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的香椿树四（原創）香椿树1

香椿树1

我记得那时候，我家里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副画，竖轴的，下面画的是几片芦苇，几只鸭子，上面用飘逸的字体写着一首诗：江头落日照平沙，潮退渔舟隔岸斜。百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应该不是名人字画，后来我就再没见过这字画，没跟我们搬家去天津。但这诗我是记住了，到现在就是也没去查是谁写的？那时候，我家的生活很平静，平安就是福！那时绝没想到，这平静不会再享受到多少年了！

有姥姥在家，我们过的像普通老百姓的一家子一样，因为父母上班，忙得顾不上我们。姥姥除了给我们讲故事，还教给我们各种生活常识，教我怎么拿针线，有一种针法叫倒裹针，缝过来再从针迹后别过去，特别结实——到现在我还这么缝不放心的，总觉得逢不结实的东西。姥姥教我补袜子，把破袜子抻套到专制的木脚板上，再找快颜色相近的布，铰成合适的块儿，用细密的针脚补到袜子上，多半是补脚趾头和脚后跟。父亲看见了很赞赏，让我好好学，说是很有用。现在看来，没有人补袜子了。尼龙的，针织的袜子，穿完就一扔！十块钱十双，就是袜子不值钱。父亲压根也想不到的会有这事发生。有钱就买贵的，更结实，再没有人套着袜板吭哧吭哧得补袜子了。

姥姥还从老家带给我们小型的锄头——“小敏痴儿”，和各种菜仔，丝瓜子，还有手编的小柳条筐子。。。。。。我们就在院子里的空地上开荒，种上了茄子，丝瓜，西红柿，春天长出了鲜润的绿芽，秋天给我们带来了果实，鲜嫩一掐一出水的茄子。酸甜的西红柿，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快乐。。。。。。姥姥还曾带来过一只漂亮的小花猫，这只猫很奇怪，就爱吃白薯——它是从小喂白薯长大的，一见白薯就玩儿命，逗得我们忍俊不住。。。。。。

姥姥在我们家是常来常往，住闺女家是天经地义，何况这姑爷闺女还当了庄里人看来是挺大的官了，我觉得姥姥姥爷那时都会觉得脸上有光，觉得家里祖宗坟头上的风水好。后来大概是在1956年前后，广东老家有个军官，在北方服役，他回了趟老家，就把我奶奶顺便从粤东山村带到冀东这个以产煤炭钢铁闻名的城市中来了。当年父亲去延安后，给祖母去了一封信，说是他在外地生死未定，不能耽误了那个童养媳的青春，让她改嫁。奶奶后来亲口跟我说，接到父亲的这封信后，阿说，她叫说音——客家话的发音很好听。就开始“撂”了——放下一切活，山里，家里的，地里的——甚么都不干了，除了吃饭就是闲呆着!原来她跟着祖母可是甚么都干的，你想，童养媳是甚么待遇呀？吃的最次，干得最多！上山砍竹子，夏天插秧，踏米——脱谷壳，作板——压面条，——割藜棘——给野草晒干当引柴，喂猪，喂鸡。。。。。。。她和父亲感情还很好，父亲出去读书，都是她挑着担子——铺盖甚么的，送父亲出山，一放假就又挑着担子接父亲进山回村。。。。。。接到父亲的信后，她就“撂”了，一“撂”就是三年，三年后嫁人了，后来跟着丈夫去了南洋，我姑母一家后来也去了南洋，她们在那里还见过面，说音一直不忘我父亲，说了我父亲很多好话。。。。。。 祖母三十多岁守寡，带大一个儿子还跑了，苦熬苦争的一个人在老家很不容易，这话我专门记载在另一篇文章《山村》里，长大以后我插队回粤东，当了几年农民，接受再教育！

