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父亲在的日子

雪老师

再也不敢当预言家了

不知道那年是不是猪年。我大约就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样子。应该是冬天吧。父亲斜倚在炕头上，我在旁边的缝纫机上写作业。

缝纫机不用的时候是用盖子盖起来的。盖子是父亲特意给缝纫机做的，并专门叫他的一个老朋友，一个油漆匠画了金粉画刷了油漆的。

父亲告知我和母亲，晚上家里的老母猪要下猪仔，让我们注意听老母猪的动静。父亲还筹划着要是老母猪下十二个猪仔，一个卖多少多少钱，就能给家里买什么什么的。

我说：万一只下了两个怎么办？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床上学时，父亲乐呵呵地说：就下了两个猪仔。

你跟小老鼠玩过吗

小时候最温馨的回忆，莫过于跟小老鼠玩呢。

乡村冬天的晚上，乡里人早早吃过晚饭，关了大门。几乎每一家都是一大家子人围坐在屋子中间的笸篮旁边剥玉米粒。我们家也是。

父亲还专门从阁楼里取下软透了的火罐柿子，大家在热火朝天的劳动中，有空了就捏一个吃。我家阁楼的木板特别规整，是父亲亲自铺的。

我当时小，冬季还爱生病，就被母亲安排在炕上玩。

玩什么呢？

父亲在阁楼上逮到一只小小小小的老鼠，把它绑在搓玉米的搓子上，放在炕沿上。我就是那个趴在炕沿，吃着柿子，看小老鼠各种想挣脱的小女孩。

我们家的玉米搓子也是父亲做的。

灯火通明的日子

当时的农村，大人们白天都要给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晚上才干自己的手艺活，以增加些额外的收入。我们家就我不是大人。

记忆中我家总是灯火通明。

晚上，父亲率领大哥二哥在灯下做木活。我们家有两个做木工的长凳，相当于现在的车床，两位哥哥一人一个。父亲对两位哥哥要求很严格，做不好一点点就要训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气氛相当严肃。除了父亲，几乎没人敢说话。这就养成我们家男孩子话语不多的传统。

母亲坐在炕头上，要么纺线，要么拧麻绳。二姐在角落里悄悄地绣花。我在缝纫机上悄悄地做作业。

削木钉子的岁月

再大一点，就没有这么悠闲自在了。两位哥哥做木活的时候，父亲会整理一些两三厘米左右宽，一边薄一边厚的木片过来，安排我削木钉子。

我手里拿一个特制的厚刀片，一下一下按下去，钉子就削成了。这可是一个手艺活，削起来也挺有意思的。一堆木钉子在手下一个一个蹦出来，原木色，大小均匀，形状很有美感，我就很有成就感。削完了我才去写作业。

锯木板，晒木板

等我渐渐有了力气，父亲就开始安排我锯木板。

记忆中，我总是在做一般人家女孩子没有做过的事情。

开始锯的小木桩。父亲把做了初步处理的木桩，和我一起用墨斗打上线，用木板和木楔把木桩抵在门框上。他和我一个里，一个外，一根接一根，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地锯啊，锯啊，仿佛要锯到地老天荒。这时候不能走神，否则就锯偏了；不能劲儿大，否则就卡锯了；不能劲儿小，否则就锯空了。总之一不小心就挨骂。

每天一放学，每个星期天，我都是锯啊锯啊。从小木桩锯到大树桩，从门框这里锯到家门外的空地上，从一两尺的小锯锯到一两米的大锯。

锯完了木板，晾晒木板也是个问题。父亲说我人小没有份量，踏不坏屋顶的瓦片。他就叫我爬上木梯，爬到房顶上去。他从下面把木板递给我，由我把木板整整齐齐地铺在屋顶上。

一直到高中了，我还经常要晾木板，收木板。

每到屋脊上的时候，总会被村里人看见。于是就会听到有人惊讶地喊：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女子咋上房揭瓦了呢？

