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散处觅忠魂一一大悟人民的儿子，我们敬爱的父亲姜仕安

虎啸(张叔)

　　七个女儿七个宝

一一妈妈

　　二0一九年清明，姜家老二老三老四小七四姊妹，相约回到湖北大悟老家姜家畈祭祖，同时寻觅父亲和他的战友一一原红二十八军的先辈坚守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三年游击战争的足迹，缅怀先辈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

应老家政协约稿，三老挑陈光建查找了大量资料，应约写了怀念父亲的巜硝烟散处觅忠魂》一文。

　硝烟散处觅忠魂一一大悟人民的儿子，我们敬爱的父亲姜仕安

陈光建

父亲填写的籍贯是湖北省大悟县姜家畈，一九三一年，他参加红军离开故土时，姜家畈还是大别山麓一个贫穷荒凉的小村落。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老家。那是祖父母，父亲生活过的地方，我们的根就在那里。

一九五九年，离开姜家畈二十八年的父亲曾回过一次老家，为已去世的父母，我们的祖父母扫墓，从此一别，再没有踏上姜家畈的土地。

对于祖父姜永勤的形象，我们一无所知。从父亲留下的简历，以及族亲回忆的只言片语中，得到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像。这是大别山麓一位生于光绪十五年，即一八八九年的贫苦农民。在父亲的记忆中，他是一位忠厚淳朴，热爱劳动的家长。这是一个赤贫家庭，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其家境之困顿，可谓贫无立锥。一家人租住他人的破旧房屋，靠租种地主的地，和替人打短工挣来的微薄收入艰难度日。

　　成年后，娶妻冯氏，育有二子。长子姜仕美，生于一九一三年；次子姜仕安，生于一九一六年。按理说，儿子就是顶立门户的希望和依靠，可是，这两个儿子，小小年纪便先后参加革命，走上了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艰难道路。

八岁，父亲开始为人放牧牛羊，自谋生路。终日辛劳，难得温饱。十二岁时，外出学习理发，以为一技之长可以立身。在这期间，父亲亲身感受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经历了被人欺压的痛苦。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一个大别山麓的赤贫家庭，正是当时中国农民阶层的缩影。时下一些所谓的“公知”，在议论中国革命的形式时，以事后诸葛亮的口气说，“中国革命不应该学法国大革命的残酷和流血，而应该走英国议会革命的温和道路”。请问，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有谁愿意提着脑袋干革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是历史的必然。历史，不可能编排，也不容改写。读红二十八军幸存老战士的回忆录，那些老战士大多有着与父亲相似的童年和经历。苦难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父亲心底埋下了对旧制度的仇恨。而当时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也点烧了他对未来新中国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希望。

　　一九二八年，鄂北一带已经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父亲参加了当地的手工艺工会组织，出席了苏区纪念“五卅”运动大会，直接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十三岁时，父亲回到姜家畈，继续坚持工会工作，了解、宣传和组织群众。一九三零年，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成立，并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这一年，父亲十四岁，经共产党员，工会会员田登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三月，刚满十六岁的父亲参加红军，在其兄姜仕美任营长的湖北省警卫营任战士。并经警卫营四连党支部书记沈金连同志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三二年，时任湖北省警卫营长的姜仕美，在大悟县金山岭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十九岁。今天，在湖北省大悟县鄂豫边区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墙壁上，镌刻着他的名字，他是我们从未谋面，却永生难忘的大伯。墙上那密密麻麻的先烈姓名，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无数先烈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历史。

　　青山埋忠骨。

大伯姜仕美战斗和牺性的地方一一金岭，如今已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残酷的斗争现实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并建立了一支听党指挥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蒋家王朝，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让西方列强对新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畏惧。今天，人民军队已经强大，中国已不再是任人宰割欺负的国家。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的建立，在艰难困苦中流血牺牲的红军战士和革命先烈。

年仅十六岁的父亲，远离故土，随部队长年在大别山区征战。由于当时的白色恐怖，父亲与家人失去联系。祖父不知次子的下落，加之中年丧子的悲痛，度日如年，积郁成疾。一九五零年七月，在一座寺庙作杂役的祖父，于贫病交加中去世。临终，父子俩也未能见最后一面，这是父亲终身的遗憾。

