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洒落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生片断 图文 孙亚荣

Sunny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全家随父亲内迁去了重庆。 那时我对重庆的印象仅限于小说《红岩》对这座山城的介绍。朝天门码头为生活奔波的脚夫，红岩村的革命历史和渣滓洞的血腥阴森。这座城市有太多共产党和国民党残酷对峙的故事。临出发前同学送给我一本杂志。那期的杂志上刊登了一组重庆的夜景。重庆的夜景真是美啊，五光十色。星星点点的灯光形成流畅的线条和美丽的形态。那个年代，国内城市还少见高楼大厦。夜色遮掩了这座城市建筑白日可见的平庸和琐碎杂乱。层层叠叠的山峦让重庆夜景的灯影错落有致，呈现出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耸伟岸的错觉。夜幕中的山城璀灿迷人。还记得杂志上介绍重庆夜景的说词，大意是香港的夜景美不胜收，重庆的夜景更胜香港。

        既将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这座城市有太多童年天真烂漫的记忆和整日顽皮厮守的小伙伴。就像一棵树苗虽幼小纤细，但也有根须扎入了养育它的土地。上海对于我就是那片有养份有水露让我自由伸展根须的土地。心有不舍，可是十多岁的孩子哪有选择权啊。倒是那组重庆夜景图，让我对即将前往的重庆有了丝丝的憧憬。

          我们乘坐长江东方红客轮离开了上海。轮船离岸时的一声长鸣是我对上海深深的眷恋和无奈的告别。搭载我们离开上海的是一艘准备前往重庆进行大修的客轮。因此只在白天航行，晚间停靠码头（大修的船！有点草菅人命哦）。行将大修的客轮将原本四天的行程生生延至为九天。这一程虽心事重重，但对一个十多岁的孩子要在船上渡过九天却也充满了新鲜感和诱惑。这艘上下五层的客轮像一座行走的高楼。有客房，有餐厅。我们在船仓里窜上跳下，少年充满好奇的眼睛环视着船上陌生的角角落落。

         南京，武汉，宜昌和万县是客轮靠岸的大站，总要停上几小时。我们兄妹和佩华对客轮停靠的大站充满期待。一待轮船停稳，我们撒腿就冲上岸抓紧时间去寻找吃喝和好玩的地方。我们在南京和武汉大桥上跳跃撒欢。在宜昌的街道上寻找香甜的芝麻糕。停靠万县码头时，我数着一 二 三 四……奔跑地登上望不见尽头的码头石阶。万县当时是一个连公交车都没有的小城。城边的山上有一座人民公园。记得我们登攀了一千多步石阶，走进了这座公园。这是个触目惊心令人震撼的地方。公园内的一大片地域安葬着文革中武斗或因武斗意外死亡的亡灵。墓地中央立着一座高高的纪念碑。石碑上刻满了亡灵的姓名。其中居然还有十来岁的孩子。这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文革中曾经炮火连天？曾经你死我亡？万县是我们进入四川看到的第一座城市。这惊骇的一幕，让初入四川的我看到了它蛮夷的一面。下一站就是重庆了，我心怀忐忑。

      靠站和启航的客轮总要一声长啸。仿佛在告诫我们，早去早回，别误了开船的时间。我们一行四个孩子还真差点在武汉误了客船启航的时间。那天奔向客轮的回程时远远就听到了客轮既将启航的长啸声。我们跑啊，使出浑身解数的加速跑向客轮。离开了故乡，那艘客轮现在就是我们的家。害怕被离弃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害怕失去了爸爸妈妈。拼命的跑，是怕失去！终于看到焦急的父亲在远远的向我们招手。我好象经历了一次失而复得的体验。想想我们这一代真是照猪养的孩子。父母放心大胆的给予了我们充分的成长空间。

　　今天，作为直辖市，重庆的发展非常快！重庆的夜景真的很美！感谢曾亚春先生不吝佳作，为我的美篇提供了三张重庆夜景图。

       船驶入长江上游 ，两岸的山峦逐渐峻险。河道变得狭窄。陡峭的山峰，山连山黑压压的一片。高耸的山崖，狭窄的河道。我感到两岸的峭壁悬崖和我怒目相对，随时都会倒向江中，累及我们的客轮。狰狞的大山气势张扬恢弘，大家都被震撼得安静了下来。船上没了喧闹声，只有减速的客轮频繁发出的呜呜声回荡在长江深谷中。偶尔一二声哀怨的鸟鸣更显生物在自然面前的势单力薄。我的心情也变得差了起来。

