欢送下，离开龙虎塘。临出发时，我特地转身，向站在送行队伍中的孙岚挥手打招呼：“大姐再见，谢谢您！”“小金一路平安，后会有期！”她也一边招手一边喊着。

我们徒步行军到常州火车站，于下午3点半，乘上了一列没有座位的棚车。白天坐在背包上，夜间打开背包就地睡觉。这趟列车是没有固定的开出和到站时间的临时军车，一路上开开停停，插空而行。晚上11点多钟才到达南京下关的轮渡码头，等待轮渡过江。午夜两点左右过江到浦口后，便一路沿津浦线北上。到北京时，已是18日凌晨4点多钟。军械学校的炊事人员已在车站为我们准备好了早餐：每人两个窝窝头、一块大头菜。北京到通县那时已通火车。吃过早饭后，我们便乘车直达通县。

在通县车站下车后，大家怀着快要到新家的喜悦和好奇心情，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行进了约莫半个小时，便看到了军械学校的大门。

北平和平解放不久，通县还甚破残荒芜，房舍稀落，大多是沙石和泥土路。新中国的这个第一所军械学校，是在原来国民党留下的一个被炸过的弹药仓库中匆促筹建起来的，面积虽然有数百亩，房屋却不多。原有的库房都炸毁了，留下了大片的瓦砾地，只在北边有几幢楼房和几排平房。

到校后，对于我这个来自南方水乡的“小鬼”来说，碰到的事物许多是“平生第一次”。比如，一日三餐吃的是小米饭、小米粥、高梁米饭、玉米窝窝头等。睡的是土坑，一个班十来个人像插蜡烛一样睡在一个土坑上，谁若是在睡梦中翻身，准定会将腿或胳膊压到身旁同志的身上。不过，这样睡也有个好处，就是暖和，一条被子拽开来可以盖几个人。

队里干部曾问大家对这样的生活能否适应？我觉得倒 还好，尤其在心理、精神上感到挺新鲜、愉快的。一是，我早在报名参军时就作好了要经受一切的思想准备。再是，参军前的一些遭遇已让我历炼了一番，从而觉得现在的情况比那时要好得很多。

1948年冬和1949年春，国统区的物价一日三涨。苏州一些学校的住校生交伙食费时，包饭的老板不收现鈔，只收大米。逼得一些学生回家去拿米。有一次，我和同乡同学庞增庆一起，乘“苏班轮船”回江阴北漍家里拿米。轮船从阊门北码头开出到北漍要8个多小时。第二天一早乘船回苏州，途径无锡荡口镇时，对面从苏州开来的轮船上的船员传话过来，说是苏州城里在抢米，带米的最好不要进城。我与庞增庆得知这一消息后，一时没有办法，十分着急，几乎都要哭出来了。后来我突然想起，在家时，曾听北漍豆腐店的老板吴玉葵讲过，他的儿子吴金培在荡口开豆腐店。于是，我对庞增庆说：“快点上岸，去找一找吴金培”。我俩各人背着一袋米，上了岸，在荡口街上踯躅，寻找豆腐店，找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找到了，并见到了吴金培。吴老板听我们说明了原委后，老乡帮老乡，安排我们住了下来。他弄来了两捆干索索的稻柴，铺在地上，并拿来一条被单和一条被子，让我在地舖上住了一夜。第二天，得知苏州城里没有抢米的情况后，我们才再乘轮船到了苏州。米交了，可以继续就餐了，可是伙食越来越差了，8个人一桌，用3号碗盛的不见油花的三菜一汤，大家坐下来，三下两下就吃光了。有的同学拿出从家里带来的一小瓶熬好的猪油，用筷子掘一点拌进饭里吃，算是加点油水，大多数同学这时只得吃白饭。后来，包括我在内的一部分同学转到校外大太平巷（今十全街西段）的一家饭店包伙。交了一个月伙食费的米，不料，吃了不到半个月，老板便捲了大家交的米，在夜间乘船逃跑了。同学们只好窝着火、流着泪、饿着肚子再赶回家弄米………

　　我们华东军区的近百名学员到校后，隔了两天，华北军区调集的学员也到校了。随后，编成两个队，华东的编为第一队，华北的编为第二队。每队三个排九个班。我编在一队一排一班。

编队结束后的第三天，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我们这所学校的全称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军械学校。校长兼政委杨立三；第一副校长封永顺；第二副校长赵龙韬，副政委孙纪刚。杨立三是当时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封永顺是当时总后军械部部长，赵龙韬是原傅作义部队联勤部少将副司令，北平（今北京）和平解放后，他作为起义将领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学校第二副校长”是他参加解放军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举行开学典礼这天，除了几位校领导全部到场之外，还来了两位将军级的苏联顾问：尼可罗斯基和莫洛霍夫斯基。典礼上，封永顺副校长致词后，便由两位顾问相继讲话。他们的讲话都较长（我那天匆匆记下后謄到日记本上时占了五六页），加之讲一句要由翻译翻一句，所以占的时间更多。尼可罗斯基讲话的中心意思是：“具备了科学技术知识才能更有效地创造”，莫洛霍夫斯基讲话的中心意思是：“在学习中多付出一滴汗，在战斗中就可少流一滴血”。

最后，杨立三校长作了“刻苦学习，艰苦创业”的主旨讲话。他的讲话生动实在，具有感染力。当讲到在井冈山时他与朱总司令一起挑南瓜、在长征途中克服种种困难保障部队后勤供应等经历和故事时，全场多次响起表达感动和敬意的热烈掌声。他着重强调，现在百废待兴，时不我待，学校要边教学边建设。他说：“目前，学校的设备条件还较差，可是我们马上要着手建造教学楼、实验室、化验室等等。搞建设主要是我们的事，各位学员当前的任务是刻苦学习，尽快掌握军械装备的管理知识。不过，也可以在学习的间隙为学校建设出点力。比如，这里原来建有几座弹药仓库，后来炸掉了，残垣经过清理后，瓦砾泥土中还有不少子弹头、子弹壳，这些大都是铜质的，铜是国家的战略物资。建议大家放弃一点休息时间，去把它们尽可能地挖干净，捡干净。学校可以给你们适当奖励。”

开学典礼后的第二天，校部便发出通知，欢迎大家在星期天去挖捡弹头弹壳，校部按斤付费，每斤200元（当时是老币，大约相当于换新币时的2分，相当于现在的2角）。于是，在见到通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除了值勤的外，在校人员几乎全部出动，到那片坑洼不平的废墟上挖捡弹头弹壳。瓦砾堆，泥土里，有的只要稍为翻动一下，就能见到弹头弹壳，有的地方则很稀零，还有的地方须要深挖才能捡到。大家各显神通，有的校部工作人员拿来了洋镐洋锹翻挖，战果卓显；我们这些学员没有工具，只凭徒手翻挖，当然大为逊色。学校管理处的人员拿了秤和麻袋，分布在几个点上，现场收取实物，收一笔，便在花名册上记一笔。

经过300多人两个星期天的挖捡，基本上将散落在瓦砾泥土中的弹头弹壳捡了个干净。据后来校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总共回收到了相当于3吨铜的弹头弹壳。最多的一人挖捡到40多斤，最少的13斤。我挖捡到18斤多一点，按照每斤200元计算，我可得3700元（相当于现在的3元7角钱）。校部说，各人的劳务费可以马上取现，也可以放在校部今后抵作购买照片的费用。因此，实际上我们这些学员当时都没有去取现，而是后来发到了一些照片。那时候我们都没有照相机，拍一张很小的人像照要到校外的照相馆去；拍风景照、活动照更是一种奢望。不过当时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校部有一架半新旧的120照相机，据说是原来在傅作义部队任职的一个军官带过来的。学校用这架相机拍摄记录了学校的各个场景和历次活动的情况。要花钱到外面照相馆洗印。这些照片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需要、而且很有保存价值的，可以寄给亲友，可以留作纪念。前些日子，我们每当回想起从苏州参军以来，一路上走过了不少地方，参加了许多活动，但都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可作留念，甚感遗憾。现在好了，有照片了，这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所以大家都没有去领那几块几毛钱，而是要到了多少不一的照片。

不多久，挖土机等机械进校了，在经过我们清理过的土地上开始建设了。见此情景，大家纷纷赞赏杨立三部长的主意和决策好，既为国家增加了3吨铜，又让大家经受了一次劳动锻炼，还使我们要到了不少珍贵的照片。正当大家在热赞杨部长的时候，一位曾经在杨部长身边工作过的干部走了过来，给我们讲了一些关于杨部长的更为感人的故事，其中有个故事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周恩来正在重病中，无法走动。彭德怀下了死命令，宁可丢掉一百门大炮，也要把周恩来抬出草地！干部团团长陈赓当即自告奋勇当担架队队长，当时杨立三是兵站部部长兼政委，见担架队人手不够，也主动加入了担架队。

同志们抬着周恩来，向着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进发。茫茫草地，一望无际，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抬着担架在草地上行军极端困难，脚底下要时时留意一个个泥潭，稍不小心踩进去就很难拔出来。草地天气变化无常，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经过长途跋涉，红军战士缺衣少食，冻饿交加，体质都非常虚弱。周恩来不忍心看到同志们双肩磨破、步履艰难地抬着自己，多次要挣扎着爬下担架自己走，又一次次被战友们按倒在担架上。就这样，大家顶风冒雨，深一脚、浅一脚，抬了６天６夜，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茫茫草地。

　　学校得悉，10月1日要举行开国大典。决定将专业课程放在10月中旬开课。10月1日前主要进行时政学习，其间有两天是讨论新中国国旗的38幅候选图案。据说这些图案是从三千多幅初稿中层层遴选出来的，要让各界人士、人民群众广泛评议后，最后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作出决定。这些国旗图案都含有民族、地理、历史元素。大家通过鉴赏、议论，受到了一次了解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和中国革命斗争史的生动形象教育。

开国大典在即，学校须派一部分人员参加解放军观礼方队，我们班的班长李桃被选派参加。开国大典那天，全体在校人员集中收听实况。现场群情振奋，当听到广播喇叭里传来毛主席在讲话中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宏亮宣告声时，全场欢腾，掌声雷动。

10月11日，专业课开课了，第一堂是弹药课。上课时，一位个子高高的教员抱了一堆大大小小的弹药，气喘吁吁地走进教室，将弹药向教桌上哗啦一摊，然后又将它们逐一竖立、放稳。他转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工整地写了“谷懋本”3个字，告诉大家：“我叫谷懋本，担任你们的弹药员。”接着，他依次介绍了放在教桌上的弹药名称——60迫击炮弹、40火箭筒弹、木柄手榴弹、美式手榴弹、苏式手榴弹、掷弹筒弹、枪榴弹……不下10种。“同学们，不要害怕，我拿来的这些弹药都是假的，有的是模型，有的是教练弹，里面都没有装炸药。尔后，他将学校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要求作了一番介绍：学校初建，没有现成的文字教材，以实物教学为主，并在实物教学的基础上编写一些教材，给今后教学使用。当前，对我军现有的军械装备，都要学习。武器，小到手枪、卡宾枪，大到加农炮、高射炮，都要知道它们的构造、性能、诸元；要会分解（拆卸）、结合（安装）；要会使用、保养。对弹药，要熟知它们的外部特征和内部结构，知道它们的性能、作用，懂得如何保管、保养它们。

从开课第一天起，我们几乎天天与各种武器、弹药打交道了。拆装手枪、步枪，一个人一支；拆装机关枪，一个班一挺，全班集体操作；拆装火炮，全队集中到室外场地上，围着一门炮，在教员示范下，分组轮流操作。

拨弄枪炮、弹药，有一定的危险性。12日17日，全队到通县郊外一处靶场进行抛掷类弹药（手榴弹、烟幕弹等）投掷试验。我在投掷一枚烟幕弹时，虽然拉线、投掷动作都较规范，但投出去6秒多钟尚不爆炸（正常应为3至4秒）。为弄清究竟，我快步走到落弹点，正当我俯身去看时，突然"轰“的一声，爆炸了。我眼前一黑，踉跄跌倒在地。副班长赵全浦见状，马上奔过来把我拉起身，问我“怎么样？有没有受伤？痛不痛？”我一时懵了，直楞楞地站在副班长面前。顿了一下才说“没有事，不痛，只是眼睛有点模糊。”副班长看着我，忽然“噗嗤”一声笑了起来：“啊唷！红小鬼变成黑小鬼啦！”原来我当时满脸都沾着灰黑色的粉尘。这时，赵龙韬副校长也走了过来，了解情况后，立即把卫生员叫来用洗眼杯为我清洗眼睛。

事后，弹药教员告诉我们，这批弹药受过潮了，必须作销毁处理。他说：“弹药，尤其是有延时装置的弹药，最怕受潮。受潮轻的，会延误爆炸时间；受潮重的，会不炸。战斗中如遇到这种情况，会造成严重后果。”说着，他特地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同志，你命还算大，幸亏那是烟幕弹，如果是手榴弹，那就没得命了！”

　　1950年6月底，军委后勤军械学校第一期学员毕业。我所在的一队一班因成绩优秀、并协助教员编写了一部分教材等，被评为模范班，我被评为学习模范。

7月10日，学校宣布学员分配去向，我被分配到华东军区。到华东的共20人，从北京乘上火车于7月15日上午10点半左右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军区军械部已派车在车站迎接，车子是一辆苏联造的嘎斯大卡。接站干部关照，车子开动时颠簸较大，大家可以坐在背包上休息。我们20人以前都未进过南京城，去年从常州乘火车北上经过南京时，并未下车。现在第一次进城，都想在第一时间亲眼目睹这座曾是六朝古都和旧中国首都的风貌，所以大家放下背包后都没有坐下，而是站在车厢两侧，双手抓住半身高的车厢板，俨然如要检阅什么似的，目不转睛，一路扫视。当时的华东军区军械部，在中华门外雨花台东北侧的正学路上。从下关到正学路，要从西北至东南穿过一座南京城。车进挹江门后，便沿着中山北路经鼓楼、中山路、新街口、中山南路、中华路、最后出中华门到正学路。这一路经过的，是市区的中心地带，都是主干道。给大家的第一印象是：城墙高大，马路宽阔，围墙漫长，高楼不多大院多；马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巍峨挺拔，它那巴掌大的心形叶片像一把把小伞，给人们遮着阳光。7月天，在这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城里，虽然大家身穿军装，风纪扣紧扣，衣袖管不捲，乘着汽车在这林荫道上经过，倒也并不感到太热。

车子开出中华门后，约莫五六分钟，便到了军械部机关营区，这时已近中午12点，伙房里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午餐。我们走进食堂，见食堂很大，两排八仙桌，整齐排放着，至少有20多张。我们分坐3桌，不一会儿，炊事员便端出3大盆菜，一桌一盆，里面是胡萝卜茭白炒肉丝。另又端来了一小桶番茄蛋花汤，放在一旁供大家共用，桶里放有一把长柄铁勺。见此情景，大家面露喜色，颇有感慨，觉得这是我们参军以来遇到的最好用餐环境了。去年刚参军时，从苏州浒墅关，到昆山、正仪、横林、龙虎塘等地，一直是蹲在地上吃饭的，一个班一面盆菜，十来个人围成一圈，蹲在地上，拿出挂在身边的搪瓷碗，装好饭，从面盆里舀一勺菜放在饭上，就这样大口大口地吃了。到了北京军械学校，也没有食堂，虽然一个班有一间学习室，可以把菜放在课桌上，但也大多只能站着吃。现在好了，有如此宽敞的食堂，有桌有凳，可以坐着用餐了。

后来得知，华东军械部机关所在的这个地方，原来是国民党的六零兵工厂，厂区很大，除了有许多厂房外，还有不少办公楼、职工宿舍、礼堂、食堂、仓库等等。解放后，由军械部接管，用大部分区域成立了军械总厂，担负修理军、师两级修械所无法修理的武器装备。同时辟出一部分办公楼、宿舍、食堂等，作为军械部机关工作、生活的场所。

