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怀念我的父亲，20190616

SUNNY

父亲的唯一精神遗产

我人生路上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父亲节"就要到来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了那些珍藏在心底的关于父亲的记忆。

偶然间，我翻出了父亲曾经写给我的家书，因为多年的工作辗转与四处奔走，身边保留的信件已然不多。看着父亲一封封书信中那熟悉的笔迹，亲切的语言，谆谆的教诲，以及殷殷的嘱咐，父亲的音容笑貌瞬间浮现在我的眼前。

他那男子汉的气质胸怀、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豁达向上的乐观精神，特别是那爽朗的笑声，始终让我为之骄傲。故萌生编辑此美篇的想法，以表达我心中对父亲的无限怀念。.........

　　我与敬爱的父亲相伴了仅有39年。总记得父亲曾经给我讲述他参加冀中八路軍的非凡经历，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他希望我能够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有志向、对社会有用的人；父亲曾向我讲解他和战友们如何英勇抗击日本鬼子的战场拼杀的战斗场面，小小的故事，透露了希望我成为一个不怕苦和累、斗志旺盛、勇往直前的坚强人；父亲对我介绍革命战争时期八路軍食衣住行的艰难，生活的困苦，显示了希望我要保持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不铺张浪费的良好风尚……。成为一个红色的革命后代。

　 这就是父亲留下的让我能够一生受益的"精神遗产"，父亲这份宝贵财富，始终是我能够健康成长的源泉，也是我努力追求进步的动力，一直鼓舞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奋斗不息。

　 父亲是在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参加了冀中军区八路军，那年他才13岁。由於年龄小，开始在冀中军区司令部任勤务兵，通讯员等。

　　在1939年至1942年间，也就是抗日战争的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在广阔的冀中平原大地上是"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处处见狼烟"的白色恐怖景像。当时敌占区的老百姓饱受着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个时期，我的父亲仅15-18岁。他受命从冀中軍区司令部先调到了清苑县大队所属的"白洋淀雁翎队"，后又参加了冀中军区八路军的"敌后武工队"。父亲和战友们一起始终转战，拼杀在抗击日、伪军和汉奸走狗的冀中战场上。

　　1942年，父亲因为在抗日前线的战场上"作战勇敢"，"不怕苦和死"，经"朱志勇"同志(解放后担任河北省軍区副司令员)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的年底，父亲被安排到了抗日軍政大学二分校学习一年。结业后，又继续回到了八路军冀中軍区，在司令部先后担任了教育参谋，作训参谋等职。

父亲在抗日的战场上一直坚持战斗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父亲因为身患"肺结核病"，选择了复员回到白洋淀老家，在当地一家船厂工作。

　　父亲生长在华北明珠_白洋淀水乡岸边，身体水性非常好，又熟悉那里的地理环境，首先就被安排去了清苑县大队下属的"白洋淀雁翎队"。在淀泊相连、苇壕纵横的三百多公里的水面上，父亲和雁翎队员们并肩打击着日本鬼子、伪军和汉奸走狗，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白洋淀雁翎队"，当地的老百姓都称他们为"水上飞兵"。这也是一支神出鬼没、来去无踪影的抗日武装队伍；更是一支令鬼子、伪军和汉奸们闻风丧胆的一支英雄队伍；确实是一支让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的子弟兵队伍。

　 "雁翎队"的队员们平时常划着小舟，出没在白洋淀日本鬼子运送物资的供给线上，截获敌人的军火物资；有时则头顶荷叶，嘴衔苇管，隐蔽在水中或芦苇丛中，伏击敌人的各种包运船；也有时装扮成渔民，走进敌占区，巧妙地端掉敌人的岗楼；甚至还曾深入到敌人的心脏之地，为人民大众除掉通敌卖国的汉奸走狗等……。

　 父亲曾经对我说，抗战时期，他们都是抱着"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没有了"的信念，参加每一次与日伪军队的殊死战斗。

有一次，"雁翎队"正在白洋淀的芦苇荡中休整。突然发现己经被汉奸带来的大批鬼子、伪军包围了，因为处于敌众我寡态势，只能够迅速转移出去。

大批鬼子、伪军和汉奸从芦苇荡的三面包抄过来，只一面是刚割完芦苇，佈满苇茬子的开阔地可以突围。当时的日本鬼子都是训练有素的老兵，枪法非常精准，如果硬着头皮跑着冲出去，只能倒在日本鬼子的枪弹之下。

