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 毅 往 事

轩毅·Lizhong

不加修饰的往事道白:

让我难忘的那段日子

李 忠

五月端阳，粽叶飘香，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我领着十三岁的孙子又一次来到了曾经下放插队的地方——定西县(现安定区)巉口黑庄，脚下的热土把我的记忆牵回了插队的岁月，寻找插队记忆……

　　1969年，十四岁的我跟随母亲和姐姐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时光荏苒，一晃已经过了五十年，但十年的插队落户生活在我脑海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岁月如歌，转眼我离开这里已经整整四十年了。虽然我住过的房子，跨过的碱沟，走过的羊肠小道已荡然无存，虽然和母亲一起下地干过活的老人大多也都相继离世，虽然村里的青年们已不认识我这位曾经的乡客，但是我对黑庄四十年前的人和事却记忆犹新。 当我踏进这块热土的时候，村里慈祥老人的音容在我眼前浮现，母亲站在村头喊我吃饭的高吭声音在我耳边不断回响，队长在纸喇叭上喊“上工了”的号令仿佛是昨天。这里漫山遍野有我走过的足迹，“远学大寨，近学大坪”，梯田大战倾注着我们的汗水和泪水，饲养圈的窑洞里有我们开会讨论的声音，扫盲班的教室里传来我朗朗的教书声……，这一切汇成了一曲让我难忘的岁月之歌。

(2009年第一次带孙子看插队地方，画面山为黑庄的平屲山。)

　　(一) 插 队 风 波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刋登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甘肃省定西专区会宁县一些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报纸《毛主席语录》栏目里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而拉开了全国性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会宁县原属定西地区管辖，1985年8月划归白银市管辖。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下乡、居民下放运动从我们定西会宁县发起，王大娘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句话也成了名言，从而在中国汉语词汇里有了“插队”“知青”的词条。一九六六年、六七年、六八年“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抱着“满腔豪情下农村，广阔天地炼红心”的胸心壮志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此片来源网络)

　　1968年12月21日，定西县革命委员会，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结合传达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县革委会本着贯彻最新指示不过夜的精神，立即成立了下放工作办公室，派工作组动员城镇居民、职工家属去农村安家落户。据定西县志记载“定西县数百户居民下放到农村，另有“十种人”也被遣送到边远山区。

我们家庭孤儿寡母三个人，母亲、二姐和我，我身体残疾，父亲早已去世，大姐1960年大饥荒为了逃命早已出嫁，二姐和我正在上学，母亲靠缝衣锁扣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我们是右派的遗属，被列入下放遣送的对象，二姐是初中生，也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那时，我们租住在石头巷安家大户前院西房，东家安大夫他们住在北房和西北角两间房，南屋住着秦剧团姓李的一户陕西人家，东面住着中西居委会文书安学文家，后院住着刘老师、天水裁缝赵师傅和永定社员刘妈三户人家，前后院共住有七户人家，六户是居民，除居委会文书家没有下放(文书安学文和我一样是个肢体残疾人)，五户人都被下放到农村落户。

1969年年初，正是寒冬腊月，人们都准备过春节的时候，一个身材苗条、个子高大，长得十分漂亮的女同志和一个身体瘦弱、皮肤黑亮，戴着蓝帽子的男人来到我家，动员我们下乡落户，他们对母亲说“响应国家号召，你们家到农村去落户，你们自己先找农村落户的地方，不然我们就要遣送了”，母亲连连点头答应“我们找，我们找”。走后母亲说这漂亮女人是城关镇杨镇长，男的是中西居委会刘主任，看来我们非下放不可了。听人说镇上已经把不主动搬迁的一户人家的东西扔在路上，强行遣送到乡下去了，这件事把我母亲吓坏了，四处托人联系地方，有农村亲戚的人都投靠亲戚了，母亲娘家和一个姐姐都在城关友谊大队，但他们都是文革中被专政的对象，没有权利和资格接受我们到他们队落户。母亲为了我们全家人的生活，昼夜给服装厂缝锁扣眼，一夜能挣二毛钱，累得挺不起身来，整天沉默寡言，她明白这一走就没有了城市户口，再想得到一个城市户口、一个粮本，那就是难于上青天……。

春节刚过，院子里的裁缝赵师傅家回天水农村老家了，刘老师回团结乡老家落户了，秦剧团李先生带着老婆和孩子去陕西老家了。大院内就剩我们和安家房东还没有找到地方。一天早晨，居委会同志又来摧我们和房东安家了。我二姐只好冒着大雪，迎着刺骨的寒风，跟着安家房东徒步去青岚、称口、巉口几个公社的村庄，寻找联系我们落户地方……。

