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的故事

张凤枝

                    小序

九九年，我写了第一篇文章《我们这个大家庭》，嫂嫂、姐姐看完都哭了，尤其是写二爹的那一段，连二哥也哭了，第一次看到二哥掉眼泪，并且哭得那么悲伤，我们知道，他想二爹了。

这次聚会，在大家的眼泪中，我感悟到了亲情，也树立了写作的信心。

然而，一搁笔，五年就过去了。

二零零四年，八十九岁的老父亲不幸去世了，我蘸着眼泪写了《懂你》一文，带着无尽的思念，带着无比的悲痛，我要用这支拙笔留住老父亲的音容笑貌，我要在稿纸上写下他老人家的勤劳善良以及历尽苦难的一生。

从那时起，我开始了真正的习作，到现在整整十五年了。

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是这个大家庭给了我欢乐，给了我亲情，更给了我早期的文学启蒙。

煤油灯下，妈妈一边做针线，一边讲故事，妈妈不识字，哪有那么多故事啊！有的只是苦难的童年，有的只是悲催的命运，讲到伤心处，妈妈撩起衣襟不住地擦泪，我们姊妹几个都哭了，一个个转过脸去，咬着被角，尽量不要哭出了声。

哥哥回来后，妈妈搓莜面，哥哥打下手，蒸上莜面后，哥哥一手握着勺把，一手拿着扎蒙，一边炝油一边唱：“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

歌声中，我们走进哥哥的内心世界，渐渐领悟了他远行千里之外那份深沉厚重的游子思乡。

《美丽的哈瓦那》是姐姐最拿手的歌曲，每次唱起，除了一种说不出的感动而外，还有那么一丝淡淡的忧伤。

二姐的性格特别潇洒，她个子高，力气大，挑水时喜欢把两只水桶拎在手上，边走边晃，边晃边唱：“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

于是我们读懂了二姐的志向，她要像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那样，用辛勤的汗水去改变、去建设自己的家乡。

三姐的手琴弹得不错，劳动回来后，她用手绢将两条大辫子从后面一扎，往炕沿上一坐，把那个淡绿色的手琴搁在腿上，眉飞色舞地弹起来，最拿手的不仅仅是《英雄赞歌》，还有《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最感人的是二哥的励志故事，最暖心的是爱叶姐的温柔善良……

尽管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每每讲来，依然让人那么感动，那么感激，并且那么感伤。

上小学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姐夫，当年，身为乡村教育工作者的姐夫顶着压力把故事会搬进课堂，从此，一帮傲骨铮铮的英雄人物走来了，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

是他，用绘声绘色的语言营造了生动感人的故事情境，用抑扬顿挫的声音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是他，为乡村学生打开一扇门的同时，又执着地推开一扇窗，让我们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萌生了一段英雄情结，牢牢记住了文学作品中那些闪闪发光的英雄群像。

另一位就是改变了我的命运，并且影响了我一生的人，那就是嫂嫂。

哥嫂六三年结婚，当时哥哥在河南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公安保卫处工作，嫂嫂在固阳旧城小学任教，婚后嫂嫂去了趟洛阳，回来后，洛阳拖拉机制造厂五分钟生产一台拖拉机的盛况被她解说得活灵活现，宛如就在眼前，对一个乡村孩子来说，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组织实施的一系列载人登月的阿波罗工程，被嫂嫂描绘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听得我云里雾里，好像做梦一般。

听嫂嫂说，北京的姨姐家安了电视，我问她电视是什么，有多大，嫂嫂比划了一下，她告诉我这个物件特别神，不论什么节目，坐在家里就能看到。

我诧异极了，这么小的电视装那么多人，那怎么可能？尽管嫂嫂解释了半天，我仍然不大相信。

盛夏黄昏，我们不是爬上南梁站在绿油油的庄稼地里观赏景物，就是坐在炕沿边放开嗓门儿纵情歌唱。

梳着大辫子的嫂嫂把二晶抱在怀里，唱了一曲又一曲，那首《马儿啊，你慢些走》，是她的拿手之作，唱起来几乎与马玉涛难分伯仲。

这样的成长经历，这样的家庭气氛，别说农村，就是城里，能有几人？

倘若不写出来，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下了那篇《家在大榆树滩》。

此后，我背起行囊，走进《与羊为伴的童年》，走进《老屋》中度过的《那年那月》。

喝过《村中老井》的水才知道什么叫甘甜，走过《铺满石子的河槽》，才明白什么样的路才叫平坦。

《当我们呱呱落地的时候》，好想知道，饥寒困顿中的父母该是几多欢欣，几多愁烦？

《连枷声声》中，我看到父亲和乡亲们在马灯下连夜打场那忙碌的身影，并且闻到他老人家深夜加班归来给我们端回那碗炖羊肉的喷香。

《煤油灯下》，做针线的《母亲》这也不放心，那也不放心，不知哪来那么多没完没了的《牵挂》。

《哥，我想对你说》，大榆树滩存留着你厚重的游子思乡情，明磴山能感受到你执着的天涯赤子心。

《漫漫长路》留下你一串串踏实坚定的脚印，《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处处都有你伟岸的身影。

带着额上深深的《伤痕》，弟弟走了，永远走了，当年我挥拳打去，弟弟爬在炕沿上，衣襟衬在下面，兜里装着两个小玻璃瓶……

“四姐，哥哥要问，就说我自己不小心碰的，要不你会挨骂的。”忘不了啊！这是从医院包扎回来时他对我的叮咛。

 我可怜的弟弟啊！好想告诉你，《伤痕》留在你的额头，但是却疼在我的心中，它啊！让我痛彻心扉；它啊！让我自责一生。

《老屋》虽然被拆了，但是回到故乡，还能看到留着童年印记的《西山烟云》，顺着那条《伸向远方的路》，我们还能探访到亲人们的遗踪。

《麦收季节》别忘了观赏故乡那迷人的《诗画黄昏》；走到《大山深处》，记得去看看那些淳朴善良的《乡里乡亲》。

《山里人家》让我们感受到三位舅舅家的亲情大爱，《有客远来》带给我们太多的期盼，太多的感动。

应该回一趟《我的第二故乡》，再看看银装素裹的《雪乡》，那里有我一段执教的经历，那里有一个民办教师的理想与憧憬。

《有妈陪伴的日子》多好啊！虽说搬到下小营子村仅仅两年，但妈妈的关爱，《妈妈的吻》却让人温暖一生，铭记一生。

《岁月悠悠》啊！《岁月留声》，《行走山水间》，到处都有大美的风景。

《绿色田野》里充满《乡间童趣》，《难忘儿时“滋味”》，更难忘大家庭中的每一位亲人，是他们教会我如何感恩，是他们教会我怎样做人。

今天，打开《老照片的故事》，走进当年那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你会惊奇地发现，每个人都是一段传奇，每个故事都让人感慨涕零，黑白照片不仅留住一段难忘的岁月，同时也留住了我们这个大家庭那种刻骨铭心的骨肉亲情。

我相信，这样一组人物群像，分别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境遇中走来，带给人的一定是无比的震撼，是满满的正能量，是永远永远的感动。

但愿这些家长里短的叙述，能引起大家对历史的回顾，能看到那个年代的社会缩影，但愿清香的墨迹能永远留住我们这个大家庭所独有的那份甜蜜与温馨。

在这里，我要谢谢富刚哥，几十年来他就像哥哥一样关心我，辅导我，他是我的恩师，是我文学习作的领路人。

更要感谢打开《老照片的故事》，和我们共同分享这份真情这份快乐的每一位亲友，让我真诚地道一声：谢谢你！谢谢你们！

2019年6月

这张老照片拍摄于一九五九年夏天。

当时的农村还沉浸在大办食堂、大炼钢铁的狂热之中，然而，谁能想到，一场全国性的三年自然灾害会马上降临？

和往常一样，这一年暑假，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就读大三的哥哥与富刚哥一块儿回来了，中午，等父母收工回家后，富刚哥举着照相机，给我们拍下了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

这就是“全家福”吧，可惜外地工作的二哥没能及时赶回来，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后来我们将他的照片补在里边，这一来，全家十几口人就齐全了。

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面对镜头，中规中矩照下的第一张相，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张，其意义确实不同寻常。

照相时我们坐在自家门前，背景是两间新建的土坯房，旁边还有一孔窑洞，当时能从窑洞搬到土坯房的在我们村仅有三家，因此，尽管我们饿着肚子，穿着打补丁衣裳，但在人们眼中，那也算得上这个穷乡僻壤的一户殷实人家了。

其实最让村民羡慕的也最让我们引以为豪的还是哥哥，他叫张凤鸣，是建国第八年考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农家子弟，是从一望无垠的大榆树滩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这在当时成了家乡的一大新闻，可以说，在苍凉的明蹬山下，在广袤的大榆树滩着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今天，真想用这份崇敬的心情为远在天国的父母点个赞，他们确实太伟大，太有远见了，尽管老两口大字不识一个，是地地道道的“睁眼瞎”，但是在那个穷困艰难的年代，他们居然懂得培养子女上学，这该是怎样的大智慧，大手笔啊！

好在我的哥哥姐姐们都很争气，哥哥考上大学后，二哥在石拐煤矿当了会计，他的工资大部分寄给哥哥，其余的接济了家里。后来姐姐也考上了师范，二姐考上了中学，因此，当我们这几个小不点上学时，他们都挣上了工资，可以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父母分担这副家庭的重担。

今天看着这张老照片，时光仿佛又回到了一九五九年，真让人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六十年的光阴啊，好似流水匆匆，弹指一挥间。

父亲走了!

就在我们刚刚离开之后，就在三姐夫为他挂好输液器时，父亲走了，悄悄地走了，匆匆地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

当我们返回家中，抱着他尚有余温的躯体，贴着他清瘦蜡黄的脸颊，流着热泪大声呼喊时，父亲却是那么平静，那么冷漠，就像陌生人一样，再也懒得看我们一眼，更别说答应一声，叮嘱一句了。他平平地躺下，昏昏地睡着，仿佛一个走过漫漫长路急需歇脚的人，此时终于找到一棵可以依托的大树，于是背靠行囊，静静地躺下，沉沉地睡着了，这一觉居然睡得那么甜，睡得那么香。

啊！我慈祥善良的老父亲啊，尽管抱着你瘦弱的身躯，尽管贴着你清癯的脸庞，但是你却不管不顾，狠心地抛开撕心裂肺的儿女们，悄悄地、匆匆地撒手离去了。

啊！我慈祥善良的老父亲啊，几乎是转眼之间,你变得如此冷漠，如此不屑，再也懒得和我们多说一句，再也不肯对我们多看一眼，这一切不能不让人心如刀割，肝肠寸断!

父亲一生辛劳，靠双手把八个儿女抚养成人，他的勤劳、善良、公正，在周围的村子里也很有名，即使到了晚年，他也那么体谅别人的苦衷，宽厚地对待每一个人，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小时候，每次吃饭，我总喜欢挨着父亲坐，父亲知道我不爱吃肥肉，总把自己碗里的瘦肉挑给我，再把咬去肥肉的猪皮夹给我。我呢，也把肉夹给父亲，然后眼巴巴地等着，有时猪皮上还有一点肥肉，我又给他夹过去，父亲很耐心地再咬一遍，递给我说：“这回行了吧。”

父亲和五京哥上山放羊，我跟着“打伴”，在向阳的山坡上，父亲和五京哥坐着说话，我去追赶乱跑的山羊，等羊群吃稳了，我就过去挨着父亲坐下，父亲把我的头往他的膝上一摁，又要给我抓虱子，我觉得他凸起的指甲总在一个地方掐，疼得直吼，想要挣脱，却被他一把拽过来说：“这娃娃才是，看看有多少虱子，不掐，非咬死你不可。”

我很奇怪，父亲的指甲怎么是凸起的，妈妈说那是围磨时让磨扇压了，能保住手指已经很不错了。

村里唱大戏，想买吃的，跟父亲一说，父亲二话没说就递给我一毛钱。我赶紧跑过去买了根麻花，让父亲吃，他咽了下口水说：“你吃吧。”我想也是，大人有钱，想吃什么自己不能买？于是就心安理得地吃了。

一次，母亲领着弟弟去段家壕走亲戚，我知道后哭着跑上东坡去追，可是没追着，又不敢往远跑，只好来到场面找父亲。此刻父亲正和刘生叔铡草呢，他放下手中的活儿，摸着我的头慈爱地说：“不要哭，锅边儿烤的馍馍是你的。”

这可不是一般的待遇啊！吃干馍馍那可是弟弟的专利，每当弟弟吃馍片时，我总是坐在一旁，一眼不眨地看啊看，并且不知不觉把一只手伸过去，接住掉下的细渣，然后将其拢在手心，慢慢倒在弟弟嘴里。在我看来，最好吃的东西，应该全给弟弟才对。

每年麦收时节总会连夜加班打场，生产队会给加班的人分一碗炖羊肉吃。每到这样的夜晚，我们姐弟几个总是坐在煤油灯下，听耳畔“噼噼啪啪”有节奏的连枷声，耐心地等待即将端着羊肉回家的父亲，等啊，等啊，不知不觉竟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耳畔传来一阵亲切的呼唤声，睁开朦胧的睡眼，一看，在昏暗的油灯下，父亲端着一碗肉，站在炕沿边，正挨个儿往我们嘴里喂着，这个爱吃肥的，那个爱吃瘦的，不偏不倚，每人一块。

我们迷迷糊糊吃完一块，并没吃出什么滋味，再吃一块，嗯，挺香！几个人一骨碌爬起来，可这时碗里只剩一点汤了。见我们还盯着碗看，父亲说了句：“别看了，再看也没有了。”然后一扬脖子，把汤喝完，抹抹嘴，疲惫不堪地往后炕一躺， “呼哧，呼哧”，很快就打起了呼噜。

地里的庄稼收割完之后，人们又在场面忙开了。

别人碾场时，先“啪！”打一下牲口，然后高声唱起来，可父亲不然，他一手拽着缰绳，一手轻轻地晃动着马鞭，虽然不时地吆喝着牲口，却很少让鞭子落下来，偶尔也会哼两句，不过声音压得很低。

父亲就是这样，埋头做事，任劳任怨，不苛求，不张扬，特别勤劳朴实，特别敦厚善良。

为了多挣工分，父亲晚上又去“照场”。下工后，人们把粮食堆起来，像一个个圆锥似的，稳稳地立在那里。保管员在粮堆四周盖满了长方形的粮印后，也离开了，此时空空的场面里只留下父亲一个人。

天一黑，父亲穿着那件白茬皮袄，拿着手电，绕着场面转起来，确定没什么情况后，这才回到麦垛下面，揪出几捆麦子，腾出一处空地来，弯着腰钻进去，以此遮一遮风，挡一挡寒。

时值深秋，天气很冷。夜深了，母亲还在灯下做着针线活儿，我们也睡不着，就缠着她讲故事，这时总会清楚地听到父亲一阵阵的咳嗽声，时而远，时而近。我们不明白，粮堆全打了粮印，父亲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为什么不歇歇呢？母亲告诉我们，父亲向来办事认真，不时地转转，既防贼偷，又怕牲口糟蹋粮食，几乎一晚上都不敢打盹。

冬天，父亲又到饲养院喂牲口。最繁重的活儿是铡草，用铡刀把莜麦秸铡成一寸左右的小段，两个人得整整忙乎一下午。晚上，父亲又要起来几次，给牲口添草加料，所以每到夜深人静，总能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听惯了谁也不以为然，岂知父亲此时已患了严重的气管炎。

父亲的性格特别好，很少发脾气，从来不舍得打我们，但绝不允许我们洒饭、睡懒觉，每当他捡起我们洒下的饭粒，边往嘴里放边数落：“唉！”这么好吃的东西给洒了，真该好好地饿你们几天。”见我们睡懒觉，又数落我们：“一个个好吃好的不怠要动，终究咋活成人呀!”

吃谷米粥时，父亲喜欢把碗颠一颠，这样粥就成了圆圆的一团，我们觉得好玩儿也让父亲颠，结果呢，看着光光的米团都不忍心动筷子了，后来才明白，父亲是怕米粒粘在碗上才这样做的。

喝莜麦糊糊时，父亲先将碗沿儿舔干净，喝完又将碗底舔干净，我们吃完没吃净，他拿来舔了，冲我们一瞪眼睛说：“遇上灾荒年，看咋饿你们呀，再让你们造孽。”

下雪后，户外的活儿少了，父亲就坐在地下的小凳上给我们钉鞋。孩子多，鞋也多，一干就是一整天。每钉好一双，父亲总不忘抓些粘掸子剩下的碎鸡毛塞到鞋里，好让我们御寒。每当拿起被我们踢破的鞋子时，就会生气地说：“那么结实的实纳帮子鞋硬是给踢破了，不知道每天疯死佯活地瞎跳甚了。”

长大后我们求学在外，暑假回来劳动，父亲非让我们和他锄地畔，地畔芥草多，很难锄，所以有“当模范，锄草畔”之说。结果锄一天，我们只能挣别人一半的工分，随口抱怨几句，父亲就生气了：“再难锄也总得有人锄哇，唉！这娃娃才是，咋就不学个好呢？”

大约一九七二年冬天，年近六十的父亲外出打工，回来后，衣服上全是破洞，原来父亲和年轻人一样，天天上山搬石头，活儿很累，苦很重，但是父亲坚持了下来。回来时还带回一块推莜面窝窝用的淡绿色的石头，打磨得方方正正，很好看，那是父亲利用工余时间用大石片磨出来的。

一九七四年，我们举家搬迁，装好车后已近黄昏，当时家里养着一头大猪，受惊吓后跑了。二哥和大伙儿到东坡上追，父亲跟在后面，惊慌失措地喊：“二仁，二仁，这可咋办呀！”我觉得父亲忽然变老了，那声音很苍凉，很无助，听得让人好难受。不过我相信，有哥哥二哥在，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会有办法解决的。

搬到固阳不久，父亲一人随户口到了土右旗的公山湾，那里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条件也很差，父亲在那里待了将近一年。

一次，父亲搭顺车来到内蒙干校的哥哥家，对哥哥说：“凤鸣，我老了，受不动了，你想办法给我们办市民户吧！”这些话，说得哥哥好难受，多少年来，这是父亲提出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再难，也不能让他老人家失望啊！

为此，哥哥主动提出到偏远的乌盟干校，条件是把父母和弟弟妹妹的户口迁到城里。

解决了户口问题，父亲就到了乌盟干校，给干校烧锅炉，又在哥哥家住了两年，可以说，这是父亲过得最舒心的两年。

有一年，我们学校组织教工到“九十九泉度假村”旅游，父亲听后很激动：“我知道那地方，叫辉腾梁，在集宁北面，风头可高了。干校在那里有不少地，全种莜麦，还有牧场，养着许多羊，每年秋天拉回来搞福利，每个职工都能分到一只羊，当年我还帮着炒过莜麦宰过羊呢……”

我们在包头西脑包盖起房子，已经是一九八零年了，一家人漂泊了几年，终于有了定所。不过，挖山盖房绝非易事，父亲终日挖土脱坯，不仅把门前、房右的土包挖平，还在房后挖开一条通道，打了一个很大的山药窖，短短几年，父亲领着我们靠双手建成一个整洁的院落。大家都说，父亲就像老愚公，虽然已近古稀之年，但是仍然坚持挖山建房，造福后人，真不简单！

一九八三年，弟弟结婚了，我编了一幅对联贴在墙上：家大，院大，艰苦奋斗益处大；儿多，女多，儿孙满堂喜事多。横批是：快乐人家。那时候，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该有多么充实，多么幸福啊！

父母本该享福了，可是就在那一年，我得了急性黄疸肝炎，正好哥哥出差回来，赶快将我送到医院治疗，在医院一住就是三个月，出院后，天天吃中药。夏天，父亲把火炉安在院里，每天给我煎药，煎完药，就挎着箩筐出去捡炭了。

有一天，父亲挎着满满一箩筐炭回来，高兴地对我说：“今天好运气，刚出门就遇见一辆炭车，我跟在后面没少捡，够烧好几天了。”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再想想父亲坐在烈日下给我煎药的情景，心里又苦涩，又酸楚，至于中药是什么滋味，我已经无心品评了。

后来，我带着女儿常常回家来，父亲心情一好，话也多了起来，他和我谈了许多往事：谈他小时候家里发生的事，谈灾荒年挨饿受冻的事，谈兵荒马乱的年代自己几经劫难的事，听得人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说完，父亲总会说：“现在多好，不愁吃不愁穿，还要咋了，真是天堂上活着呢！”

父亲在八十一岁那年，突发气管炎，病得很重，多亏三姐夫诊治及时，彻夜抢救，方才脱险。后来每当谈及此事，父亲总是感激地说：“唉，要不是小曹看得及时，我早死了。”

有一次，我买了些水果回家，正好父亲要给爷爷奶奶上坟，他取了一个桃，切成五份儿，又摘了五颗葡萄，放进篮子，然后打了三个薄薄的封包，里面给每个逝去的亲人装进去两张烧纸，之后，又让我写上具体的地址和姓名。

我觉得祭品太少，要他多带点，父亲看了我一眼，说：“唉！这娃娃真是，人死了就是一股烟尘，能知道甚了，你以为还能吃东西了？闻闻气味就是了。”说完，挎着篮，拄着杖，步履蹒跚地向后梁走去。

谁能想象的出，一位康复不久的八十一岁的老人，去祭拜自己的父母和两个弟弟的那种情景，那将是一种怎样感人肺腑的场面，那该是怎样一种刻骨铭心的亲情！

父亲是一个特别勤劳善良并且明事理、识大体的老农民，解放后，他只在扫盲班里识了一些字，也只能基本读懂日历的内容。但是多少年来，父亲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抱着一种平和的处事态度，无论做什么，他都能准确地把握好尺度，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每天早上，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撕一张日历，并且随口念出节气时令，他的农谚脱口而出，那么鲜活，那么生动，给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古稀之年，父亲还在房子西边高高的平台上种了菠菜、韭菜，栽了两排葱。为了便于上下，父亲用木棍绑了个梯子，踩上去“嘎吱、嘎吱”直响。空闲时父亲坐在家里，听听评书，看看电视，尽管足不出户，居然知道不少天下大事。

二零零零年，我们姐妹几个随父母回乡一次，虽然路途遥远，坎坎坷坷，但是两位老人情绪特别高，精神分外好。他们一会儿指点窗外的村落，一会儿叙述过去的事情，就像孩子回家似的，那么高兴，那么激动。

回村后，我们来到栓牛姐家，稍事休息，父亲就拄着拐杖去探望相处了几十年的那些老邻居。这天中午，乡亲们聚了不少，父母的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他们和乡亲们聊天，叙旧，兴致很高，一直谈到很晚我们才启程。

我们担心父母受不了这样的颠簸，第二天回去一看，父母的精神仍然很好，于是我们提议，过两年再回去一趟。父亲摆摆手说：“行了，这也不错了，总算又回去一趟，看一看就满足了。”我们知道，父亲不是不想回去，他是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不愿给子女找麻烦了。

这一年，父亲八十五岁。母亲八十二岁。

现在，当我们跪在父亲坟前，眼前又浮现出一幕幕难忘的往事，慈父的谆谆教诲又一次次响在耳边，这一切,怎能不叫人泪水涟涟，感慨万千？我们觉得父亲时而走得很远很远，时而就坐在对面，仿佛与我们一起叙旧，一起聊天。

 父亲走了，悄悄地走了，永远地走了，他老人家的葬就座落在固阳城北面向阳的山坡上，它背靠巍巍青山，面对喧闹的固阳城，以及那条绕城而过的青石板河，与东南方的明磴山遥遥相对，如影相伴，这样父亲可以日夜遥望故乡，得以了却几十年来割舍不断的那份苦苦思恋。

今天，老照片把我们带回曾经的岁月：红漆躺柜，挂着锁的板箱，鸡毛掸子，父亲毎天必翻的日历……这是那个年代的印记啊！每每看到，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让人感伤得忍不住落泪。

妈妈一九一九年出生，到今年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

妈妈三岁时裹脚，姥姥裹得紧，姥爷拆得勤，虽然没裹成小脚，但也是严重的扭曲变形，走路多了照样疼痛难忍。

生逢乱世，民不聊生，妈妈从小就跟着家人颠沛流离，不是逃荒，就是逃命。

那一年家乡闹灾荒，人们把附近的野菜、草籽都吃光了，为了活命，姥爷姥姥带着大舅、二舅到很远的地方搂绵蓬、搂“灯香”去了，八岁的妈妈和年幼的三舅、四舅就寄居在逃荒途中的一个破碾坊里。

白天妈妈背着四舅，领着三舅到野外掰“胡芽芽”充饥，晚上姐弟三人蜷缩在破碾坊一角，又冷又饿，担惊受怕。

不幸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那天半夜，不足两岁的四舅一连喊了几声：“妈妈——”，“妈妈——”，之后竟凄凄惨惨地死了，悲痛欲绝的妈妈将他瘦弱的身子紧紧抱在怀里，一直抱到天亮……

每当说到这里，妈妈的声音总是颤抖着，哽咽着，听得让人鼻子发酸，后背发凉，我们赶紧用被子蒙住双眼，任心底的泪水悄悄地、悄悄地流淌。

妈妈八岁时的这段经历啊！实在是太凄惨，太可怜，太悲伤！

十二岁，妈妈去二里半的大姨家伺候大姨坐月子，并且照看两个年龄还小的外甥女，喂鸡喂猪，洗衣做饭，样样不拉，一住就是三年。

十五岁从大姨家回来，很快就出嫁了。

从此妈妈的针线活儿分为两拨，娘家一拨，婆家一拨，白天忙家务不得空闲，晚上坐在煤油灯下继续埋头苦干，搓麻绳，打麻衬，锥底纳帮，缝新补旧，那活儿越做越多，总也干不完。

哥哥出生时，我家的狗“汪汪汪”叫个不停，并且发疯似的往门上扑，还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奶奶很迷信，她说孩子的名字应该带个狗字才好，就叫“狗扑子”吧，顺口，也好记，可妈妈不乐意，于是就改为“狗小子”了。

