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 年 点 的 故 事

方平

目 录

1. 住 …………… 王卫国

2. 吃 …………… 王卫国

3. 回家 …………… 孙 路

4. 养猪 …………… 孙 路

5. “斗批改” …………… 孙 路

6. 刘玉的故事 …………… 孙 路

7. 杨一刀 …………… 孙 路

　　沈阳20中学（上世纪60年代）

　　

50年前的1968年9月18日早晨，我们学校初中一年至高中三年，共30个班级的1200多名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在学校操场集合，陆续爬上带挂斗的敞篷军车，各自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亲人，离开学校，奔向前途未卜的社会。

浩浩荡荡的几十辆军车队伍离开校园后，又不知在市区游了多久，然后驶离沈阳，一路向北，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颠簸了一整天。

傍晚，我们被送到康平县的4个公社（乡）插队落户，户口随迁。那年我17岁，初中二年级。

我们班级被分到两家子公社新发堡大队（村），组建了3个青年点，我们青年点在西三间房生产队（自然村），10名女生和5名男生在同一个青年点度过了几年知青生活，其间的故事令我终身难忘。

　　两家子乡新发堡村西三间房自然屯在康平县的位置（摄于康平博物馆）

　　辽河是昌图县和康平县的界河（摄于1988年）

　　我们青年点的十名女生（1970年9月12日摄于康平县照相馆）

　　我们青年点的五名男生（1970年7月15日摄于康平县照相馆）

　　摄于2012年6月

　　

住

1968年9月18日早上，我们离开家，天黑时，到了既陌生又荒凉的目的地——西三间房生产队队部。

谁也不清楚我们要在这里生活多久。

队部坐落在村西南，是个封闭的大院，院门朝南，房屋和院墙全部是用土垛成的，院墙有2米多高。院子里正面是一座大屋顶草房，一排东厢房是仓库，另一排西厢房是牲口棚，再往西是牛圈和场院。

为了迎接我们城里的知青，贫下中农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并表演了文艺节目。只记得有一个菜是猪肉炖粉条，有一个节目是舞蹈，几名女青年社员一边跳舞一边唱:“西三间房房，雪白的墙，上面挂着毛主席像……”，我当时想，这节目现编现演，来的还真快。后来才知道这是当地人们耳熟能详的歌词，“新缮的房，雪白的墙……”。

欢迎仪式结束后，10名女生把行李搬进大草房里一铺长长的炕上，我和曹福麟、刘曙业、钱兴旺、吴建宁背着行李出队部大门向东走了200多米，到村东头的龙大爷家住宿。

龙 大 爷 家

龙大爷家是队里的大户，也是富裕户，劳动力多，前后院子很大，园子里种了很多庄稼和蔬菜。一排四间房子。我们5人就住在他家屋北炕，炕沿上方横着一根松木幔杆，晚上放下帷幔后很有私密性。

龙大爷当年不到50岁，人很勤快，长的有点象维吾尔族人，高高瘦瘦的，花白的短平头，小眼睛单眼皮，平时言语不多，但眼睛总是滴溜溜的转动，颧骨皮肤的表面分布着许多弯弯曲曲的毛细血管，高高的鹰钩鼻子，鼻尖上总是挂着一滴亮晶晶的鼻涕，下巴前撅，背有点驼，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有一次在场院干活，收工时我看见他外衣里的裤腰上插了一圈玉米棒，好像电影里腰间插满手榴弹的战士。

龙大爷有四个儿子，个个人高马大，龙云生，龙云阁，龙云彪，听名字就很有气势，我们经常在场院打打闹闹，玩儿“拔大葱”（搂着对方的腰倒着抱起来），谁也拔不过他们。还有一个排行中间的女儿叫龙淑杰，和我们同龄，一家子都是壮劳力。

龙大爷的老伴儿胖胖的，有点儿黑，有粗脖子病，下巴底下有个碗一样大的包，她整天盘腿坐在炕上，嘴里叼着一只2尺长的铜烟袋，不停的抽烟，坐在炕里不动，就能“滋溜”一声把唾沫吐到地中间，足有好几米远。炕头上方挂着一卷用艾蒿拧成的拇指粗的“火绳”，艾蒿绳整天燃着，烟袋锅灭了随时用它点燃，不仅节省了火柴，还可以驱赶蚊虫，满屋烟气缭绕并有一股好闻的艾蒿味儿。

我们在这里住的时间不长，每天早出晚归，吃饭都在队部女生那里，龙大爷家并没有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入冬前，不知什么原因，队长让我们5人搬到队部去住，就离开了龙大爷家。

我们和龙大爷家相处的不错，以至于20年后我和我们班马丽、莽晓春、孙路、曹福麟、刘曙业、钱兴旺带着孩子第一次回康平，还在龙大爷家吃的大米饭和猪肉炖白菜。

　　康平博物馆陈列的条桌，很像我们青年点用过的（摄于2018年）

　　

牲 口 棚

搬到队部后，我们五名男生住在西厢房的牲口棚，和女生住的大草房组成了我们的临时青年点，可以说，队部也是临时青年点。

牲口棚在西厢房，一排4间，很简陋，进门的这间是过道，南屋住饲养员，牲畜住在北边2间。

过道这间西边有一个锅台，有两个大水缸，其中一个用来泡牲口料，地上堆放着柴禾、喂牲口的草料和大豆饼。

牲畜住的2间是通着的，没安窗户，四面透风，中间是一排牲口槽，全队有20多头牲畜，除了几头牛以外都在这里。

我们5人和饲养员同住一屋，他自己住西炕，我们睡东炕。厢房开间都窄，除了两铺炕就没有多大地方了，我们装衣服的柳条包等只能放在炕梢，挤占睡觉的空间。南墙还有一张破旧的小条桌和一个凳子，桌上放着一盏自制的小油灯，一根棉线绳泡在装着煤油的瓶子里，点燃后，小油灯的光亮很微弱，只要拨亮一点儿，立刻就有一股又黑又细的浓烟沿着火苗往上窜。早晨，我们的鼻孔都被熏的黑黑的。

饲养员李大爷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叫李荣，慈眉善目，笑眯眯的，当年60岁左右，矮矮瘦瘦的，银白色的短平头，眼睛不大，两腮瘪瘪，嘴里一颗牙也没有，却叼着一个铜烟袋锅，没有唾沫也经常习惯的吐一下，他腿有点瘸，走起路来左右摇摆。我写到这里，至今眼前还浮现着李大爷那瘦小的身材，斜端着大大的装满草料的簸箕，一瘸一拐的喂牲口的情景。

李大爷自己没有家，他常年住在队部，他的两个儿子都比我们大，名字叫李国栋和李国成，已各自成家。这里四邻不靠，百米开外才有人家，李大爷天天晚上只能与牲畜为伴，我们来了他自然很高兴。 我们5人挤在这个小土炕上和李大爷朝夕相处，度过了冬春夏3季。

牲口棚只有西边一个灶台，我们东炕下方有炕洞，白天李大爷给我们烧炕，晚上我们在小油灯下看书、写信和写日记，有时很晚，李大爷从来不说啥。牲畜夜里要吃草，李大爷半夜起来喂牲畜我们也不知道，互不影响。