       这就是著名的白帝城附近。“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当年李白一身飘逸的白衫，站在小木船头，手抚被江風拂起的胡须。耳闻两岸此起彼伏的猿鸣声回荡在山谷丛林。满目树的翠绿和被翠绿浸染的江水。可我们心有离土的忧伤和满目悬崖险滩的狰狞。深谷中回荡的呜呜船啸声似哭嚎，像怒吼。心中只有胆战心惊。

       山是黑的，树木也是黑的。心被恐惧笼罩得一片漆黑。怪石嶙峋，丛林密布的深山中，只有岩羊在得意的穿梭。它们时而登上山石时而攀上悬崖绝壁。骄傲地向我们展示它山中精灵的灵巧。大山是岩羊的家！我们在家时不也这样自由自在，攀上爬下。可此时，我们离开了家正走向一个毫不知晓的城市。深山耸立在两岸。山中人迹罕至。偶见一二个山民头包白帕身背背篓躬着腰在山间行走。那包头帕的惨白至今印在我脑中。他们走的路也是顺着峭壁，悬在崖边，虽没有山羊灵巧，却也走得轻车熟路。大山深谷中的山民多么渺小，小得像漂浮在大海上的一片树叶。一路上我反复问父亲，重庆的山路也这么崎岖？重庆人都这么打扮吗？父亲总是笑着回答我，到了就知道了。

        到重庆一年多，我就去四川梁平插队落户当知青了。那时我对重庆这个城市还那么生疏。当地的四川话还没懂利索，我又要出发了。从重庆到梁平县，全程不到200公里。因为山路崎岖，每次回乡下，厂里客车送我们都要中途住一晚。旅店的白色被单和被里己脏成了灰色。房内萦绕着霉味和体臭。回乡的途中本来就伤心。我们常常无奈的哭泣。

          那年一起下乡的六名上海北京女知青被分配在一个生产大队，基本两人一个生产队。和我同分一个生产队的是瘦弱纤细的北京女孩燕萍。生产队为我俩盖了两间干打垒的土屋。一间卧室一间灶房。卧室土墙上开了一个二尺见方的口子权作透气的窗户。土屋经不住日晒雨淋，土墙到处是从上至下贯穿墙面的裂缝。有些有巴掌宽。它象张着的嘴，象关不上的门缝，联通室内外。担心窥视，也因为害怕，墙上曲曲绕绕的裂缝总是蛰伏在心中。土墙婉延的缝隙哪里宽哪里窄。它们弯曲的形状至今仍清晰地印在脑中。冬季寒风从这里挤进来，将桌上的油灯吹得颤颤微微，墙面上灯影乱晃。夜晚，透心凉的寒气总是早早地把我们赶上床，让温暖的棉被帮助我们御寒。木制的床铺裸色没上漆。榫卯处总嗄吱作响。胆小如惊弓之鸟的两个女孩子常被深夜吱吱嗄嗄的声音惊吓。那床方型的蚊帐和蚊帐中的油灯（现在想想很危险）伴我们看书，伴我们思家，分担我们对夜色的恐惧。躲进蚊帐，油灯的暖色和它跳动的灯花给了我们多少温馨和亲切，也给了我们有限的安全感。我和燕萍同床共枕了四年。如今，那间小土屋留下的回忆值得我们反复咀嚼。现在见面时，我们常玩笑对方，我们是同床共枕四年的同居女友。那段共渡时艰的岁月，我们抱团渡过。去年底我们几个女知青聚过一次。晩上，我们提议再拍一张床照以纪念同床共枕的四年。这张照片让大家笑岔了气。

      我们的小土屋外有一方水田。月满时分，水田里的月亮又大又圆。那时候前途无着，不知将来前行的路在何方。特别想家想爸爸妈妈。望着高悬夜空的月亮，我好妒忌她。月亮高高在上，看得见我的父母，也看得见我。但我和父母却天各一方。