时光流逝，许多记忆已经模糊，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的了解自己的父亲？当父亲离去，不再回来，他的音容定格为一张遗照，他所经历的那些战斗，硝烟早已散尽，我们到何处去寻找敬爱的父亲？

　　简略的履历已无法还原真实的历史，今天，我们只能从父亲一九八一年罹患肺癌后写给四川省军区党委的思想汇报所附自传中，从曾与父亲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的回忆中，以及军史资料的字里行间去搜寻与他有关的点滴信息，以图尽可能地还原一个党的忠诚战士的背影。

记得上小学时，有一道语文题，听父母讲一件难忘的事情，曾听父亲说起当年在大别山打游击时，由于缺医少药，受伤以后只能在伤口上敷新鲜的南瓜瓤消炎。一些战士的伤口因得不到及时治疗，化脓生蛆，危及生命的故事。这是一个经历了艰难岁月的红军战士难忘的往事。这么严重的伤为什么不送医院？这是我们的年少无知。今天，当我们看到金寨县县志档案局胡本昌的文章，“须知，对红二十八军来说，在红二十五军长征以后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其艰难困苦之不堪，确实不是人过的日子”。看到程子华等红二十五军老战士追忆在长征中牺牲的政委吴焕先时，提到“吴焕先十分关心伤员，在医药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与医务人员商量，用山涧水清洗伤口，再敷上南瓜瓤”，我们才知道父亲所讲的故事是真实的。但是，父亲从不向我们讲他的战斗经历和立过的战功。生活中，他是一位细心的父亲，记得在四川江津军分区时，为响应毛主席“到大江大河中去锻炼”的号召，他鼓励我们学习游泳，并亲自下河探测河水深浅。

　　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原红二十五军老战士刘华清说，“红二十五军组建于一九三一年十月，隶属红四方面军。一九三二年十月，七十四师编入方面军各师，七十三师随方面军主力战略转移，七十五师留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斗争。一九三四年，红二十五军主力转移后，留下一个团及地方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刘华清的回忆，厘清了一个史实，当年，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主力长征时，出于战略考虑，留下七十五师一部，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在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先后长征之后，坚持鄂豫皖边区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长期同党中央和友邻部队失去联系，孤军奋战在大别山区。苏区遭到国民党军多次清剿，物资匮乏，兵源稀缺，伤病员医治困难，处境异常艰难。毛泽东曾以“很不容易，很有成绩，很了不起！”三个“很”字，对红二十八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作用和不朽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父亲经历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三、四次反“围剿”作战，和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

　　“红二十八军手枪团，人虽然不多，但都是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每人配备长、短枪。手枪团机动、灵活、精干、顽强，经常入虎穴、闯龙潭，当先锋，任后卫，探敌情，打掩护，穿插敌后，来往自如。”这段军史研究者有关红二十八军手枪团的考证，给我们对父亲的了解提供了一些真实的印象。红二十八军手枪团被人称为红军的特种部队，曾任红二十八军特务营指导员，后任广州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的姚天成，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手枪团的战斗经历。 “红二十八军老战士，个个都无愧于战斗英雄这个称号。但在那个年代，没有人给他们记功，也没有谁去抢这个功，因为他们当时都默认着一个准则：只有那些牺牲了的同志，才有资格叫英雄”。姚天成说，当年红二十八军幸存的战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指挥能力比较强，战功比较大；二是作战很勇敢，不怕死，甚至最希望自己能死在战场上；三是重新起用后都很小心谨慎，比较老实。这种残酷的战斗经历，形成了红二十八军特有的精神，也就是党史、军史研究者所总结的大别山精神：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二、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三、独立坚持，百折不挠的意志；四、依靠群众，善于斗争的精神。