后来听说，在哥哥出生的前一夜，有人看到一个红红的火球落到我家院子里，老人们说，哥哥绝不是凡俗之人，将来肯定会出人头地，干出一番大事的。

那时常常有兵匪进村骚扰，因此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听到狗叫，人们拖儿带女，赶紧往村后的大山里跑。

一次，妈妈背着不满一岁的哥哥随着大伙儿往北山跑，一路上哥哥哭个没完没了，妈妈担心哥哥的哭声暴露目标，生气极了，心想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整天东躲西藏，大人能不能活下去还说不准，何况孩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想到这里妈妈彻底绝望了，她一狠心将哥哥丢在山脚下一个僻静处，头也不回地跑了。

邻居发现后责备她说：“要死那也全家人死在一块儿，怎么能扔下孩子不管呢？”妈妈也后悔了，她赶紧返回去将哥哥背起，猫着腰一口气跑进了山里。 

后来有了二哥，父亲不在时，妈妈背着两岁的二哥，领着四岁的哥哥，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里跑，夏天，后背和裤子被二哥尿得湿湿的，冬天，后背是湿的，裤腰下面冰冷冰冷的，不过逃命要紧，其它的谁还顾得了？

那一年，有种传染病在乡间蔓延开来，人们管它叫“出水病”，这种病的特点是患者不停地出汗，严重虚脱后导致死亡，更可怕的是，只要一人感染，全家几乎不能幸免。

我家第一个病倒的是父亲，接着便是五岁的哥哥和三岁的二哥，妈妈说，两个孩子每天大汗淋漓，像从浴盆里捞出来一样，没几天就瘦得皮包骨了。

当时穷得连一条毡子也没有，两个瘦弱的孩子整天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真是遭大罪了。

实在难受得不行，他们就翻个身，以为换个地方会好点，可惜把整个炕都翻遍了也没找到一个软和的地方，哥哥每翻一次身，都要喊一声：“哎呀，年（硌）死我了！”

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孩子受罪，妈妈却没有一点办法，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要多心疼有多心疼，用她自己的话说，那真叫一个泪淹心！

庄户人本来就穷，再加上子女多，没办法，只好送人。 

 妈妈也不例外，当年她把二姐、云飞哥和我都送了人，结果呢，父亲抱回了二姐，二爹抱回了我，为此妈妈很生气，没少抱怨。

但是在二妈二爹相继去世后，她二话没说，将年幼的爱叶姐领回家，从此爱叶姐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说到二爹的去世，实在让人心痛，妈妈说，她不忍心回想二爹去世时那撕心裂肺的呼喊：

“哥哥——，爱叶子——！”

“爱叶子——，哥哥——！”

可怜的二爹不放心爱叶姐，那是在临终托孤啊！

三爹更是不幸，因为无端受到“庚子案件”的牵连，被调查传唤了几次后，老实巴交的三爹害怕了，也绝望了，于是丢下三妈和八岁的儿子，悬梁自尽了。

每每讲到这些伤心往事，妈妈总是声音哽咽，泪水涟涟。

那一年，有一种疫病蔓延开来，人们叫“传头子病”，假如谁家烟囱一连几天不冒烟，不用问，那家人一定都死了。

最幸运的是大舅，他成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大舅病重期间，整天昏睡不醒，这天姥爷刚出门，家里就来了一帮穿白袍的小客人，他们一进门就忙乎开了，生火的，做饭的，还有给大舅端水的，喂药的，跑得满地都是。过了一会儿，从外面跑进同样的一个小人，大声喊道：“快走，快走，老乔回来了，老乔回来了！”

一阵细碎的脚步声过去，那帮穿白袍的小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姥爷带回一些草药，大舅服下后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这是妈妈津津乐道的一件往事，她认为是神仙显灵才救了大舅一命。

究竟是神仙显灵，还是草药起了作用，或者说是大舅的自身免疫力战胜了疫病，这些谁也懒得去考证，我们所关注的是故事本身，它的神奇，它的生动，它的画面感，它的趣味性，居然把我们带到《七个小矮人》那般空灵那般唯美的童话意境。

这大概是我们童年时代听到的唯一一个不让人毛骨悚然的神话故事，妈妈讲得那么生动，那么逼真，给人的感觉亦真亦幻，似梦非梦，每每听来无不妙趣横生。

但是像这样逢凶化吉的好事毕竟不多，姥爷家很快就降临了两大灾难。

首先是姥爷的猝然离世，人还没出殡呢，大妗也病故了，一个原本不大的院子里同时摆放着两口棺材，那情景令人惨不忍睹，心惊胆战。

没几年，三妗也丢下一儿一女病故了，两个孩子整天哭哭啼啼，后来不知得了什么病竟先后夭折了，三舅伤心欲绝，此后再未娶妻，所以老人的晚年贫病交加，凄凄惨惨，孤苦伶仃。

如果说住娘家是慰藉，而妈妈却是一种负重，一种伤心。

尤其是苦命的三舅，从小由妈妈一手带大，都几十岁了，一见面，妈妈还“三黄毛”，“三黄毛”地叫着，那种亲昵的样子，不像姐姐，更像母亲。

他们姐弟俩最后的诀别也非同一般，妈妈一步一回头，伤心欲绝，而气息奄奄的三舅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爬出窑洞，送他的二姐，那一幕真让人心如刀割，肝肠寸断！

三舅病逝不久，大舅也走了，从此沙湾子成了妈妈的伤心地，加之年事已高，她实在经受不住这种接二连三的打击，因此再也没有回去。

在我们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妈妈也从没间断接济她的娘家，父亲很宽容，他体谅妈妈的苦衷，因此从不理会，从不认真。

然而说到一件往事，妈妈却没少抱怨过父亲。

大跃进时期，村里筹备大办食堂，前提是将各家各户的粮食全部入社，然后集体开伙，会上队长叮嘱与会的社员做好保密工作，父亲为人实在，回来后一个字也没露。

第二天早上，队长领着一帮人挨家挨户收粮，最可气的是，他们光顾的第一户就是我家，搞得我家猝不及防，结果所有的粮食，以及满满的一窖土豆，居然被收了个精光。

谁知大锅饭吃了没几个月，食堂就办不下去了，那些私存粮食的人家当然不至于挨饿，可我们家却揭不开了锅，全家十来口人眼睁睁地往死里饿，这总不是个事儿吧。

于是妈妈找到了队长，质问他两点：第一、当时收走的粮食数我们家最多，现在为什么你们有吃有喝，偏偏让我们一家人挨饿？第二、我家住的既不靠前也不靠后，收粮时为什么第一户就来我家，把理由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队长自知理亏，只好给了几筐土豆，妈妈当然不同意，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不同意又能怎样？

每当说到这件事，妈妈就会一边做针线，一边生气地埋怨，煤油灯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妈妈那张气得煞白的脸。

妈妈说，那是解放后过得最艰难的一年，父亲饿得两眼直冒金星，耕地时双手无力，把不住犁，常常是一跤跌倒，半天都爬不起来。

村里人看到妈妈做的衣服又合适又好看，经常有人找上门来，妈妈即使再忙再累也不会拒绝，她整整熬一个晚上就能做好一件男式布衫，看在乡里乡亲的份儿上，一件布衫仅仅收五毛钱。

在我们的记忆中，乡村的夏夜总是黑乎乎、静悄悄的。我们在妈妈的“摇篮曲”中早早地睡着了，一觉醒来，准能看到妈妈的背影，也准能听到做针线时“嘶拉、嘶拉”的响声，随口说一声：“妈，快睡吧！”妈妈回头看一眼，低低地说：“你们睡吧，还剩几针，缝完就睡。”

妈妈夜夜熬油点灯做针线，一年四季都是如此，我们也就习以为常了，至于熬到什么时候才会睡觉，确实不知道。

文革期间，为了整垮哥哥，那帮人没少动脑筋，他们硬说我家是漏网地主，妈妈是庚子案件反革命，如果罪名成立，那整哥哥就容易多了。

起初他们一拨一拨地进村，想方设法整假材料，后来那个臭名昭著的“群专”居然把妈妈带到新建公社关起来了。

妈妈虽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家庭妇女，但是她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不会冤枉好人，没说过的话、没做过的事就是打死自己也绝不会承认，因此那帮人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

我和二嫂抱着小宏去看妈妈时，妈妈胸前戴着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乔二女”三个字，那时她正在给车马店做饭，可以自由活动，就是不让回家。

见到我们，妈妈很高兴，她抱着自己的孙子看了又看，亲了又亲，然后急切地询问哥哥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家里怎么样，并且告诉我们，她这里挺好，要大家放心。

几个月后回来，妈妈整个人都浮肿了，到医院一查，妈妈得了肾炎，赶紧到包头找中医治疗，十二岁的弟弟陪妈妈住在姑姑家，每天抓药，煎药，伺候妈妈，就像一个小大人。

尽管遭受了这样的磨难，但是妈妈讲得很轻松，看得很淡然，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的儿女背上沉重的负担。

今天想来，抚养我们姊妹八个长大成人的妈妈该是多么坚强，多么不容易啊！

困难时期，她靠的是拿得出手的针线活儿，靠的是那盏闪烁不定的煤油灯苦度时日。

文革时期，她靠的是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从而闯过了一道道难关。

也许大字不识的妈妈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在那些缝新补旧的漫漫长夜，为了打发时间，她所讲述的那些亲身经历，居然完成了对子女们的早期教育，无论是情感的培养，人生的领悟，还是心灵的沟通，都那么自然而然，润物无声。

也许从旧中国走来的妈妈根本不会想到，在那盏昏暗的煤油灯下，我们不仅听到做针线时“嘶拉、嘶拉”的声响，看到投在对面墙上那个熟悉的身影，而且还在她饶有趣味的谜语里，在颇具神话色彩的传奇故事中，完成了早期的文学启蒙。

纵观妈妈的一生，可谓曲折坎坷，传奇而惊险，她历尽了艰辛，历尽了苦难，并且亲眼目睹了社会的动荡，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每每道来，让人平添几多感慨，几多辛酸。

这大概就是从旧中国一路走来的那些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是建国后能够承载社会与家庭双重责任的普通母亲的曲折人生。

真该感谢生活在黄土地上的这些普普通通的母亲，她们终日辛劳，默默耕耘，她们有一双粗糙的大手，更有一个博大的心胸，她们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又兼顾着社会与家庭的双重责任，她们的经历就是一幅详实厚重的历史长卷，她们的一生就是一个世纪荣辱兴衰的社会缩影，她们是慈祥的妈妈，更是我们心中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

这样的母亲，我们怎能不为她们引吭高歌？这样的母亲，我们又怎能不对她们肃然起敬？

说到沙湾子，就会想到一件有趣的往事，那就是跟着妈妈住娘家。

一路上我们走得足够体面，也足够风光，一头黑毛驴驮着娘仨，妈妈抱着弟弟，我在后面抱着妈妈，随着“得得得”的蹄声，一颠一颠地向前走着。

绕过大山，妈妈指着对面向阳的山坡对我们说：“你姥爷姥姥的坟就在那里。”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你两岁那年你姥姥就去世了，从此说是回娘家，可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妈了。”说着便哽咽起来。

我素来反应迟钝，全然没有理会妈妈说得有多么悲切，多么伤心，只是骑在驴背上一路摇头晃脑，无动于衷。

倘若步行翻山的话会减少三分之一的路程，不过山里住户少，狗很凶，我们都走到山口了，那两只哈巴狗还追着我们“汪汪汪”，“汪汪汪”咬个不停，于是一幅“深山犬吠”的图景便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沙湾子，也许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但是在那里却封存着我童年时代一个遥远的梦，一个甜甜的梦，一个融满亲情感人肺腑的梦，一个今生今世常说常新的梦。

好希望永远活在这个梦中，我还是抱着妈妈骑着毛驴的那个不谙世事的孩童。

好希望这个梦能伴我前行，让我去体会温馨、体会那份刻骨铭心的骨肉亲情。

好希望点亮心中那盏闪烁不定的煤油灯，走过霓虹灯照亮的都市夜晚，盘点自己那一段段坎坷曲折的心路历程。

好希望天堂里的妈妈点亮每一颗星星，为自己的百年诞辰，为福佑后辈儿孙，而时时人相守，夜夜灯长明。

这是哥哥五七年考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后，在天安门前拍的一张照片，被他兄弟般的老同学富刚哥珍藏了整整六十年。

哥哥是大榆树滩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他的求学之路究竟有多么曲折艰辛，说来不能不叫人感伤、动容。

解放后，哥哥连跳两级，从私塾直接考到固阳中学，二哥也考上了五当召高小，当时家里困顿得很，实在无力培养两个孩子出去上学，何况一个农村孩子能识几个字已经很不容易了，怎么可能去外地上学呢？哥哥知道此事后，眼睛急得通红，他腾地一下从后炕蹦起来，冲妈妈又哭又闹，非上学不行。

热心的杨老师闻讯后赶紧来到我家，他劝妈妈说：“他婶子，凤鸣是个人才，可别耽误了孩子，就让他继续上吧！”妈妈为难地说：“家里只剩这么一小罐粮食，他去固阳吃什么？”杨老师说：“这样吧，我要调到固阳教书了，就让凤鸣跟我走吧，等秋天打下粮食再送来，怎么样？”妈妈还是不同意，两个孩子，该让哪个上，哪个不上呢？这样的家境实在是供不起两个孩子同时上学呀！

看到妈妈这样为难，懂事的二哥爽快地说：“让我哥上学吧，我放羊呀！”

后来，每当忆及这段往事，哥哥总会动情地说：“如果当年兄弟俩都争着上学，那咱家只能多两个放羊娃。我今天能走到这一步，一靠老人，二靠你二哥。没有你二哥，就没有我的今天。”

当时二哥确实是尽力了，但哥哥还是不能走，因为父亲不同意。

这天，趁父亲不在家，母亲和二爹一合计，决定让哥哥上学去，并且赶快走，哥哥一听，二话没说，撒腿就跑，姐姐二姐跟在后面，兄妹三人一口气跑上西梁，哥哥边跑边回头张望，负责望风的姐姐二姐用手语告诉他父亲并没有追来，尽管放心去吧。哥哥示意她俩赶紧回家，然后朝着明磴山方向一溜烟地跑了。

就这样，身无分文的哥哥只带着妈妈的几句叮嘱匆匆地离开了家。

妈妈说：“顺着这条路，绕过明磴山，一直往北走，到固阳后赶紧去找杨老师。” 

那可是四十华里的崎岖山路啊！当时哥哥只有十四岁。

过了好长时间，二爹去看哥哥，一见面，二爹愣了一下，忍不住掉泪了。当时天已经很冷了，哥哥戴着捡来的大檐帽，穿着捡来的破军装，袖子和裤腿分别向上挽起几圈，包着瘦弱身躯的旧衣服被风吹得来回晃荡，再看看他的手和脚，全是通红的冻疮，二爹问他吃什么，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些焦糊的锅巴，原来，食堂里的大师傅看他可怜，每天都会铲一块锅巴给他。 

不识字的妈妈只知道让哥哥去找杨老师，哪里知道，杨老师一个人的口粮怎么够两个人吃啊！

二爹回来和父母一说，三位老人坐在炕上，一个个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什么也别说了，赶紧想办法弄些粮食送到学校，交了粮食，哥哥这才在食堂里开伙了。

三年后，哥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包一中。五十年代的包一中是内蒙西部地区唯一的一所高中，学生来自内蒙西部各个盟市，有两千多人。进校后，哥哥很快就从众多莘莘学子中脱颖而出，不久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

哥哥是五七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

当时，建国不到八年，高考还在北京举行。临走时，哥哥回了趟家，跟妈妈商量说：“我要是考上大学，就得把咱家这头大猪卖了，就这样也恐怕不够安鼓呢。”妈妈不明白“安鼔”是怎么回事，不过同意卖猪。

就这样，哥哥和他的同学们跟着老师到北京赶考去了，一走就是一个月。发榜时，当同学们看到哥哥榜上有名时都非常激动，于是，大伙儿将他托起来，在一片欢呼声中，将他托出了人群。

哥哥在北京上学，家里再穷也得给他穿得像个样，冬天，妈妈给他做了一套崭新的中式棉衣棉裤。过年回家，哥哥为难地对妈妈说：“妈，能不能把裤腰做小一点，你看，这么肥大的棉裤腰一打折，肚子鼓得老高，人家都笑话我呢！”

妈妈一听，不高兴了：“唉，你这娃娃知道甚了，裤腰小了咋穿呢？你看看弟弟妹妹的衣服，都是粘了又粘，补了又补的，给你做的是白市布里子，黑花达呢面子，新棉花，三面儿新的棉衣，还嫌不好，你还想穿甚了。”哥哥一听，只好不作声了。

不难想象，那件古老的中式棉裤在当时的人大校园有多么扎眼，哥哥在北京那种尴尬的局面完全可以想见。

再次回来，哥哥的穿着有了一些变化，原来是哥哥最要好的同学将自己的旧衣服送给了他，回家后，哥哥将那些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放起来，干活儿时仍旧换上了父亲的打补丁衣服。

哥哥特别爱惜同学送的衣服，在他的心目中，那些衣物凝聚着同学间最真挚的同窗谊，最无私的兄弟情，这情分，他看得比什么都要重。

从上大学到毕业工作，哥哥和杨老师一直保持书信联系，每次回家哥哥都会专程去探望他，不论学历多高，不管走得多远，树高千尺忘不了根，哥哥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位恩重如山的老师，永远都在感念着这位求学路上的领路人。

一般说来，哥哥很少提及他上学时所经历的那些事情，但我们还是从父母和姊妹们口中知道了他求学之路的曲折、坎坷与艰辛。

二零零四年，安葬了父亲后，我们兄妹八人一起回了趟故乡，走到明磴山下，哥哥深情地说：“当年，老父亲牵着马步行二十里路，一直把我送到明磴山下，之后，我一个人去固阳，老父亲则骑着马独自返回，唉！咱的老人真不容易啊……”

后来，嫂嫂悄悄地告诉我们：“你哥留遗嘱了，他说死后把他的骨灰撒到明磴山，他忘不了明磴山，当年，他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啊！”

的确，哥哥当年就是从古老苍凉的明磴山下，从广袤无垠的大榆树滩走出来的，从固阳到包头，从包头到北京，忍受过怎样的饥寒，经历过怎样的苦难，应该说，家乡的明磴山就是最好的见证。

在哥哥离开我们十几年后的今天，面对遥远的故乡，我常常打心底一遍遍地询问：大榆树滩啊！你是否依然存留着那份厚重的游子思乡情？明磴山啊！你是否还能感受到那颗执着的天涯赤子心？

但是不论怎样，我们坚信，只要顺着这条路一直探访下去，就一定能够寻找回曾经的岁月，就一定能够寻觅到哥哥的遗踪。

哥哥结婚那年，我八周岁，妈妈领着我和弟弟坐着胶轮马车去固阳办事宴，路上闲得无聊，我只好剥麦粒吃，结果一根麦芒卡在嗓子眼儿上；进城后眼花缭乱，居然在大街上走丢了，真是乱上添乱，忙里添忙。

婚礼在嫂嫂的工作单位举行，新房陈设极其简单，只是在她的教工宿舍加了一张床，放了一个铺盖卷儿，再没添置任何像样的物品。

黄昏时，参加婚礼的亲友陆续来了，我和弟弟不停地爬上桌去抓糖果，哥哥实在看不下去，就把我们领出去，在校园里来回转，他没说几句话，只是自顾自地长吁短叹。

仔细想想，真的很无奈，哥哥和弟弟相差整整二十岁，年龄的悬殊，阅历的差异，单凭语言又怎么能够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呢？

晚上，我想去看新媳妇，可哥哥不让，他把我和富兰姐留在新房看门。说是新房，其实只有两卷被褥，其余全是学校的，就连锅碗瓢勺，都是二哥后来给添置的。

这样一穷二白的家境，的确是太难为嫂子了。

婚礼结束后，哥哥就返回洛阳拖拉机制造厂第一公安保卫处工作了。几个月后，哥嫂一块儿回来过年，正月初一全村人聚会，梳着大辫子的嫂嫂往队部地下一站，给在座的父老乡亲深深鞠躬拜年，而后唱了一首《刘三姐》插曲：“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家没有好茶饭呐，只有山歌敬亲人呀敬亲人”，接着又唱了“千山万水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

嫂嫂长得憨憨的，唱起歌来深情款款，很有磁性，她的音色既甜美婉转，又不失醇厚圆润，是标准的女中音。

乡亲们露出了憨憨的笑脸，一个个使劲儿拍着手，交口称赞道：不愧是张凤鸣的媳妇，能和咱想到一块儿，说到一块儿，没有一点城里人的架子，这样的好媳妇，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哇！

暑假期间，嫂嫂第二次回来，下车时，锄地的人们刚好进了村，和大家打过招呼后，嫂嫂从二姐手中接过锄头，笑呵呵地往肩上一扛，欣然走进这支灰头土脸的劳动大军中，她朴素的衣着，亲和的态度，往人群里一走，和村里人几乎是一模一样。

大伙儿想听歌，嫂嫂也不推诿，边走边大大方方地唱起来：“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呀，劳动的热情高万丈。”

听着听着，人们的脚步放慢了，甚至不走了，不知不觉将嫂嫂围在了中间。嫂嫂很高兴，也很激动，她清了清嗓子接着唱起来：“南山岭上南山坡，南山坡上唱山歌，唱得红花朵朵开，唱得果树长满坡。东坡唱起人民公社，西坡唱起银水河，河水淙淙流不断，东坡西坡米粮坡……”

嫂嫂的歌唱得固然好，不过最叫人感动的是，她的每首歌都讲农村的事，都离不开庄户人的生活，听她的歌，不仅是听觉的享受，还有一种视觉的美，歌中展现的一幅幅新农村的美丽画卷，那不正是咱村里人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一种生活吗？

嫂嫂的歌啊，不像出自口中，倒像从心底流淌出来的甘泉一般，甜美，清纯，质朴，自然，听得让人好亲切，好感动，好舒坦。

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说嫂嫂，道嫂嫂，我家来了个胖嫂嫂……她广播，她读报，国家大事咱知道。大哥总算有眼力，给咱们找了一个好嫂嫂。”

我们觉得这首歌简直是给嫂子量身定做的，所以特别爱唱，真是百唱不厌。

后来，嫂嫂去了趟洛阳，为了省钱，她带了许多干馍片路上吃。过年回家时，她给我们讲了洛阳拖拉机厂五分钟生产一台拖拉机的盛况，嫂嫂讲得绘声绘色，让人既无限神往，又难以置信。要知道，建国仅仅十几年，这样快速的发展那简直是天方夜谈啊！

哥嫂缔结的这段婚姻是美满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从这个家庭走出四位品学兼优的大学生，不仅如此，嫂嫂还把中途辍学的我和三姐送进了校园，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个人乃至家族的命运，这样的胸怀，这样的远见，绝非常人所有，实在不简单！

哥哥于一九五七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是建国后从大榆树滩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因此，他不仅是家族的荣耀，而且让所有的家乡人都引以为豪。

哥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后来调到洛阳，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内蒙。这一生，牵扯他的始终都是家乡古老苍凉的明磴山，是世代居住的广袤无垠的大榆树滩。因此，他忘不了家乡父老的重托，忘不了父母的养育之恩，以及兄弟姊妹的手足之情，正是这一切，让他足足背负了一生，并且殚精竭力无怨无悔地付出了一生。

这是哥哥出差时在包头宾馆留下的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你瞧！照片中的哥哥多么阳光帅气，多么从容淡定，他手执书卷，面带笑容，往包头宾馆的花坛前随意一站，显得那么英气勃勃，那么健康年轻。也许你不会想到，在法律界，刚过而立之年的哥哥早已是自治区一名颇有影响力的辩护律师，并且还是内蒙地区一位资深的法官、学者。

哥哥曾任内大法律系系主任、内蒙古律师协会副会长等职。他的不少学术专著已成为法学专业的教材，书中不仅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抒写了五十年代的莘莘学子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以及他身为法官傲骨铮铮的高尚人品。

作为农民的儿子，哥哥从偏僻的家乡，风尘仆仆，一路走来，走出一望无际的大榆树滩，走过荒凉贫瘠的明磴山，从固阳到包头，从包头到北京，走出一段佳话，走出一道风景，走得好执着，走得好气派！

作为莘莘学子，哥哥从难以想象的困境中，踌躇满志，一路走来，走过饥饿的煎熬，走过寒冷的难耐，穷愁而不潦倒，感伤而不气馁，走出诗画人生，走出时代风采，走得好潇洒，走得好豪迈！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哥哥从纷繁复杂的案卷中，拨云见日，一路走来，走过人生苦旅的跌宕起伏，走过政治运动的重重阴霾，历尽苦难，痴心不改，走出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走出坦荡无私的宽阔襟怀，走得好传奇，走得好精彩！

于国，哥哥是五十年代的名牌大学生，堪称栋梁；于家，他是孝子，是仁兄，是天下第一的父亲。

今天，看着哥哥的照片，禁不住心潮起伏，泪眼迷蒙……

天堂里的哥哥啊！好想对你说：来生，你一定还是我们最亲爱的大哥；来生，你一定还会做我们慈父一般的长兄。

哥哥背负的太多，责任心太重，终日都是那么辛劳，四下奔忙，根本没时间陪家人一起出游，更谈不上和大家坐在一块儿照相，因此，像这样的“全家福”，我仅仅搜集到一张。

你瞧，三十多岁的哥哥身板多么单薄，面容多么清瘦啊！他实在是太劳累，太清贫，太艰苦了。他租住的那个简陋的土坯房，外观好似平房，其实是个窑洞，空间狭小，墙面斑驳，简直陈旧极了，为我们住宿方便，只能再租一间，这样一来，在原本紧巴巴的生活中又多了一项开销。 