我们坐下用餐后不久，一位干部来到了食堂。司务长介绍：“这是行政处的张友夫处长，特地来看看你们这些新来的同志。”我们放下碗筷全体起立向他敬礼，他还礼后立即摆摆手，示意大家坐下。他问：“大家坐了几天火车累不累？” “不累！”我们齐声回答。他告诉我们，宿舍已经安排好，吃过饭马上到宿舍休息。他边说边走，走到我身边时，停了下来，拍了我一下肩膀，问：“几岁了？”我立刻站起回答：“虚岁19，实岁18！”他微微一笑：“多吃点，长快点！”

吃晚饭的时候，机关全体吃大灶的同志（那时规定连级以下人员吃大灶，营团干部吃中灶，师以上干部吃小灶）到大食堂吃饭。当我们进入大食堂时，突然有两位女同志招着手，兴冲冲地向我们这边走来。大家定睛一看，几乎同时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嗨！这不是孙岚、陈频秋吗？”见状，我更是兴奋不已，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又见到她们，特别是会见到孙岚大姐。孙岚见到我，也格外欣喜，在与大家打过招呼后，便走到我面前，与我握了握手说：“小金，想不到吧，我们又见面了。”正当大家都有许多话要说的时候，不知谁拉开嗓门喊了一声：“同志们，先吃饭吧！吃过饭再畅快地聊。”

孙岚、陈频秋与我们这20人，都是在苏州一起参军并一起编入上海部队三大队三中队的，直到常州龙虎塘时才分手，现在重逢，惊喜有加。吃过晚饭，趁着在室外树阴下乘凉的时候，我们这22人聚在一起，热闹地聊开了。孙岚、陈频秋告诉我们，自从我们调往军械学校去后，留下的20多位女同志便到了南京，又学习了一个多月，便分配工作了，大多分配在军需部、财务部和卫生部，分配到军械部就她们两人。孙岚对我说：“今天下午得知从军械学校分配来一批学员，但只知人数，不知姓名。不过，你是我已经猜着的。”我好奇地问：“根据什么？”“ ”听行政处张处长说的。” “他说啥？” “有个18岁的小鬼，长僵了，还像个小孩。我猜想，这个长僵了的小鬼肯定是你。”说着，两人都笑了起来。

到军械部报到后的第二天上午，我们20人就分配工作了。15人分配到军械部直管的一些军械仓库；包括我在内的5个人分配到军械部机关。下午，在送别去仓库工作的15人以后。我们5人便到机关报到。报到时，办公室主任梁湘南宣布：金蔚然到计划处，黄平、杨育财到武器处，杨文忠到弹药处，周鸿璧到仓库管理处。

正是巧中又巧，我到计划处报到时，又碰到了孙岚，她已在计划处的组织科工作。我被分配到动员科。乍一听到"动员科”，我真有点懵，因为这是第一次听到，也不知是要做什么工作。后来才知道，军区机关到南京后，已经从以前的流动状态改变为固定状态，管辖的地方大了，工作面广量大，有不少新东西新领域要涉及，加之各方面的条件也好了，便参照当时的苏联模式，设置大军区一级的机构部门和人员编制，特点是部门多，分工细。（"三反五反“后，在强调"精兵简政"中，又改变了这种模式，紧缩了机构编制）。

我到动员科时，一位主持工作的老同志陈沉因患肺结核在医院治疗、休养，实际工作的就我一人。工作任务由处长温希古直接布置。上班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收集、整理和经管从5万分之一、10万分之一到20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并迅即绘制出适应军械物资调拨补给的专用地图。之所以将我安排到动员科，据说是因为组织上从军械学校转来的介绍学员情况的材料中了解到，留在机关的5人中，参军前虽然都是大学或大专生，但其中4人是学的文科或理科的；只有我是学的工科，学过机械制图、图案画、投影画等。

温处长在向我布置过任务后，要我马上开列一个绘制地图所需工具的单子，并到行政处办公用品仓库领取，仓库没有的，到外面文具店购买。

第二天，绘图所需的丁字尺、比例尺、绘图仪、绘图板、碳素墨水等等一应俱全了，我便开始绘图。用了将近一周时间，画出了一张包括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和上海5省1市在内的华东军区军械供应专用地图的底图，图中画有各市、县及一些重要镇的位置及铁路、公路、航运水路等交通线路。

当绘图任务即将完成的时候，有一天，军械部的李仲麟部长在温处长陪同下，来到动员科。对我已经基本绘成的底图仔细审视。他从上到下看了一遍后，对温处长说：“这是一张华东5省1市的基础图，现在正需要。画好后马上去军区印刷厂印它个五六百份，发给各个处，让他们标图。弹药处要将分布在各地的弹药仓库的位置标清楚；武器处要把武器仓库、装具仓库和修械厂、修械所的位置标准确；你们计划处除了要把所有仓库和厂、所标注完整外，还必须将驻地已经确定下来的几个军的军部以及所属各师的位置标上去。”接着，他一边用手指在图上划动、指点，一边说：“这里有两个仓库，413、414；这里有一个仓库，416；这里是407；这里有个409………”临走，他望了望我：“嗯！不错，是个会画画的小鬼。”

这天下班后，我在日记上写了这样一笔：真有意思，到今天为止，我已得了4个别名，"小鬼"、“黑小鬼”、“长僵了的小鬼”、"会画画的小鬼”。

　　

计划处设有4个科室，总共不到20人。大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体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处长温希古办事谨慎务实，说话简洁爽脆，待人和蔼可亲，不少事情喜欢亲自动手。我在处内作为一个年岁最小的新同志，受到了大家的体贴关爱，感受着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在这个集体中，温处长是我的直接领导。上班时，他布置、吩咐；我受令、汇报，这是常例。孙岚是与我一起参军的战友，又是一路关心体贴我的大姐。所以，在处内，他们两人可以说是我最亲近的人了。

1950年11月5日，一个风和日丽、秋高气爽的星期天，我准备上街溜溜。走到大门口，遇见温处长和孙岚，他们也准备出去。我随口问了一下：“你们去哪里？” “今天玄武湖有菊花展览，我们去看看，你去不去？” “好啊，我去！”就这样，我便跟着他们一起到了玄武湖。先去梁洲看了菊花展。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规模宏大的花卉展览，多姿多彩、品种纷繁的菊花深深吸引着我，尤其是对一些新鲜奇妙、富有韵味的菊花名称大为赞赏。我掏出小本子，拔出插在胸前衣袋里的那支老旧的关勒铭钢笔，一边赏菊，一边记录它们的名称：老僧衣、倒捲珠簾、胭脂点雪、朱砂红霜、绿水秋波…………记着记着，回头一看，觉察温处长和孙岚不见踪影了。于是收住脚，套好笔，转身寻找。噢！看见了，原来他们坐在离我20米左右树荫下的一条长凳上在等我。于是我快步回到了他们身边。后来又去樱洲、菱洲、翠洲等地转了一下。

不料，回到单位以后，处里的一些老同志又似当真又似取笑地批评我：“小鬼，你怎去做灯泡了？”啥叫“做灯泡”我当时并不懂，而且是第一次听说。后来才弄明白它颇富傻味的含义。

1951年2月23日，温希古处长与孙岚结婚了。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礼简单俭朴，大家喝喝茶，吃点糖和花生米，新郎介绍一下恋爱经过，新娘唱了两只歌就结束了。

1954年，温希古调任总军械部计划处长，一家四口（当时己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到了北京。从此，我每次去北京送报表或参加专业会议，总要去他们家，与他们一起包饺子、拉家常。后来他们又添了一个女儿。1979年，温希古调到石家庄装备学院任职，这时我已到苏州报社工作，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仍保持通信联系。

1985年4月21日下午，突然有人轻轻推开我家住宅（凤凰街52号）虚掩着的墙门，踏进小天井，喊了一声“金叔叔！”正在客厅看报的我闻声起身，走到天井一看，一位眉清目秀的女士亭亭玉立地站在我面前，我一眼就认出：“唷，温小卓！稀客稀客，快进屋、快进屋！”两人坐定后，小卓先打开了话厘子：“金叔叔，你眼力真好，你上一次去北京到我们家，还是1961年吧？那时我才8岁，记得你在与我爸爸妈妈一起包饺子、吃饺子后，又带我哥哥小宁一起去王府井了。时隔20多年，你还能很快认出我，我倒一时认不出你………"我打断了她的话匣子，问：“你爸爸妈妈身体好吧？” “挺好，都离休了。”说着，她打开手提包，拿出了一张夹在本子里的平平整整的彩色照片。“这是他们离休后拍的。妈妈说：苏州是我与你金叔叔当年一起参军的地方，现在金叔叔已转业在苏州。这次你出差去上海经过苏州时，一定要去看看金叔叔，代我们问个好。”我接过照片细细端详，感慨地说：“1950年，我从军械学校毕业分配到华东军械部时，你妈妈送给我一张照片，当时我在照片下面写了慈祥的眼睛5个字，30多年过去了，你妈妈的一头乌发已经灰白，不过，看上去还是那么精神矍铄，清秀慈祥。”

真是，人生难得一知己，芳草天涯有亲朋。孙岚大姐是我此生难以忘怀的一位慈祥善良的人。

兄弟“小鬼”喜重逢

1950年10月8日上午，我正在办公室编制“武器弹药名称排列顺序表”。温处长走了进来，说：“小金，林胜国政委刚才打来电话，要你到他家去一下，你哥哥金山来了。"我一听，喜出望外，高兴得差一点跳了起来，马上收拾好桌上的材料，去林政委家。一路上，步履匆匆，思绪滚滚，想到马上能与失散了12年的金山哥相聚，脑海中的时空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时代。

1932年，我出生在江阴县东南隅的北漍镇。这是一个美丽的水乡小镇，“漍”，水乡泽国也。这里河网密布，小桥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镇上，清澈宽阔的东青河纵贯南北，一座镌刻有“青龙白虎”图案和桥联的石拱桥（太平桥）横跨河上，将东西两岸众多的石板街、石板弄连通到了一起。镇周围的河道、港汊上，分别架有东板桥、北板桥、银杏树桥、万水桥等石桥或木桥，用以连通各个乡村。这种众星拱月似的格局，造就了小镇人气的兴旺和市廛的繁华。

我家坐落在东街中段，是一幢坐南朝北、拥有六房两天井的清代建筑，是祖父置创的还是更早的先辈留下的？我就不得而知了。祖父金襄林是个银匠，他用朝北的门面开了一个银匠铺，打造的长命锁、手镯等挂件首饰精巧美观，那长命锁的福禄寿图案中，嵌着一把小算盘，比米粒还小的算盘珠竟然还能用手指拨动，因此广受欢迎和赞赏。祖母是江阴云亭人，裹着小脚，是一位能养蚕、擅刺绣的农村妇女。他们养育了两男两女。大儿子金礼行，就是金山的父亲；小儿子金源，是我的父亲；中间两位女的，分别嫁给了镇郊蔡巷的蔡进正和周家油车的周锡筹。

我出生时，金山已8岁。那时，伯父与我父亲还未分家，只是在同一间厨房里砌了一左一右两座双眼灶，时称“和合灶”，实行分灶吃饭。直到我3岁时，才分了家，伯父一家住前三间，我们一家住后三间。伯父继承祖业，做银匠；我父12岁时，去邻镇长泾的一家糖果店当学徒，学习制作糖果、蜜饯、茶食等手艺。学成后，先后到苏州采芝斋、常熟益茂丰等糖果店做了多年操作师傅，带了一些学徒。后来回到家乡，在镇上开了一爿糖果店，自制自销。

金山小时候的名字叫金顺怡。他聰颖耿直，机灵活泼，12岁时就学会了唱京戏。我6岁那年，有一次听说他要去东街吴玉葵家的客厅演出，我跟着去了，见他居然彩妆登台，像模像样地穿着戏袍，挥动着马鞭，唱了一出“萧何月夜追韩信”，那时他才14岁。

可是，灾难来了。1937年底，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上海，接着又侵占京、杭地区。江南一带先后沦陷，日本鬼子烧杀抢掠。1938年春，日本鬼子侵入我们家乡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群众纷纷逃难。父亲将我送到了离镇3里多路的外婆家，那个地方叫“圩里”，较为偏僻，河塘交叉，芦苇丛生，比较安全。其他能走得动的男男女女或推着独轮车，或乘上木船，到离镇更远的地方避难。伯父一家和我父亲（我母亲在我4岁时已病故）等人乘船逃往苏北。我与顺怡哥就此失散。

后来，日本鬼子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圏”等欺骗、愚民的政策，不肆意杀戮了。避难的群众才相继返回。可是，在回来的人里，没有顺怡哥。听父亲说，他们乘船去苏北时，还未到长江，顺怡就在“沙上”（今张家港合兴镇）上岸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才15岁。

我到军委军械学校后，1949年11日20日，突然收到一封从东北长春寄来的信，拆开一看，惊喜不已，啊！是顺怡哥的。顺怡哥找到了，已改了名，叫金山！家乡解放后，他写信到家里，告诉了他离家后的经历；家里写信把我的地址告诉了他，因此我们联系上了。我先把夹在信纸里的一张照片细细端详了一番，感到无比欣慰和亲切。

随后从头至尾细细看了一遍信上的文字。这封写了整整三页的文字里主要向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以往几年为什么未给家里写信；二是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金山”。他说，参加新四军后之所以不给家里写信，是因为家在沦陷区、敌占区，一则是邮路不通，再则是避免连累亲属。提到为什么改名时，他说他在1939年5月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在“江抗”三路，这支部队当时在澄锡虞交界处的顾山一带抗击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忠救军”。司令员是何克希，副司令员是徐绪奎，部队看他年纪小，便留在徐副司令身边当勤务员，后来改当警卫员。1940年夏季，部队北渡长江，在新四军组建由王必成任司令员的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时，徐绪奎任纵队第九团的团长。不幸的是，在当年9月6日于海安县抗击日寇的营溪战斗中，徐团长中弹牺牲了。徐团长的牺牲让他悲痛不已，彻夜难眠。他想到，他是从顾山开始就一直跟随徐团长的；他想到，“父爱如山”，徐团一直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关爱着自己；他更想到，“恩重如山”，徐团长不仅在战斗中、生活上关爱着自己，而且更是在思想上启发教育自己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指引自己由一个不懂事的“小鬼“成长为一个革命的战士。想着想着，就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金山"。信的最后，告诉我，他在参加过粟裕指挥的苏中“七战七捷”后，便调到在长春新建的培养我军第一代飞行员的东北航空学校，一边当学员，一边任学生队指导员。现在已掌握了苏联最新的米格15喷气式飞机的操作技术。

我在回信中向他汇报了在军械学校的一些学习情况和生活情况后，还着重讲了一下部队中对我这个“小鬼"的关爱情况。

1950年1月11日，又收到了他的来信。信中又附有两张照片。信中说：我们部队中称小同志为“小鬼”，实际上是对你的一种关爱。如果你被称为“小鬼”，往往是，有好吃的会先给你吃，遇危险时会把你拉到后面去。这也可以说是我军的一个优良传统。他说：“我参军时只有15岁，比你还小两岁。到部队后，受到的`小鬼’待遇比你多得多，感触也更深。叶挺、陈毅、粟裕、王必成等领导我都接触过，他们都叫我`小鬼’，也都对我关爱有加。叶挺送给我一双力士鞋，王必成救了我一条命…………”他说，这些故事讲起来都较长，以后我们见面时，会详细给你讲一讲的。

喔！林政委家到了。我收住遐思，加快脚步，准备去见已经离别12年的金山哥了，准备听他讲那些我从未听过的故事了。

　　林政委家到了。“笃！笃！”我敲了两下门。很快，门开了，开门的正是金山哥。在这兄弟重逢的霎那，他伸过来一只手掌，“啪”的一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握得很有力，以至于我觉得有点痛，而且久久不松开。两人相对而视，但都没有开口，似乎要说的千言万语都已在这紧握着的手掌中。坐在椅子上喝茶的林政委见状，说：“你们兄弟俩站着做啥？赶紧过来坐下喝茶！”于是，我们松开了手，我转身向林政委敬了个礼，便走过去坐下后一起喝茶聊家常。

林胜国政委是一位1928年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也曾是金山的领导，所以他到华东军械部来便要先看望一下这位老首长。