要说我做事不着不急有耐心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打土疙瘩

最最叫人感到无望的事情就是在地里翻土疙瘩，再把它们一个个打碎。

包产到户以后，地里有很多的活，不分男女老幼，能下地的都要下地干活。

收完上一茬庄稼，先犁地，犁地以后，地里就满是大大小小的硬土疙瘩。为了方便下次播种，就需要把这些土疙瘩打碎。

打土疙瘩用的工具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在木把儿的另一头，横着穿一个七八寸长的粗木桩。木桩竖起来可以钩出隐藏的大土块，横起来就可以大面积地击打土块。

在一望无际的关中平原的黄土地上，我们兄弟姐妹们，看着北边山头的日出，在自家的那块自留地的一头排成一行，使劲打几下，往前看看，再使劲打几下，再往前看看。打过的这头总是那么短，没打的那头，总是那么长。沮丧而又无奈地，直到太阳从西边的山上落下。

问题是，父亲偶尔会来检查！

抓着牛尾巴耙地

秋季里，叫播种机撒上小麦种子以后，父亲又安排耙地。大概是想给种子盖上土层，顺便把不是很碎的土块让它再碎一些。

父亲说：家里牛娃娃才一岁多，耙上站个大人的话，牛吃力得很。你人小，不重。你抓着牛尾巴，站稳当就行。牛乖得很。

于是你就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姑娘，梳着辫子，穿着花衣裳，站在小牛后面的耙上，不情愿，有点别扭又有些紧张地抓着牛尾巴。她的父亲，牵着牛缰绳，在旁边拿鞭子指挥牛前进。就这么在黄土地里来来回回地转。

玉米和化肥的那些事儿

夏收以后，我们家地里都会种上玉米。这一段时间地里的活好像都是我和父亲在做。父亲在前面挖种玉米的坑，我在后面提个袋子，一个坑一个坑地撒玉米籽，然后用脚埋上土。

玉米苗出来以后，地里就会有一种胖胖的虫子出来祸害玉米。父亲用麸皮拌好农药交给我，我就一簇玉米苗外面撒一圈农药，一簇玉米苗外面撒一圈农药，顺便给玉米减苗。

玉米长大长高了，玉米叶子刷得人脸疼。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还要拿根有尖头的木棒，在每棵玉米根旁戳一个洞，我端着一盆化肥，拿着勺子，一个洞一个洞地舀进去化肥，再用脚埋化肥。这样的活动要搞三遍吧。每次我都感觉自己要被一阵阵的碳氨味道熏晕了。

至于给玉米浇水，那都是太轻松的事儿了。

凭着对父母亲辛苦劳作的感恩，我默默地跟在他们后面，做着这些自己很不喜欢做的事情。直到自己慢慢长大，自己慢慢远离土地，远离了他们。

画窗花 剪窗花

但是我和二姐俩个人过春节前，废寝忘食给村里很多人家画窗花剪窗花的时候，父亲好像很宽容的，没有强迫我们不去做女孩子该做的事情。

那个时候的腊月，我和二姐真是夜以继日地画窗花，给窗花染色。画了自家的，还要给奶奶屋里画，给满村庄把白纸拿来找我们的人家画。

杏树撇哪儿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从没问过我的学习成绩，他只是从别人那里听说自家小女儿学习还不错。

父亲不认识几个字。我小时候，他让我猜字谜，翻来覆去就是：一个跳蚤跳上炕，两个跳蚤往上望。我都老大了，还让我猜。

记得刚上小学那会儿，我们学写字都会大声念笔顺。

有天下午，他在做木活。我在旁边写“木”字，大声念着：横竖撇捺！父亲听着听着就笑了：横竖撇捺！杏树撇哪？杏树撇你门前，过几年还能结杏子。（方言“杏”念“横”的第四声。）

