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

九曲老顽童

《忆父亲》一书封面照片

父亲20世纪50年代照

父亲20世纪90年代照

序

宁鸿杰

 

永正送来《忆父亲》文稿，读后事迹感人，催人泪下。

我和金钊同志不仅是同村，还是我舅门表兄。他为人正直忠诚，善良谦和。他一生从政，公而忘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胸怀大志，执政为民，勇于开拓，敢于担当，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处处起表率作用。他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基层干部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心中的丰碑，我们永远怀念他！

 

2019年8月

 

（宁鸿杰，坡头寨村人，大学文化程度，高级工程师）

坡头寨村大寨门（仿画图）

前记

父亲离开我们己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来，总想写点东西纪念遥在天堂中的父亲，将其生前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经历做点记录，留给子孙后代。怎奈本人学识浅薄，文笔欠佳，加之父亲生前在这方面未留下任何文字资料，动笔甚感困难。但近来浏览微信美篇，诸多纪念父亲的文章一一跃入眼帘，诱使我很想了却多年未竞心愿。在此情况下，我把记忆中父亲的一些片段以及和父亲生前同事、朋友、亲友走访、座谈中的情况作一整理汇总，以此对先父略表一点告慰之心。

由于家父生前有关传记资料匮乏，仅能从渺茫记忆和走访父亲生前一些同事口中了解只言片语。记一漏百，亦无他法，只能给自己、给读者、给后人留下无尽的遗憾！

坡头寨村村域图

一、早年的父亲

父亲于1928年农历腊月初一日出生在河南省伊川县西南部一个重峦叠峰，金、银两河蜿蜒环抱的美丽小山村。父兄妹四人，弟兄三个，排行老二。父亲出生时全家六口人，岭坡旱地约四十亩，在本村算是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一般年景打的粮食能自给自足。家谱记载，我的祖辈们一生务农，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家庭，但祖父在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方面算得上一个开明人士。父亲的哥哥即我的伯父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私塾学堂读书，在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伯父在我村是少有的几个读书人之一。待父亲八、九岁之后，祖父又把父亲送到我村新成立的维新小学上学。父亲在校学习异常努力，算术、语文、国史等各门功课均名列前茅，从没有因学习成绩差而被老师打板子受处罚。我村的维新小学仅是初小，父亲初小毕业后，又在祖父的支持下，以优异成绩考入大觉寺高小就读。

大觉寺高小距我村有七、八里路，清晨要早早起床与本村几个同学结伴到校，中午带一点红薯面馍和学校供应的开水充当午餐，下午很晚才步行回家。因为家中困难，十几岁的父亲放学后和学校放假期间还要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在这样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父亲在大觉寺高小的各科成绩均很优秀，五年级算术课成绩曾荣获全校第一名。1944年父亲高小毕业，正逢日寇铁蹄践踏中原，无法深造学业，只好回家帮父耕农。日本投降后，农民生活较为平稳，当时祖父和同村的一宁姓人家合伙做屠宰生意，父亲担任记帐会计，收钱讨帐便成了份内之事。父亲从小心地善良，对贫苦之人常怀怜悯之心，遇到困难农户尽量给予关照，特别困难的就自作主张适当减免。由于家中缺少劳力，家庭把农活重担都寄托在了父亲身上，而父亲从小就胸怀大志，一心向往的是投身革命。但由于山村闭塞，革命火种在我村传播较晚，所以父亲迟迟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目标，而一心要参加革命的父亲并没有气馁，而是想方设法做一些买卖棉花的生意，往返于洛阳和伊川之间，以求寻找一条革命道路。1948年春，洛阳解放，但村政权还没有完全建立，宜南县（坡头寨村当时属宜南县管辖）派出党员李长中来到我村，秘密发展父亲和段玉辰、秦小堂、李中明、段守武、宁代王、董遂庆等十几人为骨干，从事党的活动，使父亲看到了光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豫西剿匪斗争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逐步站稳了脚跟，村政权得以稳固建立，后宜南县撤消，我村划归伊川县鸣皋区管辖，父亲在鸣皋区区长兼政委赵银雪的举荐下，到村农会担任书记员（即现在的村会计兼秘书职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49年7月至1950年5月兼任坡头寨乡（小乡）团支部书记，和村农会及乡政府的其他成员一起，协助上级党组织开展剿匪反霸，为政府筹粮筹款、拥军支前及发展青年等工作，而后在党组织的引荐下，于1950年5月参加了鸣皋区生产调查队，从此走上了一条革命道路，父亲为党工作的愿望终于得到了实现。

坡头寨村银河水库

　　 二、新中国建设时期的父亲

步入仕途

1950年夏季，经鸣皋区委批准，父亲参加了区生产调查队。当时家中虽然困难，但祖父还是积极支持父亲投身革命。

父亲参加生产调查队后，经常是从这村到哪村，又从这家到哪家，一天最少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由于工作繁忙，几个月后才因工作关系来到我村，抽空回了一次家，给祖父留下几元钱，就匆匆赶往工作地点。由于父亲踏实能干，又具有高小文化，仅在区生产调查队干了10个月，就于1951年3月调任区民政助理。

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特别是新《婚姻法》的颁布施行，给刚刚建国的民政工作带来了更高要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包办婚姻，是民政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父亲面对旧社会遗留下来错综复杂的婚姻问题，积极宣传新《婚姻法》，对前来因包办婚姻要求离婚的夫妇，认真做好调解工作，对虽属包办婚姻，但夫妻双方还有感情基础的，尽量调解好他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尽可能的把失和调解成和睦，使夫妻双方过上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对个别夫妻感情确己破裂，对妇女权利遭到践踏的包办婚姻家庭，给予办理离婚手续，切实保障了妇女在新中国享有的权利。

父亲就任民政工作伊始，正是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了最艰苦阶段。拥军支前，筹粮抚恤，成为民政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炎炎夏日，父亲头顶骄阳，跑遍了全区几十个村庄，为抗美援朝工作日夜忙碌。

由于父亲担任民政助理工作成绩突出，1951年8月被组织推荐到中国花纱布公司洛阳分公司伊川支公司担任人事股干事，1952年12月升任副股长，1953年5月升任股长。

中国花纱布公司伊川支公司办公地点设在白沙镇，是解放初期我县唯一的一家国营商业机构。公司的前身为伊川棉花收购栈，改为公司后的主要业务是棉花收购、棉线、棉布等纺织物品的购销。公司经理为梁成彦，会计曹乃瑞，父亲除了协助经理做好公司人事工作外，还参与公司的一些业务经营活动，因为父亲上学期间算术课成绩好，早年还有收售棉花的业务经历，所以父亲在花纱布公司工作起来积极努力，颇受领导赏识。

由于父亲在华纱布公司工作期间思想进步，业绩突出，又德才兼备，经耿永汉、高天佑两同志介绍，于1953年6月经党组织严格考察，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上调县政府人事科任主办科员，不久又经组织部门考察考核，经伊川县委批准，调入县委农村工作部、县委审干办公室，后于1957年10月升任坡头乡党委副书记，而后又调任鸣皋公社、宋店公社、平等区委副书记，1962年5月升任坡头公社社长（即现在的乡镇长）。

父亲入党后，对我母亲的思想进步也非常关心，经常对母亲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1956年，在父亲进步思想引导下，母亲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党组织的培养下，母亲成为我村第一位女党员和首任妇联主任。

父亲参加工作后七年时间，从区生产调查队员到民政助理，又任国营公司人事股长、县政府科员、县委干事，再升任乡党委副书记，可见父亲当时的工作能力之强。这七年时间，是父亲风华正茂的七年，也是父亲参加工作后风生水起的七年，更是父亲对党忠心耿耿，一心一意为党工作的七年。当时，父亲全身心的投入到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工作单位虽距家几里之遥，有时甚至路过家门，也没有时间回家去看望一下年迈的父母和妻子儿女。

