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殇(作者:刘雅廷)

狐？妖？

有位上了点年岁的文化人问我，过去的县文化馆去哪了，他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读点书。我告诉他，你找对人了，我是那里的常客。旧文化馆变成文体中心的一部分，图书馆阅览室已不是原来那个狭窄简陋的小黑厢坊，鸟枪换炮啦。

要说安静，那阅览室可是再安静不过了。翌日，文体中心阅览室的读书人多了一位新成员。每逢周日下午，我一定去那儿读书看报。

阅览室的设计非常人性化，它在一楼的东南角，60平米的房间摆放了八行书桌，每桌可以宽宽绰绰的对坐四人。米黄色桌面的暖色调和柔软弹性的布沙发、伫立一隅的中央空调、装有净水器的饮水机、盆花杜鹍红的似火、君子兰碧绿欲滴、墙壁上悬挂着明哲先贤关于读书的格言金句，就是这等恬静优雅舒适宜人的好地方，本该是一座难求的。然而出乎想象，这个设施齐全功能齐备的文化场所，却被精神空虚、学风败坏、人心不古的大环境亵渎得冷清沉寂，书香被浊气吞噬了，被雾霾卷走了。

能像模像样沉下心来坚持读点书的就我们六七个老头子。刚加盟的这位60多岁的老弟算是少壮派。一副老花镜，一顶老帽子，一身老服装，黑乎乎古冢似的。哥儿几个勾勾划划读读记记，使人想到夕阳下时不我待地啃食着草地的老马。偶尔书管理员递水时的一声“大伯”、还有那回应的一个点头或者浅浅一笑算是给安静的空间增添了一起天籁般的“噪音”，再就是嗡声老气的几声咳嗽和蚕食桑叶似的沙沙地掀动纸张的声音。

年轻人是不来读书的。在文体中心拍戏的、练舞的、说评书的，劳累了有时也推门进来，坐都不坐的看几眼躲避瘟疫似的走了。肯于坐下来的偶尔也有，他们是勾肩搭背的情侣或恶劣天气躲避风雨的行人。他们对满屋子的报刊视若无睹，而是痴迷于手机，看视频，打游戏，玩拼多多。

有一天，一个顶子上扎着小辫辮的小伙子玩着玩着竟然旁若无人地尖叫起来，喊着“嬴啦赢啦!”，是斗地主赢了还是浇果树得奖了，或是为某场世界杯胜者叫好，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是把我们几个老头吓了一跳。正想训斥几句，书管员宋时雨不紧不慢地走过来，小兄弟，请你出去!轻声细语，不怒而威，面带微笑，目光犀利，小伙子夺门而逃。

时雨扭转身来，犯错的孩子似的望着我们几个老头，对不起大伯，打扰了。平时梨花般白皙滋润的双颊飘出红晕，像两只羞涩的蝴蝶。该说对不起的逃之夭夭了，不该说的却代人受过。人与人的差别究竟有多大?谁能说的清呢?能够说的清的是时雨是个好孩子(其实她是个有了孩子的少妇)。她博学、仁爱、敬业、勤勉。毕业于省重点大学图书管理专业，名副其实的科班出身，又在书山学海中摸爬滚打不少年，学问比我们这几个老头深得多。我们读书看报的时候，她像个懂事的孩子静静地坐在一角，也读书，也看报。

她组建了名为“枫林晚香”的微信群，除了阅览室几个常客，县城里有点儿名气喜欢读书的会玩微信的老人都是她的座上宾，他们需要什么书籍报刊，发个语音小宋就天使般飘然而至。我们有个头疼脑热没有及时到位，她一定问候一下嘱咐一下。风天雨天，从来都是不由分说地逐个把我们送回家。她打理的阅览室和图书馆就像她的长相一样眉是眉眼是眼，干净利落招人喜爱。她天天素颜简装，却给人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感。

推开阅览室的隔扇，就是图书馆。馆内宽大的电子屏滚动着分门别类的存书目录。坐在供人休憩的藤椅上稍作浏览，便晓得想借阅书目的存放位置。室内装饰古朴雅致。材质不同、色彩各异、造型新颖、摆放错落有致的书架、书橱、书柜非常前卫，但那些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科普的书兄书弟们却高兴不起来。它们像被退潮后的大海母亲残忍地搁浅在沙滩上的横七竖八的蛰皮恐惧着生命的毁灭、乞求上苍的照顾。

我翻阅2017年的借书登记，不禁惊出一身冷汗。有规模有品味有服务有50多万人口的县级图书馆一年的借阅量还不到400册，平均每天借出一本儿书。啥事儿啊?有两个数字是非常讽刺的，中国GDP排在世界第二。作为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文化范畴的图书借阅量却排在倒数十几位，悲哀呀。

宋时雨嗫曘道，这微不足道的借阅者多是中老年人。偶尔有年轻人光临，也多是单位里刀笔小吏写公文新闻急着查阅资料。查到了用手机拍下来高高兴兴走人，查不到抱怨存书太少而牢骚满腹。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拜金主义充斥的今天，信仰迷失，精神滑坡，道德沦丧，谁还顾及四书五经，谁还痛惜白玉金马，谁还念想曹刘煮酒，谁还颂扬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忠贞爱情?谁还把爱的目光投向《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谁还信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至理名言。

当西方国家的潘多拉魔盒在华夏大地释放出的魑魅魍魉封杀了国人的灵魂和初心，宝贵的精神食粮遭遇滑铁卢。社会整体阅读生态恶化了，精神家园迷茫了，大好文化资源荒废了。沉痛中浮现出遥远一幕--1966年，饥荒和书荒并存的年代。我们高中生除了课本，再没有其他的教辅材料。每到星期日，县图书馆就被挤得密密麻麻沙丁鱼似的。为了争借当时走红的长篇小说“三红。”(《红日》、《红若》、《红旗谱》)，同学们和社会青年闹得不愉快时有发生。