父亲的记忆里，对这段经历刻骨铭心，“在红军主力远去，苏区被敌人占领，频繁遭到围剿，给养缺乏，环境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我坚信主力一定会打回来，革命事业一定会成功。我和同志们不怕挨饿受冻，风餐露宿，常常以野菜野果充饥，积年累月战斗在大别山区”，父亲所在的部队以长途奔袭，化装袭扰，便衣潜击等方式打击敌人，与国民党桂系、黔系、川军以及东北军的“剿共”部队周旋，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兵力。这些遥远的回忆和简略的文字，已经很难为我们再现当年的艰难困苦。在那样的艰苦环境里，有人绝望，有人变节，有人逃跑，而父亲则是留下来的，坚信红军主力一定会打回来的红军战士之一。

　　一九三九年九月，父亲由指导员调任连长，这是他由军队政治工作者转为军事指挥员的开始。当时，二师主要活动在皖东和江苏一带的淮南解放区。敌伪平均每月都有一次“扫荡”或“清乡”，国民党顽军也不断向我军发起进攻，战斗十分频繁，残酷。父亲的记忆中“一次，参加在安徽定远县徐小集围歼顽军战斗，我率领部队，一打就是十天十夜。”也正是在这些频繁的战斗中，父亲不断学习和总结，提高了自己的指挥能力，他所指挥的部队在抗战中歼灭了大量敌伪有生力量。在新四军二师七团的作战记录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战斗中，就有父亲冲锋在前的身影。

“一九四二年八月，我在新四军二师四旅十团一营当营长。我营接受了攻打国民党顽军占领的安徽省定远县谢家围子的任务，经过认真观察地形，分析敌情，我们制定了严密的作战方案。由于战前组织严谨，战斗中指挥果断，我营以极少的伤亡，一举全歼顽军，并活捉顽军头子“谢黑头”。战后，受到旅首长在全旅军人大会上的表彰和物质奖励。”这是父亲回忆他在军事指挥员成长过程中指挥的一次战斗。

　　"一九四四年三月九日，十团一营侦察到一个重要情况，由日本人装备起来的汪精卫伪警卫二师的一个排共 四十二人，从全椒县城出发，沿公路向周家岗前进。营长姜仕安和教导员石世国当即决定：一营快速插到石沛桥，在西北段的丘陵地带伏击歼敌。全营迅速行动，在预设战场为敌人埋下伏击圈。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向敌人发起了攻击。敌军不知所措，顿时乱作一团，企图从原路逃回，此时施夫俊的冲锋号从敌人的背后突然响起，将士们发起冲锋， 拼死杀敌，迅速将该敌全歼。”这段文字出自后任解放军二十一军副军长，兰州军区炮兵司令员的施夫俊生平简介里。记述了父亲一九四四年任新四军二师四旅十团一营营长时指挥的一场伏击战。（原新四军四支队七团在“皖南事变”后改称二师四旅十团（一零四团），父亲曾任该团连长、一营营长。）

一九四四年底，父亲被提升为新四军二师十一团参谋长。“一次，我军以三个旅的兵力在安徽省肥东县黄童庙与敌一个师展开战斗，我带领全团参加了这次战斗。尽管敌人数量比我们多，武器装备比我们好，但我军在战斗指挥中掌握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战略战术，狠狠地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取得了歼敌一个整团的胜利。”这次战斗，说明父亲已经注意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指挥能力大大提高。对该战斗因为没能达到最大程度的消灭敌人，父亲也作了战后反思，认识到以前在游击战中经常采取的那种猛打猛冲，孤军突进的作战方式，已经不适合大部队协同作战。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新四军二师四旅十一团改编为津浦路前线野战军第二纵队四旅十一团（该团前身是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和鄂东北独立团；一九三七年九月改称鄂豫皖特务营和鄂东北独立团；一九三八年春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同年九月撤销番号，十二月恢复第九团建制；一九四一年二月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十一团；一九四三年九月改称第二师四旅兼淮南军区津浦路东军分区第十一团；一九四四年六月仍称新四军第二师四旅十一团；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随所在师编入津浦路前线野战军为第二纵队第四旅十一团；一九四六年一月改称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四旅十一团；一九四七年二月改称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四师十一团；一九四九年二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军六十一师一八二团。）该团作风顽强，有较强的攻击力，是军，师主力团。父亲任该团副团长，一九四六年升任团长。