不一会，林政委接过一个电话后出去了。我们兄弟俩各自将以往经历的事畅谈开来。当然，金山的经历多，故事多，我主要是听他讲。他讲的故事中，最生动的有下面4个。（下面故事中的“我”，除了他人讲话中的外，都是金山的第一人称）。

陈毅到江阴，我给他泡大麦茶，他赞扬江阴人不怕死的精神

1939年10月，“江抗”三路由叶飞任司令员，徐绪奎任参谋长，司令部驻扎在江阴东面的周庄、定山湾一带。10下旬的一天早晨，陈毅司令员风尘仆仆来到三路司令部视察。当时我是徐参谋长的勤务员，闻讯后急忙随叶司令、徐参谋长出迎。见陈司令员身穿青灰色军装，头戴军帽，腰佩左轮手枪，腿上打着绑带，精神抖擞。来后，他先与叶飞单独谈了一个时辰，随即听取徐参谋长汇报。吃过便饭后又马上下去看望部队，并与一营教导员包厚昌谈了话。接着又召开干部会议并亲自作报告。那时没有茶叶，我用炒焦的大麦冲了一杯开水，递给了陈司令员，他闻了闻，说：“好香！这是什么茶？”我回答：“大麦茶。” ”嗯，不错！”

陈司令员作的报告很精彩，会场上多次响起鼓掌声。当时我还是一个15岁的“小鬼”，身边没有本子没有笔，只凭脑子记得他讲话的部分内容。他首先肯定了“江抗”发展很快，完成了扩员、增枪、筹款的任务；表扬了对胡肇汉部队的争取工作。特别提到东进的几次战斗打得好，一直打到上海虹桥机场，用手榴弹炸毁了4架敌机，炸得日本鬼子心惊胆战，炸得日本鬼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大家听到这里，又笑又鼓掌。他赞扬说：“打得好啊！震惊中外，了不起，了不起！”接着，他向大家阐明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他说：前有日本鬼子天天想消灭我们，后有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捣乱。江阴地处上海、南京三角地带，我们是在敌人的心窝里打仗，比孙悟空钻在铁扇公主肚子里还厉害，敌人能睡得着觉吗？我们现在是前面有虎，后面有狼。我这个陈毅嘛，决不前怕虎后怕狼，老子就是要在夹缝中求发展，硬是要在扬子江两岸跳龙门，打出我们的威风来！最后，陈司令员命令我们挺进扬中，为向北发展作准备。

散会后，几位领导陪同陈司令员吃晚饭，边吃边聊。因为饭桌上有碟咸鱼，话题便从咸鱼扯到河豚鱼。包厚昌说：“江阴人不怕死吃河豚鱼。”陈司令员笑着说：“我可不吃，我今年才38岁，还没有结婚呢（4个月后，他与张茜结婚了）。江阴人吃不吃河豚鱼我不管，但江阴人不怕死的精神我赞赏。”

穿上了叶挺军长发给的力士鞋

（以下文中的“我”，除他人讲话中的外，均为金山）

1940年3月，我与司号员宋基贵、侦察员刘明富（他俩都是参加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跟随“江抗”二团徐绪奎团长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一个会议。四人从溧阳竹箦桥东旺地区出发，日夜兼程，在第二天半夜时分到达军部驻地，一个皖南小镇。军部吴副官安排我们吃饭休息。第二天上午，徐团长到贺家祠堂参加会议，我们三人在大门口等着。约莫一个半时辰后，叶挺军长与徐团长一起出来了。见叶军长身材挺拔，气宇轩昂，目光炯炯，眼神慈祥。他身穿一套已褪了色的卡其布军装，脚穿皮靴。他健步走到我们跟前，把我们叫过去，随后拉着徐团长的手说：“会议定的任务是明确的，同意再次东进。不过再次东进与首次东进不同，会遇到更复杂、更艰苦的情况，更难对付………（事后知道是指日伪顽的夹击），你们要发挥青年突出队的先锋作用，多打胜仗。"军长说完话后转身过来正对着我，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是江阴人。军长说：“什么、什么、阴？”他听不懂我江南口音中的"江"字，我说有炮台的江阴，军长高兴地说：“噢，噢，江阴炮台，这个江阴，好地方，好地方。”接着，他把吴副官叫了过来，吩咐说：“徐团长他们今晚回去，早点送几双鞋过去。”

我们正在吃晚饭时，吴副官拿着4双力士鞋送来说：“军长讲，你们一人一双。”

后来，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江抗”二团全团军人大会上作“建立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任务”的动员报告时讲到，国母宋庆龄将海外侨胞捐献的一批物资转送给了叶挺军长，里面有手枪两百支，一个医院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一个军乐队的乐器，还有大批日用品、力士鞋、毛线衣、布匹、纱布等。这是海外侨胞热爱祖国、抗日救国的一片心意。叶挺军长在后来的一个报告中讲到：我们新四军有人民的支持，侨胞的支持，就能生存，就能发展，就能胜利。我们要多打胜仗，用实际行动来答谢国母和海外侨胞。

这批物资后来分发到了全军各个战斗部队，使全体指战员受到极大鼓舞。我们“江抗”二团从1940年3月到10月的8个月中，先后对日伪作战17次，与国民党顽固派打了7仗。在参加苏北黄桥决战中，从10月3日到6日，连续打了三天三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王必成司令员让我骑马

1940年10月初苏北黄桥决战时，组织上调我到王必成身边任机要员。王必成当时任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第二纵队司令员。

黄桥决战取得胜利后，11月初，我们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粟裕电令我纵护送中央和八路军的负责同志从湖垛到海安。接到命令后，王必成司令员和刘培善政委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像布置打仗一样，对从刘庄以南到富安以北，沿串场河两岸的巡逻警卫等都进行了周密布置。王司令员强调：“指挥部交给的住务，我们要坚决完成，保证中央和八路军负责同志安全到达海安，绝不能出问题。”'11月4日下午左右，中央和八路军负责同志胡服等人到达东台我二纵队部驻地，吃完饭晚饭就要上船赶路。王司令员和刘政委竭力挽留他们在东台住一夜，胡服同志说：“我想早点见到陈、粟两同志，不麻烦你们了。”随后就上了船。当时天色已晚，王司令员亲自带着警卫排沿途送了很长一段路，回来时已经深夜了。次日下午，中央和八路军负责同志顺利地到达了海安。后来我们才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同志，同他一起来的还有黄克诚等同志。

1945年2月至5月，我们取得了浙西天目山二次反顽战役和新登战斗的胜利后，奉命开赴孝丰地区集结待命。当时部队行动很快，昼夜不停地行军。我由于连续几个晩上工作，吃不好睡不好，加上淋雨受凉，突然生病了，个把小时就要拉一次肚子。行军时感到四肢发软，浑身无力，跟着部队走已经很困难了，于是就悄悄地对成善安科长说：“科长，我实在走不动了，密码交给你，你们走吧，不要管我了，我自己慢慢地走。”我正要把皮包交给成科长，王司令员走过来问：“小金山怎么啦，能坚持吗？”我捂着肚子勉强回答：“我肚子痛得要命，不能走了。”王司令二话没说，马上叫警卫员扶着我走。大约走了两百多米，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对王司令说：“王司令员，我实在不能走了，密码交给你们，不要管我啦。”王司令员打断我的话坚决说：“那不行！密码要，人也要，你骑上我的马，无论如何也要把你带走！”当时我虽然昏昏沉沉，但王司令员的话我听得一清二楚，于是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感情，两眼热泪盈眶，又不让自己哭出声来。我深知这次新登战斗中，王司令员一连3天3夜没有休息，虽然战斗取得了胜利，但部队伤亡也不小，特别是主力团团长刘别生的壮烈牺牲，更加使王司令员痛心万分………想到这些，我怎能骑王司令员的马呢！这时王司令员见我还没有上马，就命令警卫员和机要科的张祖池同志把我扶上马。到了宿营地，王司令员又带着警卫员端着一碗鸡蛋汤来看我。他摸着我的头说：“小金山，一定要吃下去，咬咬牙跟着部队一起走。”在王司令员的关怀下，我的病慢慢好了，不但没有掉队，而且还参加了著名的天目山第三次反击战。

王必成司令员对我是这样，对待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尤其是对伤员。每逢战斗进行中或战斗结束后，只要王司令员碰上从阵地上抬下来的伤员，肯定要叫住担架，走上前去亲自一个一个地掀开被子看看，是轻伤员，总要安慰一下；见是重伤员，便要叫人关照司务长设法买只鸡，煮鸡汤给伤员喝。

粟裕说：“我对`金'有感情”

（以下文中的“我"，除他人讲话中的外，均为金山）

1940年初，“江抗”二团在取得东进胜利后，调回溧阳竹箐桥地区进行整训。我时任徐绪奎团长的勤务员。

2月22日，粟裕司令员突然来到二团团部，紧急召见徐绪奎团长和廖昌金参谋长，说是有近两百名日伪军从溧阳、武进两处出动，企图偷袭我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驻地。他命令二团要不惜一切代价打好这一仗，确保江南指挥部的安全。正说着，侦察参谋匆匆跑进来报告：敌人已进入了我们的防区。想不到粟司令员身先士卒，马上戴上钢盔，直奔一营，与营长周厚荣、教导员包厚昌一起，带领部队冲上去，一下子把日伪军打得狼狈逃窜。

战斗结束后，徐团长竭力挽留粟司令员吃饭。粟司令员说：“好吧，既然打了胜仗，就吃顿饭吧。”

我记得司务长金玉宝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点猪肉，用竹笋炒了一盆菜，还有一碗青菜豆腐汤。

我给粟司令员端饭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发现我身后背了一支20响的快慢机。粟司令员问：“你姓什么？多大了？你会打这个枪吗？”我回答：“我姓金，叫金顺怡。今年刚16岁。这快慢机我打过。”说着，我就拔出快慢机，在木制枪托上“喀嚓”一下固定死，随后在屁股上一擦，打开保险，问道：“要单打、点打还是连发？”粟司令说：“你行啊，快把家伙收起来！”

粟司令又问：“你真是姓金吗？”我说：“姓名还会假的？”粟司令面带笑容说：“金字是个好字啊，我对金字有感情。”对这一句话，当时我深感亲切，但不知道啥意思。事后我才知道，在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时，他跟陈毅等同志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环境非常艰苦，死里逃生，那时他的化名叫“金米”。

1940年7月，遵照党中央关于迅速打开苏北局面、创建苏中、苏北根据地的指示，粟司令员率领我们“江抗”二团等部队冲过京沪线，日夜分批抢渡长江，于7日16日到达了苏北嘶马七里庄一带。在粟司令的指挥下，我们顺利地占领了黄桥。这是第一次解放黄桥。

9月6日，黄桥决战中的首战营溪战斗打响了。战斗中，徐绪奎团长发现了敌人电台天线和重机枪火力点，决定率部去消灭这股敌人。他冲在最前面，一边打枪一边扔手榴弹，顽敌被打垮了，黄桥决战首战告捷。不幸的是，在最后围歼残敌时，徐团长中弹牺牲。

在战斗间隙，粟司令员来到徐团长的遗体前，默默无语，两眼湿润，悲痛不已。

王必成向粟裕汇报了徐团长的牺牲经过。粟司令员说：“徐绪奎团长是个能打仗的团长，不但能打仗，也能带兵，也做过政治工作，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好团长。可惜啊！他是我们挺进苏北后牺牲的第一个团长。”他心情沉重地抹了一下眼睛，见团政委罗维道仍在失声痛哭，立即严肃地说：“哭什么？要赶紧处理好后事，要为徐绪奎同志报仇！”接着又对王必成说：“我们要厚葬徐团长；但对徐团长牺牲的事暂时保密，不要发丧，要稳定队伍，准备打大仗。”

接着，粟司令员指着我说：“小鬼，听说徐困长牺牲后，你把名字改为`金山‘了，这个好，你要记住徐团长。现在，你要高高兴兴地照样牵着徐团长的马行军打仗，要使大家知道徐团长没有死。”

徐团长牺牲的消息是在攻打姜堰前3天才向全团公布的。战士们听后急瞪着眼，高喊要为团长报仇，在强攻姜堰碉堡中全团战士同仇敌忾，打得很出色。

报喜讯 韩德彩威震长空

谈办事 兄弟俩共勉认真（上）

金山哥讲的这些他亲身经历的故事，生动入微，使我在激动中受到了一次革命传统的教育。

自这次在南京军械部的第一次重逢后，我们兄弟俩的联系便更加密切了，除了书信联系外，金山哥每次到南京，总要与我聚一聚。

1953年，南京军械部机关已搬至汉中路。6月28日上午，金山哥又来军械部看我。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已接近尾声，但尚未签订停战协议。他一见到我，便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的一个在第5航校的得意门生、年仅19岁的韩德彩，在朝鲜战场上叱咤蓝天，大显身手，机智勇敢，先后击落了包括美军“双料王牌”爱德华在内的5架敌机。我一听，也顿时高兴不已。虽然这一消息我已从报纸和广播中得知，但韩德彩是金山哥的学生这一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

“这叫名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胜于蓝嘛！”我笑着对山哥说。

”韩德彩真是好样的！我称不上名师，我那时也想去朝鲜战场跟美国鬼子拼一下的，要是去了，要么牺牲，要么当英雄。可是领导不让我去。"

”山哥，这是领导上的高瞻远瞩，与其让你们几个赤胆忠心、技术精明的老一代飞行员去，还不如让你们在航校多多培养出一些像韩德彩这样的年轻雄鹰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空军初创，急需培养新一代的飞行员。就在这时，金山于1950年9月，从时任空军第4混成旅飞行中队长的位置上，调到济南第5航空学校当教员。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出了一批批年轻的飞行员。朝鲜战争爆发后，他的不少学生在抗美援朝的对空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德彩便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

后来，韩德彩在《我走过的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写道：“我们的教官是金山，是一位1939年参军的老同志，1946年就从粟裕部队调到老航校，是我军第一代飞米格—15的人。在航校里，金山教官的飞行技术是独一无二的。提到金山的技术，没有人不伸大拇指的，就连苏联专家也无不佩服。他对革命忠心耿耿，说话直来直去。由于金山教官带教有方，我们小组飞得非常顺利，进度很快，是我大队进步最快的一个组。我是全大队第一个放单飞的。”

“金山教官对跟他飞行的学员特别的好。教技术，传思想，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关怀，都是无微不至。有一天傍晚，王仲文副队长因为看到向西飞行正好对着太阳，阳光刺眼，给判断起飞方向会帯来一定困难，不让我单飞。这本来是正常的事，天晚了从安全出发，明天再单飞就是了。可是当时我误解了，认为是我飞得不好，给金山教官丢脸了，很难过。回到宿舍，趴在床上大哭起来，晚饭也没有去吃。金山教官知道这一情况后，就和他的爱人，也就是我的师母孙家琤同志一起来到我们的宿舍。孙家琤同志也是一位老革命，更是一位热心的人，当时正怀着第一个孩子，快要临产了，她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拿着面包和香肠，还有苹果什么的，进门就说：`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小韩是怎么啦，有多么大的事连饭都不吃啦。怎么，还哭鼻子啦？'我抽抽搭搭地站了起来。她又说：`噢！还真像个孩子嘛！‘金山教官说：`快坐下，吃饭吧，面条是家琤给你做的，都要把它吃掉。王副大队长也没有批评你，也没有说不放你单飞，只是天太晚了，明天我先和你飞两个起落，再单飞，这是正常的。就是今天单飞了，明天也还是要由我先带你飞两个架次，然后由你单飞，这是规定。’………我心里热乎乎的，轻松多啦，坐在桌旁吃了起来。我们小组的同志从外面跑了进来，说：`嗬，小韩吃小灶啦，师母做的面条味道不错吧？让我们也来两口'说着，有的伸手就来抢我的碗，我赶快把碗端了起来。”

在报过关于韩德彩的喜讯后，金山说：“这次我到南京，是来试飞几架飞机的，住在南京空军招待所。”我留他吃了中午饭再走。他说：“不用了，今天还要到机场去看看。”临走，他送了我一件白色的麻布衬衫，说是空军部队发的。我送他出驻地大门时，他回过头，对我们办公楼的上空凝望了一会，我以为他是在测度明天的天气。

