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星往事回忆—甘苦的人生

董其庆

        人生宛如一条快乐和苦难的河流。从出生的时刻，人就注定要经历许许多多的快乐和苦难；快乐和苦难会伴随你的一生。苦难是每人都难以摆脱的影子，不管你愿不愿意都会不请自来。“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不如意，即生苦，苦有十之八九，所以战胜苦难是每个人唯一出的路。人类社会就是在和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发展进步的苦难能磨砺人的意志，只有历经苦难的人，才能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我家离山很近，开门见山。俗话说靠山吃山，山上有数不清的宝藏，我从小就知道这个道理。经常在放学后、星期日、寒暑假和马继顺（我同龄小伙伴，从小就生活在一起，感情深厚、真挚）齐有臣、安宝祥、董其胜（四弟）等六七个小伙伴一起上山。春天挖药材、翻蝎子、捉土鳖、采山菜等；夏天采桑葚、采摘水果、捡干棒等；秋天割荆条、割横子、拉葛条、打秋板子、捉鱼弄蟹等；冬天打柴禾等。跑遍了山里各个大小山头、沟壑与河流。往东到鹰贺沟；往北到没峰峪、大峪；西到四沟团圆寺。大片山林里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和辛苦汗水。 

        1965年8月通过自己努力，我考取了山海关三中，这是我人生第一个转折点。使我获得去城市上学的机会。当时农村孩子考个中学都很难，40名学生只考上我、马富、张志文、陈秀娟等5人）。人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农村的孩子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改变自己命运。我憧憬着未来，努力学习着。但我求学之路则充满着我的无助和无奈 。 

        1966年6月文革开始，恰是初一下学期课程基本结束，暑假结束就要升入初二之际，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每天写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批斗学校当权派洪万勤校长。文革初期我参加了大串联，我和朱庭云、马良田、刘春华、张志文、李景跃等一行七人坐火车到了天津，原本打算去上海，但是去上海人太多，根本挤不上车。我们又决定去东北，去人较少的沈阳、大连，在两地逗留了10天后返校。10月中旬我又和朱庭云、刘春华三人去北京一个月，每天由部队训练，等待毛主席接见，1966年11月25日受到第八次毛主席接见后返校。随着文革运动深入，由批斗当权派发展到批斗班主任和任课教师。文革前我在班里当班干部，与班主任及任课教师关系都很好，第一个在班里入了团，所以不愿意（不积极）批斗班主任老师。班里造反派认为我是保皇派，让我靠边站。文革期间我没有参加各种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 

        我家离学校较远，即使去学校也不上课。我和城市里的学生不一样，家里人多生活困难，每天都要为吃喝忙碌，不可能整天泡在学校搞文革。而是和童年小伙伴马继顺等一起置身于广阔的大山中寻找各种可卖钱的山货。我们唱着“山里的孩子心爱山，山里有我的好家园”的歌声。爬过白虎台，走下险峻的十八盘，趟过二道河，到二道河杏树林里采摘山杏，到老孙家房后的后夹山上翻蝎子和土鳖。通过四道河到四沟的芍药沟挖药材。 回到家之后，将蝎子放到锅里加水、加盐煮熟后放到太阳下晒干，用针线将土鳖一个一个穿起来挂在墙上阴干，将中草药清理干净后晾晒干。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们将加工好的蝎子、土鳖及晒干的丹参、苍术、黄芩、桔梗等中草药拿到医药公司去卖；将荆条和横子卖到编织加工厂；将干棒、柴禾担到柴禾市去卖；将饽椤叶、葛条卖给卖肉副食品店。辛苦和劳累得到回报，我和四弟每个月能赚10～20元贴补家用，这10～20元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可是个钱，可买好多东西呀。

        1968年10月我初中毕业，由于当时正处于文革期间，使我失去了继续上学读书的机会。我的命运就是回乡参加生产队劳动。刚17岁的我，跟着壮劳力一起干活，春种夏锄秋收，每天辛苦劳累着。那个年代，没有任何农业机械可代替。都是靠两只手刀耕火种的原始劳动。拔麦子、插稻秧、刨地、脱坯、搭炕，起猪圈粪等都是重体力活儿。那年二郎庙山上修水渠，要由山下往山上扛水泥，一上一下，来回有5里地。队长规定一上午每人5袋水泥（每袋100斤）谁扛完谁回家。力气大的每次扛2袋，而我只能扛一袋，而且扛一袋还觉费劲呢。人家扛完了，我只扛了4袋，最后还是二哥帮我扛完。还记得三伏天耪玉米地，天气又闷又热，核桃园的玉米地拢又长，刀子一样的玉米叶子不断地在我脸上、脖子上、赤裸上身划出一道一道口子，又疼又痒，血与汗混合在一起，那个苦那个累真是没法说。下工之后，还要忙自留地的活儿，一直到晚8点，才能回家吃饭，每天都累的腰酸腿乏。有什么办法不干农活或少干呢，没有，当时真的没有。张宝生队长为了照顾我，让我跟车拉沙子。但赶车人不管装卸，我一上午要装卸两车沙子，但比集体干活强度要小一些。艰苦劳动锻炼了我，使我经受住劳累的考验，身上也逐渐有了力气，慢慢的适应了干农活。

        没有想到是劳动一年后，幸运之神降临到我头上。因我初中毕业，当时农村初中毕业的并不多，算上知识青年了。而且我又比较勤奋好学，对中草药又熟悉， 所以大队决定让我去学医，回来当个赤脚医生。

