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邁的美篇

老邁

记意中的"民办教师″

一一纪念祖国70周年华诞

记忆中的“民办教师”

今年10月1日，是祖国成立70周年华诞纪念日。70年来，祖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穷二白到初步繁荣，到奔向小康共同富裕，每一步都是14亿中国人民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努力拼搏，共同奋斗的结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像一声春雷震惊全球。祖国人民翻身做主，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卫生、军事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和政府一手抓社会主义建设，一手抓全民文化建设，想方设法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各条战线飞速发展，取得了辉煌就，举世瞩目，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下面就谈谈我和“民办教师”的亲身经历。

解放初，一穷二白，几乎一切从零开始，办教育，没有教室，就利用祠堂、庙宇、祖堂等公共场所。没有课桌，就自力更生，因陋就简，五花八门。孩子们都要上学，教师奇缺，怎么办？各地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就从地方选调一部分有文化基础的农民充当教师，取名“民办教师”，同样拿工分，参加集体的收益分配。我就是在祠堂庙宇读书走过来的，我的老师基本上是清一色“民办教师”。

1960年以前出生的教师，大都有过民办教师经历，部分60以后出生的高、初中生，都充当过“民办教师”的职业，甚至还有一部分乡镇国家干部、局长、县主要领导也曾担任过民办教师。人员之广，数量之多，当年的“民办教师”为新中国的教育撑起了一片天地。

每一个曾担任过民师的人，回想起那段经历，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我是1975年高中毕业后，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同年10月，村里请去任代课教师。1976年，被公社正式调任民师的，到本乡油榨垄完小、西崙小学任教。这些地方都没有教室，利用祖堂和民房，多年级复试，一人一校。记得在西崙小学，我一人教一至四年级48名学生，每天批改作业到深夜，工作量有多大可想而知。在那呆了两年多年，1978年4月我应征入伍。

那时民师待遇是，国家每月只有3元钱的小伙食补贴，大队按220个劳动日及报酬，每日8毛钱，一年才一百多元钱的收入。

1983年我退伍后，学校需要教师，我要求重返教育岗位，在本村任教。此时办学条件十分简陋，虽说建了独立教室，土坯房，四面漏风，夏天还好，冬天冻得够呛。教室内是长条形的课桌，一排坐五六个学生，最烦心的是笨重的长板凳，八七十斤一条，学生搬不动，扫地时靠老师帮忙。黑板是木板上加油漆，每期都要重新加工，当油漆脱落，一片白，学生根本看不清，一边写一边念。学校五名教室，只有一名公立，大都是民办。五个教学班，一百六七十名学生。

这时候民师的待遇和村干部差不多，国家每月发29元，村里每年补助230元，虽然不多，自己能种点粮食，种点蔬菜，也能维持家计。

在艰苦的条件下，大家都能静下心来努力工作，1986年，我担任五年级毕业班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学，经过自己和其他老师的努力，通过区教育组组织全区统一考试，我校毕业生，语、数成绩排名全区第二，受到区工委表彰。

随着国力增强，民办教师也逐步转正。早在1980年1月1日国家发文，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大、中专毕业生担任教师，要求各地不再招聘民师。并对现有在册民师，建立档案，由县教育局颁发《民师任用证书》。但各地教师编制紧，还是在不断招收民师，以解决各地的教师紧缺问题。就这样已分出80前和80后“有证”和“无证”两类“民师”，当时其待遇是一样的。

1987年10月，上级要求裁减“无证”民师。乡政府把我作为“无证”民师处理，我不服。我虽然“无证”，但我是1975年参加工作的，发证时正在部队服役，是在履行义务。跟乡里闹僵了，乡党委、政府联合发出通知，将我强行辞退。于是我将具体情况写信给白岭区工委反映，要求纠正乡里的错误决定。

区长、副书记朱仰池同志，看了我的信，安慰我，叫我不要生气，又吩咐我：“重新向县教育局写封报告，反应自己的情况。”第二天，我把报告给他看，立刻，在我在报告上代表区工委签署意见：“情况属实，建议县教育局按政策办理。”并亲笔向白岭区教育组组长写了封书信，要求区教育组罗组长，亲自出面向教育局反应我的情况，解决我的建档和补证等事宜。在信里对我的工作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将报告送往县局，县教育局做出批复：“根据区委意见，我局同意不予辞退。”

这时，我才发现《民师任用证》十分重要。事后又向县教育局多次申请，要求给予建档，补发《民师任用证书》，报告写了五、六次，每次都是从村委会、乡中学（主管小学）、乡政府、区工委、县民政局退伍安置办，盖一大堆公章。送到了县教育局，说现在省里不认账，没办法帮我解决。

最后一次，没有办法，我直接找到主管教育李副县长，李副县长看到我的一大堆盖有许多公章报告，很同情，在我报告上批示：“该同志反映情况属实，请郑局长按退伍军人‘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政策办理，尽快做出答复，并将结果函告于我。”这封报告，郑局长看了才收下了。过了几个多月，为我补发了《民师任用证书》。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农民们都到大城市了打工，无证民师相继辞退，到了1996年，几乎“一刀切”，全部辞退，无证民师都去城里打工，而且混得还不错，有的当了高层主管，有的当了企业老板。这时，就是一个普通民工也能赚到四、五十元一天。而我们民办教师还是每月国家49元，村里每年三四百元，加起来每年还是一千元左右，也就相当于当时一个民一个月工资。

有一次，一位好友问我多少钱一月工资，当我告诉他时，他叹了口气，一脸惊讶：“才49元，我等都懒得等呀！”并邀我出去打工，包我混得好。但我舍不得我的学生，他们需要我，山里教育需要我。我坚持着，坚守着清贫，没有动摇。

直到1997年我考上修水师范“民师班”（不脱产进修），两年后毕业，正式转为公立教师。此时，没有转正的民师依然还是每月49元，加村里的每年400多元补助，很低的待遇，几乎入不呼出，多么艰难呀！

2002年10月，国家通过考核，将百分之九十五的民师全部转正，民办教师这个称呼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几十年的民师生涯，民师们带着家人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尤其是那些80后入队的无证民师，将自己最好的年华贡献给了教育，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政府亏欠了他们。直到2015年，国家从财政拨款按工龄给予微不足道的补助安置。

五十多年的“民师”职业，（1949—2002），牵涉到30、40、50、60后的几代国民，是他们用自己的青春、才华和毕生精力奉献给三尺讲台，为祖国培养了一代代的新人。曾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带领学生搬砖做教室，带领学生搞勤工俭学，挖长石、采摘山茶籽、采茶叶补充办公经费不足。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打工潮的兴起，他们坚守着讲台，甘心一家人过着清贫的生活，精心培养着山区的孩子。

他们默默奉献，用微薄的工资，勤俭节约养育着家人，甚至还要承担帮困难户子女垫付学费、买作业本、学习用品等社会负担。不少的老民师到死都未享受过高薪待遇，也未得到过任何补偿。可以说共和国这几十年的基础教育是“民师”支撑起来的，他们是花圃里的辛勤园丁，只求奉献，不求回报。

如今，我已退休了，一个月还能拿四五千元退休金，跟着子女在外，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那段“民师”生涯刻骨难忘。深深体会到：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只有国力增强，教育条件才能不断改善，教师的待遇才能不断提高，个人的命运永远和祖国紧密相连。

民办教师是新中国基础教育的有功之臣！望历史永远不要忘记“民办教师”这个光荣的名字。

                        修水县黄龙乡退休教师

                                  2019.6.5.  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