1958年夏季，高山银河流域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冲毁了我村银河水库大坝，1959年春修复大坝期间，当时担任宋店公社党委副书记的父亲，到工地巡视指导，母亲当时也在工地参加劳动，等父亲巡查完毕，母亲告诉父亲说我的爷爷身体欠佳，让其回家看望一下，但父亲由于工作任务太紧，连回家探望的时间都没有，只能让母亲回家转告我的爷爷，说晚几天工作完成的差不多了，一定抽空回去。说罢眼噙泪水离开了工地，又奔赴其他工作岗位。从这件事上使我联想到古人说的“忠孝不能两全”这句话，真正在父亲身上得到了体现。

　　父亲1953年6月向党组织递交的入党志愿书

体民情为政清廉

父亲担任领导职务后，遇到群众出现的困难，都想方设法给予解决，对年老体弱者尽力予以关照，而对自己、对家庭从不谋取任何私利。

1959年，农村开始吃“食堂饭”，某村一位村民，因饥饿难忍，偷偷到食堂内铲了一点“锅疙臢”吃，被大队干部发现，欲送往大队部批斗，正好被住在该村的父亲碰见。父亲将其叫到办公室问清原委后，将自己分到的一个红薯面馍塞给了这位村民，并告诉他说：“你走吧，下次不要再干这事了。”这位村民被感动的热泪盈眶，父亲也为村民们受到的饥饿流下了眼泪。但这是国家困难所致，做为一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对发生这种情况也是束手无策，没有一点好办法来解决。

1960年，伊川县抽调2.6万名劳力组成民兵团，参加修建陆浑水库大坝，父亲被派往陆浑水库工地负责宋店公社民兵营工作。当时有一位年近60岁的村民也被派往工地参加劳动。有一天晚上，这位村民因年龄大体力不支，挑着担子过河时不幸摔倒，正好被父亲见到，父亲询问情况后当即通知所属大队说：“该村民年龄偏大，不适宜参加工地劳动，请你们安排回村。”第二天，该村民便离开了陆浑水库大坝工地。多年以后，这位村民及其家人对父亲这种体恤民情，当机立断的善行之举仍然是念念不忘，心存感激。

1959年—1961年，国家遭遇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当时父亲虽已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但从不为自己和家庭谋取一点私利，我们一家人整天处于忍饥挨饿之中。1961年的一天，家里没有一点粮食，母亲看我们饿的实在不行，就到邻居家借了一点石头面，烙成薄饼来充饥，正好被回家的父亲见到，父亲明明知道这种石头面不能吃，但他也没有动用自己的权力来改善一下家中生活，只能默默的流着眼泪看着自己的妻子儿女挨饿。

九曲银河

反五风运动蒙冤

1958年我国在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这就是所说的五风。五风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建设，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中央经过调查研究，连续召开会议纠正五风。我县按照中央文件精神，举办了不同类型五风问题人员集训班。1960年秋季，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一次事件，造成父亲在反五风运动中蒙受了屈冤。

1960年，我国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天灾和人祸，人民生活极为困难，城乡工人、农民都遇到了粮食短缺问题，处于高山煤矿的工人也不例外，他们在饥饿的逼迫下，于当年秋季自带劳动工具，到附近村庄与农民抢收粮食，因而与当地农民发生了冲突。村政府将此情况上报宋店公社，公社党委当即委派担任副书记的父亲赶赴事发地处理此事。当父亲赶到候村大队一块红薯地时，看到成群结队的煤矿工人正在刨该村种的红薯。因为刨红薯的煤矿工人太多，父亲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只好拔出随身佩带的手枪朝天鸣放示警，驱散了抢刨红薯的工人。随后高山煤矿将父亲的这一做法反映到了当时的洛阳地委，地委要求伊川县委彻查此事，正好遇到当时进行的反五风运动，县委于1960年冬季将父亲当作“五风问题人员”通知到伊川县反五风集训队反省检讨。凡进入集训队的人员，经查证落实确有五风问题的，轻则撤职记过，重则开除党籍，直至逮捕判刑。所以，父亲在集训队期间，思想压力较大，整整三天饭不思，觉难寝，体重下降了十几斤。后经组织审查，父亲的行为不属于五风问题范畴，不久便回到了工作岗位。1961年4月27日，经伊川县委研究决定，对父亲免于处分。

1961年中共伊川县监委批示函

灵宝社教

“社教”，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也叫“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对象主要是农村基层组织领导成员。

洛阳地区的“社教”运动，先是在偃师搞试点，后在灵宝全面开展。地区成立“社教”工作团，团长为洛阳地委副书记关廷秀，各县成立分团，伊川县“社教”分团长为县委第二书记李星午，副团长是县委组织部长张福堂，各公社由党委书记带队担任“社教”工作组组长，一名副书记担任副组长，各公社抽调一半以上的在职干部和从部分大队抽调的一些青年担任“社教”工作队员。全县共抽调385人组成分团，于1965年8月奔赴灵宝。伊川分团第一批社教地点在灵宝县五亩公社和朱阳公社的两个大队进行，第二批社教地点全部在朱阳公社。高山公社由于韩文明书记年令较大，所以组织上抽调时任公社社长的父亲担任工作组组长。父亲所在的工作组第一批进驻的“社教”地点是朱阳公社贾村大队，第二批安排在朱阳公社大村大队。朱阳公社位于灵宝县南部深山区，山高林密，人烟稀少，一个大队多达十几个自然村，最远距离长达十几里。由于地处深山区，森林资源丰富，经常有野兽出没，所以社教工作团在培训中专门提醒队员如何防备狼群及其它野兽伤人。父亲赴灵宝社教的时候，我刚过十岁，对其工作情况不甚了解，只是父亲在社教期间遇到的一次惊险遭遇，给父亲，给家人留下了一生难忘的记忆。

在进行第二批社教的时候，有一天，父亲接到分团通知，要求第二天上午赶到秦池大队工作片参加社教会议。大村大队距秦池大队约20多里，从大村到秦池只有一条弯曲的羊肠小道，且仅能容下一人行走，如遇对面来人，相遇时两人必须同时侧身才能通过。一大早，父亲便沿着崎岖难行的山路独自前往。父亲走到一个叫阴洞沟的地方，这里路宽不足半米，而且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峭壁，当父亲拐过一个陡弯，猛然看到距其约四、五米的地方，一只金钱豹盘卧路中，两眼放光，虎视眈眈。此时，父亲前行必须从金钱豹的身上跨过，不要说豹子起身对其攻击，就是豹子身体稍微用点力，就会把父亲掀翻到万丈深渊的沟里。如果父亲此时后退，一是豹子以为来人胆怯，很可能会主动对其攻击。二是若因此事耽误开会，有损父亲形象。此时，父亲来不及多想，毅然选择了冒险前行。可能是由于父亲的大胆震慑了这只豹子，也或许是上天派出了山神保佑了父亲，因而父亲从这只豹子身上跨过时，豹子却丝毫未动。当父亲前行又拐过一道弯，脱离豹子视线后，便一路小跑跑到秦池大队社教办公室。当时在办公室工作的金坤生同志见到父亲脸色苍白慌慌张张到来后，误认为父亲路途遇到了坏人，急忙掏出手枪冲出门外，但并未见有坏人追来，便回到屋里询问情况。此时父亲才缓过神来，将路上遇险详情一一说出。金坤生听完父亲叙述后说：“你随身佩带有手枪，咋不向豹子开枪来？”父亲说：“你还年轻，经验还有点欠缺，如果我一旦开枪，万一没有打准，不能一枪将豹子击毙或打成重伤，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有一次，金坤生和我提及父亲的这次遇险经历，对父亲当时做法非常赞许的说：“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你父亲年龄大点有经验，如果当时处置方法不当，你父亲有可能血洒阴洞沟，命丧豹子口。”回想到父亲的这次遭遇，也不由得使我心惊肉跳，同时，对父亲遇险不乱，胆大心细，以工作为重的大无畏精神勇气也极为佩服。