当时我很单纯，虽然自己不懂“革命”“下放”的含义，但自己身穿黄色学生服，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头上戴着黄军帽，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仿佛是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一颗红心献给党，一心一意跟党走，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的名字“李钟”是四叔起的，我偷偷地改为“李忠”，寓意着“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祖国”，做一个忠诚人民的战士。

(刚下放到农村的时候的我)

　　(二) 第 二 故 乡

 

巉口公社有一个村叫“黑庄”，离镇上仅有二里路，翻过铁路跨一个几十丈的大深沟，就到了我们下放落户的地方。1969年，我们到这个村庄时，村里有28户人家，116人。有张、王、李、赵、马、孙、杨、秦、刘，九个姓氏人家，后来又迁来了一户何家。刘姓是村里的大户，有12户。巉口黑庄原是巉口公社北川大队第八生产队，1974年划为巉口大队第七生产队，后改为今天所称的巉口村第七社，但大家还是习惯叫黑庄。听庄里老人讲：他们刘姓是大户人家，以前住在称沟梁家坪的黑庄。刘家院墙高大而沉重，庄墙灰黑色。黄土高原人家筑墙，全用黄土，不是地表的肥土，而是掘地三尺，就地取材的“死土”。就是没有微生物生活的土壤，筑了墙，抗震、抗风、抗雨、抗雷、冬抗寒、夏抗热，不管经过多少岁月，都是开始铸造的形状。夏天雨季墙上长了苔藓，冬天冷了，苔藓被冻死。第二年雨季在以前长过苔藓的地方又长出苔藓。天长日久，风吹日晒，院墙变成了黑色。远远望去，土地是灰黄色的，只有这院墙是黑色的，成了当地一景，被人们叫成了“黑庄”。文化大革命时代什么都兴红忌黑，于是把“黑庄”改为“红庄”，把黑庄火车站也更名为红庄车站，但老百姓一直还叫“黑庄”。

 

刘家人口多了，分家时，有一部分搬到离巉口镇以北二里路的村庄居住，刘家人把它称谓“下黑庄”，梁家坪黑庄称谓“上黑庄”，后来人们都叫“黑庄”。这个村庄地名虽叫“黑庄”，但全队都是贫下中农，根正苗红，当兵的青年人很多，村里没有一户“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家庭，唯有我们一家右派遗属政治上有污点的新来户。

(巉口七社一一黑庄)

　　当时我年幼，也不知道父亲是有“罪”的人，母亲只告诉我们，1960年父亲饿死在酒泉了。从母亲每年腊月三十日给父亲烧纸钱时，哭得死去活来，扶也扶不起来，一直哭到无声来看，我隐约知道父亲有什么问题而死，不然母亲怎么哭得这么委屈和伤心。怕母亲伤心我们子女也不好多问父亲的事情，直到1979年父亲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后，我才知道了父亲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冤死在酒泉夹边沟，才知道我们家被下放改造的原因，才明白母亲看到红卫兵批斗“地、富、反、坏、右、走资派”时她胆战心惊，嘴里常念道“娃他爸已死了，不然过不了批斗这一关呀，也会把他活活整死”的意思……。

1979年年底，我们离开了黑庄，告别了十年的插队生活，在我的人生旅途中，黑庄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三) 朴 实 乡 亲

(2001年我去黑庄看望了还见在的老人和乡友，图为我和刘妈交谈)

　　韶华易逝，插队往事，旧俗乡音，魂牵梦萦……。1969年3月的一天，我们被遣送到巉口公社北川大队第八生产队，当送我们的卡车行驶在离村庄还有一里多路的填方水槽坝上时，路面窄狭，只能人力车通行，卡车无法通过，司机让我们把行李、灶具、桌椅卸下放在填方水槽的坝上。那天，村里人都在平屲山上修挖水平梯田，刘雄老队长从山上看到我们后，马上派人用两辆架子车把我们的东西转送到生产队里，把我们暂时安排在张梅琴大妈(刘家五妈)的家里……。

　　让我们十分欣慰地是，这个庄里的人淳朴、善良，人心好。上世纪70年代大家生活还是很紧张，定西十年九旱，有时颗粒无收，粮关所给每人每天供应八两玉米原粮救济，大家连肚子吃不饱，仅有的一点白面留着过节吃。那时上面工作组来队上蹲点下乡时，就在农民家里轮流吃饭，当工作组的同志轮流到户吃饭时，好心的社员们都会想尽办法让工作组的同志吃一顿白面饭。那个年代，在“陇中苦甲天下”的定西，不挨饿，五谷杂粮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遇到灾荒年分，有能力的人偷偷去陕西倒买点玉米回来。这里的姑娘不嫁本村人，嫁到新疆有粮吃的地方或者嫁给有工作的人家。

