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如风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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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本相册，里面都是发黄的老照片，其中的一页上面是两位有着美丽容颜的年轻女子，她们出生在不同的城市，家庭背景各异，各有各的生活轨迹，她们都是我最亲的人，在我的生命里占据着重要位置。往事亡矣，剩下依稀可辨的雪泥鸿爪。目睹两位故人旧照，心中总是生出无尽的思念。

我的母亲

我的婆婆

身着莨绸唐装衫裤，端庄大方、安祥淡然地凝视镜头的女子是我的母亲，年满十八岁的照片，装嵌在精巧的小相框里，连同她的生辰八字包在一起，经由媒婆郑重其事交到我的祖母手上。

母亲1913年出生在安南，十岁的时候离开了越南藉亲生妈妈，随经商的我的外公回到家乡南海县夏教洲表村，在一个乡村女子私塾读了四年卜卜斋。至十八岁嫁给我的父亲。

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正在经历辛亥革命到民国成立等一系列社会剧变，民国社会走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处在“破坏告成，建设伊始”的时间段，封建专制政体已经崩解，传统的婚姻制度正受到冲击和挑战。

然而我的十九岁父亲十分保守，他尊重传统、尊重父母，不受新的时代气息所影响，认为婚姻缔结应该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祖母也不是糊涂之人，深谙“ 一代好媳妇，三代好儿孙” 之道。在几位候选人之间细细比较，从家境、人品、性格、相貌等各项条件逐一分析取舍，人生大事，岂能儿戏！

最终我的母亲以气质淡定沉稳胜出。虽然男女双方从没有见过面，但父亲相信祖母的眼光，认同祖母的信念：好婚姻不靠缘分维系，须由夫妻共同用心经营。

娘家给母亲置办了丰厚的嫁妆，包括两对安南黄檀大木栊。新婚初夜，父亲爱惜妻子，唯恐妻子怯生，他把四个黄檀木栊一字儿排开，贴着墙壁放到新婚大床的对面，夜深人静，妻子躺大床，丈夫睡木栊，两个初识之人天南地北聊了三个晚上。这或许就是父母的浪漫恋爱过程了。婚后母亲奉侍翁姑、相夫教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是生育了我们兄弟姊妹十一人。

四十年代，兵荒马乱，深更半夜家里突遇一群土匪入屋打劫，母亲临危不乱，显露出沉着冷静本色；她第一时间不是收藏钱物，不是大喊救命，而是情急之中，伸手到灶台底抓了一把草灰，悄悄涂抹在大姐二姐的脸蛋上，损失钱财事小，如花女儿被贼人摧残事大啊。

五十年代，市里要筹建农械厂，看中我家宽敞的祖屋还有屋后一个面积硕大的花园，面对征迁人员，母亲二话不说，即时着手准备搬家。家庭利益事小，支持国家建设事大，这是官话。经历过土改、公私合营的父母亲，清楚胳膊扭不过大腿，在强者面前，弱者所有的抗争终是徒劳无益。父亲常说母亲“深明大义”，“大事不糊涂小亊不计较”。

在我的心目中，母亲更是个乐善喜施之人，记得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限量供应，我家饭桌上已经没有“添饭”的声音了，谁都清楚吃完眼前碗里的饭便该干嘛干嘛去，几位正长身体的哥哥也时有饥肠辘辘的时候。但在我们家，凡有上门乞讨者，谁也不得拒绝，这是父母定的家规。母亲总能找出半块番薯，几个芋头仔，甚至即刻升火炒碗米粉，为饥饿的人及时送上食物。可别小看这些微不足道的食品，要知道当时黑市上番薯也卖到十块钱一斤，没有门路还难以买到。那个年代，城里普通工人工资普遍不到30元，乡下的人更是艰难，广东鱼米之乡，不是走投无路，谁会去乞讨呢？

