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县铁厂"少将工程师"王青云

潞邑

　　故县铁厂“少将工程师’王青云

李潞玉

王青云，原名，姓王，名昂，字青云。1900年生，山西省沁县乔村人。早年留学日本七年，在日本秋田矿山采矿专门学校本科毕业，随后又接着在同校，读冶金研究科毕业。精通日语、英语、德语三门外语。其回国后先是在山西大学任教，后到石家庄德国人投资兴建的焦化厂供职。1934年，阎锡山筹建西北钢铁厂（太钢前身）炼焦厂时，经人推荐回到太原，主持设计筹建炼焦炉，任西北炼钢厂炼焦部主任。抗战期间，在四川省重庆大渡口钢铁厂、四川省矿业公司江北煤矿等处任工程师。抗战胜利后，1946年王青云重返太原为西北炼钢厂炼焦课课长。1949年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为控制部下为其死心塌地效忠，曾授予王青云少将工程师军衔。太原解放，王青云被解放军军管会抓捕关进了监狱。1953年出狱后，先后为山西省工业厅矿产局等处工程师。1954年后调故县铁厂(长钢前身)任主任工程师。曾被选为长治市政协1——5届政协常委。

前排左一为王青云

王青云出生于山西省沁县乔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母靠种地劳作，勤俭持家，养育了王青云兄弟姊妹六人。他在家中排最小，上面四个哥哥，一个姐姐。王青云的父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却很崇尚文化人，虽说家境不算富裕，但在王青云幼年时就送其上私塾小学读书，期望他日后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在王青云后来写的个人自传中曾这样写道：“幼年家贫，自家地不够种，父亲租种“生生源”土地（祁县资本家的商号），大哥在春秋两季给人家打忙工，二哥、三哥在冬季到交城山给人家砍木，全家吞糠咽菜过生活。父母靠种地劳作，勤俭持家，养育了兄弟姊妹六人。但我父亲中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毒，不顾大家的生活艰苦，逼迫住兄长们供我读书，（因上学欠下债）债主们的要账他是受惯了，每过年的除夕晚上，债主们总是要等到半夜以后，看着实在逼不出钱来才走。我是怕了欠债，因交不了学费、伙食费，每季放假急的要哭，小学毕业后就不愿读书了。闲住了几个月，但我父亲逼迫着我非上中学不可，他又拿不出学费来，每次到学校总是哭上走。回忆我中学已经毕业了，高小（学校）还派人向我父亲要欠下的学费。自十九岁上（1919年）我也感到须继续上学了，考入留日预备学校，父亲见是官费，更是高兴的不计他老的吃苦供我，但在1927年我从日本学校毕业回来时，我的父母已经双亡。"

这份个人自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王青云在向组织上交的个人简历，写的比较简略，其间话语中还隐约的含有责备抱怨父亲的情绪。这可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建国初期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人们一弄就会批判有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王青云是1915年，年方15岁时考入山西省立第四中学读书。当时该学校设在长治，人们习惯上称长治为潞安府。据王青云的小女儿回忆，她父亲曾给她们讲过，当年从沁县乔村到长治读书，100多公里路，全靠步行，一天走不到，中间还需要住一晚上旅店。记的他父亲讲，他家邻村有个姓贺的同学，家境比他家稍好些，大多每次都是由贺同学家人用一头毛驴给驮着的行李，他俩跟在毛驴后走。路上吃饭时，拿上干粮就着人家路旁饭店的面汤吃，面汤不要钱嘛。都多少年的事了，她父亲说起来，还常开玩笑说：“三碗面汤能顶一碗面"。

