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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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早年的父亲我们很难将“慈父”一词和他联系起来，如果用“严父”相称不客气地说都有点差强人意。时至今日，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忆及往事，总有不少同样的情景被反复提及，那就是父母当年是怎么挥舞竹枝甚至抄起棍棒实施教育行为的。也许小妹算是例外，她和我这个做大哥的年龄相差一轮都不止，生她的时候父母年龄也大了，她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享有的专宠让我们这几个当哥哥姐姐的时常有些恼火。好在我和弟弟主要是在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身边长大的，与父母之间直接冲突的机会少，而几个妹妹挨打显然就机会多多了。母亲在打了我们以后，明显地又会心疼起来，坐在一旁眼盯着远处发呆，然后她会找个机会对你说“不打不成才啊”、“棍棒底下出肖子”。对我们而言，这与其说是安慰，不如说是母亲为自己粗暴之举找个方便而又堂而皇之的理由。父亲则很不同，他在事后表现得若无其事，也许当年在他看来如此责罚孩子，正是自己为人之父的重要职责所在。时间真是一帖神奇的药膏，当年棍棒之下我们发誓有机会一定要远走高飞、脱离苦海，几十年后我们聚在一起回忆起当年的不堪时，居然又兴高采烈、饶有兴味。好像当年挨揍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与我们毫不相干的完全该揍的家伙。否则很难解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们竟然会忍俊不禁地开怀大笑，笑声中甚至还掺合着幸灾乐祸的成份。

        父母之间很难说得上琴瑟和谐，记忆中争吵构成了他们关系中不可忽缺的部分。母亲曾经抱怨说，他们俩八字不合。我和弟弟在母亲去世后，对父母的关系有过分析，认为两个人的成长经历不同，导致了性格上难以相融也不可互补。虽说两人都是待人诚恳、为人热心，质朴直率，几无城府，在远远近近的乡亲们那里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很好的口碑。

        母亲出生于皖西大别山东南麓的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与其他农户稍有不同的是，外公年轻时在当地就有着不错的声望，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共党员。我爷爷曾不止一次对我说，他这辈子真正敬佩的人不多，但你外公就是其中的一个。祖父认为我外公是个真正的明白人，为人正派、行得正、走得远。母亲也是兄弟姐妹六人，她在家排行老大，外公外婆差不多就是将我母亲当男孩来养的。多少年以后，每到外公外婆家，我们总会听到母亲同辈的人提到她时，口气里满含着虔敬与亲切。母亲年轻时做事就风风火火，干什么都不落人后，宁愿自己苦点，也不让别人委屈。就这样，母亲在一班姐妹中颇具号召力，她在家做姑娘时，就带着姐妹们翻山越岭、开荒种地。我母亲自己曾说过，她一生中最得意的事，就是十几岁就出席了县里的劳模大会。说母亲勤劳闻名遐迩真的一点都不夸张，老家的一位婶子就说过你妈是铁打的，我就喊她刘半夜——不到半夜不睡觉，天还没亮就起床。作为子女，我们当然更清楚。以前上学的时候，放寒暑假我和弟弟就会分别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回到父母身边，帮衬他们干些农活。每天最恐怖的事情，就是还在睡梦中就听到母亲大声呼叫甚至呵斥我们赶紧起床。被迫睁开眼睛时，屋内仍然伸手不见五指，窗外也刚刚泛起一片浑沌的鱼肚白。迷迷糊糊中，我们像梦游一样，跟在母亲后面下地干活了。勤劳对母亲而言真的成了生命中的第一需要，直至几年前身患绝症时，她还是忍住病痛，将村子里一条被荒草灌丛掩没的小路清理得干干净净。

        而父亲，在我母亲口中就是一个身子较重的人。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父亲，觉得他已经很不容易了。父亲出生的家庭算是一个耕读之家，他在有了自己的子女之前，一直和我爷爷奶奶生活在小镇上。先是在杭埠河上游的乌沙镇，后来因修建龙河口水库，举家搬迁到新建的小镇五桥。乌沙镇和另一个古镇梅河镇，在老辈人的回忆中都是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商铺林立的小镇，是山区通往外面世界的重要码头，后来被淹没在水库里，就像龙应台笔下她的母亲美娟晚年回到大陆苦苦寻觅的千岛湖底下的淳安古城。祖父读私塾，有很深的古文功底，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被街坊邻里尊称为韦先生。记得小时候，祖父每到一处，晚上落脚的亲戚家堂屋里，昏暗的油灯下，老老少少聚在一起，似乎每一张面孔都因为期待而兴奋不已——大家都等着祖父给他们说古书。我大舅对我说，你爷爷的记性太好了，三国水浒红楼梦倒背如流。明知道这种说法显然是夸张了，但我听起来还是觉得挺受用的。祖父八十六岁那年，还从我在合肥的家里选了一大捆书回去看，耄耋之年的人仍然耳聪目明。而父亲接受的完全是新式教育，高小毕业后就上了县里的一个水利学校。他一生中从事与自己学习专业真正相关的工作，就是刚毕业就参加的兴修龙河口水库工程了。这个在九十年代后被称为万佛湖的水库，建造时技术含量并不高，与邻县霍山境内由苏联援建的佛子岭水库不同，它几乎是土法上马。但它也因此而获得了一个第一，完全由人工垒起的土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号称亚洲第一。

        水库建成后，父亲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小镇上的无业青年。直到1965年，我大妹妹出生后，母亲决定要有所改变。经过一番协商和妥协，母亲带着我父亲和出生不久的妹妹回到了娘家，而我则留在五桥爷爷奶奶身边。回到娘家的母亲，又一次如鱼得水，那里的田间地头、山前屋后，又一次活跃着她忙碌的身影。而基本上不会任何农活的父亲，则陷入尴尬的困境。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深深的无力感，使年轻时的父亲性情畸变。我们挨揍的日子已经无可避免