嫂嫂待人极为宽厚，别看陋室一间，不光接待众多的亲戚朋友，就连村里的人们也会隔三差五地过来，因此家里常常闹粮荒，经济十分拮据紧张。

那时的莉莉大约六七岁吧，扎着一对小辫儿，眯缝着一双笑眼，很自然地站在母亲这边。表妹丽平小她一岁，从小乖巧懂事，讨人喜欢，照相时亲切地依偎在大舅那边。

也许是害怕镜头吧，站在父母中间的大晶，紧张兮兮地，表情很不自然，但是，作为长子，他理应站到正中间，成为家族的中流砥柱，这个位置自然抢眼。

二晶三晶还小，不到一周岁，照相时让爸爸妈妈抱在怀里，说来好笑，这对双胞胎兄弟连捣乱时都是那么心照不宣，你瞧！摄影师招呼大家往前看，两个小家伙偏偏把头扭向一边，好像商量好了似的，专门与人对着干。

若论这弟兄两平时的表现，实在不敢恭维，很是一般，最叫人受不了的是，他两要哭一齐哭，要闹一齐闹，要病一齐病，给家里既添忙又添乱，让人又累又气又烦。

忙归忙，乱归乱，白天人多，大家还能分担一些，可晚上就不那么简单了，为此，哥嫂做了明确的分工，嫂嫂照顾二晶，哥哥照顾三晶。

当时，三晶刚从奶妈家回来，夜里还得喝一次牛奶，这下可把哥哥累得够呛，白天忙碌一天，晚上连一个安稳觉也睡不成，一连几个月，他都是半夜起来，先给三晶把尿，然后热牛奶，奶瓶放到茶缸里，靠热水慢慢加热，少说也得换两次热水，三晶等不及，饿得大哭，哭得太凶，哥哥也会发脾气的，不过更多时候却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他一边测试水温，一边拍着三晶，安抚道：“不哭，不哭，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感谢老照片还原了历史，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哥哥全家昔日的生活情景，并且怀着一份崇敬之情，感恩之心，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回到那个狭小的家中，去追忆那段峥嵘往事，去体验那种忙碌与喧嚣，去感受那份温馨与美好。

一个莉莉带着三个晶晶，本来够辛苦的，可三个小家伙好像并不怎么买姐姐的帐，不高兴时干脆直呼其名，连姐姐也懒得叫一声，莉莉才不在乎这些呢，该说的照样说，该管的照样管，因为她是老大，对三个弟弟，她有的是办法，有的是耐心。

莉莉从小就很懂事，很聪明，奶奶背着她到夜校学习，结果不识字的奶奶什么也没记住，三岁的莉莉却背得滚瓜烂熟，人们觉得好奇，就让她当场演示一下，莉莉毫不含糊，她往那儿一站，先背语录，接着背《老三篇》，这一来把所有的人都镇住了，老人们连声夸奖道：“虎父无犬子啊，看看吧，真不愧是张凤鸣的闺女。”

大晶生来浓眉大眼，性格忠厚善良。在外面，即使再刁蛮的孩子也愿意和他一起玩儿，他从不较真儿，能忍让，很宽容；在家里，他和姐姐弟弟的关系都很融洽。因为长得漂亮，他穿衣服比较要样。当时生活困难，很少有新衣服可穿，那年夏天做了件翻领小白衫，他站在镜子前，左照照，右照照，居然笑眯眯地臭美了半天。 

二晶很善良，从不和小朋友发生冲突，就是吵架也好像只有一次，而且是在外面吵起来后，赶紧跑回家坐在炕沿上，伙伴欺他软弱，径直追到门口，反倒不依不饶了。起初二晶还有一搭没一搭地回敬几句，后来干脆就不去理会了，当时莉莉和大晶都在家，不过像没事人一样，谁也不参与，不搭腔，就这样，一次不知缘何而起的争吵就在大家淡漠的态度中变得悄无声息了。

三晶刚七个月就回到村里，奶奶用羊奶和小米糊将他养大，因此他的经历和农家孩子几乎没什么两样。 

那时候，人们冬天会把鸡赶到场面啄食，我家住在村子后面，要想把一大群鸡送到那里还真不容易，没想到尝试了几次，三晶居然成功了，他顺着河槽一边走，一边吆喝，随手撒点沙粮，那群咕咕乱叫的鸡只顾抢食，不知不觉就被他领到离家很远的南场。那年他只有三周岁，尽管小脸小手冻得通红，但见到奶奶后，还故意摆出一副小男子汉满不在乎的模样。 

照片中，身着不合体的棉衣，戴着厚厚的棉帽，脚上穿着家做布棉鞋的姐弟几个，现在有三个在高校工作，莉莉为北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大晶、二晶分别在内大、广东肇庆大学任教，膝下已有一儿一女的三晶，早在十几年前就定居加拿大了。

现在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一个莉莉，三个晶晶，他们啊，一个个家庭美满，事业有成！

这是哥哥在内蒙干校时留下的一张照片，那时的哥哥身体健康，满脸阳光，虽然已近不惑，但依然像年轻人那般英气勃勃，帅气俊朗。

一九七三年，哥哥调到内蒙干校，很快就举家搬迁了。

其实，在未到干校之前，我们就从哥哥的书信中了解了大青山下土默川平原的迷人风光，哥哥描写那里的早春，着墨不多，但很生动：“时值三月，土默川平原早已一片生机，桃李含苞欲放，清香扑鼻……”

到了干校一看，果然和哥哥笔下所描绘的一样，真有一种走进诗中踏入画里的感觉。

北面，青山巍巍，宛如一道绿色的屏障，高高耸立在蓝天白云之间；南面，黄河滔滔，恰似一条飘逸的纽带，盘绕着土默川平原一望无际的万顷良田。内蒙干校就位于大青山主峰——九峰山山脚下的万亩果园内，环境优雅，空气清新，是个特别舒适宜人的好地方。

如果是阴天，巍巍而立的大青山又会增添几分肃穆，几分庄严，从高山之巅飘来的那些棉絮般的白云，很快就会一缕缕，一片片地飘散开来，有的缠在山腰，有的挂上树梢，有的干脆飘浮在建筑物上面，就像蒙上轻柔的面纱一般，给人一种朦朦胧胧云里雾里的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也神奇极了。

最让人惊喜的是，这里到处都能看到笔直的白杨，细细观赏，还真像茅盾先生笔下所描绘的那样：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像加过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的丫枝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成为一束……

这些傲然挺立的白杨啊，只要看一眼就能让人振作起来，在这里，它们不仅日夜守卫在马路两旁，护佑在家属院前后，而且还像哨兵一样肩负着万亩果园的安全，一棵棵笔直的白杨摩肩接踵排列在那里，把偌大的果园密密匝匝地围起来，构成了一堵颇具观赏价值的绿树高墙，不能不让人为之惊叹！

正如哥哥信中所描绘的那样，早春二三月间，我们居住的大后山尚且冰雪未融，而土默川平原已是一片生机，桃花红，杏花粉，梨花白，各种各样的鲜花次第开放，可以说，树上开着花，地上铺着花，到处都是一片姹紫嫣红的美丽景象，阵阵花香扑鼻而来，深深地吸一口，相信春天的气息很快就会波及到你的脉搏，温暖了你的心房。

在这个美好的季节，哥嫂领着我们走进干校馥郁芬芳的万亩果园，尽情观赏着这幅桃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早春景象，哥哥一边走，一边轻轻地抚摸着花瓣，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着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他指着一座高峰告诉我们，那就是大青山的主峰——九峰山，这片郁郁葱葱的果园就是得益于九峰山下流淌出的那几股清泉，春华秋实，周而复始，就形成了今天如此美丽的园林景观，同时，他还颇为感慨地告诉我们，今天的果园名为万亩，实际上又扩大了不少，现在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

人常说开卷有益，的确不假，不过在我看来，看书比起与哥哥交谈，似乎苍白了一些，也逊色了一些，在我们的心目中，哥哥是永远的神话，永远的百科全书，无论什么时候与哥哥交谈，都会让人耳目一新，并且受益匪浅。

秋天再去干校，呈现在眼前的是另一番迷人景象，万亩果园中，果实累累，满园飘香，最为绝妙的是，在婆娑的树影中，还时不时地传来一阵阵清脆的欢歌笑语声，辛勤劳动的人们，有的踩着木梯，有的攀爬在树上，正在忙碌地采摘着丰硕的果实，树下呢，到处都是装满果实的篓篓筐筐，苹果红得耀眼，鸭梨一色的金黄，那情那景简直和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所呈现的画面一模一样。

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走进风光旖旎的葡萄园，在绿荫蔽日的葡萄架下，品尝了引进不久的玫瑰紫、马奶子等新品种的鲜美味道，在一片赞叹声中，让人萌生出一种吃在口中却甜上心头的全新感觉。

站在葡萄树下，哥哥和我们拉起了家常，并告诉我们一件有关拍电影的趣事。

那年秋天，有个摄制组来到干校，据说要拍几组采摘、搬运葡萄的镜头，于是干校的学员全体出动，摘的摘，装的装，提的提，扛的扛，这且不说，单单装卸这活儿就反复了几次，那真叫装了卸，卸了装，把人们累得够呛，结果没成功，大家白白忙乎了一场。

平时哥哥很少跟我们聊天，搬到干校后再见到我们，态度和蔼了，话也多了，仿佛变了一个人。

那时候，几经辗转的哥嫂家生活很不宽裕，孩子们一个比一个大一点，再加上接二连三有客人过来，所以供应的粮食常常衔接不上，在极其困顿的情况下，孩子们主动提出，一日两餐要分成份儿来吃。

每到饭熟时，一向不大爱说话的二晶就会大喊起来：“大家谁也别动，让妈妈和四姑她们尽饱吃，其他人都坐好，让大莉莉给咱们分饭！”于是莉莉拿起勺子给三个弟弟盛饭，最后给自己盛碗底那么一点点，饭就算分完了，孩子们很懂事，吃完以后谁也不说什么，忍着饥饿出门玩耍去了。

一次，大晶大汗淋漓地跑了回来，一进门，他赶紧把手伸到小背心里，像变魔术似地掏出一些落果来。原来，他们一帮小朋友顺着果园外面的白杨树走了很远，终于找到一个空隙，于是一个个侧着身子钻了进去，大家坐在那里美美地吃了一通之后，才发现根本就没有办法带回家，怎么办呢？大晶突发奇想，他把小背心往裤子里一系，然后把拾到的落果塞进去，可腰里鼓鼓囊囊的，怎么也钻不出来了，没办法只好扔掉一些，这才钻出果园，兴冲冲地跑回家来。

我故意逗他，装出不相信的样子，大晶急了，非要领着我去看个究竟，这孩子实在，为这事，好像还和我别扭了几天。

当时，二晶三晶在同一个班上小学，哥哥笑着对我们说：“这两个小家伙可有意思呢，每天放学一进门，还没来得及放下书包，就开始相互检举揭发，谁干坏事了，谁挨批评了，不用开家长会，我都一清二楚。”

一次，哥哥随干校的拖拉机去萨拉齐，三个儿子跑过来，都想跟他走，可他只把大晶抱上车，撇下了二晶三晶。

三晶刚从奶奶家回来，实在受不了这种冷遇，竟然直呼其名骂他爸爸。我们原以为哥哥知道后会大发脾气的，没想到哥哥淡淡一笑，认真地说：“这事不怪三晶，当时，三个孩子一起跑来，我只抱走大晶，二晶三晶怎能没意见呢？我偏心眼儿，本来就不对嘛。”

为了解决我们的市镇户口，哥嫂毅然决定离开风景如画的土默川，举家搬迁到位于集宁郊外榆树湾那个十分偏僻十分荒凉的乌盟干校。不久，父亲和弟弟也到了那里。

一次，哥哥家炖排骨吃，嫂子先给父亲盛了一碗，然后才给大家盛。下一顿，哥哥又将所剩不多的排骨挑给父亲。正巧大晶和爷爷闹着别扭，他气呼呼地夹起一块排骨说：“爸爸，你也吃，凭什么你不吃？”哥哥摸摸大晶的头，语重心长地说：“你懂得亲爸爸，可是，爸爸也亲爸爸的爸爸呀！你爷爷吃了大半辈子苦，咱们照顾爷爷吃点喝点，不应该吗？”

哥哥对子女的教育，从来都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批评而不乏关爱，和蔼而不失威严，这一点，实在令人敬佩。

感谢这张老照片，他让我们看到哥哥身为法官的另一面，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热情善良，率真豪爽，带给人的是励志，是阳光，更是满满的取之不尽的正能量。

张凤鸣

1937年1月8日出生在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一个农民家庭，排行老大，有弟妹8人。家境贫寒，父母目不识丁。幼年在放牧农耕之余，曾上过私塾，读过《百家姓》、《三字经》，未及子云诗曰便缀学。解放后，读完中小学，195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曾在青海省委工作团、河南洛阳第一拖拉机厂保卫处、固阳一中、内蒙古乌盟五七干校、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处工作。1976年11月入党。1984年调内蒙古法律系任教，评为教授。讲授刑法学、中国司法制度学、律师学。曾任法律系主任。现任内蒙古法苑律师事务所主任、自治区律师协会副会长、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委员，是自治区著名律师、内大教授。主要论著有：主编《中国司法制度学》、《法学概论》，副主编《证据学》。论文有《不作为犯罪之我见》、《略论抢劫罪》、《论非法所得罪》、《论仲裁协议》等。

家庭美满幸福。老伴鲁玉娥在内蒙古大学工作，女儿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三个儿子均受过高等教育，已有三个孩子成家。

1993年我患肾癌并手术根治，大难不死，幸存于世，余愿已足。回首往事，领悟人生，感慨颇多。属于我的时间不多，要好好活，活得好。

通讯地址：内蒙古大学法律系 邮编：010021

电话：[phone]

这是哥哥在同学录中的自述，他用简练的语言对自己的出身、家境、学业乃至工作经历做了介绍，尤其写到自己的家庭，写到四个孩子，充满慈爱，充满深情，读来令人感动。

调到内大后，哥哥进京聚会共有两次，一次是九一年，另一次是九七年。

九一年，哥哥毕业整整三十周年，为此他们一帮老同学回到北京，欢聚了几天。

回来后哥哥非常激动，他主动取出照片给我们看，并且用略带沙哑的声音给我们挨个儿做了介绍，哥哥的同学遍布全国各地，既有高院、高检的领导，也有蒙受不白之冤，至今尚未落实政策，仍然待在边远地区的，说到此处，哥哥长叹一声，从他的叙述中，我们听出了酸楚，听出了沧桑。

记得那次翻看照片，我忽然发现照片里有一位二十多岁围着红纱巾的姑娘，便不假思索地冒出一句：“哥，这么年轻的人也是你们同学？”

哥哥看了我一眼，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和蔼地说：“怎么可能呢？这是我们同学的女儿，她妈妈生病住院了，特意让女儿过来代她和同学们聚一聚，照张像做个留念，唉！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聚一次真不容易啊！”

我又说：“哥，我从电视里看到肖扬院长，人家头发那么黑，显得很年轻，可你的头发全都白了，不能太操劳了，可得好好保健啊！”

哥哥笑了笑说：“都快六十的人了，哪有不白头的？可以染嘛！”又说：“前几年，我那些老同学还劝我调回北京去，我还是那句老话，一大家人都在内蒙，我一个人进京有啥意义呢？”

这次聚会归来，我明显感到哥哥变了，年轻时，哥哥又耿直，又性急，加之工作很忙，跟我们说话总是三言两语，简明扼要，向我们询问事情时很严肃，俨然审案一般，我觉得哥哥不像兄长，倒像威严的法官，有时，我一紧张，说话便辞不达意，语无伦次了。

这次聚会归来，哥哥跟我们讲了好多话，尤其是对我那句不走心不动脑的问话，哥哥并没有指责，这一来，反倒让我很不安了。

再次聚会是九七年，这次聚会做了特别精致的同学录，每位同学都做了书面自我介绍，并附上单人照、全家照，尤其是哥哥的那段简介，言简意赅，娓娓道来，每每捧读在手，仿佛哥哥就坐在对面，正在和我们亲切地叙旧、交谈。

几十年来，哥哥给予我们的关爱很多很多，给予我们的教诲很多很多，所著的学术论文也有很多，但那是留给他法学界学生的，对我们而言，所留下的文字只有这一段，也仅有这一段，因此被我们视为财富，视为珍宝，并且世代相传，永远珍藏。

哥哥终年忙碌，积劳成疾，常常闹病，晚年很少出远门，像这样的旅游照片，实在是少之又少。

不过，哥哥并不孤独，也不寂寞，因为有一个人能读懂他的心，那就是相濡以沫的老伴儿。

那时候，每逢过年，我家总要买几张风俗年画贴在墙上，如“合家欢”“庆丰收”等。而哥哥家却终年挂着一幅“猛虎下山”的长卷。那只老虎呲牙咧嘴，瞪着眼睛，怪吓人的。嫂子说：“你哥哥喜欢看虎，老虎威风凛凛，浑身是胆，你看这个画面，虎啸山林，多有震撼力啊！”

哥哥买的书，上面的签名全是“张剑”。嫂子又说：“你哥这人刚正不阿，锋芒毕露，就像宝剑一样，这个笔名太符合他的性格特点了。”

年轻时的哥哥，深奥得让人难以捉摸，威严得让人畏惧几分。而晚年病榻上的哥哥，却那么亲切、和蔼、慈祥，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忧虑与感伤。

哥哥终日忍受着疾病的煎熬，多亏有嫂子服侍在身边，用她的心胸气度、用她的开朗乐观感染他、安慰他，老两口相依相伴，携手走过这艰难而又充实的几十年。只要哥哥想的，嫂子总是想在先；只要哥哥做的，嫂子总是做在前。孝敬老人，接济弟妹，为了哥哥为之牵挂了一生的这个大家庭，嫂子不论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累，也一直无怨无悔，善始善终。可以说，她为我们真是无私地奉献了几十年，牺牲了几十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我们回固阳安葬了父亲，之后，爱叶姐夫把我们安排在固阳白云石矿招待所住宿。

早上，我们姐妹几个去隔壁看哥嫂，哥哥关切地问：“怎么样，睡一会儿没？”然后安慰我们说：“不要过于悲伤，老人在世时，大家各自都尽了孝心，咱家姊妹都不错，该做的都做了，再说你们的岁数也不小了，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爱叶姐夫调来一辆车，让我们出去转转，散散心。嫂子提议回一趟村里，可哥哥却说：“路太远，不必了。”嫂子悄悄告诉我们说：“你哥不是不想回，他是不愿给你爱叶姐夫找麻烦，其实他连做梦都想着咱村呢！”

嫂子又说：“你哥这人太有意思了，他居然给我留下了遗嘱：第一，我死后，你和孩子必须按时给我的老人送去生活费；第二，我死后，将我的骨灰撒在明磴山，我是从明磴山走出来的。当年，我的老父亲牵着马把我送到明磴山下，然后，父亲返回去了，我一个人走到了固阳……”

嫂子的这番话，就像钢针一般扎到我们心上，我们姐妹几个禁不住潸然泪下。

那天上午，我们含着眼泪和哥哥一道踏上了回乡之路。途中，哥哥的兴致很高，他不停地指点着窗外的景色，给我们介绍沿途那些村庄名字的由来，以及解放前后的历史变迁，这一切，真让人为之耳目一新。

是啊，我们同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兄妹，可是读懂家乡者，唯哥哥一人。在哥哥的眼里，家乡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概念，他解读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历史沿革，这里的风俗人情，宛如翻阅一幅百年长卷，把地理读成历史，读成人文，读得那么亲切生动，那么绵长厚重，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分。

在父亲去世的这一年中，哥嫂多次回家探望母亲，并三天两头地打电话询问。那年正月，哥哥给我打来电话，叮嘱我说：“四四，你多回去看看母亲，最近天气不好，很多老人都很难闯过这一关。”我顺便告诉哥哥，前几天，我同事的老人因心脑血管病刚走，连近在市区的子女都没见到。

哥哥听后，长叹了一声说：“我常想，要是我能这样走那最好了，第一，不给大家找麻烦；第二，自己也不痛苦。人，反正迟早都会有这么一天的。”

当时，我的心咯噔一下，但没往深处想，总以为哥哥是随便说说而已。因为哥哥的身体状况很好，打电话的声音很洪亮，所以心里还是很踏实的。

这也许是哥哥给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都怪我们太迟钝了！

二零零五年五月五号这天，孝顺的哥嫂执意回来为老父亲过周年，返回的时候，匆匆忙忙挤上一列火车，原准备补个卧铺票的，上车后才发现根本行不通，车厢里到处都挤满了行人，此刻，别说卧铺，就是补一张硬座票也没有半点可能。

过了好几个站点，嫂嫂和几个学生说了说，勉强坐在人家给挪对出来的一个硬座的边缘，随后，哥哥挤到卧铺车厢，总算找了个座儿，坐了下来，不过和嫂嫂分开，他心里总觉得很不踏实，很不放心，于是又穿过拥挤的人群，找到了嫂嫂，并且一直站在她的身旁，陪着她走完后面的全部旅程。

这是一列慢车，见站必停，上下旅客很多，所以车厢内十分拥挤混乱，车身也很不稳当，一边走一边停，一边走一边晃，实在是难为哥嫂了，况且哥哥已年近七十，身体本来就不太好，这一路站在那里，摇过来，晃过去，可千万别累出什么问题来呀！

然而，令人担心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就在返回呼市的第三天，哥哥脑干出血，重度昏迷，几天后竟不幸去世了！

哥哥走了，这让所有的亲人心如刀割一般疼痛，永远难以释怀，永远恍如梦境，乃至抱憾一生一世，一世一生。

哥哥走了，但是留在我们心中的那份自责，那份愧疚却永远也无法与人言说，只能深埋在悲苦的心底，只能封存在凄楚的记忆里，梦境中。

也许在冥冥之中，哥哥已经有了一种预感，一种征兆，所以，在临走之前，他多么不放心这个几十年来与他相濡以沫，知冷知热的妻子，多么不放心这个几十年来为他含辛茹苦但是却始终无怨无悔的老伴儿啊！

因此，在火车上，他给了嫂嫂一份临终前最后的体贴与关爱，同时也给了她继续支撑这个大家庭的所有重托，所有信赖。

这也许就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生死道白，这也许就是心有灵犀的夫妻间才具有的那种无言的大爱。

那该是一种多么高远的精神境界啊！那又是何等宽广博大的旷世情怀？

那是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感人故事啊！它们正是发生在那些一路相辅相携走来的老夫老妻中间，曾经的千金一诺，而今的生死相恋，读来莫不让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

谁曾想到，它居然那么真实，那么自然地书写在我最亲爱的哥嫂之间，这一点，让人怎样面对？叫人情何以堪？

今天，在这张珍贵的老照片里，我又见到慈祥的哥哥了，我知道，这十几年来，哥哥并没有走远，他一直活在我们心里，他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

这是二嫂搬走后，妈妈领着我和弟弟到石拐矿区看望他们时所拍的照片。

当时我五岁，弟弟只有三岁，我们坐着拉煤的二饼子车下石拐，老牛车在坑坑洼洼的沙石路上摇啊摇，晃啊晃，感觉和爬行的蜗牛没什么两样，这且不说，一路上车轱辘“吱纽纽，吱纽纽”不停地响，车倌儿拖着冗长的调子有一搭没一搭地唱，真是单调极了，也无聊极了，不知不觉中，我靠着妈妈睡着了。

忽然，从斜对面的高山上，传来一阵悦耳的口琴声，接着听到一位男子的歌声：“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望好光景……”

歌声那么高亢，那么悠扬，在幽深的山谷中久久地、久久地回荡，听着，品着，居然让人平添了几分酸楚，几分忧伤。

抬头望去，两面山势陡峭，好像刀削斧劈过似的，让人看得好不晕眩。再看看脚下，碧水弯弯，犹如一条长长的纽带，攀过岩，绕过涧，尾随我们的马车，一路淙淙而来。此刻，口琴声声，歌声阵阵，加上潺潺的流水，险峻的高山，听得让人回肠荡气，十分震撼，简直如同置身于诗画之中一般。

石拐煤矿建在幽深的山沟里，二哥二嫂住着简易的土坯房宿舍，除了被褥，就是简单的炊具，箱箱柜柜没一件，可以说，家徒四壁这个成语用在此处，压根儿就不需要什么注解。

二哥很忙，中午回来吃饭没时间上炕，只是一只脚在地，另一只放到炕沿上，胳膊肘一靠，权当桌子用了，二哥吃饭很快，胡乱扒拉几口就走了。

吃完饭，二嫂领着我和弟弟出去玩儿，当看到一大群骆驼正在那里吃蔓菁时，我们稀奇得不行，于是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起来，可不一会儿，我们的视线就从骆驼那里转移到蔓菁上了，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好馋啊！

二嫂一看，笑了，她走过去和饲养员说了说，人家就爽快地送了一个大蔓菁，二嫂将皮剥去后，把它切成两半递给我们，我和弟弟吃得那个香啊，好像从来就没吃过这么鲜美的东西似的，简直狼吞虎咽一般。

当时的矿区还是比较繁华的，二嫂领着我们逛了商店，去了照相馆，并且和我们一起照了相。我和弟弟站在前面，二嫂和妈妈坐在后面，前面摆着艳丽的鲜花，后面挂着花花绿绿的布景，那陈设很不一般。

因为从未照过相，除了新奇之外，我还真的有些害怕，有些不安，坐在后面的二嫂也觉得别扭，在摄影师摆布我们的同时，她又“咯咯咯，咯咯咯”地笑起来。在二嫂的笑声中，我们紧张的心情最终还是有所放松，有所缓解，相总算照成功了。

二哥十几岁就参加了工作，他的工资除了供哥哥上大学，还要拿出一部分接济家里，留给自己的可以说所剩无几，因此他们的生活一直过得很清苦，很拮据。

搬到窝儿沁壕煤矿后，小平和小仙出生了，这个四口之家曾经靠二斤肉过了大年。那一年，二哥骑自行车带我从固阳返回煤矿，路上他和同事闲聊，无意间说到此事，我当时愣了一下，妈妈给他带东西，他总说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原来全是谎言。

那时我大概十二三岁，知道此事后，一路上心里很不痛快，很不坦然。

二哥有担当，肯吃苦，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这一点全家人都知道，即使是哥哥也拿他没办法。