父亲在灵宝社教整整一年，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后于1966年7、8月份返回到了原工作单位，此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己经开始，而迎接父亲的将是一次新的挑战。

父亲60年代在北京天安门留影

文革”受挫

  十年“文革”，父亲遭受了一些挫折，我记忆较深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父亲被打成“保皇派”。大约在1967年春季，高山公社批判“走资派”大会在高山煤矿俱乐部进行，首先被红卫兵押上台的是所谓的高山公社最大“走资派”、党委书记韩文明，随后被红卫兵打成“保皇派”的父亲也被押上了台。由于父亲没有犯任何错误，加之人缘好，造反派仅罢免了他的社长职务，工作靠边站，没有对父亲施行坐飞机等体罚手段，在全县算是一个极为幸运的社长级“保皇派”。1968年，高山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父亲被降职结合为公社革委会常委。

第二件事是丫口山遇险。高山镇的南面有一座山，古代叫憩鹤山，现在叫高山，高山公社亦因此山而得名。山的中间有一狭口，是山南山北居民来往通行的一处险道，当地人将此狭口称为丫口山，此地也是我村通往高山公社的必经之地。

1968年5月份的一天上午，时任公社革委会常委的父亲在县里参加了一个重要会议后回到家。吃过中午饭，父亲对母亲说，我参加的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必须立即赶到公社传达会议精神。母亲劝告父亲说，现在高山这么乱，两派武斗这么严重，你现在回公社肯定有危险。父亲说没事，我和两派都无冤无仇，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父亲说罢告别了我母亲，只身一人往高山公社走去。当行至丫口山时，实然从山口两侧冲出一群手拿长枪的武斗人员，对父亲严加盘问。父亲向他们做了自我介绍，并告知要到公社传达县委会议精神。但这些人根本不听父亲的解释，非要把父亲扣留下来。父亲告诉他们说：“我是奉县委之命回公社的，你们不能对我无故扣留。”这时，有两个人走向父亲身后，不由分说拿着枪托照着父亲头部咚咚就是两下，父亲顿时眼冒金星，昏倒在地。待父亲醒后，才发现头部起了两个核桃似的大疙瘩。这时，父亲在万般无奈情况下，只好被这些人押到了候村大队部。真乃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呀！

父亲被押到侯村大队部后，他们的负责人跟父亲熟悉，也知道父亲的为人，生活等方面对父亲照顾有加，管吃管喝不干活，只是失去了人身自由和工作，但对视工作如生命的父亲来说，这种处境比坐监还难熬。在父亲被扣押两天后，我被获准去看望父亲，看到父亲喝的是白面汤、吃的是白面馍时，悬着的一颗心才算得到了丝丝安慰。父亲趁我去探望的机会，悄悄给县某领导写了一封信，让我回去后通过他人转交出去。父亲写的信件转走后大约四、五天时间，在县委过问下，父亲被放了出来，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父亲从“文革”前的正科级领导干部，在“文革”期间降职担任高山公社生产指挥部副组长，革委会常委，1969年11月，被派往焦枝铁路高山公社民兵营，陆浑总干渠民兵营工作，再被调往白沙公社担任主管教育的党委委员。父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计较官位大小，无论在那里，不管再艰苦的工作，都竭尽全力将其干好。他把为党为人民工作看得至高无上，不管在何种环境下，都把自身安危和荣辱抛于脑后，一心一意，踏踏实实勤奋工作，这就是父亲一生人格品质的真实写照。

 

憩鹤山主峰

三任“教导员”

三任“教导员”，乍一看，还以为父亲是行伍出身呢，其实不然，父亲一天兵也未当过。三任“教导员”，是父亲在“文革”中在特殊岗位上所担任的特殊职务。

一任“教导员”。1969年，国家处于备战需要，决定修建焦枝（河南焦作——湖北枝城）铁路。当年11月开始修建，采用民工和专业队伍联合建设。洛阳地区成立民兵师，县成立民兵团，各公社成立民兵营，营下设连，连下设排。由于父亲在“文革”中没有担任重要工作，就被派到焦枝铁路伊川团高山营担任教导员，营部设在水寨镇吉么村。作为教导员，是营里的一把手和第一责任人，父亲白天到工地一边检查各连、排施工进度，了解施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一边和民工们一起劳动，晚上组织营、连干部开会，部署下段工作安排，对各连、排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都要一一制定出解决方案。父亲对工作要求是，工程进度在全团要名列前茅，工程质量要优质。父亲11月份进入工地，除了春节回家几天外，平时几乎没有回过家，有时家里没钱了，母亲就让我去营部找父亲取。记得有一次我去找父亲取钱，天气还很冷，那时伊河上没有桥，河里的水很深，是我花了一角钱坐小船到了吉么村，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坐船。父亲在焦枝铁路与民工同吃同住，大干苦干加巧干干了八、九个月，圆满完成了师、团下达给高山营的各项工作任务，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两任“教导员”。焦枝铁路会战刚刚结束，河南省大型水利工程——陆浑干渠总干渠工程已经开工。父亲完成了焦枝铁路高山营工程任务后，又被高山公社党委派往陆浑干渠洛阳民兵师伊川团高山营，第二次出任营教导员。营部设在嵩县田湖公社纸房大队仝村一农户院内。该院座北朝南，房东占居上房三间，两边八间箱房全部给营部占用。父亲任教导员，陈振喜任营长，吴文学任副营长。高山营的工程任务是开挖纸房大队区域内一段总干渠渠道。该段紧临九皋山脚，土少石多，石质坚硬，需用炸药将其炸松后才能开挖，因而打炮窝是当时的主要施工任务。他们打的炮窝根据地形不同有窑洞式、有直筒式。直筒式炮窝深四、五米，直径两米左右。打这种直筒炮窝，还得在大炮窝中放小炮，当直筒炮窝打到三、四米深时，点炮人点着导火线后还得快速从井筒内爬出。由于是垂直攀爬，所以用时较多，施工人员为了节约导火线，他们将点火的这头把火药剥出，只保留一些纯线，以便延长引火时间，便于点火人攀爬撤离。每天全营要放炮数百次，因而安全问题是父亲工作中的一项头等大事。如果施工中出现人员伤亡事故，营教导员是要承担主要责任的。施工几个月后，全营几十个大炮窝全部打好，紧接着开始往大炮窝里装炸药，一个大炮窝少则装两、三吨，多则近十吨，全营共装炸药几百吨。在施放大炮前，父亲为了保证施工安全，一夜未曾合眼，将点炮方案一遍一遍的过滤，未恐出现漏洞。第二天，当工地几十个炮窝点火后，那真是万炮齐鸣，浓尘冲天，被炸飞的石头象乌鸦群一样，霎时遮盖了天空，离工地近一些的树木被打得叶落皮剥，全营施工区内的岩石像被深翻了一遍似的，为后期开挖明渠打下了坚实基础。