忽的想起咱习主席在梁家河当知青时勤奋刻苦读书的故事。他曾步行30多里向另一个村的知青去借《浮世德》。他的读书用自己的话说叫“多线程操作”，白天干活儿，劳动休息看书，放羊时在黄土高坡上看书。晚上在煤油灯下苦读到深夜。还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读书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正是他爱读书善读书求知若渴的深厚积累造就了他日后基层为官直至成为国家元首之后无论与百姓促膝谈心还是在政界鴻篇演讲都胸藏万汇、引经据典、游刃有余的领袖风范。腹有诗书气自华。

记得世纪之交，在街上漫步，在候车室等车，随时都可以从附近的书报亭购得一份报纸和刊物。看看新闻读读政论，都是满满的精神享受。不知从什么时候記、那些飘着书香翰墨的绿色的小亭子像一个个字纸篓被一阵风刮得无影无踪了。从社会的骄子沦为时代的弃儿就是这么简单的不容分说。记忆中的那道绿色的风景不时敲开我凄凉的心扉，心都会被刀割似的血淋淋的痛。

除了文体中心，我隔三差五去的地方是本县最大最热闹的金辉广场。不是去看跳疯了的广场舞，也不是去看扭爆了的地秧歌，而是想念那位摆地摊卖书的耿姓老头儿和那一大堆旧书。我蹭书买书荐书，与耿头交流读书心得，畅谈世态炎凉。帮他装卸摆摊。

渐渐地我们成了志趣相投、相见恨晚的好朋友。他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他是城中村人，摆摊卖书已有20多年。开始几年是在唐山启新立交桥旧书市场，经营得挺火的，也赚了几个钱儿。但好景不长，生意日渐惨淡。苟延残喘的支撑几年，才退而求其次，在小县城摆个书雄。人到了这把年纪，钱挣多挣少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寄托。离开书的日子就像鱼儿离开了水。

他这番话说的我的眼睛湿漉漉的。我问是自己经营不善呢，还是其他原因?他把正在燃烧的香烟一摔，用脚碾了碾问我，假如人们都不吸烟，还有烟草市场吗?又指了指彩扇翩翩、花枝招展的秧歌场，热闹不?热闹。好玩吗?好玩。这就对了，当下铺天盖地的手机就是这干姿百态的秧歌舞。点开音频视频微信群，有江山有美人，有花有草，有蜂飞蝶舞，有吃喝拉撒玩，手机就像玩情人，看破书就像看老婆。

老赵这套虽有点儿偏颇调侃戏虐之嫌，却并非没有一点儿道理。真是“近书者殊”呀。整日里满广场的人，把秧歌场围得密不透风，把大妈舞圈的水泄不通，甚至为耍猴儿的，为牵着骆驼相面的喝彩助威也很少有人为老赵捧捧场。赶上哪天走运。有年轻妈妈牵着幼儿买本连环画，中小学生买些教辅材料，再就是养生保健的，生活百科的，花鸟虫鱼养殖(植)的，职场秘笈的也能卖出一些版本。每逢这样的日子，我俩都很高兴。他高兴不仅是因为赚了几个钱儿，而是因为看到了小书摊的存在价值。我高兴是因为看到一线希望，一线黎明前的曙光。

趁他高兴，我建议这个很倔强的老头反思一下，除了社会原因，销路不畅是否与所售书籍的档次品相有关。因为他的货源基本就两个渠道，一是从收破烂的那里以略高于废纸的价格论斤两收购的，二是学校机关单位图书室的清仓货，盖有单位图书专用章。“出身低贱，购者概寡”，也就不足为奇。我告诉他线上线下双向淘书，孔网是全国最大也是最爆棚的古旧书交易平台，从那里进些品相较好的古籍善本或许能重振声威，激活销路。

赵老头讪讪一笑，有品位的善本是留给有品位的高人的。太古远的不说，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外名品我是有些的，比如民初的《清史要揽》，《芥子园书籍大全》和日本昭和十七年原版《濠洲印象记》。找不到“好人家”，宁可待字闺中。

新华书店姓公，改制之前一家独大，那时，不管卖书的铁饭碗们的脸色如何，众书生照样趋之若鹜。随着财政全额拔款变成半额拨款进而自收自支，在铁饭碗的“泥化”中，经过痛苦的嬗变，那些冰冷冷的面孔浮泛起一缕缕春风。体制机制的改革，装饰设施的更新，书籍版次的超前，服务质量的提高，促销活动的活跃(作家签售活动，读书沙龙活动，新书导读活动，各类赠售活动.)。可怜无补费精神。这些活动，尽管现场卖出几本书，核算活动成本，往往得不偿失。活动时红旗招展锣鼓暄天，活动后偃旗息鼓死水一潭。县城的孩子们有段顺口溜:“买书不去新华，那里有群傻瓜。别处八折成交，他们分文不差”。不是他们傻，而是说不了算。

新华书店是条条管辖。省市书店一槌定音，基层店很是无奈。这样不死不活的还能支撑多久呢?北大校门口儿名声远扬的“风人松”书店一夜就关张啦。县委宣传部组织的读书会上，一位长相一般般，穿着一般般，见识却很不一般的中年女性的一席话好动人呀…坚持读书，能够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坚持读书，你会感到，生活每天都是诗词，都是华章。

读一本好书，就是为自己的多彩人生加一个砝码。读书无用可以休矣。娱乐至死可以休矣。“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谁说的?习近平主席引用的西汉刘向的名言。冰封的图书熬过严冬，和煦的春风前来解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