　　“一九四五年十月，我部奉命北上，到达山东南部峄县地区，被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四旅（师）。 韩庄镇位于峄县古运河北岸，镇的西北角有一座伪军据点。据点修有坚固的围墙，围墙四角都构筑了碉堡，中间是高大的炮楼，围墙外还有约两米深的水壕，可谓是固若金汤。伪军及一个还乡团驻扎在内，拒不向我军缴械投降。除此之外，在该镇东北方向的津浦铁路韩庄火车站，还驻有一连日军。日军以其未接到上级命令为由，也拒绝向我军缴械投降。如此情形下，我四旅奉命接受拔除伪军据点及迫使日军投降的任务。 
在做好攻坚准备后，这天拂晓，我旅十一团以一个营的兵力，再加上炮兵连，向伪军据点发起攻击。伪军凭借坚固设防，垂死挣扎，负隅顽抗。我军反复冲杀，已有较大伤亡，一时受挫。突击部队徒涉水壕，加之天下大雨，战士們个个弄得泥泞满身。时已入冬，天气寒冷，但指战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这是在日本鬼子投降后的第一次战斗，人人争立战功。在指挥所的姜仕安团长亲临前沿，一面命令炮连集中迫击炮轰击大炮楼，炮火打得飞沙走石，硝烟弥漫，一面调整轻、重机枪火力，封锁敌据点的四角火力点，掩护爆破组炸掉两个暗堡，同时另一爆破组把东南角敌堡炸开一个大豁口，突击部队勇猛冲进围寨，首先歼灭了碉堡里的敌人，接着炸开面向街道的南门，二梯队喊杀声震天地冲入据点，与敌人拼刺刀、肉搏，迅猛向纵深发展。大炮楼里的残敌企图负隅抵抗，但大势已去，火力大大减弱。我团预备队上去，使用炸药包，炸塌大炮楼。下午二时许，最后解决战斗。共杀一百二十余名，伤敌一百伍十余名，俘获三百余名，缴获机，步长短枪五百余枝及大批粮食等物资。” 这是原新四军老战士，时任十一团政治部主任的徐其昌《抗战记事》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详细讲述了父亲指挥的一次攻坚战。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团在江苏省宿迁县参加了围歼国民党军薛岳部的宿北战役。薛岳是我军的老对手，一九三五年，在云南围堵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就有薛岳的部队。宿北战役歼敌二万多人，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将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撤销，薛岳调任，此役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士气。

　　一九四七年，是十一团担负战斗任务最多的一年，一月至二月中旬，父亲率部参加苏北连云港白塔埠围歼郝鹏举叛军的战役，“在战斗中，我团担任主攻，在友邻部队配合下，全歼郝鹏举部，生擒郝逆。”二月十九日，十一团紧接着参加了著名的山东莱芜战役。此次战斗从开始到结束，仅用了三天时间，打得非常漂亮。战斗中，父亲率领一个突击营，很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主攻任务，为全歼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做出了贡献。五月，华东国民党军企图用“东压北挤”的战术，迫使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南决战。他们以重兵先占莱芜，继而进犯沂水、莒县等地。为粉碎敌人进攻，我军向敌主力七十四师张灵甫部发起反击，迫其退入孟良崮山中，被我军全歼。在此次战役中，父亲率全团在嵩山担负阻击任务，与友邻部队共同击溃了敌五个整编师的增援，有力地支援了我军在孟良崮全歼敌七十四师的战斗。

"在四师十一团正面，整编第二十五师的敌军成散兵队形向阵地扑来。十一团奋起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敌指挥官黄伯韬下令让一四八旅上，十一团的阵地再一次遭到猛烈的炮火覆盖。一发炮弹呼啸着飞来，落在离团部不远的一棵大树前，轰隆一声巨响，合抱粗的大松树被炸成两截！接着，数不清的炮弹从空中纷纷砸下来，在阵地上刮起一阵摇天撼地的飓风……