第二天上午，约莫9点光景，听到空中自东而西传来隆隆的飞机声，我走到院子里抬头一看，一架飞机在我们办公楼上方飞掠而过。过了不到10分钟，隆隆的飞机轰呜声又响起，这次是自西向东而来，还是那架飞机，从我们办公楼上方掠过。部里不少同志对此都感到有些蹊跷，”难道这飞机在侦察我们办公楼里藏着什么宝贝？”可我却心里明白，这是金山在试飞飞机。昨天他临出门时对我们办公楼望了一会儿，是在目测定位，将我们的办公楼作为今天飞行中要找的一个既定目标。

这天下午，金山哥又来看我。一见面就问：“蔚然，上午我飞得怎么样？有没有偏差？”我翘起大拇指：“准确，没有偏差！”

报喜讯 韩德彩威震长空

谈办事 兄弟俩共勉认真（下）

在聊过这次来南京试飞的情况后，金山哥郑重地对我说：“我开飞机，你弄枪炮弹药，技术性都很强，都有一定的危险性。操作前都要认真作好准备，操作时要胆大心细，千万马虎不得。”接着，他说了一件自己开飞机时发生过的事：1950年9月底的一天，他驾驶一架米格—15单飞，在返程时，发觉发动机有异常，决定采取紧急降落措施，着陆时，为避开村庄等居民密集区，选择了一片空旷的田野，接近地面时，突然有一个土丘出现在眼前，这时想避开已来不及了，就在机身撞上土丘的瞬间，他跳了出来，人虽无恙，飞机却毁了。当时，许多战友见状，纷纷赶往出事地点，有的一路奔跑，一路痛心地喊着：“啊哟！金山完啦，金山完啦！”结果，走近一看，金山正坐在地上歇息，毫发未损，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听了金山哥的这番介绍，我在感到惊心动魄的同时，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说：“你说得对，开飞机有危险性，我们搞枪炮弹药也有危险性。必须认真细心，一点也不能疏忽大意。”这时，我举了一个例子：我的一位军械学校的同学，叫孙书才，与我一起到华东后，分配在407仓库工作。1950年底，在销毁一批报废的弹药时，他将一盒雷管和一把钢丝钳一起挂在腰间，走路时身子晃了晃，钢丝钳撞击到了雷管，突然爆炸起来，炸掉了半个屁股，结果没有抢救过来。我们分配在军械部机关的5个同学听到这一消息，都感到惊愕、痛惜，同时也接受了一次血的教训。

我那两年也到过几个仓库，协同处理了一些废旧弹药。1951年初到苏州处理一批国民党部队留下的榴弹炮弹时，将七子山北麓的荒山坡炸出了几个大坑。幸好没有发生什么事故。

我告诉金山哥，在这些年处理废旧弹药的过程中，发现各种弹药之所以报废，一个主要原因是保管不妥，弹药受潮了。并提到，我在军械学校学习时遇到的烟幕弹延期爆炸的事，也是受潮引起的。当时如果是手榴弹，我的命就报销了。他听了我这番介绍，颇有感触地说：“看来，对弹药防潮这件事，着实要认真对待，一点也不能马虎。防潮是上策，受潮再去处理是无可奈何的下策。你既然有这方面的切身体验和实践，可以想办法写一篇怎样做好弹药防潮工作的文章，发给军内的有关报刊登载一下，借以起点指导、呼吁作用嘛！”

后来，我在金山哥的启发鼓励下，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总结实践，广积资料，写出了一篇题为《弹药受潮后的处理和弹药防潮工作》的2000多字的专业文章，经送温希古处长审阅同意后，发给了《人民炮兵》杂志（当时《解放军报》、《军械》杂志等尚未创刊）。此后，又在《解放军战士》、《人民前线》上，以个人或单位的名义，撰写了一些适合战士阅读的爱护武器弹药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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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太平镇 回顾当年东进路

晀阳澄湖 怀念芦荡留战友

朝鲜战争结束后，金山从济南第5航校调往广州空军司令部和空七军等单位任职。我则一直在华东军区（南京军区）军械部工作，兄弟俩相距远了，加之工作繁忙，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后来，听我的一位在南京空政文工团工作的老乡说，空军中流传出了“摔不死的金山，打不垮的刘玉堤”一句佳话。对于"摔不死的金山”，我当然清楚；对于"打不垮的刘玉堤”，经翻阅了当时的一些报纸后，才得知详情：刘玉堤与金山、王海等都是东北老航校的同学，都是我军第一代飞行员。刘玉堤在抗美援朝空战中，先后击落敌机6架，击伤2架。他在战斗中判断敏锐，动作快捷，出击勇猛；敌机追击他时，他沉着机灵，敌机奈何他不得，冷不防反被他击落。故此，战友们称他“打不垮的刘玉堤“。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1970年，我转业到了苏州。八十年代，金山和他夫人孙家琤相继离休了。但凡从忙碌了几十年的战斗和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人，思乡怀旧的情怀往往更加浓烈，同时也有更多空余的时间探亲访友，加上家乡都在江苏（哥嫂孙家琤是扬州人），所以我们兄弟之间的来往也就更加密切了。有一年金山来苏州，正巧我父也从家乡北漍来我处小住，叔侄俩一见面，絮絮叨叨谈个没完，楚河汉界摆阵对决一盘接一盘，几乎到了废寝忘食地步。

有两次，哥嫂俩带了子女到扬州，先后参加孙蔚民铜像在陵墓和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的落成典礼（孙蔚民，早期在苏北参加革命，解放后曾任扬州市长、扬州师范学院院长等职，是孙家琤的父亲）。参加落成典礼结束，都来苏州小聚、游览。

2009年6日14日，哥、嫂俩又来苏州。见面后，金山说：“这次是专程来苏州的，而且要专程去阳澄湖，重温一下当年的东进路线，看一看当年战斗过的地。”原来，这年是"江抗"东进抗日70周年。

这天，我与我儿子金旸，陪同他俩到阳澄湖半岛、重元寺等地转了整整一天。他俩一边走，一边深情地眺望湖岸，一边给我们叙述70年前的战斗岁月：1939年5月，时任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团长的叶飞，率部东进苏南地区，联合地方抗日武装，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金山就在这时参加了“江抗”。"江抗”进入苏州地区后，趁夜袭击浒墅关，仅用了1个多小时，就全歼了据守在浒墅关车站的日寇。紧接着，经过阳澄湖畔的太平镇，沿阳澄湖北岸继续东进。7月下旬，在追击一股伪军时，袭入上海郊区的虹桥机场，烧毁了停在机场上的4架敌机。随后一直辗转于阳澄湖地区，与敌伪顽作战。

1939年秋，部队奉命西撤，挺进苏北。在这期间，金山还亲身参与完成了两件事，一是在东进中把一批伤病员交给了常熟阳澄湖畔芦荡镇张家浜（即现在的沙家浜）的地方党组织；二是把吴肇汉的部队（大部分）西撤到扬中进行整训，改编成为"江抗“二团第三营，营长是吴光明，副营长是房铭德。

那天从阳澄湖半岛返回时，金山哥在车上感叹地说：”那时留在张家浜的同志，有的后来见过，有的再也没有见过，有的可能已经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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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羊城勾手

师生杭州相聚

金山哥嗜酒。那次他们来苏州时，家琤嫂悄悄地对我说：“老弟，你哥喝酒太厉害了，一次要喝很多，还一定要喝高度的。我说了他不听，这次你要想法控制一下，不让他多喝。”我点了点头说：”好的。”于是，每天出去，我在包里带上一瓶2两装的北京红星二锅头。一日三餐就那么2两酒，喝掉就没有了。到苏州，我是主，你是客，客随主便，你得听我安排。就这样，嫂子很满意。

2010年9月，金山打来电话，要我去广州过国庆节。9月26日，当我从上海虹桥机场乘机到达广州白云机场时，姪女冬东（金山的小女儿），已经开车来到航站楼出口处等候。路上，我对冬东说，你父母都已八十六七岁了，你们兄妹几个还在上班，这次我来广州，不要你们陪同，我一个人出去转转就行了。

车至天河路空军干休所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眼前都是几十层的高楼大厦？我清楚记得，1992年我与中风后病情有所好转的老伴一起到这里时，干休所里是上百栋二三层高的单体小楼，它们掩映在绿树丛中，花木扶疏，清幽宁静。而现在，小楼已不见踪影，离退休干部分别住进了两幢30层高的塔楼中。金山告诉我：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天河区现在已成为广州市的一个繁华商业区。前些年，经地方与部队多次协商后，干休所拆除了所有小楼，让出土地给地方建造大厦………

住下后，我站在第26层的阳台上环顾眺望，见周围高楼林立，干休所的两幢塔楼有如“鸡立鹤群”，仅在旁边维多利广场几幢高楼的腰间，显得十分矮小。极目南眺，透过参差错落的楼群缝隙，见远处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建筑，形状甚为特别，上下宽，中间细，扭曲如麻花。我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建筑？”家琤嫂告诉我：是新建的广州电视塔，由于造型特别，大家都叫它“小蛮腰”，花了5年时间才建成，今年国庆期间将正式对外开放，据说它的高度是世界第一。

我当即查阅了一下《广州日报》，得知这“小蛮腰”高度达600米，比原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三高塔的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467.9米）高132.1米，比原踞世界第二高度的俄罗斯奥斯坦金诺电视塔（540.1米）高59.9米，比原踞世界第一高度的加拿大CN电视塔（553.3米）高46.7米。

我对金山说：“山哥，广州我来过多次，市里一些景点我这次不去了，这”小蛮腰”倒要去见识见识，不过不要你们陪同，我走得快，爬上落下灵活，我一个人去。”金山说：“好的，你先去看看`小蛮腰'，我有个计划，等国庆假期过后，路上空点，我们一起到深圳、珠海等地游览一下。”

“小蛮腰”坐落在珠江南岸。国庆节前，我先从东南西北各个方位，对它的外貌作了360度的观察，觉得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去，它的外形都宛若一个苗条秀气、楚楚动人的少女。10月3日，我进入了它的内部，观赏了它宏伟的螺旋形结构，并登上了当时开放的最高点——高达443.2米处的第108层观光厅，从观光厅鸟瞰了珠江两岸的景色。入夜，“小蛮腰”亮起五彩斑斓的外观灯，辉映长空，倒映珠江，靓丽至极。

参观过“小蛮腰”后的第三天，正准备要随金山哥出游时，不料，金山突然在解大便时大出血，几手全马桶都是血，而且解一次出血一次。这可急坏了在场的家琤嫂和我。急报医务所后，医务所所长赶来现场一看，也觉病情严重，建议甭去就近的空军医院，应立即送广州军区总医院军干病房。于是，我们匆匆准备了一下后，便乘车直往广州军区总医院。到总医院为金山办好入院手续住下后，医生立即安排做各项检查。我与家琤嫂跟着护士，推着移动病床，一会将金山推到这个检查室，一会儿又推到那个检查室，做了多项检查，竟查不到出血点在哪里。后来经过几位医生会诊复查，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肠黏膜大面积糜烂脱落。也就是说，出血不在某一个点，而是大面积的肠子表面在不断地渗出血来。医生询问了金山的饮食习惯后，弄明了究竟，肯定地说：“这是长期多量饮高度酒所造成的。”于是，医生对症下药，一方面止血，同时滴注能让肠粘膜重新生长出来的药物。这无疑要花较长一段时间。

金山住院后，我与嫂子每天白天在病房陪护，夜间由他在广州的三个子女轮流陪护。10多天后，金山病情有所好转，血止住了，肠道功能也逐渐恢复正常，白天可以不用陪护了，家琤嫂便安排女儿、女婿抽出时间自驾车，陪同我到享有”中国温泉之都“美称的从化等地游览、休憩了几天。

10月底，我要返回苏州了，到医院与金山哥告别时，金山说：“很抱歉，这次没有完成与你一起出游的计划。”我说：“你这次突然生病，从另一个角度说，是一件好事，也许是我们的老祖宗在苍天帮忙，要让你健康长寿。你想想，你如果不戒酒，这病是迟早要发的。而这次恰恰在广州干休所发病，能够得到抢救及时。如果那天不发病，而是在外面旅游途中发病，那就麻烦了，说不定老命难保啊！老实说，即使在我们苏州，也没有广州的医疗条件好。部队医院只有一个军分区一级的100医院，更谈不上有军干（军级干部）病房。这次发病后，医生叫你戒酒了，你也答应了，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下次你再到苏州，那个2两一瓶的二锅头，我也不去买了。”临离开病房时，我当着家琤嫂的面，伸出右手的食指，说：“来，山哥，我们勾一下手指头，以此作个证，你不喝酒了。”金山果真将手指伸了过来，两人着力地勾了一下。临出门时，我对家琤嫂说：“今后如果发现山哥又喝酒，你马上打个电话给我。”其实，我这话还是讲给金山听的。

2016年5月25日，金山从杭州打来电话，告诉我，他现在在杭州空军疗养院疗养，而且韩德彩夫妇也离休了，也在疗养院，他们师生聚到一起了，很是欣喜。过几天准备到家乡苏、锡一带兜一兜，汽车由韩司令员安排好了……”我没等听完，马上插话：“以前你来苏州，总是由韩司令员安排车子，这次就不要再麻烦他了，我们的条件也改善了，虽称不上`鸟枪换炮’，但至少可以说`脚踏车换汽车'了，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会开车，你哪天来，我那天一早到杭州接你。”接着，我问他：“是谁陪你一起出来的？” ”是米尔。“一听是“米尔"，我心里踏实了不少。金山有两个儿子，大的叫“米格"，小的叫"米尔“（蕴意“米格第二”），都是他在开米格飞机那个时代生的，米尔个子最髙，体质也棒，在广州市公安局工作。由他一路陪护他爹，我当然放心多了。

5月28日一早，我乘着女婿吴一清开的车子，很快到达了位于杭州西湖杨公堤的空军疗养院。韩德彩夫妇热情接待了我们。在参加了韩德彩夫妇筹办的欢送金山老师的宴请后，便接金山和米尔到了苏州，安排下榻在旺山环秀晓筑养生度假酒店。尔后去了九龙潭竹亭茶楼，品碧螺春茶，观赏山林景色；到张桥十八灶用餐，尝江阴人喜吃敢吃的河豚鱼；去李公堤休憩，赏金鸡湖风光；赴无锡太湖边桔湾小住，领略湖光山色的醉人魅力…………

这一次，金山父子游览得很开心。我感到很轻松，一路上，我没有带二锅头，也没有必要再带二锅头。

“三门干部”失却三次锻炼机会

我在部队的经历，可以说是既简单又有点特别。

简单的是，在部队20多年中，只工作过一个单位——军械部。自从1950年7月从军委后勤军械学校毕业，分配到华东军区军械部计划处工作后，尽管后来随着体制机制的变动调整，华东军区军械部先后变更为南京军区军械部、南京军区司令部军械部、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部；计划处先后变更为计划供应处、计划科、统计调拨科等，而我却一直在这个部、这个处（科）工作。即使“文革”中我曾复员到苏州冶金机械厂工作了9年，但“文革”结束后，于1979年，军区按照中央有关文件，又令我回到南京，回到军械部，办理转业手续，将这9年也作为在军械部工作的军龄，并按照原来在部队时行政18级的工资标准，一分不少地补足了9年的工资差额（1970年离开部队时的工资是每月102元，到冶金厂后，开始几年是二级工，每月36元3角，后来提升为五级工，每月58元）。同时还象征性地补发了几套新军装、一双新皮鞋，换了一件新的军大衣。这就是说，按照这一政策规定，我的军龄是30年（军械学校1年，军械部29年），到苏州冶金厂的那9年，相当于是我作为军械部的人出差到了工厂9年。这就是"有点特别"之处。

办好转业手续后不多久，我便调到苏州报社工作。报社在首次宣布人员任职名单时，我在经济组，戴郁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后来我又先后担任过财农组副组长、政文组副组长、经济部主任、总编办公室主任，于1992年12月离休。