队部 东厢房有一个手摇铡草机，我们经常帮助铡草，铡草不仅尘土飞扬，还是力气活儿，我摇几下就累的气喘吁吁，再摇一会儿就汗流浃背。

我们住的屋子和牲口棚之间没有门，只挂了一个布帘子，这里蚊虫进出，跳蚤不少，隔壁牲畜棚不断飘来的气味和不时传来的声音可想而知，我们豪不在乎，每天累的照睡不误。

那时候，我们渴了有时能喝到李大爷泡的红茶，饿了有喂牲口的豆饼充饥。牲口棚有很多大豆饼，我清晰的记得它半米直径，两端平面上均匀分布着一些圆形凸起，又重又厚又硬，搬动它很费劲，用镰刀使劲儿撬下一片儿，放在炕洞烤一会儿就变得软软的，吃起来香极了。在那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它慰藉了我的辘辘饥肠。

离开青年点后，我再也没见过豆饼，现在想起来，还像小时候听刘宝瑞相声“珍珠翡翠白玉汤”一样，回味无穷。

在那个年代里，村里的社员们缺少文化生活，看不到报纸，听不到音乐和广播，没看过电影，村里的老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火车。在新闻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可能无法想象当时的生活。

车老板儿们每天到队部套车前和卸车后，时常坐在我们的炕沿上闲聊取乐，有时满嘴屁嗑的唐明有和李国栋还讲些我们从未听过的黄段子。如今，这些黄段子我早已淡忘，但他们咧着大嘴，龇着黄牙的音容笑貌却记忆犹新。

我们的住处和牲畜近在咫尺，一天中午，大队牲畜配种员赵忠有（社员称他为赵大驴）牵来一头大种驴，为队里的騍马配种。我们刚收工回到屋里，听见院里一声震耳欲聋的牲畜嘶鸣，我们隔着窗户，第一次看见惊心动魄的配种场面。队里养了四五头驴，它们的性活动也常被我们看见，说句笑话儿，我们知青的性启蒙教育可能是从牲口棚得到的。

　　西三间房的社员和我们（铁岭日报记者摄于1970年）

大 草 房

女生住的房子比男生住的好多了，西三间房生产队42 户人家，有41户住的是平顶的低矮土房。女生住的大草房却是全村最高大气派的房子，虽然有点破旧，但住在里边冬暖夏凉。没有人能说出房子是哪年建的，很有历史厚重感。

大草房带脊的屋顶上铺着近一尺厚的苇草，屋内顶棚也是芦苇编的（当地叫房巴），纵横交错的花纹很漂亮。辽北不产芦苇，更显示了它的与众不同。

房子共3间，东边进门的一间是厨房，放着一个能装4担水的大水缸，灶台上的大铸铁锅直径有1米。西边2间屋连通着，没有北窗户，南面是一排玻璃窗和一铺长炕，女生的行李褥卷起来排成一排放在炕里。松木的过梁、檩子、椽子一应俱全，已被岁月浸染成棕色，又直又粗的房梁长约8米，直径近80公分，我当时没见过这么大的独根松木，房梁正中挂着一盏煤油马灯。大草房是全村社员开会的地方。我们15名知青每天就在炕上的两个小饭桌上吃饭。

生产队队部门庭若市，男生住处熙来攘往，大草房内却相对安静。但是，只要一开会，女生住处就遭殃了。

我们刚下乡那年冬天，正赶上农村“斗批改”，军宣队也进驻了，晚饭后经常在这里开会，学习“最高指示”或上级文件，研究讨论队里的大事。

全队人口248人，男社员（劳动力）45人，女社员10多人，再加上我们知青，开会时屋里挤得满满的，炕里炕边和行李卷上坐满了人，还有的年轻人站着，有时老孔头儿还在地中间走来走去，记得有几次会议开到很晚，估计有十一二点。冬天门窗紧闭，煤油灯的油烟味，社员们抽的旱烟味和常年不洗澡的体味交织在一起，用乌烟瘴气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再就是抽烟的人随意吐痰，做在炕沿的人吐在地上，坐在炕里的人有的吐到玻璃窗上，有的掀开炕席吐在席子下。会终人散，女生才能打开行李卷睡觉。

　 远处是队部大草房的屋顶和院墙（摄于1970年）

　　

建 青 年 点

我们下乡那年，国家财政给我们每名知青拨付了建房费（好像每个知青700元），到了1969年，全县开始为青年点建房。

农村谁家盖房子可是一件大事，记得文学家梁实秋当年描绘的很生动:“若要一天不安，请客；若要一年不安，盖房；若要一辈子不安，娶姨太太”。就是说，盖房子得张罗并折腾一年。

生产队很快就为我们选好了地址，是距队部北边50多米的一片空地，也不用设计，按当地标准形式建房，轻车熟路。

我从小就对工程和科技方面有兴趣，所以对建房过程很关注，并且参加了全过程劳动，印象很深。建房程序是，先垫房基地，然后“戳大排”（把房架子支起来），接着垛墙，封顶，最后安装门窗。

房墙横截面是梯形，全部是用黄泥摻土谷草一叉子一叉子垛起来，和泥垛墙是重体力活，按当地的话叫“四大累”，垛好的墙晾干后还要里外抹平。屋顶不是平的，做成曲率很小的弧度，使雨水顺利的流下来。

屋顶铺3层秫杆簾子，再抹3层碱土，以后3年内还要每年抹1遍。那时没有砖瓦，地面是土垫的。房梁、房柱、檩子、椽子等木材在县里采购，门窗料就地取材，木工活由木匠王志成完成。

王木匠活干的好，我见他做门窗时，弯曲一点的木料也能用，先把弯曲的木料用墨斗绷出一条直线，然后踩在脚下，用锛子刨几下立起来就非常稳定，我很感兴趣，也是第一次见到锛子，就跟他学了起来，有一次差一点刨到脚上，后来他就不让我碰他的锛子了。

青年点建的很快，当年就完工了，也就是说仅用了6个月时间。房子一排4间，西边2间通开住10名女生，我们5人住东边1间，中间是厨房，房前还有不大的院子。

房子刚建完，队长就让我们搬家，当时房墙、炕和地面都没干，多数人不愿意过去，怕新房潮湿会留下病根。9月中旬，我们几名男生被派去出民工，有几个女生同学带头，就陆续搬进新房。

新房屋里闷热，苍蝇成堆，蚊子成群，还有虫子乱爬。很长时间，潮湿气和蚊子臭虫跳蚤小咬让我们难以入睡，不如大草房凉快，也不如牲口棚干爽，但是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深秋的一天夜里下了一场雨，半夜屋子开始漏雨，起初还能用脸盆接，我们继续迷迷糊糊的躺着。后来漏的稀里哗啦，盆也不够了，我们只好爬起来卷起被褥和炕席坐在不漏雨的地方“夜半听雨”，不是雅兴，只有无奈。后来听说女生屋子漏的更严重，唱起了“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我们也反复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就这样男女二重唱此伏彼起，一直唱到天亮。

队长赵忠国家离青年点最近，早晨过来站在屋中间看了看，满地稀泥，他无话可说，取来一把铁锹铲去稀泥。又派人去几十里外的刀兰套海拉了几车碱土重新抹了一遍屋顶。

用当今的话说这就是抢工期的劣质工程，听说我们大队前新发堡青年点的房子质量更差，人刚要住进去，房梁就塌了，幸亏没伤到人。当时也不讲追究责任，我们也不怨天尤人，只有半夜高唱“心中想念毛泽东”。