　　一般下放插队的外来户总是不受欢迎的，被误认为抢他们的饭碗，会多多少少受到排斥和刁难。我们这个村的人却对我们这个外来户特别好。母亲是城里吃过苦的人，不怕脏，不怕累，能吃苦。刚到村里时，母亲已50多岁的人了，在当时已算是老人了。但母亲很要强，半缠脚却干起农活来和中年人一样，卖力、踏实，从不耍滑，经常干着男人们干的活，种田卧粪、锄草、拔麦、打场、背粪、修水平梯田。母亲是一个善良、勤快的人，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与任何人发生矛盾和争吵。很快我们与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村里大妈都愿意和母亲来往，年青人都热情地叫母亲“李妈”。

(母亲、二姐和我在黑庄自家院里留影)

　　我们房东刘妈把我们当亲戚对待，刘妈劳累过度身体留下残疾，拄着一根树棍子拐杖，面容消瘦，性格直爽，心地特别善良，待人很好，全村人都很尊重这位身体残疾的老人。她在刘家大户里辈分最高，她是刘家大户老五的夫人，丈夫已经去世，她与两个没有成家的儿子生活在一起，别人都叫她“五妈”，我常叫她“刘家奶奶”以表尊敬和亲切。我和她的两个小儿子刘荣、刘华岁数相仿，还有赵家老四赵世俊，我们一块出工，一块聊天，一块打闹，一块睡觉，一块漫唱山歌，一块上山套山鸡，一块儿去镇上看露天电影。老人家把我当儿子一样对待，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偷偷地存着……。村里刘家大户对我们家不错，杏子黄了摘给我吃，果子熟了端来品尝，谁家宰了猪也会叫我吃上一顿肉。

(亲如手足，在三中一起读书的时候。)

　　赵家也是我常常串门的地方，赵叔、赵妈都是老实热心肠的庄家人。他们的大儿子、二儿子、老三都在外地当兵，家庭条件相比好。我有时还在他家蹭一顿饭吃。有一次赵妈烧水做饭，我拿来他家鸡刚下的一颗蛋放进了锅里，浪费了一锅水，把赵妈气坏了，狠狠训我一顿。十年九旱，定西惜水如油，赵妈不是怕我吃蛋，关键是弄脏了一锅水，我不好意思，几天没去他们家。我刚来到这个队上时，赵家老三赵世贵还没有参军，是个爱交朋友的好客之人，他是我在农村结识的第一个朋友，他教我拉二胡，教我学唱歌，他教给我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东方红》。老四赵世俊，我们在一个学校上学，他每天陪我一块去学校，保护我不让其他同学欺负，假期一块劳动，平常刘荣、刘华、赵世俊、刘永定我们五人经常在一起……

(我和赵世俊在队劳动时留影)

　　我身体残疾，在招工招干上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人们的歧视、讥笑和蔑视，但我们村的贫下中农从来没有歧视过我、瞧不起我，愿和我接触交朋友，有时我教他们扫盲班识字，讲讲城市里的生活。

母亲善良老实，是一个没是非的人。在队上人缘很好，当我们家中有事时，队上人都愿意出手帮忙，给自留地播种、放水，打碾粮食，打庄、盖房时，队上人都愿意给我们出人出力……。

队上人对我也挺好，怕我重体力劳动不行，就向公社推荐我到定西三中校办工厂做“五四O六”菌肥(只拿工分，不拿薪水)，后来又推荐我到巉口小学任民办教师，不管是三中校办工厂，还是小学任教，每天记我10分工。村民们真诚善良的品质，影响了我的一生，善良成了我这几十年做人的行为准则。

(定西三中宣传队时期)

　　(四) 插 队 收 获

 

