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通信兵岁月之五：我们的通信连

张传桂

　 1974年3月初，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回到了老部队。傍晚时分，车到南门岗停车点时，连指导员袁兴德带着张子祥等几位战友，早已经等候在那里。战友们把我接回无线电连，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便公布了我任架设连二排长的命令，战友们又帮我把背包行囊搬到了架设连二排。二排有排长，是我的老战友张友生，1966年的兵，山东栖霞人，他对我这位第二排长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时任架设连连长林玉章，福州人，指导员曾庆源，江西人，他们也对我很热情，让我心里挺感动。刚放下背包，就接到直工处通知，让我马上去政治部直工处报到。 直工处李文生副处长和我谈话，说，你不用在架设连干，到处里来和尹德甲一块搞新闻报道。就这样，我的履历上有一年多时间任架设连排长，却没在架设连工作过一天时间。

　　架设连的架线兵，排头为排长刘建顶。

　 1974年夏天我要回山东休假，营政委殷曰恒知道后找到我，说，你们连的刘华洲，69年底入伍的，组织问题早该解决了，可他们村上老有人来信，说他家庭有问题。我和处里说过了，给你十天假，你回家后到潍坊去趟，到他们村里调查一下。就这样，我回到博兴老家以后，又从博兴去了潍坊，又从潍坊到了刘华洲战友的村上。刘华洲的父亲十分热情，留我吃的午饭，饭后又去了大队书记家。经了解，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情况也并不复杂，还是文革时闹派性结下的的矛盾，人家为出气写信到部队去折腾他。回到部队后，我如实给连党支部写了份调查报告，刘华洲同志的组织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殷曰恒，山东省胶南县人，原29军通信营政委（副团职），有能力，有魄力，性格耿直，待人热情。1975年殷政委转业至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上海分公司，担任远洋船队政委。他的突然离去，让我觉得十分惋惜。1976年3月将军山大演习期间，殷政委刚巧回位于守三师的家中休假，我和直工处尹德甲干事闻讯去看望他，他送我这张照片留作纪念。照片中左侧紧扣风纪扣军容严整者，即为殷曰恒政委。

　 1976年1月，组织上公布了我任通信连副指导员的命令，但仍留在直工处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直到这年的9月1日才到职。时任连长周国青，瘦而高，背微驼，人称周大个，苏北人，1965年入伍，我当兵时他是老通信连文书，很熟。指导员何银德，我的老台长，更熟，但不久他调去南昌步校学习，由营部管理员隋培民接任。隋培民是山东栖霞人，1966年入伍，老通信连通信排的，我当兵时他在通信班开摩托车，也很熟。副连长曹思瑞，1965年入伍，苏北人，老通信连架设排的，是老先进，吃苦耐劳，人称“老黄牛”。副连长陈志清，1969年底入伍，苏北人。副指导员王学飞，1965年入伍，苏北人，老通信连架设排的，也挺熟。一排长付红，1969年底入伍，北京人。二排长孔令富，1969年底入伍，苏北人。三排长伍祥发，1973年入伍，江西吉安人。接力站站长陈丕学，1968年入伍，山东博兴人，我的同乡。技师游秀全，1969年底入伍，福建南平人。技师田宝群，1969年底入伍，苏北人，原来和我同在无线电连待过。副连长萝卜大葱，副指导员锣鼓叮咚，王学飞副指导员负责锣鼓文宣，我则是协助指导员做些政治教育工作，并负责管理连队的图书室。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全军进入一级战备，这是通信连女兵排的女兵在战备执班。此照片曾刊登在福州军区机关报《前线报》上面。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締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領袖毛泽东逝世，享年83岁。当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軍委联合发出《告全党全軍全国各族人民书》。同时，中央军委命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通信连作为29军机关及所属部队的通信指挥枢纽，任务比往常更加繁重，工作气氛更加紧张，全连干部战士化悲痛为力量，全身心投入紧张的战备执勤当中。9月11日至17日，吊唁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农村、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也都举行了吊唁活动。9月18日，首都工农兵各界群众參加的百万人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門广场隆重举行。華國鋒致悼詞，緬怀和頌揚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紀革命生涯中建立的丰功伟绩。200多个国家、政党和組织及其領导人发來唁电、唁函，向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深切哀悼。9月21日，联合国第31屆大会开幕式上，與会140多个国家的代表為悼念毛泽东肃立默哀。

说话间，便进入了1976年的10月。随着战备状态的解除，连队工作步入正常运转。我带着文书杨冬根，对图书室里的图书进行登记清理,那可真正称得上是“图书”,除去几本画报,就是一摞连环画册。恰巧,那天下午我有事去直工处，便将连队图书室的情况向文化干事凌荣说了一下。凌荣干事为了支持我的工作,特意拨给我一笔经费,并介绍我去福州新华书店内部批发部买书,说是那里有好书。第二天，我便带着文书杨冬根，兴冲冲去了福州。没想到,我们跑到福州新华书店内部批发部一看,除去《西沙之歌》之类的“小说”之外,没有多少值得一读的书。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在回连部的路上,迎面走来 了一排长付红。她大老远就冲我笑,没有笑出声,却满脸都在笑。开始,我还以为她笑我出了什么洋相,可摸摸帽子、整整军装,一切正常。看我这般举动,她笑得更开心,紧走几步迎上来悄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特大特大的好消息,江青他们四人帮被逮起来了。”