父亲自己是十几岁以后上的学，那个学校性质相当于现在的职教中心。学校应该是不教认字，只教手艺。父亲在那里学到了精湛的木匠手艺，主攻风箱的制作。那些年，父亲做的风箱是方圆数里最受欢迎的风箱。我们家的窗户，柜子都是做得很精致的那种。他也因此结交了各方面的朋友，医生，校长，售货员，各行各业都有，甚至一位朋友后来当上了副县长。

发票与爆米花

我上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帮父亲开发票了。

那个时候。每年春季农闲时节，农村人就瞅空踏胡基。胡基这俩字，正确的应该怎么写，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就是用结实的木材，做成一个边长一尺多的长方框。在中间填上土，人站在上面，用石锤使劲把土夯实。去掉木框、做成的长方形土坯，我们方言叫胡基，是盖房子用的，相当于现在砖块。那个木框就叫胡基模子。

这种模子在当时的生产队里，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父亲每年春天都会做大量的胡基模子，在我们镇赶春分会的时候拿去镇上卖。

当时的春分会特别的盛大，几乎所有的亲戚都会来我们家住下了专门赶会。而我们学校也会放假让我们赶会。

这个时候是卖胡基模子的好时机。生产队买东西要发票。父亲不会写字，上到二年级的我自然就成了父亲每天御用开发票的专业人员。

我每天拿个生字本和一小截铅笔，跟着父亲去赶会。有人买模子，我就从本上撕下一小片纸，拿铅笔给人家写上：XX生产队，买胡基模子X个、价格XX 元。

然后写上日期，就算是很正规的发票了。

写上一中午，父亲就问我想要什么好吃的，给我两毛钱，我赶快就拿去买一包垂涎已久的爆米花。

给父亲上地理课

初中学地理的时候，正是没头脑的时候。高年级的学生告诉我们地理是副科，我也就跟着大家上课不好好听。看别人睡觉，自己没瞌睡就使劲培养瞌睡。

结果，高二分文理科的时候，出于对文学的天真的热爱，我选择了文科。地理什么都不懂。

怎么办呢？

那个暑假，学校组织补了几天课，算是给我的高三打了些基础。可是那么多地理知识点怎么办？自己从小又不喜欢背诵，但总得背下来呀！

我就想了个办法：每天晚上父亲靠在炕头休息的时候，我拿着地理书给他讲地理！这个办法还真管用，比听老师讲课还管用。我眉飞色舞地讲，父亲靠在那里笑眯眯地听。父亲没念过书。我估计他是对我讲课感兴趣，不是对我讲的课感兴趣。

父亲劳作了一天，不一会就打呼了。我就把他欺负醒来继续讲。父亲强作欢颜睁睁眼，又打呼去了。我就在那里冲着他继续慷慨激昂地讲下去。

就这样，把地理课本过了一遍。从此得出一个结论：若想弄清楚一个东西，就讲给别人听！也就是《大学.学记》提到的《兑命》曰：“学学半”。（学学半，里面的第一个“学”念xiao，第四声，是“教”的意思,全句意思是“教人是学习的一半”。）

所以今年学校安排我这个老教师上副科地理课的时候，我依然感觉自己什么都懂，老功夫都还在。

粮票与商品粮

上师范学院的时候，那时上大学不要学费，国家给师范生还有补助，好像是每个月30斤粮票40元钱。女生吃的少，我每学期都把剩下的粮票拿回家交给父亲。

粮票在那个年代可是商品粮的象征啊，而且在一些地方还能当钱用。吃商品粮在当时的农村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到我毕业的时候，父亲攒了一堆粮票。我告诉他粮票马上就作废了，能换东西就赶快换。父亲终究没有把粮票换掉。因为我还见过他拿出厚厚一沓粮票在手里掂着看。

最后这些粮票怎么了，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上班，正式吃上了商品粮。每年给国家交公购粮的时候，父亲总会说：“咱家给国家卖粮要卖好的。咱有俩娃吃商品粮呢。”俩娃还包括我二哥。