父亲和战友们急中生智，就躺在了苇茬子地上，忍着被苇茬子扎的剧痛，快速得向外面滚了出去，周身的皮肤都被划破了，遍体都是血淋淋的。他们终于躲过鬼子、伪军的偷袭，突破包围，冲了出去，生命得以保存，又可以继续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記得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就给我买了本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让我通过不断阅读，了解自己的家乡，熟悉家乡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遭受的苦难，珍惜今日的幸福生活。

同时还告诉了我，这本小说的作者是"袁静/孔厥"，都曾采访过他，听他讲述"雁翎队"队员们在白洋淀上打鬼子、打伪军、打汉奸走狗，那些出生入死的转战轶事。

　　在抗日战争的1942年时期，华北地区的冀中大平原是属于"敌后区域"，当地的人民大众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游击斗争异常活跃，因此，给驻扎在这里的日军部队、伪军部队以沉重的打击。

　　日本侵略者为对付抗日武装力量，削弱游击队的战斗力，在华北地区疯狂地展开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

日本鬼子在当时不仅实施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及抢光；还修筑了大量的封锁沟和封锁墙等等，当时的冀中大平原上，不仅是"十里一碉，八里一堡"；更是制造了大片无人区 ，形成铲除抗日力量活动的土壤，妄图借此搞垮八路军，游击队等抗日武装。

　　就在此时，冀中军区部队选调了部分立场坚定、机智勇敢、并熟悉当地实际情况的干部和战士组建了″八路軍武工队″。父亲也成为了光荣的一员。

"八路军武工队"，主要奔袭在在抗击日本鬼子，伪军和汉奸走狗的游击战场上，常常出奇不意地给敌人以致命一击。

"八路军武工队"，活动在清苑百余公里的大地上，行军、打仗，宣传组织群众，创新对日斗争方式。

在冉庄开展"地道战"、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群众，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在张登、王盘实施"地雷战"，粉碎了日伪军队的一次次扫荡，有效地巩固和扩大了敌后区。

　 "八路军武工队"，还时常的配合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参加去日本鬼子，伪军占领区内"拔据点"，"端炮楼"的战斗，消灭鬼子、伪軍的有生力量。

　 父亲还告诉我，他也曾多次出生入死的一个人独闯安新、清苑等县城，甚至曾进入到敌伪军的据点内，及时准确地完成了上级交办的了解敌情，搜集情报等项艰巨任务。

父亲！始终都是不怕千辛万苦，不惧个人生命危险，身在冀中大平原上，付出了青春年华，走完了八年抗战的全过程，为伟大祖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贡献！

父亲！您永远是我的心中最崇尚的伟大"英雄"。

　　还记得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同志，曾经多次来到家中采访父亲，搜集当年"八路军武工队"深入敌后，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创新斗争方式，和鬼子、伪軍及汉奸走狗英勇斗争的史记资料。

作者冯志同志，还在这本著名的描述抗日战争的小说中，以父亲固有的一些性格特点为基础，使用父亲的姓氏，塑造了一位有突出个性特点，具鲜活形像的八路军武工队队员-"辛凤鸣"。

　　1949年1月，天津解放了。父亲携全家人离开了安新县白洋淀，来到了天津城。最早被组织安排在塘沽区文化舘担任负责人，工作多年。

随后又调入到天津市文化局，天津市五金公司，还曾到天津市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学习一年，结业后被分配在天津市传染病医院，后又调到天津市卫生局、天津市环境卫生局、天津市医疗电子仪器公司等单位工作。

　　自此后，父亲受到了爷爷历史问题(曾任国民党北京傅作义起义部队中的中校军需官)的牵连。一些心存私利的别有用心之人，更是颠倒黑白，歪曲事实，不顾党的有关政策，对父亲曾经进行了多次的打击报复。

在整风反右时期，社教四清学习，及文化大革命等多次运动中，个别领导人对父亲实施政治，经济和身体的多方面迫害。

　　父亲面对着自己遭受的种种不平等待遇和迫害，从未在我们面前说过任何抱怨之话。他始终坚信党的政策，并坚持党的组织原则，按照党组织的程序，多次向上级申述，驳斥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对他散布的不实之词及诬告。

后来，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朱志勇同志(解放后任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父亲曾经身处的清苑县大队领导(解放后任解放军66军军长)及原冀中军区司令部的战友王丙乾(解放后任国务院财政部长)等人都亲笔写来了证明书信，高度评价了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勇表现。

直至1977年5月，上级党组织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后。给父亲昭雪平反了，推翻强加在父亲身上的不实之词，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党籍，并按排了适当的工作。

