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伟教授：谁应该对“落马”的贪官负责？

游伟

                     谁应该对“落马”的官员负责？

                                       游 伟

        人们常常会不断重复地说着“常识”和“真理”，就好比“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之类的警句。

       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或者“有关部门”，却总是忽视种种“常识”，记不住经验和教训，总还是会不断重复着以往的“疏忽”或者曾经出现过的“失误”。

        譬如曾被媒体称作“女贪”的某一大省的某副厅长张某，因为涉嫌受贿被纪委正式“双规”并立案调查。还不断有报道称，张在任职期间，不仅利用职权肆意收受贿赂，而且个人坐拥七套产权住房。据说直接挂在她个人名下的房子就有四套之多，而在她女儿名下的则有三套。就在这七套住房中，仅“xx华门”一套就市值一千多万元。而且，“xx华门”本来就是高档楼盘，堪称“豪宅”云集之地，这在当地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

        大凡贪腐高官“落马”之后，各种揭露隐秘、爆料新闻就会接踵而至，女贪张某自然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媒体围观”。有报道称，张个人一向“嚣张跋扈”，为人强势，人际关系在哪儿都是甚为不佳。还说她本性贪婪，收受他人财物不分场合，无所避讳，连“窝边”草也吃。

        甚至还进一步传出最具“新闻价值”，但却未被证实的隐秘之事。似乎这样的女性领导干部，早已暴露出了种种贪腐形色，只是在“那个时候”，她无论如何嚣张、奢华和腐化，却不知怎么的，就是始终出不了什么“大事”。当然，媒体的报道还总是会留下一些个“尾巴”、“悬念”，供人们去尽情猜疑或浮想联翩。 比如，有的新闻报道中就明明白白地写着“她常常能得到厅主要领导的信任与赏识”之类的话语，给人留下足够的遐想空间。

        我一直在想，涉贪张某“落马”应该也和其他出事的男性官员一样，有着外部权力缺少制约、领导过度信赖、内部监督乏力，自身又极力追求享乐、迷恋名利或者独断专行等等诸如此类的综合原因，并且，按照已经成为普世“公理”的哲学原理，自身“内因”也永远是决定的因素。不过，作为女性官员，早在十年之前离异后就独自带着女儿一路走来，客观地讲，也应该与常人一样的“很不容易”，或许还饱受过生活的磨难，甚至有着某些鲜为人知的艰辛经历。她虽说最终官至厅级而涉案落马，也可谓是“咎由自取”，但多少会令人感到有些痛惜。我相信和她较为亲近的人，也一定不认为她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天生犯罪人”。

        是人,就一定会有人的“多面性”，“善”、“恶”切面一体俱在，这也显示了人的“复杂性”。正因为如此，全面评价一个人就会变得不那么“简单”，也不应该一刀切式的“简单化”。事实上，一个早期还好端端的干部，最终走上了贪腐之路，应该永远都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其中一定存在着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规律。如果我们的干部制度比较健全，权力结构和制约设计较为合理，监督权力实际运行的机制更臻完善，就一定可以较早地发现这种“量变”，并使其极早地受到控制，不至于发展到引起“质变”的严重程度。或许，这本身就是我们的国家和“有关部门”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应当负起的一种职责，也是真正关爱我们干部的制度表现。所以，“有关部门”制度设计和机制改革的脚步，能不能真正走在官员滑落“质变”的前面，就成为更加需要予以关注甚至真正应该“围观”的问题。

        反观张某其人，她的贪腐演变也同样有着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滑落过程。比如张本人为人处世的态度和行事风格我们姑且在此不论，即便是她利用职务搞所谓的“权钱交易”，恐怕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变，绝对不可能隐藏得没有一丁点儿“外在”的显露。再说她虽然也算是受贿“致富”，但也不见得是“一夜暴富”，更不可能一次性就购入七套房产，一定也有着逐步累积、渐进演化的过程。

        这又难免使人想起我们已经实行多年的领导干部个人收入(财产)申报制度。

         早在许多年之前，国家设定的财产申报对象就是“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张当年也一定是在“每年应当申报一次”的范围之内。而据现在查证，直接挂在她自己名下的那些房产就有四套，即便当时她自己不做主动、如实的登记，只要我们的“有关部门”稍稍花些时间去房产交易中心进行调档查看，就一定能够发现其中疑似“不正常”的种种迹象。单就这些房产的价值而论，即便一时没有证据认定其涉嫌“受贿”的来源，法律上专门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情形，恐怕还是容易及时做出推断的。如果我们的“有关部门”能够加快一些行动“步伐”，早一些“出手”调查、核实，也就不会像后来那样兴师动众地去惊动中央纪委派驻专门调查组查究此案了，张或许也根本不会发展到今天变成媒体上所称的“大贪”或者“巨贪”了。

          人们常常会不断重复地说着“常识”和“真理”，就好比“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之类的警言。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或者“有关部门”却总是忽视“常识”，记不住经验和教训，总还是会不断重复着以往的“疏忽”或者曾经出现过的“失误”。

        现如今，各类报章网站盘点起过去的一年半载我们查究贪官的“总量”及取得的“成果”，人们在幸喜着那些个腐败分子未轻易逃脱“法网”的同时，是不是更应该去呼吁我们领导层和“有关部门”,去再次认真审视一下自己推进着的制度完善、机制变革的种种“步伐”，看看他们是不是已经尽到了“早建制”、“早改革”、“早预防”、“早发现”的职责和责任，用真正科学、合理的权力分配机制和权力制约设计，去挽救那些可能还在滑落之中的“问题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