说起十年插队，我除在校办工厂和小学任民办教员外，星期天和两个假期都要参加生产队上的劳动。尤其是寒假，正好是寒冬腊月农闲时期，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却进入高潮。天寒地冻，有时漫天飞雪，我们还得照常出工。这十年，我学会了干很多农活，锄过田、拾过粪、灌过水、巡过夜、拔过田、拾过麦穗、碾过场、修过梯田、挖过反坡树台、栽过树，为了年底得到更多的分红，拼命干活挣工分。一个工为10分工，壮年男人干一天活记一个工，妇女一般记8分工。起初，因为我年龄不到18岁，一天只能挣5分工，后来就挣到了10分。10分工我们队结算下来就是三毛钱左右，年底劳力多的人家全部折算才能领到200多元钱和几百斤口粮，劳力少的人家不但领不到钱，还要向生产队交口粮款，有些农户买油盐酱醋的钱要向队上借，年底决算扣减就没有领的钱了。生产队没有什么农业经济收入，就是交过“公粮”后，交“购粮”的一点收入，老百姓让学生上学交学费的钱，主要是给巉口林场挖水平台栽树挣来的钱。我和母亲一年苦到头才能领到几十元的分红，我们家生活还算是好的。我当民办教员后除记工分外，每月从学校还领到6块钱工资。二姐1971年知青招工时，被招到兰州炼油厂工作，家中有了挣钱的人，我家生活比其他人家宽裕些，三九寒天还能从镇上供销社买点煤碳生火取暖，过节了，偶然打一斤陇西酒精厂生产的“101”散酒和朋友们喝喝。那时候的男人几乎都抽烟，不抽烟的人身上也带着烟，见人一根烟好像成了礼节，求人办事更少不了它。我平时抽着“双羊烟”，社员都抽“老卷烟”，老百姓自己碾制的“老卷烟”抽起来很呛，我吸不了它，自己没钱了买包九分钱“经济烟”吸。过年时给干部和正式老师发票供应几包“燎原烟”或者“兰州烟”，向不抽烟的老师那里搞张供应卷，买几包好烟等家里来客了抽，摆个阔气、耍个派头，其实自己舍不得抽。母亲非常勤快，除上工外，起早贪黑，还要给自家养的猪拔草、挑水，饲养它，这样过年我们就有肉吃了……

(凭票供应的香烟)

(粮票)

我们老弱病残母子俩，互为精神之柱，相依为命，母亲为了我心甘情愿地受苦，我为母亲的开心打起精神活着。我外表是一个乐观、阳光、开浪的人，其实家境和身体残疾原因，导致我内心还是有些痛苦，看见别人上大学、招工、当兵，一个个离开农村，自己由于身体不能如愿，我失去了当年扎根农村的豪迈激情。受世俗的偏见，社会的歧视，人们的讥笑，不公平对待，病痛的折磨，感到自己活的太没有尊严，但每次看到白发苍苍，历经苦难，患有多种疾病的母亲，无论如何我要为母亲而坚强地活着……。

　　老天有眼，一位漂亮的姑娘进入了我的心房，点燃了我生活的希望，我们相爱了，她排除各方压力和干扰，最终和我这个残疾人结了婚，从此母亲脸上有了笑容，家中多了一份温馨。我抬起了头、挺起了胸，活得像个人样了，直到1979年父亲的问题得到平反昭雪，我们全家返回县城居住，又当上了城里人……。

十年艰苦岁月，是一段漫长的人生之路。这十年，我学会了干农活，学会了生存，学会了坚强，磨练了自己，增长了知识，遇见了一生中一些最真挚、最朴实的农民朋友，在插队落户中也觅得了终身伴侣。

劳动的艰辛会让人感到劳动带来的快乐，经过体力劳动的洗礼，更能理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有了挨过饿的体验，养成了我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习惯。坎坷、曲折人生之路，磨练了我的意志，造铸了我不屈不挠的精神，成了我不断进取的动力。黑庄人身上质朴坦然、光明磊落的气质，赋予了我襟怀坦诚、公道正派、抱打不平、率真直爽、雷厉风行的性格。在农民善良、淳朴、助人为乐的品德感染下，养成了我在今后的人生路上，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品德。

(赵世俊、刘荣欢送我返城留念)

　　蓦然回首，岁月成金。我从来没有抱怨过这段生活，相反，我非常感激这段经历，它给我留下了人生酸甜苦辣的回忆。十年下放插队生活，成了我人生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五) 老 照 片

(我家庄院)

(我们的家，一间半房子和一颗窑)

(我队水窖傍边的碾子，古老的农作工具，现搬到康家庄文化园)

(我的母亲和二姐在黑庄)

(二姐和我插队时留影)

(我二姐[左上一]插队期间和队里的朋友们)

(赵爱民和刘玲娟)

(我爱人何巧玲)

(和我一个土炕上滚了几年的朋友刘华当时形象)

(刘永定)

(赵世荣)

(赵世贵)

(赵世雄)

(杨英)

(赵世荣和战友)

(赵世雄和战友)

(赵氏五兄弟合影，赵世荣、赵世雄、赵世贵、赵世俊、赵世红)

(赵世贵和北川人杨永德留念)

(李忠拉二胡)

刘华(左一)李忠(左二)薛勤(左三，70年驻我队工作组组长)赵世贵(左四)2016年在黑庄我家旧址地留念。

赵世雄、赵世贵、杨英、李忠、薛勤、刘华、赵世俊2016年在黑庄赵世雄院里留念。

(2019年端阳节老朋友再次相见)

刘兆荣(左一)刘永连(左二)刘华(左三)李忠(四)刘荣(五)赵世俊(六)2019年端阳节在赵世俊家留影

久违了，黑庄我的故乡！话别四十年，携带孙儿重返故土，让孩子认认养育过爷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