　 父亲始终注重对我的敎育和培养。那时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父亲想尽办法保证我上小学、进中学，而且都是进入全日制的学校里住校学习、生活。因此使我的独立生存能力得到了培养和提高，集体观念也能逐步地形成。

此后，无论在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期，还是在应征入伍到部队扛槍保卫祖国期间，我都能很快地去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真诚地和同事、战友们团结一心，并肩工作、学习和生活。

　　1969年春天，我中学毕业，面临着分配了。具体去向就是或上山下乡去农村插队、或屯垦戍边到兵团农垦、或保家卫国赴部队扛槍。我非常渴望能够参军，到部队，或分配进入建设兵团内锻炼成长！像父亲那样，做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好"兵"。

当时的父亲，是被封闭在财贸五七干校学习，正在接受工宣队的再教育。当听说我的分配因爷爷的历史问题受阻的实际情况后，他想尽各种办法向领导请假，陪我去了学校，面见当时进住学校的工宣队领导，提出要求去"内建设兵团"的申请理由，结果被无情地拒绝。

此后，我对父亲讲，工宣队领导不接受我们申请的理由是完全讲不通的。父亲劝我说，有些领导虽然是有权利，但政策水平比较低，和他们讲不通，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不必和他们计较了。否则，只能给自己增加过多的烦恼。

最后，父亲鼓励我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村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父亲还说，我相信你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只要努力，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1969年11月份，我带着父亲的殷切期待，主动报名去了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父亲不但为我准备好了生活用品和行装，而且还亲自送我到了下乡的地方，一切都安顿好后，才依依不舍的离开。

此后，父亲经常不断地给我写信，给我以鼓励、关心、理解、和教育，使我不断提高了努力的信心，增强了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动力。

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期间，我始终要求自己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每天穿着缝有补丁的衣服，与社员们在田间并肩劳动，并虚心地拜他们为师，扶搂播种，举锄除草，收割玉米、手拔麦子……。受到了当地贫下中农的一致欢迊、好评和表彰。

1970年9月，我被选调到了河北省清苑县医院，经过了短暂的医学知识补习培训之后，我被分配在医院的化验室工作。

　　1970年12月，经过了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多方组织领导给於的大力支持帮助，我被应征入伍了，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也能够像父亲那样，成为了一名革命军人，投入到了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之中。

　 走进部队以后，父亲对我更是书信不断，亲切的关心、耐心的敎育、热情的鼓励之语，总是跃然于纸上。

我也始终都忘不了父亲的嘱托和期望，在平时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处处地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做到不怕劳累，勇于吃苦，园满完成上级领导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

　　1970年12月底，我走进了部队大熔炉；1971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72年6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在1973年9月，进入了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军医系读书学习。

　　在军队的20年服役期间，我最大的幸运就是参加了1979年2月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在打击越南侵略者的前线，勇敢地履行了"军人是战场主角"的基本职责，经受了在血与火战场上接受生与死的考验。

父亲听说我很快就要上战场上，多次来信让我牢记，在战场上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而有效地保护自己，就是要冲锋在前，不能迟疑后退！我始终牢记着父亲的嘱咐，就是要做到"勇敢者生，后退者亡！"。

　　在走进这一场真枪实弹的战场后，我脑海中始终記着一句永远难忘的话，就是团首長在即将出发的戰前動員會上谆谆告诫的"上戰場不是人人都會死的，但是，每一個走进战场的軍人都要充分做好死的準備！"。

就是这句话，极大地鼓舞著我大胆地走向了袓国的南疆邊陲战场，踏上了明知此行很可能是有去無回的行程，也要勇敢地去面对，并且在战场前线努力地去完成了一个个艰巨的任务。

　　在1983年4月，我调到陸军37医院后，受命参加"成都军区后勤服务队"工作，奔赴到西藏高原，为川藏公路沿线的"兵站，边防部队"官兵服务。在半年多的工作时间里，行进在5000余公里高原公路上，使我的身心又一次经受了高原环境的艰险磨炼。

　　行走在这条世界屋脊的道路上，我们翻越了海拔4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近10座；同时还面对着险相环生的悬崖峭壁、沟壑、突兀；更要应对着可能突然暴发的滑坡、山洪、泥石流及雪崩等。日常间，始终要承受着高原缺氧的折磨，经受着终年冰雪不化地区的严寒考验。当然，艰难困苦也确实让我们增进了勇气，磨炼了意志，锻炼了体质。

