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岁月之二：那桐家族的往事沧桑

我心飞翔

那桐（1856—1925） 是晚清重臣，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那桐字琴轩，一字凤楼，叶赫那拉氏，满洲内务府镶黄旗人，举人出身，与端方、荣庆并称“旗下三才子”。

作为晚清重臣，让人们记住那桐的是三件事：参与《辛丑条约》谈判，给清华大学题名《清华园》以及那部《那桐日记》。

那桐姓叶赫那拉，满洲内务府镶黄旗人，出身官宦世家。和很多满人不同，那桐在旗人里算是颇有学问的。他从小就肯用功读书，曾在光绪十一年参加顺天乡试时中过举人。在旗人中并不多见，加之办事能力强，为人圆融，所以尽管在户部做低级官做了二十年，之后的仕途却是非常顺利，尤其前有恩师翁同龢的欣赏与举荐，后有与荣禄的结交，使其一路升迁至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要职，同时还兼任过京师步军统领，并负责管理工巡局事务。是大清朝最后的最重要的大臣之一。

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史称庚子之变。慈禧西逃，那桐奉命随奕劻、李鸿章留京与联军议和，处理善后事宜。期间那桐不辞辛劳，展露出精明能干的办事能力，引起远在西安慈禧的关注。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那桐收到好友桂月亭密函，“云皇太后因桐在京办事得力，特颁赏银六百两”，并要求那桐“不必具折谢恩，不令宣露”。果不其然，三个月后，那桐收到慈禧的六百两“私房钱”，“祗领心感无似”。慈禧偷偷赏钱给大臣，这在晚清堪称异数。显然，慈禧已将那桐视为心腹，但碍于同为叶赫那拉氏，故不便公开赏赐。待两宫返京，那桐迅即获得要位，出掌外务部。

辛丑条约签订后，那桐被派为专使赴日本道歉，赏加头品顶戴。1902年2月署外务部左侍郎。次年擢户部尚书，旋调外务部会办大臣，赴国外考察银行、税务之事。

1906年那桐被授予体仁阁大学士，参预厘订官制，变通旗制。1909年授军机大臣。1911年，奕劻成立皇族内阁，那桐被任为内阁协理大臣。同年袁世凯内阁成立时，为弼德院顾问大臣。

图中前排右二为那桐。

那桐与外国公使的合影。

道光年间，位于北京西北部的熙春园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仍叫熙春园，被赐于五子奕综，西部叫近春园，被赐于四子奕詝（咸丰），俗称"四爷园"；（"四爷园"之四爷是奕詝，还是绵忻，尚无定论）咸丰即位将熙春园改为"清华园"并亲题匾额。

1910年，美国用庚子赔款建造的“清华学堂”，即位于清华园内，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园”牌楼历史悠久，始建于1909年，门额上的“清华园”三个大字是晚清军机大臣那桐1911年题写的。那桐在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出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的校长，故“清华园”三字就由他题写。

这座“二校门”曾在1966年8月24日被“清华大学红卫兵”当作“四旧”推倒、砸毁，20年后重建，才得以在原址恢复原貌。

旧时官场不少人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些日记就成为现代学者学术研究的重要史料。而那桐作为晚清重臣，留下了大量的日记，弥足珍贵。

《那桐日记》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止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共36年，系统完整地记录了晚清及民国初年的政治、外交、军事及官僚日常行为生活。在现存的日记中，前23年的日记为那桐逐日亲笔书写，1912年7月11日，那桐中风以后，日记改为那桐口述，他人代书，之后那桐还会查阅、小改。有时，那桐自觉身体不错，可以提笔，还会亲自再写。由于身处要职并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变革时期，《那桐日记》的内容十分丰富。它系统完整，时间跨度大，历经了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八国联军入京、辛亥革命、溥仪退位等重要阶段，对于研究晚清民初的政治、外交、军事，以及官僚机构的运转都具有重要价值。

《那桐日记》之卷首，撰有这么一段话：

尝见吾叔父逐日书写笔记，垂三十年不辍，身心功夫与年俱进，历历可考；且偶遇往事，随意披阅，如在目前。吾甚羡之。自今伊始愿效所为，既承家法兼可自励。

那桐日记经过了三代人的保存。但1966年文革中日记全部被抄没，80年代初才被归还。但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4月23日至宣统元年（1909年）5月13日的第20册遗失不见了。

这里摘抄几段那桐日记：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那桐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说：“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不可谓不轻描淡写。