冬天来了，屋里又出奇的冷，缸里的水结了一层冰。前一年，上级号召“知识青年不回城，斗批改中立新功”，“和贫下中农社员一起过革命化春节”（好多年以后才知道，这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是怕我们回城里闹事），大家都没回家。1969年底就已经归心似箭，开始陆续回沈阳。

元旦过后，我送走最后4名同学，只身一人看守青年点，我不会做饭，也无法做一个人的饭。白天，热心的社员轮流请我去家里吃饭，晚上，找了一个旧门板铺在身下隔凉，带着棉帽，合衣钻进被窝。早晨醒来，毛巾做的被头和棉帽上都结着冰霜，洗漱时，要用水舀子砸开水缸里的冰层，铁皮做的水舀子都砸瘪了。这一年，我第一次尝到了冻伤疮的滋味，右手背的水泡和红肿的脚后跟又痛又痒。

屋子没有北窗，北墙上挂满了冰霜，墙上贴着2张带有毛主席彩色头像的“最高指示”。我每天早上都要擦一遍覆盖在圆圆的毛主席头像上的冰霜，久而久之，“最高指示”的语录早已消失在一指厚雪白的冰霜里，上方的毛主席彩色头像却依然鲜艳如初，在周围亮晶晶的冰花衬映下格外壮丽醒目。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是多么的虔诚。

　　河滩大坑地的庄稼（摄于1988年）

　

如 厕

说起住的，不能不说上厕所的经历。城里长大的孩子刚到农村，最不习惯的应该是厕所问题，要不然习近平怎么会亲自批示要改造农村厕所呢。住在队部院子时，有一个简陋的公厕，我们5人不习惯，曾经结伴去场院南的玉米地解大便，在庄稼地解小便更是常事。

青年点建成后，贴着两侧房山墙各建了男女厕所，我们自己使用，自然干净很多，也方便了。但简陋还是当地厕所的共性，一米多高的土墙里挖个浅浅的便坑，既没有顶棚也没有门，蹲下还可以，站起来却挡不住身子，雨天得打伞，冬天冻的屁股疼。

最令人尴尬的是苍蝇和猪的骚扰，大便时，逐臭的苍蝇围着嗡嗡叫，还有点儿文明，寻味而来的猪可不客气，还没便完它就边拱边吃，只好边用手驱赶苍蝇，边大声呵斥猪，同时尽快结束，有时没便完就赶紧逃离，艰苦环境训练了我们各方面都雷厉风行的作风。写这经历有可能些不雅，吃喝拉撒是人的生存本能，缺了就不很完整。

　　西三间房的社员和知青在田间地头休息时读报（中间叼烟袋锅的是饲养员李大爷 铁岭日报记者摄于1970年）

　　

下乡7年以后，我们都先后离开了青年点，各自忙于工作，成家并生儿育女。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忘记那片魂牵梦绕的土地。

下乡20周年后，1988年的国庆假期，我和班里几名同学回康平故地寻梦，在当年踏遍我足迹的西三间房寻踪觅迹。我熟悉的青年点、队部、大草房和牲口棚早已荡然无存，饲养员李大爷也已作古……。

我曾在这片土地上付出过青春，浪费了读书年华，我也曾在这片土地上“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默默的站在这里思绪万千，百感交集。脑海中不断浮现着一幕幕当年曾经发生的故事，还真是伤感了一阵子。

2018年7月31日

　　以上两张照片是我们班在新发堡大队前新发堡生产队和东三间房生产队青年点的同学。还有十多名男同学，当时没有留下合影（以上摄于1970年）

　　辽河大坝上的新发堡险工标志（摄于2018年）

吃喝

康平县南邻法库，东隔辽河与昌图相望，我们下乡的新发堡大队地处康平最东部的辽河边，距县城40多里地。

据《康平县志》记载，康平清初为蒙古科尔沁部落游牧区，1880年设康平县，1968年人口27.7万。不通火车，距沈阳240里的土路，下乡那天军车跑了一天。

那时候的康平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下乡后我们常听社员说:“进了法库门，一半牲口一半人；出了法库门，只见牲口不见人”。

那时候的康平是穷乡僻壤，也是全省有名的贫困县。1968年，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74元。

我们大队的土地是沙土地、盐碱地和河滩地，主要种植高粱、玉米、大豆，还有少量小麦、谷子和糜子等，蔬菜只有社员自己家房前屋后种一点。社员辛苦一年见不到钱，只能得到三百多斤毛粮和柴禾等副产品，靠养猪养鸡换回点家庭日常零用钱。

当时我们在农村见不到砖瓦、水泥和煤炭，没有钟表，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连压水的井也没有。做饭用大黑铁锅，盆是烧制的陶盆和泥瓦盆，谁家能用上搪瓷的就是奢侈品了。农民家是用大葫芦瓢舀水，小葫芦瓢舀米面。装米面的容器是用纸浆做的，即把一定厚度的纸浆包在瓦盆外面，干透后退下成型。

一到春天，很多社员家要靠吃野菜和还没长大的土豆充饥，记得当时的民兵排长赵春有和社员灵芝订婚的“彩礼”中就有土豆和豆饼。

在青年点东边的土道上，我还经常见到一些瘦瘦的，光着身子，肚子鼓鼓的孩手们，有的手里抓着半个野菜团子边吃边玩耍。我哄着拿过来仔细看过，是用攥过的一团野菜滚上一层薄薄的干玉米面，然后蒸熟了吃。这些孩子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心痛。

相比之下，我们每个知青有国家供应的420斤商品粮，定期去公社粮站买，我们青年点女生多，还算能吃饱，从未断过粮。我们一年四季主要吃高粱米饭和大酱咸菜，夏秋能吃上几天我们自己种的土豆、茄子和白菜，当年吃的高粱米是难吃的“晋杂五号”，还有少量“大蛇眼”（一种低产的高粱），有时吃玉米面饼子，逢年过节可以吃到黄米饭和黏豆包，蒸好的黏豆包冻在外面缸里。我们还经常从沈阳家里带回一些炒面，留着饿时应急。

记得下乡后的第一个端午节，按当地习俗主要是吃鸡蛋，我们特别想吃炒鸡蛋。于是打开了30多个鸡蛋，有小半盆，一下子都倒入大铁锅里。那时豆油非常金贵，也不知道是油太少还是鸡蛋太多的原因，也不记得是谁的手艺，炒出来的竟然是鸡蛋坨子，根本没有炒鸡蛋的香味儿，但也被我们吃的精光。

　　秋收后的南大荒（摄于2018年）

　　

1970年春天，有的社员家断粮了，到青年点借粮，开始是缺粮户直接到我们青年点借，有的带着孩子，看着可怜，借多少我们就给多少。后来队长赵忠国知道了，说各家缺不缺粮真假难辨，让我们把粮食交给队里，调查了解清楚再统一救济。

据我的日记记载，“6月24日，青年点开会研究，决定从7月至10月4个月的口粮中拿出170斤献给贫下中农，为打农业翻身仗做贡献。”

粮食交给生产队后，队长把调查了解断粮户的工作交给了我们，让我们每人包几户，吃饭时突访。最后救济了7户，还有几户没有得到救济粮的社员对我们很有意见。结果，我们献出了粮食，还得罪了社员。