二嫂带大四个孩子后，就到家属厂做工了，厂里干的是体力活儿，三班儿倒，每天忙里忙外，没明没夜地干，为了生活，为了孩子，那份辛劳可以想见。

盘点二哥二嫂共同走过的这几十年，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既让人感动，又叫人辛酸……

说实话，直到现在我都不敢想象，风风雨雨几十年，这老两口所走的每一步，该有多么多么不易，多么多么艰难。

二哥生于一九三九年，那是一个灾荒连年兵匪横行的动荡年月，襁褓中的二哥在妈妈的后背上就开始了逃荒，避难，真是颠沛流离，苦不堪言。

三岁时，他和哥哥一起得了“出水病”，那是一种疫病，来势很凶，骨瘦如柴的兄弟俩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硬是闯过了又一次生死劫难。

父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颇有见地，他们不仅让两个孩子放羊，还把他们送到村里的私塾，那一年，二哥六岁，哥哥八岁。

解放后，哥哥跳班直接考上固阳中学，二哥考上了五当召高小，当时家里困顿得很，实在供不起两个孩子外出上学，看到父母这么为难，二哥主动说：“让我哥上学吧，我放羊呀！”

这件事哥哥对我们讲过好多遍，讲到动情之处，连声音都在打颤。

二哥虽然没有走进学堂，但是他从没间断过学习。

五一年，年仅十二岁的二哥到乡里搞农业税核算，互助组成立后，他当上了会计，五三年去固阳旧城参加了会计培训，系统学习了农业合作社会计核算的专业知识，成为解放后从乡村培养出来的第一批财务人才。

二哥喜欢珠算，也喜欢书法，他的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左手打，右手记，几乎同时到位，被大家交口称誉为“铁算盘”。他的书法在周边堪称一流，逢年过节为全村人写春联更是责无旁贷。

村里人穷怕了，过年时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春联里，什么“抬头见喜”，“米面如山”，什么“骡马成群”，“牛羊满圈”，从房梁，躺柜，面瓮一直贴到外面的凉房，炭房，马圈，羊圈，二哥的书法作品比比皆是，可以说，家家户户的欢乐祥和都有他的一份耕耘，大大小小的春联都寄托了他对家乡父老的诚挚祝愿。

是金子终究会闪光的，十八岁那年，二哥凭着扎实的功底到石拐煤矿当了会计，用家乡人的话讲，那就是靠文化，靠笔杆子吃上了公家饭。

当时建国仅仅八年，哥哥远在北京上大学，所需费用自然不在少数，除国家给予的补贴外，其余的全靠二哥了。

在二哥看来，这是自己应有的担当，应尽的责任，为了这个家，为了哥哥的学业，即使付出再多也心甘情愿。

那时候石拐矿区煤炭的开采量很大，煤窑多，采煤工人多，因此二哥每天都很忙。

石拐炭的特点是易燃烧，火苗旺，生火时，妈妈总会拿起一块左看看右看看，笑眯眯地说：“多好的炭呀，黑黝黝明溜溜的，一点就着，火苗旺旺的，颜色红红的，可好看了。”夸着夸着就转到二哥身上，夸他做事想得周到，夸他从小到大总是想着这个家，接济这个家，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后来，二哥调到固阳窝儿沁壕煤矿，几年后又调到固阳县水泥厂，由会计升为厂长，在杨圪楞的水泥厂家属房一住就是几十年。

哥嫂搬走后，我和三姐便住到二哥家上学，三姐毕业后，弟弟也来了，当时二嫂在家属厂当工人，干的是体力活儿，三班儿倒，每天很劳累，很辛苦，四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一点，家务活儿自然不少，我们的到来，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力上，都给人到中年的二哥二嫂增加了不小的负担。

后来，粗粮供应达到百分之七十，二哥家的生活更加艰苦了。好在二嫂厨艺不错，别人家吃硬邦邦的棒子面窝头，可二嫂给我们蒸出的却是又软和又筋道的棒子面发糕，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同样的供应粮，经二嫂的手一做，就让人从粗粮中吃出了细粮的滋味，真是值得称道。

二哥每次到县委开会，总把招待他们的餐证硬塞到我们手中，他自己却回家吃棒子面，那时，二哥常常闹胃病，他这样做叫我们于心何忍？因此，在香喷喷的饭菜中，我们居然品出了难言的酸楚与苦涩，尝到了生活的无奈与艰辛。

七四年，我家将户口迁到土右旗公山湾，七六年迁到西斗铺，七八年搬到包头，每件事都是二哥亲力亲为，一手操办。

国家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成立后，二哥从水泥厂调到固阳县农调队当了队长。

农村抽样调查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农产量抽样调查、农村住户调查、农村经济基本情况调查等。这一来，二哥的工作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年四季之中，下乡成了工作常态，作为农家子弟，二哥这回还真是回归自然，重返田园了。

二哥包里装着一本乡镇地图册，发黄的纸质，手写的文字，看起来确实粗糙了一些，但是你可千万别小看了这本小册子，全县所有的村落以乡为单位，全都密密麻麻标注在里面，乡与乡，村与村看上去一目了然，有些村镇上面还有二哥刻意留下的一些标识，不是条条道道，就是圈圈点点，别人自然是看不懂了。

闲暇时与二哥交谈，不论说到哪个村，他都会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不仅讲得趣味盎然，而且还能说出一大堆有关的农调资料呢，那种熟悉程度完全可以想见。

那一年，农调资料汇总上来，固阳县的各项指标已经接近脱贫的节点，这时县里的领导找到二哥，恳求二哥手下留情，千万别按脱贫县上报，否则所有的拨款就全都取消了。

二哥一脸认真地说：“你们也知道，违反原则的事我是绝不会做的，现在咱们县介于中间，可上可下，我当然不能不替父老乡亲们着想了，这些年我常常下乡，太了解他们的辛劳与疾苦了，你们尽管放心吧，我会以家乡父老的切身利益为重的。”

县领导听后，又佩服，又感动，握着二哥的双手激动地说：“老张，我代表全县人民谢谢你了，你知道，你的这个决定给咱们县帮了多大的忙啊！”

几十年来，二哥与哥哥的那份亲情与信赖始终没变，用哥哥的话说：“我和你二哥关系不一样，你二哥对我有恩，这么跟你们说吧，即使我有一块钱，我肯定会先给你二哥，不会给你们的。”

九三年，哥哥切除了左肾，术后哥哥刚强到惊人的地步，额上全是豆大的汗滴，却始终没哼一声。

第二天，二哥从固阳匆匆赶来，见到二哥，哥哥扭过头去，掉泪了。说实话，哥哥和二哥的那份感情，是我们其他姊妹永远也无法企及的。

二哥办事认真，不辞劳苦，老人的寿木、圈葬、直到最终的安葬，全是二哥一手操办，可以说，他把自己对这个大家庭的无私付出，对二位老人的一片孝心，全都书写在那里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上，大孝无言，大爱无声，这一点，家乡那座巍巍矗立的阿塔山，山下那条流水淙淙的青石板河，应该是最好的见证。

二哥这一生过得实在不容易，尤其是年轻时，几乎一直都在拮据与困顿中度过， 好在孩子们一个比一个体贴、孝顺，现在的二哥已是儿孙绕膝，四代同堂，单单他这一脉，又衍生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时光改变了二哥的容颜，但是却改变不了他几十年养成的学习习惯。

一七年夏天，我从草原旅游回来，本想写写白云鄂博铁矿，可苦于所知甚少，和二哥随口一谈，居然了解了不少，之后，他取出一个陈旧的笔记本，打开，递到我手上，我一看，里面记录的正是白云鄂博这座铁矿从发现到发掘的整个过程，一口气读完，真是如获至宝，于是我将这些内容全部拍摄下来，成为“青青草原行”的第一手材料。

这是二哥刚参加工作时的笔记，到现在已经珍藏六十多年了，做笔记是二哥多年的习惯，直到今天观看《远方的家》依然乐此不疲，坚持不懈。

现在二哥已经八十一岁了，但是他依然热情开朗，精神饱满，每天坐在电视机前，坚持观看《远方的家》，认真做着笔记，把自己的晚年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情趣盎然。

这哪里像一位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啊！

孩子们打趣地说：“老爸虽然退休多年，但是却依然关心国事，胸怀天下，这与在岗时有什么区别？”

当年，二哥用放羊鞭成就了哥哥的学业，放下羊鞭后，他用一支自来水笔，一把老式算盘，打出“铁算盘”的美名，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

二哥的工龄和党龄都很长，四十多年的工作履历中，无论是当会计，当厂长，还是当农调队长，他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几十年如一日，从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良好的声誉，以及让人羡慕的好人缘儿。

近年来和二哥聊天，家长里短的事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与姹紫嫣红的大美风景，从《边疆行》、《沿海行》到《北纬30度·中国行》；从《百山百川行》到《江河万里行》；从《长城内外》一直到现在的《一带一路》，二哥跟随摄制组的脚步，一步一步，一集一集，走了好多天，走了好多年，走得好辛苦，走得好遥远。

二哥学历不高，但是在《远方的家》中，他已经完成了老年大学的全部学业，从心胸气度，到格局、眼界，都是一次淬火，一次完善，一次质的飞跃。

这就是二哥，一个具有“国家级统计师”资质的、满腹经纶的老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这就是二哥，一位具有家国情怀、具有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的精彩晚年。

二嫂十九岁嫁到我家，弟弟只有几个月大，论年龄，应该和她的孩子一样。那时二哥在石拐工作，二嫂和我们住在一起，一有空她就会抱着弟弟，亲他，哄他，弟弟长大一点，二嫂走到哪都喜欢领着他。

二嫂搬到石拐矿区后，妈妈领着我和弟弟去了趟他们新安的家，当时我五岁，弟弟只有三岁，第一次出远门，真让我长见识了。

印象最深的是老黄牛走路的四平八稳以及不急不躁的耐性，加上二饼子牛车一路上“吱纽纽，吱纽纽”那烦人的声音，简直叫人忍无可忍。

走进山区，眼前展现出一种别样的风景，崇山峻岭，绿色葱茏，幽深峡谷，溪水淙淙，那情那景，真叫人目不暇接，恍如做梦。

更绝妙的是，第一次听到那么婉转动听的琴声，车倌告诉我们，那乐器叫口琴，紧接着听到了一位男子的歌声：“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望好光景……”

在我的一生中，这大概是刻在脑海里最美的景致，最美的歌声，每每想起，似乎还能听到那悠扬的歌声、琴声，并且能看到那幅高山流水的美景，说不上为什么，心里总有那么一种莫名的感伤与感动。

感伤何来？也许与这次下石拐的经历有关吧，因为在矿区，我们亲眼见证了二哥二嫂生活的清贫。 

虽说是职工宿舍，其实和村里没什么两样，一间陋室，一盘土炕，家里除了简单的炊具，实在想不起有什么像样的家当。

二哥是挣工资的干部，可他既要供哥哥上大学，又要接济家里，留给自己的钱能有几个？那日子过得真叫困顿、窘迫。

好在那个年代的人都是从苦难中走来的，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梳着两个大辫子的二嫂并没有一点怨言，她特别爱笑，“咯咯咯，咯咯咯”，笑得很开心，笑得特别甜。

吃完饭，二哥上班去了，二嫂领着我们到矿区转，在那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骆驼，起初我和弟弟盯着骆驼看，不一会儿就转到喂骆驼的蔓菁上了，二嫂一看笑了，她和养驼人说了说，给我们要了一个大蔓菁解馋。

那时的石拐矿区就是一个繁华的城镇，村里人一说下石拐，就像现在旅游一样，一个个喜不自胜。

石拐是蒙语“喜桂图”的音译，其意为“有森林的地方”，过去乃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之地，解放后探明的煤炭储量7.2亿吨，所以开发大石拐成为当年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

矿区除了山就是沟，山上是矿，沟里是路，这里的煤窑多，采煤工人多，拉煤车更多，从早到晚拉煤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一派繁忙景象。

二嫂领着我们逛了商店，去了照相馆，并且和我们一起照了相。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商店，第一次去照相馆照相，二嫂领着我们一边走一边介绍，给我们开眼了。

文革期间，为了整哥哥，妈妈被那个臭名昭著的“群专”带到新建公社关起来了，我和二嫂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宏去看望妈妈，妈妈胸前挂着一个写名字的小牌子，正在给车马大店做饭。

看到我们，尤其是见到孙子，妈妈高兴极了，她把小宏抱起来，看了又看，亲了又亲，然后急切地询问了哥哥的情况，分手时宽慰我们说，她那儿没事，让全家人尽管放心。

出了新建，我们往二嫂的娘家二脑包壕走，一路上，姑嫂两个边走边哭，边哭边走，感觉心都被撕碎了。

上中学时，我在二嫂家住了两年。那时候生活很困难，孩子们都很小，二嫂在家属厂上班，三班儿倒，干的是体力活儿，为了生活，为了孩子，每天忙里忙外，没明没夜地干，那份辛劳可以想见。

一次，我不小心把袖子蹭到炉筒上，烧了个洞，那是姐姐刚从北京给我买来的一件粉红色丝的确良衬衫，结果刚穿几天就烧了，真是可惜得要命，整整一上午，我都无心听课，中午回家来，边拉风箱边掉泪。二哥悄悄地问二嫂这是怎么回事，二嫂笑笑说：“大概是早上烧了衣服，中午才想起来哭啦。”

吃完饭，二嫂把这件衣服拿起来，翻翻这，看看那，终于从衣兜里面拆下一小块布料，比划了半天之后，站在窗前，用最小的针脚，一针一针，居然严丝合缝地补好了。

那年暑假，我和弟弟领着小平小仙这帮“小兵张嘎”在旁边的砖厂脱了一架土坯，别看活儿干得不怎样，参与的人可真不少，大的呼，小的叫，比周围脱坯的哪一家都要热闹。然而，土坯码起来晾干后，砖厂根本不要，因为不会脱，我们的土坯歪歪扭扭，很不规格，为此，二嫂多次找人，软缠硬磨，最终还是将这架土坯推出去了，为我赚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人民币七元整。

后来，二嫂搬到后面的一栋大房子里，独门独院，他们就在院子里种树，种花，种菜，在美化环境的同时，也吃到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房子前面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空地，二嫂利用闲暇时间用铁锹垦荒，居然开出来了，这里种土豆，那里种向日葵，虽然累些，但是因为有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所以她一直都是那样，无怨无悔，自得其乐。

当四个孩子全都成家后，二哥二嫂也搬到包头，和我只隔着两栋楼，住得很近，因此，在早市，或者在广场常常都会见到他们。二哥二嫂腿脚不好，过马路时老两口相互搀扶着，一瘸一拐，一拐一瘸慢慢地走着，看得人心里像掀翻了五味瓶，那真是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让你尝了个遍。

那时，我也会隔三差五地过去坐坐，和二哥二嫂叙叙旧，聊聊天，每次过去，二嫂准要留我吃饭，那时她已经疾病缠身，很少做饭了，偶尔做一顿，非要我尝尝，像个老小孩儿似的，夸一夸自己，贬一贬二哥，很是得意的样子。

逢年过节，孩子们回来后，她首先想到了我，赶紧打电话，叫我过来聚聚，在她眼里，我永远是个孩子，好像和当年没什么差别。

二零一二年，小平两口子和小仙一起领着二哥二嫂去香港旅游一次，回来后，二嫂很高兴，很精神，她在给我们叙述旅途见闻的同时，多次说到：“我是转好了，可把小平累得够呛，不管到哪，他都是一直用轮椅推着我走的，一路上头上的汗直往下流呢。”

一三年正月初十，我们准备回固阳去参加表兄妹聚会，我上午就去了二嫂家，等小平的车过来接。二嫂起初说走，后来又不走了，索性等小平来了再决定。一会儿，二嫂过旁边的卧室取东西，一看，二哥早已收拾好了，坐在那里看书呢，二嫂“咯咯咯”地笑起来，她打趣地说：“哎，你快看，这个老汉早就打扮好了，看人家美的，就等他儿过来接他呢！”

小平过来后，一听他老妈不准备回去了，就笑着说：“这个老太太可虚伪了，总是言不由衷，本来想回却偏偏说不回。”说完，不等他老妈再说什么，就赶紧帮她穿衣服，系扣子，然后又蹲下去给她把鞋换上，一切收拾停当，我们就出发了。

这是二嫂和亲人们最后一次聚会，回来不久，她被查出食道癌，已是晚期……

看到老照片，仿佛又见到了二嫂，忍不住掉泪了。

姐夫调到我们学校时只有二十来岁，任教导主任，他高高的，瘦瘦的，喜欢打篮球，喜欢拉手风琴，书卷气十足，一看就是城里人。

那时候学校的条件已经有所改善，本色的木制桌凳取代了土桌子泥板凳，原本逼仄的教室变得宽敞了，明亮了，学生也渐渐增多了，就连生机兔、段家壕、油坊壕、大水卜洞的学生都来了，最远的有十几里山路，于是学校新建了几间教室，给远路的同学办起了食堂，并且安排了住宿。

那时候，老师不仅给我们上课，课下还组织大家一起活动，不是围坐在一起“丢手绢”，就是排成一行跳“安代舞”，校园里到处都是欢声笑语，热闹异常。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我校还增加了一门文学性很强的故事课，就当年的农村小学教程而言，那可是具有颠覆性的一大变革。

说到这门功课，就不能不夸夸姐夫了。

姐夫出生在一个诗书之家，他的父亲毕业于燕京大学，在当地颇有名望。姐夫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中长大，因此具有良好的文学素养，他师范毕业后分配到西斗铺公社任教，后来调到我村，没多久就由教导主任提升为校长。

姐夫的到来，给这个荒僻的乡村小学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音乐课，我们第一次见识了红色的手风琴；语文课，我们第一次听到了标准的普通话。

不仅如此，当每个教室贴上和城里一样的校园画时，我们的视野一下开阔了，并且产生了一种走出大山去探索外面世界的渴望。

为了丰富乡村孩子的精神生活，姐夫顶着压力把故事会搬进了课堂，每周一节，我们这帮幸运儿从此就能坐在教室里听小说连播了，那可是我们早期的文学启蒙啊！我想，即使是今天的小学，要做到这点，恐怕也只能是一种奢望。

一个星期，整整七天，我们这帮被小说吊足胃口的学生几乎都掰着指头在一天天地数，一天天地盼，不论哪个班，只要上故事课，铃还没响，大家就眼巴巴地等在那里了。

姐夫的表达能力很强，讲起故事来声情并茂，抑扬顿挫，有很大的磁场，我们这帮人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如狂。

一节课过得好快呀，好像眨眼之间那刺耳的下课铃就响了，姐夫走了，可我们依然沉浸在故事中，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

印象最深的是长篇小说《红岩》，姐夫像说评书那样，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分别道来，可以说，他用绘声绘色的语言营造了生动感人的故事情境，用抑扬顿挫的声音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感染力特别强。

从此，一帮傲骨铮铮的英雄人物走进我们的视线，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后面还有小萝卜头、监狱之花。

一首《我的“自白书”》回荡在每个学生耳边：“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刹那间，同学们的热血沸腾了，整个校园都沸腾了！我们仿佛走进阴森恐怖的白公馆、渣滓洞，看到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一个个旷世英雄，此刻，爱与恨交织在一起，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眼睛也在不知不觉中湿润了。

这就是五十多年前乡村小学课堂教学的一个真实记录，这就是姐夫把故事会搬进课堂所产生的一个超乎寻常的文学效应，它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一扇通往未知领域的大门，又如春风细雨一般，适时而降，润物无声，把文学的种子播撒在那片穷乡僻壤，播撒在懵懂的农家孩子心中。

应当重点说明的是，作为家人，我们姐妹几个当年没少分享姐夫的“小锅饭”，比如《三顾茅庐》《草船借箭》；比如《白帝托孤》《秋风五丈原》；又比如《智取生辰纲》《武松打虎》《李逵下山》等等，真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那画面，那场景，至今想来，历历尽在眼前。

感谢姐夫对我们的情感教育与文学启蒙，是他，为乡村学生打开一扇门的同时，又执着地推开了一扇窗；是他，赋予我们一段英雄情结，从而和文学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又是他，让我们有了美好的憧憬和理想，并且坚定了人生的信念与奋斗的方向。

作为一名乡村教育工作者，这该是怎样的大格局，大手笔啊！

姐姐长我十二岁，从十二属相看，正好是一轮。

姐姐上小学时已经解放了，她先在村里上了四年，然后考到万胜壕读高小，因为是第一次出门，特别想家，每到周六放学，她和村里的几个同学搭伴儿回家，天黑，路远，实在走不动就拽着同学的后襟，每次都是抹着眼泪，跌跌撞撞走回家的。 

妈妈生我时，姐姐请假回来伺候月子，再去上学时，学校已经撤了，在那里只上了一个学期的姐姐只能休学了。

时隔不久，二姑所在的村子白银合套办起了高小，二爹将姐姐送到二姑家，让她和改月儿姐一起上学，令人气愤的是，二姑担水做饭，二姑夫坐在炕上抽烟，为此姐姐很是不平，气呼呼地指责二姑夫不说，还夺下了他的饭碗，从此，这件事成了笑话中的经典。

很快，白银合套的学校也撤了，校址迁到城湾，于是姐姐和改月儿姐又一起来到城湾上学。

每个周末回来，二姑总会给她们做好吃的饭菜，临走时给每人带一个烙饼，去学校做干粮，这倒好，还没出村子呢，姐俩就立马开吃了，没走多远就吃完了，之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路上“咯咯咯咯”笑得前仰后合。

一次，姐姐把给三仁买的小衣服带回去，二姑想让玉小子穿上看一看，姐姐说什么也不干，她担心二姑悄悄拿去给玉小子穿，所以连晚上睡觉都将衣服抱在怀里，后来这件事成了笑话中的又一经典。

因为是新盖的学校，住宿条件很差。那个周末，宿舍里只留下三个人，晚上睡在毡子上冷得厉害，于是姐姐她们三人把自己的被子折起来当褥子铺，然后将别人的被子盖上，这一觉睡得好舒服，好香甜。

半夜，学校的工勤大爷出来方便，看到女生宿舍窗户直冒蓝烟，赶紧过去将门打开，结果浓烟呛得没法进去，大爷跑去叫来老师，将昏迷不醒的三个人背到工勤的小炕上，用土办法施救，灌了不少酸菜盐汤，折腾了好长时间方才苏醒过来。

原来是土坯炕板子塌了，姐姐的被子铺在下面，全烧了，就连衣服也烧得只剩下裤带的铁掺子，多险啊！幸亏那位工勤大爷发现得及时，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高小毕业后，姐姐考到固阳中学。又是一个周末，住校生都回家了，贼人趁虚而入，将二哥给姐姐刚刚换来的一沓饭票连同衣物洗劫一空，为了应对这次集体性的灾难，继续来之不易的学业，大家只好转到师范就读，因为那里不要钱。

姐姐在师范上学时，有一位大辫子女老师曾给她上过两周数学课，几年后，那个憨乎乎的女老师居然成了我们的大嫂。

师范伙食不错，每天中午能领一个大馒头，姐姐每次吃半个，留半个，周末带三个大馒头回来给三仁晾干馍片吃。

六二年师范毕业，正赶上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根本无力顾及她们，于是一句“待分配”就把这帮人打发了。

六三年村里成立了高小，姐姐考上了代课教师，工资二十九元，因为是代课教师，工作地点经常变动，那一年，她被调到离家很远的下湿壕学区森儿图小学，妈妈只好让我跟去作伴，并且在那里上学。

那时候，村里的学校条件很差，我和姐姐寄宿在高老师的女儿毛女子家，尽管我们交了生活费，但是伙食很差，几乎天天都吃高粱米，姐姐怕影响我长身体，只好买个月饼贴补一下，可我倒好，干脆不好好吃饭了，每天眼巴巴地等着那个月饼充饥。

后来姐姐又调到离家更远的电报局小学，那里学校大，学生多，条件比森儿图小学好了许多。

起初我害怕那些老师，不敢去食堂吃饭，每顿都让姐姐送回来，秦师傅听说我不喜欢吃莜面，于是就做一块蒸饼，也算给我开小灶了。

一次，姐姐打蒸饼烩菜时还带回点凉菜，我把凉菜吃完，剩下的半碗盐汤不知咋办，只好把蒸饼泡在里面，硬着头皮吃了。姐姐知道后问我为什么不倒掉呢，我说：“那是你花钱买来的呀，我没舍得倒”。

姐姐一听，真是哭笑不得，她告诉我，我和她花一样的伙食费，以前没打菜是因为我不吃莜面，并不是不花钱啊！

当时我在班上学了点什么，一点都不记得了，唯一的收获是记住一首歌：

“排着队，唱着歌，旅行真快乐，树儿绿，花儿多，暖风吹着我。走过石桥，爬上山坡，咱们一块儿来玩儿吧，旅行真快乐。”

歌是会唱了，词也记住了，但“旅行”是什么意思，具体说是一项什么活动，我和同学们都不知道，也不敢问。

当时学校里有三位女老师，姐姐和她们相处得特别好，所以尽管我傻了吧唧，她们也从不嫌弃，郭润莲老师到附近村子家访时领着我，翟秀莲老师回老家也领着我，每到一处，又吃好的又看风景，我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尤其是跟随翟老师回家，让我观赏到一幅如诗如画的山区美景，我们爬上高山，随手采摘马如如、沙果果、红樱桃等成熟的山果，那份欣喜自不待说。

令人新奇的是，看不到打樱桃的人，却能听到宛如天籁般的美妙歌声：

 “阳婆婆上来丈二高，风尘尘不动天气好，哎嗨哟，叫一声哥哥去打樱桃……”

“樱桃好吃树难栽，朋友好交口难开，哎嗨哟，满肚肚的心事难说出来……”

打樱桃的画面好美啊！亦真亦幻，似梦非梦，层层铺展开来，别有一番意境。

更让人惊喜的是，爬上后面那座最高的山峰还能看到黄河呢，据翟老师说，因为离得太远，所看到的黄河弯弯的，细细的，宛如一条柔美的曲线。

从此，美轮美奂的黄河谣为我留下童年时代一份殷殷的期盼，留下一个幽美而遥远的梦境，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人品味一生，并且感悟一生。