对于1917年的张勋复辟事件，早已置身度外的那桐更是漠然以对，很是“淡定”。7月1日，身在天津的那桐提及“接到北京电报，清帝宣统已经复辟矣，奉有皇上谕旨数道，北京市面人心极其安静。”从次日起，那桐改用阴历记日记，记录至第十天， 那桐提及“闻昨日取消帝制”，隔天重新阴阳历并用，提及“车夫董四由京回，知宅中尚无损失”，并于7月13日重新改用阳历书写，提及“张军败逃，京中秩序稍复”。

关于五四运动，那桐与北京城里大部分旁观者一样，直到第二日才风闻了前日的事件。

《那桐日记》1919年5月5日是这样描写的：“午后瑞鹤庄、三侄、四侄、二姑太太、达亲家来，旋去。大、四、六女来，晚饭后去。昨日午后各学堂学生二、三千人因交涉事到曹润田寓滋闹，曹避而未见，将其房间焚毁，遇章仲和，群殴之，次日毙于医院，此诚不了大案也。或云章未死，不知确否。”看来远离权力中心且疾病缠身的那桐既失去了信息来源也失去了政治敏感性。

老北京的东安市场是一个集吃喝玩乐为一体的大型娱乐购物场所。这地方原本是清朝的一块练兵场。但晚清时已有不少店铺和商摊儿，由于这一带紧挨着紫禁城，许多皇亲国戚、文武大臣都在附近置办了宅子。众多摊贩经常导致道路拥挤，直接影响了他们出入宫廷。结果，住在金鱼胡同的步兵统领那桐就提出整顿市容、修建马路。就这样，将沿街摊贩全部都迁到东南面的八旗兵神机营的练兵场。由于邻近东安门，所以叫做东安市场。

那桐是读书人，他的字圆润练达，一如其人。这是那桐撰写的对联。

摘自网上《那桐的书法》

那桐的书扎。

摘自网上《那桐的书法》

那桐的旧居有两处。一处在北京，一处在天津，北京的旧居称为那家花园，

引自《百度百科-那桐旧居》

北京的那家花园东西向从金鱼胡同东口到现在台湾饭店的东墙，南北向从金鱼胡同到西堂子胡同，原有房廊三百多间。据那桐之孙张寿崇撰文回忆，那桐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搬到金鱼胡同，原来只有住宅部分，后东西扩延，遂成“占地二十五亩二分九厘二毫，原有房廊三百多间的那家花园”。

那家花园内有味兰斋、瀓清榭、双松精舍水涯香界、吟秋馆、翠籁亭、筛月轩、园妙亭、井亭、 叶赫那拉氏宗祠、乐真堂戏楼、遂初庵等建筑。

图为那家花园旧景。

金鱼胡同2号是“那家花园”的正院，是那桐及其眷属的住宅，大门内悬有“太史第”和“乡举重逢”的匾额。整座建筑以2号为中心向东西对称延展，东侧是1号和1号旁门，西侧是3号和3号旁门。临街的几十间倒座儿南房横贯东西，五座广亮大门等距离地矗立其间，颇为气派。1号、2号均为四进院，3号院的布局比较别致。张寿崇回忆:“是一座很具格局的院落，我们小时候叫它西大院。西大院一进门有一排顺街南房，进了垂花门，两边抄手游廊，三间带廊北房、东西耳房。这种布局使院子显得特别敞亮。跨院还有些群房，其西边有三大间前后带廊灰砖红瓦楞铁顶的洋式房子，是一个大自然间。过去室内摆放西式餐桌等，附有西式厨房”。3号旁门是马号，在此养马和存放车轿；院内建有暖洞子(花房)，冬季存放花木。1号旁门是花园，园内堆土叠石为山，掘地注水为池，建有爬山游廊和亭台楼榭。“吟秋馆”的楹联是“有山可观水可听，于室得静亭得闲”；“翠籁亭”的楹联是“嫩寒庭院初来燕，杨柳池塘欲上鱼”。

那桐在那家花园的留影。

“那家花园”之所以在民国期间成为上层社交场所，是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园内有一座在当时称得上新式建筑的戏楼所致。戏楼名“乐真堂”，建于光(绪)宣(统)年间，前后带廊，房廊为花瓷砖铺地，前后是大玻璃隔扇。屋内东边有方形带柱戏台，上有倒挂楣子，下有栏杆；屋内中间以正搭斜交的半人高木栏板隔开男宾(官客)、女宾(堂客)，成排摆放带靠背的椅子供宾客观看演出。

图为那家花园旧貌。摘自《王府井金鱼胡同的那家花园》。

图为那家花园旧貌。摘自《王府井金鱼胡同的那家花园》。

图为那家花园旧貌。摘自《王府井金鱼胡同的那家花园》。

1950年，那家卖掉了那家花园老宅。图为五十年代初期在那家花园旧址上盖起的北京和平宾馆。

那桐在天津还有一处旧居。中华民国成立后，那桐在天津英租界红墙道（17号路，今新华路）购得地皮一块，盖了一栋德式楼房，率眷迁入，但春、夏期间仍回北京。图为新华路当年那桐留下的小楼。