父亲在高山营工作期间，杨贵曾对总干渠施工工地进行了视察。杨贵，曾任林县县委书记，人工天河“红旗渠”创修人，1969年调任洛阳地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后调国家公安部副部长，主持工作。1971年春季，时任洛阳地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的杨贵到陆浑干渠工地视察，原计划中午在高山营就餐，因视察工作延迟，于下午一点钟左右到达高山营。那天我正好去找父亲，也目睹了杨贵同志风釆。后听营部陪同的工作人员讲，杨贵对高山民兵营工地视察后，对其各项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父亲在高山营任教导员期间，克服了工程前期施工难度大、地质条件复杂、安全隐患多以及处理与当地干群关系等诸多难题。在工程施工环境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未发生一起生产事故，顺利完成了阶段性施工任务，多项工作受到师、团的表彰和好评。在高山营工作约一年多时间后，于1971年9月调往白沙公社，任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教育工作。

三任“教导员”。1972年春季，由于陆浑总干渠白沙营班子配备不强，造成白沙营工作落后，为了尽快扭转落后局面，白沙公社党委研究决定，由父亲挂帅出征，第三次出任“教导员”。白沙营时任营长王合福，副教导员张春喜。父亲三任教导员，在白沙营工作一年多时间，圆满完成了师、团分给白沙民兵营的各项工作任务，其本人在1972年获得师部（陆浑干渠洛阳民兵师）特等奖。

焦枝铁路伊川段

　　陆浑干渠白沙营营部工作人员学习文件留影，中间为父亲，左二为副教导员张春喜。

陆浑干渠伊川团部分团、营人员1973年元旦橘子洲头合影，前排左二为陈振喜，左三为父亲，左四为时任伊川团副团长李中明，右一为董书林。

陆浑干渠伊川团部分团、营人员韶山合影，前排左二为父亲，左六为时任伊川团副团长李中明。

白沙镇古寨门

在白沙公社的点点滴滴

父亲1971年9月调白沙工作，1980年离开，整整十个年头。先是担任公社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后负责陆浑干渠白沙民兵营工作。1973年7月任公社党委副书记，直至1980年调离。担任副书记期间，一直分管农业生产，白沙公社各个村庄的农田，乡间小路都留下了父亲的足迹，为白沙公社的粮食、棉花高产稳产做出了一定贡献。原伊川县农委主任孙五科在《我记忆中的段金钊同志》一文中写到:“我和段金钊同志在白沙公社工作是在1973年至1979年间，七年中的朝夕相处，风风雨雨，使我深刻认识到其政治思想之正派，道德品质之高尚，工作态度之积极，干劲、魄力之大，都是常人所没有的。”但由于我对父亲的这段工作情况了解较少，又缺乏文字资料，只能做一些点滴回忆。

复修刘窑水库，工地操劳险遇难。刘窑水库，是伊川县两个中型水库之一，灌溉着白沙公社良田三万余亩。1975年，根根上级水利部门安排，决定对水库大坝和溢洪道以及摩天渠进行加固和整修，并开挖北干渠，引水胜天岭（白沙北岭），白沙公社承担施工任务。当时的公社党委决定，由父亲担任这次水库复修工程的具体负责人。当年春季，父亲带领数百名民工进住工地后，与民工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工程建设中，通筹安排，精心施工，身先士卒，苦干巧干，奋战三年，成绩斐然，使摩天渠新增水浇地面积数千亩。有一次，父亲坐手扶拖拉机到工地各施工区查看工程施工情况，在下一个陡坡时，由于道窄路滑，司机一不小心将车滑到了路边悬涯，碰巧被一棵大树挡住，没有翻进深沟，保住了父亲一条命，但浑身上下多处擦伤，父亲和司机到工地卫生室做了简单处理后，很快就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之中。

1977年，父亲在负责修建刘窑水库北干渠（刘窑——孙岭）工程中，带领民工克服种种困难，自力更生，就地取材，自办石灰窑和砖厂，共烧石灰2000吨，青砖40多万块，满足了工程之需。一年时间，凿透了北干渠咽喉工程火焰山隧洞，开挖渠道10500米，其中硬化5000米，将刘窑水库一缕清水引到了干旱的白沙北岭。

住草庵，战严寒，改造降河滩。七十年代后期，白沙公社党委决定治理白降河，疏通河道，改滩造田。各村都在河滩边上用玉米杆搭建草庵，成立指挥部。作为主抓此项工作的父亲，白天在工地上组织指挥，同时抽出时间和群众一同参加劳动，晚上就住在临时搭建的草庵子内。时逢冬天，天寒地冻，北风刺骨，在父亲的带领下，没有一个人退缩，甚至大雪纷飞，也没有停工。全乡干群奋战两冬，造田五千余亩，大部分成了稻田。昔日杂草丛生的降河滩，改造后变成了鱼米之乡，这一创举得到了上级领导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因公受伤，初心不忘。白沙是全县最大的农业乡，父亲作为主抓农业的副书记，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奔走在基层。深入农田，查看作物，一天也不敢松懈。因当时条件有限，大部分下乡时都是步行，有时遇到顺路车，偶尔也会搭乘一下。1974年初冬的一天，父亲下乡去乐志沟大队（当时乐志沟属白沙管辖），正好白沙大队一辆手扶拖拉机去县城办事，司机和父亲熟悉，就搭车前往。下车时，司机没等父亲下去车便开动了车辆，导致父亲从车上摔下，造成大腿骨折，住进洛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其间，父亲牵挂的是农业的发展，水利的发展，一遇到前去看望他的乡村同事，就一一询问农业备耕情况，水利建设情况，并告诉这些乡村干部，要他们回家后不失时机的抓住农时，精心备耕，冬闲变冬忙，增产增收，为民造福。

“五字信笺”解民忧。父亲作为农村基层党委主抓农业的领导，最盼望的就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但对处于北方的豫西地区来说，则是十年九旱。每当遇到旱情，公社党委都会把抗旱作为工作重点。1976年春季，伊川县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旱，每次遇到这种旱情，父亲总是异常繁忙，整天都是去了这村到那村，看这村浇了多少地，到那村了解干旱的庄稼有多少。有一天，父亲下乡到了下磨村，看到被浇灌了的麦苗一片翠绿，长势喜人，但还有另一片麦地没有浇灌，麦苗干枯，一些农民坐在地头唉声叹气的说:“丁惠水库还有不少水，看守水库的人就是不给咱村放水，眼看麦苗就要旱坏了，如果浇不到这遍水，这些麦子就要绝收了。”父亲听到这些议论，急忙上前问道:“水库为啥不放水？”其中一位农民说:“人家说俺村放水时间过了，我们和人家好说歹说也不行。”父亲听后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写个便条，你们赶紧上去要水，水下来抓紧浇。”这些人听后，有点半信半疑，心想一张便条能管用吗？那天父亲没有带稿纸，只好把口袋里的一个香烟盒拆开，就着膝盖写了五个字，“黑水，快放水”，下边签了父亲的名字。急着盼水浇地的农民拿着父亲写的“五字便笺”，一路小跑到了丁惠水库管理所，负责人尤黑水看到父亲写的便条后，立即打开了水闸，清水哗哗哗的流了下来，干枯的麦田得到了灌溉，当年取得了好收成。后来，这张“黑水，快放水”的五字便笺很快在下磨村传开了，人们纷纷说，段书记写的这张便条，字虽不多，但能解决大问题。父亲这种雷厉风行的果断作风，得到了白沙公社干群的一致好评。