我在军械部工作的20多年中，部里先后有400多人次的人员调动，部长、处（科）长也都调动过四五任，但我却从未调动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不过，其间我也有过三次可能调动的机会，结果由于"事不凑巧”等原因而未能实现。

一是抗美援朝时期。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志愿军陆续入朝。我们军区机关自1951年起，组派干部分批轮流入朝。我排在第三批入朝名单中。可是，等到该轮着我们第三批人员入朝时，朝鲜战争停战了。

二是“反右”结束，开发北大荒时。1957年6月初，军区机关按照中央部署，开展整风运动，进行大鸣大放，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作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同时强调要”和风细雨“。那时我是机关俱乐部的墙报委员，负责墙报、黑板报的编辑出版。有时不仅要设计版面，画报头，改稿謄稿，还得自己写稿。整风运动开始后，墙报、黑板报的出版次数更多了。有一期黑板报上，我写了一篇题为《和风一阵，细雨三滴》的批评性文章，文中插了三个小标题：”挑蛋的人”、“在繁忙的办公室一角”、”结束了……忙了……”。"挑蛋的人”说的是，有次食堂供应蛋炒饭，有位同志到木饭桶盛饭时，不顾后面有人排队等候，站在桶边精心挑揀鸡蛋。“在繁忙的办公室一角”写的是，上班时间大家都在办公室紧张地工作，有人却在悠闲地看报和拨弄菊花。“结束了……忙了……”反映的是，有个干部举行婚礼结束后，桌上地上满是瓜子壳、糖果纸，烟头和果皮，忙坏了公务员（勤务兵）。

3个月后，整风结束，“反右”开始。不料，我成了被审查批判的对象。那篇《和风一阵，细雨三滴》被批为“妖风一阵，毒汁三滴”。说我对同志讥讽挑刺，动机不良。另一桩被批判的事是，我刚到军械部分配在计划处动员科时，由于科里只有我一个人，一位老同志陈沉因患肺结核还在医院治疗，打开水搞卫生的公务员也没有配备，因此，有几次别人问我科里有几个人时，我开玩笑地回答：“从科长到公务员就我一人。"当时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想不到”"反右"时有人把这句话翻了出来，批判我说：“你刚到机关，小小一个见习助理，就想当科长了，野心不小啊！”

就在我被挨批的时候，1957年10月28日的《新华日报》上，刊登了我前些日子写的一篇文章《零点几》。在这篇文章中我写道：“一个在机关工作的知识青年，在鸣放中，竟然攻击领导说：`你们这些老干部有德无才，技术上是外行，下去检查工作，连个零点几也说不上来。’看来这青年人似乎懂得一点技术，在检查某种什么东西时可以说上个`零点几'来，当然这是好事。但，严重的问题也正是出在这儿。

也许，我们的领导干部确实不知道那个`零点几’，在某些技术问题上没有这位青年人熟悉，也需要学习。然而，我们绝大部分的领导干部却懂得`整数'——完美的领导艺术，坚决、圆满地执行着党的政治路线，领导我们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我们的老干部不仅具有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德，并且具有组织、联系广大群众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领导好一切工作的才………”

这天的报纸上午一到；下午，办公室外面的墙上便出现了批判我的大字报，标题是"教育人者必须先受教育"。说我自己的思想还没有教育改造好，反倒去教育别人了。看了这张大字报，我一方面泰然处之，不认为我写《零点几》有什么错，认为批评是相互的，你可以批评我，我也可以批评你。受教育的程度是相对的，谁也不能说我已经教育得完美无缺了。同时我也有点不服气，心里想：有本领你也写篇文章到报纸上发表一下，来与我辩论辩论！

对我的批判会开了两天。这两天中，有几位同志一言未发。结果，在批判会结束时受到点名批评，被扣上了“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帽子。

"反右“结束后，1958年初，军区领导向机关干部发出了"支援北大荒，开发北大荒“的号召。这时，为响应这一号召，我在军械部机关中第一个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坚决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难苦的地方去，到北大荒去！"文中辞恳意切地说：“我是一个出了家门到校门，出了校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参军后还没有到前线、基层受过锤炼，抗美援朝也没有去成。这次去北大荒，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恳请组织上批准我的请求！”我的大字报一出，部里全体同志几乎无一例外地也贴出大字报，纷纷要求到北大荒去。

批准去北大荒的名单快公布了。这时，我在思想和行动上早已作好了准备，认为自己一定会被批准的。一则，我是“三门干部”；二则，抗美援朝没有轮上；三是，"反右“中受到过批判。而且我是第一个贴大字报表决心的人。自从贴出大字报后，我就列好了一张去北大荒要带什么东西的单子，并已按单子着手整理和购置了一些东西。就等着一声令下了。我自己是这么想这么做了，别的一些同志也在议论：这次去北大荒，金蔚然是肯定会被批准的。

3月3日，星期一，批准去北大荒的人员名单正式公布了，共批准8位干部。我连看了两遍，感到奇怪，怎么没有我的名字？不仅我自己感到奇怪，一些原来估计我肯定会被批准的同志也感到有些意外。

4月12日，我与我爱人许玉英在军械部机关食堂举行婚礼。婚礼很简单，大家喝茶、谈笑，吃糖果。茶水是伙房供应的，糖果是我自己买的，总共花了9元。让我感到意外高兴的是，部长冯鼎三，副部长张昌龙和宫范九这三位部领导都参加了，这种三位领导全部参加的情况，在我以往参加别的同志的婚礼时，未曾见过。尤其是冯鼎三部长，由于工作忙碌和喜欢看书写作等，很少会参加部属的婚礼。

当时，南京军区有两位颇负盛名的研究《孙子兵法》的高级干部，一位是军区副政委郭化若，一位就是冯鼎三。冯鼎三在抗美援朝时，是志愿军26军的参谋长，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和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3年回国后任26军副军长兼参谋长，1956年调任南京军区军械部部长。

我爱人许玉英是童工出身，解放前，12岁进纺织厂做工。与我结婚时是河南新乡市中原纺织厂的工会主席。与我结婚半年后，于1958年10月调到南京棉织厂任人事保卫科科长。

三是西藏平叛时。1959年3月，军区机关要抽调一批干部去西藏参加平叛。军械部要抽调一名，这次该轮到我了。我提出了申请，领导也批准了，但去西藏之前必须作一次体格检查。不料，去军区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患有"浸润型肺结核“，并把X光片子给我看。我看不懂片子，对医生说：“我平时没有什么感觉呀！既不痛，又不吐血，去西藏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医生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行！肺结核会传染的。”就这样，我不仅没有去成西藏，反而被送到了汤山八三医院进行治疗和休养。

"永久性保存绝密文件"

[说明：此后的续篇中，写有一些部队的情况，如部队的番号、驻地、布局、调动等等，这在当时是保密的。现在，已过了五六十年，早已成了历史，成了故事，便不存在保密问题了。]

在华东军区军械部，我起初管理军用地图。后来搞“军械实力统计”，每月要按时将各部队上报的各种武器弹药的原有、使用、损耗、现有等数字汇总上报到北京总军械部。由于部队多，武器弹药的品种繁杂、数量大，那时没有计算器，全凭用算盘计算，工作量很大，时间紧迫，经常要"挑战夜战"。

后来又搞武器弹药调拔工作，这项工作责任重大，不容出丁点差错。开"调拔令”时不仅要将发物的仓库、地点、品种、数量以及收物部队的番号、地点等写清楚，同时要计算出武器的重量、体积，弹药的吨位，然后向军交部申请火车皮，或向运输部申请调动汽车部队进行运输。1951年初，中央军委急令华东军区调拨一批雷管去朝鲜。我们计算后，只需五小箱，即使用当时吨位最小的30吨的棚车装载，也只占车厢的一只角，而且又不能混装其他物资，但也坚决照办。结果动用了一个火车头，挂了两节30吨的棚车（1节装雷管，1节供押运员乘用），直放朝鲜。

1962年初，盘踞在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蠢蠢欲动，妄图窜犯大陆东南沿海地区。5月，中央军委根据全局形势，向全军通报了敌情，发出了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要求“一声令下，立即出动。”6月1日开始，南京军区、福州军区各部队迅速转入紧急战备状态。我们南京军区立即调动20军、27军共6个步兵师及两个军委炮兵师、1个高炮师，到南起霞关北至象山的浙江沿海布防。

部队进行战备调动时，对于后勤部门来说，我们军械部的工作，要比军需部、财务部等部门繁忙得多。一是要按战时基数及时给部队补充弹药；二是当时正值部队换装，要将杂式的轻武器统一换装为国产仿苏式轻武器，以便统一补充弹药。这时，要计算调拨武器弹药的品种数量，安排从哪些仓库发出，计算需要动用多少汽车和火车皮，联系掌握正在流动中的部队最佳的接收武器弹药的地点，组织换下武器的收集回运………为按时完成这些任务，当时位于南京新街口附近的中山东路后勤大楼（解放前是国民党的通讯大楼，又称美龄大楼，是当时南京为数不多的高楼之一）的第五层，夜夜灯火通明，连续了一个多月，引起了不少南京市民的好奇。这第五层楼，便是我们军械部的办公室。那时全部上下，尤其是我们搞调拨工作的同志，整日整夜连续工作，实在睏了，就靠在办公桌上打个盹，一日三餐均由炊事人员送上楼。最后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

由于中央决策及时、有力，各军区调动部队迅速，布防严密，很快粉碎了国民党军侵犯东南沿海的企图。

东南沿海紧急战备于1962年10结束。1963年初，军区军械部要召开全区军械工作会议。会前，军械部副部长官范九交代我一项任务：将东南沿海紧急战备时的军械保障工作作一个总结，写一份专题报告，以便给与会的各军、师军械部门的负责人交流、讨论、学习。

领受任务后，我加班加点，汇集资料，归纳梳理，花了近10天时间，终于写出了一份《由正常战备转入紧急战备时节的军械保障工作》。这个材料经领导审阅并交后勤部文印室打印后，发给会上交流的同时，报送给了总后勤部军械部。总后勤部军械部领导审阅过这个材料后，十分重视，特地责令办公室翻印后转发给了各大军区、空军后勤部军械部、海军装备修理部和公安部队后勤军械处。转发时还发了一封信（[63]总后械计发字467号），并将这封信单独发给了我们。

后来，部长办公室的秘书王沧平特地告诉我一个情况：“你写的那个《由正常战备转入紧急战备时节的军械保障工作》，后勤部郭金林部长审阅后，在原稿上批注了`永久性保存绝密文件‘，所以这份原稿没有退回来，而是直接交给保密室存档了。我们的文件都是由后勤部办公室的文印室打印的，重要文件要送部长或政委审阅签字后才能打印。文件性质分普通、机密、绝密、永久性保存绝密4类。普通、机密类文件的底稿是退回给我们的，绝密以上的文件底稿要交保密室存档，不再退给我们。我自到军械部工作以来，经手交印的材料中，绝密的不少，但永久性保存绝密的，只碰到过两份，一份就是你这次写的关于东南沿海紧急战备军械保障工作的材料，还有一份也是你写的，就是去年付印的那份《十年军械装备工作总结》。”说着，他把一张纸条交给了我，说：“这是後勤部办公室孙疾生主任叫秘书送过来的，孙主任说，原件直接交保密室存档了，但郭金林部长写在原件上的一段评语，应该让军械部的同志知道一下，所以抄了一份转给你们。”

"小叉条"登大陈岛（上）

1955年1月，在时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的张爱萍统一指挥下，我军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于1月13日解放了一江山岛。一江山岛是国民党军盘踞的大陈岛的门户和前哨据点。门户打开，门内慌了。于是，国民党军怆惶撤离大陈岛。至2月25日，在美国海空军的掩护下，国民党军全部撤离了大陈岛。撤离时，还将岛上17000余居民也全部胁迫撤到了台湾。而且将岛上的房屋、庙宇、码头、渔船等等悉数破坏。

我军进驻大陈岛后，浙江温州地区也组织人员上岛，立即开始各项设施的重建。1956年1月，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向温州青年发出了“组织志愿垦荒队，开发建设大陈岛”的号召。随后首批227名青年响应号召登上大陈岛垦荒落户。

1960年11月12日，军区军械部指派我与杨家骏、尹均民、薛惠立4人，到大陈岛检查军械装备"七无"（无锈蚀、无损坏、无丢失、无事故、无待修品、无收发差错、配套无缺件）情况。

大陈岛是浙江沿海岛屿中离大陆距离最远的一个有驻军的岛屿。那天一早，我们从浙江黄岩的海门港乘上一艘小型登陆艇，迎着海浪直驶大陈。经过一江山岛后，海浪越来越大，从艇舱窗口向外眺望，随着艇身的颠簸，湛蓝的海水似在剧烈地上下翻腾。我回头望了望身边的三位，见他们都一声不响地低着头，闭着眼，有的还用双手捂着嘴，似要呕吐的样子，我知道他们都晕船了。我则依旧满有兴致地望着窗外，欣赏那无垠的海平面像跷跷板似不停甩动的奇观。

大陈岛由上大陈和下大陈两个姐妹岛组成。下大陈是大陈岛镇政府所在地，部队主要驻扎在上大陈。登陆艇在上大陈一个新建的码头靠岸后，我们上了岸先在候船室稍事歇息，消除一下晕船对身体的不适。坐下后，杨家骏、尹均民问我有没有晕船，我说沒有啊！他们感到有点惊讶，并要我介绍一下防止晕船的方法。我说，我哪有什么方法？只是从小锻炼出了较好的水性和不怕晕船的体质——

我的家乡北漍镇，四面临水，河道纵横，外出主要靠船，我乘惯了那种摇橹晃悠的小船。再是从小学会了游泳。我6岁那年的夏天，父亲带我到东青河游泳，下水后，他一把将我抱起，使劲把我抛到了河中心，急得我手脚慌乱地在水中挣扎扑腾，父亲望着我，鼓励我”不要怕，用劲游！"见我快要沉下去了，便一个猛子扎下水，窜到我身边将我托出水面。就这样反复了三四次，让我喝了几口水，便学会了那种"狗趴式“的游泳。父亲陪我游了一段时间后，见我能独自游到上百米了，便不再管我了。

学会游泳后，我的童年乐园中便增添了一片魅力无穷的天地。每到炎夏，几乎天天泡在河中。除了游泳，更多的是与一帮同龄伙伴玩水中游戏。那时的河水十分清澈，站在岸边可以清晰地看到河中的水草、游动的鱼虾、河底的碎砖杂物。我们常玩的游戏主要有两个。一是"捞铜钣“（铜钣即当时使用的铜币）：由一人将一枚铜钣扔到水中，然后大家纷纷潜到水底去捞，谁先捞到便由他扔铜钣。二是"水老鸦（鱼鹰）抓鱼“：由一人做"水老鸦“，其余都做"鱼“，“鱼”先潜入水中，然后“水老鸦”钻下水抓"鱼"，抓到谁，谁就做下一任“水老鸦”。由于我在水中像叉条鱼一样，较为灵活迅捷，“水老鸦”很难抓到我，所以大家给我起了个绰号“小叉条”。

当我在讲小时候玩水的“山海经"时，薛惠立打断了我的话，向杨家骏、尹均民（他们两人刚到军械部）讲了一个关于我冬天玩水的故事：“今年1月初，我们去白果山农场（军械部为解决3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吃菜问题组织机关人员开垦的农场）种菜时，金蔚然与朱祖宱两人挑战了起来。农场里有一个很深的水塘。金蔚然说，小时候遇到这种水塘，总是喜欢跳进去玩一下。不料，旁边的朱祖宱一听，来了个激将法，对金蔚然说：`你现在敢跳下去吗？'，`敢呀！我真跳下去了，你怎么办？'，朱祖宱说`我也跳下去呗！‘不料，金蔚然马上把衣服一脱，只穿一条裤衩，噗嗵一下便跳入了池塘，钻进了冰冷的水里。这朱祖宱也是一条敢说敢做的硬汉，真的也脱掉衣服跳入了池塘。后来，金蔚然老婆许玉英和朱祖宱老婆史久芳知道了这件事，都把自己的丈夫狠狠批评了一通。”薛惠立讲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起来，几乎把晕船带来的疲惫一扫而光。