坐自行车夹脚了

其实父亲这个形象第一次明确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吧。

那时候我特爱生病，动不动就要打针吃药，打针吃药的经验很丰富。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就安排我自己拿着药水去村里的医疗站打针了。我都记得，有那么一次，我实在不想打那么疼的针了。走到半道上，就在水渠旁边挖了个小坑，把药水埋起来。后来想了想，不打针病又好不了，就又把药水挖出来，乖乖去打了针。

但是，有一次，打完针往回走的时候，碰到父亲骑着自行车回家。

那次父亲觉得我足够大了，不需要坐在前面的梁上了，就安排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

这一坐，不得了，我没有经验。因为担心从后座上掉下来，脚就夹着车轮子。车子一动，脚上那个“核桃疙瘩”上的外皮就给蹭破了。我就哭啊哭。以后的几天，父亲每天都要把我搁在自行车前面的梁上，带我去医疗站换药。

白面馒头和白面油卷

小时候，好像粮食总是不够吃，所以磨面粉的时候，母亲总会特意留出一些白面粉，专门做白面馒头给父亲吃。我想这个主要原因就是：父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力，是全家的顶梁柱。母亲和我们小孩子都吃黑面粉。

母亲给父亲做好专门的白面馒头，还要搁在专门的篮子里，挂在高高的楼板上，要站在高高的凳子上才能够得着。所以我们也就不能偷吃了。

偶尔放学回家，我吃黑面条，实在受不了那种粗糙的口感，就大哭起来。这时候，母亲才会取下那个篮子，掰一块白面馒头给我吃，哄我乖乖地吃完上学去。

但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幸福，因为天天可以吃到白面油卷。

那段时间，父亲给村委会做木匠活，村委会有一位专门给匠人做饭的老头，老头最拿手的就是每天清早蒸白面油卷。我们小学校就在村委会隔壁。

每天早上，父亲用自行车载我去学校，路过村委会的时候，就给我拿两个热乎乎的白面油卷。那个年代，白面是稀罕物，菜籽油也是稀罕物。白面油卷，用当时的陕西话，就叫“稀欠”。我竟然能每天吃到白面油卷。那简直就是人间至高无上的美味了。

后来我读季羡林先生写的《我的童年》，其中有一段写举人家的奶奶偷偷带来白面馒头给他吃。老先生说：“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风髓一般”。我是非常感同身受的。

罐头就是好吃的

毕业以后，特别是结婚以后，我就成了父母家的亲戚，逢年过节的，我就要带上礼物回家看望父母。

每次回家，父亲看完礼物，总是说：“也不带点好吃的！”

那个时候，我想着父母在乡间生活了一辈子，就常会买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回来让他们尝一尝。但父亲总是说：“也不带点好吃的！”

虽说父亲在抱怨，但他是乐呵呵地在抱怨；虽说我在被抱怨，但我也从不会当真生气。

有一次，我就问他：“什么是好吃的？”

父亲想了想：“罐头！苹果罐头！黄桃罐头！”

后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买罐头就是了。直到现在，我去超市转悠的时候，还会多看几眼罐头，特别是黄桃罐头，虽然我不买。

父亲怎么就不高大了呢

在我心里，父亲一直就是我所见过的最高大的人了。甚至到了毕业好几年，当我有零钱给父亲买一件衬衣的时候，我还是这么想的。

百货大楼的店员问我：“你爸有多高？”我就说：“不用问，就你们店最大的那个码就好！我爹高得很！”

结果拿回家，让父亲一试，长太多了。就转给大哥穿了。

那个时候，我实在是疑惑：父亲怎么就会不高大了呢？

或许自己从小仰望着父亲，仰望着这个无所不能的父亲，一直就只觉得他高大，别人都没有他高大。可能他的高大是个错觉。或者是，父亲真的一直很高大，只是现在老了，背也驼了，腰也不直了，人也瘦了，所以就不高大了。现在想来，还是第二种的可能性最大！

