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牧马人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的十九大）于2017年10月18日至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

2017年10月18日上午9:0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承担着谋划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关于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后，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八大）于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中央确定，党的十八大代表名额共2270名，由全国40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

2012年11月8日9:00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大会选举了新一届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包括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在之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军委等。

2012年11月14日12时许，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大会的秘书长为习近平，副秘书长为刘云山、李源潮、栗战书。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大会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大会的突出贡献，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行了深刻阐述，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８日至１４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应到正式代表２１１４名、特邀代表４０名（共２１５４名）（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和特邀代表共２１３４人），代表了全党６６００多万党员。

根据中央规定，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增加了中央企业系统代表团和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这是中央企业系统和中央金融系统首次单独组团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与十五大的３６个代表团相比，十六大的代表团增加到３８个。

此外，不是十六大代表的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不是十六大代表、特邀代表的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不是十六大代表、特邀代表的党内部分老同志，以及其他有关同志，共２８４人列席了这次大会。大会还邀请了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党外人士，担任过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党外人士，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中在京的党外人士和部分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等，共１５２人作为来宾列席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大会的议程为：（１）听取和审查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２）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３）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４）选举十六届中央委员会；（５）选举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李鹏同志主持了大会开幕式。

江泽民同志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共分十个部分：一、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三年的基本经验；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四、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五、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六、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七、国防和军队建设；八、“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九、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江泽民同志主持大会闭幕式并发表讲话。

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由１９８名委员、１５８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出由１２１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048名，代表着全国5800多万党员。大会审议和通过了江泽民所作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2年10月12～18日在北京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989人（出席开幕式1965人），特邀（1927年以前入党，并在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德高望重的老党员）代表46人（出席开幕式35人），代表全国5100万党员。[1]此外，不是十四大代表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及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不是十四大代表或特邀代表的党内部分老同志，以及其他有关负责同志307人列席了这次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大会还邀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党外副主席、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中在京党外人士和部分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等139人，作为来宾列席了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５日至１１月１日在北京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１９３６人，特邀代表６１人（出席大会开幕式的共１９５３人），代表着全国４６００多万名党员。

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外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党外副主席、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９６人列席了大会，并有中外记者（其中包括１名台湾记者）４００多名采访了大会。这些，在此前的历届代表大会上，均属首次。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以来，九年时间，我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的指引下，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决而有步骤地进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中以经济建设尤为突出。１９８６年同１９７８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都大体翻了一番。过去的九年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旺盛、 国力增长最迅速、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最多的时期。它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党明确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寻找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继续发展这种良好的局面和深化改革，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党的十三大。

大会的议程是：（１）听取和审查党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２）审查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报告；（３）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４）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５）选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新一届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新一届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邓小平主持了大会开幕式。

赵紫阳向大会作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共分７个部分：（１）历史性成就和这次大会的任务；（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３）关于经济发展战略；（４）关于经济体制改革；（５）关于政治体制改革；（６）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７）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报告指出，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改革开放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报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指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这个论断包括如下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并且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报告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客观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５０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是，逐步摆脱贫穷、落后，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

根据这个理论，报告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改。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继续、丰富和发展，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精辟的理论阐释。据此，报告分别提出了发展经济战略、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中的党的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诸方面的基本方针。此外，报告还规定了６个方面的长远性指导方针。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600人（出席开幕式1545人），候补代表160人（出席开幕式145人），代表着全国3965万党员。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在北京举行。到会的代表有１５１０名，代表着全国３５００多万党员。

这次大会，是在揭批江青集团进一步深入，各方面工作得以恢复和整顿，广大群众渴望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拨乱反正的情况下召开的。

大会共有３项议程：（1）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2）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3）选举中央委员会。

华国锋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主要内容是：第一，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批判了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第二，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因此，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第三，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为此，报告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８项主要任务，要求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本年内初见成效，３年内大见成效。

叶剑英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从８个方面做了说明。报告强调我们党只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指出党章写进了“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内容的重要意义。

大会经过分组讨论，通过了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２０１人，候补委员１３２人。

邓小平为大会致闭幕词，强调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主席为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共１２４９人， 代表全国２８００万党员。

这次大会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各方面形势有了好转的情况下召开的。１９７３年５月２０日—３１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为大会作准备。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并同华国锋、吴德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王洪文负责的党章修改小组提出党章修改草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等１３名老干部。８月２０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至此，大会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大会的议程是：（１）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２）王洪文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３）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同志主持了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主持起草的。该报告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等，这就全面肯定和继承了“九大”的错误，使“左”倾思潮延续下去。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十大党章保留了九大党章中关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内容，在结构上作了些调整，条文部分改得不多。总纲中只取消了有关林彪的论述和林彪的论点。值得指出的是，十大党章在“左”倾错误方面的新发展，主要是充实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把“批判修正主义列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长期任务”；片面提出“反潮流”原则，要求党员要具有反潮流的精神等。