“小叉条”上大陈岛（下）

在码头歇息片刻后，我们一行4人便沿一条环岛的简易公路走向部队驻地。一路上，迎着稍带潮气的海风，四顾海岛周围景色。眼前一碧万里的浩瀚海水连接天际，天光海色浑然相融；海浪一排接一排地扑打着岸边的礁石，激起一簇簇雪白的浪花；紧挨着岛岸的海水中，长满了葱绿色的草本植物，茂密成带，绵延不绝，仔细看去，竟然全是野生的水仙花。这使我们开了眼界，长了知识，有人发出了赞叹：“啊！原来水仙花是长在海水里的野花！”。

由于国民党军撤走时的疯狂破坏和居民被裹挟迁台，虽经我们军民上岛后四五年的建设，已将疮痍基本消除，但途中还能见到一些断垣残壁。

我们驻岛部队的营房是部队自己动手新建的，一排排不怎么高的平房看上去较为简陋，但很结实牢固，可以抵御强台风的袭击。岛上甚是潮湿，海水蒸发出的雾气中含有盐分，沾到身上黏乎不爽。一些连排干部宿舍里书架上的书籍和簿子，凡是有浆糊、胶水装订的地方都起了青黑色的霉点。在这样的气候环境中，要让武器装备保持“无锈蚀”等等，是较为困难的。然而，这里驻岛部队的干部战士对武器装备的管理、保养非常重视，把武器装备视作自己的眼睛和生命一样悉心爱护。尽管我们检查得较为严格仔细，几乎每支枪每门炮都从外到里检查了一遍，枪膛炮腔都用返光透亮的方法察看过，却没有发现生锈腐蚀等情况。

从大陈岛返回后，我们又去洞头岛、南麂岛等地检查了一下驻岛部队武器装备的管理情况。

12中旬回到南京后，领导上要我将历次去部队检查武器装备管理工作的情况写一个总结性材料。写好后，在年终召开的全区军械工作座谈会上，印发给了与会人员。会后，将会议情况和材料中的主要内容写了一篇会议报道《南京部队涌现大批军械七无单位》和一篇通讯《爱护武器诗话》，先后发给了《解放军报》社。不久，这两篇稿子都刊登了出来，起到了一定的宣传推广作用。

“小炉匠”（上）

在1960年底召开的南京军区军械工作座谈会上，各部队与会代表，在肯定军械部对部队军械装备管理工作抓得紧、抓出了成效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和意见，其中主要的意见是，查得多、指导多，现场帮助解决问题少。有时查出了问题，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还是丢给了基层。尤其是一些海岛部队反映，他们那里部队分散，一个岛一个小单位，没有修械所，一支枪、一门炮坏了，都要送到陆上的修械所或修械厂修理，下岛上岛、海上运输，要花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

会后，部里根据部队反映的意见，决定改变以往那种以检查为主的工作方法，做到检查与解决问题相结合，检查中发现问题后，尽可能做到现场解决。为了要做到这一点，部里从部队修械所等单位，精选了张新璞、张声传等几位技术精湛、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到机关任职，同时通知直属军械修理厂，组织几位技术工人准备好一些必要的工具，随时待命，与军械部检查组一起下部队、上海岛。

1961年4月下旬，部里组织了一个由机关干部和修械厂技术工人参加的检查组，到舟嵊要塞区的一些海岛部队检查武器装备，任务是既要全面检查武器装备是否处于良好状态，又要尽可能在现场帮助部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检查组出发前，时任军械部副部长的宫范九对大家说：“海岛上的火炮，以往要修理时，都要送到后方修械厂来，这对部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这次你们上岛，如果发现有待修的火炮，你们要尽量在现场把它修好。这是一次尝试，如果能够成功，这对部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帮助。”

经过20多天的努力，检查组顺利完成了任务，在现场修好了4门火炮和一批轻武器。返回后，1961年5月30日的《人民前线》报上，刊登了我写的一篇短消息《上岛修炮》。随后，我又将这篇短消息的意义提炼出来，升华了一下，写了一篇题为《一查二帮》的小评论，发给了《解放军报》。不久，《解放军报》便将这篇评论发表了。

“小炉匠”（中）

上岛修炮取得成效后，副部长宫范九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一个小结会。会上，他听了大家的发言后，在归纳大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下一步打算。他说：以前到部队检查时，大多是从各科室抽调人员组成综合性的检查组，下部队后对武器弹药作一般性的全面检查，往往是走马观花地看看摸摸、指指点点，看上去气势不小，实际问题却解决不多。现在看来，检查武器后必须解决修理问题；弹药一般不存在修理问题，保管得好就没有问题，保管不好，受了潮，只得报废处理。为此，以后去部队，要以武器科为主，武器科现在有了张新璞、张声传等几位修理工出身的能工巧匠，去部队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弹药科的工作重点则要放在二三线的弹药仓库上，确保把弹药保管好，绝不能让受潮了的弹药发到部队去。接着，他走到我的面前，说：“金蔚然，你是统计调拨科的，但你担负有编写年终工作总结和一些专题总结的任务，你要尽可能与武器科的同志一起下部队，这样可以抓到一些鲜活、典型的素材，既为写好总结积累资料，也便于给报刊写通讯报道，你是《解放军报》和《人民前线》报的老通讯员嘛！“

自此，从1961年到1963年，我多次跟武器科的同志到部队“一查二帮”，尔后又进一步做到“一查二帮三学四传”，即是在检查工作、帮助部队解决问题的同时，向部队学习好的作风和经验，给部队传授武器装备的保管保养常识。下部队结束，返回机关后，我便将一些典型事例写成新闻报道，发给《人民前线》、《解放军报》、《军械》杂志等报刊。

全军从1961年开始，开展了创“四好”连队的运动。“四好"的内容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后来发展到各单位各部门都要创“四好”，对于机关来说，“军事训练好”则改成为“服务基层好”。

1962年底，军区后勤部要求军械部上报一个评比“四好部”的材料。这一任务最终落到了我肩上。由于这几年我到部队去得多，收集的素材较为丰富，写起来还算得心应手，材料中以数据、事实、典型说话，没有什么虚话空话，也没有什么口号式的豪言壮语，只是将下部队一查二帮的同志形象化地比作了”小炉匠“。

材料上报后，后勤部领导看了甚为满意，并在材料上签了“建议评为四好部，呈请军区党委审批”的批语。

不久，经军区党委批准，军械部被评为"四好部”，成为全军区唯一的一个评上"四好”的部级单位。

1964年3月27日出版的《人民前线》报上，用半个版面刊登了一篇题为《为连队全心全意——军区后勤部军械部先进事迹集锦》。《集锦》中用6个小标题报道了6个方面的内容：”一个不完全的统计"、"首长下马栽花”、"甘当革命的`小炉匠‘ ”、"一查二帮三学四传"、"不推不拖不冷"、”下连五大好“。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是从我们上报的评比"四好部“的材料中摘录出来的。

”小炉匠”（下1）

南京军区军械部深入基层“一查二帮”、评为"四好部”等新闻报道在军报上陆续刊出后，引起了有关领导和《解放军报》社的关注。1964年4月初，《解放军报》社派了马真划、蒋乃修两位记者到军械部采访。先是由宫范九副部长与我一起接待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近几年机关改进作风、深入部队一查二帮等情况，随后又召开了几个座谈会，由各科室下过部队的同志接受他们的采访。两位记者听了我们的介绍和看了我们提供的一些资料后，说是准备以南京军械部为实例，写一篇《机关创"四好”的正确道路》的新闻报道。

数天后，马、蒋两位记者又来部里，将写好的稿子给我们过目。宫范九副部长看后，认为不太行；我看后，也觉得有点问题，特别是不少地方有些夸张。文章登出后是要给部队看的，我们的工作都与基层有关，必须要基层认可才行，如果事实夸张了，会造成不良影响。最后，宫副部长对两位记者说：“这样吧，请你们把稿子拿回去再改一改，最好选择几个部队去采访一下，请部队的同志对我们的工作作些客观评介。另外，我叫金蔚然也写一个稿子，下次碰头时交给你们作参考。”

记者走后，宫副部长限我在3天时间内，写出一篇稿子来，内容要实在，空话不要说。

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关门写稿，3天后完成了宫副部长交代的任务。稿子写好了，对两位记者原来起的那个标题《机关创"四好“的正确道路》，我觉得太一般化、共性化、概念化，凡是评上"四好”的机关，都可套用这样的标题，没有将我们军械部创"四好”的独特之处反映出来。标题应该尽可能做到特色化、个性化、形象化。但为了尊重两位记者起见，我没有去更改那个标题，我想，反正还有报社编辑、总编等会把关的。不过，在正文中，我按内容分段时，插入了两个小标题。第一部分的标题是：身在机关心向连队，甘当革命的小炉匠。第二部分的标题是：脚踏实地下马栽花，一查二帮三学四传。

4天后，马、蒋两位记者又来部里，将修改后的稿子给宫副部长过目，同时将我写的稿子拿了过去。宫副部长要求他们将两篇稿子综合一下，取长补短。

1964年4月24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南京军械部干部甘当“小炉匠”》的报道，并配了一幅军械部干部挑着工具箱上岛修枪修炮的图片，还配发了一篇《发扬"小炉匠”精神》的短评。这组报道几乎占了头版半个版面。

“小炉匠”（下2）

《南京军械部干部甘当“小炉匠”》的报道在《解放军报》见报后，部里同志无不欢欣鼓舞。但我在高兴之余，却预感到，文章做大了，事儿便多了，接下来要更加繁忙了。

不出所料，自从报纸刊登了那篇报道起，忙碌的事接踵而至，直至要动员机关干部的家属也出来加班加点。

见报的第二天，后勤部部长郭金林和政委王文模来到军械部，一方面看望大家，鼓励大家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同时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正在上海视察的许世友司令员得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军械部的事迹后，很是高兴，已委托杜平政委来军械部看望大家并召开现场会。郭部长还告诉大家，上次给军械部记集体三等功，也是许司令员看了你们上报的"四好”材料后提出来的。

4月27日上午，军区杜平政委与各机关的10多位领导同志一起来到后勤大楼，在七楼会议室召开现场会。会上，由宫范九副部长介绍了机关创"四好”的情况后，杜平政委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军区各机关学习、推广军械部的经验，改进工作作风，面向基层，扎实有效地为基层服务。

不几天，《新华日报》社政法组的编辑刘峥，在后勤政治部宣传科新闻干事樊俊民陪同下，来军械部采访。过了几天，《新华日报》便在"学习解放军，加强革命化”的专版上，刊登了题为《军械部全心全意为连队服务》的长篇报道，并配发了《向军械部学习》的本报评论员文章。

总后勤部的《后勤》杂志社，从北京来电约稿，要求以部领导的名义在杂志上发表一篇介绍工作经验的文章。宫副部长又将这一稿件的起草任务交给了我。经过加班加点，由我起草了一篇《做好军械物资“七无”工作的体会》，经宫副部长审阅同意后，以“宫范九”的名义，发了出去。不久，这篇长达两千多字的文章便在第151期的《后勤》杂志上刊登了出来。

济南军区军械部、武汉军区空军军械处等兄弟单位的同志相继前来参观、取经。一些接待工作虽然有专人操办，但向他们介绍情况、经验时，往往要叫我去参加一下。

当年，空军是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集体。南京军械部继评上"四好部“、荣获集体三等功后，也评上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为此，军区的一些宣传部门便提出了"远学空军，近学军械部"的口号。于是，到我们机关参观大院环境、家属宿舍、食堂、厨房等（属于"生活管理好“）的单位也络绎不绝。为应对这些参观，部里召开干部家属会议，作紧急动员，限时要求搞好室内外卫生，做到家家窗明几净，整洁有序，管理人员来检查时，戴了白手套上上下下、旮旮旯旯都要摸不到灰尘，公用厨房间里各家的煤球炉要摆放在一条线上，间距相等，炉门同向，地面无煤灰………为达到这样的要求，干部、家属齐动手，通宵达旦搞卫生。

军区政治部决定，要在军人俱乐部举办"南京军区创`四好'成果展览“。展览中要有军械部机关创"四好“的内容。并通知军械部要派一专人到俱乐部，与那里的宣传干部、摄影师、画师一起，研究展览提纲和版面安排等等。部里指定我去。其间，我除了编写前言和16个版面的文字说明外，还得陪同摄影师回到部里，像导演似的选择场所、邀集人员，补拍一些能体现创"四好”的照片；并要与画师研究图片构思，这些图片主要反映机关干部下部队服务的情景，因当时没有摄影纪录，如再去部队补拍，已来不及，也不现实，只得由我回忆当时的场景等情况后，请画师画出来。这个展览从筹备到布置完成，前前后后搞了两个多月，我也为此加班加点忙了两个多月。

（以下是布置创"四好“展览时，补拍的部分照片）

张昌龙部长作创"四好“动员报告

坚持读报制度

切磋珠算基本功

按时出版黑板报，表扬先进鼓干劲

下班途中

去农村"四清” 差点闯大祸（1）

1965年8月17日，毛主席在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的一份《关于学员参加农村社教的体会报告》上写的批语中，要求全军干部（除年纪大和体弱者外）两年内分4期，每期半年，都要到地方参加社教工作。这一批语发出后，全军积极响应，迅即行动。我们南京军区机关及驻宁军事院校、直属单位纷纷抽调干部组成社教工作队（也称"四清"工作队）到农村参加社教工作。我参加了第一期工作队。

9月1日晚上，各单位第一期社教工作队员到山西路军人俱乐部露天剧场集中，举行动员大会。会上，杜平政委和许世友司令员先后作了动员讲话和指示，向大家提出了具体要求。杜政委要求我们做到"三要三不、两个学习、两个团结。"

"三要三不"是：要自觉愉快地参加，不要觉得是被迫的；要发扬光荣传统，做好事，不要做坏事；要在地方党委和社教工作团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工作，尤其要把民兵工作做好，不要作客。

“两个学习”是：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地方干部学习。

"两个团结”是：搞好军政团结、军民团结。

许司令员要求大家做到四点：一、只准做好，不准做坏；二、向地方同志学习，要特别虚心地学，把好经验学到手；三、一定要好好锻炼思想、锻炼身体；四、要互通情报，互相交流经验。

9月2日上午，全体社教工作队员到长江路人民大会堂听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作报告，介绍江苏省农村开展社教工作的情况。

9月3日下午，到军事学院礼堂听安徽省委宣传部江副部长介绍安徽六安地区的社教情况和经验。介绍中提到，"四清"（政治、思想、组织、经济清）前，公社干部下乡夹着包，大队干部下乡叉着腰，生产队干部下地扛着锹。"四清"后基本上都参加劳动了。

9月4日，江苏省副省长欧阳惠林向我介绍了句容县社教的情况和经验。他说："四不清干部最怕开除党籍，他们说：“撤职不出党，上级来培养，过了两三年，再把干部当。”欧阳副省长讲话结束后，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苏省军区政委江渭清作了指示。他说：“你们参加这个运动，学习艰苦，工作艰苦，生活艰苦，劳动艰苦，大家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主要是要靠自己经常学习毛主席指示，学习二十三条，要结合实践学习。离开实践学，越学越笨拙，越学越糊涂；结合实践学，越学越聰明，越学越清醒。”

在各级领导向我们参加农村社教工作的干部作动员、提要求、介绍情况的同时，军区机关干部家属委员会则召集干部家属开会，由田普等几位负责人对她们作动员，要求她们积极支持、鼓励自己丈夫参加农村"四清”。

9月7日，各社教工作队纷纷出发，分赴安徽、江苏各地农村。我们部里第一期参加的15人，组成一个工作队，由副部长张友天带领，奔赴安徽芜湖地区宣城县夏渡公社夏渡大队。我被分在夏渡大队的汤村生产队。当时，每个生产队只分配一个工作队员，一个工作队员就是代表一个工作组。由于下去时要听取地区、县、公社、大队层层介绍情况，所以真正到生产队时，已经是9日20日了。