我们西三间房生产队有900多亩地，地名分别叫：南大荒，北大排，西长垅，河滩大坑地，这名字听起来就很累。身临其境，更是一眼望不到头。

当时种地要“三铲三趟”，俗话说眼是懒汉，手是好汉，可是我们知青铲地，无论怎么用心用力，总是落在后面，有时被拉下一二百米。遥望好几里地长的田垅，好像总也干不到头，好不容易干到头，歇足了劲的“打头的”立即往回返，我来不及歇着又得继续撵上去。铲地时我常常暗自叫苦：活了十七八年，没流过这么多的汗，对“锄禾日当午……”这首古诗有了切身的体会。（关于“劳动”的题目待续）

我最不适应的是当地常年每天两顿饭的习惯。夏天，天刚亮就起来，空腹下地干活。接近中午，已经又渴又饿的我们才回去吃早饭。饭后刚歇一会儿，又得下地干活，赤日炎炎，觉得没干多久，没有油水的肚子就开始叫了。地头离青年点远，渴了饿了只好忍着。一直干到太阳落山才回到青年点，在油灯下吃晚饭。

那个年代，吃饭前要搞“三忠于”活动，在青年点点长苏秀勤的带领下，我们面对贴在西墙的毛主席像，先“祝愿”，后跳“忠字舞”。

女生人多，站在屋子中间，男生只能在外屋跳。女生跳的认真，清一色的齐肩小辫儿甩来甩去的很可笑，我边看边心不在焉的跳着，当唱到“哎——，千万颗红心在激烈的跳动”时，女生一下子转过身来，我也立即转过身去。一连要跳好几首“忠字舞”，本来就很饿，跳完“忠字舞”头就发晕，立即抢着饱饱的吃一顿高粱米饭。

孙路当年日记里写的几句词“……，三忠于，腾腾热饭炕上端。碗筷匙碟齐声响，饭盆围的水不通。快点吃，那位已盛两三碗。”真实的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队部东南方向100米的赵有家（摄于2008年）

　　

我们几个男生特别馋肉，有关吃的记忆中，吃肉的印象异常深刻。

刚下乡那年冬天，我和钱兴旺、吴建宁乘队里马车到四家子公社买粮，回来时，过了牤牛河后，在路南的地里，远远看见一头躺着的小黑猪，我们很感兴趣，立即下车走过去仔细看了看，有30多斤，冻得硬邦邦的。吴建宁说：“好几个月没吃到肉，太馋了，咱们拉回去吧。”我和钱兴旺二话没说，就高高兴兴的把猪抬到车上拉了回来，准备晚上大吃一顿。

刚进队部大院，饲养员李大爷恰好从牲口棚出来，问怎么回事，我实话实说，他一改笑眯眯样子，瞪起眼睛严肃的说：“这病死的猪不能吃，赶快扔了！”非让我们扔掉不可，我们有些不舍，结果他硬是让社员拿走，不知道扔到哪去了。很遗憾，这顿想解馋的肉没吃成。

　　

几天后的早晨，车老板儿金德祥在队部套车时告诉我们，头天晚上夹住一只黄鼠狼，扒了皮后挂在他家门口板杖子上了，曹福麟听见了说：“黄鼠狼肉烧着吃能不错”。“黄鼠狼肉谁吃啊！”金德祥很惊讶地问，吴建宁立刻接话：“我吃呀！”我们几个异口同声一致赞同。

我们五人都没见过黄鼠狼，更别说吃它的肉了，也特想美餐几口。不一会儿曹福麟和吴建宁就把黄鼠狼拿回牲口棚，又被李大爷看见了，这次他更加严厉的制止我们。已好久不知肉味的我们没听劝阻，李大爷生气地说了一句：“这孩子，你们怎么什么肉都吃呢！”就扭头走了。

吴建宁不知在哪找了一根铁丝穿进黄鼠狼，在我们住的东炕洞里点燃柴禾，把黄鼠狼直接放在火里烧了起来。过一会儿，闻到了烤肉的糊味儿，吴建宁怕把肉烤糊了，索性跪在地上，撅着屁股，抻着脖子往炕洞里一边看，一边翻动，还不时的往炕洞里使劲吹气，烟熏火燎也累的够呛，引来了几名社员跟进来看热闹。

终于烤的差不多了，吴建宁从烧尽的柴禾灰里拽出黄鼠狼一看，黄鼠狼表面黑糊糊的，烤熟后更小了，他先吹了吹，撕下一块儿肉放进嘴里，没顾得上说话，也没有什么特殊表情。我和钱兴旺上前好奇的尝了一点儿，是没有想象的那么香，还有一股怪味儿。张罗了半天的曹福麟却不敢吃，刘曙业也一口没动。最后吴建宁好像也觉得不好吃，跑到大草房取点盐蘸一蘸，才把余下的肉送进肚子。

记得后来刘曙业还在灶坑墙上寥寥几笔，画了吴建宁正在烤黄鼠狼的粉笔速写，十分传神。

我们吃黄鼠狼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全村，过了好几天，社员还好奇的问黄鼠狼肉是什么滋味儿。后来金德祥还告诉我，那张黄鼠狼皮卖了8块钱呢。

　　第二年，队里有一头刚出生的小驴驹子，因患先天“火蒙眼”（双目失明），下雨天跑出去自己撞死了。忘记了哪个女生当时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我们也尝尝吧”。我们就把死驴驹拣了回来，李大爷这次没阻拦，只是笑眯眯的告诉我们说驴驹肉“懈口”，不好吃，我们倒不在乎。

中午，肉炖好后，大家都说口感怪怪的，没吃多少。晚上去社员家要几个辣椒又把剩的重炒一遍，肉都炒碎了，大家却吃得精光。

　　我们和社员 （铁岭日报记者摄于1970年）

　　

还有一次吃肉的故事，想起来有点后怕。

一年夏天，我们又馋肉了，正好青年点人比较全，曹福麟去社员李国安家里买了15斤猪肉，准备炖着吃。中午，刚收工回到青年点，久违的肉味就扑鼻而来。我们马马虎虎跳了一首“忠字舞”，就急急忙忙围坐在炕桌前。不一会，炊事员赵喜端着两盆香喷喷的猪肉炖粉条，分别放在男生和女生2个炕桌上，赵喜上炕就盘腿坐在男生炕桌的正座位置，大家刚要吃，不知谁说一声：“这肉有痘”，只见一些高粱米大的白色颗粒在盆里飘着，更多的在瘦肉里夹着。大家顿时犹豫起来，谁也没敢动筷子。

我以前没见过痘猪肉，记得初中二年学过《动物学》，书里图文并茂的讲过猪囊虫生长循环过程，就说：“这痘猪肉不能吃，人吃了要长绦虫”,赵喜本来就嗓门大，立即接过话喊道：“这肉都煮这么多时候了，你们不敢吃我全吃啦。”说着就夹起一块肉大吃起来。

我们互相瞅瞅，最馋肉的吴建宁这次真有定力，一口未动，曹福麟毫不在乎的说：“煮熟了没事。”竟然跟着赵喜吃了起来，我和刘曙业、钱兴旺眼巴巴的看着，可能都在想：吃吧挺“膈应”，不吃吧还挺馋的。我又想起书本讲的猪囊虫都长在瘦肉里，说：“只有瘦肉里才有痘，我们吃点肥的吧。”其实痘猪肉是病猪肉，哪有膘呀，于是，我们仨小心翼翼的仅挑了几块稍肥点儿的肉解解馋，女生吓得一点也没敢动筷。最后赵喜把剩的痘猪肉都打包拿回家了。