        外公外婆对这个不会农活的女婿还是非常看重的，只是让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但时间长了，我母亲接受不了。她一向是个要强的人，不愿意让人家看轻了自己。再说当时舅舅姨娘们又很小，怕他们有感觉。

        后来不知道外公从哪里弄来一台织布机，让我父亲学习织布。印象中，织布的声音曾经断断续续地从我们家的房子里传出来，显得无精打采，几个月后就再也听不到了。毫无疑问，织布毕竟不是男人的事，父亲不可能坚持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在这台有些年头的织布机上，是否织出过一段布匹。好在不久后大队部决定发展集体经济，办起了一家砖窑场。一向羞于求人的外公这次得到消息后，就径直找到队里，当时主事的是刚回来的退役军人，外公向他推荐了自己能识文断字的女婿，去当砖窑场的会计。这位涂姓大队书记，后来成了父亲一生的至交。

        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中国广大农村来说，饥荒一直就像梦魇一样挥之不去。尤其是山区，人多地少，集体经济效率低下，饥饿就像山间野火似乎从未熄灭过。随着几个妹妹相继出生，我们家成了严重的缺粮户。我们的童年差不多就是在饥饿之火的烤炙下度过的。面对经常性冰凉的锅灶，父母不得不坐下来商量另寻活路。大概在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父亲独自去往水库北岸的大伯家，和当地大队部的干部商量，请求举家搬过去。那时，大伯家也不宽裕，但还是接纳了自己兄弟。当时这个叫阙店公社余冲大队塘柺生产队的地方，从此就成了我们一家的栖身之所。这里属于丘陵地带，平缓的山岗之间，大片的肥沃土地，就是由杭埠河冲积而成的，也是当年父亲参与修建的淠史杭灌区的直接受益区。在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我们终于举家搬到了这里。我转学到叶畈小学，一周后我从这所学校突然失踪。几天之后，父亲在我外公家附近的小学教室里找到了我。几年后某天大清早，我又故伎重演，从叶畈小学带走弟弟，回到山里小学上学。此后，我和弟弟都是在外公外婆家门口的古塘小学、爷爷奶奶镇上的五桥中学完成学业，最后通过高考走出那片注定一生中都要梦魂牵绕的地方。

        搬迁到大伯家一块后，不谙农活的父亲也许悟出了幸福都是奋斗来的道理，终于耐下性子学干农活。很难想象，人过中年居然将很多农活干得风生水起。而母亲起初并不适应新的环境，总是挂念着娘家和在那里上学的两个儿子。有时候，站在门口的狮子山顶上，母亲举目向南眺望，目光尽头一片水光盈盈处，淡蓝色的远山绵延起伏，那里就是她娘家所在的地方。但那时只因一水阻隔，交通显得非常不便，要回去一趟真的很不容易。母亲只有通过更繁重的劳作，让自己从无尽的缅想中解脱出来。最初那些年，家里的境况仍然没有根本好转，养家糊口父母压力仍然很大。大妹妹辍学在家，另有三个妹妹也都陆续上学了。让女孩子全都上学，这在当时我们老家那一带非常少有，乡邻们感到不可思议。但我母亲横下一条心来，再苦再累，也要让女儿们读书，除非她们自己读不下去了。显然，父母对我们寄予着同样的厚望，平时对我们的要求更是几近严苛。如果我们在外面打架了，被别的同学告状，回到家仍然少不了一顿好揍。父母的理由是，人家为什么跟你打而不是跟别人打架呢。他们总希望我们成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而不是偷奸耍滑被人家在背后戳脊梁骨的人。现在从我们自身经历来看，这种教育也是有缺陷的，那就是让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和评价往往并不准确。

        这是一个人口相对较多的村庄，村子里两个大姓之间矛盾由来已久，而且很难做到相互间包容互信谦让。九十年代初，乡、村两级领导上门做工作，动员父亲出任村民组长。当时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都觉得父亲不该揽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活，但后来父亲推辞不过，对我们说还是恭敬不如从命了。父亲为乡亲们服务了二十多年，大家基本上还是挺满意的，乡村两级领导更是褒奖有加，毕竟这么多年父亲顶在基层一线让他们省了很多心。几年前，本村一位退伍军人的儿子也退伍回来了，父子俩又都是党员，一直有为村民服务的意愿。父亲明白他爷俩的意思后，极力向乡、村干部们推荐这位年轻人。这让我们着实高兴了一番，父亲毕竟年龄大了，该是安享晚年的时候了。大约又过了两年，我们回老家过中秋节时，父亲说最近村里又要他出来干村民组长，考虑到他曾经做过多年的会计，还想让他出任行政村的监督员。估计子女们会提反对意见，老人家干脆紧接着就是一句：我不是想干，但没有办法。

        父亲明年就八十了。按照老家风俗，给老人祝寿讲究“做九不做十”。春节前夕，我们相约正月初六给父亲做寿。那天在邻村新建的阙红酒店，安排了两大桌，邀请的都是至亲好友。几个舅舅、姨娘们冒着天寒地冻一早就赶了过来，这么多年来，父亲和他们一直情同手足。几杯酒下肚后，亲戚们兴致很高。挨着父亲就座的一位舅舅跟他碰杯时问到，姐夫您虚岁已过八十的人了，队里的事还干不？没等父亲回答，其他几个也是满头飞雪或两鬓染霜的舅舅们就半开玩笑地说，你搞终身制，我们都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