去农村"四清" 差点闯大祸（2）

9月20日，在夏渡大队吃过早饭后，我迎着朝阳，挑起行李（部队行军时背个背包就行，这次到农村，要过个冬天，棉军装、棉被以及竹壳子热水瓶、洗脸盆等等生活用品都要带，而且还要带上毛主席著作、工作手册等学习材料和文具用品，所以只得用扁担挑了），沿着田埂小道，一路向汤村走去。

上午10点光景，快到村头，见两个年轻小伙光着膀子，在水塘里筑坝，我将行李往地上一撂，脱下上装和外裤，扑通跳进水塘，与他俩一道干了起来。他们挖土垒土，我用木槌将土夯实，一边夯土一边与他们攀谈，不一会儿，便相互熟识了。他俩都是共青团员、民兵。我请他们做参谋，说说住哪一家合适。他们说：队里听说工作组要来，已将住的地方安排好了，住队屋（生产队的倉库）里。"不成，要住贫下中农家里。”我斩钉截铁地说。就在这时，生产队长范兴保来了。大家收工上岸，上岸前，我潜入水中，将夯土时溅到脸上身上的泥浆洗了个干净。范兴保把队里18户人家的情况逐一向我介绍了一下，根据他介绍的情况，我提出要住冯大妈家。范兴保一听，摇摇头说：“不行、不行！这家不能住呀！”我问：“为什么？”他说：“冯大妈虽然是贫农，可是她是个瞎老太，一只眼睛全瞎，另一只眼睛也看不太清的，她家两间茅草土屋，里面既住她一个人，又养1头猪和10多只鸡，不但挤，而且猪粪鸡屎都在屋里，又脏又臭………”范兴保的这些理由，在我看来都不能成为我不能居住的依据。我问范兴保：“冯大妈现在在家吗？”他朝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一指：“呶！就在那边山坡上。”

我走到山坡上，找到了冯大妈。她正在割山草，我一把将她手中的镰刀拿了过来，一边割草一边说：“大妈，我是四清工作组的，要在你们汤村住下，打算住在你家。”大妈一听，直摇头，说：“我家养猪又养鸡，又脏又臭，你们干部住不来的。”“我是当兵的，什么地方都能住得来，你能住，我也能住，你把我当作儿子看待就行了。”大妈抝不过我，终于同意了。

冯大妈把我领到了她家，这是两小间通体的土墙茅屋，屋内东边砌有一只土灶，灶边一只小水缸，灶前靠南墙摆有一张小饭桌，两张木凳；西边靠南墙搭了一张单人木床，张挂在床上的一顶已经发黑的蚊帐缝满了补丁。一头黑毛猪躺在西北角的草窝里，紧挨猪窝放了一只大鸡笼，猪窝里的猪粪和鸡笼里的鸡屎留有不少，它们散发出的气味的确冲鼻难闻。靠北墙中间，有一只倒扣在陶盆里的甏，陶盆里放满了水，我估计这甏里放的是咸菜。正当我放下行李后在察看土屋里情况的时候，范兴保队长赶来了，问我：“怎么样？”我说：“行啊！就这样定了，住这里。”

随后，队里弄来了两张木长凳，一块门板。我将它们靠近鸡笼的旁边一搁，搭成了一张单人床。搭好床，将行李往床板上一放，便寻来一把掃帚和一只竹编的畚箕，首先将猪窝里的猪粪和鸡窝里的鸡屎，逐一扫出来，倒到门外场边的粪堆上，接着将屋里地面、墙角的垃圾扫了遍。当我在屋内打扫卫生的时候，冯大妈则在忙着烧中午饭，她舀了一勺米到水塘去淘洗的时候，我看了看灶台，发现灶台上有一块发了黑的毛巾，再细细看了看屋内，却没有发现第二块毛巾，感到有些奇怪。大妈淘米回屋后，我指着那块发了黑的毛巾问大妈：“这块毛巾派啥用的？”大妈说：“我洗脸、擦灶台、擦桌子、擦碗用的。”我一听，着实怔了一下，赶紧打开行李，拿出一块新的白毛巾给她，说：“大妈，这块毛巾送给你洗脸用，以后不要再用擦灶台的毛巾洗脸了啊！”说罢，我将毛巾往大妈手里一塞，然后拿起灶台上的那块黑毛巾，转身到挎包里拿出一块肥皂，跨出门，匆匆走到水塘边，将毛巾搓洗了好几遍，直至捏上去无油腻感，闻上去无异味。

回到屋里，大妈已把饭煮好。我取出自带的搪瓷碗和筷子，从锅里盛了一碗饭，放到饭桌上后，见大妈要去搬动那只咸菜甏，我赶紧走过去，“大妈，你年纪大了，这甏我来搬。”说着，我双手托起甏，将甏口翻了过来，拉出塞在甏口的一团柴草后，发现里面是红色的东西，哦！是辣酱，辣酱里有不少白色的小点，仔细看去，这些小白点在蠕动，我顿时一个咯噔：“这不是蛆吗？”我将甏往地上一放，不知可否地停了停，“这能吃吗？”心里问了一下自己。“吃！蛆是高蛋白，有营养的。”于是，我接过大妈递过来的一只粗陶盆和一把搪瓷调羮，伸进甏里，挖了三调羹辣酱。

吃罢中午饭，我付给大妈1角5分钱，3两粮票。她起初不肯收，我说，这是我们四清工作队的规定，每天早饭8分钱，2两粮票；中饭和晚饭都是1角5分，3两粮票。你不能不收的，我要常住下去呐。

去农村"四清“ 差点闯大祸（3）

按照四清工作队的部署，到生产队住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全队社员宣讲"23"条（"23“条是1965年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简称）。

汤村位于宣城县（今宣城市）南端，属于丘陵地带，处于宁国、广德等县山区的北缘。全村18户人家，散居于4个自然村，最少的一地仅住一户，是夏渡大队中居住最分散的一个生产队。几个自然村之间相距两三里路，由崎岖曲折的田埂及一座用三根铁轨搭成的小桥相连。村上尚未通电，夜间走路，晴夜借月光，黑夜靠手电筒。晚上集中召开社员大会是不适宜的。村中有种水稻的平地，有种玉米、地瓜的山坡，还有种荸荠、菱藕的水塘。当时正值农忙时节，水稻要车水灌漑，红花草要翻土播种，玉米、地瓜、荸荠、菱藕等要收挖。如果白天召集大家开会，也不妥当。为不影响生产，我便采用边劳动边讲解的办法宣讲"23"条。每天与社员一起下地劳动，或翻地，或车水，或挖藕。趁劳动间隙休息时，抓紧时间宣讲"23“条，把"23"送到田头、场边、塘畔。采用这个办法后，前后用了3天时间，终于把"23“条讲解结束。社员反映还算不错，说这样既没有耽误农时，又不影响大家晚上休息。

将"23“条宣讲结束后，便按照工作队的统一部署开展"四清"，这期间，基本上是白天参加劳动，晚上进行查账、家访、召开"四清“小组会等等。

在与社员一起生活、劳动的过程中，发现农民群众尤其是年轻人都很喜爱文化娱乐活动，他们要求我教唱歌曲，于是，从进村后的第二周开始，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后，便集合一些青年社员（大多是基干民兵），先做一些简单的队列动作后，便教唱歌曲，先后教唱了《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三八作风歌》、《人民军队忠于党》、《社员都是向阳花》、《不忙阶级苦》、《贫下中农一条心》等等。这些歌，大家都很喜欢，唱起来都较入神动情，唱《不忙阶级苦》时，唱到"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时，有的社员尤其是女社员会当即流出眼泪来。

另外，按照《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曲谱，我编了一个《汤村是个好地方》的歌，也教大家唱会了。歌词是：“汤村是个好地方，青山绿水稻花香，生产大发展呀哈！生产大发展呀哈！一年更比一年强；汤村是个好地方，贫下中农把家当，集体力量大呀哈！集体力量大呀哈！支援国家多打粮；汤村是个好地方，社员意志坚如钢，大种红花草呀哈！大种红花草呀哈！明年登上高产榜。”这歌顺口、好学，又比较好听，而且唱的是本村的事，所以唱开以后，大家在田间劳动时，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哼起来。

去农村“四清” 差点闯大祸（4）

10月24日，我从冯大妈家搬到了窪子湾（汤村生产队的另一个自然村），住在贫农社员龚大升家的一间约6平方米的草屋里，这屋原来是龚大升用来放农具的。冯大妈当时不让我走，我向她作了一番解释：现在"四清"已进入清经济阶段，我要找队里一些干部了解情况，个别谈话，还要听社员反映情况、检举揭发。住到大升家那个小屋里去便于工作，这也是上面四清工作队的要求。住到那里后，吃饭也就在大升家吃了。

清经济开始后，一些社员陆续向我反映情况。根据社员反映的情况，结合查看生产队的账目，察觉生产队长和保管员的问题比较多。其中较大的一笔是，生产队长范兴保于1964年将队里一批稻种卖给王村后，钱款没有入账。为此，我找范兴保单独进行了谈话，要他自己主动“洗手洗澡”，把一些问题讲清楚。他起初姿态似乎不错，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占用了队里一张芦席；二是曾以生产队的名义到附近部队农场要来一批山芋秧，其中有三百多棵插到了自家的自留地里。我请他再想想，有没有别的问题了。他直摇头，说：“没有了，保证没有了！”我接着问：“据了解，你们队里每年都有不少多余的稻种，你们怎么处理的？” “都卖给了邻近的卫村、余庄、范塘村等。” “有没有卖给王村？” “以前有没有我不知道，反正在我手里没有卖过。”我寻思，点到这里，你还不肯说实话，看来只有用真凭实据来说话了。

第二天，我赶到王村，与那里的四清工作队员杜勋成一起，到村会计那里查看1964年的账目和单据，终于找到了一张由范兴保亲笔写的并签了字的收据，收据上写得明白：“今收到王村生产队付给稻种款23元。”收款人是范兴保，收款日期是1964年12月14日。我给王村的会计写了一张借用这张收据的收据，然后将那张收据带了回来。

从王村回来后，当天晚上便召开由四清小组、贫协小组和队委会成员等参加的会议，请队长范兴保和保管员傅国明在会上谈经手队里财物的情况，要求他们把“不清”的问题向大家交代清楚。范兴保在会上仍然只说了一张芦席和300多棵山芋秧的事，只字不谈私吞稻种款的问题。当他一讲完，我马上单刀直入地点了一下：“你有没有私卖队里的稻种？”他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把右手掌在颈脖上一划，气急败坏地大声说：“如果有这事，你们杀了我！”这时全场鸦雀无声。我慢慢站起身，先将他横架在脖子上的手拉了下来，然后从挎包里取出一叠纸，从中找出那张收据，朝桌子上一放，摊了开来，说：“请范队长，也请在坐的大家看，这是什么？”在几盏煤油灯的照亮下，大家看了个明白。这时，范兴保才不得不低下头，一声不吭了。由于见我从挎包里取出收据时有一叠纸，范兴保、傅国明有点摸不着底细，在作贼心虚的情况下，终于交代了一些问题，有的问题是我还没有掌握的。

去农村"四清” 差点闯大祸（5）

11月4日，我在龚大升家吃晚饭。民兵范修道来报告：村的东南方向朱家山旁刚才落下了一颗信号弹。我听后，马上召集8个基干民兵，一起上山，搜索了将近两个小时，没有发现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赶往夏渡大队大队部，向四清工作队队长、军械部副部长张友夫汇报了昨晚发生的事。他说，他已知道这一情况，并接到了军区的通报，近期在宁国、广德、泾县一带山区有国民党空降特务活动的迹象，军区已对那里的驻军和民兵作了部署。他要求各村四清工作队员和民兵也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并已派人到就近军械仓库借调一些枪支弹药发给靠近山区的四清工作队员。

11月7日，军械部弹药科助理员周生余奉张友夫副部长之命，来到汤村，发给我一支勃朗宁手枪和10发子弹。自此，我出门时，一直将这支比利时造的轻巧精致的手枪别在腰间。不过，从未告知队里任何人，也从不让社员发觉。

12月6日清晨5点多钟，我习惯性地起了床，迎着微熹，独自走到窪子湾东边的山坡上，进入一片竹林散步。忽然，一阵“啪！啪！啪！”的声音从竹林深处传来。我疾步轻声，朝响声方向走去。不一会，透过蒙蒙眬眬的林间空隙，见七八米外有个人在举斧弓腰砍竹子，地上已堆有一些已砍下的毛竹。我继续向他走去，脚步轻轻。他集中精力砍竹，没有发现我。在离他还有四五米的地方，我停下脚步，悄无声息地闪在两根粗毛竹的后面，从缝隙间定睛细瞧，那是一个30开外的汉子，身体壮实，看上去不是汤村的。我从腰间拔出勃朗宁，将套筒向后一拉，将一颗子弹送上了膛。我思量着，若是个外村社员来偷砍几根毛竹，仅属小偷，不能举枪，但必须教育他一番，让他停手；如若不听劝说，甚至欲举斧行兇，那我就必须举枪自卫。主意定后，我从毛竹间走了出来，双手背着，对他大喝一声：“喂！你是哪个村的？怎么可以偷砍集体的毛竹，快住手！”骤然听我这么一喝，他一个突兀，立即站了起来。但他并没有走，而是站着不动，右手攥紧了斧头，两眼直楞楞地瞪着我，似有见机行兇的意图。于是，我倏地将靠在背后的右手抽甩出来，举着枪对他说：“你想干什么！”他见状，急速转身，拔脚从林子里逃遁了。我走到他砍竹的地方一看，已砍下8根碗口粗的毛竹。

回到窪子湾后，我给龚大升和住在窪子湾的汤村生产队副队长傅正才讲了刚才遇到的情况，并要他们与我一起去竹林里将那8根毛竹扛回来放到队部仓库里去。傅正才说：“邻村人到这边来偷砍竹子不止一次了，一般我们是派两三个民兵一起到山林兜巡的，你一个人去那里有危险的啊！”我说：“他看到我穿着军装，是个当兵的，不知底细，便掉转屁股跑了。”

去农村“四清” 差点闯大祸（6）

时近1965年年末，“四清”已到结尾阶段。12月22日，四清工作队来通知，要我在24日撒离汤村，到大队部集中，进行总结，然后回部。

离开汤村前，我挨家挨户上门告别。冯大妈听说我要走了，将自己种的山芋经过一番加工后，做成了滑糯透明的淀粉圆子，一定要我到她家里吃。这种山芋圆子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吃到。我将一只竹壳热水瓶、两条毛巾、一块肥皂留下来，送给了她。

自从10月份我从冯大妈家搬到窪子湾龚大升家放农具的小茅屋住下后，就再未搬动过。这小茅屋仅6平方米，靠对门的土墙搭了一张小床，床前摆了一张小木桌，写材料时，我将床沿作凳。木桌对面放有一张木条凳是供来人坐的。

23日晚上睡觉前，想到明天到大队部集中时要将手枪和子弹交回了，便坐在床沿上，靠着桌子，取出手枪，卸下弹夾，擦拭起来。当我擦拭完毕，装上弹夾，准备扣扳机试枪时，生产队副队长傅正才突然推门进来，在我对面的木条凳上坐下。由于我们平时养成了"枪口不对人”的习惯，当傅正才在我对面坐下时，我握枪的手条件反射似地向左一弯，手腕弯时，扳机扣下，“砰！”的一响，一颗子弹射向土墙，土墙被穿了一个洞。顿时，我吓得发呆，傅正才也惊出了一身冷汗，要不是我将枪口快速转向，这子弹肯定会射进他的胸膛。

两人面面相觑，一时无言以对。傅正才今晚是来与我作送别聊天的，不料遇到了这一情况。我定了定神，回思擦枪操作过程：“装上弹夾后，没有拉动套筒呀，怎么枪膛里有子弹呢？……”想着想着，我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哦！原来问题出在那天。”傅正才听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那天？怎么一回事？”于是我将12月6日早晨在山林中遇到有人偷伐毛竹一事的前前后后讲给了他听：

