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巅才子徐文长

恒山

中国历史上以才高八斗的文人可以列出很长一串名单，但冠以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头衔的，恐怕只有徐渭徐文长一人。

中国古代佯狂的艺术家不少，可真正如荷兰的梵高那样发疯，生时寂寞，死后并为后人顶礼膜拜的大家实在不多，徐渭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人物。

读徐渭史传，内心颇为沉重。这么一个天赋、才分极高的人，时运不济，命运多舛，“一生坎坷，二兄早亡，三次结婚，四处帮闲，五车学富，六亲皆散，七年冤狱，八试不售，九番自杀，实堪嗟叹！”

这是王长安先生概括徐渭的人生经历时所作的一首十字歌。他自己写诗说：天下事苦无尽头，到苦处休言苦极。他被称为“中国式梵高”。

历史上的天才都是一样的，徐渭“少年时天才超逸，入徐氏私塾读书，“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十岁仿扬雄《解嘲》作了一篇《释毁》，性格豪放，“指掌之间，万言可就。”徐渭生性极为聪慧。

他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轰动了全城。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比之为刘晏、杨修。

二十多岁时，徐渭与越中名士陈海樵、沈炼等人相交往，为“越中十子”之一。沈炼曾夸奖他说：“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

据说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为难徐渭，指着席上一件小东西请他作赋，暗中却命童仆捧上丈余长的纸卷。徐渭立身把笔，一气写尽，惊倒了满座的人。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帝）在位45年，是明朝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嘉靖帝统治前期，在他执政的前二十年中颇有作为， “兴土木，修殿堂；兴文化，建学堂”，在全国各地兴建书院。

嘉靖帝重视文学艺术，谕示勘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是《金瓶梅》和《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等小说戏曲杰作写作的时代，明代中晚期思想文化的繁兴，是从嘉靖时开始的。

此外，嘉靖皇帝的文学素养较高，他的诗词写得较好，是历代帝王少见的。嘉靖间出现了一批思想家和哲学家，出现了许多优秀文人、学者和文学流派，出现了不少胸怀理想信念、不惜以死相谏的诤臣，都与嘉靖皇帝的涵养人才相关，与其所实施的政治宽松相关。

这期间，“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文化和科技空前繁荣，“天下翕然称治”，明中期嘉靖帝以前中期不因循守旧的革新精神出现“嘉靖中兴”的历史局面。

明代恢复唐、宋科举制度后，逐渐形成比较严格固定的八股文格律格式，还规定考中秀才即可免交赋税、免服徭役、不受体罚，这对读书人应该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

徐渭这位自幼以才名著称乡里坊间的神童生逢这样的时代，自然对功名事业充满了向往，然而命运之神却捉弄他，使他在科举道路上屡遭挫折。

二十岁那年，他结结巴巴地考中了个秀才，此后一次又一次参加乡试，直到四十一岁，考了八次，始终也未能中举。

连应八次乡试都名落孙山，终身不得志于功名，“不得志与有司”，并不是偶然的。徐渭少年时便喜欢博览群书，讨厌八股文字，加之个性显露，情感张扬，恐怕确实写不出合格的、规行矩步而阴沉死板的八股文来。

徐渭虽然明知八股文毫无用处，对一些从科举出身而绝无才学的官僚一向嗤之以鼻，但这毕竟是当时文人在政治上的唯一出路。

屡试不第，前途无望，对其是沉重的打击。他暮年作《自作畸谱》，还特地记下了六岁入学时所读的岑参《和贾舍人早朝》诗句：“鸡鸣紫陌曙光寒”，流露出无穷的人生感慨。

期间，二十六岁时丧妻，从入赘的潘家迁出，以教书糊口。看看他此前的命途多舛的经历，便令人唏嘘不已！

三个月大时父亲病故。

四岁时，二嫂杨氏去世，他能够像大人一样迎送吊丧宾客。

十岁时，家道中落，生母被遣散出门，仅仅十岁的他与逃跑的仆人对簿公堂。

十四岁，嫡母去世。

二十岁，入赘潘家。

二十一岁，二哥去世。

二十五岁，大哥徐淮去世，家产被无赖霸占。

二十六岁，妻子潘氏去世。

亲人接二连三去世，家境陷入困境，有才不逮，心情极端郁闷，估计这段经历使他的精神受到刺激，使得他性格逐渐放浪狂狷。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对徐渭来说，是一生中最幸运的短暂时光。在这之前，东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频繁侵扰，由于兵备松弛，官吏无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惨重损失。

