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那座城

天龙九部

    2017年6月份，我被委派到山西省和顺县李阳镇下石勒村任第一书记，开展扶贫工作。作为土生土长的和顺人，我生于斯、长于斯、学于斯、工作于斯，直到2005年因工作调动离开。仿佛冥冥之中的安排，在消除贫困这场伟大的战役中，我又回到故乡。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和顺地处太行之巅，沟壑纵横，地广人稀。地广，总面积2250平方公里，是晋中市面积最大的县；人稀，只有14.4万人；贫困人口多，全县贫困人口50405人，占到全县农村人口的45.6%。

    和顺平均海拔在1300米以上，气候寒冷，年平均气温6.3℃，农作物以耐寒作物为主。

    作为一名有摄影爱好的第一书记，怎样用镜头记录脱贫攻坚这一伟大实践，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移民搬迁就给我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村里人进城、城里人在市里买房，近年来成了和顺人的一种时尚。其中的原因除了交通、气候等因素外，政府主导的教育、移民搬迁也在其中起推动作用，比如我公司帮扶的4个贫困村中就有3个是移民搬迁村，这些村从偏远的地方搬迁到镇上或者并入大村，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不过旧村的房子还都在，仍然有少数人居住。

    而和顺县从2017年开始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和以前移民搬迁最大的区别有两点：一是整村搬迁，把旧村的房子都拆除，最后土地复垦；二是农民直接搬迁到城里（而不是镇上）小区居住。

    官方资料显示，所谓易地扶贫搬迁，解决的是“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问题，坚持群众自愿、积极稳妥的方针，目标是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条件是没有实施过移民搬迁的150口人以下村，规模是41村，1838户，其中贫困户1298户，同步搬迁农户540户，采取的是集中在县城安置的方式。
    短期内大量农民进城、大批村庄消失，这绝对是个历史事件，所以从2019年1月份开始，我陆续对易地移民搬迁情况实地走访拍摄。

    在我的印象中，和顺县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城有三次：第一次是在2002年开始，和顺县启动了农村教育布局调整，陆续将330所学校进行调整撤并，将农村学校向乡镇集中、向中心地域集中、向县城集中，家长因为陪读，开始进城买房或租房居住。第二次大规模进城是从2011年开始，和顺县开始引进外资挖露天煤矿，位于矿区的十几个村庄被整体搬迁，村民拿到补偿款后，大部分都进城买了楼房。第三次进城就是这次易地扶贫搬迁。

                                       神堂峪村原貌（2018.10.5）

                                    搬迁后的神堂峪（2019.2.17）

     面对着这些即将消失的村庄，一开始，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用无人机把这村庄未消失之前的图像资料留下，在后来的拍摄过程中，刘江老师指导我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对搬迁户的经历、生活状况进行了关注。

    与大量农民进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脱贫攻坚中，扶贫干部逆袭进村。据不完全统计，驻和顺的省、市、县扶贫工作队员达770名，他们进驻农村，按照五天四夜的要求扎下根来帮助脱贫致富。对他们来说，城市里那个温暖、舒适的家变得遥远。

    和顺县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从2017年开始实施，各级政府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项目总投资达到3.4亿元，并于2018年11月份组织了大规模的搬迁（全县脱贫摘帽评估验收前），每个村都搞了动迁仪式，拍全村福， 吃团圆饭，搬迁户兴高采烈坐车进城。

     同样是进城，我的进城路走得异常艰难。我在村里上完小学，到城里上初中，先是住校，上初二那年，家里决定在城里安家，爷爷、姐姐、我搭了村里的手扶拖拉机，拿的全部家当就是锅碗瓢盆和一个大木箱，一路颠簸进了城。

   当年，在城里住的农民被人称为背粮户，和市民相比感觉低人一等，没资格领公粮、没资格分公房。要转市民户口简直比登天还难，农家子弟只有通过读书上学才能改变自己命运，这也是我刻苦学习的动力。

    真正在城里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到了1996年，也是托各种关系，自己掏钱买的宅基地，盖的瓦房，而住上楼房是2003年的事了。

    现在，是政府贴钱、敲锣打鼓求着农民进城、住楼房，真是时也运也命也。

   看看政府统一建的移民小区，楼房整齐漂亮，幼儿园、产业园配套齐全，贫困户每人能分到25平米，购房款个人只出2000元，算下来，80元/平米，和当地商品房的市场价4000元/平米比较，楼房基本上算白给。

    易地扶贫搬迁，搬迁户一步走了别人几十年的路。

    唯一的交换条件就是村里的房子必须拆除、复垦，按照国家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复垦的土地指标用来换取县城小区建设用地。

   我对41个移民村的第一轮拍摄从2019年1月29日开始，到2019年3月8日，历时40多天。这个期间，大部分贫困户已经搬迁，好多村里的老房子已经被推倒，有三个村土地平整完毕，村子的原貌照片都没有拍到，非常遗憾。