战斗开始了。双方子弹似刮风一般扫来扫去，四处横飞。浓密的硝烟吞没了阵地，松林在燃烧，山峦在震荡……

战斗更为激烈，敌人踏着死尸，一批接一批向上冲来。倒在团机枪连的马克沁重机枪前面的敌人就有几十个……

敌人蜂涌似地冲上山来，阵地上到处是弥漫的硝烟、炮火。碎石、木屑夹杂着子弹和炮弹片，吱吱乱飞……

打到七月三十日上午，由于天晴，国民党军的飞机一群群飞来，轰隆隆的炸弹呼啸而至。在空中掩护下，十一团阵地多次被国民党军突破。危急时刻，四师师长朱绍清已经出动了第四师所有预备队。鏖战到下午两点多，国民党军后撤休整，华野总算守住了嵩山阵地。”这是一九四七年，孟良崮战役嵩山阻击战中关于华野二纵四师十一团战斗经历的记述。据原新四军老战士徐其昌回忆，当年参加过孟良崮战役的红二十五军老战士已经仅剩二十五人，父亲是其中之一。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一团参加了南麻（沂源）战役。

“守在八八零高地西面的十一团三连一百五十多人打得只剩下三十多个战士，第三连连长裴进牺牲前还向全连剩下的三十余人进行鼓动；三连连续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后，只剩下了十一人。他们在子弹耗尽的情况下，用石头打退了敌人，守住了阵地。

十一团经过连续恶战，减员很大，不得不两次缩编。团长姜仕安、政委裴先白、参谋长李少亭、政治处主任黄堃都和普通战士一样，拿起枪战斗在阵地最前沿。”这段文字是《华野沂源三岔口阻击战》一文中对沂源（南麻）战役中十一团作战实况的描述。这场战斗，异常惨烈，父亲所在的十一团因战斗减员，曾两次缩编，即由团缩编为营，由营缩编为连。如果按记述中所说，第三连仅剩十一人计（当时部队编制为三三制），十一团战后幸存不足五十人，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伤亡了。

撤出南麻战役后，十一团参加了围歼李弥整编第八师的临朐战役。此役由华野二纵四师担负阻击任务。阻击战斗非常成功，参战部队利用有利的山地地形层层阻击，完成了上级要求的阻击天数，为华野撤出战斗争取了时间。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团参加胶河战役。“十月六日，我二纵四师和五师十四团由纵队参谋长詹化雨统一指挥，正面抗击国民党军整编四十五师二一一旅。下午敌已进至距我二纵饮马指挥所一公里处的王家庄、常家屯、孟家庄一线，当即遭我十一团阻击。当晚，十一团攻占西金台、顾仙庄，继而又攻占山阳庄北侧制高点青龙山；十四团进至青龙山东北与十一团会合；十团攻占吴钩村，敌被歼一部后向山阳庄收缩，我军七日拂晓将敌包围于山阳庄。七日晨，敌从西、南两个方向多次向青龙山反扑，十一团击退敌轮番进攻，十四团主动由青龙山东侧出击。九时敌退回兴会庄、山阳庄，继续与我军对峙。……八日拂晓前，我军完成对山阳庄的包围。五时我军发起攻击，……九时，敌不支，分别向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突围。向西北突围之敌，在吕山被我十一、十八团围歼；向西南突围之敌，被十七团截击，在十六、十一、十和十四团的追击下，被切成数段，大部被歼于山阳庄以南地区。……至十时，二一一旅被全歼，生俘少将旅长张忠中，此役共歼敌五千余人。山阳庄一仗让华东野战兵团打出了威风（主要是二纵，尚有九纵八十团配合），是胶东保卫战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以上文字为华东野战军作战记录“山阳庄歼灭战”中有关十一团作战经历的描述。