当初建房时，那桐非常重视，亲力亲为。他自己看图，并由儿子绍曾亲自操办。民国初年天津的租界，很多漂亮的小洋楼都是被主人用高高的院墙和厚厚的铁门包围起来，既为居住安全，也为求得心理上的安稳。但那桐却放弃了高门围墙，将自己的庭院和小楼开放式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后来，天津租界里的小洋楼渐多，洋楼的样式和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那桐的儿子绍曾在花园的西南角建了一幢小洋楼，形成老官邸的配楼，并用暖廊与老楼连接。

再后来，那桐住的老楼被拆除，而这座小别墅被留了下来。如今，只有这栋房子在那个老院子里，代表着它曾经依附着的老楼，保留下了那桐在天津寓居的遗迹。

那桐老姓叶赫那拉，本名叫那琴轩那桐。一生没有纳妾。前一位赵姓夫人生了四个女儿。赵夫人1891年去世后，那桐续弦娶了邓姓夫人，汉军旗。她头一个生的是男孩。后面又跟了四个女孩。所以那桐的后代是八女一子。

那桐之子绍曾（1892-1937）汉名张绍昌，曾任职大清银行。娶熙徵之女、裕禄（寿山，喜塔拉氏，正白旗满洲，庚子时任直隶总督，天津失陷后于杨村自尽）制军孙女为妻。生有四子三女。

以下人物关系引自《那桐谱单》世系表。

事实上，那桐所有子孙的婚配对象都是王公贵族之家。那桐的孙女张寿蓉曾口述过那府的婚配情况，那桐的亲家，都是晚清民初政坛风云人物，包括载振、言菊朋、铁良、杨儒、袁世凯等。在由婚姻缔结的关系网中，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那桐的长女嫁给崇厚之孙、衡平的三子；次女嫁民政部左丞延鸿；三女嫁广东布政使觉罗成允子觉罗毓中山；四女嫁法部尚书廷杰子宝衡；五女张荷卿嫁庆亲王奕劻孙、贝子载振长子傅钟；六女嫁贝子载振次子傅锐；八女张芸卿嫁公使张儒之孙、候选道杨焕宸之子杨耀增。

图为那桐的一位女儿。

那桐后代改汉姓为张。本来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叶赫那拉氏应姓章，民国后感觉张姓比章姓人多，更可淡化满族的背景，于是就改姓了张。那桐之子绍曾育有四子三女。

图为绍曾四子张寿崙结婚时在金鱼胡同老宅的全家福合影照。中坐者为绍曾太太喜塔腊氏，后排左起：老四张寿崙、老三张寿崇、老二张寿嵩、老大张寿崑。右起四儿媳妇乐维珍、三儿媳金桂芬、二儿媳杨伯敏、大儿媳博锦雯。其余是那桐的重孙辈。

据那桐的外孙女金婉茹曾回忆，庆亲王载振晚年住在重庆道庆王府时，极少出门，家里也很少有宾客，唯一经常与他走动的，就是外祖父那桐。作为晚清朝廷的重要朝臣，那桐与载振在官场之外，还通过儿女的婚姻建立起了复杂紧密的社会关系。其实，这种贵族联姻的方式在那时的天津租界已是普遍现象，门当户对是王室贵族缔结姻缘的首要条件。

图为爱新觉罗.载振。

对于那桐与载振，因两人后代的多重联姻，才让这对晚清重臣在同时避居天津时，彼此有了依靠。他们的姻亲关系是两代联姻、亲上加亲：那桐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孙女嫁给了载振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同时那家的五女张荷卿和三孙女张寿蓉嫁的还是父子俩。当那桐与载振聚在一起对饮畅谈时，早已走出北京的王府豪宅，身在天津的洋楼，在象牙塔内追忆着往日的岁月……。

早年那桐的四个孙子都住在北京金鱼胡同一号老宅。后来老大张寿崑、老二张寿嵩婚后主要生活在天津，先是住在和平区新华路那桐仿德国总统府造的老楼里，后分别住在疙瘩楼和民园大楼。而老三张寿崇和老四张寿崙则在1950年北京老宅卖掉后，住在西堂子胡同东口的两所院子里。逢年过节、过生日，天津的两房都会来北京相聚。