徐渭一方面写诗歌对此进行尖锐的抨击，一方面满怀热忱地投入到抗倭战争中。他虽然身无一职，却几次换上短衣，冒险随军队来到前线，观察形势，然后记录下战事的经过，分析成败的原因，向有关官员提出破敌的方略。

这些文章大都写得比较切实，不同于一般的书生议论。当时总督东南军务的直浙总督胡宗宪读了这些文章，又听说徐渭的才名，便将徐渭招入其幕府掌文书。

布衣文士依傍军事大员谋取名利，是嘉靖以来的普遍社会风气。徐渭在穷困潦倒之时，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

入幕之初，凭自己素来对于抗倭战争的关注，亲临抗倭前线的实践，以好奇计喜谈兵的性格，为报胡知遇之恩，他向胡宗宪献计献策，运筹帷幄，屡出奇计大破倭寇倭奸，为胡宗宪赏识。

他也特别希望借助胡的力量，施展自己的才能抱负。

嘉靖三十六年（1557），胡宗宪后台严党赵文华死。胡宗宪是由严嵩义子赵文华的举荐而屡屡升迁的，在很多大臣的眼里，胡属于严党。赵文华已死，严嵩失宠，胡宗宪的处境也就岌岌可危。眼看胡宗宪的抗倭大计即将毁于一旦。

嘉靖三十七年（1558），就在胡宗宪绝望之际，舟山捕获白鹿，徐渭为胡宗宪代撰《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赐一品俸谢表》等并献于朝中，受到嘉靖帝的赏识，视为祥物，史载“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臣录为一册”，学士董汾等对徐渭文章大为赏识。

胡宗宪因此获得了嘉靖皇帝的支持，保住了地位，继续抗倭大业。自此，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对他放荡不羁的性格，也格外优容。

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说：徐渭常常与朋友在市井饮酒，总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开着大门等待。有人报告胡宗宪，说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声叫嚷，胡宗宪反而加以称赞。

当时胡宗宪权重威严，文武将吏参见时都不敢抬头，而徐渭戴着破旧的黑头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闯入门，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

这是徐渭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

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朝廷多年曾经炙手可热首辅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来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职处分），徐渭也就离开了总督府。

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几人受到牵连。

徐渭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株连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

徐渭自杀的场面，是极其惨烈的。据《明史·文苑传》记载，他曾九次自杀：一次先以利斧击自己头部，“血流被面，头骨皆折”，幸而不死；又一次似鬼神附体，他以三寸长的柱钉刺入左耳数寸，然后用头撞地，把铁钉撞入耳内，丝毫不觉得痛苦，又不死；后又用椎子击碎自己的肾囊，仍不死。

这些残酷、极端的自杀方式，远远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虽然屡次自杀未遂，但徐渭的“心疾”似乎并未缓解。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徐渭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她杀死，因此被关入监牢。

在牢狱的生活自然是痛苦的。徐渭身带枷锁，满身虮虱，冬天雪积床头，冷得发抖，连朋友送来的食物也被抢走。后来他的许多朋友为解救他而四处活动，才使待遇有所改善。

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他是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的曾祖父），他们都是徐渭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

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渭坐了七年牢，终于借万历皇帝即位大赦之机获释。这是1573年的事，徐渭已经五十三岁了。

经历了如此命途多舛、形影相吊，落魄狷狂，斑斑血泪，徐渭已不再有什么人生理想及政治上的雄心，这时他才真正抛开仕途，四处游历，开始著书立说，写诗作画。

本来出狱后，他还有两次机遇改善后半生，一次是万历四年（1576）夏，他应年轻时代的朋友，这时已经做到宣化巡抚、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之邀北上做幕府，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

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

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渭对此表示赞赏。他在吴兑那里受到敬重，无奈水土不服导致身体不好，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

六十岁时，徐文长应张元忭之招再去北京。张元忭几年前为营救他出狱不遗余力，在他落魄时又及时帮助他，按常理他应感激不尽，但他由于性情原因，时间不长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

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常常以礼教约劝说制约徐渭，而徐渭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这使他大为恼火。

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

如此恶语反问对自己有恩的老友，动机确实令人费解，俩人感情冷漠是必然的。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使徐文长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

此后，他就再没有离开过家乡。

徐渭先在江浙一带游历，登山临水，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命运的困蹇更激发了他的抑郁之气，加上天生不羁的艺术秉性，“放浪曲蘖，恣情山水”，一泄自己内心的情感，悲剧的一生造就了艺术的奇人。