　　一九四七年冬，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和解放区土改，以及整党运动的发展，我军利用战争间隙，先后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十一团也根据上级安排，认真开展了学习党的各项政策，“诉苦三查”教育，以及群众性练兵运动。经过休整，十一团随部从山东转入苏北战场。 一九四八年三月，父亲率团参加益林战役。十一团担任打江苏阜宁县西南之益林镇的攻坚任务。此次战役，全歼了国民党军第一一三旅，歼敌四千多人。在父亲的记忆里，十一团在一系列战斗中，都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父亲也实事求是地反思了自己在一些战斗（如苏北涟水保卫战的吴陈庄战斗）中，在战略战术上未能审时度势，因轻敌而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一九四八年九月，党中央为提高红军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上级安排父亲到华中党校学习了五个月。通过学习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等文件。以及自我鉴定，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使父亲找到了加强学习的门路。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央军委决定，原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原山东兵团改称三野第七兵团，原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改称二十一军，下辖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三个师。

渡江战役时，父亲在三野政治部待命，并随三野政治部渡过长江。渡江以后，于五月上旬调任六十二师参谋长，参加解放杭州的战斗。六月，调任六十一师副师长，参加解放奉化溪口的战斗。七月，参加宁（海）象（山）战役，此役，六十一师歼敌一个团，解放了宁海及石浦港。八月，准备歼灭舟山残敌，以及渡海作战。九月，在六十一师强占六横岛后，父亲任第一梯队指挥，率部攻占桃花岛，全歼守敌一千三百人，受到七兵团通电嘉奖。称此次战斗为“抓住战机，大胆突击，猛插敌后，全歼敌人的典范”。桃花岛战斗结束后，因长期的艰苦生活和频繁战斗，父亲感染肺结核，由组织安排到浙江军区后勤部卫生一院住院治疗。年底出院后，仍回原任。

一九五零年七月，朝鲜战争爆发，上级拟调父亲任二十一军副参谋长，后因浙江省军区组建，需要大批干部，故未履职。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父亲任浙江省绍兴军分区（第十军分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一年三月，任绍兴军分区（第十军分区）司令员。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部队从大兵团作战，转为肃清潜、散匪特的斗争。然而，剿匪肃特的艰难性不亚于大兵团作战。父亲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的正确方针，指挥部队运用精干的便衣武装活动，秘密侦查，外线逮捕，就地驻剿等多种形式，很快就肃清了绍兴地区的潜、散匪特。一九五二年六月，绍兴军分区撤销。

　　一九五二年七月，为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搞好社会治安，受时任浙江军区司令员张爱萍之托，父亲在杭州组建浙江省公安总队，纳入华东公安军建制，并担任总队长。这支新生的公安部队为巩固杭州的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证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九五四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杭州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起草宪法，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常深入工厂、农村调研，公安总队负责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在此期间，父亲亲自指挥和参与公安总队的行动，每天检查重要哨位，和同志们一道认真值勤，胜利完成了警卫任务。

一九五四年十月，父亲调任温州军分区司令员。温州地处海防前线，地形复杂，残余匪特时有活动。父亲在自传里回忆，“记得有一次，发现有敌特的活动，我指挥部队投入战斗，连续几天几夜没有合眼，最终将其歼灭。”

一九五五年九月，在温州军分区司令员任上，父亲被中央军委授予大校军衔。当看到一些比自己资历浅，参加革命晚的同事被授予更高级别军衔时，父亲没有任何情绪和意见。经历多次生死考验，看到无数战友流血牺牲，他已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他认为在无数先烈面前，自己没有向党要名誉、地位的资格。一个在敌人炮火下不顾生死的人，还有什么不能放下？

一九五五年，为准备抗美援朝后备兵源，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后备役部队，父亲负责组建并担任步兵预备役第一师师长，赓即入川，驻防四川省夹江县，待命赴朝参战。预备第一师为加强师，下辖六个步兵团，配备汽车营和炮兵营，装备齐全。一九五八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预备一师解散。时任农垦部长的王震，拟调父亲到农垦部工作，并带领预备一师转业人员到北大荒佳木斯安家落户。后因父亲不愿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和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的执意挽留，在妥善安顿转业人员后，父亲调任乐山军分区司令员。一九六零年调任江津军分区司令员。在这个位置上整整十年。在军分区司令员的岗位上，父亲认真贯彻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断加强部队和民兵建设。尊重地方党委的领导，积极支持和配合地方党委的工作。经常深入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尽最大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主动要求降薪，以分担国家的困难。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十年动乱”期间，父亲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受到冲击。一九六九年被强迫搬出江津军分区，一家人住在成都市三洞桥军区第二招待所狭小的房间里。父亲时年五十多岁，正是精力充沛，可以为党，为军队建设工作的年龄，却成了一个“闲人”。四川省军区成立时，成都军区党委准备让父亲进入领导班子，“但被林彪反党集团在四川的骨干拒绝了，并暗地里办理了我的离休手续”，父亲晚年提到这件事，仍然愤愤不平。

