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抵祖国

玉兰

                           安抵祖国 

                    印尼华侨归国记

  家住沙河的陈淑黎夫妇一直细心地保存着他们俩1960年10月份回国时的船票，近60年过去，那两张船票的纸张虽有些发黄变薄，但封面上红色的“安抵祖国”四个字依然鲜艳夺目，让人看了不禁眼热心动。与船票一起保存的还有临离开印度尼西亚（余下简称印尼）前她家的全家照、她和母亲等人与外婆姨母的合影、她先生陈良玉在印尼读书时的成绩单等。这些物件，无疑已成为他们夫妇生命中最重要的“行走印记”。

  1954年，陈淑黎降生于印尼“泗水”的一个华人家庭。父亲陈明祥，1924年从福建泉州前往印尼，年方16岁。他是去投靠自己的父亲的。陈淑黎的祖父先前携弟下南洋，先到新加坡，发现华人太多“搵食”不易，又辗转到了印尼。凭着双手慢慢打出一片天地，便唤自己的儿子前来。到印尼两年后陈明祥奉父命回国完婚，生下一男一女，将母亲妻儿也带至印尼生活，妻子却因水土不服客死异乡。再婚，娶了陈淑黎的母亲高连娘。那一年陈明祥已30岁，高连娘17岁，只比继子大8岁。高连娘祖籍福建福清，为第七代华人，其家族已在印尼生活了一百五十多年，比起只是家中唯一孩子的陈明祥，人丁兴旺得多。两人结合后一连生下了六个儿女，加上前面两个，陈淑黎在家里排行第六，最后一个妹妹是到汕头下船十几天后生下的。大着肚子的母亲在船上呕吐不止的情景，成为她归国途中最深刻的记忆。

  回国前陈淑黎已在印尼这个叫“泗水”的城市生活了六年，在华人学校上了半年学。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商贸业较发达。她家里像大多数华人家庭一样，开店做买卖，经营米粮杂货燕窝等生活用品。虽然家里兄弟姐妹众多，但祖父和父亲有商业头脑，加上勤劳肯干，生意做得很红火。那几年，陈淑黎一家的生活过得较富足，家里不仅请了两个印尼保姆，还有搬运工，一应杂事家务都由他们负责，孩子们平常还有巧克力等零食吃。对于当地的出产品—燕窝，母亲也经常煮给他们吃。

  祖父和父亲都是热心人。尤其祖父陈天柱，到印尼后经商很成功，不久成立了“同乡会”，热情招待从家乡来的同胞，免费提供吃住。受祖父影响，父亲也热心帮助遇到困难的同乡，渐渐在华人圈中有了一定的名望，后来担任了中华学校的董事。上世纪50年代，由祖父和父亲牵头捐款支援家乡的建设，在福建家乡建设了一座碾米厂。在陈淑黎的记忆里，家里经常有“中国画报”看，上面的图片，张张精美。父亲还常带着一家人收听广播电台的“中国之声”，“中国”二字，可以说是陈淑黎最早认识和听得最多的两个汉字。

  50年代末，诸多原因叠加在一起，尤其是不满印尼社会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占当时印尼总人口还不到3%的华人手里，一场由乡村开始、渐渐到大城市的“排华”“反华”浪潮一浪接一浪地掀起。首先是关闭所有乡镇的华人学校，让华人子弟无学可上。为了使华人们死心，所有“华校”或被封门或被部队占领。接着从经济上采取措施“掐”住华人的脖子。政府下令在印华人如不愿加入印尼国籍则剥夺其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他们在华人集聚地张贴公告，广而告之，很快就家喻户晓。事件渐渐发展到“抢店”“砸店”甚至放火“烧店”，恐怖气氛日益浓厚。

  何去何从？52岁的陈明祥态度坚定，自己在中国出生长大，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哪怕不做生意坐吃山空也不入印尼籍。虽然妻子的家人舍不得他们回国，可他还是决定带着全家离开这个近乎“疯狂”的国家。此时陈淑黎的祖父母均已谢世，陈明祥带着妻儿在关店等待一年后终于坐上了祖国派来的轮船。行前他在父母坟头长跪痛哭：爹娘啊，儿不孝，不能带你们回家，以后也不能来给你们上坟了，你们莫要怪我。陈明祥心里说不出的难过，第一次刻骨铭心地感到了一名海外游子的辛酸和无奈。他站起来，目光坚定，回祖国去，回故乡去！越快越好。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明智的。后来几年印尼社会愈加伤心病狂，不仅大城市的中华学校无一保留，连中文也不能出现在任何公共场所，即使华人墓地也不可见到。1966、1967两年无数无辜在印华人遭屠杀，鲜血染红了那片曾洒下他们辛勤汗水的土地。