　 通信连女兵排女兵华平，在长乐岐山军事演习现场。一切从实战出发，严格要求，严格训练。

　　十月惊雷过后，部队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变化。最为明显的感觉是身上的压力在增加，各级领导都更加重视军事训练工作，用于军事训练的时间也更多。营里要求，连队干部都要参加部队训练，各类训练课都必须到场，叫做跟班训练，简称“跟训”，以便随时掌握情况，解决问题。同时，也磨练自己，增强军事素养及业务能力。相比较于无线电连和架设连，通信连的业务门类是最多的。有总机，总机容量不够，加上载波。有被复线，敷设快捷方便，主要用于野战。有摩托车通信员，还有徒步通信员。有接力通信，四台接力基站车，一站接一站把信号传过去。为了防止无线电泄密，平时通信用有线电报和电传，后来又装备了传真机。我到通信连时，传真机刚开通不久，机房设在司令部大楼里。负责传真机的小战士（忘记名字了）带我去看过那传真机，块头很大，类似于现在的洗衣机，能保持原样传图片和文字，在当时属于高科技先进装备。还有维护站，专门负责野外线路巡查维护工作，常年野外作业，风雨无阻，十分辛苦。那个年代，我军的野外有线通信线路，基本上全是高架明线，很容易遭到人为的破坏或是自然灾害的损害，必须经常性有人巡查维护。

有一次，指导员对我说，咱们连在永春县的高垅村有个维护站，只有三个人，你代表连里去慰问一下他们。接受任务后，我又了解了一下这个维护站的情况，他们那里很偏僻，任务很繁重，生活很枯燥，入伍新兵分到维护站以后，直到退伍也未必有机会回趟连队。回趟后卓，就如同一般老百姓进趟北京差不多。我也没有带什么慰问品，好象就带了几本书，从后卓坐二等车（载人的自行车）到莆田县城，又坐长途汽车到永春县城，又换乘长途汽车来到地处大山沟的高垅村。三位战士的名字记不清了，他们知道我要来，十分高兴，十分激动，见面时一个个乐呵呵傻笑，中午饭还特意做了好吃的招待我。我说，我也没带啥好东西给你们，还吃你们的，不太好意思。他们说，你能来就是最好的慰问，这地方平时很少有人来的。我在维护站住了一夜，和战士们聊的很开心。他们说，最怕遇上雷雨大风，尤其是台风天气，自己忙些累些不要紧，线路故障不能及时抢通，会误事情。他们还说，白天巡巡线，做做饭，日子好打发，到了晚上，三个人大眼瞪小眼，不知该干点什么，打扑克都凑不齐一桌。

　　华平等值机员在机房值班。

　 1977年7月，连里开始起动电缆敷设工程，计划逐步由地下电缆替代架空明线。每天都是全连出动，干部战士，男兵女兵，一起出动，到莆田城西一帶挖电缆沟。正值盛夏酷暑，天气最热的时候，坐着不动都会冒汗，再顶着烈日干力气活，身上的衣服全是湿的，整个人就象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按照我的方位判断，那电缆沟是从西南往东北的走向，全是从老百姓的稻田及杨桃林经过。在稻田里挖沟，脚一踩下边全是烂泥，不论男兵还是女兵，个个被溅得滿身滿脸的黑泥，傍晚收工回到连队，那真是累得洗把脸的力气都没有了。

大概是在1977年的秋天，连里要组织全连干部战士进行实弹投掷。通信营各连是没有装备手榴弹的，我从当兵直至去通信连任副指导员，真正的手榴弹从未摸过。连队的很多干部战士，尤其是女兵们，情况和我差不多。因此，听说要投掷手榴弹，个个是既紧张又兴奋。周连长大概也是第一次组织实弹投掷，为了确保安全，他带人把投掷地点选在北山的一片谷地，那里有一块较为平坦的场地，前边有一个斜坡，视野比较开阔。为了以防万一，周连长组织战士们修了一道掩体，计划从掩体后边往斜坡下投掷。这样，即便是女兵们力气小，也能借着坡势扔下去，不至于伤着自己。连排干部全程参与，在现场负责指挥及安全监督。第一天很顺利，我是第一次投弹，但教练弹还是扔过的，动作要领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个开盖，把拉环挂在手指上，然后壮着胆子扔出去，身子随即卧倒在掩体里，等轰然一声响过，再直起身子。第二天也很顺利，临近中午时分，各排人员都已经轮流投掷过，实弹投掷任务算是安全完成了。因此，周连长很高兴，我们也很开心。周连长看看还剩一箱手榴弹，对在场的人员说，干脆，咱们把它扔完，省得再扛回去。在场的人员当然十分开心，一片欢呼。投弹开始，轮流上阵，一人投掷，众人观看。俗话说，乐极生悲，这话还真有道理。站在掩体里观看投弹的的游秀全技师，卧倒的动作稍微慢了点，而那位投弹的人又投得近了些，迸起的弹片，刚巧有一块击中了他的肩胛骨，只听他哎哟一声跌坐到了地上。众人一阵慌张，一阵忙乱。还好，游技师伤的不太重，脸色惨白，汗珠如同豆粒。山间小道无法通车，人们只好搀扶着他走回连队，再送至95医院治疗。