我还记得那个全民贫困的年代，常有左邻右舍找母亲借白恤衫蓝西裤，这不是没办法才上门求助吗，家里孩子要“出队”，学校规定统一着装，面对表情尴尬的邻居，母亲一定会满足其要求，从不吝啬，还要顾及邻居颜面，拿着衣服脸带笑容、客客气气双手奉上。还不忘叮嘱：“不合身回头来换啊，我家孩子多，高矮胖瘦各种尺码都齐全。” 借的次数多了，母亲怕我们众兄妹不乐意，会对我们说 ：“帮助别人是为自己积德哦，咱家烂船还有三斤钉呢，能帮则帮吧。”

多少年后，我儿子读初中，学校就在家门口，我竟然跑到市塑料公司批发了二十多件雨衣放在家里备用。儿子也懂事，碰到下雨天同学有需要，便会跑回家取雨衣借给同学。老一辈助人为乐的精神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了。

另一位眉清目秀，唇红齿白、活泼可人的妙龄少女，是典型的广州大省城女孩，她是我的婆婆，我先生是她的长子。这是她十八岁高中毕业时拍下的照片。

婆婆与我母亲生肖一样的属牛，只是比我母亲年少一轮。出生在书香家庭的婆婆在广州读书长大，抗战期间随父母躲日本仔一路颠沛流离，辗转到贵州都匀，二十岁那年，婆婆仰慕爱国抗日志士，嫁给了毕业于黄埔军校、高大威武的国民革命军少将，并为少将生下两个儿子。

时世动荡，少将扎营贵州独山，奋力守护日军侵占中国国土的最后一道防线。少将没有战死在与日军博杀的战场上，却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三年内战期间作为战俘被关押了二十六年。当年少将对年轻的爱妻说：“ 赶走日本仔之日便是一家团聚之时”，谁料日本鬼投降了，战争还在继续，成王败寇，少将的承诺永远没法兑现了。

1975年政府特赦最后一批战犯之后，我先生俩兄弟才获得机会与亲父相见，那是他们父子三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团聚，自此之后父亲便与俩个儿子阴阳相隔，永无交集。正如苏轼笔下所写：“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没有能力写这位父亲，我对那个时代无从知晓真相，那一代热血男儿的情操、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他们的家国情怀，只属于那个年代。

我只知道，婆婆为了这一段短暂的婚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那巨人挥手、腥风血雨的日子，婆婆面对凌虐和侮辱，选择尊严，放弃生命，从教学楼三楼纵身跳下……

上苍怜悯这个美丽的女人，经过广州中山医学院的抢救，婆婆捡回了一条命。那段时日，中山医学院每天救急车络绎不绝，送去的都是自杀患者，整个楼层连走廊过道都摆滿病床，许多不治身亡者，死后还被戴上“叛党叛国、自绝于人民”的帽子，继续累及后代。往事不堪回首啊！

那惨烈的一幕已经成为过去，婆婆身体康复后继续上班。每天清晨，婆婆认真地对着镜子梳头，仔细地挑选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才出门。学校里没有人再敢为难她了，领导在她面前都得客客气气。那些小人，面对一个无所畏惧，与死神擦肩而过、有着高贵灵魂的女性，连望向她的眼光都带着卑微和敬意。这份尊严，是婆婆用鲜血和生命换取回来的，更何况，她本身就是一个业务水平很高的教师。

我曾经推着自行车驮着婆婆去上班，那个时候年轻，在广州大暑天的烈日下，从海珠中路走到盘福路，途中要穿过两个车辆繁忙的马路口，全程约走1.8公里，也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婆婆告诉我，平日里她自己上班，拄着一把雨伞，一步一挪需要40多分钟，一日要两个来回啊，若是下雨天呢？若是打台风呢？我难以想象她残疾的躯体里面那颗心该有多坚强，她的身体里安装了好几个金属固件，上楼梯及下蹲都有困难。十年大革文化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学校里教师青黃不接，婆婆一直坚持工作到六十二岁才退休。

我的妈妈姓黎，名字叫善容，我的婆婆姓张，名字叫美德，两位年轻的女子，两个悦耳的名字，她们将青春美丽的瞬间，定格在浓浓的民国风味里。母亲去世的那年八十四岁，十二年后，婆婆也安祥瞑目，终年亦八十四岁。

移星换斗，先辈的道德风范和铮铮傲骨在今人身上已再难寻觅了。我怀念两位母亲，怀念和她们在一起的温馨时光。