自从发现附近山区有国民党空降特务活动的迹象后，我身上一直佩带有手枪。那天早晨在山林里发现有人在偷砍毛竹时，为提防他持斧行兇，我将手枪上了子弹。他见我有枪，，才转身逃跑；否则，我赤手空拳是斗不过他的。他走后，我本想将进膛的子弹马上退出来，但考虑到，一、会不会再碰到什么须要防范的情况；二、早晨林中光线黯淡，地面杂草丛生，退子弹时如果掉落在地上，很难寻找，所以没有退。后来忙于"四清"结尾和民兵训练，便把子弹退膛的事忘了。刚才试枪时打出的那颗子就是那天上膛的子弹。说罢，两人都长吁了一口气：“哦！好险呀！”

我告诉傅正才：“我是军区军械部的，经常要去部队检查武器，接触枪的机会很多。部队有个严格的规定，持枪时，除了遇到敌人或必须自卫的时候，平时是绝对不能用枪口对人的。多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所以刚才你进来时，我便立即将枪口转了过去，否则，肯定会打到你身上，那我就闯下大祸了。”

12月24日早饭后，我背起行李要走了，村里一些干部、民兵、社员纷纷前来送行。冯大妈拎来10只鸡蛋，一定要我收下，我说我去大队开几天会，以后还要来的，才推托掉了。有8个老乡送了我一里多路，经再三劝说和致谢，才回去了6个；还有两个还是坚决要送，他俩是傅正才和他的祖母，我反复劝说还是不回，到了距汤村两里多路的一条大坝前，我停住了脚步，一定要他们返回，否则我就一直站在大坝上看坝，不走了。这时，他俩才答应返回，否则他们打算送我到大队部后才回去的。当时我想不通为什么傅正才和他年逾花甲的奶奶要送我这么多路，直至临别时听了傅奶奶说的一番话才明白了究竟，她说：“我孙子遇到你这个贵人了，昨天晚上你一枪把正才周围的妖魔鬼怪打跑了，正才今后有福了。”说罢，她连连向我道谢。她的这一番话，令我哭笑不得。而这次手枪走火的事，后来我每每想起，总还心有余悸呢！

战天斗地 战友情深（上）

1954年，南京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洪水，从当年6月份开始，暴雨、山洪、江潮，陆陆续续延续了近3个月。6月8日，八卦洲破圩；7月22日，燕子矶化工厂围堤溃决；8月11日，江心洲淹没，秦淮河、金川河、滁河水位猛涨，各处江堤、河圩受到严重威胁。面对这一严峻情势，南京市委、市政府组织动员全市人民投入抗洪抢险，南京军区指令驻宁部队和军区机关组织抢险队伍分赴抗洪第一线。我参加的军械部抢险队在市抗洪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先是到大校场飞机场抢险保圩，后又赶赴下关长江边固堤抗洪，前后战斗了一个多月，每天从早晨6点到傍晚6点，挖泥、装包、垒包。最紧张时挑灯夜战。大家在泥水中劳作，几乎天天成为泥人。

1957年10月，军区组织机关和驻宁军事院校800多名干部、学员到南京郊区农村支援秋收秋种。我们部共参加16人，组成军区司令部第七组，由弹药处王恒萃处长带领，于10月29日在下关军用码头乘轮渡到长江中的八卦洲外沙村五四一农业生产合作社，任务是拉犂耕地。那天到外沙村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看时间还早，大家放下背包后便下地劳动。9个人拉一张犂，1位当地老农在后面掌犂，我们8个人在前面拉。正当大家把纤绳套在肩膀上准备拉时，王恒萃处长忽然想起了什么，吩咐我："金蔚然，编个劳动号子，你领着喊一句，大家跟着哼一下，声音要响亮！”这时，大家才明白，几个人一起干拉犂、背纤等这类劳动活时，如果不声不响闷头干，一是步伐不会齐，二是劲头不会足。于是，我便遵命临场编起了号子，随想随喊：同志们呀，嗨呀！拉起了绳哪，吭唷！齐用力呀，嗨呀！使劲拉哪，吭唷！拉得稳呀，嗨呀！耕得深哪，吭唷！种庄稼呀，嗨呀！多打粮哪，吭唷！为人民呀，嗨呀！多出力哪，吭唷！为国家呀，嗨呀！多流汗哪，吭唷！………

村里耕牛少，8个人拉犁顶一头牛，拉一个来回便人人汗流浃背。我们通过这次亲身体验，深感农民劳动的辛苦，深觉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紧迫。

参加这次支农劳动，在我心中留下的另一个难以忘怀的感受是，我们的领队王恒萃同志，是一位被大家尊称为"弹药专家”的中校处长，他主动请缨到农村，与我们一起，以人代牛，天天汗流浃背地拉犂，这种鲜活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景，不仅国民党军队中见不到，就是在全世界各国军队中恐怕也不可能有啊！

南京紫金山东麓的马群地区，是北高南低的丘陵地带，这里没有任何水利设施，唯一一条被当地人称之为"母亲河“的百水河，九曲十八弯，千百年来常年流淌，既无蓄水功能，又无泄洪能力。解放前，马群虽然紧靠国民党首都，但从未搞过什么水利工程建设。每遇山洪暴发，便村毁田淹，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吃尽了苦头。

1957年，南京市政府决定在这里修建一座黄马水库，达到山洪来时能蓄洪，干旱时节能灌溉。这年年底，水库工程正式开工。南京军区和南京市府组织动员了数千军民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当时没有什么大型施工机械，全体军民用铁锹、钢钎、扁担、箩筐、手推车等工具，凭双手、肩膀，靠非凡的意志和耐力，冒严寒，战低温，风餐露宿，日夜奋战。施工工地上红旗招展，劳动号子响彻山谷、长空。军民之间，各劳动突击队之间，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我们军区机关也组织了一支由600多人组成的支援队伍，带了工具、帐篷等，到工地安营扎寨，投入水库建设。我也参加其间，劳动了20多天。白天，我们你追我赶地挖土、挑土、推车，时值寒冬腊月，呵气成雾，大家都脱下了棉军装干活，干不了多久便汗流浃背。夜间，我们每20个人挤睡在一个地上铺了稻草的帐篷里。第一天睡觉时，我与战友于文洲睡在帐篷门两边，一是忘了是冰冻天，再是怕汗湿了的鞋袜放在帐篷里有气味，便将鞋袜都放到了帐篷外。不料，第二天早晨起来，见鞋袜都被冻得梆梆硬，鞋子还可以凑付着穿，袜子已冻结成冰团，于是只得光着脚穿上冰冷的解放鞋上阵干活。

战天斗地 战友情深（下）

1968年冬天，为支援安徽省的水利工程建设，南京军区调派6538部队赴和县开挖石阳河，同时抽调一批机关干部到6538部队各连队，与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参加水利工程建设。我们后勤部机关有包括我在内的24名干部参加。

12月6日上午，我们24人乘渡轮从下关到浦口后，乘车于当天下午到了和县石阳镇6538部队驻地，分配在222团1营1连。我与卫生部的杨建章同志分在3排11班。

一到连队，就感觉到，与战士们在一起有一种朴实无间的亲切感，大家像亲兄弟一样，相互关怀，有事争着干。12月8日，星期天，大家休息，轮到我小值日，我早晨提前起床后，准备去伙房打开水洗碗，不料，班里夜间站岗的战士谢修友在换岗返回时已替我把开水打回来了。12月9日，开始挖河。起初，我们这些长期在机关执笔、打算盘的人臂力不如战士，甩泥巴甩不远。身旁的几位战士便叫我们先少甩点，由少到多逐步增加，不要一下子就一大块、一满锹，并教我们一些握锹、挥锹的要领。我们把他们当作老师，认真按照他们指点的要领去做，不到一个月，我们的臂力逐渐增强，挖土效率明显提高。与战士们一起生活劳动的过程，是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过程。我们这些干部在体力劳动、战术动作上差强人意，但在写作阅读、文体活动等方面则各有所长。有的干部带了京胡、笛子等乐器到连队，教大家唱当时流行的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等等；有的打篮球、打乒乓球是高手，便不时组织篮球、乒乓球比赛；有的能书擅画，便帮助连队将墙报、黑板报搞得丰富多彩。一时间，连队各方面的气氛热烈活跃，有力地鼓舞了大家施工劳动和学习、练兵的劲头。

那段时光，虽然挖河劳动和战术冬训等都甚辛苦，但大家在一起欢快劳动、操练的氛围中，往往忘记了劳累。原来我们在机关工作时，成天搞文牍、制图表、弄专题、编报表等等，都是一时难以完成的事，每天只是一个"逗号“，常常是日思了还得夜想，夜间睡不安稳。而到了连队，一天劳动、操练结束，便完成了一天的住务，每天都是"句号”，睡觉睡得香，常常一忽睏到起床号响。

下连劳动接近结束阶段。1969年1月31日，强冷空气南下，气温骤降，风雪交加，遍地冰冻。上午，排里学习《为人民服务》，本来是由后勤物资部的沈文深同志讲的，讲了不到半个小时，连部来电话叫他去研究老兵退伍的事，他临时叫我接下去讲。我接下去又讲了两个多小时。下午分班讨论。

2日1日，白天参加了全连半自动步枪实弹射击，卧姿有依托一百米固定靶，5发子弹打了42环，良好，不理想，但还是受到了连长的表扬，说这是下连干部中最好的成绩。可我想想还是深觉惭愧，我是军械部的，平时比别的部的干部弄枪摸弹的机会多得多，理应打得好一点。晚饭后，副排长施祖地通知我，连里要我明天住到连部去，协助文书写老兵退伍的材料。

2月2日早饭后，班长林常吾、副班长郑国贵等，争着把我的行李挑到了连部。到连部后，我便开始帮文书搞退伍兵登记表。不料，搞了约莫两个小时，突然嘴、鼻大量出血。指导员蔡锦龙见状，立即叫我停下工作，回南京看病，我不肯走，他非得要我马上走，并叫机械班发动了拖拉机，叫卫生员丁言民陪同我搭拖拉机到石阳镇后，乘长途汽车到和县。到和县时已是傍晚，当时我已不吐血了，便在和县招待所住下，准备明天去南京。到招待所时，遇到了一连的二排长，于是我与二排长、卫生员小丁一起住一个房间。住下后，当二排长和小丁去食堂买饭票准备吃晚饭时，我突然觉得喉咙口又有什么要出来，意识到又要吐血了，为避免吐在房间内，马上奔出去准备到厕所去吐，不料刚到房门口，便憋不住了，吐得门口雪地上一片鲜红，排水沟里血水直淌。这时惊动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和住所的征兵体检队同志。不一会儿，来了很多热心同志，他们叫我快躺下，不要动弹。一位招待所的同志端来了一盆温开水，用一块毛巾蘸湿后，轻轻地、一点一点地把我嘴角和鼻孔中的干血擦拭干净。傍晚，和县人民医院的两位医务人员赶来了，给我打了止血针，接着又送来了一副担架。我起身要跟他们走，他们说招待所离医院有两里多里路，无论如何不让我走动，一定要我躺在担架上。二排长、卫生员小丁和征兵体检队的同志在旁争着要为我抬担架。最后，是二排长、小丁和两位体检队的同志，一人一只角，抬起担架，跟随医务人员，把我抬到了医院。从招待所到和县人民医院，经过的大多是七曲八弯的街巷，当时天寒地冻，路上有积雪薄冰，滑遢难行。冬日的傍晚早已漆黑，街巷两边稀疏的路灯射出的黄光微弱黯淡，我躺在担架上，看不清抬担架同志的脸，但听得到他们都气喘吁吁，感觉到担架左右晃动得厉害，说明路很难走，他们抬得都很吃力，但都在坚持着。我心里很是感激，又觉得很愧疚，真是难为他们了，辛苦他们了。

我被抬到医院后，医生问我以往的病史，得知我10年前曾患过肺结核，便作了一番听诊后立即将我安排到了一间肺结核病人的病房里。病房里已有3位病友。当时的农村医院都是由病人自己带被子、枕头等用品到医院的。我被紧急送院，没有带被子等东西，只好借用招待所随担架抬来的被子、枕头。住下后，医生、护士便接连给我服雷米风、利眠灵等药，注射链霉素、维生素K3。二排长、卫生员小丁和医院的一位护士在我病床边陪护了好久。他们知道我还没有吃晚饭，而医院又没有饭了，那位护士便上街买了一碗小馄饨来送给我吃。直到见我要睡了，他们才离去。二排长和卫生员临走时，给医院关照了一下。

夜深了，电停了，一位护士点亮了蜡烛，步履轻轻地走进了病房，小声地唤醒我：“同志，给你打针。”她先给我打了一针链霉素，尔后又打了一针止血针（维生素K3）。时近子夜，天又下起鹅毛大雪，雪花随着寒风，簌簌地从窗缝钻进病房，病房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病友们都用被子紧裹着身子，蜷缩着睡觉。我由于出血过多，疲惫乏力，睡意已浓，打过针后，便很快睡着了。

第二天清早，天寒地冻，雪还在飘。一觉醒来，感觉好多了。同病房的病友给我送来了热水，叫我洗脸、服药。早饭喝了一碗稀饭，吃了一点咸菜。上午没事，没再吐血，也不咳嗽。医生来查房时，我对医生说，10年前我患浸润性肺结核时，并没有吐过血，见一些病友吐血时都有痰，而我这次吐血一点痰也没有，全都是鲜红的血，会不会是气管那里的血管受到冷空气刺激后破裂了。1949年冬天，我在北京军械学校学习时，一位叫李体正的同班战友，在冬天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一吐就是半痰盂，后来打止血针、服止血药后便止住了，血管愈合后便没有问题了。医生说：“这种情况可能是有的。”我说：“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可以出院了，现在连队正在搞老兵退伍和接收新兵的工作，忙得很，需要我要去帮忙。”听我这么一说，医生连连摆手：“那不行！至少还要观察三四天，即使血管愈合，不吐血了，也须鞏固一段时间。”随后，他又让护士给我打了一针止血针。

不料，下午4点钟左右，我又突然吐起血来，血流如注，嘴、鼻都直喷直冒。医生、护士连忙赶来，给我注射了一瓶脑垂体后叶素葡萄糖液，经过急救，终于一时止住了吐血。医院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和县人武部，人武部立即打电话报告了军区后勤部。后勤司令部值班人员立即向王子乔参谋长作了汇报。王参谋长当即决定：叫卫生部通知军区总医院派一辆救护车，由一名熟悉南京到安徽和县路况的驾驶员开车，配一名医生带上必要的急救药品，同时由军械派一位干部，一起乘车到和县人民医院接我。

我们12月6日从南京到安徽和县时，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建设尚在扫尾阶段，还未通车，因此，我们是先乘渡轮渡过长江到浦口后，乘卡车沿一条路况不佳的沙石路到和县的，前后花了4个多小时。12月29日，长江大桥公路桥正式通车了。也就是说，这次军区总医院的救护车到和县来接我（1969年2月3日），车子可以不经过轮渡，而是直接经长江大桥到和县，时间可以节省许多。所以，虽然路上有积雪和冰冻，救护车还是较快地在晚上7点多钟就到达和县人民医院。到达后，随车来的军区总医院彭伟生医生立即向和县医院医生了解了我的病情和治疗情况，给我量了血压，并注射了止血药；随车来的我的战友、军械部助理员李信速同志为我办好了和县医院的出院手续，然后带我连夜返宁。离开和县医院时，我向为救治我而忙碌了两天的几位医务人员噙眼敬礼，表示深深感谢。途经和县招待所时，我托李信速同志将我住院时借用的被子、枕头还给了招待所，并向他们致谢。深夜11点钟到了南京军区总医院，住进了14病区。

住下后，经过各项检查和医生会诊，确诊是支气管内膜结核造成肺血管破裂。之后通过对症下药治疗，至3月初基本痊愈，于1969年3月8日出院。这时，去和县参加石阳驻军支农挖河的军区机关干部都已结束任务返回原单位，我留在连队的行李等也都已由同去的干部带回。

我已回不了连队了，但在连队那段时间，与干部、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训练中凝结的情谊却难以忘怀。尤其是在我患病时，部队领导、战友，招待所同志及和县人民医院、军区总医院医务人员对我的悉心关怀帮助和竭力救治，使我转危为安，终得痊愈，这前前后后的一切，每次回想到时，仍历历在目，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