    为了弥补这些缺憾，保证资料的完整性，我搜集了一些分房、搬迁、拍全村福的照片，这些照片由义兴镇陈建新镇长、崔志军主任；神堂峪村第一书记郝虹、和顺摄影家协会段慧民、王治钢等提供，特此说明并致谢。

    拍摄期间，我遇到的是少数仍然在村里居住的人，且老年人居多，他们因为种种原因选择留在村里，进入我的镜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拍摄过程中，农民对镜头还是比较抗拒和敏感的，他们总要反复问我是哪里的人，政府的？报社、电视台的？我就说我是个照相的，拍拍你们村的老房子。好在乡音拉近了距离，沟通起来还算畅通。为了不打扰他们，所有的人物照片都是聊天过程中我用微单抓拍的。

   在对待进城这件事上，不同人群对即将到来的城市生活的适应状况是不同的，年轻人、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在总体社会适应性要高一些。

   2019年3月19日梁家庄，68岁的李树荣边在村口山梁上防火，边看着大型挖掘机将自家的窑洞推平、造地，作为自己村庄消亡的见证者，心情复杂。

    坪松乡前祁村，搬迁的过程比较曲折。本来政府确定的搬迁村是更为偏远的后祁村，结果在征求意见时，后祁人大部分不愿意搬迁，而前祁人大部分愿意搬迁，这样前祁村才被列为易地移民搬迁村。据说后来后祁人见前祁人都分了楼房，后悔了，再找政府说要搬，已经是不可能了。

    第一次去前祁村，是2019年2月14日，正月初十，刚下过大雪，人去村空，房子大部分已经推倒，在一座尚未拆除的老式楼房里，赫然放着一具棺木，在寂静中透出一股寒气，人走它留，是一种无奈；它在，人将来再回，也许是一种叶落归根的愿望吧。

    2019年5月15日，我再去前祁村，以前放棺木的房子也拆了，棺木不知所踪。

    村里保留了村委会、戏台，还有一个彩钢搭的“生产用房”，是为回去种地的农民居住及放农具用的。

     

    老孙，53岁，在村里种了十几亩玉米，每年有二三万元的收入。 晚上住在彩钢房里，村里有电（和移动的基站有关系）、有水，但晚上在彩钢房里睡觉还是有点冷，需要插电褥子。

    土地曾是农民的根，农民的一针一线、一苦一乐都从土地里来。但农村的消亡之势不可避免，现在村里会种地、愿意种地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像老孙这样大老远回去种地的中老年人能坚持多久是个问题，也许他们就是最后一批了吧。
   这时候，我突然想到，哲学上三个终极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

     和顺是“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而牛郎峪村是牛郎织女故事发生地之一。搬迁后，村里人自嘲牛郎回来找不到我们了。

    由于坡大草好，养牛在和顺一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新安庄的老张，养了40头牛，200只羊，坚定地要留在村里搞养殖业，拒绝签搬迁协议进城，我腊月二十七去（2019年2月1日）村里，他正在做豆腐，等到我2019年5月16日再去，老张生病住进了城里的医院。

    2019年5月16日，新安庄的房子都拆除，土地平整接近尾声，回去种地、养牛的农民暂住牛棚旁边的简易房里。

    新安庄83岁刘大爷，住在简易房里帮衬着女婿养牛。

    新安庄李春林老师家的房子被保留了下来，李老师曾任和顺一中校长、书记，几年前老两口已经去世，子女都在外地或国外，村里的房子是他们的念想吧。

    2019年3月7日赵家沟，53岁的老申，养了200多只羊，分到75平米楼房，准备将来给儿子结婚用，他还想留在村里靠养羊攒钱，村里在2018年腊月就已断电，晚上无法居住，老申的暂住地是4公里外的雷庄村。

    81岁张爱莲大娘，分到25平米楼房没住，暂住在雷庄二儿子家，计划等村里的房子拆除给了补偿款分给三个儿子。

    2019年3月5日，杏树湾村，张大嫂的二姑娘在山泉边洗衣物，她虽然已经嫁到左权县，但仍然留恋村里这无污染的山泉水，2019年6月10日，我再去杏树湾村，房子已经都拆除。

    2019年2月17日甘草坪村，做豆腐的老李，52岁，妻子在城里打工，他每天做好豆腐开车送到城里定点单位，收入还可以，没有进城做豆腐的打算。

    城镇化、脱贫攻坚，每个人都在大潮中被裹挟着呼啸向前，在被别人改变的同时也改变着这个世界。

    2019年2月17日桑家峪，68的老李两口准备铡草喂牛，他们家前几年刚刚贷款买了牛，贷款还没还清，现在养20头牛，种20亩（含租别人土地）玉米，用来做饲料，家里现代化农机具不少，因为已经分到楼房，对拆掉村里的房子也没意见，唯一希望政府能允许自己在村子附近再盖房，还发展养牛。