拾粪“书记”。俗话说，要想庄稼好，土粪少不了，说明农家肥对粮食增产十分重要。因此，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各级党委政府都号召农村多积农家肥，以此来培育地力，保证农业高产稳产。白沙公社也把积肥生产当做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作为农民出身的父亲，深知多积农家肥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性，因而在这方面，他身先士卒，带头作出表率。有一段时间，父亲步行下乡总是肩扛铁锨，手提粪筐，走到那里，粪拾到那里，以此带动全公社大积农家肥高潮。父亲的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广大群众积肥积极性，推动了全公社的粮食增产。而父亲被农民亲切的称之为“拾粪书记”。

廉洁奉公，牢记使命。父亲在白沙公社工作期间，始终牢记党的宗旨，把廉洁奉公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1974年夏季的一天，当时年仅11岁的弟弟到白沙公社找父亲，而父亲必需下乡去石岭大队，弟弟只好随父亲前往。当行至石岭大队在路边的一块西瓜地时，看瓜人员与父亲熟悉，非让父亲到瓜园尝尝西瓜不可，被父亲婉言谢绝，但我的弟弟看到甜甜的西瓜非常想吃，这时父亲对弟弟说：“这是集体的瓜园，他们把我当领导看待，吃了瓜肯定不要咱的钱，这样咱就占了集体利益，如果你想吃西瓜，等返回白沙时，我在街上给你买。”弟弟听了父亲说的话后，很乖巧的跟着父亲往石岭大队走去。

1980年初，父亲由白沙公社调往葛寨公社工作，在离开白沙时，白沙公社帮助父亲搬送行李的工作人员将父亲住室中的一个简易厨柜搬到了随行的卡车上，父亲看到后严肃的对他们说：“这是白沙公社的财产，不能做为我的私人财产拿走。”说罢，毅然让工作人员将其抬下了车，在场的人员都异常感动。从这些小事上，可以看到父亲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父亲到陆浑干渠民兵营三任教导员时间说明:父亲第二次到陆浑干渠白沙营工作约一年多时间，从我的记忆里，上任时间可能是1972年春季，从父亲和白沙营干部学习中央文件的照片看，有人穿短袖，有人穿长袖，学习时估计在夏初。我1973年元月高中毕业后，3月份到陆浑干渠八达桥工地当民工，父亲就在白沙营，我5月份离开，父亲还在白沙营，7月任白沙公社副书记后才离开营部。由于父亲档案里没有记载在陆浑干渠工作经历，故根据我的记忆和有关史料推断。）

白降河白沙村段

高山镇远景图

“恢复”正科

父亲1962年5月升任坡头公社社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保皇派”，罢官“靠边站”，1973年任白沙公社党委副书记，在副书记任上一干就是七年。父亲档案中显示:1979年6月29日，经当时的县委常委研究，拟任酒后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洛阳地委组织部己批准同意，不知何故未上任，直到1980年元月才从白沙公社调任葛寨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由于受“文革”影响，十三年后，父亲总算恢复了正科级职务。

父亲主政葛寨公社期间，农村改革开放刚刚进入第三个年头，落实包产到户等各项农村改革工作千头万绪，父亲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一系列农村农业方面的方针、政策，把包产到户落实到千家万户，同时还要做好统分结合。即要调动广大农民包产到户的种粮积极性，又要把集体优势发挥好。1981年，父亲又由葛寨公社调任高山公社，因高山煤矿位于公社所在地，所以该公社与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就是工农关系处理问题。因高山煤矿与公社所属的候村大队历史上矛盾较深，所以父亲主政高山公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处理好工农关系。父亲上任后，与公社机关干部一起，多次深入侯村大队，广泛听取基层干群对处理工农关系的意见，对其一些不合理要求，耐心细致的做思想工作，尽量使农民的合理要求得到高山矿的理解和支持。所以，父亲在高山公社任党委书记那段时间，工农关系一直处理的比较好，高山煤矿对父亲在这方面的工作付出给予了高度评价。

1982年，伊川县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暴雨灾害，高山地区虽不是伊川县的重灾区，但境内几个水库均不堪重负，特别是银河水库，洪水从上游倾泄而下，东溢洪道泻洪流量达到了极限数值，坝前水位仍然继续上涨，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毅然决定，对西溢洪道破路泄洪，才保住了银河水库大坝。由于洪水流速湍急，导致高坡公路银河大桥冲毁，致使高山公社南北交通中断。此时，父亲一边向上级求援，一边想办法筹集财力，调配人力，在短短半个月时间内，及时修复了被洪水冲坏的桥梁，恢复了高山公社的南北交通，受到了基层干群的一致好评。

　　父亲（前排右六）与高山完中教师合影

站好最后一班岗

父亲在高山公社党委书记任上干了一年时间，1982年底，组织上考虑到父亲在一线工作年令较大，于12月调到县农委任副主任（正科级），分管农业。在农委任职期间，已经50多岁的父亲仍然精力充沛，今天到这个乡，明天到那个乡，还是不知疲倦的奔走在乡间地头。1983年，县农委承担了“河南省十万亩春红薯低产变中产技术开发研究项目”，父亲作为该项目的主要成员，与参研的科技人员一起从红薯育苗到大田移栽、中后期田间管理及仓储等项技术进行开发和研究，付出了大量心血。年底，经省政府组成的专家组对该科研项目验收论证，最后获得河南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为伊川县赢得了荣誉。

1984年，县乡进行机构改革，当时父亲己经56岁，根根机构改革政策规定，7月退居二线，担任农委正科级协理员。别人当上协理员就不再上班，可父亲当上协理员后依然非常忙碌，因为那个时侯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县委要求县直各单位带头经商办企业。时任农委领导对父亲异常信任，就委托父亲承担了此项任务。在父亲一手操办下，农委成立了“农业资料购销公司”，父亲任总经理。公司运营三年时间，盈利数万元。1990年，上级要求行政单位与所办企业脱沟，当时父亲己退休，公司的存货还没有销售完毕，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又把这些存货有偿转让到自己名下，避免了单位因公司脱钩遭受经济损失。

　　父亲荣获的省政府科技成果三等奖奖励证书

20世纪50年代在伊川花纱布公司工作的部分人员1999年聚会合影，前排左一为父亲。

三、退休后的父亲

父亲1990年退休后，按理说应该好好休息，颐养天年了，但忙碌了一生的父亲，却不肯休息。由于父亲在担任协理员期间当过购销公司经理，所以退休后就干起了老本行。租了一间房，开了一个门市部，用父亲的话说，这样一可以锻炼身体，二可以多少贴补一点家用。说实话，像父亲这种年令，适当干点事（不要劳累过度），确实能起到一些强健身体作用，事实也的确如此。父亲退休后经商期间，经常要装卸货物，如夏季购进啤酒，下一次货少则四、五吨，多则七、八吨，当时父亲己年近七十岁，下货时手提两件玻璃瓶装啤酒，连四十来岁的我干着还有点吃力，而父亲一干就是一个多小时，从未喊过累。有时外出进货，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冷的严冬，远的坐车十几个小时，近的也需数小时，父亲从来是不知疲倦的奔波劳作。记得有一次父亲自带货车去修武县拉小香槟饮料，返回时天降大雨，午夜时分车行至半路，货车轮胎被扎漏气，事发地点恰在前不沾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司机无法，只好将车停放路边，父亲和司机在车里渡过一个不眠之夜，天明后才找到了一个修车铺将轮胎补好。可房漏偏遇连阴雨，轮胎补好后走了不到30公里，货车的一个轮毂又出了故障，四、五个小时才将车辆修好。本来一天就能赶回来，结果到第二天的半夜时分才回到了家。像这种挨饿受冻、夜宿半路的情况遇到过多次。母亲和我及弟弟们都劝他把门市转让，可父亲就是不肯转出。父亲在七十岁之前，身体非常健康，头疼发烧这些小毛病患的很少，一年在门市营业364天，只大年初一停歇一天。父亲退休前，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操劳一生。退休后，又为家庭、为子女继续操劳。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付出，他的同事们都历历在目，赞许有加；对家庭、对子女的操作劳累，子女们也都铭记在心，永远不会忘却。