那时候，我们的学习用品是姐姐买的，厚厚的练习本是她用旧教案钉的，倘若在本儿上乱撕乱画，对不起，那就不是姐姐而是老师了，你就乖乖地站在那里准备挨训吧。

在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一、喜欢听姐姐唱歌，尤其是那首《美丽的哈瓦那》，唱得那么深情，那么动听：

“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门前开红花。

爸爸爱我像宝贝，邻居夸我好娃娃，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亲爱的妈妈……”

唱着唱着，姐姐的声音颤抖了，听着听着，我们的眼泪便掉下来了。

二、喜欢看姐姐读信，那时候哥哥在北京上大学，因为远隔千里之外，哥哥的信件一来，全家人很激动，很振奋，颇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意境。

姐姐读信的画面很生动，很感人，每次读信都有一种仪式感蕴含其中，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这可是我们全家最凝聚、最欣喜的时刻，你瞧！一家人像开会似的团团围坐在一起，一个个屏住呼吸，生怕漏掉一个字，一句话，全都在那里耐心地等待，静静地倾听。

姐姐呢，用她那柔美动听的声音有声有色地朗读着，一封信，常常是读了又读，听了又听，怎么读也不满足，怎么听也不尽兴，读到最后，姐姐的声音哽咽了，妈妈撩起衣襟抹开了眼泪，我们几个也抽抽搭搭地哭出了声，就像刚刚还和哥哥面对面交谈呢，可一转眼哥哥就走了，看不见了，我们有很多话还没来得及说呢，感觉空落落的，心里真的好痛，好痛！

在当年的乡村，这也许是专属于我家的一种交流方式，更是一种远程的亲情互动，以致今天想来依然历历在目，不能不令人潸然泪下，感慨万分。

上中学时，我们隔三差五往姐姐家跑，每次返校时，除了路费，姐姐还给我们带五元钱，当时她只挣三十八元，但是还时不时托人从外地给我们捎回好看的衣服。这且不说，只要吃好的总要给我们留着。

一次，姐姐留下几只煮熟的猪蹄，可我们周六没去，姐姐想，就在凉房放着吧，反正天冷了，坏不了。

说来奇怪，那几天建平总是不好好吃饭，每次从凉房出来，回家“咕噜咕噜”喝些冷水就玩儿去了。 

那天姐姐进凉房，正好看到建平啃猪蹄呢，建平一看事情败露，吓坏了，赶紧解释说：“妈，我是越吃越香，越香越想吃，就不由得偷吃了。”

姐姐一听，你猜怎样，不但没指责，反倒数落开我和三姐了：“这两个仇人，给她们留下她们不回来，害得我儿天天喝冷水吃冷肉，这要吃坏了咋办？”

瞧瞧，这反倒成了我们的不是了。

姐姐一家最开心的日子是调到忽鸡沟学校那几年，姐姐教小学，一校之长的姐夫教中学，校园不算很大，没有围墙，教工宿舍在前，操场在后，几排教室坐落在后面的半坡上。虽然有些破旧，但是它没遮没拦，通体开放，让人心里十分敞亮。 

这里的女老师都很勤快，课余时间养鸡，养猪，做针线，和村里人没什么差别。那一年，姐姐家养了一只大白鹅，本想让孩子们当宠物玩玩，岂知大白鹅颇通人性，居然起到了门卫的作用，更有趣的是，不论谁出门，它都跟在后面“嘎嘎嘎”叫着，甩也甩不掉，那个黏糊劲儿就像孩子离不开妈妈似的，真是又可爱，又好笑。

星期天，姐姐和同事们带着麻袋口袋到庄稼地里打猪草，下午搭个四轮车将大包小袋捎回来，虽然劳累，但一路说说笑笑，光顾乐呵，把什么都抛到脑后了。

过年时，一帮人聚在学校食堂做年货，张家做完李家做，一家一家轮着来。先做红烧肉，煨牛肉，炸丸子，再做油饼，麻花，馓子，年糕，就这样年的气氛被这些拿粉笔的手提前营造出来了。 

不仅如此，姐姐还学会了做鞋，买来塑料底，自己做鞋帮，从此我们穿上了又好看又合脚的花格布鞋。

姐姐家搬到包头后住在她所执教的西二小校园里，这时孩子们都长大了，经济条件也挺好了，每到暑假，姐姐将课桌摆到一起，铺上床垫，于是教室变成了旅馆，我们一大家人几乎天天聚在一起，又吃又住，真是其乐融融，热闹非凡。

莉莉结婚后，哥哥一家从呼市回来，姐姐姐夫早已做了周全的安排，炉子一生，桌子一摆，就在这个大教室里举办了一个极有意义的婚庆喜宴。

记得那天哥哥很高兴，他不仅讲了话，还唱了一首好听的歌，在此，既有对女儿女婿的新婚祝福，又表达了对姐姐姐夫的衷心感谢。

这次聚会的意义非比寻常，每每想来，我们都会被那种浓浓的亲情包围着，感动着，激励着，更为可贵的是大家庭的每位成员都在场，仅此一点，就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分，血脉偾张。

几十年来，姐姐姐夫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尽心尽力，一如既往，在维系这份亲情上，他们是纽带，是桥梁，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瞧瞧！姐姐梳着辫子，二嫂梳着短发，那时的她们只有二十多岁，真年轻啊！

最有意思的还是四个孩子，他们每人都系着个“哈喇子拍拍”，这是那个年代的印记，上世纪六十年代，好像只有城里的孩子才有这样不菲的待遇。

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三岁的莉莉和小平站在前面，两岁的丽苹和小仙（七月初七出生）被姐姐和二嫂抱在怀里。

莉莉比小平大几个月，是姐姐，她穿着一身碎花衣服，系着白底带花的哈喇子拍拍，往前一站，胖乎乎的，活脱脱就是个小村姑。

小平尽管也穿着碎花上衣，带着哈喇子拍拍，但丝毫掩饰不了这个小男子汉的英雄本色，瞧瞧，他手里拿着玩具，两眼盯着前方，那么专注，那么有神，用时下流行的“帅呆了”、“酷毙了”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两岁的丽苹手里也拿着玩具，可能是摄影师的铃声吸引了她，这个一向爱管闲事的熊孩子赶紧向前望去，有几分憨，还有几分萌。

比丽苹小几个月的小仙从小就与人为善，与世无争，她把舞台让给哥哥姐姐，把玩具牢牢握在手里，塞到口中，心想：你们玩聪明伶俐去吧，我的保留节目还是那两个字——卖萌！

现在，这四个孩子都已经五十多岁了，他们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中流砥柱，是优良传统的践行者，是父辈精神的传承人。

感谢老照片，是它，留住了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童真；是它，留住了二嫂和姐姐二十岁的青春，二十岁的芳华。

这是二姐夫参军后的一张照片，大家看看当年那个年轻人怎么样，还帅气吧，是不是标准的军人形象？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参军是农村青年最大的梦想，招兵开始后，村里的年轻人几乎全报名了，但是征兵要求严格，名额有限，能够入围的人少得可怜。

六四年，我们全大队几十个青年中只选中一人，他叫孙生荣，后来成了我的二姐夫。

那时候，一人参军，不仅是全家光荣，那是全村乃至全大队的光荣。欢送大会在大队的院子里举行，各村的男女老少来了不少，大家一个个欢欣鼓舞，队部大院里热闹异常。

所谓的会场，其实再简单不过，只是在院子中间摆一个桌子，几个凳子而已，领导站在桌子前讲话，讲完后，大家使劲儿欢呼，鼓掌，孩子们顾不了这些，只是在人群中钻进钻出，玩儿得很爽。

我那时九周岁，出于好奇，挤到最里边，像看新媳妇一样盯着这个戴大红花的新兵看个没完。

当年一说解放军，就会联想到董存瑞、黄继光，联想到王成、王芳，全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全都是心目中最崇拜的偶像。

二姐夫坐在那里，面对这么多双眼睛，似乎有些难为情，有些紧张，这是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虽然他家住在蔺家渠，离我村不过两三里路，好像以前从未见过，即使见过，也绝不会像现在这么打眼。

这天傍晚，蔺家渠的大姑夫来了，妈妈知道大姑夫喜欢呡几口小酒，于是烙了几张油饼，炒了几颗鸡蛋，还没等端上来，大队长高双京带着几个年轻人也来了，妈妈赶紧再和面，再炒鸡蛋。

饭菜端上来，谈话进入主题，原来他们是给二姐说媒来了，我这才知道，那个当兵的原来是大姑夫的外甥，这么说，我们还是亲戚。

我家当时不同意，因为二姐夫的家境实在是太差太差了。

二姐夫三岁那年，日本人下来征粮，他父亲憎恶鬼子那种蛮横的样子，有意推辞，横竖不买账，结果被日本鬼子残忍地杀害了，将尸体扔到一个大坑里，还不让家人收尸。那是一个死人坑，坑里有成堆的尸体，白天鬼子看得紧，只能晚上去找寻了。

当天夜里，二姐夫的哥哥，小名四老虎，腰上系根绳子，让人拽着下到坑里，他扒拉开尸体一一地辨认，最后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于是趁夜色偷偷背了回来，葬进祖坟。

那年四老虎只有十六岁，但是敢冒险从死人坑里找回自己的父亲，这一点让村民们又佩服，又感动，那该是多大的勇气，多大的孝心？

二姐夫九岁时，他母亲也去世了，几个姐姐也都出嫁了，家里只有他们兄弟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苦。九岁的二姐夫开始学着做饭，烧柴火做小米粥，不是夹生了，就是烧糊了，顿顿吃不上像样的饭，到了十一二岁，就不同了，米饭面食都会做，土豆丝切得又细又匀，那饭就做得像模像样了。

其实四老虎并不是二姐夫的亲哥哥，他是孙家买来的一个要饭孩子。

当年他随家人讨吃要饭来到这里，而孙家只有三个闺女，没有儿子，于是就把他买了回来，后来才生了二姐夫，兄弟俩相差十三岁。

一个农村家庭，无父无母，只有两个愣头后生，住的呢，家不像家，店不像店，日子呢，穷得叮当，要甚没甚，想想看，有谁愿意把闺女嫁给这样的人家？

但是二姐很执着，家里人也没办法，用老年人的话说，主要看人哇，人好就行，穷又不会扎根，总有翻身那一天的，就这样，在二姐夫去部队之前他们仓仓促促订了婚。

二姐夫去部队后，二姐前去探亲，部队驻扎在离张家口十几里的大山里，营房是十分简陋的工棚，战士们每天早早进山打洞，中午回来吃饭，稍事休息便返回山洞了，部队生活特别艰苦，工程很大，任务很繁重，根本不是想象中那个充满浪漫色彩的绿色军营。

因为是工程兵，每天开山打洞，伤亡时有发生，这一点，人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

那一天，二姐夫穿着带血的衣服回来了，一问才知，打山洞时有块石头掉下来，一个战士被砸，当时就人事不省了，二姐夫是班长，他赶紧背起那个战士跑出山洞，来到附近的部队医院，令人痛心的是，那个战士已经牺牲了。

说到这件事，二姐夫的神情总是那么黯然，那么凝重，作为班长，他觉得这事他有责任，是自己没有保护好这个年轻的士兵，因此十分悲伤，愧疚得很。

二姐夫复原后回村当了农民，说来时运不济，比他早一年、晚一年参军的都安排了工作，只有他们那批哪来哪去，都回家务农了，真是造化弄人。

因为是工程兵，整整打了三年山洞，二姐夫的健康状况不怎么好，尤其是胃病，经常发作，又没条件医治，困扰得很。

因为当过兵，所以第一个孩子取名和平，那是一种军人情结，那是一种光荣的使命。

二姐夫不擅言谈，但是他待人特别真诚、热心。

那一年我得了急性黄疸肝炎，听人说，吃什么补什么，村里杀猪时，他从亲戚朋友那里弄了十来个猪肝送到包头，在寒冷的冬天，看到背着大袋子累得满头大汗的二姐夫，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动。

后来，我们都定居包头了，只有二姐一家还在村里，于是大家一起努力，将二姐家的户口迁到包头北二里半村，迁来后，新的问题来了，他们一大家人既无房可住，又无地可种，全家人只好租房子，打零工，度过长达二十年异地漂泊的艰辛。

尽管如此，二姐夫从没有半点怨言，对于我们这个大家庭，他总是怀着感恩之心，感激之情，谁生病了，他赶紧去探望，哪家有活儿，他主动去帮忙，那年妈妈发病，他二话没说背起妈妈，从梁上背下来送到车上……

他常常教育孩子们要学会感恩，钱没有，那咱就出力，因此不论大事小情，孩子们都会积极参与，默默付出，对这个大家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北梁改造后，终于苦尽甜来，他们和四个子女都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二姐夫和二姐每月领着退休工资，身边有孝顺儿女陪伴着，伺候着，过上了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幸福生活，享受着晚年的美好时光。

这是二姐年轻时唯一的一张单人照，照片留下她十七岁的淳朴美丽，也留下了那个年代乡村姑娘独有的精神风貌与青春气息。

二姐和姐姐相差四岁，小时候像个小跟班儿似的跟在姐姐后面，别看她们年龄不大，居然还办过几件大事呢。

第一件大事，那就是姐俩一起护送哥哥离开家乡去固阳上学。

当年二哥为了哥哥主动放弃了学业，但哥哥还是不能走，因为父亲没答应，我家那时实在是太穷太穷了。

还是妈妈和二爹做出的决定，趁父亲不在家，让哥哥快走，哥哥一听，二话没说，撒腿就跑，边跑边回头张望，姐姐和二姐跟在后面，用手语告诉他父亲并没有追来，尽管放心去吧。

哥哥示意她俩赶紧回家，然后朝着明磴山方向一溜烟儿跑了。

八岁的姐姐、四岁的二姐怎么也不会想到，哥哥此去山重水复，路途遥遥，等待他的那可是一条坎坷一生的文化苦旅啊！

第二件大事，就是亲眼看到掉到井里的二哥在她俩的哭喊声中浮出水面，那情景至今想来依然让人惊恐几分。

小时候，利用中午“照羊盘”的时间，姐姐二姐跟着二哥经常到后面的老陈井里掏雀儿蛋。

二哥掏雀儿蛋那是一绝，石块垒砌的井壁，他上下自如，毫不费力，每掏一窝，赶紧送上来，接着再掏。当年为了省布，姐姐二姐夏天只穿个红肚兜，雀儿蛋多了，将肚兜底边一撩，放在里面，保证一个也磕不着摔不烂。

一次，二哥没留神，“扑嗵”一声掉到井里了，水面上只看到圆圈儿却看不到二哥的人影儿，姐姐二姐吓坏了，她俩爬在井沿上一边喊二哥，一边大哭起来，就在这时，二哥的头探出了水面，他一把抓住旁边的石头，大声喊道：“不要哭，不要哭，让妈妈听见打咱们呀！”

二哥上来后，全身湿漉漉的，他关照姐姐二姐去看羊，自己跑到没人的地方晒衣服去了。

姐姐二姐兜着雀儿蛋赶紧返回，毕竟年龄还小，有雀蛋儿可玩，很快就把刚才那一幕抛到脑后了。

二姐跟着姐姐干得第三件大事就是将已经送人的我要了回来。

农历二月，正是乡村最寒冷的月份，我被大南窑子村一个陌生人抱走了，就在妈妈暗自庆幸时，我又被人家冒着大雪，坐着牛车遣送回来了。

这下妈妈没辙了，怎么办呢？正好村里骡驹嫂家的孩子也在不久前夭折了，据说还有奶水呢，于是妈妈又把我送给了她家。

十二岁的姐姐和八岁的二姐不放心，瞒着妈妈偷偷跑进后壕看我，发现给我喝的竟然是米糊，回来后就告诉了二爹，这一来，我又一次被遣返回来了。

照理说，将我解救回来应该善待才是，可二姐却怎么看都觉得这个妹妹不顺眼，好像从没给过我什么好脸色看。

我打小就爱睡懒觉，二姐对此深恶痛疾，早上叠被子时，她先是凶巴巴地喊一声：“赶快起！”然后从后炕开始，一床一床地叠，到了我这儿，看我还在装睡，更来气了，“噌”的一下，将被子拽走了。

我是谁啊！想当年家里人都管我叫“死牛头”，这可绝不是浪得虚名，咱也是有名的“窝里横”，二姐来硬的，我偏偏不买账，索性将胳膊一抱，蜷缩在毡子上与之抗衡。

二姐真沉得住气，她把被子叠完，就开始卷毡，对付我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只需将毡子猛地一提，“嗵”的一声，我就被重重地扔在土炕上了。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时，灶边做饭的妈妈就会扭过头来气呼呼地数落二姐一顿，之后边做饭边哄我，你猜怎么着？二姐气得脸色都变了，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呀！于是这事就算摆平了。

二姐看不惯的还有一样，那就是我的挑食。

说不出为什么，打记事起我就不吃肥肉，不喝羊奶，可能是小时候太贪吃，吃伤了吧。对此二姐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这么好吃的东西都挑来捡去，那还不是让父母给惯坏了，对此，二姐当然不会手下留情。

我也算识相，每次吃饭总是远远躲开二姐，最佳的位置是挨着父亲坐下，父亲知道我不爱吃肥肉，总把自己碗里的瘦肉挑给我，再把咬去肥肉的猪皮夹给我。我呢，也把肉夹给父亲，然后眼巴巴地等着，有时猪皮上还有一点肥肉，我又给他夹过去，父亲很耐心地再咬一遍，递给我说：“这回行了吧。”

这个举动再一次证明，我是让父母惯坏了，二姐所表现出来的那绝对是零容忍。

过去家里穷，被子少，即使像我们这样在邻居看来的“殷实人家”，晚上也是两人或者三人合盖一床。

我最不喜欢和二姐合盖一床被子了，不仅仅因为平素积怨很深，主要是忍受不了冬夜的那份寒冷，起初我还有被子可盖，二姐睡着后，一翻身，将被子一裹，这下我连个被角也够不着了，没办法，我就使劲儿去揪三姐和爱叶姐的被子，这一夜，我们揪来揪去，姐妹几个就只能蜷着身子轮着当“团长”了。

二姐打小就有一把子力气，从来都不怕吃苦，照“全家福”那年，她只有十三岁，因为哥哥姐姐全都读书、工作在外，所以家里拿轻扛重的活儿她都干了。

二姐身高一米七六，性格开朗，热情奔放，喜欢摆弄乐器，喜欢女扮男装，一次居然剪了个男人发型，有人问路，冲她喊了声大哥，这下可把二姐乐坏了，像荣获了战功似的，到处炫耀。 

不仅如此，她还是最早的追星一族，推崇欣燕子，学习李双双，热情上进，执着阳光，什么苦啊累啊全然不放在心上。 

二姐特别潇洒，她个子高，力气大，挑水时喜欢把两只水桶拎在手上，边走边晃，边晃边唱：“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

尤为称道的是，生产队送公粮时，二百多斤的麻袋被她“噌”的一下扛在肩上，从此，她的吃苦耐劳精神，她的女汉子名气传遍了四邻八乡。 

二姐喜欢打篮球，上中学时，她是学校有名的“女篮五号”，更喜欢拉二胡，夜深人静时，她往凉房后墙一坐，“吱吱扭扭”拉了起来，不是《李双双》，就是《草原晨曲》，要么《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主题曲，直拉得摇头晃脑，旁若无人，如痴如醉如狂。

二姐为人豁达，激情奔放，她毕业回村的终极目标，就是希望在不懈的努力中改变自己一穷二白的家乡，因此，什么样的重体力活儿她都干过，修渠、筑坝、打井、搬石头，送公粮，凡是男青年能干的活儿，她都跟着一块儿干，至于大田里的农活儿，那更是手脚麻利样样在行。

其实，长期的体力透支，二姐也有吃不消的时候，有段时间她咳得很厉害，痰中居然出现了一些蒿籽状的黑色颗粒，父母很担心，可她却满不在乎，照样说说笑笑，一个工也没少出，后来居然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好了。

逢年过节，大队的文艺汇演由二姐来担纲，她既是组织者，又是演员，不过，她不爱演文文弱弱的女性，喜欢女扮男装登台亮相，她的嗓音浑厚圆润，形象帅气、阳光、俊朗，因此很受大家的追捧。 

二姐成家后，仍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强劳力，回家后，又要带孩子，又要干家务，养猪、养鸡、养羊，哪一样都不会落下。为了抚育四个孩子，在贫瘠的农村，什么样的苦她都吃过，什么样的难她都见过，不过，生性刚直的二姐从没有半点畏怯，也没有半点怨言，她把所有的失落，所有的不公，所有的苦难独自咀嚼，独自吞咽，在长达几十年的艰难困苦中，她硬是横下一条心，一步一步熬过来了。

现在，二姐一大家子终于苦尽甜来，作为北梁改造的受益者，她和子女们都已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在孩子们的服侍陪伴下，二姐正享受着新区优美的环境，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享受着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幸福时光。

爱叶姐是二爹的独生女，她四岁就失去了母亲，九岁又失去了父亲，从小就生活在我家，她比三姐大一岁，在家里排行老五。

在众多的姐妹中，哥哥对爱叶姐的婚事最为上心，他选择了富刚哥的内弟，自己的得意门生——张志刚，并且成就了他们的婚姻。

我的这位姐夫是老三届高中生，文革时回到固阳县北门生产队务农，之后考入包头钢铁学院采矿系，毕业后分配到白云石矿任技术员，后来任矿长。

真是名如其人，姐夫的名字和他的人品一样，端得出，摆得正，叫得响。

姐夫不是圣人，但是他刚正不阿，公私分明，有魄力，有担当，在奋力打拼的这几十年，他做到了一个领导很难做到的几点：一、话说得明明白白，二、事做得敞敞亮亮，三、人活得坦坦荡荡。因此作为“包钢十大廉政干部”之一，他是名至实归，当之无愧。

姐夫算不上名校毕业，但是他博览群书，兴趣广泛，从不间断学习，因此所涉猎的知识、信息均为海量。

姐夫专修理科，但文史方面却是他的强项，一次，两个外甥来到他家，闲聊时，姐夫顺便询问了几个相关的史地知识，可她们面面相觑，一个都没答上来，姐夫诧异了：“这些内容并不深奥，按理说你们学中文的应该知道啊！”

姐夫是个治学严谨的人，在他看来，任何知识都是相互关联的，要学就应该将知识面拓展开来，绝不是片面的认知，孤立的解读。

姐夫让我们认识了三个字——老三届，这三个字，不仅涵盖了文革十年，而且影响了风云变幻的一个时代。

老三届名不虚传，老三届的人，厉害！

要知道，姐夫当年就是老三届的高材生，他功底扎实，记忆力超强，那些海量的知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一条条，一道道，一行行，在他的脑海里立体呈现，并形成网状，需要什么，信手拈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用海量来形容他的知识储备一点也不过分，那分明就是两脚的书柜啊！

姐夫为人公正质朴，真诚善良，说话办事一是一，二是二，从来不做表面文章，大家都乐意与他交往，因此人脉很广。

姐夫祖籍河北，包头的亲戚不多，上门的大都是我们这边的人，他待人特别热情真诚，在我们看来，他不像姐夫，倒像一位关怀备至的兄长。

退休后，姐夫经常回白云石矿“住娘家”，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矿区的分布，他再熟悉不过，就像看自己的指纹一样。

在他眼里，矿山永远都是自己的家，在那里，他倾注了一位莘莘学子的毕生心血；在那里，他抒写了火热的青春，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

他家居住了几十年的宿舍楼就在巍巍而立的阿塔山下，在这里，他们喝着青石板河纯净的矿泉水，呼吸着矿区多元的空气，老两口抚养大一双儿女，相依相伴，从青丝走到白发。

姐夫不仅名字叫得响亮，就连网名也非比寻常，阿——塔——山，听听，多么厚重，震撼力多强！

在固阳人心目中，阿塔山可以和泰山相媲美，它位于固阳城北，巍巍而立，见证了老城人的奋斗历史，也见证了这座老城所经历的雨雪风霜。

这网名，有襟怀，有底蕴，带给人无穷的力量。

我家有一位重要的成员，那就是温柔善良的爱叶姐。

父亲兄妹五个，他是老大。娶过二妈后，我们和二爹没有分家另过，一直都在一个锅里吃饭。

生下爱叶姐后，二妈就一直病着，爱叶姐比云飞哥大几个月，因此妈妈还给她喂过奶，为了照顾起来方便，她几乎天天都待在我家。

每天晚上，二爹都要把爱叶姐接回家，二妈常年闹病，家里邪气很重，三岁的爱叶姐总能看到窑洞里有好多好多人，她用小手推着他们说：“你们快点去哇，别挤我们了，我们睡觉呀！”

二爹二妈很奇怪：“你瞎说什么，哪有人呢，家里就咱们三口人呀！”

就在爱叶姐四岁那年，二妈去世了，二爹经常外出打工，爱叶姐就住在我家了。

有一年，二爹牙疼得厉害，没办法的办法就是拔牙，没成功，村里人就用去土豆皮的木头擦子硬给敲打下来了，结果二爹得了破伤风，早早去世了。

那一年，爱叶姐仅仅九岁。

二爹患病期间，哥哥买了一箱水果从北京匆匆赶回家来，他每天守在病床边，将各种水果喂到二爹口中，许多水果人们连见都没见过，更别说叫得出名称。

二爹病重的那天夜里，妈妈让爱叶姐和我们在大屋里睡，她和父亲、大姑彻夜陪着二爹，二爹临终时一直在喊：

“哥哥——，爱叶子——！”

“爱叶子——，哥哥——！”

一声声，一句句，好不悲怆，好不凄惨，听得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

二爹去世后，家里穷得买不起棺材，只好把那个两揭盖儿躺柜的横档去掉，将二爹入殓了。

为二爹守灵时，九岁的爱叶姐发现她的孝和我们的不一样，而且所有人对她都那么怜爱，那么关心，居然很高兴，在她看来，二爹去世就像外出打工一样，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的，因此小小年纪的她似乎没有太大的哀伤与悲痛。