他的苦难与狂狷转化成了巨大艺术的能量而相继迸发，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水墨名画。

他笔下的墨竹，枝淡叶浓，逸笔草草，竹枝气势劲健，竹叶俯垂含情，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怀才不遇，品格高洁，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

他的泼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特征，色彩绚烂，他却常常以水墨绘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所谓“从来国色无装点，空染胭脂媚俗人。”

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那如椽大笔向世人展现出其高超的用笔、结构以及章法技巧，笔墨苍润相间，满篇点画狼藉，笔画跌宕起伏而从容不迫，笔意奔放豪迈，有如狂风骤雨，渴骥奔泉，酣畅淋漓而又苍劲浑厚，飞扬恣肆而又不失法度，令人叹为观止。

法笔势酣畅，锐气十足，用笔纵肆淋漓，放浪开张，满纸云烟，摄人心魄。纵横恣肆，诡异奇伟，满纸龙蛇。

细品之，则笔画沉劲，欹中取正，字字分明，可谓艺高胆大。故袁宏道称徐渭为“字林之侠客”。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他的才气还表现在戏曲的创作之中。他的杂剧《四声猿》曾得到汤显祖等人的称赞，在戏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诗文书画处处弥漫着一股郁勃的不平之气和苍茫之感。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渭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对权贵从不献媚，也从不为当政官僚作画，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据说有人来访，他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

他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倒是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常常得到他的杰作。

从 “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畴莞破弊，不能再易，至借稿寝”，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其中只在张元汴去世时，去张家吊唁以外，几乎闭门不出。

最后几年，他身患多种疾病，大约画也不能常作，生活更为贫苦。

《徐文长文集》中有《卖貂》、《卖磬》、《卖画》、《卖书》诸诗，显示出这位大文学家艺术家凄凉的晚境，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穷困潦倒的徐渭贫病交加，最后在自己破旧的小屋中以73岁高龄离开人世，门口的对联是自己写的：

几间东倒西歪屋，

一个南腔北调人。

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身下是杂乱无章的稻草，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极度凄凄惨惨戚戚。

按照20世纪美国文学家、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激进意志的风格》著作的阐述，精神错乱导致的疯狂，是超凡脱俗的情感和愤世嫉俗的不满情绪的表现，是20世纪以前对那些癜狂天才者流行的一般阐述观点。

这种关于疯癫病人格心理分析观点，似乎也可用到四百多年前的徐渭身上。

徐渭不惜反复自残身体的激烈狂厉行为，作为情绪宣泄和意志抗争，确实也得到当世及后世一些文人的认可。

袁中郎在《徐文长传》评论道：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污秽之习，百世之下，自有定论，胡不为遇哉？

梅客生尝寄余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寄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他是诗人，他是画家，他是书法家，他是军事家，他是戏曲家，他是民间文学家 ，他是美食家，他是酒徒，他是狂禅居士，他是青藤道士，他是旅行家，他是历史学家。

他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大才子”。他让郑板桥自称是“青藤门下走狗”，令现代大师齐白石“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

徐渭死后二十年，“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偶于友人陶望龄家翻到一本徐渭的诗文稿，“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但在灯下读了几篇，不禁拍案叫绝，惊问此人是今人？还是古人？竟拉起陶望龄一起彻夜阅之，“读复叫，叫复读”，以致把童仆惊醒。

而后袁宏道不遗余力地搜罗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大力宣扬徐渭，认为徐渭诗文“一扫近代芜秽之气”，认为徐渭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明之上”；又云“不论书法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书林藻鉴》）。

袁宏道还写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小传——《徐文长传》，可以说他是徐渭第一个知音者。

而后来追随者不计其数，其中有八大山人朱耷、甘当“青藤门下牛马走”的郑板桥等，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这足以说明徐渭对后人影响之深。

四百年后的今天，我在读徐渭史传及徐渭的诗、书、画作品意境时，心头不时的遭受着撞击，他只能在自己天马行空的形象思维艺术中，释放着自己被长久压抑的生存痛苦，他是用心里的泪和血在书写着自己的尊严。

艺术往往是痛苦的结晶，或是身世或是精神的痛苦，才使得艺术在灵魂负役般的煎熬和磨砺中得以升华而成为不朽——我仿佛透过历史的天空，隐约看到一颗原本高贵的灵魂，在乌云笼罩下的尘埃上顽强而又不安地抗争着、漂动着，而他那颗高贵的灵魂却让人永远不敢仰视……

图文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