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视我的师傅李世英

二度清风

　　2019年6月1日，一个普通的初夏周末，我从武汉乘坐高铁到长沙，看望了四十多年未曾谋面的李世英师傅。

　　李世英是我在新疆石河子南山水泥厂自备电厂工作时的师傅。1965年秋天，我从武汉支边进疆，告别繁华的大城市，来到天山脚下的边陲矿区。电厂领导把我与我们一批支边的其他三位同学送到职工宿舍时，李师傅与其他几位师傅一起迎接我，帮我安顿行李，整理铺盖，让我睡到了他的上铺。

那时，我还没有满十八岁，李师傅也才二十四岁，刚刚从湖南长沙度完蜜月回厂上班。李师傅虽然与我不在同一岗位，但是同在一个班组，又同在一个宿舍，而且又是隔着洞庭湖的两湖同乡，对我格外关心，所以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师傅与兄长。

李师傅是车间里为数不多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职工，有些岗位师傅讲不透彻的技术理论，他总能热心地给我讲清楚。回到宿舍，他教我洗被单、订被子，帮助我迅速适应集体生活。文革时期，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我曾经受到歧视和迫害，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在危难时刻，李师傅常常给予我无言的善待，让我感到了人间真情，增添了坦然面对磨难的勇气。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李师傅为了夫妻团聚，调回湖南长沙工作，我们失去了联系。

五年前，经过多方辗转，我们终于有了电话联系。得知师母病逝，李师傅一直独身。他早年工伤，行动不很方便，又不愿意过多拖累孩子们，尽管儿子女儿再三挽留，他还是入住了老年公寓，与一些素昧平生的老年朋友和谐相处，打发乐活的老年时光。我们经常通电话，询问近况，回忆往事，不亦乐乎。当时，我就打算有机会一定要到长沙看望李师傅，甚至于把这件事列入了自己的“遗愿清单”。

　 两年前，李师傅更换手机，我们又失去了联系。多方打听，仍无结果。最近，我在回忆往事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有位学生是李师傅的内侄，于是通过另外的学生打听到李师傅内侄的手机号，终于打听到李师傅的新手机号。

　 赴长沙途中，我拨通了李师傅的手机[phone] ），询问了他的近况，委婉地打听了他所住老年公寓的名称。为了不打搅他正常的生活秩序，我没把我的行程安排告诉他。

　 到达长沙的当天，我在一位长沙定居的学生陪同下，驱车前往长沙市幸福时光老年公寓。感谢百度地图，借助导航，我们从中意一路拐入并莲路以后，很快找到了路旁的幸福时光老年公寓。

走进一楼大厅，几位围坐在麻将桌前酣战的老人吸引了我的注意。正打算走上前去向他们打听李师傅的房号，他们中间背对着我的那位老人的身影跃入了我的眼帘，带给我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我大步向前走到这位老人的身边，那张记录了岁月沧桑的脸上，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的神韵，我情不自禁地呼喊了一声：“李师傅！”

或许是我四十多年变化太大，或许是三个小时前与我通过电话的李师傅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抬头看着我，一脸茫然，迟疑了两分钟不敢相认。

　 我不忍心让老人家过于惊诧，就把我的姓名告诉了他，他的脸上这才露出了喜出望外的笑容。

　 李师傅告诉我，由于他早年工伤后遗症，多年来行动都不很方便。前年大病一场以后，行动完全依赖电动轮椅，上下轮椅则需要人搀扶。但是，如同当年操纵汽轮发动机一样，他操作电动轮椅得心应手、进退自如。他经常坐着电动轮椅，到附近的超市购物，到附近的餐馆改善伙食，到附近街道溜圈。除了早晨洗漱、晚上洗澡和如厕需要人搀扶到位以外，生活上他坚持自理。幸福时光老年公寓属于中端养老机构，收费尚在李师傅的承受能力之内，每月房租、水电费、管理费、护理费与伙食费一共约三千四百余元。李师傅调回长沙，在事业单位工作，每月养老金有五千余元，交纳完老年公寓各项费用，尚有一千余元零花钱。李师傅有一儿一女，都在长沙工作居住，他们经常来老年公寓探视父亲，给他送来食物、水果和日用品。他们还熟知李师傅的饮食偏好，常常为李师傅从全国各地网购特色食品，以致让李师傅成为老年公寓收到快递包裹最多的老人，引得其他寓友羡慕。

李师傅日常生活丰富充实，上午周边转转，下午看看电视，晚上打打麻将，与寓友们相处和谐，自得其乐，“不知老之将至”。李师傅人缘好，常常有同学、同事或朋友来老年公寓看望他，他也偶尔由儿女接送参加同学、同事或朋友聚会。