老人出殡时，孝子是要扛大材头的，于是这副担子便落在了二哥的肩上。

二爹二妈都走了，可怜的爱叶姐成了孤儿。

当年，妈妈苦于子女多，将二姐、云飞哥和我都送了人，结果呢，父亲抱回了二姐，二爹要回了我，为此妈妈很生气，没少抱怨。

但是在二妈二爹相继去世后，她二话没说，将年幼的爱叶姐领回来，给她一个温暖的家，绝不能让这个可怜的孩子感到一丝一毫的孤单。

妈妈说，她不敢回想二爹去世时那副痛楚的模样，他多么不放心自己年幼的女儿啊！尤其是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喊，一声声，一句句，听得人心如刀割，泪如雨下，不用说，那是可怜的二爹在临终托孤啊！

烦恼与悲伤好像从来都与孩子们无关，盘点我们的童年，因为有爱叶姐罩着、领着，一个个嘻嘻哈哈玩儿得很爽。

夏天，大人们午休，为我们提供了最大的自由空间，我们姐弟四人就在自家门前玩“过家家”，而且非要垒锅弄灶，请人待客，玩得像模像样才行，颇有些“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的味道。

最好笑的是捉迷藏，为了不被爱叶姐发现，三姐藏在柜子里，还用衣服包了头，我呢，竟藏到炒莜麦的炉坑里，弄得浑身是灰，满脸是黑，让人看了哭笑不得。

最惨烈的一次是“抓兔子”，我被爱叶姐抓住，要关起来，那是一个地窖，下面有几块石头，爱叶姐抱着我的腰往下放，说：“我放手了，你自己跳下去。”可我天生惰性，假装没听见，结果“嗵”的一声，我摔在石头上，顿时，额头血流如注。爱叶姐赶快跳下来，用袖子给我擦。姐姐闻讯跑来，将我抱回家，用火烧棉花把伤口按住，好不容易才止住血。

等一切过去后，才发现九岁的爱叶姐和八岁的三姐不见了，那时二爹还在世，他上了南梁，顺着两行小脚印，一直追了二十多里，来到二合公爱叶姐的姥姥家，一看，俩人正坐在炕上像没事人一样大吃大喝呢。

五八年农村大办食堂，起初敞开吃，结果呢，没多久就吃空了生产队那点微薄的家当，后来只能打份儿饭，大人两个窝头，两勺胡萝卜汤，孩子减半。

每到开饭时，我端着一个小盆，爱叶姐和三姐每人提着一个双耳瓷罐，姐妹几个早早来到食堂窗前，在饥饿难耐中等啊等，盼啊盼……

那时候就盼哥哥早点回来，那是我们童年生活中一道最亮丽的风景，要知道，在贫穷的乡村，能吃上奶糖、罐头、榛子的孩子，只有我们，能感受到浓浓手足之情的，也只有我们。

然而哪里知道，那钱是他从牙缝里抠出来的啊！六零年回来，哥哥饿得都浮肿了。

哥哥回来后，我们跟在后面几乎寸步不离，哥哥要去方便，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跟了，我们怕他偷偷走掉，非要跟。没办法，哥哥就让爱叶姐领着我们，站在房后的小山包那边等。

我们眼瞅着哥哥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一直绕到山后面去了，心里很没底，只好追问爱叶姐，爱叶姐笑笑说：“哥哥不会走的，他去解手了。”

奇怪，怎么会“解手”呢？哥哥到底去解什么手，为什么非要绕到山后面去解手，对我们而言，这个问题太深奥，这个词汇太陌生，一时半会儿根本搞不懂。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哥哥真的要走了。这不，他提着包，携着母亲的手，边走边安慰着她。母亲撩起衣襟不停地擦眼泪，我们呢，紧紧跟在后面，不住地用手背抹眼睛，那脸一个个脏兮兮的，别提有多忧伤了。

哥哥坐上卡车，扶着栏杆，反复关照我们说：“回去吧，快回去吧，我很快就会回来的！”然而，车一开，我们全都大哭起来，哥哥又说了些什么，我们一句都没听清，只看见他的手向我们使劲儿挥着、挥着。

汽车渐渐走远了，除了烟尘而外，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我们姐妹几个还呆呆地站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开。

我问爱叶姐：“哥哥去哪了？”爱叶姐说：“去北京了。”我又问：“北京在什么地方？”她用手指了指哥哥走的方向，神秘地说：“可远了，在天边。”

天边究竟有多远，谁也说不清，爱叶姐告诉我，哥哥得坐火车，几天后才能到达。我又追问火车是什么样的，爱叶姐有些为难了，她想了想才说：“反正比汽车大，跑得可快了。”再问，她也不知道了。

那时候供销社离我家不远，我们有事没事总要去转一转，看看那些搁在货架上香味扑鼻的食物，一个个馋得直流口水，尤其是蜜枣，颜色金黄金黄的，吃起来又甜又脆，谁不眼馋？

可是既不过年又不过节，哪家舍得买啊？馋得不行，孩子们就想出一招，那就是想方设法从家里偷一颗鸡蛋出来换蜜枣吃，一般来说，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事是不会引起大人注意的。

我家放鸡蛋的炭房门是整块木板做的，推起来很费劲，何况门后还挂着一个大铜铃，碰一下“叮咚、叮咚”响个不停，无异于自动报警，我到那里去偷，想想该有多么冒险，多么费劲。

不过凭我贪吃的本性，偷窃多次，都成功地躲过了妈妈的火眼金睛。

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终于敢大白于众了，谁知还没等我讲完，爱叶姐“扑哧”一声笑了，她说：“我们没进炭房偷过鸡蛋，我和你三姐听到母鸡叫唤，赶紧跑到鸡窝前把蛋直接偷走了，握在手里，鸡蛋还热乎乎的呢。”

我一愣，什么？爱叶姐和三姐也偷过鸡蛋？这是真的吗？要不是出自爱叶姐之口，谁会相信呢？我只知道自己“独自行窃”，殊不知她俩胆儿更大，居然还是“联手作案”，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虽然父母早早走了，但是爱叶姐的童年并没有多少阴霾，有我们这一大家亲人在身边，她不会受罪，也不会孤单。

更值得庆幸的是，人生路上有姐夫这位优秀的丈夫相依相伴，可谓家庭和睦，幸福满满。

温柔善良的爱叶姐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把事处理得妥妥帖帖，根本不用姐夫操心。

姐夫呢，只管忙他的工作，忙他的事业，从一座小山变成一座大山——阿塔山，那形象，那气度，需仰视才见。

云飞哥是我的亲三哥，他生于一九五一年，在我们姊妹中排行老五。

当年，妈妈有了两儿两女后，说什么也不再要孩子了。

怀上老五（云飞哥）时，妈妈就四处打听抱养孩子的人家。这时，住在赵宝壕的崔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梦见从我家门前经过，结果从院里蹿出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蟒蛇将她的双腿死死缠住，可把她吓坏了。后经人解梦，说她要有儿子了，妈妈生的这个孩子一定是她家的。

就这样，云飞哥一出生便被崔家抱走了，崔叔崔婶把他当宝贝一样捧在手上，亲切地叫他“云飞”，“飞飞”，那种喜爱之情完全可以想见。

起初妈妈每天都去赵宝壕给云飞哥喂奶，后来还接到家里带了一段时间。云飞哥小时候又聪明，又帅气，他刚会站时，喜欢靠着窗台，用小指头捅窗户纸玩儿，回头还“妈妈”“妈妈”地叫着，妈妈禁不住落泪了，事已至此，就是再心疼也不能反悔了。

这一来崔婶不放心了，接走云飞哥后，他们很快搬到十几里以外的孤山，因为离得太远，想见一面都很困难。

那些日子，妈妈一直留着窗户上的那几个小洞，有空就想看看，恍惚间，她看到云飞哥用小指头捅窗户纸的影子，并且还时不时地扭过头来，冲她笑笑，用稚气的声音喊“妈妈”，“妈妈”，作为生身母亲，那个伤心劲儿就别提了。

为了不打搅人家的生活，妈妈尽力克制着，在云飞哥三岁那年把他接回来住了两天，此后好多年再没见面。

云飞哥长大后，他家搬回赵宝壕，离我家不到二里路，云飞哥上学后，每天都从我家门前路过，一次，妈妈拿着两颗煮鸡蛋，拦住一帮放学的孩子，不住地打问：“哪个是云飞？”“谁叫云飞？”大家的眼睛一齐转向云飞哥，这一来，云飞哥的脸“刷”的一下红到耳根，他背着书包拔腿就跑，从此宁可多绕路，也不从这里走了。

后来云飞哥索性不上学了，哥哥假期回来听说此事，赶紧来到赵宝壕，把云飞哥从头到脚好一顿数落，临走时关照崔叔崔婶，绝不能让孩子自由放任，一定要让他上学。

云飞哥当然不爱听了，哥哥走后，他愤愤不平地说：“哼！从哪儿来了这么一个戴眼镜的人，他骂我算什么，我上不上学与他有什么相干？”

崔叔告诉他：“你可不能小看这个人，人家在北京上大学，可不简单呢！”

云飞哥反驳道：“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呢，不就多戴了一副眼镜？”

那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和他一母同胞，是长兄，是他的亲大哥！

因为我们两家离得很近，村里人不免经常提及他的身世，云飞哥自尊心很强，他不愿听那些闲言碎语，更不想让人们指指点点，因此总是躲着我们。

有一次，好不容易在供销社看到了他，弟弟赶紧跑过去喊了声：“云飞哥！”云飞哥回过头来，看到那么多人都盯着自己，真是又羞又气，他二话没说，踹了弟弟一脚，扭头走了。

当时弟弟只有七八岁，为这事他哭得伤心极了。

妈妈去赵宝壕串门儿，崔婶听说后把妈妈叫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妈妈知道崔婶不太会做针线活儿，于是给云飞哥缝了缝衣服，妈妈走后，云飞哥故意问道：“妈，今天来的是谁啊？”崔婶说：“住在前壕的一个村亲。”

云飞哥问：“那么，我该叫她什么呢？”

崔婶说：“叫大娘就行了。”

云飞哥又问：“那是什么大娘呀？”

崔婶赶紧说：“是村亲大娘。”

作为养母，遮遮掩掩，生怕儿子知道自己的身世，这一切再正常不过。更何况他们老两口把这个儿子当宝贝看，从小到大不让吃一点苦，受一点罪，那种宠爱简直到了让人羡慕，甚至于嫉妒的地步。

但是血缘是神奇的，是巨大的，是永远也割不断的。

上小学时，云飞哥和三姐在同一个班，那时大家都在饿肚子，只有云飞哥带着干粮，那是一个白面做的大烙饼，看得让人眼馋。趁同学们不注意时，他总会掰一块烙饼递给三姐。

那时候，姐夫姐姐都是老师，住在校园里，云飞哥和他们走得很近，渐渐地和我们也交往起来。

一次，云飞哥随几个小伙子来到我家，我们全家高兴极了，妈妈说：“飞飞，你还是第一次来这里吧？”

云飞哥说：“以前就来过，我还记得呢。”

是啊，云飞哥三岁那年，妈妈和二哥准备去孤山接云飞哥回来看看，担心崔婶不会同意，因此特意去后壕请杨婶（栓牛姐的生母）一起上了孤山，崔婶碍于面子，勉强答应了，于是二哥牵着毛驴，将云飞哥和栓牛姐接到家里住了两天。

那时，云飞哥仅仅三岁。

一个三岁的孩子居然记住了自己的出生地，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

因为这句话，妈妈难受了好长时间，作为生身母亲，只有她才能品出其中的滋味，掂出其中的分量。

妈妈永远忘不了他用小指头捅开的一个个小窗眼，更忘不了他叫妈妈时那个稚嫩的声音，以及那种灵动的眼神，而现在站在眼前的已经是一个十几岁的帅小伙了，这让妈妈很欣慰，很高兴，对崔叔崔婶充满了感激之情。

赵宝壕村子不大，也就是十几户人家，离我村不足二里，所以两村之间颇有点“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意境。

因为离得近，两村的庄稼地只隔一道地界，所以哪块地种了什么作物彼此都了然于胸。

那时候村里年轻人多，又喜欢起哄，大家只要聚到一起，你看吧，不是去邻村偷豆角，就是在本村拔蔓菁，集体实施一次蓄谋已久的“清剿”行动。好在村里的地多，庄稼多，即使被发现了，憨厚的村民也只是一说了之，懒得较真。

一天夜里，我村那帮不安分的年轻人，挎着箩头，提着布袋，说说笑笑从老屋旁边的河槽里走来，不用问，一定是去赵宝壕偷豆角的。我和三姐赶紧跟上，翻过我家老屋后面的那座小山包，走进一块特别大的豌豆地里，借着月色，手忙脚乱地摘起来。

就在这时，从那个小村里传来一阵笛子声，在乡村静谧的夏夜，这声音传得很远，很远，显得那么婉转悠扬，那么美妙动听，就连我们这帮偷偷摸摸摘豆角的人都放慢了手脚，一个个听得入了神。

这时旁边的人压低嗓门对我说：“你猜猜吹笛子的是谁？”

“谁呀？”

“告诉你吧，是你云飞哥。”

啊！是云飞哥，我的心里好一阵惊喜，好一阵激动。

那时候我们和云飞哥的交往并不多，我只知道他是家里的宝贝疙瘩，人长得帅气，又有文化，可是根本不知道他还会吹笛子，并且吹得那么美妙动听，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说不出的激动。

我打小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刚进地时心砰砰乱跳，摘豆角的手还不住地打颤，但是听到云飞哥的笛声后居然一点也不怕了，好像云飞哥离得不远，甚至就在身边，感觉特别温暖，特别亲切。

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小算盘，那就是，崔叔是生产队长，即使抓住我们这帮毛贼，云飞哥也是我和三姐的保护伞，有什么可怕的呢？

现在想想，那是一个多么静谧多么恬淡的乡间夏夜啊！皎洁的月光均匀地飘洒在海海漫漫的豌豆地里，银灰色的豆苗一团一团缠联在一起，随风涌动着，涌动着，宛如潮水一般，看上去如梦如幻，诗意盎然。

现在想想，那是一个多么美丽多么温婉的乡村夏夜啊！一位踌躇满志的知识青年，坐在矮墙上，用一支长笛尽情倾诉着自己的理想、志趣与情感，那笛声时而舒缓，时而激越，飘在夜空中，融到月色里，听起来曼妙如诗，美轮美奂。

一晃过去五十多年，但是那段美妙的回忆让人依然耳目一新，并且终生难以忘却。

小学毕业后，我辍学了，妈妈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到哥哥家看孩子。那时候云飞哥经常到哥哥家，接触多了，我和云飞哥也渐渐惯熟起来。

云飞哥来了，嫂嫂就给他做炸酱面，放不少肉，云飞哥吃得很香，夸嫂嫂厨艺不错，嫂嫂是个实在人，此后只要云飞哥来家就给他做炸酱面吃，说实话，嫂嫂是读书人，除了炸酱面，其它饭菜还真的不会做。

那时候哥哥工作很忙，好像每天都有许多大事要做，根本顾不上和我们交谈，即使询问什么事情，也很严肃，就像审案一般。

但是见了云飞哥就大不相同了，哥哥不仅话多，而且还一直笑眯眯的，他不仅问候崔叔崔婶两位老人，询问栓牛姐的生活情况，而且还很关注村里种了哪些庄稼，长势怎样？

从哥哥和云飞哥的对话中得知，我们这位崔叔很不简单，原来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业专家，而且还多次受过县里的表彰。

崔叔会看天象，他能预测出来年的天气状况，因此适合种什么，不适合种什么，他自有主张。

那一年，赵宝壕种了许多谷子，要知道，农活儿中最累的莫过于间谷苗和拔麦子了，那都是蹲在地里一步一步往前挪的活儿，干起来特别劳累，特别费劲儿。眼看着邻村的夏锄都结束了，可赵宝壕还有好多谷子没间苗呢，满梁满洼的，别说干了，就是看一眼也把人愁得够呛，因此没少受到人们的抱怨。

崔叔很能沉得住气，他不温不火，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权当什么也不知道，什么都没听见。

到了秋天，周边的村子大都欠收了，而赵宝壕则是大丰收，让人想不到的是，那年的谷子秸秆比谷米的价格还高，单单卖谷秸就赚了不少钱。

这下崔叔更出名了，人们越传越远，越说越神，到最后，居然说崔叔能掐会算，这年景是掐算出来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云飞哥是最好的见证，他说，老父亲平时很关注天气，尤其是每个节气的晚上，老人总要出去看天，直到很晚才回来，几十年来风雨无阻，从没间断。

那一年，崔叔带了不少钱去给生产队买农机，他将一沓一沓的十元币装在包里，塞进麻袋，到了固阳新建旅馆后，将麻袋往地下一放就出去了，直到联系好农机后，返回旅馆将麻袋一背，付款去了，这件事传到人们耳中，既佩服他的智慧，又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哥哥每次回家都要去看望崔叔崔婶，并且告诉他们，不要过分宠爱云飞哥，让他好好学习，不能由着性子来，在哥哥眼中，崔家不仅有他的亲弟弟，有懂事的栓牛姐，还有值得敬重、值得爱戴的两位老人，就像自己的父母一般。 

当时只要有朋友过来，哥哥会很高兴地介绍道：“这是我的亲弟弟，在我家排行老五”。人们都夸云飞哥帅气，俊朗，不愧为是弟兄，长得和哥哥十分相像。

哥哥一高兴话就多了，利用吃饭时间，他给云飞哥讲了许多往事，这些我们从来都不曾听说过，比如，当年接待外宾时，大学生站在最前排，哥哥负责放气球，当五颜六色的气球徐徐升上天空时，那景色真是色彩斑斓，蔚为壮观。

比如，分配到青海后所了解到的藏民那些风俗习惯，说着说着，哥哥还做起了示范，他模仿藏人跪着敬茶的样子，说了几句大家根本听不懂的藏语，把我们都逗乐了，细细品味，感觉那么新奇，那么有趣，简直就像天方夜谭。

当时追求云飞哥的姑娘很多，但是他一个也没看上。后来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从达茂旗回来探亲的嫂子，很快就订婚了。

嫂子家原来住在我们村，在她很小的时候搬到牧区，嫂子在那里上学，懂得蒙汉两种语言，不仅长得漂亮，人也很能干很精明。

那时候中蒙关系比较紧张，去中后期得到县公安局办理边防证方才放行，嫂子家住在离外蒙不远的地方，从她那里我们了解了不少牧区的生活状况，以及在奶酒飘香的毡包里，马头琴伴着悠扬的长调所演绎出来的蒙族风情。

云飞哥和嫂子每次去固阳总会领着我去看电影，不是《地道战》《地雷战》，就是《英雄儿女》《南征北战》，那个年代的经典之作全是战斗片，而且仅有那么几部，我们在村里看，在固阳县城看，看了无数遍，连台词都背会了，但是依然喜欢看，真可谓百看不厌。

云飞哥和嫂子结婚时，哥哥找了一个认识的裁缝，并且陪着他们到裁缝店做衣服，对我们，哥哥从来都没这么细致入微地关心过，但是对云飞哥，对爱叶姐就不同了，既是长兄，又像老人，考虑得很周全，关照得很周到。

我家七四年搬走后，我们年年都会回村里看看，每次回来，嫂子总是用中后旗带回的羊肉招待我们，那里的羊吃的是沙葱，肉质鲜美，特别香。

那次回去，我住在大姑家，只顾和村里的姑娘们红火热闹了，一直没去云飞哥家，那天在大姑家门口见到了云飞哥，他责怪我回来几天都没露面，生气地说：“我不相信这儿比那儿还亲！”

说这话时，他用下巴指了下大姑家，又指了下赵宝壕，那意思我自然是心知肚明。

云飞哥儿子生生结婚那年，利生的女儿崔娟只有七八岁，从打见了我们，这孩子就和我们一步不离了，就连晚上都要和我们睡在一起。

为此，栓牛姐很是感慨，她说：“这就是血缘，即使从来不见骨子里也连着，永远割不断啊！”

一三年，我和姐姐、三姐回村里聚会，晚上住在栓牛姐家，当时云飞哥在大水卜洞矿山上班，得知这个消息后，骑着摩托车星夜赶了回来。

看到云飞哥，栓牛姐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她知道云飞哥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坐在旁边不断地给他夹菜。这姐弟俩从小在一个家里长大，长姐如母，那种亲情是谁也无法取代的。

这天晚上我们姊妹几个聚到一起，聊了好长时间，直到很晚了，云飞哥才恋恋不舍地走了。

送出大门，姐姐看了看后面黑乎乎的大山，很是担心，她关照云飞哥骑车慢点，回去后一定打个电话过来。

云飞哥走后，我们姐妹几个心里很不好受，白天在矿山忙了一天，晚上又跑来看我们，毕竟六十多岁的人了，这黑天半夜独自行走在十几里远的深山沟里，让人多揪心啊！

一周后，我随同学创办的九歌艺术团来到大水卜洞赶庙会，知道我来了，云飞哥特意去固阳把嫂子接来，我们在村里见了一面，晚上嫂子回固阳了，云飞哥和我坐在一起，边看节目边聊天，感觉有好多话要说，总也说不完。

一七年，由莉莉儿子康世宁驾车，我随嫂嫂、莉莉、二晶一起回了趟村里，本来知道云飞哥新建的房子就在新村对面的西坡上，可人们却给指到村子后面，兜兜转转，我们把村子前后转了一大圈。

这样一来，莉莉把记忆中的故乡又重新梳理了一遍，她一边走，一边辨识着老屋的位置，门前的树园子，旁边的河槽，以及河槽对面的庄稼地，不论走到哪里都感到分外亲切。

转回来后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一问才知，那是利生的二姑娘，孩子赶紧跑到新村，不一会儿，云飞哥从新村那边走来了。

莉莉一看，眼眶立马湿了：“快看！那就是我云飞爹爹，看到他就像看到了我爸爸，他们兄弟俩连走路的姿势都一模一样。”

莉莉很忙，她是挤出几个小时的时间特意来看云飞哥的，见面后，我们拍了几张照片，匆匆地走了。

路上，莉莉回忆了许多往事，她说：“我爸爸在世时最亲我云飞爹爹了，我既然回包头了，就是再忙也得回来一趟。”

刚出村时还阳光灿烂，但是不一会儿，北面就泛起一团一团的黑云，黑云越来越厚，越来越浓，仿佛全都堆积在明灯山脉的上空，就在我们庆幸走得及时没被大雨所困时，莉莉喊了声：“雨帘，雨帘，多么好看的雨帘啊！我还从来都没有见过呢。”

二晶也探出头去，高兴地说：“就是好看，我也从没见过。”

可不，这个雨帘确实少见，它顺着明灯山脉的走向一字排开，时而浓，时而淡，宛如上天拉开的帷幔，轻柔而又高远，又好似高空垂下的珠帘，一道道，一串串，远远望去，美轮美奂，特别壮观。

这次回来，不仅感受到浓浓的亲情，而且观赏到家乡的美景，真乃收获多多，不虚此行。

云飞哥年轻时当过民办教师，当过拖拉机手，现在是村里的养羊专业户。

前些天，姐姐回了趟村里，她说利生在云飞哥家旁边建起了新房，房子挺好，又大又敞亮，云飞哥和嫂子一再关照，让我们姐妹几个明年一定回去，多住几天，好好转一转，唠一唠。

在电话里，姐姐给我讲述了这次回乡的情况，说到云飞哥，姐姐的语调有些激动，有些感伤，她说：“你飞哥老了，恋恋不舍的，更懂得亲咱们了。”

是啊！离得远了，见面少了，年龄越来越大了，云飞哥看我们的眼神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他总是笑眯眯的，多了几分关爱，多了几分慈祥，感觉分外亲切。

姐姐又说：“你飞哥越来越像老父亲了，就连举手投足都很相像。”

不仅如此，姐姐还告诉我，他们姐弟俩见面后还多次谈到哥哥，云飞哥十分感慨地说：“哥哥是六十九岁那年走的，一晃十四年了，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总觉得哥哥好像还在呢。”

又说：“我今年也六十九了，马上就七十岁了，越老越爱回忆往事，睡不着时想哥哥，想三仁，净想咱们这些姊妹了。”

姐姐在电话那头说，我在电话这头听，说着，听着，姐俩都落泪了。

应该承认的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时时处处都被亲情裹挟着，包围着，本来是很欣慰，很幸福的，然而谁能想到，在哥哥和弟弟相继离开之后，我们哪一个不是为情所累，为情所伤呢？

当年，哥哥每逢假期都会去趟赵宝壕，当听说云飞哥不想上学时，哥哥特别生气，板着脸把他狠狠地数落了一顿。

哪里知道，云飞哥不是不想上学，而是不想看见我们，每当从我家门前经过时，面对手拿鸡蛋的母亲，他不知有多么困惑，多么为难，多么心烦。

当年，弟弟在供销社喊了声：“云飞哥！”看到那么多人都盯着自己，云飞哥又羞又气，不但没有答应，反而踹了他一脚，不为别的，就是不想让人们说三道四，以免伤了抚养自己长大的两位老人。

我想，倘若弟弟在天有灵，他一定知道，他走之后，云飞哥哭得该有多么伤心，多么悲痛，好长时间都走不出笼在心头的那片阴影……

今天，好想邀上同伴，乘着月色，再去赵宝壕偷偷摘一次豌豆角，从而能好好欣赏一番那婉转悠扬的笛子声。

好想还原那夜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幅画面，以便准确地揣摩出在星光月色下，云飞哥吹奏笛子时的那种心境。

乡间的夏夜该是多么静谧，多么恬淡啊！皎洁的月光均匀地飘洒在海海漫漫的豌豆地里，汇成一片银灰色的海洋，微风拂过，泛起一轮一轮的波浪，在星光月色下轻轻地、轻轻地翻滚涌动。

乡村的夏夜该是多么美丽，多么温婉啊！一位踌躇满志的知识青年，坐在矮墙上，正用一支长笛倾诉着自己的情感、志趣与理想，那笛声时而舒缓，时而激越，轻轻地飘扬在空旷的夜空里，静静地消融在那片无垠的月色中。