席子背后的空露露罐子

父亲老年时患上了糖尿病。

那年春节，按照本地的习俗，大年初五过后，舅舅家要来给外甥送灯笼。父亲亲自来我们家，给我家儿子送灯笼来了。

父亲不停地取糖盒里的水果糖吃，我老公还要不停地给他水杯里添水。我俩取糖的，倒水的，还有点供应不上他。当时大家都还没有在意，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后来县医院派医生去镇上医院义诊的时候，父亲才被告知患上了糖尿病。

当年除了消渴丸，也没有什么特效药。父亲听收音机广告里卖的药，要我给他买。我说医药广告能信吗！后来老人家去世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内疚！

那年冬天，父亲病重，要我和二哥回家。我在买礼物的时候，看到广告里的承德露露。我灵机一动，就推荐二哥去买，我买别的。其实在老一辈人心里，儿子总是比女儿更重要的。这个礼物，我买肯定比不上二哥买意义重大。

今天大家看来，这点礼物不算什么，但对于当年两三百块钱的工资而言，二三十元块钱的礼物就已经很贵重了。

果然，父亲对于这个他从未品尝过的美味非常满意。以至于喝完以后，他还把全部的露露罐子都藏在炕角的席子下面。母亲说：“你爹舍不得扔！”我就想，儿子买的果然不一样。

一直到父亲去世以后，母亲整理炕上的东西，才把这些罐子扔掉。

列宁那样的小胡子

在我印象中，父亲下巴上一直留有列宁那样的小胡子，而且父亲也是列宁那样的秃顶，只是父亲没有留上唇上的胡须。在我幼小的时候，最不喜欢父亲用他列宁那样的小胡子来扎我。

父亲喜欢喝茶，我从小就跟着他喝茶，父亲喜欢喝酒，我从小就跟着他抿两口。父亲上街时最爱干的事情，就是回家前去商店里打二两酒，回家后就饭喝！只是我的这两个小爱好后来都停下来了。一是上初中以后发现自己的记忆里力不好了，我就把酒戒了。后来怀孕的时候，大姑子说喝茶对宝宝不好，从此喝茶也戒掉了。

上高中以后，特别是高三的时候，我对父母讲话时语气是非常冲的。母亲常常被我怼得话语噎在喉咙口说不出来。父亲就对她说：“说不成了就不说了！”父亲自己也不说我。我就这样度过了自己任性的三年。

说真的，从高三毕业以后，我再没有对父母发过一次脾气，总是觉得他们的养育之恩是报答不完的。

那盏为我而亮的灯

以前的农村家庭，为了节约用电，电灯也是能不用就不用的。但我们家不行，因为我怕黑。我们家的灯要整晚亮着才行。父亲就专门给我安装了一盏10瓦的灯泡。

每晚做完作业，爬到炕上休息时，我就打开那盏专门为我安装的10瓦的灯泡。在这个灯下，我翻看够了安徒生童话，翻看够了琼瑶小说，也翻看了《约翰·克里斯朵夫》《安娜·卡列尼娜》等中外名著。常常是黎明前才入睡。

我的睡眠一直很困扰我。一直到怀上儿子以后，突然间我发现我没有入睡障碍了。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儿子。

但奇怪的是，在那样昏暗的灯光下读书，以趴在枕头上的姿势看书，我的视力竟然非常好。视力检查一直是2.0。只是到了最近，看书写字的时候才感觉有点老眼昏花了。平常时候，视力依然不错！特别是看远处的东西，感觉视力特别好！

这么好的视力，我该感谢谁呢？

我常常会想念那盏为我而亮的灯。

父亲的歌儿

小时候最美妙的日子，就是没有了农忙的日子。在宁静的夜晚，父亲干完木匠活，我做完了作业，但大家都还没有睡意，我就会和父亲聊天到很晚。

这也是得益于我是家中的老小，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多。

在那些夏天或者冬天的夜晚，月光明晃晃地照在窗棂上。我就要父亲讲一些往事给我听。

父亲并不识字。父亲说他十几岁的时候，被当时的民国政府要求去学手艺，相当于现在的职业教育。学校就是现在的凤翔中学。父亲在学校里学习了木匠手艺，他就凭借这门手艺养活了自己一辈子，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也为自己在乡间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还把手艺传承给自己的三个高高大大的儿子。除了二哥当了教师，大哥和三哥也都是凭借这门手艺打下自己在乡间的基业。