后来听说赵喜才50多岁就病故了，我曾想是不是和那次吃痘猪肉有关。五十年后的今天，看看曹福麟，还是这么壮实，嗓门还那么大，应该和痘猪肉没啥关系。

　　我们青年点王赤卫 孟伟 张杰 孙路

　　

后来我们终于有机会吃到一顿解馋的肉。我住牲口棚时，就看见一匹瞎了一只眼睛的老騍马，又老又瘦，不怎么下地干活，失明的还有点瘪下去的眼睛流着泪水，上面落着一些苍蝇。我们搬走后，不知什么时候它另一只眼睛又瞎了，这匹可怜的老马丧失了劳动能力，只好被寿终正寝了。队里把马肉分给几十户社员，马骨头全部照顾给了青年点，也可能是队长看青年点“狼多肉少”，这样才“显堆儿”吧。

这堆马骨头在大铁锅里烀熟后，我们吃了好几天，记得每个人经过灶台都要揭开大锅，拿起一根骨头啃一会儿，马肉的纤维有点粗，颜色黑乎乎的，但是很香。女生上次没有吃到痘猪肉，这次足足过了一把瘾。写到这里，我眼前还浮现着一名爱吃肉的女生，一只脚踩着灶台啃骨头的情景。

我们不仅吃过大牲畜肉，我们还品尝过小动物，冬天晚上，在大草房后的屋檐下用手电筒捉麻雀，夏天白天，在西长垅边的河沟里捉青蛙，秋天割豆子时捉“豆楚子”，凡是能抓到的我们都吃过。

1970年的中秋，我爸爸从插队的昭乌达盟回到沈阳，专程去青年点看我，他乘火车到昌图，又乘汽车到大四家子镇，走到辽河东岸乘摆渡船，下船后进入康平县界，翻过辽河大坝，路过东三间房生产队，到青年点时已是傍晚。

爸爸带来了一些好吃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月饼和蒙古族牧民家的奶豆腐。见到久别的亲人，不仅我高兴，同学们都很高兴。大家风卷残云般的很快把月饼吃光了。

这奶豆腐吃起来却很麻烦，大家都没见这般硬的东西，拿在手里无法下口，只好按爸爸的吩咐放在铁锅里烙了一会，奶豆腐立刻变软并滋滋的渗出了一层油，闻起来奶香味儿很浓。爸爸把奶豆腐切成条分给大家，可是我们放到嘴里嚼起来还是比胶皮还硬，都没吃多少，记得过了好几天才吃完。

直到我写这篇文章时，和在医院病重的老爸回忆起这段往事，老人家还遗憾的说，那年在青年点看到我们这些孩子，后悔月饼带少了。

　　西三间房的社员家（摄于1988年）

　　

有一天晚上，我们青年点的5名男生没有到女生屋里吃饭，在自己屋里聚餐并“抽烟喝酒”，被村里“五七干部”王国玺知道了，还和我们进行了一次“集体谈话”。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五人1964年开始相识，上学是同窗，文革同玩耍，下乡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从未拌过嘴，亲密又和谐，结成了手足兄弟。曹福麟排行老大，吴建宁排行老五，平时称之为老大和老疙瘩，刘曙业，钱兴旺和我分别排行为老二老三老四。虽说聚多离少，一旦分别，非常想念。

1970年3月下旬的一天，刘曙业从化肥厂工地回来，吴建宁也从沈阳回来了，已经5个月没聚齐的我们非常高兴。我和曹福麟、钱兴旺走了5里地，去牤牛河供销社买了罐头、蛋糕等，记得蛋糕很硬，把柜台砸的叮当响，曹福麟没敢买烧酒，买了一瓶果子露，还买了一盒农丰牌香烟，花了8分钱。回来后，在我们东屋的小炕桌上像模像样的庆祝了一番，聊了许多各自的见闻，倾诉了各自的郁闷，议论了“斗批改”遇到的困惑，那天大家异常兴奋，聊到很晚，可惜日记没有留下当时的聊天记录。

记得一位哲学家说过“一小时的交谈胜过一整天的沉思。”我们5兄弟朝夕相处，彼此信赖，这种推心置腹的倾吐，讨论和沟通，伴随着我们熬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现在我们五兄弟虽然都老了，平时不怎么见面，但只要有事招呼一声，都能及时聚到一起。

　　西三间房队部前碾房旧址和当年的碾盘（摄于2018年）

　　

给青年点做饭也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因为这个活儿谁也不愿意干。先是社员龙大爷干了几个月，社员赵喜大叔干的时间也不长，最后是社员唐明德三哥，他也没干多久，有一天早上刚来就扔下一句：“这活儿没法儿干了，昨天晚上刚挑满的一缸水，今天早上就被你们扬到院子里了”。唐明德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他说的是气话，但也是事实，青年点十几个人晚上洗洗涮涮得用多少水呀。

后来我们自力更生，轮流做饭，多数人都不会做饭，实在难以为继，就推选曹福麟当炊事员，他是青年点的老大，有权威，热心肠，还聪明手巧，农活一看就会，比如使用簸箕，我们都不会用那股劲，粮食和杂物同时簸在地下，只有他能把粮食簸的一干二净。

但是，老大有点小脾气，干了一段，不顺心就“撂挑子”。后来，大家知人善任，一致推荐“提拔”他为伙食长，推选徐绘兰做饭。结果老大继续操心大家的吃喝，还帮助做饭，每个同学也主动挑水，像一家人一样。

现在，每当我班同学聚会，曹福麟一遇不顺还是嗓门挺高，有时像吵架一样，其他青年点的同学就认为是被我们弟兄“惯”的，吴建宁则宽容的答复：“他要是没点儿脾气就不是我们老大了”。

　　村东边的辽河（摄于1988年）

　　

村里有2口井，北边那口井不常用，我们吃水的井在队部东南，各家都到这里挑水，井沿距大草房50米左右，不知道这口井是什么时候挖的，也不知道井底有多深。井沿儿是一块压在井口上的大石板，上面凿开一个约一米直径的洞，石板略高于地面，没有凸起的井台。每当下雨或有人挑水，脚下的泥水就会滴滴答答的流到井里。

井水水面有2米多宽，但不很深，社员从井里提水的时候，一只手抓住扁担的一头，用另一个扁担钩勾住水桶，送下去刚好够到水面，用手一抖，只要用力适当并且水桶翻转的角度恰到好处，就能把满满的一桶水提上来，用扁担钩提水很费力，还是技术活儿，抖不好水桶就会脱落，沉入井底。

所以，井沿儿上还有一只栓着长绳的小桶（社员称柳罐），平时挂在井边的木杆架上。我们挑水时，用小桶把井水提上来，再倒进大水桶，四小桶水刚好装满一挑子。小桶也用来给牲畜饮水，我们收工回来渴急了也用小桶直接喝水，算是人畜共用。

井水冬暖夏凉，夏天收工时，饥渴难耐的我先到井沿儿提上一小桶井水，虽然浑浊，却视而不见，端起水桶，大喝一顿。写到这儿，忽然想起红楼梦里妙玉说的，“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即是饮牛饮骡了”，不禁觉得好笑。

其实牛马骡也不容易，卸车后它们被牵到井沿儿，又饥又渴的在后面默默地等着。有时我先喝够，把余下的多半桶水拎过去，渴急了的马立刻把嘴插进水桶，听不见声响，只见桶里水面下降很快，一口气就能喝光。

　　当年的井就在这里（摄于2006年）

　　