伊川花纱布公司部分工作人员1999年聚会和部分人员亲属合影，二排左一为父亲，三排左一为作者。

四、父亲的“孝悌家事情怀”

父亲在其子女心中，是一位好父亲，在我母亲心中是一位好丈夫，在我的爷爷奶奶心中是一位好儿子，父亲兄弟三人之间的昆仲情谊，村民们更是赞不绝口。

爷爷去世的早，正好是大跃进和集体吃食堂饭的年代。那时父亲特别忙，对爷爷照顾的少，成为了他一生的遗憾。奶奶晚年的时侯，父亲调往白沙公社工作，距家约三十公里路程，有时忙起来，几个月才回一次家，但只要回到家，就会到奶奶跟前嘘寒问暖，并叮嘱家人一定要照顾好奶奶。特别在奶奶八十岁以后，容易生病，父亲只要得知奶奶有病，就会立即请来名医诊治。奶奶一患病，最怕父亲带着医生回家。医生来给奶奶看病，就要给药吃，奶奶最怕吃药了。一次奶奶对我说，你爹光会让医生来给我看病，成天光会让我吃药。但我深知，父亲也是期盼着奶奶的病能药到病除，多尽一点孝心。

父亲弟兄三人，排行老二，上有长年患病的兄长，下有家庭困难的弟弟，谁有难处，他都不遗余力的给予帮助。在我的记忆中，在村人的心目中，都知道父亲弟兄三人关系处理的最好，他们三人别说吵架，连脸红争执过一次都没有。兄爱弟，弟尊兄，是父辈给我们留下的一项宝贵遗产！

我的伯父从小身体不好，肝、肾等多种疾病缠身。1953年，伯父患上了严重的肾水肿疾病，父亲亲自把伯父送到伊川县医院治疗，找着著名的刘大夫，刘大夫诊断后对父亲说:“你哥的病比较难治，需要治疗较长时间，也需要花不少钱。”父亲听后说:“刘大夫，请你放心治疗吧，不管花多少钱我都可以拿到，只要能把我哥的病治好就行。”结果在县医院住了20多天，在刘大夫的精心治疗下，终于治好了伯父的病。而后父亲每次回家，都要去看望伯父，并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一点钱，帮助伯父渡过难关。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伯父在五十三岁那年病情加重，当时父亲远在距家四十公里外的陆浑干渠工作。那时交通不便，父亲总是骑着自行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回家看一下伯父。记得在伯父临终的前几天，父亲回家见到了骨瘦如柴的伯父，当时伯父用微弱的声音对父亲说:“金钊，我是不行了，我走后，你要尽力照顾好这一家子。”父亲眼噙泪水对伯父说:“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说罢，弟兄两人抱头痛哭 起来。谁知，这次分别竟成了兄弟两人的永诀。待父亲走后没几天，就得到了伯父病逝的消息。得知这一噩耗后，父亲安排好营里工作，骑着自行车急急的往家赶，当回家见到伯父遗体时，父亲顿时嚎啕大哭，其悲恸之情在我的记忆中是第一次看到。有一次，我的一个族叔对我说:“你伯晚年，我和你伯在一起的时间较长，你爹对你伯最好了，他们兄弟之间的友好关系在咱村没有第二家。”这是族叔给父亲弟兄三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准确评价。

叔父十五岁辍学务农，干了一辈子重活，加之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困难，整天吃糠咽菜，久而久之积劳成疾，三十多岁就患上了严重胃病，其后一年比一年重，1980年经洛阳市第二人民医院X光钡铲透视，诊断为食道癌。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震惊。有一位村人曾对我说:“你爹和你叔的感情深着来，当你爹得知你叔的病情后，有一天我在村里见到了你爹，只见他脸色怆白，我问他咋了，脸色咋真不正常来，你父亲说，天塌了！天塌了！俺银召（叔父名字）得大病了，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一家人咋办来，说着说着已泪流满面。”为了把叔父的病治好，父亲在洛阳到处找熟人，请最好的治癌专家做主刀手术，千方百计筹措医疗费用。在父亲四处奔波下，叔父的手术于1980年7月顺利进行，使叔父的癌症病魔在四十年前得以治愈。现在己经85岁的叔父仍然精神矍铄，身强体健。婶母不止一次的对我说，你爹待俺最好啦，是你爹救了你叔一条命。

母亲给我讲了一件事，使我感动的几次梗咽流泪。1970年夏季，伯父病故，父亲从陆浑干渠骑着自行车回家奔丧，我有个姑奶奶己年逾七十岁，也回来参加丧礼。这个姑奶奶一生命苦，早年丧夫，中年丧子，生活非常困难。当办完伯父丧事，姑奶奶准备启程回家时，母亲问父亲:”你身上还多少有点钱没有，若有点，给咱姑一点，她老是可怜。”父亲听后说道:“你不说我倒忘了，我回来带的钱大都用在了咱哥的丧事上了，还多少有一点。”这时，父亲走到我姑奶奶面前说:“姑姑，我回来带的钱剩下不多了，给你5元钱，你回去缺啥多少买点吧。”实际上父亲把身上仅剩下的5元钱全给了我姑奶奶，此时的父亲己身无分文。当父亲骑车返回营部行至平等村南时，自行车轮胎扎破没了气，想补胎修车但身上没钱，只好推着自行车步行了四个多小时才到达住地。

我的叔伯姑舅姨，全都生活在农村，生活都很困难，有时候需要一些救济，只要他们开口，父亲不管再困难，都要省吃俭用给予帮助。父亲当时拿的是正科级工资，因为要资助众多亲戚，每个月的工资都花不到月底，基本上都是“寅吃卯粮”。

父亲由于工作忙，对我们子女没有过多的言语教育，更多的是身教重于言教，用实际行动来倾注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

1970年底，我和姐姐一同初中毕业，父亲为了让我们两人都进入高中学习，想方设法克服家中诸多困难，硬是让我俩都上了高中。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父亲为了让我参加高考考点好成绩，省吃俭用为我筹措生活费用，找熟人托关系把我介绍到偃师县学习，而自己的口袋里有时连买一盒烟的钱都没有。这种无私的父爱，才成就了我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专生。正是由于父亲言传身教的家国情怀，指引着我们子女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我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几十年如一日，位卑不敢忘忧国，默默无闻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忠实履行职责，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二弟在烟草系统工作，是全县乃至全市烟草行业的技术骨干，所认定的烟叶等级被同行赞誉为“国家标准”，多次参加省、市组织的技能比赛，受到市、县烟草系统单位领导的一致好评；三弟虽在国有企业破产下岗，但自强不息，创作的剧本《两岸情丝》获得专利注册，并被多家演艺团体编排演出。

这就是父亲的“家事孝悌”情怀，为父母、为兄弟、为亲人奉献了一切，未独没有他自己，这种高尚品德，将使我铭记心田。先父，永远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坡头寨村曲城桥