我记得那天祖母和那个军官到家来后，大家都很兴奋。我还记得祖母见到我们时高兴的样子，祖母穿着家乡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大襟蓝布大褂板板实实的，大褂上滚着边。洗完衣服后，用大米粥面上的一层稀糊兑上水，倒在盆里，把衣服放进去浆一下，抻平晒干，穿的时候就很板式——真是地道战，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姥姥见怪地说，咋还是掐腰的袄，多大岁数了，还掐腰?!姥姥很不屑。两个老太太互相看不惯，奶奶，一个大脚板，带孩子，山上地里都要干活，很难想象广东妇女裹着小脚，那就没法生存了！可能裹小脚的风俗从来没席卷到岭南。姥姥一个小脚，裹得跟半大粽子似得，那时的审美真是不可思议！北方农村妇女养在家里，基本只干家里的伙计，带孩子，做饭，针线，喂猪养羊。姥姥会绣花，针线活好，除了会做鞋，还会用贴晒后的纸板做各种规格的精致的小盒子，类似于现在的收纳箱。圆的，长方形的，六角的，糊的很漂亮，可以放各种小玩意，很实用。奶奶就惨了，根本不大会干针线活，布的补丁也七扭八歪的，还不如我呢！她们村有专门的车衣裁缝，广东妇女能干，但不会干针线活，这是我后来到广东下乡亲身体会到的，她也不会做面食，我在广东插队时堂嫂全家很隆重的给我找来了面粉，猪肉青菜馅，让我给她们做示范，包饺子，我做了个乱七八糟，奶奶很失望。。。。。。听广东的亲戚说，奶奶总说我姥姥脸上有麻子，那是纯属瞎扯，不是眼神不好就是有偏见！幸好我姥姥不知道，不然还不知怎么生气呢！她们两个老太太语言不通，也说不到一块儿！可能还是奶奶的岁数大些，没详细研究过。

奶奶的裤子和冀东老百姓的也不一样，又肥又短，敞开口的大裤脚，一律是那种正黑色，那种裤子大概是有裤腰的，档也很大。奶奶脚上是长年累月拖着一双夹脚指头的人字拖鞋。很少见过她穿袜子，脚上的皮肤经常贴着橡皮膏。祖母年轻时大概挺漂亮，五官很端正，深眼窝，大眼睛，鼻梁挺拔，薄嘴唇，身板挺直，高大。她脑后梳着攥子，有时用一块蓝头帕把头发包起来，那是客家劳动妇女的打扮。那头帕叫“弥头帕”。（客家话）

奶奶带来了她自己种的晒好了的萝卜干，后来我去广东老家插队落户，知道了当地土话叫做骨头。还带来了红花油，她走到哪里都是一股子红花油味儿。爸爸把家里最好的房间和床让给了奶奶。奶奶劳动了一辈子，受了很多苦，让老父亲看她的瘦骨伶仃的腿和贴满橡皮膏的脚，大概说些胳膊腿疼等老年人说的话，娘儿两个就用客家话唠家常，一说就是一辈子的事，别人插不上嘴。奶奶喜欢最小的弟弟，老妈说小弟能听懂她说的话，给大家当翻译。小弟弟跟别的小朋友玩着玩着打起来了，那时他也就不到四岁，我妈妈说，我奶奶就直接上手，帮她孙子打架，把那个小女孩推一个大屁股蹲。每讲到这里老妈都忍不住哈哈的笑。奶奶喜欢洗东西，爱干净，每天都要洗涮。这是她在广东老家的生活习惯，洗澡，冲凉，洗裳裤。她每天都要拿到家门前的小溪里面去洗，那时山泉从山上流下来，穿过村庄，直流下，汇到韩江。现在没有溪水了，她老人家就只能在卫生间凑活着洗涮，觉得很别扭。奶奶在广东生活习惯了，什么东西都讲究要拿去洗，天天洗不完，她觉得北方不讲卫生，姥姥就觉得她是穷讲究，干活不少，但干不到点上。手还不巧，不会针线活，也是一大毛病。

