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的青春

林延

有许多时候，生命若水，石过处，惊涛骇浪；有许多时候，生命若梦，回首处，梦过嫣然。

（摘自网络）

生活，是煮一壶月光，醉了欢喜，也醉了忧伤；人生，是磨难在枝头上被晾晒成了坚强。（摘自网络）

深深知道，这世界上，走得最急的，总是最美的风景；痛得最深的，总是沧桑的心。（摘自网络）

生平自述

青年篇（1960-1977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

列车向北驰，关山万里程，少年不知愁，亲人远离分。

昨日巴蜀地，今朝北大荒，昨见山水绿，今看雪茫茫。

窗外朔风冽，室内暖洋洋。大厂很气派，设计是好岗。 

领导颇重视，同志很关心，借被借围巾，温暖如亲人。

虽遭父喪恸，上进未敢忘，努力干工作，夜大读书忙。

又遇意中人，相恋结百年，从此人生路，不再感孤单。

四清风浪起，信任起危机，我夫“下楼”难，终日检查忙。

出身划队伍，我亦受排斥，始知阶级印，早已烙在身。

个人再努力，也是另类人。心灰意已冷 ，重心放家庭。

娇儿喜降生，人见人爱怜，生活多欢乐，不知祸将临。

十年浩劫起，从此国无宁，漫天大字报，遍地打倒声。

黒白全颠倒，是非难分清，儒生封老九，尊严荡无存。

批判矛头指，敌我未分明，岐视平常事，远避不足論。

身处人群里，犹如荒漠中。派仗终结束，清队势更凶。

恶讯天天传，地牢人日增，我夫备皮袄，准备进牛棚。

身心高压下，终致重疾生，病休尚未愈，下放当工人。

重活更不堪，卧床难起身 ，求医万干难，最难是确診。

转辗半年余，病因未搞情，无奈请短假，全家上北京。

寄居友人家，每日医院行，疼痛彻心腑，夜夜无眠中。

我夫最辛苦，扶我负儿行。病症终确診，手术需开胸。

各方亲友助，手术始完成，深恩岂敢忘，危难见真情。

病后需休养，携子回山城，慈母倚门望，相对泪盈盈。

八年远别离，今日得团聚，执手悲转喜，岂非天意为？

我年近而立，贫病一身归，无以谢家人，况负债累累。

游子身在外，浪中一扁舟，家如避风港，遇难始思归。

世事难如意，唯有亲情真，母爱最温暖，更有姊与兄。

甥女已长大，殷勤可人心，小儿人人爱，苦中乐天伦。

养病近一年，身体初康复，悲从天上来，母行何其速。

悲痛泪如奔，愧悔心难安，欲养亲不在，此情何以堪。

病休两年多，携子返东北，姊送至北京，依依相惜别。

七二回东北，重回设计岗，文革已后期，气氛不紧张。

人性渐回归，工作不太忙，班前把歌教，开会编织欢。

同志关系好，有事互相帮，寻由常聚会。菜谱我担当。

微笑应万变，和谐皆喜欢。病后常反思，人生渐感悟。

人生路坎坷，世事多变故。直面災与难，咬牙能挺过。

所有伤和痛，时间可抚平，鬼门关前过，生命更足珍。

一九七六年，神州惊巨变，伟人先后逝，四逆一齐歼。

噩梦終过去，万业待复兴，努力終有果，调至西安城。

告别黑土地，列车向南奔，回首十七年，青春逝不回。

人生过一半，碌碌无所为，翘首望西北，而今从头越。

照片和说明：

20岁的我。

1960年12月下旬，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回到重庆的我，终于得到毕业分配的通知，我被分配到黒龙江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一起分去的有5个同学，我和潘茂名，王声喜结伴同行，由于报到时间紧迫，我们12月底就出发了。历尽艰辛，終于在1960年12月31日下午6点钟到达。

元旦后报到，我分到设计处轧钢二科。

设计处全称产品设计处，是一个有500名左右职工的大单位，一科轧钢，二科轧板，还有冶金，鍛压、减速机等等科组。是一个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

在二科培新组，前排有组长周家锵，我的师父黄庆余工程师，徐传鼎科长，我是团小组长所以也在前排。

二科在红岸公园春游（1961年）

二科的女同志：前排右起：马振惠、梅岭、叶影兰、王璇中、王莲波。后排右起：王钟慧、我，徐淑琴、杨贵珍、洪素贤。

东林是我们二科的老同志，他当时是一个摄计组长，又是设计处共青团总支付书记，他为人正直善良，工作努力，事业心強。我们还有共同的爱好：爱唱歌。我们是叶影兰介绍的，虽然在一个科也在一个办公室。相处后彼此还合得来，这也是缘分到了吧。