　　华平等女兵执行野外架线任务。

　 其实，当兵的从入伍起就懂得，纪律和条令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不遵守纪律，不严格按照条令办事，迟早会出事情。比如说，通信兵有纪律，搞有线通信的不能监听电话，你听了以后就有可能说出去，一旦说出去就有可能出事情。搞无线通信的不能偷听敌台，你听了以后就有可能受影响，一旦受到影响就有可能出事情。无线电连有个报务员，姓江，名字忘记了，但我记得他当兵前的名字，叫做江长寿，1976年入伍，江西都昌人，他就是因为偷听敌台中毒太深，继而与台湾敌特挂钩，被保卫处抓了起来，关进了警卫连的禁闭室。这个兵我认识他，我去无线电连玩时，曾经和他交谈过，个子不高，胖乎乎的，看上去挺单纯的。他是在夜间值班时，联络结束后闲的无聊，开始偷听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广播，渐渐相信了敌人的欺骗迷惑，如自由金钱美女等等，继而按照敌人广播中告知的在香港的联络地址，开始给敌人写信挂钩，并提供了相关情报。他一个小战士，能知道多少有价值的重要情报？只是在挂钩信中写出了军长田世兴，政委刘挺柱等军首长的名字，并绘图标明了军直各分队的位置。他那里知道，那时寄往境外的书信，邮政局都是有检查的，他的信在福州就被扣下了，然后他立马就被抓了起来。与敌特挂钩，也就是叛变投敌，这在战争年代就是死罪。案件事实清楚，在判决之前，为了弄清江长寿的犯罪根源，组织上派保卫处黄干事和我两人，专程去他的家乡调查走访。

　　飒爽英姿的通信女兵。

　 我们两人从福州乘火车，第二天到达星子县城黄干事家里，他的家人十分好客，热情地设宴款待我。然后，他住家里，我去县委招待所。江长寿有个姐姐，叫做江长花，正在永修县的大山里修水库，第二天由我一个人前往永修做调查。我乘长途汽车赶到永修县的水库工地，指挥部介绍说，江长花同志表现很好，是青年突击队的队员，正在争取入党。我听后，心里不免生出一丝悲凉，有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弟弟，她入党的事八成要泡汤。中午，江长花请我在她们食堂吃饭，我们边吃边聊。那姑娘很聪慧，也很敏感，她知道她的弟弟肯定出事了，想强忍着，但又想试探着问些什么。我无法安慰她，也没说实话，只说她弟弟出了点事情。我于当天傍晚回到星子，把情况向黄干事汇报后，黄干事说，也好，这件事迟早要和他们家长摊开的，由江长花回去说开更好。为了给江长花留出时间，黄干事去联了一部车子，第二天拉着我们两人上庐山转了转，当晚回到星子。果然，第二天我和黄干事赶到都昌县江长寿家里时，江长花已经陪着她父母在等我们了。江长寿的家庭没有问题，他的父亲是中共党员，还是村里大队的支部书记。那是位见过世面的人，当他听说儿子犯的事是与敌特挂钩时，捶胸顿足，连续地说，这个长寿，那能干这个……

我和黄干事回到部队后，直工处尹德甲干事告诉我，福州军区政治部来29军为前线台选调干部，直属党委推荐了我，调令已经到处里了。

　 原29军通信大楼。

　 光阴似箭。我再次回到后卓，回到原通信营驻地，是在二十年以后。此时的后卓营区，早已换了主人（1985年29军撤销由93师入驻后卓），尤其是原通信营的营区内，原来的营房已经完全不见了，唯有原来的通信大楼完好如初。这幢大楼，我离开通信营时刚刚完工，它曾经是我们连总机的机房所在地，是原29军的通信指挥枢纽。我久久地凝望着当年通信营的标志性建筑，心潮涌动，久久难以平静……

　一班长张淑英在带班。

　　张淑英（左），张丽慧（右）在值班。

　通信连女兵张丽慧（左），房路渊（右）在值班。

　通信连女兵史月英在值班。

　通信连女兵包素健在巡线。

　通信连女兵华平（里侧），夏婷珍（外侧）在检修通信设备。

　 通信连女兵夏婷珍（左），陈小英（右）在帮厨。

　接力排排长陈丕学与战士们在菜地。

　我们连的女兵们！

　 感谢命运女神，是她那双灵动的纤纤素手，按动了历史的快门，让时代定格，留住永久的青春。

　通信连女兵排长排长付红。

　 通信兵岁月，青春似火的岁月，难以忘怀的岁月……

　 通信连女兵照片由郑又玉、张丽慧、夏婷珍、陈亚玉、宿志英，华平，林赛华，张祥英等战友提供，谨向诸位战友表示感谢！

2018年3月24日稿，2019年5月26日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