那个时候，我活的劲儿劲儿的。上初小，还住校，当班干部。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天清晨，我都真格似得围着我们住的楼房跑步。我刷刷的往前跑，周围的景色树木也刷刷的往后退，我感到意气风发！我们楼房周围围着一圈柏树隔成的围墙，四周还种着高大的杨树，把楼房隔成方方正正的院子。院子左前方是稀稀拉拉的树丛，右前方是空着的土地。我们小孩都抢着开荒种菜种玉米。我家抢了一小块人家开荒剩下的，很有有地主的感觉，很爽！楼房前有个圆形的喷水池，但从来也没喷过水，只成了了我们小孩在那里嬉戏玩耍的的根据地。我们那座红砖二层楼房，在凤凰山，文化宫附近，就一座孤零零的楼房，是市委宿舍。我们从老市委的平房小院，搬到了这里，大概是1957年，我刚上小学初年级。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我们总到文化宫看电影，那时候电影两毛钱一张票，每次整片前都有加演纪录片。银幕上黑白片里，有几个熠熠发光的大字，1957年，慢慢从小扩展到大，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我老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也去看电影，《鲁班的传说》，散场后，几个老头，其实那时他们也不过是四五十岁，还算中青年人。我记得他们一边走一边议论: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这是电影里皇帝老儿给鲁班出的难题。天色已经很黑了，我们从电影院出来，穿过小巷走回家去，那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却永远不会再回来。。。。。。那是解放后最黄金的年代！如果我的人生真有幸福，恐怕就是那个天真无邪的时代了！

我奶奶在北方住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就回南方了，她住不习惯，吃不习惯，嫌北方的风沙大，没有南方的青山绿水，和乡里乡亲，语言也不通。我不记得她是什么时候回去的，后来我听广东的堂嫂说了个笑话。说我奶奶在北方时，我老父亲找了辆车，拉着老太太到处看，说这是生产什么的工厂，这是商店，这是农村，学校等等。。。。。。后来又到医院去看看，看见后面有棺材铺，就解释说，这是什么人死了就要打棺材的云云，奶奶就很不高兴，说什么也不想再看了，说，你是想要我死是怎么着？！反正后来奶奶就不愿在这里住了，她独自一人回了家乡，终老青山，再也没到北方来过。。。。。。反而是姥姥，一直跟着我们生活，每年都要到我家住上一段时间，跟我们很亲近。

（八）

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渐渐的吃不饱饭了，肚子里的油水越来越少。小学校食堂原来是八个人一桌，鱼菜肉蛋随便吃，谁也不珍惜。后来，每人早上只给一碗红红稀稀的高粱面粥，一个黑黑的白薯面窝头，吃完了我都想添碗，家里也没啥可吃的，一天到晚的肚子饿，吃饭成了大问题。有一天我到学校去，我们班主任王老师很注意的端详了我一阵，摁了摁我的腿，觉得有个陷下去的小坑，他觉得我有浮肿了，就送我去医院看看。到医院就让我住院了，说我有肾炎，父母后来到医院来看过我，我也不记得是怎么治的了，只记得我同病室的几个小孩，其中一个小男孩的小便肿的像个小皮球，他还很乐观。我是天天在医院无聊得很！守在住院部的大门，在楼道里来回溜达，人家不让出去。。。。。。后来我终于出院了，医生说，让我吃没有盐的菜，弄得我整天到厨房里偷盐吃。姥姥很同情我，装看不见，但也告诫我，要少吃盐，对身体不好。

我记得那一幕深秋的时候，我在文化宫红楼的家里，坐在院中的水池边，

池中从来没有过水。天气苍黄，冷风呼啸，乌云遮顶，黄叶乱飞。。。。。。。我老父亲被定为严重右倾，调离了工作，到天津河北科学院上班，那是在1960年。那一天大雪后，我们踩着嘎吱嘎吱的雪地，踏上去天津的列车。科学院没有房子，借的南开大学的办公楼，马蹄湖边的一座二层小楼。我家就安在北村，科学院的员工家属都安排在北村住。有一帮唐山调来的干部也随着我父亲调到科学院，有从小就相识的小朋友，又在天津团聚了，我们都被安插在天南大附小插班上学，我上四年级，挺高兴的。一切都很新鲜！