　　在半年多的工作时间里，面对着惊险环境的刺激，高原缺氧的折磨，以及无法遇测到的突发意外------，心中总觉得自已好像是和死神在相伴相行。

但是，凭着不屈的斗志，顽强的信心，也终于战胜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庆幸园滿而又顺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并且安全地返回了医院。

　　1989年9月，我结束了廿年的戎马生涯，转业回到了家乡。分配在天津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工作，开始了一段新的历程。

我到了医院后，先后被分配在住院部、门诊部的内科担任医师诊疗工作。并曾一度被抽调到医院机关从事预防保健、人事管理等医疗行政部门工作。

　　2003年4月，一场史无前例的烈性传染病—"SARS"，猖狂肆虐着人民大众的生命健康。

4月28日，我作为天津市首批医疗队员，进入天津市传染病医院的"非典患者病区"，全天候地救治感染冠状病毒的"SARS"患者。

在隔离区工作的14个昼夜里，每日都是深入病区，坚持对患者的例行查房，检诊病情变化，调整治疗方案，并隨时准备实施对危重病员的搶救。面对着令人恐佈的疫区环境，始终顶着精神和心理的压力，坚定地投入到繁忙的医护搶救工作之中。

我和其他的医务员一样，确实经受了一场极端的考验，承受了不寻常的生死锻炼。

　 《今晚报》2003年5月7日，发表了远在法国巴黎的女儿给在抗击非典一线的父亲发来电子邮件——"爸爸，您真了不起！生命有不能承受之重，但我们依然需要微笑，因为我们坚持生命的可贵！”

这是一封来自法国巴黎的电子邮件，远在异国的女儿只能通过电缆传递对战斗在抗击非典一线的父亲的思念和祝福。(记者杜建辉)

　　52岁的辛竹是天津医大三院呼吸内科医生。作为天津市属医院第一批支援抗击非典前线的医疗队成员，他在传染病医院的隔离区已经奋战了11个日日夜夜。

当时医院派医疗组时，他是医大三院现有人员中唯一的一名男性呼吸内科专科医生，也是医疗队中年龄最大的一名成员。

前两天，同宿舍的一位医疗队医生不幸被感染后住院，在任务重，医护人员紧的情况下，他以一切为病人着想的大无畏精神，仍然坚守在抗击非典的一线------。

　　2003年6月，记得走出隔离区后，曾有一位天津电台的记者采访我。他提出，你参加此次与SARS的搏击，与你在1979年参加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相比较后，你更觉得哪一次承受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呢？

我坦率地告诉他，肯定是此次了，因为我们对突然暴发的烈性传染病"SARS"还是非常陌生的，甚至都有些不知所措。所以，目前的具体的预防和治疗措施，似乎都带着一定的盲目性------。

2003年6月，在天津的海河广场，参加抗击"SARS"的医护人员代表和天津北洋音像出版社进行联谊活动。

我代表全市的抗击"SARS"医护人员，接受了由著名的词曲作家王莘同志赠送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音乐光盘。

我转业到地方医院工作以来。始终未忘记父亲曾经的教诲，牢记医生的职业操守，并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2003年春天，抗击"SAES"猖厥肆虐，保护患者健康和生命之时，我沒有畏惧退缩之念，而是勇敢地迊上去，用自己的生命履行了白衣战士的职业操守，由此获得了天津市抗击非典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在自己奋斗的事业上书写了光彩的一页。

　 我的父亲，由於在抗日战争时期军队生活的艰苦及环境的残酷，还有在和平年代多年遭受的迫害，使他的身体状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1990年1月27日下午16:00，因病医治无效，父亲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他永远地离开了我。这一天是正好是父亲六十六岁的生日。

早晨，阴沉的天空，开始飘落着小雪花，很快就演变成了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下了整整的一天一夜。

父亲！人们都在说。是您老人家一辈子的辛苦付出！感动了上蒼！老天爷不仅仅眷顾着您！而且也为您过早地去世而悲伤！所以下了一天大雪。

父亲！您十三岁参加了冀中八路军，十八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历尽艰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鞠躬尽瘁，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父亲！您的一生勇敢顽强，刚直不阿，平易近人，作风朴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永远是我人生祟拜的榜样和楷模！

父亲！儿子也没有辜负您的希望，如您所愿的成为了一名革命军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坚持了职业操守。

做为一名革命军人！在战场上接受了血与火及生与死的考验，并发扬了革命军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园满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

做为一名医生！在抗击SARS的传染病区里也经历了生与死的磨炼，发扬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履行了白衣天使的神聖职责。

父亲！我将用自己继续不断的努力告慰您在天的英灵！

　　1983年10月14日，回津探亲，与敬爱的父亲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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