        1969年12月我到山海关医院参加赤脚医生培训班，上午听医院大夫讲课，下午就去病房实践，跟在护士后面打针、输液、灌肠、导尿。3个月学习结束后，回到大队搞农村合作医疗，成立了合作医疗室。我既当医生、会计又兼任负责人。这是我人生第二个转折点，脱离了生产队干农活。

        当时我们医疗室有董宝华、马桂云、马文娥、陈平和我5名赤脚医生，负责1200多村民的保健医疗。每天都要去各生产队社员家里打针输液，送医送药，还经常半夜出诊1～3次，虽然我们的医疗技术水平并不高，但那时农村缺医少药严重，合作医疗给老百姓带来巨大方便。同时我们还上山采药、加工药，自制一些丸散膏丹的中药制剂。每天充实辛苦劳累着。当时我们大队合作医疗室搞的有声有色。我曾经在秦皇岛市卫生局召开合作医疗经验交流会上做大会发言。山海关区卫生局组织的合作医疗现场交流会，也在我们大队举行。 滦县一部队卫生所一行10人和南海大队部分赤脚医生来我大队进行采药活动。 

        合作医疗工作，我一直干到1972年5月，农村开始选拔工农兵学员上学。我出身贫下中农，初中毕业，又是赤脚医生。符合推荐要求，我很幸运地被推荐上了唐山地区卫生学校，这是我人生第三次重要转折点，只有上学才是我离开农村唯一的方法。

        在唐山地区卫校，我如饥似渴的系统学习了医学基础课和临床课，由于干过赤脚医生4年，对医学知识有点熟悉了解，因此学习较初学同学省力，学习成绩优秀。学习中药时发现中医教研室缺少中草药标本，我带领三班去昌黎五峰山采药，为中医教研室制作了大量中草药标本。深得学校领导和中医教研室张德芝老师的欣赏。这可能是我留校原因之一吧。 

        上学期间，卫校曾发生一起集体食物中毒事件，那是1972年10月初一天的中午，我们吃了食堂油炸小黄花鱼，可能是由于保存过程中感染了沙门氏菌属 ，经过八小时潜伏期 ，下晚自习时，大批同学出现上吐下泻，脱水、酸中毒，甚至出现休克。220多名学生先后发病，被紧急送往唐山地区第二医院抢救，我在多次送同学去医院过程中也中毒发病，严重腹泻直至脱水 ，倒在去往医院路上，被同学们送到病房中抢救 。食物中毒同学经过紧急输液、纠正酸中毒和抗菌治疗，5天后基本恢复了健康。这次食物中毒给我们带来巨大痛苦的折磨，终身难忘。也使我们加深了对沙门氏菌的学习认识，也加强了对食品卫生安全的重视。 

        1974年4月20日，我在乐亭闫各庄卢河公社巡回医疗时，接到卫校领导的转来电话通知，决定我提前留校，并立即送我到山东医学院药理师资班学习。实质上我不是当教师的料，我更喜欢当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但那时讲必须服从组织分配，没有个人选择余地。而我真心不愿意当老师，因为文革时看到老师挨整被批斗场面，发誓今后绝不当老师。我的初心就是当个汽车司机（冬天上山打柴走路太多，走累了）或做饭的大师傅（只求能够吃饱饭）能离开农村就行。一个农村孩子，能够脱离了农村使我感到莫大的满足。教师虽不是我理想的工作，但我特别珍惜离开农村而获得的工作的机会，这是我人生的第四次转折，奠定了我城市工作的基础。

        1974年5月初，我和二班周桂荣同学一起奔赴济南山东医学院，参加山东省病理、药理师资班学习。初到济南人生地不熟，饮食习惯不同，加上水土不服，还有恋爱婚姻烦恼之事。使我患上神经衰弱，失眠、头晕、眼花、耳鸣。当时住宿条件极差，30个男生（病理师资班15名）同住一个木地板的大教室里。夜间一个人走路的地板咚咚的声响，可以惊醒所有人。济南夏天异常炎热，冬天十分寒冷，早上用带着冰渣的冷水洗漱，而且没有任何降温、洗澡、取暖设备。1975年冬季我的手脚全冻伤了。周桂荣同学把一条褥子借给我，当了压脚被，这样缓和了我夜间睡觉寒冷的问题。由于我的文化基础差，在学习英语时遇到很大困难。但我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勤奋创造奇迹。我克服了种种困难和疾病的困扰，勤奋学习着，最后圆满地完成学习任务，拿到师资班合格毕业证书。1975年2月学习班结束，回到唐山卫校，开始了我 38年的教学生涯。 

        漫长的学习之路，乐在其中，苦也在其中。苦，是在困难和挫折的过程中内心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的真切感受。有苦有乐的人生是充实的；有成有败的人生是合理的；有得有失的人生是公平的；人生坎坷不平才有价值。有赢就有输，有成就有败，有得就有失；要成就必须去承担，要光明必须接受黑暗，要事业必须去付出。我想有过农村苦和累经历，任何工作的苦与累也就不算什么了，吃得苦中苦，方谓人上人。苦难能锻炼人，使人在苦难中成长，没有苦难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苦难，不仅为成功积累经验，而且培养和造就吃苦耐劳的精神。苦难的经历奠定了我今后卫校工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