    时代在变，但老人们对土地、对农村生活的留恋没有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样没有变。

    2019年3月19日梁家庄，老杨的户口因孩子上学转到榆次，分不到楼房，虽然他村里的房子拆迁补偿款涨到六万七，仍然不满意，觉得这点钱远远不够在城里买房。

    过去多少农民梦想成为市民，可现在在村里，一个农村户口、一个贫困户指标又能带来巨大的令市民羡慕的利益，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凤闯村，拆迁村中唯一一个被保留的村子，因为村里的房子都是石头盖的，非常有特色，算是太行名居古村落，河北省的老板要综合开发，打造文旅康养小镇。

    因为搬迁村大多位于山区，土地分散，难以规模经营，搬迁后即使实现了土地复垦，农民从城里回去耕种，成本加大，而且村里无人居住后，各种野兽对农作物的破坏巨大，收成堪忧。

    土地实现流转、规模经营的只有坪松乡的两个村。

    在旧村的拆除过程中， 不约而同的都保留了三样东西：村委会、戏台、庙。村委会主要用作搬迁户回村种地时临时栖身，而戏台、庙都和精神层面有关。和晋商们普遍拜关公不同，和顺农村里的鬼神崇拜，主要和农业生产联系紧密，土地、山神、龙王是掌管土地、森林、降雨的神灵，农民希望虔诚地供奉之，期盼风调雨顺，获得丰收。

    前祁村计划着今年回旧村唱戏、赶庙会。

   为解决搬迁户的就业问题，政府建起了食用菌产业园，但产品出现滞销，县里发出“食用一瓣平菇，捧出一掬心香”倡议，号召帮助易地搬迁贫困村民销售蘑菇。

   让贫困户“搬得出”，更要“稳得住”、“能致富”，搬出去只是第一步，为村民们谋划好后续的致富之路才是拔掉穷根儿的根本。

   在拍摄移民搬迁的过程中，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在外人看来贫困、落后、闭塞的农村，面对政府如何优厚的进城条件，为什么还有人对它无限留恋呢？

    社会人类学认为，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网之中的。社会网络有两种功能:一是信息交流功能，即个人利用社会网络取得各种信息，如工作机会、生意往来等等。二是社会互助功能。搬迁户从农村进城后，许多客观条件都得到了改善，但因为分房是采取抽签方式进行的，原来一个村的人或父母兄弟被分到不同的小区，以前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被打破，搬迁户普遍对城市生活感到茫然。

    搬迁，瓦房变成了楼房，邻居不见了；农村变为城市，情怀淡化了，记忆抹杀了，传统割裂了。搬迁户对于故乡的留恋总是令人动容，觉得自己的根在农村，哪怕人已经离农村越来越远。

     贫困户在农村生活虽然简单、清贫，但在村里就可以养鸡、种菜、种粮，日常生活所需自给自足，不需到市场购买，如果稍有余力，农民还可以养猪养羊获得副业收入；而一旦进城生活，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从市场上获得，“出门动一动都要花钱”，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再加上就业问题困难，就会让他们担心入不敷出、生活质量下降。

    记忆中的美好渐行渐远，这就是乡愁吧！

    有人说，乡愁是鸡鸣狗叫，是炊烟袅袅，圪蹴在门口吃饭的碗，是自己亲自种的菜……还有人说，乡愁是小桥流水，是鸡犬相闻，是乡里乡亲，是夜不闭户……

   一棵老树、一间老屋、一出家乡戏，或是一泓碧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根脉、灵魂和风韵，每个地方的人也有着独特的“乡愁”记忆。

    乡愁，不只搬迁户独有，几年的摸爬滚打，扶贫工作队和那些村、那些人也产生了割舍不下的感情。几位第一书记在一起聊天，都说：别看现在天天嚷嚷着要走，真到了要撤的那天，肯定舍不得。有人说：走的那天，我肯定会掉泪！

   几年的扶贫经历，我们早把帮扶村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故土难离，乡愁浓重，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相比交通、医疗、教育等各方面条件落后，其实农村的老龄化、空心化问题才是最严重的问题。搬迁，也是一种好的选择。

    虽有诸多不舍，虽有各种诉求，虽有百般无奈，易地扶贫搬迁毕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珍惜在村里的每一天，打包好记忆，努力适应新的生活，融入远方城市新的环境，期待他们的明天会更美好。

    不破不立，在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些要退出，或转行，或消亡。改革总会有阵痛，但这未必不是好的开始，我们有理由期待。

    拍摄易地扶贫搬迁这个专题，除了为搬迁户留一份回忆，希望能带来一点思考，对这个专题我也会长期关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