姥姥姥爷也跟着来了，带着随身的包裹。姥爷高兴地说，天津是大都市，不比唐山，更不比乡下。繁华热闹不在话下，我的感觉就是人太多了，挤挤查查的。我说过，唐山那时候供应紧张得很，但到天津后我发现小卖铺的食品柜上还有买苹果干的，我就不断的的去买，弄得那个秃头的穿白大褂的售货员很惊奇。过不了两天，他不再惊奇了，苹果干已彻底断货了！天津也开始了闹饥荒。我见到马路上有人蹬自行车下来，捡一个烂白菜帮子马上塞到嘴里，吃得津津有味，我看得目瞪口呆！

我家养了一个鸭子，它从小养到大，天天拽了拽了的早上从家里放出来去南大门口的荷塘，晚上自己回家，爬三楼，进窝睡觉，我们都习惯了，谁也没觉得有危险，有一天晚上，它突然就没回来。也彻底的消失了！那还用问，准被人家捉去吃了！我家在三楼，对着南窗户的楼下有一小块儿空地，算是我家的财产?像在乡下一样。姥姥在哪里种了几棵玉米棒子，还没长成就被不知哪来的孩子揪了个七零八落。后来我看天津作家孙犁，也有同感，他一生都在怀念他的荷花淀的老家，对天津这个大码头风土人情很不适应，他在逼仄的院子里种点花木，也被院内小孩破坏得惨不忍睹！卢梭说，大城市的人情是淡薄的。更何况，我们是小地方来的外乡人。

我家在天津请了个保姆，她管原来的雇主叫太太，先生，现在听着没什么，六十年代肯定我觉得听着扎耳朵。我看到黑人留学生在荷花池冰面上呵呵的叫着滑冰，一到星期六，马蹄湖外就演露天电影，《彼得大帝》，《白痴》《搜书院》古今中外，看了不少电影。。。。。。那男女女青年大学生们，唱歌，跳舞联欢，跳快乐的啰嗦。我们在水上公园里排一天的队，吃一顿不香不臭的饭，南大门口的有清溪小船，直通水上公园，河汊纵横，碧天春水，心旷神怡！寒风里八路终点站围着街心花园饶了好几个圈的排队等着上车的人群，百货公司熙熙攘攘的人流，橱窗里七八寸高的高跟鞋，和平路上大副的画着电影《红菱艳》的那双芭蕾舞鞋的广告。。。。。。这就是天津了！还有就是南大留给我们用的床板里的臭虫，我们从来也没见过这玩意！咬的我们浑身都是嘎达，真恐怖！姥姥和老家的亲戚把床板抬出去到外边晒，用开水烫，姥姥说真丢人，还有这玩意！这就是百年大学的特色之一吧！

我们都吃不饱饭了，老父亲还得了“干瘦病”，现在也没考证出来到底是什么病？他把他的口粮省下来给我们孩子吃。我记得有一年的中秋节，姥姥从乡下给我们带了几块白薯干，让我们欢欢喜喜的过了节。记得那时候，几年前我去姥姥家，村里办食堂，家家户户都不做饭了。快到中午饭口的时候，姥爷就拿一个盛饭的提盒子，让我跟表妹去食堂买饭，不记得吃的什么了，反正一家人吃的索然无味。我发现庄稼人特别重视也会享受吃的乐趣。他们做的红咸菜都特别好吃，白薯腌的，特殊的风味，放点碧绿的小香葱，切得细细地黄姜丝，滴两滴自家磨得芝麻香油，像我姥姥说的：香你一个跟头！姥姥插得玉黍渣粥也特别黏稠好吃。她最拿手的事松蘑粉条炖肉，跟城里人做的味儿就是不一样！但办食堂了，自己就不做饭了，这点乐趣也没有了。后来食堂办不下去了，干脆就没饭可吃了！不知道姥姥她们在老家是怎么对付过来的。在天津的那一段正是困难时期，姥姥跟着我们一块吃不饱饭。吃不饱饭，还要整风，科学院食堂墙壁上贴了很多大字报，那也算文革的小试锋芒！

我在附小是插班生，功课连接不上，跟同学老师都不很适应，我总闹着要回去。我在天津大概只上了两年，到该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父母让我先回唐山了，我在风小住校，每星期六回天津，星期日晚上回唐山学校。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自己买车票自己来回上火车，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不久我父亲被平反，又调回唐山工作。我一家又搬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