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科举进士，卌载高考学子

扈秀清

　　又是一年高考日，千万学子十年寒窗，无外乎梦想今日里龙门一跃，考上理想的大学。或许，清华北大是所有人心目中当今最高学府。而在古代，中国的最高学府称“太学”，后称国子监。北京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的最高学府，和北京孔庙已合二为一。圣人邻里同光耀，太学监中尽集贤。孔老夫子既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经典又是古代科举之必学。所以每年暑假寒假，这里必成为莘莘学子人头攒动之处。趁此高考之日，老扈也来沾沾喜气。

　　国子监和孔庙位于雍和宫西侧，门前大街都叫“成贤街”， 700年沧桑历史洗涤，几十代帝王皇家封荫，这里积淀了太多的厚重和遗存，感觉最厉害的，也是最与众不同的，还是两通碑林：进士题名碑林，和十三经碑刻。

        进士题名碑共198块，记载着元明清三代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以及名次。

         进士是何等学历？孔庙专门有一科举制度展厅，进行了介绍。古代科举要经过童试（又经县试、府试、院试），通过为秀才。再经乡试（省城）、会试（京城）、殿试（金銮殿），殿试后方可赐予进士。真可谓过五关斩六将。进士分三甲：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故称金榜题名，一直沿用至今。

        进士是考试的终点，但是仕途的起点。考中进士可以直接为官入仕。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以天下学子纵然皓首，亦要穷经，也就在所难免了。

        话说中进士直接授予官职，最差似乎也是外派做个县丞，七品芝麻官，拿到今天也是个县处级。但是中进士之难也是势比登天。殿试每三年进行一次，1300年的科举历史中，一共诞生了11万名进士，平均每年84人。明清每次有六千多举人参加，取三百名进士。平均下来一年不到100人。看了介绍，掰着手指头算了算，清朝人口从顺治1.2亿，到道光时是4亿。按照人口是现在的‪1/5‬推算吧。拿到今天也就是一年500来人中进士。而2018年，全国共招收本专科生790.99万，其中本科422.16万。就算是被称作最高殿堂的清华、北大，2017年在全国共招本科生6600多人。。。。最无语的是，考不上又要等3年。不用说进士，有人70岁了还在考秀才。当时有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实在是毫不夸张。想想太宗皇帝当年不无自得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也就难怪了，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啊。

         

　　而真正的状元，全国三年就一个。1300年科举，共产生状元700人，平均两年才一个，说起来令现在的一个市甚至一个县的高考第一名就称为状元实在是情何以堪。状元及第堪称凤毛麟角，更让人心跳加速的是-----被招驸马的几率大大增加，遥想当年孟郊高中之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兴奋劲，理解。

进士碑林的第一座题名碑，立于1315年，元仁宗首次开科取士。元代题名碑共九座，但到了明代，其中六座被磨去了字迹，改刻为‪明朝‬进士，所以留存后世的元代题名碑仅有三座。

明代进士题名碑77座，张居正、徐光启、于谦、袁崇焕等均在列。

清代进士题名碑118座。刻着包括刘墉，纪昀、林则徐、翁同龢、康有为、曾国藩等名人，最显眼一处碑上刻：李鸿章安徽合肥县人，这一列字下面，已经摩挲的有明显印迹了。李鸿章于道光27年，1847年中进士，时仅24岁，大清30年内会试考场最年轻得中者。可谓少年得志。据说李鸿章20岁时候就写过一首诗：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

1901年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回后不久大口吐血，临终诗曰：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同是八千里外，少年豪情万丈，晚年秋风孤臣，读来令人唏嘘。老头自己也感慨：“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

