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在黎明

山林

任青山

（一）

父亲走了，走了30多年了，可就是没走出我的心。

父亲四八年入伍，1955年和1000多名十三军的老兵集体复员到勐遮坝子创建西双版纳第一个军垦农场——黎明农场。

打我记事起，父亲床前的墙上总挂着一张父亲行军礼的黑白照片，戴一小框，我也不明白咋回事。长大了些，也懂了一些:那是父亲对最美好岁月的收藏。照片里的父亲年轻、精神，一身戎装，一行军壶，一文件包，交叉背着，扎一皮带，特有型。

　　还没上学，我就能跟着父亲走四五公里的路去“赶街”，其实父亲没有料到我是为了那一碗八分钱的“米干”（昆明曲靖玉溪一带叫卷粉），父亲也绝没想到他对我的一生有多么大的影响。

我第一次看到很繁很烦的繁体字，居然是父亲在部队上参加三个月扫盲时的笔记，那字一笔一划很认真，当时我佩服得不得了。上三年级时，不记得从哪捣鼓了一本从右边看的左边的繁体《铁道游击队》，我连认带猜看了近一个月才看完，那是我读的第一本小说，第二本繁体字书。铁道游击队的故事，现在得借电影电视才记得，可父亲小本本上的几行字，我把它刻到骨头里，那么清晰，半个世纪了没有褪色:

兄弟，你躺会儿

咱枪还在

气还在

咱上去了……

父亲不知从哪抄来的，不过可以肯定，父亲很喜欢这几句话。小时候不理解这些话，直到今天未必完全理解这些话，但那种浩气、豪气倒是从来不曾远去。

队里全是老兵的孩子，“兵”文化很浓。下课后的游戏以“打仗”为主，一班男孩，一边大，不要丫头掺和，他们只会“躲猫猫”。钻到山里，自己用树枝编个草帽，橄榄枝的最好，细密，美观；自己用粗一点的树杆做支“枪”，分成两军就开战，每次打死打伤被俘的都是“蒋介石”的兵，胜利的当然是毛主席的兵。每次开战“分兵”是最麻烦的事，谁愿意当蒋介石的兵啊。开始时个大的、战斗力强的、跑得快的，当然都是当毛主席的兵。时间长了，老当“蒋介石”的兵的人不干了，也“造反”，甚至威胁要退出:“不跟你们玩了”。后来“蒋介石”的兵轮着当，当然战斗的结果是一样的。我永远不“叛变”，永远是毛主席的兵，也从来没有谁反对过。

　　课间休息15分钟，那也不能闲着——“斗鸡”！抱住一只脚，膝盖往前伸，凭一条腿跳跃，用膝盖顶、撞、压对手。开始是本班斗，不过瘾，向其他班挑战，向高年级挑战，我在班里个子较大，有一定优势，逢斗必赢；与高年级斗，输多赢少。不服啊，几个死党研究出一“跳跃”战术，终于我们赢的场次逐渐多了起来。我们找到后退一步，膝盖往后一收，然后猛然上前，从下往上顶的战术。对方桩子不稳，就趴下了，开心，有一种胜利感。

不知是谁在学校院子里踩上了高跷。高跷全是土制的，山里砍来两根野竹，留下两杈能脚踩的地儿，修的溜光。人踩在上面特威风。不到三天满校园都是高跷，相互“打仗”:提起一支高跷攻击对方，掉下来算输。满校园高高低低都是打仗的高跷，昏天黑地的，把从昆明来的女老师吓坏了:“滚下来！”——从此高跷在校园绝迹。

校园不让玩了，咱出去玩。最喜欢星期六下午，父母都忙上班，老师“学习”。那是我们的天下。玩的多了，实战！分两边向对方进攻，只能用“手榴弹”——石头，它遍地都是，便于补给，石头就在头顶飞，身旁炸，打在身上顶多哭一鼻子。一方顶不住往后退，一方立刻追击。自己人干不新鲜，味儿不够，到其他队里打，与附近寨子的少数民族孩子打，胜多败少，战果可谓辉煌。

受伤，那是平常事。头破了，脚流血了，自己到卫生室涂点药，后来干脆就有人随身带着我们小时候最熟悉的药“红汞”、“碘酒”。伤得轻的，随手揪一把“止血草”揉碎了往伤口一敷，摁一阵，啥事没有。起个包，往手心吐口唾沫揉揉。伤重了，手脚断了，一般父母领到场医院的老中医那里，包包草药，上上夹板，不太重的，第二天一条白纱布吊着伤手就上学了。我兄妹五人，有三人到老中医那里包过手。在我的记忆力，母亲骂过我几次，父亲从没说过我不能玩这个，不能玩那个，也许父亲想让我延续他军人的梦想。

（二）

父亲爱他的军队，退伍了生活里处处可见军队和战争的痕迹。

我刚记事时，父亲和战友老袁叔一同喂马，我就喜欢往“马房”跑。站在一旁看两个大人铡草。巨大的铡刀，一人薅草理草喂草，一人双手握柄，“刷”——刀落草断。刷，刷，刷，没有迟滞，分毫不差，就是一门艺术。时间待长了，我也弄点好玩的。马料有时会放点盐，那时都是锅盐，得捣碎。捣盐的碓窝是个巨大的石碓窝，那捣的杵居然是个货真价实的“飞机上扔下来的炸弹”，我提不起来，倒能滚动它几下。后来我也能提起它捣那么一两下。父亲和老袁叔对马很上心，喂得老好。几次夜很深了，我还没睡，随父亲给马添草料，听着马咀嚼的声音，绝对是一种享受。有一次我指着马屁股上的数码字发问，父亲告诉我它们都是军马，从骑兵部队退役下来的。后来，我知道几号几号军马立过什么功，几号几号军马几岁了。我也知道父亲和他战友对这些军马很好。我刚能够着马槽的时候，有时会偷偷的抓点草料、玉米放到槽里，站在那里听军马咀嚼的声响。