挑水也是重体力活儿，社员给我们做饭的时候，我们有时帮助挑水，我们自己做饭以后，大家更主动挑水。青年点离井沿儿有100多米远，2个圆柱体的铁桶装满水有100斤。女生比我们男生勤快，我记忆中她们都比我挑的多，男生是曹福麟和刘曙业挑的多。女生挑水很艰难，重担压得她们走的很快，但很有节奏感，好不容易瞻前顾后跨进门槛，进了厨房，往缸里倒也不容易，要使出全身力气，双手把满满一桶水提到胸前，把桶帮斜担在缸沿上，再慢慢往里掫（zhou），久而久之，我们青年点两只水桶帮都瘪了一大块。

记得有一个雪天，收工后还没吃饭，王赤卫看缸里见底了，就主动去挑了一挑子水，我有点坐不住了，接过扁担连挑了两挑子，天冷路滑，又累又饿，没挑满就回屋等着吃饭。后来王赤卫接着又挑了一挑子，把水缸装的满满的，我当时很惭愧，还在日记中好一顿自我批评，说“为同学服务没有做到完全彻底”。

　　村子最南端的土房，是上世纪60年代初建的（摄于2010年）

　　

农村没有水壶，家家都用饭锅烧水。做饭、做菜、做猪食和烧水都用同一口锅，烧出来的水总有一股刷锅水味儿，我们几个男生晚上经常去社员家喝红茶。

喝红茶是康平的一大特色，是从蒙古人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无论能不能吃上饭，肚子里有没有油水，都是必须的。

那时候我们不懂茶道，喝茶也是有一套程序的，社员把红茶叶末倒进一个大搪瓷缸里，茶缸外边熏的黑黢黢的，里边挂满厚厚的茶垢，续满开水盖好盖，放在炕上的火盆里煨着。火盆是用黄泥做的，里边放进没有燃烧尽的柴禾灰。既用来煨茶水，又可以取暖。

我们围着火盆 边等边聊，隔一会儿，揭盖一看，茶水的颜色和气味愈发浓郁，红茶特有的香气便弥漫到屋里的每个角落，茶缸里浓黒的茶水倒进脏兮兮的小白瓷杯里，就呈现出深红而透明的颜色，晾一会，就有一层膜浮在上面。茶缸里续进的开水继续煨着……，就这样，我们边喝边聊到很晚，一个晚上能喝几暖壶。奇怪的是，我们从不失眠，也从不起夜，可能是因为白天干活太累，体内失水太多的缘故吧。

后来，村里的这口井出事了，队里社员高士荣外出当民工时，偷了当地供销社的布料，他回来不久的一天晚上，治安人员敲他家门，他就怀揣一把刀，跳窗逃跑失踪了。

三天后，他的尸体在井里漂了上来，之前几天，我们青年点的同学还一直在喝这口井的水。

我离开青年点后，1988年回西三间房时曾去寻找过那口井，井早已被填平，没有了当年的痕迹。

五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当年这些没有用的事儿，我记的竟是那么清晰，因为十七八岁正是记忆力最好的年龄。

这么多年，我常常感叹，那个年代，如果我们能有机会在学校读书，继续读完高中、大学，学到的将是有用的文化科学知识，那我们的人生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2018年6月

回 家

孙 路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是我们共同的日子，这一天我们离开了学校离开了父母，来到农村成为了一名“知识青年”从此“知青”这个称号就带进了我们的生命里，并终将跟随一生。回想五十年前经历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的淡忘了，但有的仍然清晰的站在记忆里，它们从没有远去。

一九六八年九一八，我们十个女生和五个男生，在康平县两家子公社新发堡大队西三间房小队组成了一个青年点。西三间房距离康平县城四十里路，位于辽河西侧，康平和昌图以辽河为界，我们是康平的最东边。探亲回家非常不方便。

康平——沈阳，当天可以到家

一九六八年秋天刚下乡不久，我从青年点回沈阳探亲，在社员家买了五只鸡，每只1.2元，为了方便携带把它们全杀了，带了白条鸡回来。队里派孔繁山送我们到昌图大四家子，同行我们点三个同学，两个男生和我。孔繁山拿着根木棍，过河的时候用木棍试探着水的深浅，当地俗语说：远怕水近怕鬼，这句话我记到现在，一直觉得非常有哲理，孔繁山是当地人在辽河边长大，自然熟悉辽河的情况，他专找浅的地方走，我们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当时是枯水季，水齐大腿根，我们趟了两道河走了十一里路，来到大四家子，这里有到昌图县的汽车。我们又等了很久，当坐上这辆四处漏风稀里哗啦的汽车，在乡间的土道上颠的前仰后合的时候，感觉是那样温暖，因为离家又近了一些。从大四家子到昌图县城的汽车走了约一小时四十分钟，来到昌图县城，再坐昌图到沈阳的绿皮火车（记得当时票价一块九），火车行驶差不多三个半小时，天黑之前就到家了。

康平——康平，路上要两天

一九六九年，我家也走“五七”到了康平，在县城西边七十里的善友公社，我们青年点西三间房在县城东边四十里，回趟家是很麻烦的，要从西三间房走二十里路到四家子，然后坐汽车到康平县城，在大车店住一宿，第二天上午坐康平到方家屯的汽车，下车后走十五里路才能到家。

家在沈阳的时候当天可以到家，而在同一个县里的时候路上需要两天。另外还不仅仅是时间和路途的问题，在县城过这一夜要住大车店。大车店在县城中部一个大大的平房，屋里是一铺长长的大炕，炕上可以睡二十来个人，住一宿两毛钱，如果再多花一毛钱可以租一套行李——被子和枕头。在康平县那寒冷漫长的冬夜，屋里暖暖的，炕烧的滚热，地中间的火炉上壶中翻滚着红茶，十几二十来个互相不认识的人一个挨一个挤在一起，炕上跳蚤成群，被子里虱子横行，枕头和被头黑的发亮不知道睡过多少人，入夜呼噜声此起彼伏，灯是不关的，雪亮的大灯泡一宿到天亮。在大车店的角落里我看到了初二二班的冯宁宁和陈丽，记得陈丽的脸部冻的起了泡，我们三个坐在炕沿边上聊啊聊，度过了难熬的长夜。

有一次我爸妈在县里开会，我想去看望他们，我把所有的钱拿上，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四家子公社，准备坐汽车上县城。从县里过来的汽车路过四家子，终点到北三家子，然后从北三家子经过四家子到县里。我听说从北三家子回来时如果人坐满了那么到四家子就不停了，当机立断我就在车路过四家子时上了车，跟着车到北三家子又返回来，人算不如天算买票的时候我发现钱不够了，掏出所有的纸币钢镚还差两毛多，只好跟售票员说明情况，并说到县里找父母把钱补上，售票员看我这身知识青年的打扮也不为难我，让我少买了两站的票，最后我兜里还剩了九分钱。康平民风淳朴善良可见一斑。

走路回家，用了一天

回家的路程太艰难了，但还是想回家。我发现坐车回去要绕很多的路，耽搁很多时间，如果走直线要近很多，约百十里路的样子。这样我打定主意下定决心：我要走着回家！并动员两个好朋友孟伟和王赤卫陪我一起走。

那天我们三个揣着干粮起早出发，一路向西，三间房，牤牛河，两家子，贾家窝堡，黑鸦屯，刀兰套海，到了县城，然后过了西泡子（现在的卧龙湖），走顺山屯，杨家窝铺再往西，才是我家所在的倪家窝堡。