类似李鸿章碑刻的，还有沈葆桢福建候官县人，叶士焕江西临川县人等等。

          进士题名碑的最后一座，也叫末科进士题名碑。立于1904年。这块碑就在进了孔庙一进大门左手边上，这一年本不逢“三”大考，只因适逢慈禧太后七十大寿，破例增加了一次“恩科”。进士名单呈宫廷第一名谭延闿，是湖南人，而谭嗣同亦为湖南人，于是慈禧太后将谭延闿降为二甲第三十四名。第二名叫朱汝珍，既与‪明朝‬皇帝同姓，又沾了珍妃的“珍”字，自然也不能当状元，不过降为“榜眼”，也算皇恩浩荡了。当看到第三名刘春霖的时候，老佛爷大喜，“霖”字有雨水之意，当时正逢春旱，又值甲辰龙年，渴龙得雨水，大吉大利，所以太后钦点刘春霖为状元。

          看来要想改变命运，名字还得起的好。而对慈禧老佛爷更甚。同治七年1862年，江苏人王国钧殿试第一，国钧，国之重器也，御批时老佛爷却认为和"亡国君"谐音，一笔勾去，（见余世存《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清末开经济特科，1903年殿试，第一名梁士诒，只因他的名字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被老佛爷刷掉。而王寿彭，也是俺母校山东大学的创始人，原以第35名贡士参加殿试，寿彭意为“寿比彭祖”，彭祖据说寿八百岁，名籛字铿，又称彭铿，而王寿彭字“次篯”，慈溪次年70大寿，欣点王寿彭为当期状元。（ 见张鸣《历史的坏脾气》）

　　再说1904年这末科进士，题名碑尚未册立，转过年来光绪31年（1905年），袁世凯牵头提议，慈禧废止科举。新科进士们遭遇冰火两重天，无奈之余，只得自行集资，凑钱立起了历史上最后这座进士题名碑。碑上名刻，新中国成立后还健在的，只沈钧儒一人而已。

　　另一组厉害的碑林，就是十三经刻石，亦称“乾隆石经”。十三经是儒家13部经典，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那和熟知的四书五经有何区别？细看下来，十三经完全涵盖了四书五经。

         “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成于春秋之前，时有六经，相传它们都经过孔子的编辑或修改。后始皇焚书坑儒，一把火《乐经》从此失传。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始立五经博士。至东汉，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又加《论语》、《孝经》，成为七经。

           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与《诗经》、《尚书》、《春秋》并称九经。

　　晚唐文宗开成年间（840年），下令把九经以及《论语》、《孝经》、《尔雅》刻于石碑上，称为十二经。这就是著名的“开成石经”。目前在中国三大碑林之首西安碑林博物馆。即便有赫赫有名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碑林博物馆仍然是陕西省所有博物馆中拥有国宝级文物最多的博物馆，共134件国宝级文物。而开成石经114座石碑独占其114件，全部是国宝级，单独陈列于第一展室。可惜之前去西安碑林，对开成石经知之甚少，更加关注的是他几乎囊括怀素、王羲之、楷书四大家、宋四家等史上所有书法名家之碑刻，其中僧怀仁集王羲之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更是称为三绝碑。临行拓得柳公权《玄秘塔碑》一幅，据说现在为了保护，已经限制拓印了。

所以博物馆，能早去还是早去，据说恭王府康熙御笔“天下第一福”，已经禁止拓印了。而巴黎圣母院，这不没去，就后悔了。

至北宋，《孟子》提高到经书的地位。从此儒家的经典便成了十三经，一直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简称为《四书》。《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所以亦属十三经之列。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首次将这四部汇集到一起,并著《四书章句集注》，朱圣人认为，《大学》是孔子“初学入德之门”；著名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出自《大学》。《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

         朱熹死后，《四书》被审定为官书，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元制，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出自朱注《四书》。

　　《四书章句集注》和朱熹本人一起，在儒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世有“两汉以后学五经，两宋以后学四书。”之说。又有“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论。

如此梳理下来，十三经涵盖了四书五经，还多了《尔雅》、《孝经》，堪称儒家文化之集大成。

　　十三经刻在厚厚的石碑上，一块碑就一页，自然是世界上最大、最重的一部书。清雍正年间，江苏贡生蒋衡，游历长安见唐“开成石经”众手杂书，紊乱不堪，决心自书一部十三经。于是，历时12年，完成了这部洋洋洒洒63万字的经文手书。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钦命和珅为总裁，刘墉为副裁，考订蒋书经文，并动工刻石。历三年，碑刻成，立于太学。