老袁叔在队里名气很大，也是从中原一路过来的，人高马大，力大无比。队里杀牛的日子，我最开心。老袁叔大步走进牛圈，找准对象，上前握住牛的两个角就较上劲了，前后跑动，左右摇摆，一会儿牛一定被撂倒。老袁叔很会弄牛肉，杀牛那天，老袁叔是绝对的主厨。忙了一天，晚上老袁叔一定挑两萝剔得非常干净的牛骨头回到马房。这时他儿子和我从不缺席。明晃晃的马灯下，老袁叔和父亲一人一个小炮弹敲骨头，遇有骨髓，一定递给我们两个小鬼。我和老袁叔的儿子总是撑住眼皮，就等那一口，还等那一口……那一夜是我一年中最期盼的。

校园里，各种游戏轮番登场，“弹珠珠”的游戏持续时间最长。初级阶段用胶泥做珠子，在教远处弄个和珠子一般大的洞，谁的珠子先进洞算赢。输者的珠子被赢者没收，中级阶段珠子换成钢珠、玻璃珠，高级阶段是打“马子壳”，用真的子弹壳可代替珠子，技术含量相当高，不要指望他像珠子那边样滚动，手指无力根本玩不了“高级”。我的“马子壳”老比别人多，老分给别人。我技术很好，又老赢回来，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个，整个就一“富翁”，让同伴羡慕的不行。这也是沾了父亲的光。坝子中间有座山，山上原来住着近千蒋军，老兵来了，消灭不少蒋军，余下的都跑到国外去了。多年后，山上有几里外都能看到整天转个不停的巨大雷达。那里住着兵，我们叫“雷达部队”。父亲不养马了，我家搬到山边新建住房，房后是一片草地，一直通向山边，总得有个几百米，是个天然靶场。“雷达部队”隔三差五到这里实弹射击，父亲总给他们烧好开水。当兵的管父亲叫“老班长”。午休时，当兵的枪一排排全靠在我家墙上，半自动、冲锋枪，我见多了。枪声一响，那就是孩子们的节日。没课的时候、假期里看打靶的伙伴可多了。我们不关心谁打了几环，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枪膛里飞出的弹壳，兵们为保证安全，不许小孩靠近，可有的弹壳飞得老远，飞出安全线，这时，一个弹壳，总得有一二十个人去哄抢。我不抢，每次兵走时都会留小半袋弹壳给我，总有那么十几二十颗。高射机枪弹壳咱不要，太大，弹不动。

弹“马子壳”陪伴我读完小学，进入初中后还弹，初三了，才没弹。

高中军训时，我三发子弹打了27环，父亲说“还行”。

(三)

弟弟妹妹都说老父亲挺凶，打人很疼的，我倒没啥感觉，从我记事起很淘气，烧过房子，差点儿没烧死自己；掉水塘里差点淹死，差点没被野兽吃了，一般的打架惹事儿就数不清了，父亲都没打过我。父亲那一次打我了。

还是父亲在马房时，那天父亲床头墙上挂着那张行军礼的照片不见了。父亲马上从马房急匆匆赶到家里，抓住我就问我照片弄哪去了，我当然说不知道。父亲把我拉过去，一顿好打。母亲回来了，拉着怒发冲冠的父亲说那照片是母亲帮父亲收拾工作住所时收起来了，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对我说:“别哭了，跟我去马房”。我一听高兴了，屁颠屁颠的跟在父亲身后往马房去了。

这事我印象极深。我把父亲的军功章、纪念章弄没了，父亲没打我；我把父亲从部队上就戴的表摔坏了，父亲也没打我；我把别人的草房点了，父亲也没打我。那次他的行军礼的照片不见了，他第一次打了我。

我和父亲待了20多年，见过父亲行了一次真正的军礼。那年9月，主席走了。广播里传来噩耗，坝子里哀乐不歇，父亲站在家里主席的像前，整了又整衣帽，伸直早已微驼的脊梁，右手颤巍巍地向他的统帅行军礼。那一刻，我对父亲认识更深了些。是啊，父亲当年在中原一个小村庄，被一群兵给感动，把自家小屋的两扇门一拉，跟着统帅的队伍走了，至死再没有回过那个曾属于它的窝。过黄河，战淮海，跨长江，征西南……他留下一句话:“我是主席的兵。”仗打完了，他和他战友们又怀着建设边疆保卫统帅的赤诚，来到这个坝子，披荒芜，斩荊棘，翻开人生最后最辉煌的一页。

　　父亲在医院躺了83天。最后的那天，每天守护的母亲去打开水，我一个人守着父亲床前。只见父亲大声地出了几口气，想挺直身子，右手用力往上抬，却忽然垂了下来……我突然明白了，父亲要行军礼，帮他戴上帽子，想帮他抬起手，但父亲的眼神告诉我，不能。父亲又抬右手，垂下了。随着他眼里流出两滴泪，他的手永远垂下了。那个军礼铸在了我的心里:向他的军队，向他的统帅，向他的信仰，敬礼！

为父亲送行的时候，他的不少战友来了:一个连队的生死兄弟，曾是他亲手解放的弟兄，他介绍入党的同志……他们拉着我的手，啥话也没说，摇了又摇。父亲小本本上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

兄弟，你躺会儿

咱枪还在

气还在

咱上去了……

昨晚，我梦见我亲手把父亲最珍爱的行军礼的照片放在他床头，我知道——他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