　　62年我下放到二车间劳动，先教工人学习机械制图，后到龙门刨工作，一直到9月底。 一天刚上班，许多人都往一车间后门跑，我也跟着去看，我站在刚下夜班的女工后面，就看见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从一车间出来，还停下来和我前面的女工交谈，总理走后，我们很兴奋，还跟着车跑了一大段。

1961年下半年我开始上厂里和东北重机学院合办的业余大学，每天早上上完课，吃饭、上班、晚上在办公室做作业。

　　1962年10月我和东林结婚了，那时没有什么婚礼。就是二人用了探亲假和婚假，到北京和重庆两人家里去看看，回富请大家吃点糖。就完成了。

回富发现分的房子很潮湿，就退了，重新排队等待分房。一直到1964年春天才分到一间筒子楼大走廊的朝西的18平米的房子。

1962年10月摄于北京颐和园

1962年10月摄于重庆，海姐和南姐都回来了。

五姊妹合影1962年10月

同宿舍室友（1962年），后排是牛文玲、我、孟佩琴。前排孙喜英、信英华、秦希敏。

62年回来后，我调到一科。（轧钢设备设计）。在专责设计师领导下，设计零部件。先后跟顾益森、吴瑞麟、黄石浓等老同志干过端头弯直机，锥孔镗床，热轧板卷取机等设备。还有许多杂七杂八的工作。

1963年摄，右边一张是我和中专同学王茉文（我们是初中，中专同学）肖世贵（后来也到设计处）。

　　老一科人数最多的一张照片，这里面在世的已不多了。常常想起杨绛的诗：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

1963年摄于富拉尔基

东林业余大学毕业照

1963-64年

1964年一机部四清工作组进入设计处。组长以上的人都“上楼”，就是把他们和群众分开，背对背的揭发检举，一些出身好又不好好干活的人非常神气，东林平时对组里管理严格，得罪一些人。他们就说是“阶级报复”,“打击贫下中农子弟”大帽子满天飞。

我那一段时间，一方面在科里受孤立，（我们科里的党小组长杨柯被一些人污蔑重用出身不好的人，我也是其中一员），另外我还要每天帮东林写检查，“下楼”检查一次次通不过，我们的身心压力越来越大。

过了一段，忽然情况变了，组长全部下楼。原来被批判的一些群众也做个检查就完了。也不知那位老人家又发表了什么重要指示，救了我们一命。大概觉得把这些人当成走资派来斗也是个大笑话吧。

“四清”结束，东林照当组长，工作组找我谈话，说我是好同志，以前是误会（大概意思）

以后好好干。其实我早就心灰意冷了。我是一个受不了打击的人，很不坚强的人。

上面一张是卷取机设计组合影（左起：杨柯，我，黄石浓，吴祖馨）下左是我和韩桂荣，下右是一科一组合影。

1965年7月我来到北京，我们的宝宝就要出生了。

小兵56天（1965年摄于北京中国照相馆)

儿子是1965年8月6日早上9点出生于北京妇产医院的，因为产房墙上挂着大钟正对着我，所以记得很清楚。我是7月初就到了北京，住在管庄东梅家里，她当时在广东的干校劳动，家里只有奶奶带着朱君（两岁），东盛后来住到厂里。家里只有一间房子，很是拥挤，但那时就是这样的条件。

　　1965年10月份，我们带着孩子回到富拉尔基，邻居们都跑来看这个“像画里一样漂亮的娃娃”，孩子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幸福和欢乐。

孩子一天天长大（1965-1967)

摄于富区幸福公园（1968年）

前三张在厂前花园，最后一张在家中。（筒子楼中一间18平米的房子）

右上是和邻居合影，右下是和张连坤合影

文革中在北京和山海关出差

1969年，我患腰疼，有半年多也查不出是什么病，后来发展到行走困难，翻不了身，终日疼痛不已。没有办法只好全家到北京转辗求医，最后在北京结核病医院确诊为胸椎结核病，当时三节胸椎坏掉，胸腔里两个大脓包，已经行走很困难，从确诊那天起，我就开始卧床，直到第二年三月，才起来拄着拐杖练走路。我是10月份做的手术，我住院后，东林马上回富上班，因为他请事假没工资，我吃劳保，孩子放亲戚家也要花销，我们已欠下上千元债务。手术时东林回来护理，但那天我是一人独自进的手术室，因为他去火车站送人去了。我做了开胸手术五个多小时。手术很成功。术后回重庆休养。卧床到三月份才起来。

