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四）

添添

欢送陈燕飞等四位知青参军（1976年底摄于知青点宿舍前）

四、转战果林当先锋

刚下乡那年九月份，我调到橡胶队。橡胶队除了两位正副队长外，有三位老农友，其中有两位妇女，还有五四村的几位归侨农友，他们是邱耀东、黄茂才、梁旷华，还有一个叫老k的。再有就是和我同时调橡胶队的知青李建辉。这时橡胶队总共有十几人，后来再有陆陆续续进进出出的很不固定。队长名字叫陈荣，四十出头年纪，是个为人正派、办事公道之人。劳动时不苟言笑，挺严肃的，但休息时有时也会说些笑话，解解闷。副队长施林民是位归侨，人挺厚道。全队农友，不管老少，都对知青挺友好的。因为该队队友比较少，相互之间认识比较快。归侨邱耀东干活挺勤快，为人也热情，很快与我和李建辉成了好朋友，还有梁旷华、黄茂才等经常玩在一起。我跟李建辉本来就是同班同学，在知青点是同宿舍，现在又是同一个队。有这“三同”，因此我俩几乎形影不离，劳动、生活、娱乐都在一起。当时的娱乐就是打“四十分”扑克，我俩联手从柯仔林打到五四村，不敢说“常胜将军”，但能自豪地说“从没败过”（最差就是打和），当地农友说我俩是“结相带”。哦，扯远了。

我来到橡胶队后，才知道号称橡胶队的，是在几座山的层层平台上种有我第一次看到的树，一棵棵长得直直的高两米多，锄头柄粗的树，叫橡胶树。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天出工，到山上平台松土，在平台壁锄草、烧土肥、下肥。一山过一山，一层层平台锄过去，周而复始地干，不必技术，但需要力气。因为一些杂树必须把深根挖掉，否则会“春风吹又生”。

2018年七月于双第合影

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我到橡胶队以后，就和李建辉每天出工收工都一起。有一天早晨在出工的路上，要从柯仔林村的后山进去，我走在前面，李建辉走在我后面，走着走着，我突然条件反射似的“哎呀”一声大叫，李建辉赶忙停下脚步。只见一条全身黑褐色的蛇，一米多长下半身横贴在山路上，上半身高高立起，蛇头呈三角形扁扁地吐着信看着我们。我刚刚是没注意看路，一脚从蛇身上跨了过去，幸好没有踩到它，蛇头也没有向我扑来。可能是母亲每天拜菩萨，菩萨显灵保佑着我。这时，只见它缓缓慢慢地从草丛中爬了进去。后来听说，那种叫蝮蛇，毒性很强。阿弥陀佛，万幸没有踩到它，否则，当时就“光荣”了。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以后，走路时不敢再冒冒失失地了。

橡胶队后来为了扩大生产，增加了在平台沿种植菠萝，在山上种西瓜。而劳动强度最大的则是在地名叫“庵垄内”的山坳里种植一大片的柑桔树。种植多了，队名不叫橡胶队了，叫果林队。我在果林队一干就是五年。

双第洲仔土楼

1975年底，知青李建辉参军，戴上光荣花离开了，后来五四村来的归侨农友分离回五四村去了。补充进来的是刚从农场中学高中毕业的女娃（都是归侨子女）。黄红云、赖玉珍、林丽莲、邱美景等等都是美女，是果林队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男生有邱耀华，既是队友，也是好友。

种的柑桔从山下沿山坳一直到山顶有好多亩地，而这时候的果林队队员大都是老弱妇幼，我和副队长施林民则成了果林队的强劳力、主力军。种下柑桔后，管理很重要。浇水、施肥、喷农药，一环接着一环。喷农药陈队长有时也会帮忙，但大部分都是我和施副队长包了。农药腐蚀性很强，喷雾器背在身上，衣服的后背都被腐蚀破了好几件。特别是施肥，山上不比山下，一担水肥挑上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一挑就要好几天，还好全队老少都会挑。运载化肥上山施肥时，又是我和副队长当仁不让，推起独轮车载上化肥就上山。然而，山路不比平路，在平路上推独轮，只要控制好平衡就很轻松。但山路就不同了，山路本来就窄，而且要上坡、下坡，稍有不慎就会翻车。除了要控制平衡，还要使劲，两只脚的脚趾要深深踩进土里，是不能穿鞋的，这样才不会滑脱。有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难推上去，这时就需要有个人在车头绑个绳子帮忙拉，这个任务就落在那些个女娃身上了。化肥运到之后，空车下山就轻松了吧？哪呢，这时候要身子向后倾，要往后使力拉住，否则一种惯性把你人都拉下山沟去了。经历了上山的拼力，下山时腿都会颤抖。当时有句很形象的话叫“上山吹洞箫，下山弹三弦”，再确切不过。

我的努力，得到了领导的肯定。我年年被五四大队评为劳动积极分子，甚至被评为1977年度双第华侨农场的劳模，这在双第知青中，我是唯一获此殊荣的知青。表彰会那一天站在主席台上，农场党委书记王文标给我戴上大红花。会后知青林溪泉对我说，“你真‘庆顶’，党委书记亲自给你戴花。”其实，那可能是我站的位子离书记近吧。

1979年，我和农友辛苦几年的柑桔可以收成了，但我在这一年九月上学去了，没有尝到我为此而洒下几年汗水浇灌的柑桔究竟是酸是甜。

知青回双第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