       那四年，思念和对前途的茫然让时光变得漫长难捱。只有周末，我们六个知青姊妹会相约去赶场。换上干净的衣服，我们也背着背篓，去场镇。场镇在区上，一条窄长的街面两边站满了昏暗的小商铺。商铺的门板色泽深暗，木肌裸露。场镇的空气中满是叶子烟的味道。以至于现在闻到叶子烟的味道，会思绪万千，往事如烟。起场的日子在那四年中，像沉闷日子中的一抹暖阳。我们有会心的交谈，有相拥的哭泣，也有欢聚时柴米油盐的乐趣。现在，我们既使多年不见，心中却有姊妹般的惦念。

        感谢王菊娥老师提供的这两张珍贵的老照片。当年我们插队去梁平。

        下乡的第二年，妈妈来看我，住进了我们的小土屋。因为不会掏屋檐下的水沟。雨水倒灌，屋内泥地因潮湿踩出了一个个脚印。床底下泥泞的土中长出了青草。隔壁灶间大似澡盆的铁锅已锈得一层金黄。不知道多久没用了。11月了，乡下的天气已寒气逼人，我们还要和老乡一起下水田管理最后一季稻谷。眼前的一切，让妈妈流下了担心和不忍的眼泪。现在我也是妈妈了。当年不知何时是头的这般場境让母亲戳心的痛远过于亲历这些的我们。那些年，为了减轻我的艰辛，父母从未让我在物质生活上感到过羞涩。以至于我们会在那个年代吃鸡蛋吃出了鸡屎味。

        村里男性老乡的穿戴也让妈妈来了一次时光的穿越。他们长衫马褂，嘴刁叶子烟杆，脑袋上緾着头帕。妈妈说上海解放前有这种穿戴。这里起码落后了三十多年。

         我们生产队地处丘陵地带。出工也是爬坡上坎的。山里人有唱山歌的习惯。我们村的男性老乡也有唱山歌的习俗。出工时他们吆吆喝喝地互相嘻笑对仗。遇到路过的小媳妇儿或手提两斤挂面去相亲的姑娘，一定会被他们唱的羞红脸，低头快步离开。山歌是当地的传统习俗。山歌唱的多是男女土俗的内容。村民用山歌唱出自己的幽默和心中的喜怒哀乐。当年一个姑娘家不懂他们吆喝山歌里的内容。只记得有句山歌很搞笑，“对面的麻哥哥哟，麻子找了个麻婆娘，婆娘生个麻幺幺”。

        四十多年过去了，生活的阅历让我爱上了旅行。这些年我到处寻找当年的感觉和人文场景近乎痴迷。那长声吆吆的山歌。那长衫马掛包头帕还有田坎上被山歌羞红脸的小媳妇儿和相亲的姑娘。当年难捱的时光如今一景难寻。前不久去转了几个川东的小场镇。川东和川西小镇的味道果然不同。我能感到那四年知青生活给予我的土俗感觉和念念的叶子烟味道。

　　我爱旅行，充分享受旅行带来的喜悦和美好。我用相机记录曾经走过的的山山水水，用笔写下心中的感动。

　　插队落户的最后一年，我参加了公社的知青宣传队。那段时间是知青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唱唱跳跳，不用出工了。晚上大家打着火把从一个生产队走向另一个生产队。演出结束后，还有一餐有肉的晚饭犒劳我们。记得那天在公社排练节目。晚上躺在大通铺上突然腹部剧烈疼痛。知青们喊来公社卫生院的赤脚医生。二话不说，医生就给我注射了止痛针。半夜了仍不见好转。引起了大家的警觉。那年，刚有一名女知青因阑尾炎注射止痛针后不幸离世。她被安葬在朝阳山下，真的扎根农村了。多名男知青赶忙找来滑杆把我抬到区里的医院。区医院一对毕业于上海某医学院的医生夫妇。因为同是上海人，我们平时有些往来。稍作检查就确定是急性阑尾炎。因区医院不具备手术条件。医生立即给我注射消炎药以观后效。很快病征减轻转为慢性阑尾炎。那年春节回家时立即进行了手术。

参加抢救我的知青朋友们，这是救命之恩啊！四十多年了，这段经历铭刻在心，从未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