图为金鱼胡同旧貌。摘自《王府井金鱼胡同的那家花园》

这是绍曾夫人喜塔腊氏与四房儿媳的合影。她们都是名门出身的大家闺秀,虽分属不同的民族，脾性各异，但在老夫人统领的大家族中极尽孝道，其乐融融。几十年来无论是荣华富贵时还是穷困落难时，直到各自终老，都是相敬相帮，从未有过摩擦。

那桐长孙张寿崑（1912-1978）任职盐业银行，夫人是博锦雯，蒙古贵族博尔济吉特氏。博锦雯哥哥是蒙古科尔沁地区的卓王。

张寿崑夫妇育有一子六女，都是天津名校毕业，且大都成长为工程师、教师或艺术家。

图中自左向右为那桐的三孙媳，大孙媳，四孙媳。

1966年文革抄家后，他们住的疙瘩楼两层楼房被侵占，“那桐日记”也是从这里抄走的。夫妇俩被挤入车库，相濡以沫地住了十几年，直到离世。

图为位于天津河北路的疙瘩楼。

那桐次孙张寿嵩（1918-2003）任职中学教师，夫人杨伯敏，汉军正红旗，其曾祖父杨儒曾任工部右侍郎，出使过美国、西班牙、秘鲁，出任过奥地利、荷兰和俄国。他为官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在任俄公使期间，拒不在逼清廷交出东三省的《交地约稿》上签字，以致心力交瘁，殉职任上。祖父去俄国接灵，因对俄国的愤懑和对清廷的无奈，悲愤撞死在灵柩上。

图为1901年时的杨儒一家。

图为杨伯敏在家中客厅所摄。

杨伯敏从小在私塾中念书习画，是个琴棋书画皆通、传统现代双重的才女，高兴时喜欢哼戏文，学的是梅派青衣。1936年婚后张寿嵩夫妇也是北京、天津两边住。在天津住民园大楼。可惜红颜薄命，杨伯敏因肾盂肾炎于46岁去世。

图为天津民园大楼。

杨伯敏与她的三个子女。

1964年张寿嵩续弦娶了张南鹤，张是天津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眼科主治医师。但他们没过两年好日子就文革了，家被抄，张寿嵩遭批斗，改造劳动。一家人只有一张床。但那时张寿嵩家的经济情况与其他几家比还算好些，就是因为有张南鹤的工资支撑。

张寿嵩夫妇相互扶持，走过了风风雨雨四十年，张南鹤虽不是三个儿子的亲生母亲，但待他们视如己出，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这是张寿嵩与张南鹤结婚时的照片。

那桐三孙张寿崇（1921-2002）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历任北京东城区政协的副秘书长，东城区政协副主席，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娶金桂芬为妻。金桂芬朝鲜族，索勒豁金氏，正黄旗，是世续世中堂（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兼工部侍郎，清末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的长孙女，与博锦雯是表姐妹，做为名门闺秀，金桂芬毕业于贝满女中，她肤色细白，相貌端庄，性格温柔，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张寿崇夫妇感情很好，平时以"您"相称，可谓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文革中他们受尽磨难，

1950年老宅出售后，张寿崇夫妇搬入西堂子胡同3号。文革后的1990年西堂子胡同东口拆迁，他们搬到史家胡同35号居住。

图为四姑嫂的合影，其中左一为金桂芬。

那桐四孙张寿崙（1923-1966）任职北京染整公司，娶民国四大行之一盐业银行经理岳潜斋的长孙女岳维珍为妻。岳维珍祖父岳潜斋是中国开办的第一个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创办人。父亲岳效鹏。岳家老宅是内务部街5号（曾为明端王府）。岳维珍贝满女中毕业后，即在家师从工笔画家王叔晖学画工笔画。   

照片是岳维珍在自家花园中所摄。

岳维珍是个干练外向的乐观女性，连女儿去机场给周恩来总理鲜花时穿的绸裙都是岳维珍自己缝制的。

图为文革前岳维珍带领孩子们在院子里摇冰激凌。

而那桐嫡孙张之澍（1945-2020）出生于北京金鱼胡同那府。1948 年随父移居天津。其母曾师从书画大家夏午樵、吴镜汀、王雪涛。张之澍自幼受家庭熏陶习画，又经王雪涛老师指教，逐渐成为天津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家协会会员，中国国画家协会会员。其作品被很多国内外人士收藏。

2006年，张之澍和家族同辈的兄弟姐妹们经过商议，将曾祖父那桐生前包括30多册手写日记在内的大部头珍贵资料，捐献给北京市档案馆。

图为张之澍与解澄海（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的太外孙）的合影。

这是金鱼胡同那家花园的遗物，当年的石狮门墩。铅华褪去，沧桑留痕，仿佛在诉说着往日的家族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