山西大学堂旧址

　　王青云1919年考入太原留日预备学校学习，后赴日本官费留学。在日本秋田矿业学校化工系四年毕业后，抱着尽量多学一些知识将来好回国“科技兴国”为国效力的念头，又在同校继续攻读了三年冶金研究科毕业。1927年回国后，应聘到山西大学校工科采矿学门任教师。山西大学校前身为山西大学堂，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山西大学堂易名为山西大学校。到1931年山西大学校重新改组，正式命名为山西大学，其工科改称为工学院，学门改称为学系，后来一直延续下来。王青云在山西大学校任教只上了一天课，就辞职不干了。因王青云生性内向，不善与人交流。肚里有东西，讲不出来。一上讲台，望着下面黑压压一片学生，就紧张的语无伦次不知该怎样讲课。校方当时还想挽留他，安慰他别着急，待熟悉了环境，讲课多了后，就会发挥好了。但王青云执意认为自己不是当老师的料，讲不好课会误人子弟，坚持辞了职。1928年王青云应聘到河北省石家庄德国人办的焦化厂先后任公务员、工程师。1934年，在阎锡山搞“造产救国”“建设西北”，推出《山西省政府十年建设计划案》后，大力发展山西工业建设，开始筹建西北炼钢厂。王青云经人推荐到西北炼钢厂。1934年4月1日，西北炼钢厂正式成立，拟定建设计划是：日产240吨炼焦厂，160吨炼铁厂，240吨炼钢厂，150吨碾(轧)钢厂。王青云被任命为炼焦部（厂）主任。西北钢铁厂由1934年起，经三年筹建，原计划1937年10月1日举行升火典礼正式开工，但因“七·七”事变抗战爆发，日寇开始进攻山西，10月间娘子关失守，继之忻口会战失利，11月8日太原沦陷。西北炼钢厂未及开工生产，即陷入日军之手。

　　太原沦陷后，王青云携家逃回老家沁县乔村乡下。1938年2月20日日寇又攻占了长治。王青云又得躲，家里亲戚劝他别到处跑了。他说不行，若日本鬼子知道我在日本留过学，会日本话，抓我当翻译，那就坏了。宁可饿死，也不能当汉奸。王青云举家又逃到四川，先后在四川省矿业公司江北煤矿、重庆渝鑫钢铁厂、重庆大渡口钢铁厂等处任顾问工程师、工程师等职。重庆大渡口钢铁厂也即后来的重庆钢铁厂，其前身为湖北武汉汉阳铁厂。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被称之为“中国近代民族钢铁工业的鼻祖”。抗战爆发后，为保住中国钢铁工业这根血脉，1938年3月，汉阳铁厂由湖北武汉汉阳迁至陪都重庆。在日军飞机的疯狂轰炸追击下，汉阳铁厂男女老少背井离乡，携带巨大的钢铁设备，沿长江一路上溯，完成了冶金史上钢铁搬迁的一次宏大壮举，史称“铁血西迁”。王青云曾任重庆大渡口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工程师。1945年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王青云重返太原，任太原西北炼钢厂炼焦课课长。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为控制部下为其死心塌地效忠，曾授予王青云少将工程师军衔，并用飞机将一些有一定级别部下的家眷运往台湾。王青云的妻子冯素梅携带两男两女四个孩子便到了台湾。太原解放，王青云被解放军军管会抓捕关进了监狱，罪名是烧毁了兵工厂的有关重要图纸。其实，在当时太原城被攻期间，城里人心惶惶乱糟糟的，王青云本人都稀里糊涂的哪知道是谁又是怎样烧毁的图纸。王青云毕竟是属于工程技术人员，在监狱期间，主动提出凭个人记忆可以将一些图纸恢复绘制出来。后来查实原因，在太原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田俊沟通炼钢厂炼焦部职员任居海要在炼钢厂安设无线电台，被王青云知道后阻止他们安设。特务田俊怀恨在心，太原解放后暗写举报信陷害他。后来山西省公安厅抓获了任居海，才查明了真相。王青云于1952年被释放。