  只是小孩子不懂大人的伤心事，回国时个个高兴得不得了，陈淑黎的大姐说，这下可以看到下雪了，她们长这么大还一直都没有见过雪花飘落的情景呢。

  陈淑黎的丈夫陈良玉也是和她坐同一趟船回国的，他是第七代华人，回国时已有12岁，会说一口流利的印尼语。陈良玉家中有五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眼看那么多华人要回中国，姐姐们不愿意落个留下来嫁给印尼人的命运，便也嚷嚷着要回国。他们一家人，在印尼足足等了一年半才等到船票。陈良玉回忆，当时可谓“一票难求”，虽然大家都想回国，但华人社会很团结，家里条件好的会主动让困难些的先走。他们家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所以等待的时间长一点。

  回国时，印尼海关实行全“裸体”式检查，其粗暴严苛令人发指，大家敢怒不敢言。毕竟还在人家的国土上。原以为小孩子不会查，所以让陈淑黎最小的姐姐双手臂上戴满金手琏和金手镯，结果全部被没收。有些华人家庭事先想得周全，将家中贵重物品藏在柜子的夹层中，得以侥幸带回国来。

  陈淑黎一家被安置到广东“陆丰华侨农场”，这个建于1952年的农场先后安置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柬扑寨等国归难侨近两万人。和其它华侨农场一样，该场是国家鉴于当时历史条件下开办的用以安置归难侨的带有事业性质的农场。

  1960年正处于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从异国归来的华侨们一时很难适应这种“苦日子”“难日子”。虽然国家在粮食衣物配给等方面已对归侨实行倾斜，但由于孩子众多，加上正处长身体的时候，吃得多，所以还是不够吃。陈淑黎记得：自己年龄虽不大，也会为了填饱肚子跟着哥哥姐姐们去外面找吃的，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去捋香蕉花回来煮着吃。香蕉树他们太熟悉，过去吃的“印尼粽”就是用香蕉叶包的。有一次看了番薯实在想吃，就偷偷和妹妹把从印尼带回来的肥皂换了。至于父亲带回国的金戒指大多也换了吃的，其中一个金戒指换了一只鹅，最后一个金戒指因为姐姐住院治病，也换了。陈淑黎说，虽然都没留住，也不觉得可惜，能换来吃的，全家人都高兴。

  一回国就开始读书的陈淑黎读到初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那是1970年。一切从头学起，插秧、割稻、种茶叶和糊椒等，虽然个子长得瘦小，但认真学，到后来也慢慢上手。正是在劳动和工作中她认识了大她六岁的丈夫陈良玉。那时她因年纪小不惹人注目，可作为小队长的陈良玉却很“抢眼”。为什么？因为他虽然只读了半期高中，但人极聪明，农活干得好不说，放电影、画画、木工、雕刻，每样都拿得起，还会写一手好字和好文章。在那个火热的年代，这一身本事都能派上用场。那时常常看到他在场里的版报上“比比划划”，半天过去，一台内容丰富、文字飞扬、插图生动的黑版报就出现在众人面前。还有每年春节农场举办的“游园”活动，上面贴满了他写的谜语，画的画，这一切，不禁令陈淑黎春心萌动。她的目光渐渐“聚焦”在他身上，这是一个才华横溢、心灵手巧的人，这样的一个人来做自己的恋人也不错吧。而陈淑黎也以温柔的性格和一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打动了陈良玉的心。那时农场规定，女孩子必须满了23岁才能结婚，陈良玉耐心等候，终于等到1977年，他快30岁了，两人才走到了一起。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陈良玉亲自动手，为自己的新房打造了床、柜、椅等一房家具，还在衣柜上雕刻了精美的图画。这个特别的衣柜到现在还放在农场陈良玉弟弟的屋子里。

  1979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这一年，国家准备在深圳、珠海、厦门等地设立经济特区，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正风起云涌。陈淑黎夫妻完全沉浸在初为父母的喜悦中。他们做梦也未想到，再过几年，夫妻俩也会投身到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中来。

  在上世纪50年代，南山区现在的白石洲片区，还是一大片蚝田，中间夹杂不少小山岗和坟地，树木茂密。1959年，佛山农垦局在此创办了沙河农场，由上白石、下白石和新塘三个自然村组成。1960年到1961年，农场加入第四个自然村—白石洲。1962年因修建石岩湖水库又迁入第五个自然村—塘头。1966年，沙河农场由省直属农场管理局接管。1980年初转由省华侨企业公司行政代管。不久并入光明华侨畜牧场。1981年底光明华侨畜牧场沙河分场改为沙河华侨农场。

  早在1979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开始积极探索新时期侨务工作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途径。80年代初，国务院侨办党组多次研究后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打报告，希望将深圳沙河农场办成一个对外引进华侨资金、技术、人才的“经济开发区”。