五、父亲患病的最后两年

父亲退休后，身体一直很健康，一年一度的体检，各项指标均显示“未见异常” ，但2002年7月3日父亲肺部的X光透视，却出现了异常。那天，父亲按照惯例到县公疗医院进行正常的身体健康检查，心电、B超、血液化验等项检查均无异常，但在做X光胸透检查时，检验医师要求父亲对胸部再做CT检查。CT片示，父亲胸部有一个黑色阴影。根据医生建议，7月4日至10日，对父亲胸部的阴影做治疗性诊断，结果显示为肿瘤所致，但是否为恶性肿瘤，医生未下结论。为了弄清肿瘤的性质，从7月到10月，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观察性治疗。10月10日，CT片示为恶性肿瘤。看到这个结果，我犹如五雷轰顶，心如刀绞，感觉到天像塌了一样。医生专家告诉我，像父亲目前的身体状况，做手术的可能性极小，况肺癌术后存活率极低，但不施行手术，快的只能活几个月，慢的话可能还会活上一年多，即是药物控制得好，最多也只能活上两年时间。怎么办？是进行手术治疗，还是保守治疗，自己全没了一点主意。经与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的王庆国教授和北京市306医院的王社论主任医师及县医院的李现和院长（主任医师）询商，最后确定进行药物保守治疗。

2002年7月至2003年3月，服用洛阳外国语学院医院的抗肿瘤中药，服用后缓解了压气症状，但肿瘤的增长速度未得到遏制。2003年4月至7月，外贴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博癌宁和口服抗癌药物。2003年8月至2004年5月，改服涧西区人民医院的蟾酥抗癌片和止咳胶囊等药物。这些药物均未阻止住父亲肺部肿瘤的生长。2004年2月28日，父亲胸腔右侧出现疼痛，X光片示，肿瘤已经侵占了父亲右肺80％的部位，右肺已基本失去了呼吸功能。2004年5月24日，父亲病情进一步恶化，出现食欲减退，入住县公疗医院，经过20余天的治疗，病情得以控制。6月21日，父亲出现呼吸困难，我到洛阳购回家庭医疗用氧气罐供其吸氧。从5月份开始，我和二弟晚上轮流睡在父亲身边，如果出现胸闷或呼吸困难，随时吸氧或采取其他措施来缓解症状。7月6日，癌细胞扩散至淋巴，再次入住医院后，病情日渐恶化。7月11日，父亲已不能下地行走，开始卧病在床。20日，身体右侧出现褥疮迹象，21日购回防褥疮床垫。8月1日，父亲病情再度恶化，出现轻度昏迷，经滴注呼吸兴奋剂等药物，症状才稍微得以缓解。4日。父亲呼吸出现高度困难，每顿只能喝半小碗或几小勺稀面汤。8月5日下午6时，父亲出现深度昏迷，6时20分，医生使用了最后的抢救手段后未能奏效，确诊无苏醒可能，主管医师建议出院，我开始为父亲出院回家进行各项准备。父亲在与癌细胞苦苦抗争了两年零一个月后，终久没有战胜病魔，还是被癌症无情的夺去了生命，于2004年8月5日20时30分，在坡头寨村家中安详的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身边的每一位亲人，走完了他老人家为国为家为子女为亲人勤劳奋斗的一生，享年76岁。

父亲晚年留影

六、父亲生平简历

先父十岁入学，就读于本村维新小学，1942年考入大觉寺完小，1944年高小毕业。

1944年—1949年2月，随父耕农；

1949年2月—1950年5月，村农会任书记员，期间于1949年7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被选为坡头寨乡（小乡，辖洞子沟、王忠凹、张村、贾村）团支部书记；

1950年5月—1951年2月，鸣皋区生产调查员；

1951年3月—1951年10月，任鸣皋区民政助理；

1951年10月—1952年11月，任白沙花纱布公司人事股干事；

1952年12月—1953年7月，任白沙花纱布公司人事股副股长；

1953年8月—1953年10月，任白沙花纱布公司人事股股长；

1953年10月—1954年11月，任伊川县政府人事科科员；

1954年11月—1957年10月，任伊川县委农村工作部干事；

1957年10月—1958年8月，任坡头乡、宋店乡党委副书记；

1958年8月—1959年7月，任鸣皋公社党委副书记；

1959年7月—1961年7月，任宋店公社党委副书记；

1961年7月—1962年5月，任平等区党委副书记；

1962年5月—1964年12月，任坡头公社党委副书记，社长（正科级）；

1965年元月—1966年9月，任高山公社党委副书记，社长（正科级）；

1966年10月—1968年9月，文革中遭到迫害，任高山公社生产指挥部副组长；

1968年9月—1971年9月，任高山公社革委会常委，期间于1969年11月至1971年9月，先后被派往焦枝铁路高山民兵营、陆浑干渠高山民兵营任教导员；

1971年10月—1973年7月，调任白沙公社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期间于1972年春至1973年，被派往陆浑干渠白沙民兵营任教导员；

1973年7月—1979年12月，任白沙公社党委副书记，主抓农业；

1980年元月—1981年12月，任葛寨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1981年12月—1982年12月，任高山公社党委书记；

1983年元月—1984年7月，任伊川县农委副主任（正科级）；

1984年7月—1990年12月，任伊川县农委正科级调研员；

1990年12月退休，2004年8月5日病故，享年76岁。

金河溪流

七、附录

附录一:

父亲三周年忌辰日，我村教师宁永福先生特做《怀念叙》四言诗一首，对先父一生工作经历，思想品格，为人处事等方面给予了概括表述，现载录如下:

段金钊先生三周年忌辰怀念叙

宁永福

农历丁亥年三月二十日 公历2007年5月6日

香台肃穆，银水凄怆，段公离去，天地亦伤；

而今三载，念念不忘，乡亲提及，啧啧赞赏。

段门金钊，生于灾荒，帝封欺压，血腥弥疆。

幼读村塾，勤学尊长，“觉校”跑灶，窝头充肠；

完小毕业，迎来解放，投身革命，相继入党，

农会工作，写算繁忙，鸣皋白沙，助理股长；

高山葛寨，书记乡长；农委县局，重任担当。

年老退休，心系原岗，指导部下，克艰向上；

河东河西，忠职绩彰，德高望重，伊川传扬；

正直忠厚，心底善良，平易近人，孝友礼让，

亲夸族敬，口碑溢乡，德泽共沐，无限敬仰。

值其忌辰，俚语献上，情长纸短，聊表衷肠。

注:按照当地习俗，提前三个月纪念父亲三周年忌辰。

坡头寨村香台峰

附录二:

《忆父亲》初稿成文后，送族叔拴庭、族兄善宗、族弟大桥阅审，族人委托善宗兄撰写了《金石气慨 德钊后人》一文，对父亲给予了极高评价，现附录于后:

金石气慨 德钊后人

段善宗

永正送来《忆父亲》一文书稿，读后顿觉热血沸腾，感慨万千。段公金钊一生清正廉洁，一心为民，乐于奉献，造福百姓的高尚情操，为党和人民争其光，添了彩；他平易近人，作风正派，艰苦奋斗，孝信勤朴的正直品德，为我段氏家族树起了一块亮丽的丰碑。

段公出身农家，俭朴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勤奋精神。自幼胸怀大志，上学时期品学兼优，青年时期投身革命，坚定了报孝祖国，为民奉献的信念。

段公响应时代召唤，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奉献了四十个春秋。他为政勤廉，淡泊名利，干一行爱一行，尽力做好每一项工作。他以诚待人，以实务事的做人准则；任人唯贤，公道正派的优秀品德；吃苦在前，身先士卒的奋斗精神，为自己谱写了一曲无悔的人生。

段公一生忠厚善良，上孝父母，下教子女，尊兄爱弟，情长意深，顾全大局，不拘小节，在家族、家庭中处事得当，料理周全，即有金石之气慨，又可德钊其后人。

在位时，为事业为百姓殚精竭虑民称颂，退休后，公朴心赤子情夕阳似火仍奉献，即为段公一生的真实写照。

我段氏家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先祖们兴学护寨，修路架桥之伟绩名垂青史；今段公自强不息，励志报国之情启后人。我段氏后辈应将先祖之伟绩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使我族优良传统发扬广大，长青永昌！