王青云笔记本手迹

　　另外，王青云的夫人冯素梅带着孩子跑到台湾后，后来得知丈夫在大陆被关进监狱。冯素梅决意要和丈夫生死在一起，竟然又带着四个孩子，孤儿寡母，费尽周折，借道香港辗转又回来太原。这种有胆有识的壮举，绝非一般女人可为。我曾有幸采访过这位令人钦佩的老太太，猛一看也就与街坊邻居的老太太没啥两样，说话慢慢的显的很平静。她属于旧时的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也算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我采访时还在想，若是她没有文化，当年是否也能从台湾回来。在老太太家，王老太太她还将保存着的王青云当年的笔记本拿出看，笔记本记的认认真真整整齐齐，写的大多是外文，我不认识，只是看个稀罕。我见到老太太时她已近八十岁年龄但还眼不花，耳不聋，还能辅导外孙复习功课。在该家中一个旧皮箱中，现在还保存有王青云当年的一些书籍资料等遗物。其中还发现有一套王青云早年绘制的晋东南矿产资源分布图。大概是王青云当年从日本回来后考察绘制的，因年代长了，图纸纸张都发脆了。据说，就在冯素梅当年带着孩子从台湾回来没几天，台湾当局以所谓的“防谍保密”“保卫台湾安全”为名，就封锁了台湾海峡，严禁两岸间的任何形式的往来，包括通过香港、澳门和海外的人员流动。冯素梅拖儿带女从台湾回到太原后，有关部门先后多次找她谈话，调查了解她是怎样能从台湾回来的，并让她写出详细经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冯素梅被有关安全部门列为国民党特嫌监控对象。

王青云的妻子冯素梅老年照

长钢四工地家属大院

　　1953年1月，王青云被安排工作到山西省工业厅大同铁厂筹备处任工程师。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山西省对故县铁厂很重视，决定投资数百万元对故县炼铁高炉进行大修与改造，重新浇灌水泥基础，高炉扩容为七十一平方米，炼铁生产能力提高到日产三十吨以上。在国家实施大规模建设的大形势下，故县铁厂决定上马炼钢项目，时任故县铁厂的厂长谭秉礼多次到省里与有关部门协商，要求抽调有关专业技术人才。据说，当时省重工业厅的领导介绍说，有一个高级技术人才，在日本留过洋，曾在阎锡山的西北钢铁厂任过要职，太原解放后住过监狱，你们敢不敢要。谭秉礼一听急忙高兴地说，要，要，只要是人才我们就要！王青云1954年调来故县铁厂后，任炼钢筹备组副组长，后来为焦化总工程师。当时，厂里很重视，为能充分发挥他在技术研究方面的特长，专门派了一名青年技术员郭学谦给他当助手，还配备了勤务员。王青云工作积极性很高，经常深入生产一线解决问题，对长钢的炼焦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做出了特殊贡献。如：将人工熄焦改造为机械化熄焦、装车自动化、改建焦仓、更换副产化工部分设备、提高焦炭及化工产量等，研制试验成功了20多种焦炉副产品，当时地委，市委小车用的苯都是长钢供应的。

1955年3月1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治市委员会正式成立，选举产生长治市政协。政协主席：魏庶民，副主席李天德、李枝润。常务委员：尹正南、成子云、原平、孟福昌、郭维、程绍唐、刘奎跃、魏晓东。在1956年12月19日召开的长治市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王青云被增选为长治市政协常委。从长治市政协一届三次到1965年10月25长治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王青云一直为长治市政协常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长治市政协自然解体。直到1979年12月15日，长治市恢复政协，召开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此时原政协副主席李天德，常委王青云等人已不在人世。