在这个大背景下，省华侨企业公司决定在沙河农场兴办“广东省光明华侨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深圳湾大酒店”“深圳华侨家私有限公司”等一批中外合资企业。这批企业有个共同的“特别之处”，就是它们必须根据省侨办的要求到省各华侨农场招调归侨或归侨子弟，采取“自愿报名，择优录取”的方式进行。消息一出立时引起较大反响，不少归侨愿意来深圳参加特区的各项建设，陈良玉的年龄虽然偏大，但由于他较高的个人素质，还是在1984年被华侨家私有限公司相中破格录取。

  到了深圳，陈良玉才知道，自己将要供职的单位很不一般：创建于1982年的华侨家私有限公司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台资企业，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亲自为公司题名，王震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亲临公司视察。公司在管理上也“别出新裁”，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人事合同制、聘用制等，陈良玉虽对这些新政策模模糊糊，但他明白必须好好干。光靠过去的一些经验远远不行，必须学习新知识。因此他在干中学，学中干，精益求精，很快崭露头角。几年过去，他从一名普通的画图员，慢慢成为主任、技术部的副经理、经理等，经他技术把关后制作的家私源源不断地销往国内外，让他真正第一次深深地产生了个人自豪感和成就感。

  1986年陈淑黎也随夫调到华侨家私有限公司工作，主要做仓库管理。四年后也就是1990年他们一家三口搬进了中新街荔枝苑的家。坐在这间九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夫妻俩不敢相信般地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高兴吗？”陈良玉轻声地问坐在身边的妻子。陈淑黎重重地点了点头。从1960年归国到1990年30年过去，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在飞速地变化着。“要是父亲还在，能看到这一切就好了。”陈淑黎对丈夫说。她的父亲陈明祥于1972年离世，64岁。父亲去世前向儿女们表达了两点意思，一是希望他们以后有机会去印尼找找爷爷奶奶的坟，磕个头，说几句话。二是回国那几年让孩子们吃了不少苦，做父亲的觉得有些对不起他们。假若父亲能活着看到他们今天的生活，心里就不会有任何自责的念头了。

  已退休十多年的陈淑黎夫妇俩，在带大了两个外孙后，如今的生活才真正进入“休闲”模式：俩人退休工资加起来每月一万多元，一年总有几次国内国外旅行，去得最多的是印尼，那里还有母亲的所有亲戚和丈夫家的大部分亲戚，总有几十人。陈淑黎惊讶地看到，他们的生活和几十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亲戚们也很关注陈淑黎的衣装和他们夫妇俩每月上万的退休金，他们没有养老金，完全靠积蓄或子女养活，羡慕之情溢于言表。陈淑黎自豪地对他们说，是啊，现在祖国强大了，老百姓富裕了，自己也过上了三代同堂的美好生活，真是想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日子。最让人高兴的是，能幸福地生活在自己的祖国。亲戚们听着，点点头，似有所动。

  回到印尼，唯一让她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爷爷奶奶的坟早已不见踪影。

  陈淑黎作为归侨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她积极参加社区活动，是中新街社区老年合唱队的成员，偶尔和邻居打打不来钱的麻将。如果真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会发现家住在一楼的她，在周围的场地上悄悄种植了黄姜、香叶，她说黄姜是用来做“咖喱汁”的，做咖喱没有黄姜可不行。她在家里偶尔做做印尼菜，换下口味。他们兄妹都会做印尼菜，都是向父亲学来的。她最拿手的菜是菠萝蜜、咖喱排骨、印尼粽、木薯糕等。

1960年陈淑黎夫妇回国时用的船票

2018年，陈淑黎的退休生活有了新的内容，她取得了“义工证”，开始做义工，以捡拾垃圾、整治环境为主。去年台风“山竹”过后，她还带着女儿和最小的外孙到街上去清理断树枝。只有六岁多的小外孙拖着一根近两米长的树枝，对着镜头，咧开掉了门牙的小嘴巴笑得正欢。她说，自己虽然六十多岁了，但身体还不错，还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她想用自己的行动，让小辈们爱惜环境，平常不乱扔垃圾。陈淑黎话不多，但话语朴实透着道理。

邹丹 2019

船票的内页。陈淑黎因年幼，只能用母亲的船票登船。

船票内页。陈良玉当年回国的船票。

陈良玉在印尼读书时的成绩单。

陈淑黎回国前与外婆、母亲和姨妈们的合影。后排大肚子的女士是陈淑黎的母亲。

陈淑黎回国前与父母亲的合影。靠在父亲怀里的正是陈淑黎。

陈良玉在1977年打造的新婚家具，柜门上是他本人亲自雕刻的美丽图案。

同上。

1982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为深圳华侨家私有限公司题字。

陈淑黎不久前包的印尼粽。

陈淑黎六岁的小外孙在去年台风“山竹”过后上街清理断树枝。

《南山文艺》2019年夏季刊全文刊登。

作者与陈淑黎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