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明天是父亲节,一直想写点东西给天堂的父亲以作纪念,并告慰逝去廿多年的父亲。</h3> <h3>我的父亲</h3><h3> ——父亲节,献给天堂的父亲</h3><h3> 元元 </h3><h3> 2019-6-15</h3><h3> 写于辰溪</h3><h3> 父亲,在我快四十岁时就失去了。但父亲的印象却留在我心中一辈子,个子不高在我心里却形象高大,脸上透着汉阳兵工人的成熟和严谨,骨子里非常善良慈祥。他的一生充滿困苦艰辛,算得是他们那个年代一个中国工人的缩影。</h3><h3> 父亲童年时上过二年私塾,十几岁就在汉阳兵工厂学徒,从亊机械钳工,在那个旧社会里算个有些技能的人了。虽为工人,非常勤奋,直到退休前做到了七级钳工。父亲在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解放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作中勤奋敬业,年年获得劳动先进铜质奖章,并担任车间党支部委员。</h3><h3> 父母亲是武汉人,在他正年青时却遇到了日本入侵中国苦难时期。日本飞机轰炸武汉,父母逃难时,母亲背上只有一岁多的哥哥(我的大老兄)被炸死,迫于生存,历经艰辛从武汉随国民政府汉阳兵工厂迁至湖南辰溪县南庄坪。后因躲避日本鬼子飞机轰炸,厂子迁至孝坪镇,那里有天然和人工山洞,工人们在洞内可以安全地生产子弹和维修枪炮,直至解放后厂里被共产党接管,父亲回武汉一年多又回厂里来上班。</h3><h3> 在我少时的记忆中父亲跟母亲很恩爱,跟邻居很和睦。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拿出来大家分享。父亲很爱我,从来不打我,冬天太冷时,我常跟父亲睡。儿时我偶尔在外惹事,偷吃别人地里红薯,父亲也没打我,都是母亲代劳。父亲在厂里上班,我常去给父亲送饭。十二·三岁时随同父亲上山砍柴,再大点就跟同邻居一起去或一个人去砍柴。</h3><h3> 文革中父亲受了点小冲击。一天放学回来,见到家外面墙上贴满了的大字报,说在湘潭敌伪档案中查出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员,父亲告诉我那是国民党逃跑至台湾前厂里头收了父亲车间所有工人每人一块钱,说是所得税,结果厂里头儿就偷偷地把它交了国民党党费。受此影响,父亲被厂里关了一个月,说是办学习班,父亲想得开、会睡,没事,不像个别人想不开而去见马克思去了。</h3><h3> 在生活中父亲不太管我,大多是母亲管家,那个时代物质贫乏,常常吃不好,穿不暖,一家人但能同甘共苦,其乐融融。父亲的心目中儿子将来也与他一样做一个工人,就是最大的造化了。小时候,我爱好广泛,幻想当美术家,音乐家。我与父亲也发生过一次冲突,一天深夜从学校出墙报画画回来,父见我回家太晚,严历地说:"总有一天我会把笔烧掉,将来你还不是同我一样去当工人!″当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而我心想将来不是画家就是音乐人,直到后来我十六岁多作为知青下放农村当了农民,理想被破灭,当医生几年后,才放弃了理想,因为中国当时更需要脚踏实地的人,如医生,而不是什么画家、音乐家,更不是什么名星。离现实太遥远的理想,解决不了肚子的饥饿问题。当我踏入卫校大门,我便发奋读书,成绩优良。因为我经历了知青这个阶段,吃过了农村的苦,深知回城读书的不易。做医生一辈子,体会到医者仁者,责任如山。看病疏忽了会人命关天,手术不慎会使患者歪嘴瞎眼。故我参加工作后一直以父亲为榜样,非常敬业,发奋努力,三十岁就担任了县级医院五官科主任,三十六岁任地市级医院五官科主任,并一直任职到退休,退休五、六年了现在仍然在一线担责。违了父愿,没有当工人,而是做了医生的职业。尽管医疗环境不佳,救死扶伤仍是我崇高理想和职责,我尽心尽责,无怨无悔。</h3><h3> 我结婚成家时,父亲没有给我一分钱,向几兄弟和姐姐每人借了二十多元结婚,其中我二哥借的是一顶蚊帐,蚊帐不到半年就还了,兄妹间借的钱不到一年也还了。现在想起来,那个年代子女多了父亲也顾不过来。在父亲眼中工作了就应该像他一样应该自立了,不应该再由父母操心,这间接地培养了儿女自立精神,与现在的父母比起来,那时的父母的精神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绝无被啃老一词。</h3><h3> 失去父亲这么多年了,父亲还常常托梦,是那么慈祥,一家人在一起快快乐乐,和和睦睦。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财产,但他那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生活态度,爱妻待子的家教方法就是一笔精神财富永远留在心中。</h3><h3> 我爱我的父亲母亲,爱我的家人,爱我的亲朋同学好友!祝各位父亲节快乐!</h3> <h3>这是我46年前的全家福合影,前左是我侄女王淑娟,前右是我侄儿王厚文;二排左是我母亲肖银芝、右是我父亲王耀祖;三排左1我姐王秀英、左2是我大嫂张丽芳、左3是我大哥王晋生、右3是我二哥王春生、右2是我,右1是我弟弟王新生。</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