看到李师傅如此从容淡定的老年生活，我感到由衷的宽慰。当大多数同龄人还在执着于家庭养老的时候，李师傅却顺应时代变化，毅然选择了社会养老。当大多数父母还在依恋于子女赡养和扶助的时候，李师傅却谢绝了儿女的挽留，毅然入住老年公寓，这是一种多么深沉的爱，这是一种何等豁达的“断舍离”。

几十年前，李师傅以他的性格平和、与人为善、工作认真，成为我的楷模；几十年后，当我们步入古稀耄耋之年的时候，他又以他的达观淡定老年公寓生活，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开社会养老风气之先，又一次成为我的榜样。

　 李师傅十分健谈，我们一起回忆往事，回忆当年的同事们，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到了该告辞的时候。

　 为了冲淡离别时的伤感，我提出与李师傅合影留念。尽管李师傅欣然同意，但是离别时那一抹凄伤，仍然定格在了他的脸上。

李师傅熟练自如地操纵着他的电动轮椅，把我送到老年公寓的大门外，直到我们的轿车开动，他还久久地停留在路口，目送我们离去。

从李师傅居住的幸福时光老年公寓出来，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五十多年前的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排行老三，比两位哥哥分别小6-9岁，在家相对比较娇惯，身体也比较瘦弱。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没有能够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我放弃了在武汉参加教师培训的机会，凭着年轻人的一股热情，支边进疆，投身“屯垦戍边”的大业。但是，面对95%以上面食、50%以上粗粮的饮食结构改变，面对家庭生活到集体宿舍的生活方式变动，面对繁华省会城市到边陲山区矿区的巨大落差，面对八小时不能眨眼的电厂三班倒工作，面对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季严寒，我接受了人生道路上第一次严峻考验。我能够挺过那一段艰难岁月，能够越过那一段人生坎坷，除了远方家人和同学的鼓励、身边支边战友的抱团取暖以外，电厂那些善待与关爱我的领导与师傅们，也是我终身难以忘怀的。

他们中间，有山西籍的周有才教导员，有广东籍的宋立铭厂长；甘肃籍的一值值长谢根满、二值值长杨永书、江苏籍的三值值长赵洪金、上海籍的四值值长兼团支部书记张永昌；

有湖北籍的杨孔清、程佑望、黄方正、朱玲玲、张汉国、姚第春、吴幼学、李益寿；

有河南籍的任敦选、王文仪、王轩章、赵进书、吴学敏、马香莲、王玉兰、刘开科、王者新、刘文廉、陈志伟、郭太山；

有山东籍的王传龄、符忠和、何仁域、曹家恩、王坤厚、潘玉明、魏明、于凤忠、赛玉秀；

有江苏籍的王荣才、吴扣马、黄粉红；

有甘肃籍的王佩华、马良骏、王浩仁、董祥凤、刘思忠、李克勤、王琢、丁增禄、马珍、牛俊德、马德祥、杨福俊；

有上海籍的顾仲义；

有安徽籍的朱继文、刘华；

有湖南籍的李世英、杨固森、文成、邓海潮、毛祖武、段贤政、周慕忠、刘银喜；

有四川籍的李传玉、段平、何怀萍、徐帮宁；

有陕西籍的高增奎；

有浙江籍的梁玉明；

有新疆籍的李春泉、潘存仁、孙兆忠、高德进、牛光明、雷云保、石寿山、潘发喜、马尚科；

有河北籍的张昌欣、顾金英。

这些师傅绝大多数来自各地农村，有着中国农民特有的善良与朴实。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文化不高，各自身上也难免会有这样与那样的缺点与不足。但是，他们脚踏实地，吃苦耐劳，与人为善，坚定执着，都是我人生路上的好师傅。正是在他们的引导、帮助与鼓励下，我从一名少不经事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熟练的技术工人，进而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一名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走完了自己无愧无悔的职业生涯。

除了这些老师傅以外，还有多位比我与我的其他三位同学更早进厂的学员，他们分别是：

湖北籍的谢鄂城；

山东籍的王建模、孙绩忠；

甘肃籍的张翼明、杨兴才；

河北籍的赵仿文；

河南籍的黄东亮；

新疆籍的秦永光。

这些学员与我年龄相近，我们朝夕相处，结下了一段青春情谊。其中谢鄂城是湖北同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与他接触更多。秦永光则长期与我同舍，他多思健谈，与我过从甚密。文革期间，我与杨兴才一起返京上访，曾经在兰州他姐姐家小住，临走前他姐姐借给我20元路费，还给我们买了一张短途车票把我们送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后来，我加倍寄还了借款，但是总觉得还应该当面向杨家大姐说一声谢谢。由于与杨兴才失去联系，所以这成了我一桩未了的心事。而黄东亮与我特别投缘，成了亲密无间的挚友，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留下了我无尽的思念。

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为自己工作之初能够与南山电厂的师傅们与师兄弟们相遇感到庆幸，我要深情地说一声：谢谢你，李世英师傅！谢谢你们，电厂的各位领导与老师傅们！谢谢你们，电厂的各位师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