一九七一年，父亲被迫离休，全家搬到乐山军分区干休所，过起了挖地种菜，养花钓鱼的赋闲生活。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成都军区准备重新安排父亲的工作，但不久又遭到“四人帮”的破坏而未能实现。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父亲非常高兴，坚决拥护这一果断决定。

一九七八年，成都军区党委为父亲平反，并安排他担任四川省军区顾问。在这段时间的学习和工作中，他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信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一九八一年，中央军委成立了红二十八军军史编辑委员会，成都地区由红二十八军老战士，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同志和父亲负责。“接受任务后，我从乐山赶到成都，住在望江宾馆，每天开座谈会，写回忆，工作了一个多月。不久，我患了肺癌，这是不治之症，我心里很明白。但是疾病吓不倒我，我仍然忘不了军史编写工作，忘不了军队建设，忘不了党的工作，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还要继续工作，尽自己最后的力量，为军队，为祖国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父亲生前最后一次给四川省军区党委的思想汇报，这是一位经历了生死考验的红军战士，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说的心里话。

　　对于每一次工作调动，和职务变更，父亲都服从党和组织的安排，四海为家，落地生根。他和母亲为我们取名，已经不是按照家族的排辈，而是与新中国建设时期各阶段相关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名字。由此可见，他所为之奋斗的不是一姓一族的兴旺，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父亲是人民军队成长的亲历者，他忠于党，热爱军队工作，一生没有脱下那身经过硝烟熏染的军装。他将我们七姊妹陆续送入人民军队这个革命熔炉，经历磨练，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这是一位父亲对子女的真正爱护和关怀。

父亲从一个大别山麓姜家畈的穷孩子，投身革命，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身经百战，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挥员，他和千千万万为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一样，是我们的骄傲和榜样。父亲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当十六岁的他举起攥紧拳头的右臂，面向党旗宣誓的时候，他就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父亲恪守入党誓言，不论是在大别山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期间，还是在“肃反”扩大化中蒙冤。不论是在残酷的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十年动乱”的蹉跎岁月，他始终坚信党的领导，相信革命事业必定成功。多少次流血冲锋，多少次拼死战斗，以及负伤的经历和立下的战功，父亲从不向人谈起。我们从他那些在残酷战争中幸存的老战友的回忆录中，以及军史资料中看到有关他战斗经历的片段，才真正了解我们的父亲。那些老战友的回忆，是他们内心最难忘的往事，不可能杜撰和编排。读过这些回忆录，我们眼前时常浮现父亲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身影。也许是见多了战友在自己面前倒下，见多了生离死别，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喊杀声远去，父亲的心仍留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他的眼前时常仍是子弹横飞，白刃相见。我们理解他的沉默寡言，和过分的严肃，因为，他是一名随时准备出征的战士，一名身先士卒的指挥员，一个残酷战争的幸存者，一个对党无限忠诚的共产党员。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父亲因肺癌病逝于成都军区总医院。遗体火化后，从骨灰中拣出了弹片，只知道父亲有伤残证明，我们却从没有见他拿出来向组织要过待遇。父亲生活简朴，一件军用衬衣，衣领袖口满是补丁，一床军用被褥盖了多年，仍在使用。父亲基本没有便装，着军装是他的偏好，军装上的风纪扣总是扣着，腰板挺直，一个标准的职业军人。父亲闲暇时也饮酒，平时佐酒的菜，只是一碟油炸花生米。他公私分明，从不利用职权和关系为子女亲属谋利益。父亲“不媚上，不欺下，不争功，不向组织伸手”，据说，这是红二十八军老战士的共同特征。