父亲说他在学校时，先生还教他们唱歌。我就让他唱。结果他一开口唱：“三民主义……”，我就笑得不得了。还有这么个歌词的歌！结果对于父亲的歌儿，我就只记得这四字歌词了。

父亲的教育情节

父亲不识字，母亲也不识字。我们大姐也不识字。

大姐说，当年三叔带她去报名上学了。结果她被我们家奶奶拿着拐杖从学校赶了回来。大姐直到现在还责怪母亲没有力挺自己，让自己成了睁眼瞎。其实是我们家奶奶实在是个厉害的角儿，谁也惹不起她老人家！

当年我们村还没有小学，父亲就让大哥在隔壁村小学一直上到初中毕业，回村当了生产队的会计。我到现在还记得大哥那些正规印刷的红道道绿道道的账本，和账本上大哥一丝不苟的书写。那些账本，摸一摸都感觉是无尚光荣的。

本来父亲去大队走动了，要我们家大哥去村里新办的小学当教师的。但门子里一位爷爷说，我家大哥都订婚了，都订了媳妇了，而他们家儿子比我哥还大，还没有订下媳妇。父亲经受不住人家的说道，就把这个名额给让了出去，让人家儿子当了教师。

后来，二哥高中毕业，主要是给生产队修理马达。我们家经常可以看见马达上缠绕着金灿灿的铜线。父亲又找村支书谈话。这次二哥顺利当上了民办教师。后来，二哥考上了凤翔师范学校，被我们校长大会小会地称赞，用来激励我们这些小学生。我就被激励得当了教师。后来二哥上大专，上本科，一路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三哥高考时，考了个当年的分数线，没有被录取上大学。父亲坚持要他复读，三哥坚持不复读。父亲很生气，就让他每天拉着架子车拉土，三哥就每天拉着架子车拉土。三哥拉土，我也不能闲着，我得给他推架子车，因为有坡的地方他拉不动。我跟着三哥遭罪啊，大热天的，跟着他来来回回的跑，拉回来的土在墙外堆积了厚厚一个土台。

三哥终究没有复读。不知道他现在想起来后悔不！

二姐上完小学就学别人家的女孩子，自己不读书了。父亲再说都不顶用。因为是女孩子，就任由她了。

我吸取哥哥姐姐们的教训，一路上学，当上了老师，这一点没让父亲操心。

感觉行走在农村大地上的人，要么是农民，要么是教师。农村还有第三种职业吗？

父亲出远门

我问父亲最远去过哪里，父亲说去过重庆。

话说早年的时候，二叔在外地当司机。有一天报纸上有一幅交通事故的照片。我们家奶奶担心是我二叔出事，就用麦麸做了些干粮，打发父亲去重庆找二叔。没有电话，没有交通工具，父亲就背着干粮徒步去重庆找二叔去了！

去年二叔回家，我说起此事，二叔已经不记得了。

但二叔记得自己小时候被我家奶奶打，逃到村口的庙里躲避，不敢回家。半夜，等我家奶奶睡着了，父亲偷偷把他领回家，让我们母亲给他做了些吃的。他后来实在被我们家奶奶打怕了，就跑出去参军，当司机，给人家拉煤，拉瓷器，从此漂泊在外。说多了都是泪啊！

父亲的两段从政史

父亲当选过两次生产队队长，但当的时间都不长。

第一次当选的时候，估计我还没有出生吧。后来听母亲讲起，在那个粮棉短缺的年代，父亲当选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生产队积攒的粮食棉花给大家伙儿分了。大家伙儿高兴了，父亲的官儿没两天也就到头了。