多么美妙的意境啊！那是乡村夏夜的一首诗，一幅画，更是我们童年时代一个动人的歌谣，一个神奇的梦幻。

多么富有诗意的画面啊！那是一段人间大爱，更是一段手足深情，它亘古不变，刻骨铭心，带给人们的将是永远永远的美丽，永远永远的感动。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从事医学工作的只有三姐夫一人。

三姐夫从内蒙古医学院毕业后，一直都在包头工作，他性格随和，心地善良，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他总是有求必应，因此结交了不少人。

那时候只有三姐一家住在包头，因此她家就成了我们的中转站、落脚点。知青返城时，三姐夫帮忙给弟弟办了回城手续，并且安排了工作，从那时起，大家就有了在包头盖房的念想。

然而，在市区盖房绝非易事，尤其是东河这座老城区，最不缺的是人，最稀缺的是地方。

后来，三姐夫和三姐看中了姑姑家西边的那个大土包，它位于西脑包后梁，山高皇帝远，属于三不管地带，所以起墙建房不会受到任何阻挠，但问题是那是一个小山一样的黄土包，要想建房必须先挖土方，那工程可大了去了，人们几乎连想都不敢想，正因为这样，土包周边盖满了房，甚至连犄角旮旯都占满了，只有这个土包还矗立在那里，看上去颇有几分张扬。

但是对我们来说，初来乍到，别无选择，只能在这个土包上做文章了，于是一场愚公移山的战役就在这个无人问津的土包上打响了！

最艰巨的任务是挖土，推土，起初三姐夫、三姐和三仁利用休息天用平板车往外推土，后来没地方可倒了，就改为脱土坯，可是梁上没有自来水，怎么和泥啊！

还是三姐夫有办法，他找人借来一辆毛驴车，上面放个废弃的大油桶，一车一车地往上拉，水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平时只有父亲一人在那里忙乎，老人家边挖土，边脱坯，晾干后垒起来，腾开地方继续和泥，继续脱坯，每天不厌其烦地重复着。

到了休息天，不仅三姐夫、三姐和三仁，就连姐夫也领着忽鸡沟的几位老师过来了，一大帮人征战坯场，显示出强大的力量，瞧瞧！短短一天之内，土包明显变小，土坯数量大增，这让大家都非常振奋，并且看到了希望。

经过不懈地努力，地基总算挖出来了，马上就可以动工了，这时二哥送来砖和水泥，姐夫送来木料，二姐丢下家里地里的一大堆活儿匆匆赶来了，从砌墙到房子完工，一直奋战在第一线，所干的活儿和壮劳力没什么两样。

盖房过程中一会儿缺这，一会儿少那，全靠三姐夫及时调拨救急了。

梁上路况很差，狭窄不说，还曲里拐弯，不过那几天很热闹，一会儿是拉水的毛驴车，一会儿是拉材料的四轮车，还真有几分车水马龙的气象。

房子盖好后，家里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经济比较紧张，三姐夫从朋友那里带回一些铝制的火锅零件，要父亲打磨，加工一个火锅能挣五角，十个就是五元，收入还算可观，只是离得太远，三姐夫骑着自行车来回接送材料，实在太辛苦了。

一次，系材料的铁丝绳断了，十个火锅的材料叽里桄榔滚了一马路，三姐夫打住自行车，满马路跑着捡，真是要多狼狈有多狼狈，认识他的人不无惋惜地说：“放下好好的大夫不当，你怎么加工开火锅了？”一句话把尴尬的三姐夫逗笑了。

三姐夫不仅性格好，而且医学知识宽泛，临床经验丰富，医术也很高，因为有他，八十九岁的父亲从没住过医院，九十一岁的母亲做白内障手术，只住了一次医院，平时闹病全靠三姐夫了。 

几十年来，三姐夫就是我们大家的保健医生，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也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他总是任劳任怨，随叫随到。

父亲在八十一岁那年，突发气管炎，病得很重，多亏三姐夫诊治及时，彻夜抢救，方才脱险。后来，每当谈及此事，父亲总是感激地说：“唉，要不是小曹看得及时，我早死了。”

父亲早年得了气管炎，一直没得到很好的治疗，到了晚年常常发病，好在有三姐夫的及时诊治，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但是八十一岁这次发病来势很凶，用常规治疗根本不起作用，那时父亲已经奄奄一息，连医院也去不了了。

没办法，三姐夫决定放手一搏，他立刻调整了方案，并且加大了剂量，他安慰大家，只要熬过这一夜就有希望，这一夜人们都眼巴巴地守着父亲，终于盼到了天亮。

 早上，医院一上班，三姐夫找他的同学从内部买了两支人血白蛋白，然后骑着摩托一路飞奔回来，进门后才发现，药品不见了，当时真把人急坏了。

就在他骑上摩托准备返回医院时，下意识地看了看周围，结果发现了旁边的药盒，捡起来一看，高兴坏了，正是那两支药，居然丢到家门口了。

再看药盒，上面粘了一层泥土，泥土上还有明显的车辙，看来已被车碾压了，赶紧打开包装一看，啊！里面的药瓶竟然好好的，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啊！要知道，一瓶药五百多，是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关键是不找人根本买不上。

在三姐夫的精心治疗下，父亲的病渐渐好起来，终于闯过了这一关。

母亲生了八个儿女，落下一身病，平时药不离口，三天两头的输液打针，即使不病，三姐夫一来，总要把把脉，询问询问，因此一直维持得很好。

二零零四年，父亲刚刚去世，妈妈突然病了，很快就昏迷了，三姐夫准确地做出诊断，及时用药，过了一会儿，妈妈总算苏醒了。

三姐夫说，这是颅压过高引起的昏迷，是青光眼造成的，必须住院手术治疗。

妈妈住到七医院以后，三姐夫一直都在关注着妈妈的病情，关注着治疗方案。

手术那天，大家早早来到病房，妈妈像孩子似的询问我们：她的手术得多长时间，什么时候才能出院。我们告诉她，这是小手术，很快就做完了，不想住院那就早点回家，反正有我三姐夫呢，你就尽管放心吧。

我想，八十六岁的妈妈即使做手术也不会太过恐慌，家里有个大夫，那可是全家人的定心丸啊！

二十九岁那年，我得了急性黄疸肝炎，住院后靠常规用药效果很不明显，三姐夫一看，不能拖了，再拖下去麻烦就大了，于是他把医院的药方私下做了调整，单单一味茵陈，从医生的十克加到六十克，这才控制了病情。

那时一瓶鸡骨草丸四元五角，十瓶一个疗程，而我的工资只有四十九元，工费医疗每月五元，单靠自己根本买不起这么贵重的药。三姐夫用他和三姐的工费医疗每月开两瓶回来，攒下十瓶，全给我了。

人们常说，医者仁心，这一点，在三姐夫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三姐比我大三岁，按理说大家应该偏爱我才对，可是不然，全家人都夸奖三姐，对于我，除了指责还是指责，尤其是妈妈，处处拿我和三姐作比较，让人很是懊恼。

哥哥上大学时很想家，家书中常编些顺口溜寄回来，他写三姐：“三三是个好娃娃，人人见了人人夸。” 写我则是：“四大胖，脾气古，要吃好的无其数。”我当时虽然听不懂意思，但从姐姐读信的语调以及大家的笑声中明白了一点，肯定是说我的不好，这么说连哥哥也偏向三姐，不亲我了，那些天心里很难过，很失落。

更添堵的是我和三姐一起下地打猪草的事，三姐拎着四系大箩头，我拎着两系小箩头，三姐的猪草一把挨着一把，密密实实地排了一层又一层，没多久就塞了满满一箩头，我呢，在一大片庄稼地里，又要辨认庄稼，又看不清掩映在其中的猪草，因此拔得很慢，回家时也只能勉勉强强地装满一小箩头。

回家路上，早已对我深恶痛绝的三姐独自走在前面，我悻悻不乐地跟到后面，忽然觉得不对劲儿，你听，每走一步，三姐挎着的箩头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而我的什么动静也没有，如果让妈妈发现，或者是三姐回去再奏一本，那就麻烦大了，于是急中生智，将手伸到箩头底部，慢慢地往上扶，轻轻地往虚抖，力争把猪草扶得高些，抖得多些，好回去交差。

然而，这一招既好使也不好使，蒙混过关的时候不是没有，但更多的情况是被妈妈抓个现行，逮个正着，倘若一连抓住几次，那么，等待你的不是戴着明晃晃银手镯的大巴掌，就是打你没商量的硬邦邦的笤帚疙瘩。

不过没什么，本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记吃不记打，即使被妈妈“大刑伺候”之后，疼过，哭过，生气过，也后悔过，但没等泪水擦干，贪玩儿的心情就自动修复了，这不，前脚刚跨出家门儿，后脚就跑得没了影儿，哪里热闹哪里去，哪里红火哪有我，闹得妈妈也没了辙。

如果说不记仇那是假的，三姐从不拿好眼看我，我呢，把一切不公正的待遇都归咎于她，久而久之“火山”终于爆发了。在上中学的时候，在哥嫂为我们租住的房子里，姐俩大打出手，难分胜负，后来还是隔壁拄着拐杖的俊琳妈妈拉开的，邻居们给嫂嫂反馈的信息是：你那两个胖小姑子打开可有意思呢，特别好笑。

吵归吵，打归打，但是三姐那份聪明能干谁也不敢否认。

二姐成家后，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三姐就接过了挑水的扁担，三姐梳着两条大辫子，挑水时怕扁担挂着头发，于是将两条辫子拢在一起，让它自自然然地垂在胸前，她是个不愿服输的人，起初还在河槽中间歇歇，后来硬是坚持着一路挑回来，水缸挑满后，还要浇花，只要侍弄花草，她从来都是乐此不疲，不遗余力。

三姐从小就喜欢养花，我家花池里每年都种着各种各样的鲜花，有金黄的菊花，粉红的大出奇，绿茵茵的洋沙蓬，还有娇艳的海娜，以及珍贵的牡丹，花开时节，姹紫嫣红，香飘满院，只要闻一闻，看一看，就会使人感到神清气爽，心情愉悦。

三姐喜欢打乒乓球，她用土坯在西墙根下垒起一个球台，中间支个网，闲暇时总会叫来弟弟打几局，球台是用黄泥抹的，球拍是用薄木片做的，尽管十分简陋，但玩起来照样很开心，很尽兴。

三姐也喜欢乐器，不过不是二胡，而是一个很精致的淡绿色的手琴，琴键是指甲盖儿大的圆片，上面标有音符，总共两排，弹起来声音清脆极了，她弹得最拿手的莫过《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还有《英雄儿女》《地道战》《苦菜花》等影片中的插曲。

三姐生性要强，并且特别能干，那一年，当地驻军把村里的基干民兵组织起来，利用劳动之余进行打靶训练，在一次实弹演习中，三姐一连打出两个七环、一个九环，在众多的参赛者中可谓名列前茅，成绩斐然。

三姐参加工作后，将我转到她所执教的包十九中，和她一起住在教工宿舍，完成了我的高中学业。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梁的包四十一中，三年后，三姐费了好大周折把我调到包八中，从此我们姐俩一直都在同一所学校，并且常常被安排在同一个年级组工作。

三姐生来就是干活儿的命，什么事她都想在先，干在前，包括学校组织教工外出旅游，我呢，还和小时候一样，什么心也不用操，什么事也懒得管，不论去哪里玩只管跟在后面，操心费力的事全是三姐。

吃饭时更有意思，我四平八稳坐在那里看包，歇歇，三姐排在长长的队伍里买饭，好笑的是，九三年去北京，因为点菜，姐俩都快吵起来了。

那时候生活都不宽裕，虽说学校组织旅游，但吃饭的问题自己解决，为了省钱，每次出门，我们这帮人都会带一些白焙子，榨菜，茶叶蛋，到了饭馆很少点菜。

那天进了饭馆，不少人都点了鱼香肉丝这道菜，三姐也点了，我一听就来气了，冲她嚷嚷道：“咱们出门在外，吃碗面就行了，瞎花那钱干什么？”

三姐说：“花就花上点儿，人家某某某老师还吃，咱们为什么就不能吃？”

我回敬她说：“人家某某某老师吃，咱们就一定得吃？要吃你吃，我不吃。”

某某某老师遭遇很不幸，生活很困难，和她比，我们好像还宽裕一些。

结果你猜怎样，鱼香肉丝上桌后，三姐夹了一筷子，其余的全都扒拉到我的碗里了。

退休了，有时间出门了，打开衣柜一看，那几件像样的衣服全都是三姐给买的，自己居然没买一件，不由得掉泪了，唉！这辈子忙忙碌碌，竟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挣下，就这副德性，还得让三姐操心多少年，负担多少年？

三姐很固执，固执得让人生气。

三姐很坚强，坚强得叫人敬佩。

三姐爱操心，都年近七十了，还不懂得关爱自己，为大家，为小家，为老人，为姊妹，为儿孙，总之，一直都在操劳，一直都在忙碌，说来让人心疼，叫人心酸。

六三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三姐比我早两年入学，这不，人家已经戴上红领巾了，瞧瞧那副美滋滋的模样，看得真叫人眼发红，脸发烫。

当时姐姐在本校任教，她的工资只有二十九元，除了给我们交学杂费，买学习用品外，还得补贴家用，挣钱不多，花钱的地方不少，所以每月都是紧巴巴的。那天摄影师来学校，她特地把我们最小的姐弟四人召集起来，弟弟在前，后面依次是爱叶姐、我和三姐，我们一字排开，留下一张十分珍贵的照片。

虽说建国只有短短的十四年，但在我们这样贫穷的山村已经办起了第一所小学，不容易啊！校园占用了过去的庙院，并且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翻建，两排低矮狭小的土坯房，一个凹凸不平的小操场，糊着白麻纸的正方形窗户，黄泥垒起的桌凳有序地排列在教室地上……

别看只是一些手工垒起的土桌子泥板凳，但要做得有棱有角，像模像样，确实很难，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民真不简单，为了孩子，他们不仅努力做了，而且颇费了一番心思，这不，上面是放书包的“窑窑”，下面留有伸腿放脚的空档，那简直是独具匠心的泥塑作品啊！尽管土得掉渣，但解决了教学的燃眉之急，坐上去让人感到踏实，亲切，舒畅。

那时候的校园气氛很活跃，只要听到下课铃声，我们一帮人赶紧跑出教室，男同学往土墙上一靠，兴致勃勃地玩儿一出“挤扛扛”，女同学则是踢毛毽儿，跳方方，一个个漂亮的毛毽儿被我们踢得上下翻飞，“噔噔”作响。

更有趣的是，利用课余时间，老师们会组织我们一起活动，不是排成一行跳“安代舞”，就是坐成一圈“丢手绢”：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

每当这时，大家都会摇头晃脑地唱起来，校园里一片欢声笑语，热闹极了。

现在想想，农家孩子土里生，土里长，刨着黄土玩儿大，自然会依恋故土，怀念家乡，那份乡土情啊！早已融入血脉，并且与日俱长。

老照片为我们留下了那个年代的缩影，一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一种淳朴厚重的民俗民风，还有那份浓浓的乡情与亲情，让人回味绵长，并且永远感动在心。

同时，它让我们永远记住了那个建在庙院里的简陋校园，那间低矮狭小的教室，那个糊着麻纸的窗户，还有那些像模像样的土桌子泥板凳，尤其是那只手摇的铜铃，每天上下课时，值周的老师摇着它走过每间教室门前，“叮铃，叮铃”，响个不停，给我们的小学生活留下一串特别美妙的和声……

从相貌和眼神就能看出，三姐和三仁打小就很精干，很漂亮。

小时候，三仁长得帅极了，一张白白净净的脸，两只毛乎乎的大眼睛，说起话来总是慢声细气的，十分招人喜爱。只是他的体质很弱，常常抽风，闹得全家人终日悬着个心，有事没事，总要摸摸他的额头才放心，稍一发热，你看吧，不出半天，他一准又会发病，那情景实在吓人。

因此，我们姊妹几个一直都在关注着三仁，保护着三仁。

一、爬车

大概在六七岁时，我领着三仁与小伙伴一起，跟在送农家肥的那辆毛驴车后，随时准备爬车。

驴车比马车低，走得慢，我们追得上，再者车后那两个拐角能够得着，攀爬起来特别好玩儿，因此每当驴车打我家门前走过，我们几个便跟在后面，趁车倌不注意，纵身一跃爬上去，头枕着胳膊，双腿向上一蜷，随着车身的颠簸，去感受那种晃晃悠悠的美妙感觉。

谁曾想，只要有人爬车，这车辕就会翘起来，为此，我们没少被车倌大声呵斥过，也没少被扬在空中啪啪作响的皮鞭威胁过，不过没什么，有铁皮囤巴挡着呢，即使再长的鞭梢也奈何不了我们。但是倘若车倌气势汹汹地走过来那可就另当别论了，惊慌失措的我们不记得怎么跳下车来，更不记得怎样远远地跑开，只记得心脏“咚咚咚，咚咚咚”跳得那叫一个厉害。

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便跟上去故伎重演了，这让车倌很生气，也很无奈，他知道，这帮熊孩子是吓唬不住的，后来他索性跳下车来，一手拉着缰绳吆喝牲口，一手“啪啪啪”地甩着响鞭，并且不住地回头盯着，这一来，我们推推搡搡，谁也不敢近前了。

很快就知道什么叫乐极生悲了，因为偷偷摸摸爬车，我把腰给扭了。

那些天，只要坐下吃饭，我就会摸着后背喊腰疼，妈妈知道小孩子是不会说谎的，一定是出毛病了，于是请来邻村的“神官”给我看看，那时农村很落后，没条件看病，大家把一切希望都托付于神，神官呢，那当然是神的化身，只要经过他的手，那绝对没有治不了的疾病。

说来好笑，自从神官看完后，我就不再喊疼了，妈妈直夸神官灵验，啥病一看，立马见效。

殊不知，十几岁时锄地、收割，我的腰就出问题了，直到今天都留着病根儿。

遭报应了吧，这一切都是当年爬车惹的祸啊！

不过，说到那位神官，我不但不想质疑，反而还有些感激，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过去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让父母那代人在精神上有了寄托，在忧患中得到了慰藉，这难道还不够吗？

二、打架

有一次，我们和白女子姐弟仨在场面里打起来了，这是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打架经历，所以至今难忘。

当时的对阵人数三比三，一方是三姐、我和三仁，另一方是白女子、武小平和武小双，本来在场面玩得好好的，可不知为什么，耍着耍着就打起来了。

三姐是我方主力，她在冲锋陷阵之前冲我大声喊道：“好好保护住三仁！”

三仁本来体弱多病，何况只有五六岁，留在这里能不挨打吗？再说我也害怕这种打架的阵势，巴不得早早离开，现在三姐一喊，正中下怀，拉着三仁赶紧跑了。

一路上，我不住地回头，很为三姐的处境担忧。我知道，论打架，白女子不是三姐的对手，可她还有两个弟弟呀，三打一，三姐能不吃亏吗？不过，她让我保护三仁，我不跑又能咋地，于是心安理得地回家了。

一会儿，三姐“呜呜呜，呜呜呜”哭着回来了，进门后指着我的鼻子就骂，说我只顾自己逃跑，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结果让白女子姐弟仨结结实实打了一顿，她越说越生气，越说越窝囊，后来索性嚎啕大哭起来。

我自知理亏，蜷缩在下炕一角，一句话也不敢说，不过我知道，只要保护好三仁，三姐的气很快就会消的。

前些天，我在家乡的微信群里见到了武小平，五十多年不见，感觉分外亲切，没聊几句，他就说：“四姑，我三姑在哪呢？你把她的号码给我，我想和她说说话，我和我三姑还是同学呢，多年不见可想她呢。”

奇怪的是，他一提三姐，我居然想起打架的那桩往事了，没想到武小平居然认真起来，他不无愧疚地说：“我什么也不记得了，四姑，都怪我当年不懂事冒犯了你们，现在让我说一声，对不起！”

这下我反倒不安起来，想想看，我们都是当年“跳农门”早早离开故乡的那帮人，一别五十多年，今日好不容易在微信群里相见，那该是何等激动，何等亲切，岂有谴责一说？

三、偷鸡蛋

那时，我常到石素林家玩，我俩同班不假，最主要的是她父亲是生产队长，家里有一台留声机，老人们称它为“洋戏匣子”，这是当时的人们再稀罕不过的物件，因此只要有空，孩子们都喜欢往她家跑。

石素林家住在村东头，旁边紧挨着供销社，我们每次去她家总要先去供销社转一转，看看那些搁在货架上香味扑鼻的食物，一个个馋得直流口水，尤其是蜜枣，颜色金黄金黄的，吃起来又甜又脆，谁不眼馋呢？

可是既不过年又不过节，哪家舍得买啊？馋得不行，孩子们就想出一招，那就是想方设法从家里偷一颗鸡蛋出来换蜜枣吃，一般来说，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事是不会引起大人们注意的。

渐渐地，我也打起了这样的主意，不过在我家偷一颗鸡蛋出来实在很难，一是妈妈管教严格，让人底气不足，二是放鸡蛋的炭房门是整块木板做的，推起来很费劲，何况门后还挂着一个大铜铃，碰一下“叮咚、叮咚”响个不停，无异于自动报警，怎么办呢？

琢磨来琢磨去，办法还是想出来了。趁妈妈忙着做针线活儿时，我蹑手蹑脚地走到炭房门前，慢慢地将门推开，再慢慢地关上，尽管里面黑乎乎的，但是鸡蛋放在什么地方，我心里早已一清二楚，摸索着照直往前走几步，就取上鸡蛋了，赶紧装进衣兜，然后再慢慢地开门、关门。

出来后，站在花池旁喊一声：“妈，我去石素林家写作业了”，得到允许后，一阵小跑来到供销社，首先把蜜枣换上，然后再到石素林家，往地下一站，边吃蜜枣，边听留声机，感觉自己吃到的是天下最香甜的食物，听到的是天下最美妙的音乐，心里别提多美了。

还有一次，姐姐要我去供销社买东西，并慷慨地答应剩余的给我们买红枣。

那时候我大概七八岁，但论起偷鸡蛋换蜜枣的小把戏属实经验老到，只是从没换过红枣，所以红枣到手后首先装了两把，相信这一切不会有人知道。

谁曾想，姐姐只看了一眼就追问起来，并且不依不饶，我一看不妙，赶紧撒谎说红枣涨价了，并且主动提出让三姐和三仁分吧，我不要了，三姐三仁也不客气，果真两个人瓜分了。

起初我还装着，玩着玩着就忘了，他俩吃，我也吃起来，三仁还小，他以为我会变魔术呢，瞪大眼睛问：“四姐，你没分，哪变出来的红枣？”

原来，我那个单纯善良的弟弟并没有猜忌我，他以为我在变魔术呢。

四、装神弄鬼

大约十二三岁时，我和三仁姐弟俩跟着贾世芳等人装神弄鬼去吓唬既胆小又善良的毛小嫂，结果反倒把自己吓得够呛。

这次行动选在毛小哥赶车外出的一个晚上。我们一个个用炉灰抹了脸，再把衣服反过来披上，贾世芳用红纸染了大红嘴唇，嘴里含着一个长长的白纸条。来到毛小嫂的院子后，贾世芳往窗前一站，“嘘”，“嘘”，将白纸条吹得上下乱飞，而我们这帮人呢，一个个张牙舞爪，拿腔作调，在院子里跳起了大神。

折腾了半天，这才发现，毛小嫂根本不在家，被惊吓的是聋大娘和几岁的小玲玲，见势不妙，大家撒腿就跑。

满以为什么事都没有了，谁知第二天一大早，村东头就传来“玲玲——回来！玲玲——回来！”的呼叫声，原来聋大娘认定昨夜看见鬼了，正在给孩子讲迷信叫魂呢。

这一来可把我们吓坏了，大家意识到这次的祸真的闯大了，一旦被父母知道，不用说，少不了又是一顿胖揍，因此赶紧去给聋大娘作解释，之后又是赔礼又是道歉，好话说得真不少。

可聋大娘偏偏不吃这一套，一、听不见，二、不想听，她认为自己看得没错，昨晚来到她家院里的肯定是一群魔鬼，你就是磨破嘴皮她也不会相信，依然给孙女又背红布又叫魂，一连几天都没消停。

这下可惨了，那几天我们天天背负着自责与惶恐，一个个魂不守舍心神不宁，说实话，倘若需要叫魂的话，那么真正应该背红布的绝对是我们啊！

五、打柴

虽说是山村，可我村的土山包并不高，真正的大山在村子后面，离我村大约十里之遥。

每年深秋，村民都会到大山里打柴，早上出发，傍晚回来，每个人都背着一大捆理得齐齐整整的干柴，尤其是“柠棘儿”，引火快，烧得旺，耗得时间又长，因此成为人们进山打柴的首选。

那时候，有不少孩子随大人进山，我也想去，可妈妈就是不让。

大概十来岁时，邻居四姨夫要领着秋花上山了，我实在忍不住，瞒着妈妈一起走了。

在通往大圐圙的山路上，四姨夫系着绳子扛着镢头走在前面，我和秋花跟在后面，两人光顾嘻嘻哈哈地说笑，以致于把包在笼布里的玉米面窝头丢了个精光也不知道。

幸亏发现得早，赶紧原路返回，还好，那几个窝头不远不近地散落在石子路上，阳光下，黄黄的颜色显得分外打眼，分外招摇。我们将它一一捡起，吹一吹，拍一拍，往笼布里一包，接着就是一阵百米速度的奔跑。

终于追上四姨夫了，秋花庆幸地说：“多亏羊群还没过来，否则咱们中午就没的吃了。”

我笑了笑，心想，地上捡起的窝头，我才不会吃呢。

进山后，我们本想和四姨夫一起爬上去，可这里的山实在太陡了，刚爬了一截我的腿就不听使唤了，头也晕得厉害，因此只好两手着地，真的爬了起来，秋花看到后笑得前仰后合，她将我一把拽起，宽厚地说“我上去吧，你在这里接应就行了。”说完就奔山顶去了。

“柠棘儿”枝枝桠桠的，打柴时必须连根儿刨起，这种干柴刨得不容易，抱起来也很吃力。

秋花是个很懂事能吃苦的姑娘，为了照顾我，她一次次往返于山上山下，尽量把“柠棘儿”抱到相对平缓之处，结果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太阳偏西时，四姨夫和秋花一起下山了，秋花打开笼布，将一个窝头硬塞到我的手里，闹得我真有点进退两难，左右不是。