路上遇上同行的马车就嘴甜点搭上一程，在县里还搭上了拖拉机，我们站在颠簸的后车斗上引吭高歌幸福的不行。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三个突然出现在我妈面前，让我妈惊喜不已。这一天的行程约有九十多里路，当然期间也搭了马车和拖拉机，也没觉得累的不行，到家后王赤卫还帮我妈烧火做饭，直到今天我爸妈还称赞有加。

2018年7月23日

　　照片中的砖瓦房就是原队部的旧址（摄于2018年）

养 猪

孙 路

我们是秋天到农村的，看我们这群初离家门不知“过日子”为何物的半大孩子，队里帮我们做了筹划，帮我们买了一头猪，半大的八十多斤重，想着养到春节时一百几十斤重长成大肥猪，让我们过个好年。一切都停留在良好的愿望上，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刚到农村，每天干着高强度的农活，累的“拽着猫尾巴上炕”，哪还合计养猪的事，可怜这头猪啊每天饥一顿还是饥一顿（几乎没有饱一顿的时候）。人说：马瘦毛长，才知道猪瘦了也是毛长，一身精瘦肉，而且身手矫捷，跨门越圈如履平地，越来越有野猪的风采。当快到新年的时候终于把这头“猪坚强”成功的由刚来时的八十多斤养到了七十多斤。

这头猪是从腰队买来的，来时已是半大猪了，人家懂事了呀，认识家呀，从养尊处优等着育肥的日子到我们这儿饥寒交迫，反差太大了，不禁思家心切隔三差五往家跑，我们就得隔三差五去腰队把它抓住押解回来，这个艰巨的额外任务就落在男生身上。试想干了一天活又饿又累胳膊腿儿都不听使唤了，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青年点，哪成想猪又跑了，接着又要走三四里路去把猪“请”回来，得是啥心情。

回来的路上一个男生拿条绳子从猪的两条前腿到脖子后面环过来系好在前面拉着，另一个男生拿着木棍子在后面打着猪屁股，其他人位列两边摇旗呐喊防止它向旁边逃窜，咱们“猪坚强”同志就跟上刑场一样声嘶力竭的嚎叫没命的往后挣，百般的抵抗坚决不回来……这一路的艰难可想而知。终于有一次玩儿过头了，当把猪赶回来的时候，它的腰塌了下去，两条后腿站不起来了，队长叹了口气说：受伤了，再喂也不能长膘了，杀了吃肉吧。

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猪肉可以吃了，白面和豆油也早就被我们吃光了。上面传来指示要求知识青年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家是回不去了，可是年怎么过呀，队长想了个办法，把我们各个分散到家境还算可以的老乡家，从初一到初五在老乡家吃饭！现在看来真是个伟大的创举，平时老乡们都省吃俭用，一年中有几个月粮食都接不上，但是过年都吃的不错，白面呀油呀都省到这几天吃，有的杀猪，不杀猪的也会割几斤肉。队长把我们分到各家，去分吃他们一点有限的好吃食，但没有一家舍不得。

年三十的早上，不用出工也不开伙，我们躺在炕上太阳晒到被子还有点暖和，我们闭着眼睛谁也不起来，一会儿听到窗口传来许多小小的说话声，睁眼一看窗户玻璃外挤了一排小脑袋，他们惦着脚尖趴着窗户在看我们，原来是各家派孩子来接我们去吃饭了，这一幕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我们不只是不会养猪，有时还是饲料不足，按说青年点这么多人吃饭米糠泔水是很充足的，养一两头猪应该绰绰有余，为什么会出现饲料不足的情况呢，这也是有原因的。

一九六九年秋天，我们已经住上了新房子，国家拨款队里给盖的，在队部后面一溜四间泥房子，门前还拨给一块菜地，我们种上了茄子，辣椒，萝卜，白菜，云豆等，那时还没有院墙，房前屋后的猪经常溜达过来串门，顺便叼走点可吃的东西。有一天男生们在门前的园子里挖菜窖，用来贮存过冬的白菜萝卜，这时一头半大猪又贼眉鼠眼的跑过来，熟门熟路的进菜园子里去偷菜，视这帮正在干活的男生于无物，这也太过分了吧，只见刘曙业把手里的铁锹顺手扔了出去，不偏不正正好插进那头猪的屁股，瞬间铁锹脱落猪屁股露出约十厘米长三厘米深的口子，翻出了白肉，猪嚎叫着跑了。不一会儿后屋的唐明学和他媳妇找上门来要求赔偿，并说：“这猪伤成这样就是扔到高粱囤里也不能长膘了！”我们只好赔了他家六十斤粮食，并且从这一天起，唐明学媳妇每天挑着桶，理直气壮的把我们点儿的米糠泔水统统拿走，刘曙业还到牤牛河点同学那儿躲了几天。

后来我们又养过一只猪，是从小猪崽开始养起，跟着我们稀里糊涂有一口没一口的生活倒也安生，那时青年点里只剩我们八个人了。每天早上队里的猪倌赵义扯开嗓子“啰啰啰”把各家的猪齐走，这只小猪就跟着大帮猪到野地里吃点野食填肚子，它比同龄猪长的小。

有一天突然发现小猪的肚子变大了，哎呀忘了劁了没做绝育，不知啥时候怀上了野种！再后来小猪的肚子越来越大，我们面临新问题——不知怎么给猪接生，社员告诉我们如果看到猪叼草絮窝就是要生了。那天小猪真的开始叼草了，我们就去找来许多麦草，给小猪铺了个软软的大窝，并且决定晚上不睡觉，给小猪守夜。前半夜还算精神，到了后半夜就挺不住了，我们几个陆陆续续的全睡着了，睁开眼睛天已经大亮了，早起做饭的同学喊了起来：快看呀，小猪生啦！我们争先恐后跑出去，看到小猪安静的躺在厚厚的麦草上，身边是一排小猪崽，看到这一切我们都惊讶的说不出话来，真是没法用语言形容它们有多可爱，小小的，肉肉的，刚生的小猪羔的小嘴是短短的翘翘的，它们闭着眼睛挤在一起，一、二、三……有八只，正好当时青年点是八个人，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大大的礼物！我们围在猪圈外看着这些可爱的小东西看也看不够，它们每一只都是不同的，有的有花，有的全黑，有的嘴长一点，有的个头大一点。老乡说，最后降生的“末末渣”和第一个出生的长的最小，可是长得小的小嘴也最短最翘，分外让人爱怜。

再后来它们慢慢长大了，几乎跟它们的妈妈一样高，跟村里大帮猪们聚合的时候，我们点的这一群也成规模了，浩浩荡荡的挤在一起同进同出，有点壮观的意思了。

下乡当年队里还帮我们买了十几只母鸡，用来下蛋改善生活，把它们放在队部里和队里的鸡一起养，养鸡的活就交给保管员赵春阁（知道我们也养不好），我们和我们的鸡谁也不认识谁。后来我们发现了鸡舍的漏洞，就进鸡舍偷鸡蛋吃，由于经常出入鸡舍越来越贪心，以至于连保管员留的“引蛋”也偷了，他可能明白了鸡蛋越来越少的原因，也不跟我们计较（民风真是淳朴啊），只是自己加固了鸡舍的门，从此也断了我们的“蛋路”，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