刘墉据说也是殿试第一，因墉字不为乾隆所喜，降为二甲第二名。实际上或许和其父文正公刘统勋有关。但其时才32岁，其书法当时已是名震朝野。而編经屈居小其30岁的和珅之后，和珅当为大才。

而赫赫有名的《四库全书》，四库即为经、史、子、集四库，其中经部亦以十三经为基。四库全书总编纂是纪晓岚，而其也是作为总裁和珅的副总裁。可见和珅之才，绝非浪得虚名。

         十三经展室，门口上书“乾隆石经”四字，是莫言题写。从没见过莫言题字，据说2015年莫言始题字时是从左到右，引起巨大争议。如今已改为自右至左，沿袭旧制。

　　展室有康熙手书《大学》，碑，以及乾隆为十三经石碑所做序言的乾隆十六方碑。十三经189通石碑分列几排，气势磅礴。走过这一座座厚厚的碑刻，就如同走过一段厚重的历史。

　　孔庙的科举制度展厅，墙裂推荐，详细记录了科举浩浩荡荡1300年历史。当时的准考证上，还标明“面形方，面色白”等，没有照片，也只能大致如此了。

　　学生仅乡试考举人就得考好几场，原卷称“墨卷”，分卷面、履历、草稿、试文、卷背。。好复杂。细看试卷抬头，不仅有个人简历年龄，还需写明貌相，此人“身中形方面白色无须”。不禁想得有多少人描述相同？另外还要附上祖上三代姓名，难道是要看看是否官二代？同时还要注明：本身并无诈冒伪疑。似乎就是保证书了。

        但即便如此，各种作弊手段也是层出不穷。一图名曰“严惩枪替图”，可见枪手一词古已有之，沿用至今。和今天不同的古称“夹带”者，我们今天叫“小抄”。密密麻麻写在纸或绢上，只看那蝇头小楷的功夫也是相当了得。

　　去南昌滕王阁，阁下有一华夏圣旨博物馆，除了各朝圣旨、各种试卷，各式各样的夹带更是千姿百态，有袖珍夹带如火柴盒般，有的嫌写在衣服上麻烦，干脆做成夹带袜，可谓用心良苦。尽管朝廷出台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夹带仍然屡禁不止，考生仍然铤而走险，人间事，莫若富贵功名啊。

         展厅康有为殿试卷，为二甲第四十六名。康圣人光秀才就考了3次方中，自19岁开始考举人，屡战屡败，一考就是17年，直到36岁才考中举人。而其学生梁启超11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虽说举人学生秀才老师，但梁启超那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人中龙凤，能做其老师且终究考中进士，康圣人亦非池中之物。且看其试卷，那一笔字就跟印刷的一样。

　　明代状元赵秉忠的试卷，更是隽秀端庄，如同印刷。且不论立意，单看试卷就是欣赏一幅上乘的书法作品。主考官录取想必也有加分因素。古代莘莘学子，一手好字那是最最基本功，现如今书法已经成了业余爱好了。

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还是现在的高考，都是国家选拔人才的方式。高考恢复40年，许多人在回忆慨叹：“高考改变命运。”而古代科举又何尝不是，他们让人相信，即便身处底层，只要个人努力，就能鱼跃龙门，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功成名就。这种英雄莫问出处的学而优则仕，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最大的公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寒窗苦读，矢志不移。

而这种选拔制度，确实也基本保证了有才之士能被选拔出来，引领风骚。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进士题名碑再也不会增加了，在淄博周村的状元府博物馆，见过“山东历年高考状元名录”，也算是对当今学子十年寒窗的记忆和记录吧。毕竟，一个省的文理状元，应该不差于当年的进士吧。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千载进士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老扈于19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