坡头寨村段家老槐树（500年树龄）

附录三：

父亲在白沙公社工作期间，张电爵同志时任办公室主任，当我邀请其为父亲在白沙的工作情况写点东西时，电爵兄欣然接受，写了这篇《记忆中的段书记》一文，对父亲在白沙公社主抓农业工作情况给予了极高评价，现附录于后：

记忆中的段书记

张电爵

写在前面的心里话：永正弟邀我回忆一下四十多年前老领导段书记在白沙工作的那段日子，我欣然接受。这些天来，每当工作之余，夜深人静之时，我瞑目追思，很多印象颇深的工作和生活片段，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但由于自己70多岁，古稀之年，高度近视，提笔忘字，力不从心，加之那一代老领导大都作古，不能交流，段书记很多感人的生活细节和工作中的人生闪光点不能充分表达，很是遗憾，深表致歉。

白沙公社地处豫西伏牛山浅山丘岭区，距伊川县城13公里，辖区内南有摩天岭，北有胜天岭，中有白降河，降河水由东向西穿境流过，全公社总面积119平方公里，人口、地域面积均占全县十分之一。

七十年代，是抓革命，促生产，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火红年代。1974年，当时的白沙公社党委为了改变生产条件，提出了“打通摩天岭，凿透火焰山，全民总动员，根治降河滩”的口号。所谓“打通摩天岭”，是指刘窑水库摩天大渠可浇灌沿线十一个大队的万亩良田，由于渠线太长，蜿蜒曲折，绕郝湾西岭头渠水流速慢，渗水量大，影响下游适时灌溉。决定在郝湾新村下面打通摩天岭隧洞1000米，缩短渠线6公里，加快流速，减少渠水渗透的科学决策；所谓“凿透火焰山”，是指决定开挖刘窑水库北干渠，引水胜天岭，扩大灌溉面积。火焰山是北干渠的咽喉工程，要开通北干渠，首先必须凿透火焰山；所谓“全民总动员，根治降河滩”，是指动员白降河两岸十五公里十个大队的干部群众修筑护河大堤，万人大会战，改滩造地，驯服“牤牛犊子”白降河，变害河为益河，造福白沙人民。

在那个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日日夜夜里，做为主抓农田水利的党委副书记的段金钊同志，不分白天昼夜，同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啃干馍，喝凉水。那时候没有汽车，没有手机，段书记下乡到工地，全凭一辆自行车和一双“泥巴腿”。他是亲民书记，为民书记，百姓书记。在那些日子里，各个重点工程工地，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和足迹。峥嵘岁月，心血和汗水没有白流，各项工程都如期完成。白降河两岸十五公里长的护河大堤竣工后，当年的乱石滩变成了数千亩良田，旧貌换新颜。时任洛阳行署专员的胡兆群给予了高度赞扬和评价。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广播》专题节目，播出了长篇录音通讯《白降河畔稻花香》。当时在湖北当兵服役的白沙籍战士听到广播后，给家乡写信说：“想不到家乡变化那么大，我们感到万分荣幸和自豪。”

段书记是主抓农业的副书记，“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方针，始终牢记于心，在工作中落实践行。1976年秋季大旱，眼看着干旱缺水的庄稼苗就要枯死，他心急如焚，遵照当时县委的工作部署，结合白沙工作实际，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抗旱保苗措施，号召全乡干群节约用水，合理用水，团结用水，发扬“龙江”风格，上游照顾下游，下游体谅上游。为了保证刘窑水库摩天渠下游村庄能及时浇地，做到上下游兼顾，他从摩天渠首一路步行到下游小王大队，具体掌握灌区内各个大队放水浇地情况。摩天渠沿线各个大队，哪个大队浇灌面积多少亩，什么时候开闸放水，几天浇完，他都心中有数，了如指掌。在那些日子里，做为农民家庭出身的段书记，和农业、农村、农民有着一种天然的感情，白天下乡深入实地指挥抗旱，晚上很晚才回到公社机关，在办公室一边喝着机关厨师为他临时做的红薯汤，一边听取公社干部和有关大队工作情况汇报，一直忙碌到深夜才休息。他吃苦耐劳的忘我工作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和感染着摩天渠沿线的干部和群众。

要夺取农业丰收，八字方针中的“肥”很重要。在当时化肥紧缺的情况下，大积农家肥，沤制农家肥是提高粮食增产的重要措施。现在水寨镇的乐子沟、瑶张、左寨、上天院、司马沟等行政村都属当时的白沙公社管辖，诺大的白沙公社，段书记跑遍了各个大队，号召全公社干部群众广积农家肥，抓典型，树样板。在乐子沟大队，他调查研究，组织家家户户建造高标准水泥猪圈，（当时农村养猪大都是散养，到处乱跑），使建成的猪圈达到了“硬底硬邦不漏汤”，多举措广积肥，促进小麦增产高产。乐子沟大队圈猪积肥促进小麦高产的做法，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做了典型发言，当时的河南日报作了典型报道。

段金钊书记抓农业是内行，人称内行书记。他经常利用公社广播站的院户小喇叭宣传阵地，对农作物栽培、良种培育、病虫害防治等各项农业技术，举办广播讲座，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科学种田知识，并深入实地，具体指导。每年小麦灌浆成熟前期，他都组织公社、大队干部深入田间地头，估产预产，大田去杂去劣，选育良种。组织乡村农业技术人员向市县农业科技专家请教学习杂交育种技术，为夺取下年农业丰收奠定良好基础。

......

段书记1980年离开白沙，他在白沙工作的那段时间，还是改革开放前大集体时代。在那个阶段，我做为公社机关办公室人员，对段书记的了解还缺乏全面性，只是一些点滴片面的直观回忆。不求索取，廉洁自律，高风亮节，是他人生的崇高价值观。初心和使命，责任和担当，务实和作为在七十年代段书记这位老党员、老干部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很多感人至深的事迹，难以用文字一一描述。他亲民爱民一心为民的工作作风，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做人的表率；他一心为公，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精神，永远在激励着我，教育着我，鼓舞着我。如今共和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农业生产大发展，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科学种田化，但白沙人民永远忘不了当年段书记等老一辈领导人带领公社干部群众战天斗地，改造山河，为今天白沙镇农业大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忘不了他们为白沙镇人民留下的“一心为公，奋力拼搏”的精神食粮。

2019年7月28日草书于家

伊川县刘窑水库

后记

《忆父亲》一文终于完稿了，了却了多年心愿。

写作期间，当写到父亲动人事迹时，曾几度梗咽落泪。我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而骄傲，为有这样一位忠于党和人民的父亲而自豪。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常停留脑海，不肯离去。他的家国情怀，时时萦绕在我的心中，永远指引着我的人生。父亲即是我慈善的长辈，又是我学习的楷模。

父亲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勤劳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凡工作四十余年，其所至也，惠风先翔，日月辉光；其所去也，铭于丰碑，盛德不朽。

在撰写《忆父亲》一文期间，得到了原县农委主任孙五科同志和原县水利局副局长曹广灿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族叔拴庭、拾万，族兄善宗，族弟大桥对本文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表叔宁鸿杰已85岁高龄，当我把《忆父亲》书稿送其审阅后，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并为本书撰写序言；白沙公社原办公室主任张电爵同志不顾年老体弱，工作家事繁忙等情况，欣然提笔，为父亲撰写回忆文章。在此，对诸多亲朋友人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深表谢意！

　父亲20世纪80年代在家中修建的二层楼房

《忆父亲》一书封底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