我病愈，妈妈却在1970年10月突发脑溢血永远离开了我们。妈妈的去世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我觉得妈妈是因我而走的，我这辈子再也没法报答她老人家了！

大病初愈摄于建工学院西村

1970年8月6日，小兵5岁生日，也是我大病后首次上街。

1970年摄

　　养病的日子很开心，天天在妈妈身边这样的幸福已多年没享受过了，姐姐和姐夫都非常细心照顾。大姐几乎每两周就要去白市驿赶集，因为那时物质极其匮乏，肉是凭票买，一人每月一斤，我和孩子没有，养病又需要营养。每次看见大姐拖着疲惫的身軀，一手提着十几斤重的大鹅，一手提着一筐鸡蛋，那样子真教我心疼。两个外甥女已上初中了，也是忙前忙后的帮着干活。儿子那年五岁，非常懂事，外婆中午睡午觉，担心没人管他，他自己睡，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和周围邻居家孩子玩得很好，每天排节目玩。回家就给我们表演，一出“打虎上山”连唱带跳，演的活灵活现。和东北相比，这里就是世外桃源，没有阶级斗争的恐惧，没有对出身不好的歧视，只有温暖的亲情。

小兵和两个表姐 1970年摄于重庆建工学院

去贵阳玩，和四毛（张立群)合影。（1971年贵阳花溪)

1971年夏摄于重庆沙坪坝

1971年，东林出差来重庆。

1971年摄于重庆

在建院西村家门口摄 1971年

到西区公园玩 1971年

上图是东林“拉练”时摄

下面两张是二科合影

1972年5月我和小兵回东北，玉姐送我们到北京。

孩子上学了！

第一张是路过北京所拍

后两张是回到富拉尔基后所拍（1972年5月）

一科女同志合影

1974年在上海出差

同上

和孫凤林、刘盛琴、严庆宇在上海外滩

为了工作调动，东林和其他一些同志借到北京二通工作一年多，最后没调成。

邻居程星月、王桂珍

70年代的我

离开富拉尔基前与好友王淑贤、姒云孙一家合影

离富之前

一重工作照

离富前一科一组部分同志合影（由于组里发生了王贵明、赵其德摔伤事件，还有部分人去医院护理所以不是全组。）

同上

一组女同志合影

我的青年时代就这样度过了，当初怀着“诗与远方”的梦想，离开家来到这数千里外的北方，开始进入社会的新的生活，也曾是豪情万丈，躊躇满志。但很快残酷的现实将梦想砸得粉碎。

经过“四清”和“文革”两个政治运动，十二年的磨炼，铁杵也磨成针了，更别说什么诗什么梦了，那以后。除了家信再没写过什么文字。诗早就不写了。

我生活得像一粒卑微的尘埃，平安自保是唯一的愿望。回头看来，这是正确的选择，活着才有未来，才有希望。(虽然那时并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 。)

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我至爱的亲人，我这个生性軟弱的人面对政治上的压力，生病的痛苦，还有许多不能说和不想说的问题，我都咬牙挺过来了。而且回过头来看，人是有潜能的，有时自己都对自己都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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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不是想象中那么美丽，但也不是那么忧伤，我平淡的略有些跌宕起伏的青春岁月，有时会怀念它，无论如何，那是一个人只有一次的青春啊！

什么时候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也会帮你度过难关，如同少年时代读书和写作使我走出了自卑，那么青年时代對唱歌的热爱则帮我得到心灵的抚慰，一切负面情绪，会随着歌声烟消云散，不论唱得好与否，关键是用心在唱！

仔细回忆起来你会发现其实你得到的远比失去的多。如果说我这17年有12年生活在政治运动的阴影里；我只是一个在设计处学历最低职称最低工资最低的设计员，干不出什么成绩；我还不幸得了一场重病，做了开胸的大手术，整整一年躺在床上，病愈后健康受到很大影响。这些使我失去了很多。但是我得到了更多，恋爱成家，结婚生子一点没担误，而且一切顺利，当时也许有人不看好但我们风雨同舟已经55年了，这可以说明一切。有一个幸福的家这是最大的收获。此外还收获了真诚的友谊，收获了对人生的思考，从而活得更自信，更从容。

我的青春是无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