第二次当选时，我已经记事了，有记忆了。当时我们城门外迁的住户越来越多了，但打水还要去老庄子里面的深井里用辘轳搅水。那次选举，城门外迁人占了上风、父亲当选。他运用手中的权力，在老庄子和新庄子中间修建了水塔，水池。全村人用上了自来水，洗衣服也有了大池子，不再去原先池塘的脏水了洗衣服了。

但是，老庄子里的人开骂了，嫌我们新庄子的人用水方便，洗衣服也方便。父亲修建完这一切，在老庄子里人的一片声讨声中下台了。

但这个水塔几经翻新，现在还在原址服役。

父亲凭借他朴素的阶级感情，被人当枪使也罢，反正是在那样的年代里，冒着极大的风险，做了对的事情。

父亲养羊的故事

大哥家的两个儿子生得近。为了保障俩孙子的吃奶问题妥善解决，父亲就买了一只奶羊。

这只奶羊也真是争气，产的羊奶太多了。父亲常去镇上赶集，估计卖派出去了。结果镇上就有一家人找来我们家，说他们家生了双胞胎，羊奶不够吃，要求跟我们家换羊。父亲居然就同意了。我说：“不行。咱家小孩喝不完，大人也可以喝。喝了还对身体好！”

那时候感觉自己太聪明了。那个人就没有换羊成功。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当年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反正我俩侄子在羊奶的哺育下，健康成长，都是一米八的个子。

《蓼莪》

在我人生半百的时候，我才读到《诗经》的《蓼莪》一篇。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那天和老公一起回老家。路上我随意翻看手机，偶然翻到日历，一看竟是我的阴历生日。我说：“我这就年过半百了？这不是形容别人的时候才用的词吗？怎么今天就用到我这里了？”我一连串的疑惑。老公说：“难得你语言如此连贯！你可不就是年过半百了！”

不知是哪位坏蛋总结的这一串话：“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父母在，你看不见死神，父母一没，你直面死亡。”

虽说微信朋友圈有很多无聊的话。但偶然看见的这句话，却一下子击中了我们的小心脏，让人久久不能忘却。

《诗经》另一篇《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

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

2002年，是我第一次带高三毕业班。一个月只休息半天时间，几乎所有时间都在上课、监考、阅卷。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我真的几乎是不眠不休地工作，也就没有时间看望父母。直到被老家的电话召回：父亲去世了。而我竟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等我回去时，只能抚摸到他冰冷的手———操劳了一辈子的手！

安葬老人的那一天，雨下得很大。

每次回老家，见到父亲的遗像。总觉得亏欠老人家很多。

每次想写一些纪念老人家的文字。总觉得再多的文字都不够用。

后记一：这一段文字，春节写了一部分。今下午翻看手机，才知道明天就是父亲节。连夜补记。总觉得还有很多该说的话没有说上。翻找自己多年的剪纸图案，竟觉得可用于此处的没有几个！

不过，我一直在思考：父母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也许就是一双爱劳动的手和一颗懂得感恩的心。

后记二：大侄子鼓励我把这些家族的记忆写出来，我很感动，就这么拉拉杂杂地把自己现在所能想起的事情做了些记录。

此文也可以看作是家族历史的一个小片段。作为雪姓家族的后裔，我们总是很迷惑这样的家族姓氏究竟是怎么来的。

几年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电脑显示屏，你书写上你的姓氏，屏幕上就会出现你们家族的迁徙动态图。我就写了“雪”字上去，结果第一遍电脑把我的字修改成了“雷”，第二次输进去，电脑又给我修改成了“雲”！可是我们《新华字典》上，“雪”字的一个意项，就是姓氏！

大侄子和我家儿子都跟我探讨过雪姓的来源。父亲作为我所熟悉的我们家的雪姓最年长者，我觉得我有必要记录下父亲那些被岁月遗忘的往事。或许以后的孩子们追踪起自己祖先的历史来，会有这么一点点文字在这里，不至于再次经历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种失落。

很多事情记得也不太真切了。但愿我记的都没错。不过错了也没关系，只要记得就很好了。我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