故县铁厂1954年炼钢车间简陋的厂房

1957年2月，故县铁厂全体干部欢送谭秉礼厂长荣调省治金厅合影留念。

　　1957年4月，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根据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坚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号召社会各界人士提意见，开会组织宣传，让大开言路，向党交心。后来风向又突然变了。1957年6月6日，中央又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19日，长治市在英雄台召开反击右派万人大会。机关、厂矿、学校的揭发、批判、控告右派分子的斗争全面展开。王青云被斥责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遭到批判，他想不开，曾吞下安眠药以求一死。时任故县铁厂党总支书记的尹正南，同为长治市政协常委，与王青云在一起开会讨论工作接触多，比较了解王青云。尹正南器重知识、爱惜人才，多方做工作，才将王青云保下，没被打成右派。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一些提意见的人后来被打成右派。但是不提意见的也不行，说你是对党不老实。王青云天生口笨，没敢说什么，一样遭到批判。1957年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其造成的后果是后来再没人敢说真话。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浮夸风”“放卫星”，小麦亩产5万斤以上，生猪一天就长肉膘十九斤，据说还发明了一种“四不要高炉”，即不要耐火砖、不要热风、不要焦炭、不要鼓风机，却能生产出合乎规格的生铁。在反“右倾保守”的紧锣密鼓中，一些专家教授在这场运动中噤若寒蝉显的无能为力，其实是不敢说什么。当时的故县铁厂也不甘落后，也曾连续土法炼钢放出“日产千吨钢，三次压太钢” 的“卫星”。此事还上了省报，得到省、地、市上级部门的表扬。据说当时的太钢一下子也懵了，曾派专人来故县铁厂参观学习土法炼钢技术。为此事，我后来还特意采访过当年炼钢的老师傅，说起当年“放卫星”压太钢一事，尽管如今看来那只是一场“闹剧”，但谈起此事来，老师傅们脸上仍然会流露出一种说不上来的得意劲，潜意识中似乎说：“我们当年也还曾玩过太钢一把”。

大跃进中一些不可思议所谓发明，有时把一些专家教授也搞懵了，有的人甚至怀疑自己当初学的知识理论是否可靠。

这里有一份王青云当年写的个人认识材料，其中在讲个人缺点中写道：“我自幼就是个糊涂虫，全赖父亲领导成了人，而今缺点仍多，显著的有下列各点：1.没脑筋，善忘，思想浮浅而混乱，不能条理起来使之深刻化，有神精（经）病。2.没有组织能力，办事抓不住要领，只能个人勤勤恳恳干，领导不了群众，处理不了人事，常做群众的尾巴。3.受旧社会的压迫过深，养成奴隶习惯，常居自卑心理，对人一味谦恭，提不出意见来。4.优柔寡断，拿不了主意，但还犯急性病，神经常是紧张的，越是紧急事越没有办法。5.掌握不了重点，不是提纲挈领的布置工作，而是琐琐碎碎犯了事务主义的毛病。我的适当工作：我在副产物炼焦厂住的时期较长，炼钢炼铁也住过均缺乏经验，组织上可酌情分派。从其这份个人材料中仍可感受到，在大跃进那个特殊年代里，面对“瞎指挥”“浮夸风”“放卫星”等等荒谬的创举，王青云显的无所适从，从而流露出一种焦虑，无奈，消极，复杂的心情。

故县铁厂枣臻焦化厂建厂初期

焦炉

　　文化大革命中，王青云再次遭到冲击，被批判揪斗，扣发工资，下放劳动改造看厕所。文革期间比较乱，有外面的小流氓假扮掏大粪的下到工厂里家属院的厕所茅坑下偷看妇女解手。另外，外来的乱掏大粪撒的遍地都是，人们怨声载道。后来厂里规定由外面的专人定时来掏大粪。所以就派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黑五类”负责看守厕所。王青云看守过厕所，与李浮之(原长钢厂长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伙拉小平车倒过铁块。李浮之还照顾他，说自己比他年轻来驾平车，让他在车旁推就行。李浮之后来在回忆录曾评价说：“王青云是一位善于学习的学者，喜钻研不善言辞，有脾气不善管理。家务事都靠老伴操持，衣食自己不动手，不会自己买东西，发了工薪都交老伴管理。”据说，王青云去长治市开会，有时如果公家不管饭，他就饿的肚子回家，因为他不知该怎样去饭店买饭。他的小女儿说，她小时候曾跟她父亲去故县村赶会，在集上转一大圈她父亲一分钱也不花，她们也不会给父亲要什么，因为她父亲兜里从来就不装钱。但是一旦说要回沁县乔村老家探亲时，她父亲就开始与她母亲要钱。回到村里，她父亲遇到村里的一些孤寡老人，或是一些家中孩子们多，穿的破破烂烂的贫困人家时，她父亲就掏出三元、五元的钱给人家发，搞的自家近门的一些亲戚，都有一些不乐意了，说非亲非故的凭什么给他们发钱呢？王青云的女儿说，时间长了，家里人也便习惯了，每当说要回家时，她母亲提前就为父亲准备下一些零用钱，好让父亲回去后发。