大会最后选出了１９５名中央委员和１２４名候补中央委员。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虽然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但一批众望所归的老同志入选，毕竟反映了党内健康力量的增强。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２４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１５１２人，代表全国２２００万党员。由于当时各地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正常进行代表的选举，多数代表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以致很 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成了九大代表。有的人是在确定为九大代表之后，才赶办入党手续，或在赴京列车上突击入党的。相当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处在被审查或监禁中，未能作为代表出席九大。

党的八大到九大的十三年间， 党内“左”倾思想不断滋长， 阶级斗争扩大化日益严重。毛泽东的个人专断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党的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召开的。当时，全国党的各级组织全部处于瘫痪状态，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仍处于被审查、被监禁的状况。尽管按照八大党章已经大大超过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但从当时党内、国内各方面条件来看，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是极其不成熟的。１９６７年秋，毛泽东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就党的九大准备工作和什么时候召开等问题，在上海作些调查。姚文元很快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假借群众名义，提出召开九大之前要先修改党史的要求。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了主持九大筹备工作的领导机构。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全会认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已被打倒，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召开党的九大便成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的一项迫切任务。

１９６９年３月９日─２７日，九大预备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它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九大正式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

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把党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所谓“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对中国社会的形势以及党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报告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紧迫和夸大的估计，过分强调要准备打仗。

大会分组讨论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在讨论过程中，结合实际“斗私批修”，实际上是对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再一次进行错误的批判，迫使他们检讨。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九大通过的新党章，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砍掉了原党章中党员权利一节，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

大会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７０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０９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５３人。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暗中操纵选举，使其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却被排除在外。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026人， 候补代表107人， 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６月１１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５４７人，候补代表２０８人，代表全国１２１万名党员。

早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通过了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但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一直没有召开。直到１９４５年４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为了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 民主、 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１日， 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七大的预备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指出“七大”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在“七大”正式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了大会，致开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大会讨论过程中，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由华北、华中、西北等几个有代表性地区的代表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完成了三个历史性的任务：决定了党的路线，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郑重地提出了中国人民强烈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激烈斗争中，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报告还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大会通过了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及新党章。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全党有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

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关于军事报告的决议案》及《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选举中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第二，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第三，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大会选举出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会委员４４人，候补中央委员３３人。６月１９日七届一中全会选举出１３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的。这次大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代表大会，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它在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２０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各地代表142人（其中有表决权者84人），代表全国党员4万多人。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也参加了大会。此外，参加开幕大会的还有少共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９日在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维汉、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等８２人，代表全国５７９６７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出席了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半个月，武汉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

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这个报告整个基调是右倾的，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还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如说中山舰事件退却让步是正确的；无产阶级不应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只应进行经济斗争等。还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理论。陈独秀报告之后，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接着，大会对陈独秀的报告进行了讨论。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任弼时、恽代英等许多代表发言，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经过斗争，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上年１１月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了陈独秀在过去中央领导工作中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否决了陈独秀“向西北去”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陈独秀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由于当时全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还缺乏一致的深刻的认识，因此，会议没能改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大会在陈独秀的操纵下拒绝讨论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甚至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之外，剥夺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还发表了《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和《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这些文件把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当作整个资产阶级都叛变了，从而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同时，又把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当作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幻想，对他们公开叛变革命的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大会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规定了将土地无条件地转给农民的原则，但又将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集团身上。更为重要的是，大会没有认真讨论如何实现和发展党直接领导革命军队的问题。因此，会议虽然对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却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任何办法。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陈独秀等２９名中央委员和毛泽东等１１名候补中央委员。新的中央委员会仍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大会选举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召开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却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但周恩来、任弼时等一批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认识、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选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为后来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陈潭秋、张太雷、周恩来、彭述之、李立三、罗章龙等20人（其中有表决权者14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２日至２０日在广州恤孤院后街３１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 瞿秋白、 张太雷、张国焘等３０多人（其中有表决权的１９人），代表全国４２０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共产党对这一策略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在党成立前，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南方有一定的影响和势力，并进行着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革命斗争。对于这样一个政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党的“一大”通过的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独立的政策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一大”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广西、广东考察了国民党及当地的革命运动。马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联盟的革命政党，在南方有着广泛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应与其联合，共同进行斗争。马林并为此向国共两党提出了联合的建议。孙中山方面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但由于国民党是一个大党，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联合。而共产党内的大多数同志则表示，同意支持孙中山，但反对加入国民党。党的“二大”专门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与全国的革新党派实行党外联合。中共的“党外联合”主张，没能得到孙中山的同意。为了推动国共合作，共产党于１９２２年８月底，又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问题。会议虽然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大多数同志对这种作法仍存疑虑，因此国共合作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１９２３年１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对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进一步作了肯定。特别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从实践中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妥善解决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问题。

陈独秀主持了大会，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分析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造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在讨论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将混乱无产阶级的思想。马林、陈独秀等人认为全体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大会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人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主张。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２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王荷波、谭平山、罗章龙、朱少连、项英９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汉俊、邓中夏、邓培、徐梅坤、张连光为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设机构是中央局，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５人组成，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成都北路7弄30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党的中央局成员、地方组织的代表等共12人，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邓中夏、施存统、王尽美、邓恩铭、项英、向警予、高君宇、张太雷。他们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当时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