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不是房屋，不是银行存款，而是他所荣获的一枚三级八一勋章，一枚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枚二级解放勋章，以及对党无限忠诚的信念和千秋不朽的红军精神。

（三级八一勋章：授予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一九三六年九月三十日前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一九三五年九月三十日前参加陕北红军和红军第二十五军，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前坚持各地游击战争和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连级以下人员。）

　　（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当时的旅级、团级及其相当级别的干部。）

　　（二级解放勋章：授予当时的师级及其相当级别的干部。）

　　周恩来总理接见成都军区第二届党代会代表。父亲坐在前排左七。

　　我们珍藏着父亲授衔时身着大校服的照片，照片里的父亲英姿飒爽，令人敬畏。而要撑起那身服装，需要何等刚直的脊梁，和凛然的正气。今天，我们可以告慰父亲：无数先烈的鲜血没有白流，新中国正在崛起。我们的党牢记初心，刮骨疗伤，清除腐败。人民军队听党指挥，不忘使命。全国人民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今生，我们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倍感自豪和骄傲！同时，我们也知道自己遗传的是红色基因，这个基因决定我们必须将人民奉为自己的上帝，必须忠诚于中国共产党。这个基因让我们时刻牢记新中国是我们的父辈和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为此，决不能让人民共和国改变颜色。

大悟，是我们的大悟，是我们的祖籍，是革命老区，无数大悟儿女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的父亲姜仕安，是大别山的儿子，是大悟走出去的红军战士，他对党的忠诚，以大悟的花岗岩作证。大别山经霜的乌桕树叶何以鲜红似血？因为，它们是由无数先烈的鲜血染成。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向为了新中国的建立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们致敬，并纪念大悟人民的儿子——我们敬爱的父亲姜仕安。

姜仕安子女敬上

二零一九年六月于成都

　　父母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父母和我们六姊妹（老二在部队）。

　　父亲和老三老四老五。

　　母亲和老三老四老五。

　　父亲和他最疼爱的二个小女儿。

　　父母和子孙们在一起的合影（老二在部队）。

　　父母和老三，光建的合影

　　父母和老四，小平的合影。

　　父亲逝世后全家最整齐的合影。

　　母亲和她的七个女儿。

　　女儿们为母亲贺七十寿辰。

　　母亲和她的子孙。

　　姐妹情深。

　　母亲和老三家合影。

　　母亲和老五家合影。

　　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合影。

　　老大老二在巴中将帅碑林祭奠父亲。

　　孙辈为姥爷守灵。

　　附二篇老六情真意切怀念父亲的文章。



　　附家族群对巜忠魂》一文的讨论。

怀念老首长:姜仕安司令员

一九六五年底，六六年初，我受组织安排，为姜仕安司令员首长的贴身警卫员参加了江津地区第二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地点在原嬖山县耒凤公社。具体蹬点在耒凤公社新八大队。回忆与首长相处的那段日日夜夜，使我感动，使我受益不浅。作为三一年的老红军，不言而谕，与反动势力抗争，反击日本侵略者，为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每位革命前辈身负伤残，可说九死一生。但我们的司令员老首长，身先士卒，同贫下中农生活，劳动在一起，了解民情，按党中央政策处理事务。在生活上不搞特殊，按工作团要求:同吃，同住，同劳动。首长身体不好，身体多处伤病。我的职责:一是负责首长安全，二是负责首长生活，保证首长身体健康。但我絰常被首长批评:"我给你说了多次，不要搞特殊！"，在工作团璧山县委时，我在照顾首长时，他总是说:"去！看看梁政委(54军135师)，江書记(壁山县委书记)他们搞好没有！"言下之意先去照顾他们。在工作之余，首长经常教育我我:"你文化基础好，要多学毛主席著作，我的一般文件，参考消息可阅读，了解我们的工作任务，国家大事。"首长的身教言傳，至今五十三年了，我仍记忆尤新，我十分怀念他.尊重他，他代表了我们老一辈革命先軀者的伟大。我们今天祖国的繁荣强大，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人前赴后断，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建国，强国，立足於地球东方。我们强大了，决不能忘记革命的开 拓者。

警卫员:田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