建厂初期的小火車

1954年故县铁厂炼焦炉开产典礼纪念

　　文革中的1970年6月19日，《山西日报》以《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啥都有》为标题，报道了长钢焦化车间艰苦奋斗办企业的先进事迹，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山西日报》还发表了《看焦化车间，想自己该怎么办》的评论员文章，号召全省工交战线职工向他们学习。在《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啥都有》文章中的小标题为“围绕焦炉积气槽的检修，又是一场激烈的争论”一段文中写道：一个曾留学日本的所谓技术“权威”，死搬洋教条，硬套洋框框，主张非停产检修不可，还要把16米长的积气槽全部换掉。工人们为了给国家节约钢材，不换积气槽，并且提出了检修不停产。这个人对工人说：“积气槽，外有焦油，内有煤气，一见火就要爆炸，既不能用氧焊，也不能用电焊。检修不停产，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书上也找不到根据，出了危险我也不负责任！”说完后，只管自个走了。工人们说：“你怕负责，我们负责！没有见过的我们要干，书上没有的我们也要闯，反正不能让国家财产受损失！”他们仔细地分析了煤气的性能和特点：一方面，煤气易燃易爆，却是（确实）很危险；另一方面煤气是流动的，只要设法把煤气引开，就可以变危险为保险。针对这些特点，他们采用隔绝煤气、分段检修的办法，降服了煤气这个老虎，创造了检修不停产的奇迹，并且为国家节约了四五吨钢材。这里面所指的那个曾留学日本的技术“权威”，就是影射王青云。那时，长钢曾留学过日本的就他一个人，能指谁呢？其实，当初他确实提出了有安全隐患。但是，并不是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他甩手走了。因为确定下要不停产检修干，王青云最担心的依然是安全问题，所以亲身守在现场指挥。因怕焊接时电焊明火引起爆炸，他让用棉被沾湿水后裹住焊件的两端，他在旁边亲自指挥电焊工，他让焊工焊就焊，他说停就即刻停焊，就这样艰难的一步一步地，直到完成全部工程。当时确实非常危险，稍有闪失，就会把他们几个炸的血肉横飞上了天。可就这么件事情，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里，政治宣传上组织上需要他当那个反面人物，他就只能充当那个反面人物。好在人家还不错，没有点出他反动技术“权威”的姓名来，已经够意思了。

1970年6门19日《山西日报》发表焦化车间《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啥都有》长篇通讯

全家照(中间为王青云、冯素梅夫妻)

　　王青云文革后期落实政策给补发了工资，重新安排了搞技术工作。有次在澡堂洗澡，有一年轻工人指着王青云向周围人说：“你们认识这个老汉吗？人家每天在厂里转一转，每个月就挣180多元钱”。自文革开始后国家就一直没有给职工长过工资，有参加工作十几年了，还一直挣得是30多元钱。所以人们特别眼红挣钱多的人。听得这种话多了，王青云也感到很不好意思，反而也觉得不公平，愧疚不安。王青云找到军代表（当时工厂实行军管，军代表是“一把手”）反映情况说，根据自己现在的实际工作，自己不应该挣那么多工资，强烈要求降低工资。军代表听后笑了，觉得这个老汉迂腐的可爱，说：“你的工资是国家给你定的，那能随便谁想给改动就改动呢？”安慰他别在意别人说什么。

文革中炼钢车间废钢渣和废钢水泼成的“大王八”，在炼钢厂房南端堆积成渣山。废渣中含磷等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元素。王青云曾研究试验将钢渣磨碎，配制成农业肥料，变废为宝。后因钢渣粉碎困难，成本高而放弃。王青云在那个时期，已经开始研究炼铁高炉煤气回收利用，设计绘制了图纸。只可惜，那个年代人们忙于搞政治运动，没人能顾得上理睬它。

王青云於1975年7月病逝，享年75岁。冯素梅比她丈夫王青云小17岁，活了84岁，于2001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