说来好笑，从打接住这个窝头，我的肚子就“咕咕咕咕”地叫起来，口水也好像要流出来了，此时也顾不了那么许多，拿起窝头就是一口，嗬，太好吃了！不信你尝尝，发酵后微微发酸的玉米面，夹杂着糖精丝丝缕缕的甜味，真是要多爽口有多爽口，要多香甜有多香甜。

返回时，四姨夫将“柠棘儿”分成大中小三捆，不用说，最小的那捆是分给我的，当时我非常气愤，什么四姨夫啊？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谁知走了一段，背上的干柴就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沉，压得我几乎连腿也迈不动了，要知道，出了山还有好几里路呢，像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到家啊！

还在抱怨四姨夫吗？当然不会了，看着他们父女背着大捆干柴走得那么艰难，那么缓慢，我的心中顿时泛起了一种莫名的庆幸与释然。

六、打抱不平

说来好笑，当年有人给秋花介绍了对象，家住油坊壕，不知为什么，秋花不同意，但是大人说了算，压根儿就由不得她，两家大人连订婚的时间都说好了。

这天中午拔完麦子后，秋花约我和她一道去趟油坊壕，她要瞒着家人把婚退掉，我当然不含糊，满口答应了，于是两人拍打拍打身上的泥土，头也不回地走了。

就这样，十六岁的秋花领着十五岁的我一同来到油坊壕，几经打问终于找到那户人家，结果三言两语就把这门婚事给退了。

正是吃午饭时间，那家老人执意留我们吃饭，我俩当然不肯，彼此将手一拉，赶紧出了门。

路上刚好经过一个作坊，几位大师傅都出来了，他们好像知道点什么，对我们评头品足，指指点点，我俩很窝火，回头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然而这一眼却把我们看懵了，这究竟是什么人啊！一个个光着膀子，打着赤脚，身上系一条黑黢黢油亮亮的大围裙，男不男女不女，怪吓人的，该不会穷得连衣服都穿不起吧。

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座多年的老油坊，人们管那些系围裙的叫“油大师傅”，他们干的是苦力活儿，加之油坊像蒸笼一样闷热，所以榨油时是穿不了衣服的，一般只系个油渍麻花的大围裙，这就足够了。

返回的路上，我俩有说有笑，感觉十分轻松，但是快进村时我忽然有些担心。要知道，秋花的父亲是个羊倌，平时凶巴巴的，一不高兴就用鞭子抽人，一旦知道秋花自作主张退了婚，又会怎样呢？

真不知秋花当时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居然不惧皮鞭的恐吓，果断了结了此事，好有胆识啊！

我呢，当年只有十五岁，竟然敢怂恿秋花抗婚，还真是个不怕惹事的主啊！

那是我第一次去油坊壕，一路上，没少报怨秋花的父亲不讲理，太蛮横，并且为秋花的包办婚姻打抱不平。

现在想想当年的自己，其表现不就是一个典型的“愤青”？

今天，面对老照片，儿时那些琐屑往事一一浮现在眼前，让人没想到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封存、沉淀、发酵，它们全都变得那么清新自然，那么感人肺腑，并且那么芳醇美好。

弟弟小我两岁，在家里排行老八，

那时候，我们姐弟几个天天在一起玩耍，吵嘴打架那是常有的事，这不，弟弟的右额上至今还留下两块被我打下的伤疤。

我永远忘不了当年弟弟额头血流如注的样子，更忘不了从医院包扎回来时他叮嘱我的那几句话：“四姐，哥哥要问，就说我自己不小心碰的，要不你会挨骂的。”

小时候弟弟常常闹病，三岁以前很少出门。

有一回，趁妈妈不注意，他偷偷地把小脑袋探出门外，又赶紧缩回来，慌慌张张跑到妈妈跟前，大声喊道：“妈，外面有昏（风）了。”一句话把全家人都逗笑了。

弟弟长得白白净净，眼睛毛乎乎的，特别讨人喜欢。哥哥给他买过一支白色冲锋枪，并教给他一首歌：“我爱我的枪，枪在我身旁……枪啊枪，你要瞄准敌人的方向。”

听说他病了，二哥连夜从阴森森的石拐沟跑回来，那里常有狼和狐狸出没，二哥就时不时放个麻雷给自己壮胆。

姐姐在师范上学，每天中午能领一个大馒头，她每次吃半个留半个，周末带三个大馒头回来，切成片儿，给弟弟做干粮。

那一年，妈妈被分到养鸡场，每天早上，她从家里带点白面，带颗鸡蛋，然后背着弟弟，领着我，娘仨来到养鸡场，一阵忙乎后，该休息了，妈妈就开始给我们做拌汤，拌汤里有金黄的蛋黄，雪白的蛋清，吃起来特别香。

可惜好景不长，因设备太差，养鸡场很快就倒闭了，又赶上灾荒年，别说鸡蛋拌汤，就是粗茶淡饭能填饱肚子就很不错了。

到了十来岁，弟弟变得特别贪玩儿，不管走到哪里，后面总有几个小跟班，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孩子王。

那一年，村子南边打了眼机井，井边架起了高压线，家家户户都安上了电灯，这对于荒僻的乡村来说，那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送电的情景总是那么让人激动、振奋，你看吧，每天傍晚，只要电工爬上高高的电杆，将闸用力往上一合，“哗”的一下，全村的灯都亮了，大家的眼前出现了一片光明。这对于祖祖辈辈在煤油灯下熬夜的人来说，那简直就像在做梦。

为了观赏这幅神奇美妙的图景，不管风多大，天多冷，我和弟弟跟着一帮孩子，每天都要跑到离村子几里外的机井边，捅着袖子，跺着脚，焦急地等待着电工的到来。

电工一来，我们立刻围上去，不厌其烦地看着他每天重复的动作：系上又宽又长的皮带，穿上带锯齿的半圆形铁鞋，爬杆时，一步、一步，动作特别慢，爬到很高处，就用皮带把自己的腰和电杆系在一块儿，这才伸出手来，用力将闸合上去。

此时，只见“哗”的一下，身后整个村子一片通明，在阵阵欢呼声中，我们这帮人拥着电工往回跑。别看弟弟冻得直哆嗦，他常常第一个跑回村子。从他的脸上，你可以分享到欢乐，分享到喜庆，分享到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阳光般的美好心境。

弟弟的动手能力很强，他给自己做了不少玩具：大大小小的弹弓，花花绿绿的风车，还有用铁皮、木头做成的小手枪等。

一旦有麻雀飞过，弟弟只需侧着身子把弓一拉，“嗖”的一声，小石子飞得老远，此时准有一只麻雀会应声落下，让人不得不服！

到了十二三岁，弟弟的个子比同龄人高出一截，胆子也越来越大了，他瞒着家人做了许多冒险的事，听罢让人直冒冷汗。

例如，他不顾同伴阻拦，偷偷地骑毛驴，结果多次被摔；他光着脚爬到树上掏乌鸦窝，哪怕是不很粗的旁枝，他也敢往上爬，整个人摇摇晃晃，像荡秋千一般。

最险的是在废弃多年的枯井壁上掏鸟窝，他嘴里衔一根小木棍，手脚麻利地顺着井壁下到中间，等把脚尖伸进石缝，站稳后，就一只手抓住石头，另一只手将棍子插到较大的空隙，向一个方向转呀转，等棍子搅住鸟窝边缘的茅草后，才轻轻拉出来，有时掏出几颗鸟蛋，有时竟端出一窝小鸟。

刚刚孵出的小鸟皮肤红红的，光光的，连站都站不稳，看见人，吓得喳喳喳喳叫个不停，弟弟看着可怜，赶紧把它们放回原处。

据说，有一次，鸟蛋没掏着，却勾出一条小蛇，多险呀！

夏天，弟弟和一帮小伙伴到防洪坝耍水，妈妈堵了几次，他都躲过了，妈妈气得没了招。

弟弟最大的乐趣是“扎耗仓”、捡沙鸡。“耗仓剑”是自制的，特别好使，再加上他善于动脑，有时一上午能挖两三个，足有半袋粮食，令同伴望尘莫及。

捡沙鸡是他的最爱，鹅毛大雪下过后，弟弟不顾大人阻拦，担着两个箩筐顺着高压线走了，一直走到明磴山下方才返回，这一来一回，整整四十里。

一进村，弟弟立刻被一大帮孩子团团围起来，大家看着满满两箩筐沙鸡，眼珠都顾不上打转了，他们一边询问，一边簇拥着弟弟往家走。

弟弟的脸冻得红红的，不时地呵口热气暖暖手。回家后，他来不及烤火，像炫耀自己的辉煌战绩一样，把沙鸡统统倒在地上，让大家尽情观看。

那些沙鸡，冻死的不少，还有一些饿晕的、折翅的、断腿的，最好笑的是那几只饿晕的沙鸡，刚一醒过神来就想飞，弟弟眼疾手快，随手将翅膀轻轻一别，他们立刻老实了许多，这一招让所有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那时候，他不过十四五岁。

小学毕业后，弟弟也来到固阳中学就读。我们在二哥家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离学校太远，就搬到爱叶姐旁边的一间小土房里住下来。

每天一放学，弟弟拉风箱，我做饭。吃的呢，几乎天天一个样，中午黑面馒头，晚上谷米粥。

谷米粥做得最糟糕，总要糊厚厚的一层，洗锅很费劲儿。我吃得快，他吃得慢，这一来，洗锅刷碗的事就全交给他了。

那时候，最期盼的就是过周末。好不容易等到星期六下午放学，我和弟弟赶紧背起书包，兴冲冲地跨出校门，连跑带颠地往家赶，要知道，等着我们的，那可是整整四十华里的山路啊！

走不了多远，太阳就落山了，到了万胜壕，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没有月色的乡村夏夜，到处是黑漆漆一片，好在我们走的是一条再熟悉不过的公路，又是姐弟作伴，还算踏实一些。

走着走着，隐约看到一个黑影正向我们慢慢走来，我的心“咯噔”一下，坏了，该不会撞见了鬼吧！从小听过太多太多的迷信故事，不外乎夜行人撞鬼之类，听得人毛骨悚然，今天的情形又是那么相似，该怎么办呢？我们姐弟俩对视了一眼，什么话也没说，硬着头皮自顾自地往前走。

近了，更近了，弟弟眼尖，喊了声：“四姐，快看，是个人”，啊！果然是个人，个子特别高，脚步沙沙响，当他从我们身边擦过时，还好奇地打量了我们一眼。天哪，这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就这样，姐弟俩跌跌撞撞来到明磴山下，我的腿有些不听使唤了，只好使劲儿甩着胳膊跟在弟弟后面。我知道，在前面的山路上，存留着弟弟儿时顶风跋涉的足迹，还有那些冒雪捡沙鸡的乐趣，有了这种经历，路再远，人也不会疲惫。

前面的村落渐渐清晰起来，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这不，塞不路壕、马路壕，下了坡是大南窑子，爬上梁便是石家渠。家愈来愈近了，心情也愈来愈急切了，我们不知从哪来的那么大的劲儿，大步流星地走完大西滩，下了坡，抄近路进了村。

村里黑乎乎、静悄悄的，人们大都入睡了，只有我家的灯还亮着，不用说，父母正在等着我们，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涌上心头：妈妈，我们回来了，我们终于走回来了。

就这样，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走了四十里夜路，终于回到家中，那种欣喜之情可以想见。

夜已经很深了，我们依偎在妈妈身旁，说着贴心的家常话，睡着温馨的热炕头，连做的梦都是那般香甜、酣畅、愉悦。

第二天下午，我们又得走了，尽管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没办法。不过走不了多远，总会有胶车赶过来，赶车的大都憨厚朴实，看到两个孩子步行，即使你没张口求他，他也会吆喝你搭车一道进城的。

为了给我们解决市镇户口，哥哥费了不少周折，将我们的户口一迁再迁，弟弟随后转学到了集宁，之后又转到西斗铺中学，高中一毕业，他就随我回到下小营子村插队了。

当时，我们用弟弟的知青安家费购置了一些用具，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绿色的手摇风箱，又实用又好看。弟弟每天下地干活儿，从不喊苦叫累，终日乐呵呵的，那时的乡村很闭塞，所以，每天中午抱着小收音机听评书，就成了弟弟一大乐趣。

我那时在大六份子学校当民办教师，由于路远，衣裳单薄，冬天常常闹胃病。每当我夜间发病，弟弟总会急匆匆地到邻村请来赤脚医生。有一次，他一连跑了几个村子，好不容易找到医生，可人家嫌天黑路远，怎么恳求也不出诊，没办法，弟弟只好悻悻而归。

恢复高考那年，我们姐弟俩每晚都坐在灯下紧张地复习，困了，把头探出门外，让风吹吹，接着学。临进考场前，弟弟恳切地对我说：“四姐，好好考，别为我多想，我是知青，还有回城的希望，你就不同了，一定抓住这个机会。”

本来，弟弟的数学学得很棒，但因频繁转学，其它功课拉了不少，考试时，他以十几分之差落榜了。后来，他被抽到公路机械修造厂当工人。十几年后，工厂倒闭，年近四十的弟弟赶上了下岗。

在四处打工的困境中，弟弟白了头发，掉了牙，一下苍老了许多。生活的窘迫，求职的艰难，使他变得更加吃苦耐劳，意志坚强。为了生计，弟弟没日没夜地干活儿，以致忽略了自我，轻视了健康，一直拖到连流食都难以下咽的时候才就诊，真让人扼腕叹息心痛不已啊！

在亲人的呵护下，弟弟到北京成功地做了食管切除术，十二天后，他带着全家人的热切期盼和美好祝愿，平安归来。

面对前来探视的亲友，弟弟情绪稳定，面带笑容，一再宽慰大家，不必为他担心，并关照姊妹们也该多多保重，同时他告诉我们，从入院检查那天起，他对自己的病情就已经心知肚明，好在现在已经成功地做完手术，绝不会有事的，大家尽管放心。

弟弟的那份坚强，那份镇定，震撼了在坐的每一个人，这既让我们感到欣慰，又让我们感到一阵阵揪心的痛。

他是我们最小的弟弟，现在却身患绝症，那种同根同生的手足之情，让我们怎能不把他的健康时刻牵挂在心？又怎能不为他的安危终日忧心忡忡。

不幸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一个多月后，极度虚弱的弟弟感染了吸入性肺炎，他不得不再次住院四十多天。在病榻上，在难以想象的煎熬中，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瘦骨嶙峋的弟弟，病情一天比一天重，身体一天比一天弱，甚至又眼睁睁地看着他怎样走完那段短暂的人生之旅，直至走向生命的最后终结。

昨夜，我和三姐还在精心服侍着弟弟，今夜，却只能为他守灵了。

弟弟的面容很安详，一切烦恼和病痛已经不复存在，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和弟弟做一次彻夜长谈，权当为弟弟壮行，权当与弟弟话别。

该从何说起呢？我看，就说说我们小时候的那些故事吧。

弟弟：你大概不知道，当年你一犯病，那可真能吓死人，不过，有那么多亲戚邻居守着，每次你都能慢慢苏醒过来，慢慢睁开眼睛。

弟弟：你还记得吗？每逢灾荒年，我们都要忍饥挨饿，陷入那种艰难困苦的处境，好在我们都很懂事，有点吃的总是你推我让，从来不抢不争。

唉！还是说点别的吧，这个话题此时说来也实在太伤感，太压抑，太沉重。

那么，弟弟，就说说你儿时的趣事吧，让我们再听听你爬墙上树、攀岩下井掏鸟窝、端鸟蛋的历险经过；让我们再听听你漫步田间扎耗仓、顶风冒雪捡沙鸡的所见所闻。

我们知道，说起这些往事，你总是那么绘声绘色，滔滔不绝；说起这些往事，你总是那么洋洋自得，满面春风。

弟弟：你知道吗？每当看到你躺在病榻上憔悴不堪的模样，我总会想起乡间那个活蹦乱跳的年少的你、健康的你，真不敢想象，人生的落差竟会如此之大，造化弄人竟然这般无情！

我可怜的弟弟啊！我知道，你遭受过下岗失业的打击，经历过四处打工的艰辛，从此，你没日没夜地干活儿，拼死拼活地劳动，含辛茹苦几十年，绝不是一般的不容易。

但是，你不该不珍惜健康，不善待生命，更不该把自己的疾病一拖再拖，麻木不仁，以致酿成如此不堪的后果，让人心痛不已，抱憾终生。

五十而终的弟弟啊！你实在太年轻啊太年轻，你奋力打拼的生活本已苦尽甜来，你完全可以安享一生，可此时，你却走了，走得那么匆忙，走得那么绝情，不管有多少人在呼唤，多少双手在挽留，你都那样冷若冰霜，无动于衷。你知道，我们此时此刻的诀别该有多么悲切，多么凄惨，多么揪心。

昨夜，弟弟还在一声声呼唤我们，而今夜，他却安详地躺在那里，一声不吭了。

弟弟啊！莫非你还陶醉于往事的回忆？莫非你正沉溺于酣畅的梦境？总之，今生今世，我们再也听不到你熟悉的声音，再也看不到你和善的面容，那将是怎样的悲痛与不幸！

弟弟啊！在这个最后的夜晚，让我再摸摸你的脸，摸摸你额上的那两道疤痕，我知道，它只是个童年的印记，早已不再疼痛。但是，今夜摸到它，我该是怎样一番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不用说，这种痛啊，它会让我永远永远疼在心底，痛彻此生。

弟弟啊！你一路走好，多多珍重，假如真有来生，央求你还做我的弟弟，让我们再续这段今生未了的同胞手足情。

弟弟啊！你一路走好，多多珍重，假如真有来生，央求你还让我做你的姐姐，好让我有机会把你额头的那两块疤痕轻轻地、轻轻地抚平。

后记

2010年，曹波带着妻儿从上海回来，我和三姐一家专程回了趟故乡，在老屋门前，我们留下一张特别珍贵的照片，几年后建起了新村，早已易主的老屋被夷为平地，从此，我们心中多了一片废墟，多了一份凄凉……

我家七四年离开故乡，到现在整整四十五个年头了。搬迁后，我们几乎年年都要回一趟故乡，每次回乡都要围着老屋走一走，转一转，摸一摸，看一看，老屋风雨飘摇，况且早已易主，但是在我们心目中，她俨然慈祥的祖母，她犹如巍巍尊长。那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源、我们骨肉相连的血脉啊！刻骨铭心，永远难忘。

你别小看这个简朴的农家小院，它不仅有放农具的地方，还有一个和窗台一般高的大花池，西墙根下，一个用土坯垒起的乒乓球台，虽说再简单不过，但是三姐和弟弟玩儿起来却中规中矩，像模像样。

从我记事起，两间土坯房就已经陈旧不堪，陆离斑驳，但她们的名字却叫得一个响：“大房”、“小房”，听听，就像招呼孪生姐妹一样。

当年，我们就在这盘大炕上出生，就在这个小院里成长，走过了几十年的沟沟坎坎，经历了几十年的雨雪风霜，回来后，你不论站在小院的任何地方，随意一踩，就能踩出一串串童年时代的欢快愉悦；顺手一摸，就能摸到一段段清晰可见的儿时影像……

怎能忘，当窗前的花池里开满鲜花，我家院子里到处都是沁人心脾的花香。每天傍晚，总能看到三姐和弟弟在西墙根儿下打乒乓球，我和爱叶姐在院子周围玩儿起了捉迷藏，姐姐哼着“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那调子除了婉转动听之外，似乎还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二姐是个乐天派，只要有空，她就会坐在炭窑顶那面土墙上，把二胡拉得“吱吱纽纽”一个劲儿地响，激动时，她晃着脑袋，晃着身子，旁若无人一般，声声欢乐声声长。

怎能忘，父亲坐在地下的矮凳上给我们钉实纳帮子鞋，为了御寒，毎钉好一双，总会往鞋里塞一把鸡毛，然后伸进几个指头摊一摊，按一按，铺得平平整整后，放下这双，再拿起那双。母亲在热气腾腾的灶边做饭，用的是大铁锅，烧的是小麦秸杆，不是一锅酸烩菜，就是一锅炒山药芥芥，端上来的无论是糜米饭，还是谷米粥，全都香喷喷的，一色的金黄。

怎能忘，上大学的哥哥暑假回来，常常会蹲在灶边，帮妈妈烧火做饭，吃莜面时，他一手握着勺把，一手拿着扎蒙，边炝油边唱：“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我们知道，哥哥那份刻骨铭心的思乡情怀此时已经全部溶汇在歌声里，不然的话，怎么会唱得如此一往情深，如此韵味绵长？

怎能忘，弟弟把捡来的满满两筐沙鸡倒在地上，呵口热气，搓搓冻得通红的双手，而后迫不及待地向伙伴们汇报起这次远行的“战况”：明磴山下，白雪茫茫，饥饿的沙鸡成群飞来，不免会撞到嗡嗡作响的高压线上，只要你盯着前面的雪窝挨个儿寻找，沿途那些撞死撞伤的沙鸡几乎无一漏网。每当讲到这段徒步四十里捡沙鸡的传奇经历，十三四岁的弟弟总是笑逐颜开，春风满面，那么绘声绘色，那么得意洋洋。

九三年，哥哥回固阳开会，抽空回了趟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陪哥哥一起回去的还有他的几位学生。哥哥围着老屋转了转，四处看了看，满怀深情地向他的学生讲述了一些曾经的过往。之后他来到西梁的祖坟，烧纸祭拜了已故的亲人，在外漂泊了将近五十年的哥哥啊！这次终于圆了祭拜祖先的那个梦。

返回村后，哥哥又耐心等待着从田间闻讯返回的乡亲们，听到一位位长者用浓浓的乡音亲切地呼唤着自己的乳名，他按捺不住心中的那份激动，就像当年那样，哥哥紧紧握着叔叔大爷、婶子大娘的手，和他们一个个亲切地交谈，并且关切地询问。临走，哥哥将早已准备好的钱一一塞到那些老人们的手中，并再三关照，要他们多多保重，然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个生我们养我们的小山村……

现在，父母走了，哥哥和弟弟也走了，我们心心念念的老屋也不在了，说来不免悲切，不免感伤。

然而故乡还在，乡亲们还在，因此我们姊妹几个年年都要回去一趟。

回去后，首先到老屋旧址看看，尽管是衰草连连，废墟一片，但每次过去，都是满满的回忆，满满的亲情，满满的感激、感动，满满的感慨、感伤。

那是一次探访，探访逝去亲人们的遗踪；那是一次寻根，站在那里，一遍遍地询问：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哪里是我们的归宿，哪里是我们的根本？

今天，谨以《老照片的故事》遥寄故乡，遥寄毎一位父老乡亲，那是我们的精神寄托，那里是我们永远永远的诗和远方。

回乡

一九九八年八月，我们又回到了故乡，举家搬迁后，我们兄妹一行同时回乡，这还是第一次。时光荏苒，一晃就是二十五年，望着古老苍凉的明磴山，怎不叫人唏嘘连声，思绪万千？

那是一九七四年冬日的一天，大卡车载着我们全家搬迁的喜悦，载着我们对故乡山水，对颤巍巍屹立于寒风中的老屋那份深深的眷恋，在这条不太平坦的公路上缓缓而行，一路向前。

之后，我们回乡几次，专程探望年迈的大姑，吃着喷香可口的家乡饭，睡着留有童年温馨的热炕头，静静地倾听坐在身旁的大姑娓娓长谈。

启程时，大姑抹着眼泪把我们送到车站，再三叮嘱，叮嘱再三。多少次，在这条融满亲情的公路上，我们与大姑依依不舍，洒泪而别。

今天，就在她老人家七十八岁高龄的今天，我们和大姑永别了。九曲回肠般的公路上，我们兄妹几个怀着无限的哀思扶大姑的灵柩回乡，往事历历，尽在眼前。

故乡啊，我可爱的故乡，在你博大的胸怀中，我们感受过多少亲人的关爱与深情，那般感人肺腑，那般刻骨铭心；起伏的麦浪啊飒飒的风，此刻仿佛正用浓浓的乡音，低低诉说着那一段段至纯至真的骨肉亲情。

出殡汽车从村中的公路向南一拐，走不了半里便来到大姑的坟前，这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乡亲们都围了过来，大家争相拉着我们的手，亲切地问这问那，并且感慨地说，多年不见，我们都见老了。可不，离乡二十余载，今日归来，我们兄妹都已头发花白，沧桑满面，还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那般况味。

其实，这些年来，我们不仅乡音无改，那种悠悠的思乡情啊，随着年岁的增长也愈来愈炽热浓烈。今天，踏着厚重的家乡土，见到久违的父老乡亲，我们仿佛又回到从前的岁月，回到我那如诗如画般的金色童年，打心底泛起一种酸酸甜甜的感觉。

正是挥镰收割的大忙季节，为了给大姑送行，为了与我们见面，乡亲们一大早就下地了，刚刚才从各自的地里聚来，热心的栓牛姐大清早就出去掰了玉米，已经煮好了，邀我们到家一聚，他们责怪我们这些年不常回来，并关照我们，城里缺什么，只管回来拿。

望着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庞，握着一双双粗糙有力的大手，听着一句句亲切纯朴的话语，一种愧疚之情油然而生。啊!乡音，乡情，父老乡亲，使久居城中的我们有一种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感觉，真可谓“人是故乡好，月是故乡明”啊！此时此刻，我们的体验是那么具体、真切，我们的感悟又是那么细致、深刻、强烈。

大姑的灵柩掩埋在故乡的黄土中，与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溶为一体，朝夕相伴。远望古老苍凉的明磴山，此刻更显得那么深沉，那么凄婉。

忘不了啊，故乡的山，你那美丽的神话传说，史诗一般；抹不去啊，那打着童年印记的火红的山丹，人们采撷的岂止春色一片？那分明是春的希冀，秋的企盼。

我们这个大家庭根植于大山，情系大山，不论走到哪里，身在何处，也不论再过多少月，多少年，我们的心依旧，情依然，直到永远永远。

写于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