2018年7月25日

　　我们青年点徐绘兰 孙路

　　我们青年点曹福麟 刘曙业 苏秀勤 王赤卫 张杰

刘 玉 的 故 事

孙 路

刘玉是当地社员，腰队的，三十多岁，长脸，小眼睛，罗锅腰，哑嗓子，说话发不出声音，人挺老实的，好像识几个字，家境不太好。他并不是我们西三间房的，之所以我能记得他，是因为对他这个人有点儿好奇。

刘玉成年了也没有娶上媳妇，但他有一个奇怪的毛病，就是喜欢偷女人的鞋子，而且只偷一只。据说把女人的一只鞋子偷回家，藏到被窝里，到了晚上那个女人就会来和他相会。无论在本村还是出民工到外村，亦或只是路过，谁家门前院墙上晾着女人的鞋子只要是被他看到，无一幸免。

我们那大人孩子脚上穿的鞋子都是女人们千针万线做出来的，女人们出外干活，回家做饭喂猪带孩子，再有空还要做全家的鞋子，很不容易的。鞋子穿脏了刷干净挂在院墙的杖子上晾干，谁承想丢了，而且只丢一只，这不是祸害人吗！丢鞋的女人无不恨的咬牙切齿，我却觉得刘玉很诡异，开始关注他。

那年有一家几口逃荒来到他们村，带着个双目失明的女孩，不知用多少粮食，刘玉家把那个女孩留下做了媳妇。听说那女孩很能干的，坊间有不少传说，出于好奇我们几个同学找个路过讨水喝的很老套的理由，专门去看她。

刘玉家三间房，外屋做饭，里面两间通开南北炕，老太太住南炕，刘玉跟媳妇住北炕，灶前炕上干干净净，南面的玻璃窗明亮温暖，北面的窗户用报纸糊住，也很整洁。刘玉媳妇盘腿坐在北炕上头朝里在缝东西，我借口看她缝的啥，坐在她身旁。一个很漂亮的媳妇：衣服鲜艳，头发别着好看的卡子一丝不乱，红扑扑的的一张娃娃脸，鼻子小嘴长的恰到好处，眼窝微微的往里凹，感觉有点洋气。这时我才意识到她没有眼球，是个天生的盲人。再看她手上做的针线活，针脚匀称细致，行竖分明，比我们强多了，北面窗户糊上报纸不透光线，但光亮对她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问她是如何纫针的，她告诉我每次做完活要在针上留点线头，下次纫针的时候就把新的线絮到留的线头上捻一下再拉过来，后来按照她的办法我从来也没纫上过。刘玉媳妇还会贴饼子做菜，养鸡喂猪，炕上地下，屋里屋外，样样拿得起来，模样俊俏心灵手巧冰雪聪明，我想刘玉可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呀。

后来挑水时在井沿听嫂子们说到刘玉媳妇，井沿是家长里短的消息集散地。说一次刘玉没在家，一个远亲老头去串门喝水聊天，刘玉媳妇问老头，刘玉有多大年纪了。她是盲人从来没见过刘玉长啥样，而且刘玉又是哑嗓子。听了她的问题，老头就想捉弄她，一本正经的说，我今年五十八了，论年纪我要管刘玉叫哥呢！刘玉媳妇不再说话了。晚上睡觉时她用被子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当莫名其妙的刘玉要进被窝的时候遇到了坚决的抵抗，最后的结果就是刘玉浑身挂彩，脸上身上被挠成血葫芦，出不了工了。

还听说刘玉的妈找了个拉帮套的老情人，那老头常去，欺负刘玉媳妇看不见，当她面行苟且之事，刘玉媳妇便把能拿到的所有东西统统砸过去，镖镖中的，打得那“老帮套”狼狈逃窜，再也没敢上门。

五十年过去了，刘玉和他媳妇怎么样了，有儿子和孙子了吧，这次回三间房的时候记得打听一下。

2018年7月28日

杨 一 刀

孙 路

当年我妹妹在康平县医院当化验员，她给我讲了一个曾经发生的杨一刀的故事。

知青下乡的第二年，中央又发了个“6.26”指示，广大医务人员也浩浩荡荡的来到农村和基层，走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为贫下中农服务。康平县医院来了一批大腕医护人员，成了藏龙卧虎之地，杨一刀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

那时恰逢珍宝岛战争，全国上下都在准备打仗，县医院也在组织“练兵”，苦练基本功，为战争做准备。化验员要在划亮一根火柴的时间内，绑好止血带找到静脉血管完成采血；医生要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一台手术。在医院的“大比武”中，杨一刀脱颖而出，以7分钟时间做完一台阑尾炎手术，在全医院夺冠，人送绰号“杨一刀”。

话说有一个壮小伙儿，家里养了两头奶牛，住在县城边上，每天赶着驴车到县城来卖牛奶。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已经过了风头，小商小贩开始抬头，小伙儿送牛奶的第一站先来到县医院。在那个物资匮乏营养贫瘠的年代能喝上牛奶是多么奢侈的事，小伙儿每天上午准时把牛奶送到县医院，他成了全医院最受欢迎的人。化验室的角落摆了张桌子，桌子上放个医院的白搪瓷托盘，里面是若干滴流瓶子，每个滴流瓶子上是一小块医用胶布，上面写着个人的名字。小伙儿给每个瓶子都装好牛奶，只要他一来大家就围过来等着，小伙儿人长得喜庆，勤快准时，医护人员都喜欢他。

这天小伙儿赶着驴车刚进医院大门，还没把牛奶装完，突然弯下腰，捂着肚子，“哎呦，咋这么疼……”叫起来了，等着打牛奶的化验员一把揪住他的耳朵，“来先验个血！”那小伙儿也不知多久没洗耳朵脖子了，用酒精棉球擦一下，变成黑的了，再擦一个变成灰的了，连擦三个棉球才算采完血，当把玻片放到显微镜下一看，立马吓了一大跳，——白血球满视野！这时正当班的杨一刀和他老婆护士长大李子被喊了过来，杨一刀按了按小伙儿的疼痛部位，即刻诊断：急性阑尾炎，立刻手术！

大家七手八脚把小伙儿抬进手术室，杨一刀和他老婆护士长大李子准备手术，杨一刀问大李子，他能挺住不？大李子说，那么壮实没问题，不用麻醉！手脚麻利的大李子三下五除二就把小伙儿牢牢的捆在了手术台上，疼的直迷糊的小伙儿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大李子消毒备皮准备手术分分钟就完成了，杨一刀拿着手术刀走过来，“稳准狠”一刀下去，只听见一声凄厉的嚎叫响彻了县医院大楼，然后就是极度悲怆的痛骂声：“杨一刀！我操你妈！杨一刀！我操你八辈祖宗！杨一刀！……”还没骂痛快，还在嚎叫，杨一刀已经完成手术缝好了最后一针，用大李子递过来的手术剪剪断了线头。大李子给小伙儿松了绑，杨一刀过来照着他的屁股就给了一脚，“我救了你一命，也没收你钱，你他妈还骂我八辈祖宗，滚！”

几天后，小伙儿又赶着驴车来送牛奶，这回车上多了一筐鸡蛋，装完牛奶后他没走，拎着鸡蛋低着头红着脸走进了杨一刀的办公室。

2018年8月20日

　　当年的日记

　　踏遍青山人未老（2012年）

　　背景音乐为大提琴曲，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

写于2018年8月

2019年6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